上海圖書館藏宋刻元公文紙印《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原大仿真全彩復刻
作者：（宋）毛晃 增注
（宋）毛居正 重增
定價：6,800元
版本：上海圖書館藏
宋刻元公文紙印本
叢書：宋刻大系
裝幀形式：線裝仿真
高：39.7cm 寬26.8cm
用紙：特製特種淨皮紙
封面：仿清代怡府灑金瓷青紙
函套：定制宋錦六合函套
冊數：全一函六冊
附件：出版說明一冊
編號：每部附獨立編號
收藏證書178張
一、正面：
宋代科舉的指定教材
《禮部韻略》由丁度於景佑四年（1037）奉敕纂修，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景德四年（1007）丘雍、戚綸所定的韻書。它是北宋科舉考試審音定韻的官方標準，本質上是一部供舉子場屋挾用的精簡版韻書。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禮部韻略》的兩個根本缺陷日益暴露：一是收字過於狹窄，很多舉子需要使用的字查不到；二是注音訛誤不少，對多音字、異體字的辨析遠不夠精細。這兩大缺陷在科舉考場上直接影響著數以萬計士子的命運。
毛晃的增注正是針對這兩個問題進行的系統修訂。在收字方面，他較丁度重修《禮部韻略》增收2600余字，增注別音、別體字1900余個，訂正注音和解釋480余處。毛居正在此基礎上再校正重增1400余字，父子二人分別以「增入」「今圈」「重增」三種標識標注新增內容，使全書共增補4057字、校改485處。在注音辨析方面，毛晃採用了「互注」的方法—對多音字、異體字、通假字進行精密互注，闡明「一字數音，各有意義」。這相當於為宋代士子編寫了一部考場上能用的「多音字詞典」和「同義詞辨析手冊」，使音義關聯貫通，一目瞭然。
此書在元明兩代曾多次翻刻，但足本宋刻，天壤間只剩兩部，一部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一部現藏上海圖書館，便是此次仿真出版之本。
二、版本學探案：
如何確證一部書的「真身」？
這部書的價值，遠不止於內容本身。它曾被晚清大藏書家潘祖蔭著錄為「元刻本」，直到入藏上海圖書館後才被糾正為「宋刻元公文紙印本」。這個著錄變化的背後，是一套嚴密的版本鑒定方法。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陳先行先生通過對兩宋刻本的詳細比對，揭示了上圖本之所以被確認為宋刻的關鍵證據。
第一個證據是刻工。上圖本版心處留有刻工姓名，計有吳春、張明、宋琚等80餘人，這些名字大多出現在南宋中後期浙江地區的其他刻本中。[根據鳳凰出版社吳葆勤先生的最新統計，出現次數最多的刻工（包括抄補葉在內），有顧澄15處，董辰10處，高文10處，王璡9處 徐經9處等，與原先研究，略有不同。]
第二個證據是避諱。中國古籍鑒定中有一個傳統方法：看書中如何避諱皇帝的名字。上圖本避諱至南宋寧宗趙擴，避諱方式十分獨特—不是常規的缺筆，而是在小字注文中加以注明，例如對「擴」字注「今上御名」。這是由於此書是韻書之故。
第三個證據是對比。現存南宋刻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的足本有兩部，一部藏上海圖書館，另一部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兩本都是十行本，避諱皆至寧宗，與嘉定國子監刻書年份相符。但兩本又有根本不同：上圖本為歐體字，台北本為柳體字；上圖本為白皮紙刷印，台北本為黃麻紙；上圖本卷端著者題名兩行分列毛晃與毛居正，台故本卻只有毛晃一人；避諱方式和刻工也如上所述各不相同。傅增湘在《藏園群書題記》中亦有發覆。這些都說明瞭，台故本為建刻本，上圖本是浙刻本，且極有可能是官刻，台故本由其翻刻而出。
綜合這些證據，這部書的版本終於確定下來：南宋刻元湖州路公文紙印本。
三、背面：
900戶元代人家的戶口本
這部書最令人震撼的地方，還在它的背面。
宋代江南地區刻書多用皮紙，紙質厚韌，便於長期保存。到了元代，湖州路官府的廢舊戶口冊籍無處可用，又捨不得扔掉，便拿來在背面刷印這部韻書。於是，一部書的背面，留下了900戶元代湖州路人家的戶籍登記記錄，涉及近3,000人的姓名、人口、田產等信息。
這批文書中有大量「宋民戶至元某年歸順」的記載。這七個字，藏著改朝換代時普通人命運中最真實的一筆。他們原本是南宋的子民，元朝軍隊南下後，被編入新朝的戶籍體系，種地、納糧、服繇役，照常過日子。史料的價值不在於宏大敘事，而在於這種具體到每一戶、每個人的記錄。《元史》這樣的官方正史，不會記載安吉縣某戶姓王的農家在至元十三年歸順時有多少畝田、幾口人。但這批文書記錄就了。因此，在你讀著「東冬鐘江」的時候，紙背的墨跡是：
湖州路安吉縣……宋民戶王百三，至元十三年歸順，今手額田八十三畝……
正面是宋代文人的科考教材，考場上一個字韻不對就落榜；背面是元代農民的世俗生活，剛被新朝編戶齊民，老老實實報上家底。時空同步，分外感慨。
這批文書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經學者整理，已按照古文書學通行格式規範，對紙背圖版進行錄文、點校，由中華書局於2021年以《元代湖州路戶籍文書》為題出版，共四冊。
但是當時只是將背面的文書影印出來，留存史料為主。此次則是將其原書樣貌，原汁原味呈現了出來（背面沒有影印）。可以直觀地感受閱讀紙背印書。
四、遞藏：從王府到相府
一部書從南宋走到今天，經過了誰的手？這部書的遞藏脈絡，清晰得就像一部微縮的清代藏書史。
第一個節點是清怡親王府。書上鈐有「安樂堂藏書記」印。怡府藏書的開創，始自第二代怡親王弘曉，怡賢親王胤祥第七子。自幼聰明好學，能文善詩，工書嗜典，建藏書樓九楹，積書充棟，名為「樂善堂」，又有「明善堂」「安樂堂」等藏書處。乾隆三十七年（1772）為修《四庫全書》徵集圖書，天下藏書均奉旨進呈，唯怡府藏書未進，故多有世所罕見之本，藏書延續長達百餘年。咸豐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等人發動辛酉政變，怡親王載垣被賜死，怡府衰落，藏書始散落於民間。
第二個節點是孫鳳鈞。書上鈐有「孫鳳鈞印」。孫鳳鈞在晚清收藏史上並不算最響亮的名字，但他扮演了關鍵的中轉角色—正是通過他，這部書最終進入了滂喜齋。
第三個節點，也是最關鍵的一環：潘祖蔭。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江蘇蘇州人，出身於簪纓世家。他的收藏之富，在晚清堪稱一時之冠。著名的國寶大克鼎、大盂鼎就出自他的收藏。本書鈐有「伯寅藏書」「潘祖蔭藏書記」「佞宋齋」「八求精舍」「小脈望館」等印章。
1951年7月，這部《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從滂喜齋後人處，入藏上海圖書館。
五、多次掃描、覆核、
調圖、校色，如觸原書
由於此書開本闊大，正面刷字，背面透字，又兼背面公文多有裝訂在訂口處，故此書前後由編輯掃描多次，還專門掃描訂口公文，最後將各文件互採調和，方能還原原書樣貌。
多次調色，既要還原正面刷字，又要還原背面透字，使之「不偏不倚，猶如原書」。
元代公文用紙，材質粗糙，本不為印書為制，故此公文紙印本的面貌，呈現出遠超一般宋本的毛糙、粗纖維。經過多方試驗，最終選用了特製特種淨皮紙印刷，粗而不糙，逼真還原。
原書書影和仿真書影（你能分辨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