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從海上來：近代雕版書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
風從海上來：近代雕版書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
孫雲霄
摘要：
清光緒中期以後，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機器印刷業的發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廣，民營出版業逐漸推崇石印等新技術。我國早期的石印書局集中於上海，其名號隨著出版物的暢銷而流行全國，「上海」「石印」「書局」遂成為圖書市場中的金字招牌。一些雕版書坊見此有利可圖，於是篡改牌記，試圖魚目混珠：一方面，在翻刻石印本時將原牌記中的名稱替換為「上海石印書局」或「上海書局」；另一方面，在自刻書籍的牌記或題名中冒用「上海」「石印」「書局」的名號。此外，有的坊刻本還託名點石齋等上海知名新式書局。「上海石印書局」本成為晚清書業中的明星版本，這一現象反映出傳統書坊在技術迭代與文化轉型背景下的適應性策略。
關鍵詞：近代；雕版印刷；上海石印書局；版本鑒定
清光緒中期以後，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入、機器印刷業的發展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廣，民營出版業逐漸推崇石印等新技術。晚清石印業的地理分布極不均衡，石印書局集中於上海，而偏遠地區則因經濟落後和交通不便制約了新式印刷業的發展，高昂的運輸成本和緊張的供需關係抬高了石印暢銷書在內陸地區的售價，「上海」「石印」「書局」成為圖書市場中的一塊金字招牌。傳統書坊見此有利可圖，卻又苦於資金不足或者長路迢遙無法引入機器設備，於是一方面使用雕版手段翻刻石印本書籍；另一方面在自家刻本的牌記中仿冒「石印」「上海石印」「上海書局」「上海石印書局」等名號，企圖魚目混珠。這是近代新舊印刷技術更替和行業轉型階段的特殊情況，也是先進技術與新文化向落後地區輸入時帶來的附加影響。目前，鮮有學者論及這一出版現象，版本鑒定（或著錄）實踐中也存在誤認版本類型的情況，本文即就這些問題展開討論。
一、民間對石印技術的推崇
（一）民間態度的轉變
同光之際，少數口岸知識分子和旅外官員較早接觸到石印技術及印刷機實物，如同治九年（1870）毛祥麟的《墨餘錄》、光緒四年（1878）錢德培的《歐游隨筆》和光緒五年曾紀澤的《使西日記》中都有相關記載，對此嘖嘖稱奇。不過，他們並不能代表普通民眾及書業從業者的態度。石印技術本土化和商業化的過程較為漫長，從道光年間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帶來石印機，到光緒五年點石齋成立、光緒八年同文書局興起，再到光緒十三年後上海石印書局林立，期間歷經了近六十年。光緒二十年，時人回顧石印推廣之歷程說：「試觀上海石印書局，其先創始者不過一家，迨聞獲利，可操左券，相率繼起者何止數十處。蓋天下未經習見之事，苟無一人以導其先路，往往多所顧忌而不敢輕於嘗試。」民國七年（1918），掃葉山房主人席威記述石印傳播初期的困境說：「維時風氣初開，疑信參半。信者喜其成書之速，且精美異常也。疑者慮其不能傳久，紙墨或易渝也。」另一方面，傳統雕版書坊因石印本的流行而失去市場份額，利益受損，於是公開抨擊石印。如光緒十六年席威在《申報》發文，指斥石印舉業書的科場舞弊之用與傷害視力之弊：“所印之書，較蠅頭而更細，徑寸之本，便於懷挾……不但蠱惑士類，顯違王章，而且少年目力，暗受其傷。」北京坊間亦印發《逐賣洋板夾帶書賈檄文》，抵制石印本時文選：「書賈愈出而愈奇，聚輯雜文，編成小本，名曰洋板夾帶……十數家書鋪竟公然發賣，肆無忌憚，違祖訓而害士林。」光緒中期以後，民間對這一新技術的態度逐漸轉變，從開始的質疑、抵觸到認可乃至推崇。如光緒二十三年，俞樾的弟子採用石印法縮印《春在堂全書》以廣流傳，俞樾樂見其成，為之作詩曰：「偷來石印西洋法，此後巾箱易弆藏。」另如廣州以文堂書局在開設數十年後放棄雕版，鼓吹石印，在光緒末年所印的《馬拉語粵音譯義》扉頁識語中說：「本堂所刊各款（班）〔版〕本……概石印書籍。近日俱已改用機器石印，字（只）〔紙〕精良。」沙劍萍曾記述石印本在福建邵武圖書市場中的地位稱：「一些縉紳、讀書人家，都以案頭有幾本石印的線裝圖書……當作一種時髦。」此外，從新式書局的命名上亦可體現石印之流行，如點石齋、上海石印書局、上海中西石印書局、上海煉石書局、天津石印書屋、北洋石印官書局等。
（二）「西法」「洋板」的盛行
雕版印刷長期以來佔據我國古代印刷業的主流地位，由此產生了「刻」「鐫」「付梓」「藏板」等一系列與之相關的詞彙。時人出於語言慣性，在描述木活字等其他印刷方式時經常襲用雕版詞彙。早期新式印刷亦受此影響，如善成堂石印本《新增詩韻合璧聯珠》，其扉頁題「光緒十四年新鐫/西蜀善成堂藏板」。乾隆曾因「活字」一詞不雅，將其改稱「聚珍」，於是坊間多以「聚珍」稱（木）活字本。光緒前期，《申報》館、著易堂鉛印本書籍的牌記亦作「仿聚珍版」，可見彼時新式印刷業對自身新技術的稱呼尚處於「入鄉隨俗」的階段。但光緒中期石印流行以後，「西法」「泰西」等詞就頻繁出現在石印本的牌記中：有曰「西法石印」者，如光緒十六年「西法石印」《段注說文撰要》；有曰「仿西法」者，如光緒二十年「上海仿泰西石印法」《增像繪圖西廂記第六才子書》、光緒二十一年上海書局「仿西法印」《繪圖中西醫學入門》。有時，出版者會在牌記中較為具體地描述石印的方法，進行自我宣揚，如光緒五年點石齋印《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牌記曰「照相石板縮印」；光緒十七年上海仿古齋印《山海經箋疏》，牌記曰「用西洋五彩石印法照成」；光緒二十四年上海江左書林印《唐宋八家文讀本》，牌記曰「重楷精校，用泰西脫影法石印」。有的石印書籍在書衣題簽上用「石印」「石板」等詞代替傳統的「新鐫」等廣告詞彙，如廣州時務書局的《石印大字詩經讀本》、潮州李萬利和王生記發售的《石板秦世美全歌》。從報刊廣告中也可以發現這種趨勢，如光緒十年廣州鑒古書局廣告曰「仿用西法點石印書」。
圖書市場對待新式印刷技術態度的轉變，與時代背景密不可分。儘管在此之前，有些開明士紳就曾倡議「開眼看世界」，隨後洋務運動提出「中體西用」，但當時社會主要關注西方的醫療、軍工以及輪船火車等重工業，對於日常生活中的「西法」，既稱之「奇技」，又貶為「淫巧」。後來，隨著通商開放程度的加深，西方的日用器物逐漸流入民間社會。王潔群透過晚清小說中對西方器物的細緻鋪陳，認為這是一種「對新形態的強勢文化的追逐」。反映在出版業上，書商在牌記中標明「西法」，售書時亦宣揚「洋板」，如光緒八年嘯園書局在《申報》刊登廣告稱「《縮本洋印地輿圖》」；山東聊城的書業德銷售光緒十四年點石齋石印本《尚友錄》，扉頁有鈐印「精選洋板書籍發兌」；光緒二十年寧波茹古齋鉛印《新增幼學故事瓊林》，牌記右下角印有「精校洋板」四字；新市友文齋發兌的刻本《十禮拜》扉頁題「翻刻洋板京調」，該書現存石印本，可知翻刻的「洋板」即指石印本；再如文順齋刻《摘黃瓜》等唱本，扉頁題「翻刻洋板時調」。
（三）坊刻本中的「機器版」
清末民初，廣州、佛山和香港地區出版的唱本、小說、通書和蒙書，常常在書衣題簽、扉頁牌記或卷端、版心等處標識「機器版」「機器石印板」「新刻機器印」「銅板機器印」「活版」「機板」「電版」「機印電板」等字樣。其中有些版本實為木刻本，如廣州五桂堂所刻《聲律啓蒙撮要》，封面題「活版聲律啓蒙」，版心作「五桂堂機器板」；佛山禪鎮英華書局刻《三字經》《千字文》，卷端題「機器活板」。這是因為他們在刷印雕版的過程中使用了手搖印刷機。據五桂堂書坊後人徐應溪回憶：
到了民國初年，因日本的機器印刷機傳到，便以每架三百兩銀之價，買了兩架。此種印刷，自然比以前方便而快捷。它是將木板安放在機器上，不是用電力，而是用手搖操作的，轉一轉便可印出十頁。
對於這一現象，駱偉與朱培建均有談及。劉淑萍進一步分析道：「所謂的『機器板』就是採用機器印刷的一種方式，並不一定專指某一種刻印方式。」其實，不獨「機器版」如此，「活版」一詞亦然。劉淑萍在論述時，將雕版的「機器板」排在石印的「機器板」之前，這大概出於慣性思維。若徐應溪的記憶準確，至民國初年才引進手搖印刷機印制雕版書籍；那麼「機器」一詞其實更早出現於廣東地區石印本的牌記中，如光緒三十四年佛山「同文堂機器印」《對類引端》，宣統二年（1910）廣州「麟書閣機器印」《校正唐注寫信必讀》，廣州雙門底「古經閣機器印」《四書正文》。書坊只是在印刷雕版的過程中使用了手搖機器，卻在書籍的扉頁和卷端等處大肆宣揚「機器版」，很可能是先受到周圍石印本標榜「機器版」風氣的影響，然後才跟隨潮流使用「機器」這一新提法的。
二、假托「上海」「石印」「書局」名號
同治以前，上海刻書業的規模十分有限，書坊很少。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重創了當時的刻書中心江蘇、浙江及安徽，原有的行業格局被打破。在此期間，上海吸納了大量的避難人口與資金，經濟和文化影響力迅速攀升，並借助區位優勢發展圖書市場，吸引江浙書坊和書業資本陸續轉移。隨著新式印刷技術的推廣、西學的流行以及教育改制，上海成長為晚清的出版和文化中心。吳家駒稱：「幾乎所有有名的石印局都設在上海，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上海石印業的歷史也就是中國石印業的發展史。」張海榮發現清末許多石印本小說都有「上海石印書局」的印記，他指出，當時石印書局集中於上海，這種做法「突出的似乎是一種『品牌』效應」。有的石印機構直接以「上海」命名，如上海書局、上洋書局、海上書局、滬江書局。許多石印書籍的牌記，題為「上海某某石印書局」。有些牌記未標出版者，僅作「上海石印」（光緒十六年《西湖十八景圖》）、「上洋石印」（光緒十二年《江左校士錄》）、「滬上石印」（光緒十五年《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尤其是新學書和初等教科書，多由上海各書局石印出版，在科舉改制後大受外埠市場追捧。馮自由記錄當日之情形為：「皆不知新學之實，於意雲何。於時聯袂城市，徉徜以求其苟合。見夫大書特書曰『時務新書』者，即麇集蟻聚，爭購如恐不及。」「上海」「石印」「書局」遂成為出版業中的時髦詞彙，但內地人士多不瞭解石印技術，書坊便在牌記或題簽中冒用其名，大致可分為以下五種情況。
（一）翻刻本有意保留原版牌記
有的書坊翻刻石印本書籍時，故意保留原版牌記，這不同於覆刻全書時連帶著牌記的情況。如光緒二十一年上海書局石印《海國圖志續集》，楷體小字；現存一翻刻本，改為宋體大字，其扉頁卻覆刻自石印本，並保留了原牌記「上海書局石印」。晚清教育家黃慶澄曾撰《訓蒙捷徑》，光緒二十四年天津同文仁記石印此書；現存其翻刻本，正文由楷體字改為宋體，扉頁A面與原版相同，B面牌記的內容和樣式略有改動，但保留了「仿泰西法石印」字樣。再如光緒二十七年上海煥文書局石印《歷代綱鑒總論》，其書名印在扉頁A面，牌記印在B面；現存光緒二十九年覆刻本改換了原本扉頁的版式，將書名與牌記合於一面，有意保留「上海煥文書局石印」的標識。
（二）翻刻本篡改原版牌記
某些書坊翻刻石印書籍時，用「上海」「石印」等突出新式印刷的字眼，替換原牌記中的機構名稱。比如現存兩種宋體字刻本《唐著寫信必讀》，其一刻於光緒二十五年，牌記作「上海石印書局印」；其二刻於光緒二十七年，牌記作「上海石印書局兌」。兩書卷首均有光緒二十二年程世爵序，云「付諸石印，以公同好」，說明原書為石印本。但筆者尚未發現該書存在上海石印書局本，在光緒二十五年翻刻本之前，僅見光緒二十二年的上海書局石印本，正文為楷體字。經過比對，其內容及行款相同，應是兩種翻刻本的底本。最明顯的證據是翻刻本的序末題署，在撰寫時間「丙申」和作者「瀛□舊主程世爵」之間空有兩格；現存多個石印本中，只有上海書局本序文的格式與此相同。同時，翻刻本「瀛」字和「舊主」之間也空一格，顯然有闕文。這或許是因為上海書局本之序為行書寫就，「園」字不甚清晰，導致書坊抄手未能辨認。
光緒十七年廣百宋齋鉛印《三字經註解備要》，牌記作「光緒辛卯上海廣百宋齋校印」；現存一種光緒二十一年覆刻本，將牌記改為「光緒乙未上海石印書局校印」，覆刻的底本實為鉛印本，而書坊卻更鐘情於使用「石印」的名號，可見「上海石印書局」的招牌比之同屬新式印刷業的廣百宋齋更具號召力。
明治十四年（光緒七年，1881）日本溫故堂刊印佐藤楚材所編《清朝史略》，後傳入中國，現存光緒二十八年理文軒中外書會及上海書局石印本；另有光緒二十八年翻刻本，其版式、字體與和刻本及兩種石印本皆不相類，扉頁改題「大清史略」，版心題「皇朝史略」，牌記作「上海石印書屋」。然而，筆者尚未見到「上海石印書屋」出版的其他書籍，所以此名應是書坊妄自編造，更何況該本並未使用石印技術，冒名的意味非常明顯。
民國四年上海會文堂再版《初學論說文範》，現存一覆刻本，將版權頁中的總發行所「上海會文堂粹記」改為「上海石印書局」，將分發行所即會文堂分店的信息改為「各省大書局」，其餘內容依照原版。
民國五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初學論說精華》，扉頁題「上海廣益書局印行」，頗為流行；現存三種覆刻本，牌記分別改為「上海書局印」「上海書局印行」「上海石印書局印行」（見圖1）。通過與原版比對，可以發現這三種牌記均經過刻意改造。經查，上海書局或上海石印書局沒有出版過《初學論說精華》，況且民國時延續了清末頒布的《著作權法》，上海書局應不會明目張膽地盜印此書。因此，這是書坊覆刻原書時篡改的結果。
（三）書坊偽造「石印」牌記
有的書坊在刻本牌記中偽造「石印」或「某某書局石印」的名號，但其書籍內容並非翻刻自石印本。換言之，與上述兩種情況不同，對於這些刻本而言，並不存在一個石印的底本。
光緒十七年石渠山房刻本《套板詳注筆耕尺牘》，扉頁題「筆耕齋尺牘提要釋注」，牌記作「光緒辛卯仲夏石印」。此書實為雕版，也沒有採用套印技術。同時，現存石渠山房所印書籍皆是木刻本。那麼，此書及其牌記有可能覆刻自石印本嗎？恐怕也不是，因為石印本一般字小行密，而此本字大行疏。實際上，其底本應為光緒十二年文海堂朱墨套印本《新增硃批筆耕齋尺牘提要》。兩書版式相同，但文海堂本卷端題名為「套板詳注□□□尺牘」（見圖2），空白處或許是留待朱印，不知為何沒有完工。石渠山房覆刻時將題名補全（見圖3），但填入的「筆耕」二字與上下字體明顯不同，且字號較大，僅用兩字便將原來三個字的留白潦草塞滿。
光緒五年管斯駿編《知愧軒尺牘》，由蘇州管家園刊行，頗為暢銷，現存多種翻刻本；石印書局也謄抄縮印，但石印本的扉頁題名皆改作「增廣詳注三百六十行尺牘」，目錄及卷端題名也改為「尺牘」或「三百六十行必要尺牘」。該書現存一種光緒二十一年的翻刻本，扉頁A面為一品山人題署的「增廣詳注三百六十行尺牘/知愧軒藏本」，B面題「光緒乙未仲夏上海石印」，版心底端刻有「管可壽齋」。經過比對，其內容、版式與光緒十九年管家園重刻本完全相同，卻偽造「石印」的名號。
不同書坊在冒用出版業流行營銷詞彙時，會有不同的側重點，有的單獨選擇「石印」一詞，有的則將「上海」「書局」「石印」視作一個條目整體使用。現存寫刻本《草書集成》五卷，扉頁題「草字彙」，牌記作篆書「光緒丙戌孟冬上海書局石印」，卷首有乾隆蔣光越序，卷端題「莊門熙纂輯」。該書疑點頗多。首先，《草字彙》為乾隆間石梁所編，現存多種版本，其版式內容一般都遵照乾隆刻本，卷首有趙思道、蔣光越等序及石梁後序，不分卷，按偏旁分為214部，這與《草書集成》的情況大不相同。其次，莊門熙是日本文人，《草書集成》的版式字體也具有較為明顯的和刻本風貌。經核驗，該書的內容實為莊門熙所編《墨客草園》（初刻於明治十二年，次年再版）。《草書集成》的正文乃用《墨客草園》之書版刷印，但書坊篡改了原書題名，並剜去版心書名，書前副文本則配以《草字彙》的內容。此外，前文已述光緒十三年以前上海書局鮮有出版活動，光緒十二年（丙戌）出版的書籍僅此一例；而且較少使用篆書牌記，那麼《草書集成》的牌記是從何而來？光緒十二年，同文書局曾照相石印《草字彙》，比較兩書牌記，除「同文」二字外完全一致，可見《草書集成》的牌記乃書坊覆刻同文書局本扉頁時剪裁牌記內容、更改其行款所得。至於作偽時間，很有可能是在「上海書局」本流行以後。
光緒二十七年寫刻本《歷代史論》，扉頁題「新刻時藝啓蒙六種/德和書局藏板」，牌記作「上海書局石印」，目錄和卷端題「歷代史論」。此本字大行疏，不似覆刻，其內容也與清代通行的張溥《歷代史論》及上海書局光緒二十四年石印本《歷代史論》、光緒二十七年秋石印本《歷代史論一編》、光緒二十七年冬石印本《史論匯選》均不相同。該書僅選文11篇，與同類石印書籍相比數量較少，沒有發揮出縮印的優勢，所以也不是翻刻自其他石印本。筆者比較發現，其對上海書局牌記的模仿幾可亂真，可見下過一番功夫。
光緒二十三年刊刻的預言書《劉先生金櫃錦囊》，字大行疏，扉頁題「上海石印書局發售」。經查各家書目、報刊及數據庫，皆無此書存在石印本的記錄，可見是書坊冒用「上海石印書局」之名。坊間唱本《（新刻）天津開嗙》的情況與之類似，僅有4葉，扉頁題「上海石印書局」。光緒二十七年，書坊編刻策論文選《正義啓蒙》，託名「張之洞鑒定」，牌記作「上海書局藏板」（見圖4左），其版式字大行疏；該書又有光緒二十九年翻刻本，其牌記改題「上海石印書局」（見圖4右）。
有的編目者受到偽造牌記的影響，誤將刻本著錄為石印本。如光緒二十九年曹汝英的《數學上編》初刻於廣州，現存光緒三十年覆刻本，版式和字體相同，牌記卻作「上海德新書局石印」。據調查，德新書局除此之外，並未在近代出版過其他書籍，且筆者經眼的題「德新書局」者皆為刻本。因此，該書係冒用「石印」之名，而廣州圖書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卻誤認作石印本。再如上文提到的坊刻本《草書集成》，有多家圖書館皆錯誤著錄為「上海書局石印本」。楊娟《上海書局古籍出版目錄》及其附錄《上海石印書局出版古籍目錄》中，多個條目的版本項也存在訛誤，如《新撰初學論說精華》《新撰初學論說指南》《國民學校新編論說啓蒙》等。
不止刻本如此，有的書籍正文為鉛印，只有卷首的序文、繡像或插圖是石印，但其牌記中仍大書「石印」。如光緒十八年上海五彩書局所印《御纂醫宗金鑒》，僅扉頁圖案為朱色石印，其餘內容皆是鉛印，卻在牌記中自稱「石印」。光緒二十年上海管可壽齋所印《新輯上海彝場景致》全為鉛印，牌記卻題「管可壽齋石印」。某書商鉛印《東周列國志》，其插圖照相翻印自點石齋本，並打著「石印」的幌子吸引顧客；光緒十八年，點石齋登報揭露這一現象：「現有射利者，即將點石全書翻印出售，或將圖像附入鉛版，以充石印。」光緒前期煊赫一時的新技術「銅版印刷」，在光緒中後期亦冒用石印之名，如光緒十三年東壁山房使用銅版縮刻技術翻印光緒八年點石齋石印本《點石齋考正字彙》，但將題名中的「點石齋」改為「重校石印」，牌記亦自稱「石印」。同為新式印刷技術的產物，卻要打著「石印」的名號，可知「石印本」一時風光無兩。
（四）刻本題名冒用「石印」
光緒三十年廣東通藝局石印《改正繪圖字學良知》（見圖5），現存廣州麟書閣覆刻本，把原版題記中的「通藝局石印」改刻為「麟書閣藏板」，在出版日期旁新增刻工信息「順邑馮耀祥承刻」（見圖6左）。但覆刻本的封面題簽卻作「石印繪圖字學良知」（見圖6右），有意新增了「石印」一詞。
宣統二年東昌（今山東聊城）恆慶堂所刻《三字經》，扉頁題「石印三字經」。然而，此本既無繪圖，亦無注釋，只有大字正文，是較為常見的版本。與之類似，民國二十五年東昌寶興堂刻《百家姓》字帖，扉頁題作「石印百家姓」。因此，其題名並非來自某一石印本，而是為了趕時髦以「石印」為噱頭。或許因為上述作偽手段過於粗糙，易被識破，在山東地區的圖書市場中造成了不良影響，所以濟南志成書局出版《千字文》時在扉頁上欄大書「真正石印」四字以證清白（見圖7）；但同時又在牌記中使用「梓」一詞。經筆者目驗，該本實為刻本，其版式與東昌文酉堂、濟南志興堂刻本並無二致，且志成書局在清末所印書籍皆為雕版，未曾從事石印，此舉真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
（五）「上海本」的品牌效應
從上文的舉例中已可隱約看出「上海本」在晚清書業中炙手可熱，其知名度遠播內」陸地區，吸引書商紛紛仿冒，這裡再舉幾例，以見其品牌效應。
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湖南新學書局輯刻叢書《西史匯函》四種，其中《大英國志》和《俄史輯譯》的牌記作「湖南新學書局刊行」（見圖8左），《翻譯米利堅志》和《法蘭西志》的牌記作「新學書局仿日本板刊行」。後來，其他書坊翻刻此書，將牌記中的「新學書局」皆改作「上海書局」（見圖8右）。
光緒二十九年文明書局鉛印《蒙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現存一覆刻本，將原版權頁上的發行所、印刷所等信息一概刊落，唯獨把「著作者無錫丁寶書」剜改為「編著者 上海書局」。又如木刻本《新增繪像夢解全圖》的卷端、版心及卷末均題「上海書局」，唱本《（新刻改良）打遼縣》的扉頁牌記亦作「上海書局」，但兩書皆為宋體字，且字大行疏，與從事石印之上海書局並無關聯。
民國元年商務印書館編印的《（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極為暢銷，截至民國九年二月，已經印刷1441版。原書為石印本，牌記作「商務印書館發行」；現存一覆刻本，將其改為「上海印書館出版」。其中「上海」二字為後來剜改，可見坊間對「上海」的推崇。清末民初，榮順書社刊刻《（新出）孟姜女唱春》，扉頁題「上海分此」，這與當時其他行業對上海的尊崇類似，如河南開封的中英、太和等藥房均打著「上海分此」的旗號。木刻唱本《（新出）張二妹反情》及合記書局刻本《（新出）打紙牌》，其扉頁皆題「上海洋板抄本」，所謂「洋板抄本」或許就是指石印本。
此外，還存在傳統書坊「託名」上海著名新式出版機構的現象。如光緒十年刻本《牙牌神數詳解全圖》，宋體字，字大行疏，扉頁題「上海點石齋重刊」。然而，點石齋以石印為業，未聞有刻書之事；其牌記一般是篆書或楷體，典雅美觀，內容為「點石齋印」「石印」「縮印」等，尚未見「重刊」字樣。經查，此書的內容、版式與同治元年愛蓮堂刻本相同。另如光緒二十四年書坊翻刻陳熾的《庸書內篇》及《外篇》，並將序文名稱改為「掌故」，目錄改題「掌故精華」；新刻扉頁，題「中外掌故精華合編」，託名「上海格致局藏板」。光緒三十年刊印的懶餘生《亞洲泡》，牌記作「上海廣智書局校印」，但廣智書局經營鉛印，自建有活版部，應不會使用雕版。此書為宣揚變法之作，而廣智書局由梁啓超等維新人士創辦，所以書坊主大概想借其名號加強廣告效應。當然，這也有可能是避禍之舉，作者使用筆名，出版方亦假托廣智書局，或為躲避清廷追查。另如民國寫刻唱本《（特別改良）孟姜女》，扉頁題「上海世界書局」。經查，世界書局並未出版過此書，而且其牌記一般會在書局名稱後加上「發行」「印行」「出版」等字。
在中國古代出版史的長河中，曾出現過多種「明星」版本：有以官方機構名者，如「官板」「監本」；有以地域名者，如「京本」「蜀本」「古杭」「蘇板」等。這些機構或地區以校刻精良著稱，得到市場的廣泛認可，故而擁有專屬名號。與此同時，坊間艷羨其名，導致冒用現象泛濫。比如某些鐫刻或鈐印「姑蘇原本」的書籍品質很差，甚至佛山書坊銷往越南的漢喃合璧書籍，也有此類鈐印，「『蘇州』『姑蘇原本』和『姑蘇原板』這樣的名號，變成一個純粹的符號性的東西，一個招徠客戶的招牌」。「上海本」或者說「上海」「石印」「書局」本的情況與之類似，其成為中國刻書史上最後一種明星版本。有趣的是，雕版書坊競相仿冒的版本，並非刻本，而是異類的、新興的石印本。牌記中的「上海」與「石印」也已超越地理概念和技術範疇，成為「新學」「洋氣」的文化符號。導致這一版本現象產生及發展的重要原因，除了印刷技術的更新外，還離不開更為深刻的社會文化變革。郭平興曾談及新式印刷術對近代中國書業的影響及相關研究方法，提出「將印刷技術史與經濟史、社會史、商業史、文化史等結合起來」。維新運動的衝擊、新式教育的推廣和科舉制度的改革，促使上海不僅成為近代的出版中心，同時也是新文化中心。當地石印書局及時轉換思路，出版了多種時務和西學書籍，石印本因出書快、容量大和易攜帶等優點而大受追捧。彼時對書籍版本而言，其權威性不僅源於「校刻精良」，還來自對「現代性」的象徵性佔有。
晚清西學東漸，新舊交融，儘管出版行業引入印刷機器，但傳統的刻書業未被快速淘汰，而是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和靈活的適應性。「上海」「石印」「書局 」的標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新潮，吸引傳統書坊在出版物中仿冒其名。這一行為不僅有利於提高書籍銷量，也從側面幫助石印書局做宣傳，進一步推動上海出版的新學書籍和教科書在全國範圍內的流行。近代雕版書籍冒用上海石印名目的現象，既展現了傳統書坊在技術迭代與文化轉型背景下的適應性策略，也折射出中國出版業複雜的現代化進程。
雖然仿稱「石印」的刻本能夠欺瞞一部分消費者，但終歸不是長久之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必然會接觸到真正的石印本，瞭解這一新式印刷術。中西部省份的書業資本也逐漸嗅到商機，產生投資石印的興趣。清末民初，隨著交通改善和技術擴散，各省開始引進石印設備，縣級區域也陸續出現民辦石印機構，如山東梁山的文萃石印館、浙江浦江的新新鉛石印書館、湖南資興的振文圖書石印局、四川綿陽的文蔚石印館、重慶涪陵的新民石印紙莊和雲南通海的文明石印館等，上海逐漸失去了石印行業的壟斷地位。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6年第2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