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藏書回歸與翁氏文獻受贈—寫在「常熟翁氏文獻展」開幕之際
翁氏藏書回歸與翁氏文獻受贈
—寫在「常熟翁氏文獻展」開幕之際
陳先行
本文原爲2016年11月出席上海圖書館舉辦的「瓊林濟美—上海圖書館翁氏藏書與文獻精品展」的發言稿，後收入《學思齋文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出版）
自2005年起，上海圖書館每年都要舉辦以館藏歷史文獻爲專題的大型年度展覽。今年推出的是常熟翁氏文獻展，展品主要爲2000年春季翁萬戈先生轉讓上圖的「翁氏藏書」，2015年歲杪萬戈先生捐贈上圖的《翁同龢日記》手稿等文獻；其他還有，2016年歲初，翁同書五世孫翁銘慶先生捐贈或轉讓上圖、六世孫翁以鈞先生捐贈上圖的有關翁氏家族及翁同書、翁同龢手稿、藏書等文獻，以及上圖原藏若干常熟翁氏文獻，可謂秘笈琳瑯，滿目生輝。
雖説上圖已成爲研究常熟翁氏及其相關歷史之重鎮，但我們本來有意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單位合辦一個規模更大、内容更豐的翁氏文獻展——至少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圖與南圖曾各自從天津與常熟接受了一大批翁氏藏書的捐贈，讀者可借此對常熟翁氏家族有更爲宏觀、全面的認識。後因兹事體大，非我們一厢情願所能成就；而我們辦此展覽還有一個目的，是對翁萬戈、翁銘慶、翁以鈞諸先生善舉之宣揚，就此而言，這批展品已足夠起到作用。
觀覽展品，撫今思昔，感慨係之。2000年4月13日早晨，我與同事將翁萬戈、程華寶夫婦轉讓上圖的常熟翁氏五世所藏八十種五百四十二册古籍善本從北京接回上海；2015年12月19日晚上，我又與同事將萬戈先生捐贈上圖的《翁同龢日記》手稿等一批珍貴文獻由美東奉至上海，前後相隔十五六年，我已由黑髪中年人變爲白頭老翁。能參與這兩件載入上圖史册之大事，我倍感幸運，其無疑也是我四十餘年圖史生涯中的重要經歷。回首往事，因所知所見與有關記述、解讀或有出入，爲使後人能作客觀全面的瞭解，爰費時耗墨，成此小文，希冀可備「禮失而求諸野」之功用。
一、翁氏藏書回歸始末
關於「翁氏藏書」的概念，在翁以鈞先生所撰《我所瞭解的翁氏藏書》一文中已講得很清楚（見《翁氏藏書與翁氏文獻》，2016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這裏所言「翁氏藏書」，乃專指翁萬戈先生保存並轉讓其高祖翁同龢遺留的藏書。這批書至少近百年不爲世人所知。翁同龢殁於光緒三十年（1904），越三年，日人島田翰氏在其所撰《皕宋樓藏書源流攷》中已聲稱，「叔平尚書、漱六太守所積充牣，幾埒四家，今皆無尺蹏片紙矣」（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董康刻本。“叔平尚書”爲翁同龢，「漱六太守」爲袁芳瑛，「幾埒四家」之四家指聊城楊氏、錢塘丁氏、常熟瞿氏、歸安陸氏）。島田翰猶一文化特務與掮客，其對當時大陸藏書之調查用力甚勤，然於翁氏則不獲縱跡，而國人亦幾乎未有知者。其實這批書並非藏在故鄉常熟綵衣堂。翁萬戈先生云：「這組古籍，絶大多數是我高祖翁同龢收藏的。在他逝世後的將近一百年裏，前五十年存在天津，以避免故鄉的潮濕及不安的局面，後五十年由我帶到美國，在温濕合度、防蟲防火的環境裏安居。」（見2000年4月22日翁萬戈先生發自美國的祝賀信。該信通過嘉德公司傳真至上圖）直到1985年，由翁萬戈先生當時主持的華美協進社舉辦專題展覽（按展覽地點在紐約華美協進社旗下的中國美術館，後來大陸媒體報道稱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展出，係誤傳），人們方知曉在北美居然有如此驚艷的中國古籍善本收藏，無不爲之瞠目。而萬戈先生却將對其藏書重現於世的有效宣傳，除臺灣藝文印書館老闆嚴一萍之外，主要歸功於中國工程院院士、文物鑒定專家傅熹年。他説：「一直到1970年藝文印書館影印宋刊《施顧注蘇東坡詩》，翁藏古籍幾乎没没無聞。最有力的宣揚是1989年，傅熹年先生在《書品》雜志發表的文章—《訪美所見我國善本書籍簡記》。文中他盛稱萊溪居翁氏藏書，説其中九種是近百年來學人想望、不知其存否的孤本秘笈。經過他多年的推動，1996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三十二册的《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使這組銷聲斂跡的秘藏變成了新發現。」（見2000年4月22日翁萬戈先生發自美國的祝賀信）當然，《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所收諸種宋本的出版説明皆出自版本學家冀淑英先生之手，她與萬戈先生亦是互爲敬重的朋友，對翁氏藏書的宣傳亦起了重要作用。
我有幸得識萬戈先生，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那時候他因研究陳洪綬之需，到大陸走訪多家博物館、圖書館與私人藏家、學者，搜集相關資料。一日他携夫人到上海圖書館（時在南京西路325號）拜訪顧廷龍先生，目的是想要看館藏《九歌圖》及李廷謨刻本《北西厢》，不意我們還主動提供了他之前所未知曉的陳老蓮的文稿、詩翰與詞稿，令他感到格外驚喜。在後來所編撰的《陳洪綬》畫册的前言中（1997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其自序撰於1994年），他特地提到了此事。
當時還發生一件不爲萬戈先生所知的事情—我爲其複製所需資料時，複製部門按規定除複製費外還要收取資料費。萬戈先生當然不會在乎付費，但這種事情如何向他啓齒，只得私下向顧廷龍先生報告。顧老聽罷生氣地對我説，你去問他們，收取這些費用能發財嗎？如發不了財，上圖可是少了一個朋友！由於老館長發話，才避免了可能發生的尷尬。而這件事，直到後來與萬戈先生回憶往事時我才告訴他。
頗有意思的是，那次見面與萬戈先生談到他家珍藏的那批善本，因爲我看到了1985年華美協進社舉辦翁氏藏書展覽的圖録（艾思仁編撰），也看到他在1970年代交付臺灣藝文印書局影印的《施顧注蘇詩》，艷羡之下我脱口而出：「您的書是從上海帶走的，將來最好由上圖收藏。」他笑而不答，而翁太太在旁説：「若有機會，請陳先生去美國看看這批書。」萬戈先生點頭稱是。雖然那時他尚未考慮將來藏書的去處，却在不經意中與上圖結下了友情，並影響後來。
萬戈先生真正打算爲其藏書找一個好的歸宿，是在其年逾八旬、大陸拍賣行業興起之九十年代以後。先是，他將原屬七弟翁銘慶名下的一部宋淳熙元年（1174）錦溪張監税宅刻《昌黎先生集》六册殘本，交給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以投石問路，結果於1998年5月春拍，順利以一百十一萬人民幣成交，平均每册近二十萬元，較當時市場宋本之平均價格貴了一倍，這爲翁氏藏書回歸大陸奠定了良好基礎。數月之後，1998年11月14日，萬戈先生從美國致函嘉德公司，正式表示願意將翁氏藏書整體拍賣或轉讓給一個第一流的永久性機構。經過雙方數度磋商，1999年9月24日，嘉德公司與翁萬戈先生簽署委託協議。由於當時不能確定大陸圖書館、博物館等收藏機構有相應的經費支撑，萬戈先生姑且將轉讓的對象定在亞洲範圍，但明確將日本排除在外。顯然，對於一生致力於宣傳中華文化的長者而言，日寇侵華之仇，乃至歸安陸氏皕宋樓藏書流入東瀛之痛，是難以釋懷的。
北京方面尋即開始相關運作。在進行必要的前期準備之後，1999年12月1日，嘉德公司總經理王雁南、副總經理寇勤就此事拜會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文物局原局長張德勤，這位思想解放、勇於開拓、爲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老局長立即致電任繼愈、王世襄等先生通報消息。
12月7日，王雁南、寇勤又拜見啓功、傅熹年先生，兩位專家興奮之餘，不免爲這批輾轉回到大陸之書能否從此根歸故土而感到擔憂，因爲曾在1995年嘉德公司秋季拍賣會上，一册由海外徵集而來的宋周必大刻本《文苑英華》，最終以一百四十三萬元人民幣復被海外人士舉走，令人扼腕。
12月16日，國圖館長任繼愈偕冀淑英約見王雁南、寇勤等，瞭解「翁氏藏書」轉讓與拍賣細節。隨後，國圖便着手申請購買事宜，擬寫請求政府部門予以財政支持的報告。這份書信形式的報告雖然由國圖起草（執筆者當爲冀淑英先生，並包含傅熹年先生意見），但不是以國圖的名義，而是由北京十二位著名專家聯名投書國家文物局局長張文彬、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並通過他們轉呈李嵐清副總理。根據簽名，這十二位專家依次爲：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任繼愈，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季羡林、周一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中央文史館館長啓功，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王世襄，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故宫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北京大學教授、中國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宿白，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史學會會長金冲及，國家文物局原顧問謝辰生，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冀淑英，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可謂極一時之選。由於這封信既要徵求意見修改，又要衆專家親筆簽署，前後歷時近兩個月，其正式上呈已遲至2000年2月20日。
2000年2月22日，翁萬戈夫婦由美國携書抵達北京。2月28日，嘉德公司在公司會議室舉辦小型展覽，邀請在京的啓功、王世襄、朱家溍、徐邦達等專家鑒賞，主要由熟悉該批藏書的冀淑英、傅熹年先生作介紹，萬戈先生、王雁南總經理等陪同。由於冀先生當年爲《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叢書》撰寫出版説明時僅看到膠片，如今原書在手，其激動之情可以想見。
當專家們一致贊譽翁氏藏書，無人懷疑其將成爲國圖的囊中之物時，不料國圖「後院起火」，發出了不諧之聲：一是認爲這批書不值嘉德公司與翁萬戈先生商定的轉讓價五百萬美元；二是宣稱這批善本的代表之物、也是最爲專家們所器重的南宋前期明州刻本《集韻》國圖也有收藏，談不上是孤本。
如果今天來討論這批書是否值五百萬美元，一定會被當成笑話，但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縱然改革開放已近二十年，許多公家單位依舊擺脱不了計劃經濟思維，對九十年代以後新生的拍賣市場尤爲抵觸，何况中國國家圖書館長期習慣於政府調撥與民間捐贈，若爲買一批書，須一次擲下這麽一筆重金，實乃前所未有，如何接受得了。因此，不管反對者出於什麽樣的動機，客觀上使得有些保守的官員畏首畏尾。至於明州本《集韻》國圖也有、不是孤本之説，只要是内行，都能分辨彼此根本就是兩個不同的版本，但不幸的是，此一不符實際之説居然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有關部門的判斷與决策。於是在北京，出現兩種相反意見、不同政府部門争執不下的僵持局面，對此，嘉德公司的老總們只能乾着急，徒嘆愛莫能助。而此時，上海已出手了。
雖然誰都知道這批翁氏藏書嘉德公司與翁萬戈先生最初屬意國圖，但爲使其能在大陸落地生根，嘉德公司自有多方考慮以應對不測。因此，在向北京方面通報消息不久，也知會了上海。上海方面最早獲得消息的是上海博物館前副館長汪慶正先生，他迅即向當時負責文教宣傳口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龔學平匯報。2000年1月10日，借出席上圖重印劉晦之《善齋吉金録》新書首發活動之際，龔書記向與會上博、上圖領導明確表示支持汪館長提出上海争取購買“翁氏藏書”的建議。於是上博汪慶正、陳夑君與上圖王鶴鳴、馬遠良、王世偉等五位館級領導聯名向市政府寫申請購書報告。這份報告由汪館長領銜，他曾任新中國文博事業元勛、文物鑒定大家、上博老館長徐森玉先生的助手，能傳森老衣缽，於文博事業具有大視野、大胸懷。過去外界只曉他是陶瓷鑒定專家，殊不知他於古籍版本、碑帖及錢幣等方面皆很内行。然而，兩家單位的聯合申請等於是以上海文管會的名義，並未明確將來書藏誰家，加上其他原因，後來龔書記認爲既然是古籍，還是由上圖收藏爲妥，遂囑上圖單獨提出申請，而這份申請報告，是館領導囑我起草的，時間在2000年2月29日或3月1日。
在我起草申請購書報告之前，上圖與上博領導已赴北京與翁萬戈先生會面並觀賞了部分翁氏藏書。萬戈先生後來回憶道：「二月下旬到北京的第四天，就得到了同上海圖書館各位領導歡宴的機會。席間館務委員會王鶴鳴主任開門見山的誠懇發言，上圖願意爲這批古籍安家。」（見2000年4月22日翁萬戈先生發自美國的祝賀信）萬戈先生所言他到北京的第四天，是2月26日。原本那天我也被嘉德公司邀請赴京看書，因知館領導已與萬戈先生有約，故推遲一天，實際上我看到這批書比北京的專家們早一天。當時據嘉德公司古籍部經理拓曉堂先生告知，在向北京專家發出看書邀請的同時，王雁南總經理對他説：「上圖也是一路諸侯，請陳先行先生也過來看看這批書。」王總此言純粹是出於對上圖的尊重，也是對我的抬舉，雖然她知道上海方面對翁氏藏書也有興趣並已動作，但那時她期待的是國圖，尚未想到最終會被上圖得到。我對王總此舉一直心存感激，因爲起初上圖領導並不認爲這件事情需要我的參與，對我是保密的，而在王總的眼裏則不然。所以我去嘉德看書之事，也未與館領導溝通，惟恐無事生非。於是，在曉堂的安排之下，我悄然赴京，入住毗鄰嘉德公司的寶辰飯店。爲避人耳目，書是請時在嘉德公司任職的傅敏先生送到飯店房間看的，看了一整天，同觀者除曉堂外，還有鑒定家胡星來先生。星來先生具有法眼，曾在滬上覓得宋江西廬陵刻本《資治通鑑綱目》殘帙，該本原爲天津古籍書店舊物，是以明刻本委託朵雲軒拍賣公司上拍的。此番三人在京相聚，摩挲寶物，談書論本，無比享受。
2月28日由京返滬後不久，上圖黨委副書記王世偉受王鶴鳴書記委託找我，表情神秘地告知館方决定購買翁氏藏書之事，要我起草申請報告。雖然我有點納悶，館方並不清楚我對翁氏藏書是否瞭解，原先也不讓我參與，更未派我去北京看書，怎麽突如其來要我撰寫報告？但我未問緣由，一口答應，畢竟這是領導的信任；何况作爲古籍部主任，本來應該是我的分内之事。而當世偉出示汪慶正館長等五人的聯名申請報告以供我撰寫新報告的參考時，我不禁莞爾，原來關鍵是汪公不再參與其中，否則還真没有我的份。
我仔細閲讀了原來的申請報告，認爲它仍然有作用，若稍作補充，更可堅定上方的支持，故將報告之題目寫作“關於購買翁氏藏書的補充報告”。我對原報告大致作了三方面的補充：首先，進一步揭示翁氏藏書的價值，尤其爲那八種宋本分别寫了簡要説明，强調版本的真實可靠，具有不可替代之文獻與文物價值。其次，根據當時的拍賣行情，特地例舉了宋元本的市場價格，以説明五百萬美金只是這批書的起拍價而已，合情合理。並且指出，由於多種國寶級版本的唯一性，具有很大的升值空間，若上拍賣，正不知價格幾何，而此次屬場外交易，可避免價格失控的風險。第三，爲强調政府對中國古籍保護收藏重視的一貫性，不僅如北京十二位專家申請函中提到的，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周恩來總理兩度批撥專款從香港購回陳清華舊藏善本百餘種，同時還例舉，上海市政府在五十年代初撥專款購買吴縣潘氏滂喜齋舊藏善本七十六種、在八十年代初撥專款奬勵張子美先生捐贈其祖父張佩綸保存外家仁和朱氏結一廬舊藏善本四百餘種，指出購買常熟翁氏藏書同樣是載入史册之大業。這三方面的意見與其説是補原報告之未備，不如説是對北京反對意見的駁斥，因當時反對之聲已傳到上海，不能任此消極因素在上海發酵。我甚至認爲北京的十二位專家過於含蓄、小心翼翼了，他們只是説，「衡量其文物價值及得失之間的政治影響，翁氏後裔提出之五百萬美元之願望似可予以考慮」（見2000年2月北京十二位專家寫給有關領導的申請信），而竊以爲，這批書版本對不對、值不值，是官方决策者最爲關心的，要説得理直氣壯、斬釘截鐵，勿容置疑。
那天王世偉説，館領導當晚要持報告去見龔學平副書記，我下午兩點開始撰寫，約寫了兩千餘字，五點不到遵命將報告交與世偉。爲了防止「泄密」，世偉很嚴肅地下令將該文本從電腦上删除，我立即讓輸入員辦理，上交的軟盤後來也没有還我，我甚至不及留存片紙隻字。翌日聽世偉説，報告送達，龔書記當即表示同意，我頗感欣慰。
過了兩天，見到來館視察工作的龔書記，談到買書之事，他拍着我的肩膀説，「錢我們想辦法，書對不對你負責」。果不其然，領導擔心的是版本的真僞而不是錢。至此，館方才派遣我與任光亮先生（原古籍組組長）赴京到嘉德公司對翁氏藏書進行鑒定。而彼時我已胸有成竹，不特嘉德公司邀請看書在前，重要的是，這批書業經大名家冀淑英、傅熹年先生鑒定，使我底氣陡增。
在得到市領導允諾之後，上圖館方緊鑼密鼓地與翁萬戈先生、嘉德公司進行實質性的溝通協商，得到對方的理解與大力支持：萬戈先生稱贊上圖是第一流的圖書館，不僅明確表示同意將藏書轉讓給上圖，並且慷慨削减五十萬美元轉讓費用，由原來的五百萬降至四百五十萬美元（最初嘉德公司與萬戈先生有五百五十萬美金之議，即包括百分之十的佣金）；嘉德公司爲促成此大善之事，亦盡顯儒商氣度，幾乎免收上圖的受讓佣金（後來上圖作爲奬勵形式支付給嘉德公司一筆費用，如果將其折算成佣金，僅約百分之二，尚不及嘉德公司於此事的整個運作成本）。所以，上圖獲得翁氏藏書，早在2000年的3月上旬已基本定局，即如萬戈先生後來公開所言：「三月初我過上海時專誠拜訪上圖，又見到王鶴鳴主任、馬遠良館長和王世偉副館長，使我能仔細參觀這宏偉的建筑和現代化的設備。過了兩天，古籍部陳先行主任帶我看到古籍的儲藏、急救、精修等等部分，而且告訴我那著名的朱氏結一廬的遺書就在此，使我非常欽佩他們工作的精神和方法。那時我心中已深感這就是翁藏古籍的理想新居。」（見2000年4月22日翁萬戈先生發自美國的祝賀信）
隨後上海進入完成必要手續的階段。2000年3月13日，上圖正式向市政府上呈申請購書報告。3月20日，市政府同意由市財政支持。兩天後，徐匡迪市長由北京開完兩會回滬，於3月23日最終批示同意。3月24日，上圖便與嘉德公司簽署轉讓合同。到了3月31日，上圖爲走程序又向市財政局打了申請專款報告，而實際上此時款項已落實：四百萬美元由市財政出，五十萬美元由上圖自己承擔。
2000年4月12日，我與同事們在嘉德公司逐種逐册清點翁氏藏書並裝箱（沿用翁萬戈先生裝書的七個大手提箱），連夜乘火車隨身携帶回滬，嘉德公司拓曉堂等同行。上圖特地請了兩名身强力壯的武警戰士便衣隨行保護，怎奈年輕人貪睡，到了半夜就堅持不住呼呼入夢。我不忍唤醒他們，一夜未敢合眼，獨自坐在車厢走道臨窗的簡易手翻椅上，將窗户稍微向上抬起，迎着略帶凉意撲面而來的春風，思緒連綿：
—十多年前在南京路老上圖夾層辦公室與萬戈先生的對話記憶猶新，如今真的書歸上圖，冥冥之中若有神助，美哉善哉！作爲圖書館人，能適逢難遇之良機，爲成此事有所貢獻，又何其幸矣！
—北京的十二位權威專家，竟然得不到官方足夠的信任，不由令人感到悲哀，其所反映出的問題已超出購書與否的本身，值得人們深思。堪可告慰的是，至少他們將書留在大陸的願望已由上圖實現，不能否認，上圖的成功也有他們間接的功勞，尤其是冀淑英、傅熹年先生。
—好書雖有神物呵護，要在爲識者所得，方稱妙極。翁氏藏書中，赫赫有名之《集韻》、《邵子觀物篇》、《施顧注蘇詩》等，皆爲怡親王府之舊物。怡府藏書一向秘不外傳，令多少讀書人心馳神往。迨至慈禧太后發動辛酉政變，導致怡府没落，藏書無奈流落廠肆，時捷足先登買得其孤本秘笈者，乃聊城楊氏、吴縣潘氏、仁和朱氏及常熟翁氏四大藏書家。潘、朱兩家之書大都相繼歸屬上圖，而今又迎來翁氏之書，如同失散已久的親人重逢，彼此呼唤，額手稱慶，真乃痛快淋漓、足可傳頌之書林佳話也！
—猶憶老館長顧廷龍先生曾以爲明州本《集韻》已亡佚，極力向出版社推薦出版錢氏述古堂影抄本（仁和朱氏結一廬舊藏，今藏上圖），並親自撰寫跋文，希冀引起學術界對該版本的重視。而現在述古堂影抄之底本不僅重現於世，並由上圖珍庋，倘若顧老九原有知，其興奮之情又當如何耶！
—在翁氏藏書中，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宋本《長短經》，它猶如未經雕琢之璞玉，雖然目前人們認爲其價值未能與《集韻》比肩，但視其版式、字體、避諱諸端，不同於尋常南宋浙江刻本面貌，頗疑其刊刻於北宋，亟待作深入研究。除去釋氏之籍，當今存世南宋刻本不下千部，而北宋刻本則屈指可數，若《長短經》果真北宋所鎸，則單此一部書便值四百五十萬美元，其餘權作萬戈先生贈與者可也。
2000年4月28日上午，翁氏藏書轉讓入藏儀式在上圖多功能廳舉行，文化部、國家文物局、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傳部等領導，以及上海文化、學術、新聞界近二百人出席，傅熹年先生也應邀前來祝賀（翌日還到我們古籍部作了一場演講）。翁萬戈先生專門從美國通過嘉德公司傳真發來賀信，字裏行間充滿深情厚誼，令人動容。萬戈先生後來告訴我，在他3月份離京時，北京方面已出現轉機，然而爲時已晚，書歸上圖已成定局，當任繼愈館長再次聯繫他時，他已通過機場安檢等候返美航班起飛，無法與任先生見面了。確實，上海方面的明智果斷與高人一籌的辦事效率，於此事件得到充分體現，受到人們的交口稱贊。
十六年過去了，我依然有着當初的那種激動之情。不料，最近爲核實事件發生確切時日而查閲上圖相關檔案時，發現檔案中並未保存汪慶正館長領銜的五人報告與本人撰寫的補充報告，殊感驚訝與遺憾。若尊重史實，客觀反映該事件的來龍去脉，作爲原始文獻，這兩份報告不應闕如，何况檔案的價值首先在於其具有歷史的再現性作用。
我從未懷疑所寫的報告起了應有的作用，因爲在印象中，後來對外宣佈上圖購買翁氏藏書的新聞統發稿，就是根據我的報告改寫的，尤其是被各媒體熟用的那句「亂世散書，盛世聚書」，正是報告的原話。即使現在檔案中看到的2000年3月13日上圖送呈市府辦公廳的申請報告，其文字除涉及經費等外，都是我撰寫報告的大意，其末段謂「翁氏藏書在國民黨時期流至海外，而今能重返國土，充分反映了我國昌盛所産生的影響。但目前這批珍籍仍存在復出國門之虞，若上海能接納這批國寶，將是功德無量、史册永載」，也是我的原話。
如果因爲是館領導委託起草而棄置我的原稿，那麽不保留汪慶正館長領銜的兩館五位領導的報告就難圓其説了。即使最終書歸上圖，與上博無涉，但没有前因，哪來後果，汪公所起的重要作用怎能抹煞，他的學術地位與影響力，在文博系統（包括圖書館）罕有儔匹，龔學平副書記在第一時間即對其提出購買翁氏藏書的建議表示支持，並非偶然。對此，不僅嘉德公司清楚，翁萬戈先生也完全知道，他説：「除了恭賀上海圖書館的各位領導之外，我也要感謝上海博物館的前副館長汪慶正先生和常務副館長陳夑君先生—他們對這件事也熱誠地贊助。」（見2000年4月22日翁萬戈先生發自美國的祝賀信）而現在檔案中缺少汪公領銜的那份報告，則萬戈先生所言，似乎就變得没有憑據了。
二、翁氏文獻受贈原委
翁萬戈先生考慮捐贈其高祖文恭公日記手稿等文獻已有多年，常熟翁同龢紀念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先後向他表達了收藏意願，但他認爲捐給上海圖書館最爲合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較直接的理由是，他希望翁同龢的相關文獻（包括藏書）能相對集中於一地，方便人們研究利用。此外，他曾在上海求學、生活，上海離常熟又很近，在他的意念中，捐上海與捐故鄉没大差異，何况上圖收藏條件優越。那麽，他爲何延宕這麽多年，直至去年方施行捐贈呢？原因也有很多，我所瞭解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2000年後上圖多年的起伏變化，令他猶豫不决，他在等待合適的時機。
自2000年購藏翁氏藏書後不出一年，上圖出人意料地撤銷了古籍部，業界人士聞之俱目瞪口呆，感到不可思議。原本一支有傳承的古籍工作隊伍，活生生被支離，圖書館的基礎整理工作由遭受輕視至無人問津。原計劃中的重大業務項目，如剛開始進行的《上海圖書館善本書志》編撰工作戛然而止，令人心痛不已。就藏書建設而言，因領導再無熱情，失去很多機會。
如2004年，夙有「北周（叔弢）南陳」之稱的大藏書家陳清華携往美國的部分藏書，經嘉德公司作中介回歸祖國。這批圖書共二十四種，件件可寶，諸如宋本《纂圖互注周禮》、《妙法蓮華經》、《注東坡先生詩》（存卷四十二），元本《説苑》、《范德機詩集》、《楊仲弘詩集》，明銅活字本《劉子》、《歐陽文忠公歸田録》，錢謙益輯稿《世説新語抄》，黄丕烈題跋本《夏小正戴氏傳》、《宋策選》等，尤爲上上之品，彌足珍貴。因陳氏藏書與國圖、上圖有歷史淵源，陳清華之子國琅先生與嘉德公司商定率先考慮兩館需求，沿用翁氏藏書交易之法，以一百五十萬美金作場外轉讓（另加佣金），這個價格在當時行情往上走的市場上洵屬優惠。由於有購買翁氏藏書之聲譽，嘉德公司最早知會消息，但上圖竟然輕易放棄了。萬般沮喪之下，我懷着不捨情愫專程赴京，竭力鼓動國圖的同行，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陳氏藏書流散。其實當時國圖也有難處，一是經費支絀，二是有領導反對，認爲圖書館不是博物館，與其花那麽多錢買這些古籍，還不如買一大批新書讓讀者受惠。幸好最終由國家文物局出錢買下，交付國圖保管。後來有人説，國圖得到陳家之書是報了上圖買得翁氏藏書的一箭之仇，我想兩館的古籍同行清楚，我們没那麽狹隘。
再如2005年嘉德公司的春拍，清季蘇州大收藏家顧氏過雲樓的遺藏一百七十餘種古籍赫然出現。我很希望上圖能得到這批書，且不論它們整體上多屬善本，也不説有的名家批校本旁人没看明白而可以撿漏，重要的是，其中有一部堪稱國寶的宋本《錦繡萬花谷》（凡四十册，其中兩册配明本），老館長顧廷龍先生念想了很多年。該書在宋代多次刊刻，而刻印精美且流傳至今保存完善有如此者，未聞有他。由於這部寶書曩昔作爲遺産按册數匀分給了過雲樓的四房後人，顧老恐將來散失，曾不辭辛苦挨户登門造訪，希望能出讓給上圖收藏，無奈當時的要價超出了顧老的財權範圍。如今實現顧老願望的機會來了，館方却置之不理（這批書後來以二千二百萬元被一私家席捲而去，到了2012年再見於市場，江蘇鳳凰傳媒集團以逾二億元獲得）。
反觀上海博物館，在汪慶正先生等運作之下，自2002年至2005年，相繼購入錢鏡塘舊藏明代名人尺牘、安思源舊藏宋拓《淳化閣帖》、胡適舊藏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吾等羡慕極矣。上圖素以收藏明清尺牘、碑帖拓片著稱於世，但却於此無動於衷。尤其是錢鏡塘先生收藏的那二十册明代尺牘，收有永樂至崇禎四百餘名人手札，每人一通，極其難得，「文革」後錢老先生曾經携至上圖，要求换政府一百平方米的住房，顧老不勝歡喜之至，亟向文化局提出申請，惜無結果，只能物還原主。二十年前舊事，恍如發生在昨天，三復太息之餘，不得不欽佩汪公之學術眼光與大氣的事業之心。而購買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時，汪公已大病在身，却置之不顧，惟以書爲重。每念及此，不禁爲之唏嘘，有如此專家領導，乃上博之福，事業之福！
萬戈先生一直關注着上圖的變化。2001年以後他多次來上海，僅接受上博的邀請。面對上圖館情，他不便與館方通消息，每私下招我在其下榻的賓館見面，瞭解上圖的情况，關心我的工作。雖然我爲撤銷古籍部的不利影響感到担憂，也清楚在官本位的社會裏，一介布衣要得到官方認同殊甚不易，但我並不消極，依舊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憑借老輩們傳授的本領爲上圖古籍事業盡力。我試圖效法顧老等前輩，希望通過私人間的友好互動，增進萬戈先生對上圖的信任。説白了，就是要以個人的努力讓萬戈先生相信，上圖古籍事業遇到的挫折是暫時的，翁氏藏書重返祖國、安家上圖决没有錯。
之後我做了兩件看似與上圖不直接相關，却爲上圖争得榮譽之事。一是在2003年3月至9月，接受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邀請，與同事郭立暄君爲該館編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事從2001年即開始運作，當時對方有意請我以私人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這樣經費使用較爲寬餘，個人所獲報酬也多。但我向加大周欣平館長明確提出，如果以兩家圖書館合作的方式，方便資料的利用，該工作將會做得更好，更有影響力。周館長接受我的建議，於是邀請王世偉副書記先事赴美商洽。由於世偉事先不知我與周館長已有交流，也没有向我詢問，並不知道這部書志將會寫成什麽樣子，以爲就是對千餘部書編一個目録而已，故與周館長協議將我們的訪美時間定爲四個月。而我的想法是，欲將這部善本書志作爲將來編撰上圖善本書志的一個實驗，其特點重在版本考訂，力求於當今版本目録之學别開生面。所以後來不僅在美國延長了兩個月，直到2005年這部書志出版，實際上前後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所幸我們的努力没有白費，書志甫一問世，便得到了中外學者與同行的首肯。在柏克萊加大工作期間，曾有人找我説，按美國有關政策，只要交納二千五百美金，校方可以特需人才爲由替我申請辦理緑卡，但被我謝絶了。儘管當時上圖有的領導認爲「到國際上發聲音」才算有本事，但我的事業毫無疑問在中國，在上海圖書館。
另一件事是，2005年，在嘉德公司的組織下，國圖、上圖與嘉德合作編纂了一部《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録》（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實剛開始，就是拓曉堂先生創意，召集國圖的陳紅彦女史、趙前先生與我一起商量編纂。因有編撰柏克萊加大善本書志的經驗，我依然提出兩點，一是以單位合作的形式發表，既具前所未有的意義，又可順利解决複製圖版等問題；二是解題部分儘可能考訂版本，使之於版本學有所發明。由於本館部門只顧向嘉德公司收取資料費而不爲我配備幫手，上圖的四百餘種陳氏舊藏解題，須獨自在短期内完成，負擔很重，但我未退却—在這樣的合作中，怎麽也要像個上圖人。我還想通過解題的揭示告訴人們，陳清華的舊藏是多麽重要，上圖不買陳國琅先生轉讓其父的那批遺藏是何等可惜！此圖録的出版得到了學界的認可，傅熹年先生欣然爲此書題簽，業界友朋争相索觀。意想不到，長期對上圖有誤解的黄裳先生也不吝溢美之詞，謂「全書解題部分用力最多」，「尤爲可取的是在版本鑒定上，對過去著録的不少結論，頗多商榷討論之處。這是一種值得注意的進步表現，也是此書的學術價值所在。雖然所論未必盡是，但勇敢地提出不同意見，這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見2007年2月16日《文匯讀書周報》第8版黄裳先生所撰《郇齋小記》）。
萬戈先生對我取得的成績頗爲高興，雖不當面表揚，却會在去北京與傅熹年先生見面時通知消息，有時先到北京再到上海，會將熹年先生的鼓勵轉告於我。在此期間，承蒙熹年先生的推薦，我於2005年8月忝入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之列；不久又獲新任上圖黨委書記邵敏華先生之力舉，於2006年5月中層幹部换届時擔任上圖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重新分管古籍工作。萬戈先生覺得時機已經成熟，便向我談起準備爲高祖文恭公日記手稿等文獻尋找新家的想法。儘管與萬戈先生無話不談，也曾直言不諱請他將所藏陳老蓮的博古葉子轉讓給上圖（我認爲該物件屬於古籍，而他則歸之於書畫，未能同意），但我清楚，藏書乃昔日購買而來，自然也可轉讓而去，而自己祖上的手稿則與藏書性質不同，他顯然是在考慮捐贈。我雖然對他的信任抱以感激，却没有主動提出捐給上圖的請求，一直没有，不是不想，而是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毫無顧慮、全然放心地捐獻，上圖如欲得到，必須以做好本職工作爲前提。
2000年購得翁氏藏書後，隸屬上圖的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曾出版過一本圖録，譌謬叢出，當時外界多所批評，同行以爲是我所編，時有微詞。其實我事先於此一無所知，然爲顧全大局，從未公開聲辯。當後來參與編纂《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録》時，便思將來也要爲翁氏藏書重新編一圖録，真正反映上圖於版本學之傳承，同時也可對萬戈先生有一個交代，惜乎未獲機會。
迨至2010年，我有幸主持舉辦上圖館藏宋本展覽，並與年輕同仁合作撰寫了一部《琅函鴻寶—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録》（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是大陸首次舉辦以宋版書爲專題的展覽，而那部圖録在研討會上被中外學者譽爲版本學的一個新的創獲。當然，無論展覽與圖録，翁氏藏書中的那八種星鳳之珍是不會缺席的，它們是：《集韻》、《邵子觀物篇 漁樵問對》、《長短經》、《重雕足本鑑誡録》、《會昌一品制集》、《丁卯集》、《注東坡先生詩》、《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
展覽開幕不久，出乎意料，九三高齡的萬戈先生在其侄以鈞先生等陪同之下，坐輪椅出現在展覽現場（他彼時微恙，而現在壽登百歲，步履雖稍蹣跚，却不讓人攙扶），當看到他家舊藏的寶貝安置在德國製造的恒温恒濕展柜之中，並陳列於展廳最爲醒目的位置，老人家高興極了，激動地對在場的周德明副館長説：「上海圖書館把書保存得這麽好，不但進行研究，還把它們拿出來爲公衆服務，看來我十年前的選擇完全正確，這裏是最好的歸宿。」我亦難抑激動之情，因爲我心裏明白，老人家能事先不打招呼，於十年之後再次來到上圖，表明他對上圖過去發生的變故已完全釋然，也意味着其高祖文恭公日記手稿將來的歸屬已塵埃落定——捐給上圖乃遲早之事。
三、未盡之言
平心而論，上圖購得翁氏藏書及獲得翁同龢日記手稿等文獻之捐贈，有一定的偶然性。譬如2013年北京大學的教授們上書官方購買日本大倉集古館藏書，得到了劉延東副總理以及財政部的支持而獲成功，倘若2000年北京十二位專家教授的上書也能順利得到政府支持，恐上海再作努力也無濟於事，而萬戈先生是否會刻意將翁同龢日記手稿等文獻捐給上圖也很難説。然而，上海畢竟如願以償，將偶然變爲必然。那麽，在歡呼忭躍之後是否應該對此成功經驗加以探討總結呢？因爲我們希望古籍事業包括藏書建設能得到持續發展而不是曇花一現。我們相信，只要上下皆有事業之心，上海完全有實力做到。
上圖的前身之一上海市私立合衆圖書館（解放後捐給公家改名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其二十五萬册藏書皆爲志士仁人捐贈。解放後，上圖又曾受到多批私家藏書捐贈，發生較爲集中者，第一批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第二批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十多年後，2013年6月，張恭慶、恭慈昆仲向上圖捐贈其曾祖張佩綸手稿、尺牘等珍貴文獻；2015年底至2016年初，翁萬戈、銘慶、以鈞諸先生又向上圖捐贈翁同龢日記手稿等珍貴文獻。瞭解歷史的人應該知道，各時代的捐贈，其社會背景迥然不同，如果能逐一進行研究，乃至編寫出一部合乎客觀事實的上圖受贈史，於感恩前賢，教育後人，守望文明，發展事業，將大有裨益。
最後想説，上圖千萬不要忘記在接受捐贈時對翁萬戈先生許下的承諾：「妥善庋藏，悉心研究，服務讀者，嘉惠學林。」（見2016年2月上海圖書館向翁萬戈先生頒發的捐贈證書）唯其如此，上圖的事業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