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圖書館生涯簡述

我的圖書館生涯簡述

陳先行

1966年，我在上海市盧灣中學讀初中二年級，還沒讀完，因「文革」停學。1968年底剛滿十七週歲，被分配到崇明長徵農場21連隊務農。1972年底，上海市文化局（那時稱文化系統）在長徵農場招了五十名員工到上海圖書館工作，我是其中之一。而最終被分配到南京西路總館古籍組工作的只有三人，另有一人在古籍組所屬長樂路書庫（即合衆圖書館舊址）工作。這幾個人被挑選，後來才知道是老館長顧廷龍先生（那時他尚未恢復職務）的主意。當時進館先學習政治兩週，結束時要求每人提交一篇學習體會，然後才安排工作。時顧老對部門負責人説，視其文章，如果有行文較通順、書寫尚端正者，可挑選進入古籍組工作。幸運降臨到我的頭上，從那時起，直至2021年底七十歲退休，我在上圖古籍部門工作了整整四十九個年頭。 

最初，跟從潘老（景鄭）整理由上圖代爲保存的「文革」期間抄家圖書中的碑帖，連頭搭尾三年。潘老是章太炎、吳梅的高足，長於經史、詞章，性喜蓄書，尤精鑒別，版本、金石之學，卓然名家。在我心目中，他是傅增湘之後屈指可數的版本學大家。在他的傳授之下，我粗知碑帖鑒定，如區分拓本墨色的新舊，識別原刻與翻刻的異同（翻本因求速成，每以木刻，拓本會顯示木紋；而無論木刻抑或上石翻刻，「石花」皆死板不倫）。印象最深的是，碑帖的填墨較爲常見，並非皆書估伎倆，收藏家同樣會有意無意在藏本上爲之，而後人所作的鑒定，出於各種原因，往往諱言填墨現象，因此，哪怕是名家的鑒定題跋及有關鑒定專著，也只能參考，不能盲目依憑。如今或以高清影印件、數字影像鑒定碑帖，恐怕也未必能將填墨識得真切，還是應目睹原件方才可靠。

之後，我與其他年輕同事一起，跟從潘老、瞿老（名熙邦，字鳳起，以字行，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録學家，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後人）整理抄家圖書中的綫裝書。初始我們當然不具備編目能力，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根據二老編目寫就的草片，分工抄寫成可供讀者檢索用的新卡片。二老因患高血壓症，處於半休工作狀態，要應付我們幾個年輕人抄卡片，他倆必須在半天內對數十甚至上百部書進行編目著録，主要憑經驗，案頭能夠檢覽參考的書目，不外乎他們在「文革」之前編撰的上圖館藏善本書目稿本，趙萬里主編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八冊線裝本），邵懿辰撰、邵章續録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標注》，孫殿起編撰的《販書偶記》（據説上圖曾舉行編目競賽，潘老一天能編古籍一百三十餘種，端賴豐富經驗，令人嘆爲觀止）。由於二老編寫的草片連同原書一起移交我們，單就抄卡片而言，平均每人一二十張，即使認真書寫，通常花一小時許就能完成，但倘若結合檢覽原書，探究二老著録緣由，尤其是版本一項，爲何作如此鑒定，則常常橫看豎看不能明白，花上一整天時間也不夠用。因而翌日一早見到二老，便急於問這詢那（當時我的辦公桌緊挨著瞿老，與瞿老相對的便是潘老）。回想起來，雖然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所提的問題是那麽幼稚可笑，但二老看到了我的興趣與認真，從未嫌棄，有問必答，尤其是潘老，耐心傳授如何從辨別字體入手鑒定版本，我的版本學知識，就這麽一點點學習積累起來。

在此期間，我常翻檢各種工具書，注意到王重民先生編纂的《清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很實用，但其注重於乾嘉考據學者的別集，於清初及清末則有所忽略，遂想利用上圖館藏編纂《續編》，並陸續做了數萬張卡片，奈何出版社不認我這個年輕草根，只得擱置。由於這些卡片花了許多心血，一直未捨得丟棄。八十年代前期，在潘老的鼓勵之下，我用王重民之書及自己所做的《續編》卡片，將清集中有關石刻類文章輯出，編成《清人文集石刻題跋輯録》，得到好友沈培方先生的幫助，與其供職的上海書畫出版社簽署了稿約合同，培方兄專門請潘老審讀，不數月大致完備。遺憾的是，在那個年代，受到經濟條件與印刷技術的制約，書畫社實在無力出版這部近兩百萬字的書稿，最終以支付退稿費了事。時光荏苒，培方兄不幸於2017年病逝，回首往事，念及故友，不禁傷感滿懷。

1977年下半年，我有幸參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下簡稱《善目》）上圖館藏的校核編纂工作。該項工作由顧老主持，他後來成爲《善目》的主編。爲早日完成上圖善本的校核工作，顧老想了很多辦法，如從館內有關部門抽調資深員工于爲剛、陳光貽兩先生；向上海圖書公司古籍書店借調具有鑒定版本經驗的陸國強先生與徐小蠻女史；同時允許古籍組我們幾個年輕人參與其中，對我而言，是極爲難得的學習機會，十分珍惜。由此，校核人員一度多達十人，每二人爲一小組，互相對校，並於卡片反面簽名，以示責任，潘、瞿二老則擔任審核工作。未幾，瞿老不慎傷殘退休，審核之責基本由潘老一人承擔，他是《善目》三位顧問（其他兩位是周叔弢、趙萬里）中唯一幹實際編目工作者，前後八年，未有停歇，貢獻卓越。顧老雖爲館長，但如果不開會，通常就在我們古籍組辦公室上班，不時抽查我們校核的卡片，或指謬，或鼓勵，我們自然不放過向他請教的機會。有意思的是，他雖然沒有規定我們每天的工作量，卻讓人在牆上的小黑板上貼了一張工作進度統計表，要求我們自覺記録每天的校核數量。大家理解其急迫的心情，不敢有絲毫懈怠，但對我等尚缺乏版本學扎實基礎的人員而言，頗有壓力，爲趕進度，難免出錯。而館藏近二萬五千部善本（包括“文革”抄沒代管之書，彼時尚未發還，故編入《善目》者不少），光靠潘老一人審核是忙不過來的，他往往只能在我們上交的卡片上進行修改。

更不爲外界所知的是，起初我們是按一套現成的善本分類卡片校書的，這樣做的好處是，同類書的不同版本可置同案比對，易於發現問題（譬如我曾將數部《玉臺新詠》一起取出，結果發現有將民國徐乃昌刻本誤作明崇禎六年[1633]趙均刻本者）。即如顧老曾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工作的匯報》一文中介紹經驗所説，上圖「把原有片子重校一遍。重校時，著重版本項的記録。由於編目片和原書分離以後，版本注得不正確，那就不容易發現，就會將錯就錯地下去了。我們的鑒定方法，主要靠比對。比對後得出的結論亦比較可靠」。然而，由於館藏善本書庫是按流水號排架的，兩名書庫人員每天要出庫善本二三百部，若按分類取書，必然是東抽西取，凌亂無序，上下架極易出錯，而且取書速度很慢，拖累校書進度；而上圖爲愛護善本，原書僅鈐館藏印而沒有索書號，取書全憑寫有索書號的包裝紙，如果發生「調包」（實際上已發生多次），找回原書就犯難了。權衡再三，顧老不得不做出改變，決定按流水號順序分批出庫，這樣做一旦出錯也能及時發現予以糾正，保證書庫管理安全有序，取書速度也快。於是，我們將那套善本分類卡片重新按流水號編排，以作校核底卡之用（該套卡片至今還保留著，尚有追根溯源之功用），造成的不利影響則是，同類書的相關版本難以同案校核，錯誤不免增多（隨著鑒定版本水準的提高，多年以來，我們一直結合有關工作項目努力糾正曩昔的錯誤）。

與此同時，顧老考慮到將來可以出一些副産品，遂令印製了若干版本信息記録單，要求大家隨時填寫，如刻工、題跋與藏印等。當時藏印整理主要由我負責，並及時與複製部門聯繫，用135黑白膠捲拍攝後沖洗出照片，我按照印主姓名，以四角號碼編排成若干活頁貼本，暫供檢索與續增。後來潘老應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系之聘帶研究生，其中一位學生頗喜篆刻，通過潘老向我借藏印貼本，而後在我不知情之下編纂成書並於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該書的責任編輯恰巧是曾經參與校核上圖善本的陸國強先生，他知悉內情，甫接到書稿就示知，我一看潘老已撰有序言，笑謂能供讀者使用便無妨。但該書所編存在兩點不足： 一，印章原有出處，可備稽考，而此書未予以注明，殊失文獻學要旨。二，凡鈐在原書葉面上之印章，原書之文字、欄綫皆用白粉填描而去，白粉或觸及印文，導致失真，故該印譜只能參考，不完全具備鑒定標準件之功用。

迨至1980年，上圖善本的校核工作基本結束，顧老決定由于爲剛與我兩人承擔《中國叢書綜録》的修訂工作。當年該書目的編纂由顧老主持，成立過一個編纂工作組，組長是沈文倬先生，副組長是王煦華先生，子目分類表由煦華先生擬定。修訂工作實際上從1959年該書目出版之後就啓動了，我們拿到的工作底本已經有很多前人的修改記録，而我們再事在上圖及全國相關圖書館做了一年多的版本調查、子目核對，包括索引在內，進行較爲全面的修改，並增加了黑龍江、青海、寧夏、桂林（原廣西省第一圖書館）、廣西（原廣西省第二圖書館）及中央民族學院六家圖書館的收藏著録。關於該目録的修訂重印事項有幾點需要説明： 一， 由於當時受印刷條件限制及出版社爲了節省成本，沒有重新排版，僅在舊紙型上進行挖改，一旦牽涉到換頁，只能放棄改正，故頗多修訂未能在重印本上落實（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一書，僅著録九十九家，奪漏之《賈長沙集》一卷、《司馬文園集》一卷、《董膠西集》一卷、《東方大中集》一卷等四種一直未能補入），這也是1981年出版時稱之爲新一版而不是修訂版的緣故。對此我一直耿耿於懷，希望將來能有一個較完整的修訂版問世。二， 我們在做修訂的同時，順手還做了續編工作，凡收一千七百餘種，子目約三萬餘條。因受人力物力等客觀條件限制，《續編》僅反映了上圖及部分圖書館的館藏，故而不再編輯全國收藏情況表，而將收藏單位著録在每種叢書款目之下。由於我尋即主要承擔上圖普通古籍編目工作，續編工作斷斷續續，延宕至1985年，才編成《中國叢書綜録續編·總目》徵求意見稿油印本。到了1989年，又想繼續做《續編》的子目分類及其索引，並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接洽，準備花兩年時間完成全部書稿，然終因工作等事情變化，不克落實。三，當時我們古籍組隸屬特藏部，而時任部主任的某先生曾私自將上圖前人以及於爲剛和我所做的修訂資料提供給一位外館同行，此後該同行署名出版了針對《中國叢書綜録》的補訂之書，其中實際包含了上圖修訂的成果。四，雖然《中國叢書綜録》編製的總目書名索引、各單位收藏情況表與子目書名、著者索引頗便讀者利用，但我認爲還缺少一個其實也很有用的索引，那就是《叢書編撰者索引》，故在修訂重印《中國叢書綜録》時，我曾建議增入而未果。直至上古社在2006年據新一版重印，鄙見得到編輯室主任吳旭民先生贊成，我遂請同事顧雅芳女史製作印入。

此外，我生平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與修訂《中國叢書綜録》工作相關。我發現所謂清順治四年（1647）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説郛》，實爲集明末武林一帶所刻書板，採用剜板之法編輯重印而成，且每次刷印子目品種皆有所增損，更有一批叢書與該《説郛》本相關聯而前人從未注意到它們的版本問題。因未及研究並限於目録體制，《中國叢書綜録》只能作客觀著録，但這樣的著録不能揭示版本脈絡。遂撰寫了《〈説郛〉再考證》一文，投稿於《中華文史論叢》，居然有幸得到主編錢伯城先生的認可而予以發表。我知道顧老並不贊成年輕人急於發表文章，他希望我們能耐得住寂寞，大器晚成（他自己就有個齋名曰「小晚成堂」）；而且那時他又擔任《中華文史論叢》的顧問，故我事先未敢告訴他，錢伯城先生也沒告訴他。等到拙文發表後，我以爲會遭到他的斥責，不料他對我在工作實踐中能發現問題頗爲高興。他認爲圖書館員不可能置具體工作於不顧而專門寫文章，但又強調應當在實際工作中進行研究，才能做好服務讀者工作。

由於上圖善本書庫中的大部分已見載於《善目》（也有約五六千種當時認爲標準不符未入《善目》者），而自1958年10月，原上海圖書館、上海科技圖書館、上海報刊圖書館、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四館合併成新的上海圖書館之後，普通古籍未做過全面校核編目，於是在1981年下半年，領導層有編纂館藏普通古籍書目之動議，實際上也是爲了安排解決古籍組一部分人員的工作。之前十數人校核近十八萬冊館藏善本，用了兩年半時間，而普通古籍多達百餘萬冊，人員又不齊整穩定（起初五六人，最多時七八人），猴年馬月能完成校核進而編成書目？在討論會上，組長乃至部門主任，沒有願意負責並參與實際工作者。面對無人吭聲之尷尬場面，我不知天高地厚，表示願意承擔該項工作（有一位曾參與過編纂《中國叢書綜録》的長者楊鑑先生當場對我説，「你要做好至少十年的準備」，我並不在意，孰料該目録真的編了十年，而且未能出版）。於是領導決定由我負責編目業務（另有一人負責日常政治學習），編目班子就草草搭起來了。由於沒有任何經費支撐，考慮到普通古籍不藏於一地（三十萬冊藏於南京西路總館，六七十萬冊藏於長樂路書庫），核對版本頗費周章，爲了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我作了初步調查與實踐後提出建議： 一， 每人每天校核三十二種，包括複本在內（普通古籍複本較多。當然，如果同一版刻不同時間的印本，或存在修補版、文字異同等情況，嚴格説來不能視爲複本。但在那個時代，尤其是普通古籍，鑒定著録沒那麽細緻，僅對地方誌的後印本，較爲關注其在科舉、職官類有無增補）；二， 爲節省時間與人力，免去辦理書籍進出庫手續，允許編目人員直接入庫校書；三， 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實行彈性工作制，不作八小時工作制考勤硬性規定。該三條建議均得到領導允准。

上圖的普通古籍書庫其實並不普通。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後，我國一度進入一級戰備狀態，爲免遭戰爭損毀，上圖曾從普通古籍書庫提取過一批善本，連同善本書庫藏書一起轉移至安徽大別山腹地岳西縣後方臨時書庫（1976年運回上海），但仍然存有很多符合《善目》標準之善本。在我們編校工作初始，曾請來一位上海古籍書店退休職工袁西江先生，幫助在普通古籍書庫挑選善本（工作約一年有餘）。袁先生早年曾在上海三馬路（今漢口路）與人合開“忠厚書莊”舊書店，五十年代公私合營時併入上海古籍書店，其鑒定版本經驗豐富，凡在上圖普通書庫有所發現，他除了自己做筆録，還會在書中夾一狹長硬紙條，以作提示，我注意到明刻本居多。有一次顧老問起，我如實回答，顧老説，「你要多留意抄、校本，有的舊抄本很有價值，有的抄本可能就是稿本，而校本因鑒定不易，往往會被忽略」。通過先前參與上圖善本的校核，我已瞭解到，重視稿抄校本，是合衆圖書館傳統，葉景葵、張元濟、顧廷龍、潘景鄭四位前輩皆是鑒定稿抄校本的高手，稿抄校本更是葉、潘二老藏書乃至上圖的收藏特色，故銘記顧老的囑咐，對稿抄校本格外上心。可以説，提高鑒定稿抄校本的能力，是我從事上圖普通古籍編目的最大收穫。後來我在《古籍善本》、《明清稿抄校本鑒定》中所舉的有些實例，如清錢儀吉稿本《廬江錢氏藝文略》，明董守諭稿本《讀易一鈔》，清臧庸稿本《韓詩遺説》，清翁方綱稿本《唐人七律志彀集》、《唐五律偶鈔》，清朱珪謄清稿本《春帖子詞》、《御製紀實詩》，清黃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詩集》，清吳騫批跋本《山志》，清勞權勞格昆仲校本《近光集》、《扈從詩》等，皆是我在普通古籍書庫中發現，尤其是黃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詩集》，顧老視爲重大發現，十分高興，立即令採編人員編入善本書庫（因上圖善本庫房長期處於逼仄狀態，「文革」之後，未能開展“提善”工作）。

從某種角度説，普通古籍編目比善本編目反而難度高，因爲善本歷代受藏家重視，研究既深且廣，參考資料遂多，而普通古籍以往不入藏家法眼，鮮有可供利用之書目文獻。由於我對古籍編目、對版本學興趣日益濃烈，並受《中國叢書綜録》一舉奠定上圖在目録版本學領域地位的深刻影響，希冀將上圖普通古籍目録編成一部高質量、足資同行與讀者參考利用的書目，但客觀實際總在潑我冷水，因爲參與編目者中知音寥寥，主動工作者少，被動應付者多。譬如我要求傳承合衆圖書館編目之規，根據原本卷端著録作者之籍貫、字號（將來依據籍貫編排，就是極有用的地方文獻資料；而字號則是人物傳記資料），結果發現有人竟然沒有版本意識，從不看原本，專抄《中國人名大辭典》交差敷衍。又如，我在審核他人上交的工作卡片抽屜時，凡有疑問者，會豎起該卡片，要求其進行復校後給我回音，誰知我甫一轉身，有人便將豎起的卡片倒下，我所費的心血遂付諸東流。到了1990年，眼見達不到出版正式書目的應有品質，頗感失望，只得謄寫一套提供讀者檢索之用的卡片作爲最終成果。不過，這套卡片後來竟成了香餑餑，先是搖身一變成爲古籍書目數據庫，後又成爲古籍普查基本目録（那是後話），更意想不到的是，2003年文化部組織四年一度的全國圖書館評級，我聽黨委書記繆國琴説，外來的專家抽查了150條普通古籍數據，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爲上圖評一級館作出了貢獻。而我只能私下對繆書記説： 那些專家於古籍編目並不內行，不然，我哪能置該目録出版於不顧呢？

在普通古籍編目的十年中，發生了對我人生頗有影響的幾件事。1985年，古籍組要配補一名副組長，彼時南京路總館議論紛紛，躍躍欲試者不少。我則整天泡在長樂路書庫校書，那裏環境安寧，有遠離塵世之感，頗能出活。一日，分管我們部門工作的聶佩華副館長來找我，要我趕快去顧老家裏，説有好消息。拜見顧老後，他含笑告訴我，已與聶館長及部門領導商定，由我擔任副組長，問我是否願意爲古籍組這個集體出力。雖然顧老平時對我的工作有所肯定，但如此信任，著實令我受寵若驚，三復感謝之餘，表示定當努力爲之（在古籍組，除品端行正外，業務上至少要能鑒書識本，否則難以服衆）。不久，新任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的汪慶正先生（多次來上圖古籍組看望顧、潘二老，遂與其認識，九十年代曾邀我代其爲上博舉辦的拍賣從業人員培訓班講課）、書畫鑒定家鍾銀蘭女史（我初中同班好友鍾景偉的二姐）聽聞此事，皆勉勵並囑咐我説，上圖的古籍組那麽重要，顧老能讓年輕的你當副組長，是對你的器重，別辜負他老人家。

1986年4月，我代表上圖去遼寧省圖書館出席《古籍標準著録》終審會，會後又去北京走訪北京圖書館與中科院圖書館等單位。返滬後方聞知復旦大學中文系受教育部委託將舉辦一個以文獻學爲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班，學制三年，可申請碩士學位，而我因出差在外，錯過了考試機會。我心有不甘，便去拜見中文系主任徐鵬先生，請求幫助。徐先生二話不説，立即與復旦有關部門聯絡，竟然被免試録取。我對徐先生的感激之情莫可名狀。然而，由於是脫産而非在職學習，顧老恐我將來不會回到上圖，便語重心長地對我説：「不就是一紙文憑嘛，你真那麽在乎嗎？這裏工作很重要，又正是用人的時候，同樣有前途，你再慎重考慮。」其實在這之前我已向聶館長表示學成後一定回上圖工作，並已得到她的支持，但現在顧老發話，使我又一次感受到老人家對我的關心與認可，豈能違背他的旨意。於是，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再去拜見徐鵬先生解釋原委，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不意徐先生寬慰我説：「先行啊，顧先生、潘先生與我的老師欣夫先生（王大隆）是同輩，你在他們身邊工作，能學到的東西要比在我這裏多得多，以後一定會有作爲的。」我聽罷感動得熱淚盈眶，半天説不出話來，雖未能成爲他的學生，但對他的恩情，我終生不會忘記。去年在紀念顧老誕辰一百二十週年活動時，有年輕人問我爲什麽會選擇圖書館古籍工作這個職業。我説，顧老當年應邀南下協助葉景葵、張元濟創辦合衆圖書館，是他人生的主動選擇；而我被分配到上圖工作只是爲了謀生，並沒有選擇的資格，直到在顧老的影響下，我放棄了去復旦大學深造的機會而留在上圖，才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選擇。記得我的忘年交蔣星煜前輩當時對我説，「你要向梁漱溟先生學習，他沒當成北大學生，後來卻當了北大的先生」，也使我備受鼓舞。自那以後，潛心工作，再無二意。

1987年，全國圖書館界開始施行職稱評定，上圖是試點單位。擔任上圖職稱評定領導小組組長的聶佩華副館長告訴我，根據當時上海文化局下發的文件精神，我符合破格評聘副研究館員的條件，讓我填寫申報表。聶館長像個老大姐，對我一直愛護信任，平素交流工作總以勉勵爲主，每令我心生暖意。但此番首次評定職稱，名額畢竟有限，眼見很多老同事對高級職稱的渴望，尤其是面臨退休的長者，如同末班車，若搭乘不上，將終生失去機會，於是我毅然放棄了副高評聘，客觀上也是對聶館長工作的支持。這可謂我人生的第二次選擇。然而，當顧老離開館長崗位，尤其後來生病不再上班，我走的路就變得異常曲折艱難，但我從未感到後悔（直到1998年才評上副高，2004年爲正高，2013年晉升爲二級研究館員）。

1990年，上圖與臺灣成文出版社合作，編纂《清代硃卷集成》，兩年後出版。我負責具體編纂事宜，參與者有吳織、顧文韻、胡群耘、童芷珍。我們從館藏遴選了八千種硃卷，其中一千餘種乃潘老曩昔捐贈合衆圖書館者。按聶佩華副館長之吩咐，我擬定了編委會名單，顧老任主編，潘老爲顧問，其餘編纂人員爲編委。孰料完成書稿即將出版之時，新任館長想當主編，提出讓另一位新任副館長與我當副主編，而將顧、潘二老排斥在外。時顧老正患胃癌準備住院手術，我聞訊找到該副館長直言：「上圖館藏歷史文獻豐富，可做項目很多，將來你們要當主編、副主編有的是機會，但此事在你們來上圖之前就已安排落實，我沒資格、也絶不會當副主編，新任館長也不能當主編，否則我將向上方反映。」成文出版社老總聽説此事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謂如果顧老不當主編，肯定會影響該書銷路。在我的堅持之下，新任館長退讓了，不過，我的古籍組副組長職務也隨即被免去了。

其實，由於長期受到顧老、潘老人格魅力的感染薰陶，我只想爲上圖古籍事業做點實事，從未想升官發財。如果有爲團隊服務的可能，自當責無旁貸；而倘若受到權力的壓制，對我個人而言不啻一件幸事，因爲能贏得更多做學術研究的時間與機會。類似的情況後來仍有發生。2000年春，我曾爲上圖購買翁氏藏書盡責盡力，並視之爲我的圖書館工作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當我還沈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不料翌年由於領導層的矛盾衝突（可能還有其他原因），竟然將古籍部、近代文獻部（時張偉先生當主任）給撤銷了，我這個古籍部主任職務當然也不存在了。此事在大陸圖書館界造成了不良影響，一支經年打造磨煉的古籍工作隊伍，頃刻間遭受嚴重破壞，對上圖古籍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令人痛心不已（當時我們正開始著手編纂上圖的善本書志，不得不停止）。但就我個人而言，卻接連得到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等圖書館的訪問邀請，最終選擇去柏克萊加大。彼時在上圖的領導層中有一種説法—「有本事到國際上去發聲音」，對我們的古籍工作頗爲不屑（也可能是針對我吧）。2003年3月下旬，我與郭立暄君去柏克萊加大，不到一周，我應邀作了一個公開的免費講座，主要講我爲什麽選擇到柏克萊，大致對該校東亞圖書館所藏中文古籍的特點作了介紹，以及談了我們撰寫藏書志的打算（後來才知道，那天鄰近的斯坦福大學也有師生前來聽講，其中一位歷史系教授還通過柏克萊東亞館向我發出講課邀請，但被東亞館趙亞靜副館長拒絶了）。沒過幾天，校方有人找我説，如果願意付二千五百美金，學校可以根據美國引進特殊人才之規定，爲我申請緑卡。我謝絶了對方的好意，明確表示「貴校雖然把我當上賓請來，但我所從事的版本學研究中心在中國，上海圖書館則是研究重鎮」。我們確實在美國爲上圖發了一個至少在當時可算不錯的聲音—2007年我隨上圖黨委書記邵敏華先生訪問美國國會圖書館，該館亞洲部學術研究主任居蜜博士一見面就對我説：「陳先生你們撰寫的柏克萊書志在美國東亞圖書館界影響很大，能否爲國會圖書館也幫點忙？」邵書記馬上回絶道：「現在大陸正開展全國古籍保護工作，陳先生的工作都來不及做。」

邵敏華先生是在2004年底到上圖擔任一把手的，在其任職的四五年間，歷史文獻中心尤其是古籍工作面貌煥然一新。他強調要繼承與發展顧老等前輩開創的事業，並落實於實踐之中。譬如從2005年開始，他爭取到市財政每年撥予專項經費的支持，以舉辦年度大型歷史文獻展覽爲抓手，根據不同文獻特點，組織以老帶新專門團隊，編纂出版具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學術性圖録，既達到了宣傳弘揚傳統文化、每年令讀者有所期待的社會效應，又開闢了出成果同時出人才的新途徑，其影響之大，效果之佳，在上圖形成了二十年來持續未已的機制。我曾有幸在2006年與2010年先後主持了「明清名家手稿展」及「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展」。也是在他力主之下，2006年我擔任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分工負責古籍工作，使我又有從宏觀到微觀爲上圖古籍事業盡力的機會。我的理念是，圖書館工作千頭萬緒，歸根結蒂是爲讀者服務。故在彼時直至我退休的十五年間，上圖的古籍服務工作是獲得海內外讀者首肯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即2005年，我在傅熹年先生等專家的推薦之下忝爲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新增補古籍組成員。在收到國家文物局通知時，我簡直不敢相信，爲之忐忑良久，因爲過去南方只有顧老一人。當年8月，在北京召開新一屆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大會，傅先生接替已故的啓功先生擔任主任。見面時他對我説的第一句話就是「顧老的脈不能斷」。這既是對我業務能力的認可，也是對我的殷切期望與囑託。我感受到擔子的沈重，但我一定會身體力行。

在完成柏克萊加大善本書志撰寫之後，我又投入到《中國古籍總目》的編纂之中，擔任史部主編，前後四年，完成了約六萬條目。我或許是唯一每天做實際編目工作的分部主編，一如既往地投入，只要上圖收藏，儘可能做到核對原書版本，但著録館外藏書，往往只能以該館提交的材料爲依據了。這部昔日「爛尾樓」式的書目（始編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新聞出版總署楊牧之副署長的領導之下重新編纂，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總體而言，仍然是從目録到目録，甚至受客觀條件制約，連海外公開發表的藏書目録上的品種也未收羅齊全。

在這種古籍編目的大環境下，繼柏克萊書志之後，我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嘉德拍賣公司同好合作編纂《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録》（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堅持向同行與學術界表明自己對古籍編目、對版本學的認知。該書出版後，在圖書館界幾乎未起波瀾，倒是獲得了黃裳先生的一番贊譽（雖然他對顧老、後來對我有所誤會），謂「全書解題部分用力最多」，「尤爲可取的是在版本鑒定上，對過去著録的不少結論，頗多商榷討論之處。這是一種值得注意的進步表現，也是此書的學術價值所在。雖然所論未必盡是，但勇敢地提出不同意見，這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見《郇齋小記》，2007年2月16日《文匯讀書周報》）。

隨即而來的便是2007年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文推行全國古籍保護計劃。上圖由於顧老長期當館長，對古籍保護一貫重視，而且是唯一一家根據文物法對古籍進行定級保護的大型圖書館。然而，此番政府首度在全國層面上轟轟烈烈地開展古籍保護工作，不禁爲之振奮，頗有將餘生貢獻於是的決心。故開頭幾年，諸如頻繁出席各種研討會，赴多地培訓班、高級進修班作版本學講座，參與評審國家珍貴古籍名録等，忙碌殊常，不知疲倦。但沒過幾年，覺得味道不大對了，古籍保護工作有流入「政績工程」之虞。譬如，評審國家珍貴古籍名録，收録越來越寬泛，乃至舉凡《善目》著録者，似乎皆可入珍貴名録，失去評審珍貴名録的意義；而且每次評審都很匆忙，出現錯誤得不到糾正，損害了名録應有的科學性與權威性。又如，不顧客觀實際狀況，急於推出編纂《中華古籍總目》大型項目，明知不可爲，硬以出版所謂分省卷作爲階段性成果，則問題更大： 第一，如果家底不清而倉促推出目録，有違普查初衷；編纂《中華古籍總目》（或分省卷）若不能涵蓋普查成果，便失其應有特色，也失其編纂意義。第二，摸清家底含義有二： 一是弄清各地庫房存缺，對未編之書進行整理登記；二是完善鑒定著録，恰如其分地揭示版本屬性與價值。爲此，必以核對原書爲要務，而非從目録到目録（或將原來卡片、電子數據徑轉爲分省卷目録）。然而，現在要求在短期內推出目録成果，斷無核對原書之條件。此種目録已有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持編纂出版之《中國古籍總目》在前，今踵其後而不能超邁之，竟然連分類也可以放棄，其結果只能是白費人力、物力、財力，而屬於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重中之重的普查工作卻因此大受影響。第三，圖書館古籍編目鑒定人才之培養，實踐鍛煉乃不二法門，而核對原書正是最佳實踐。若從目録到目録，除流於紙上談兵，不可能出鑒定版本人才。記得2011年7月22日我在北京友誼賓館出席《中華古籍總目》編纂出版會議上及會後，皆直面問題向執事者提出自己的看法與擔憂，並再度建議結合古籍普查，以修訂《善目》爲抓手培養人才，奈何人微言輕，未被理會（參見本書《重視並做好古籍編目工作》文後所附《致周和平部長》一函）。

之後，我依然想通過上圖的工作實踐，發出哪怕是微弱的吶喊之聲—古籍保護工作不能搞「政績工程」（我現在爲自己不識時務的迂腐感到可笑）。於是我們有了《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蹟》、《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録附版本考》、《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録》（2010年初版，2022年修訂版）等成果。

此外，徵集歷史文獻，一直亦是我心心念念之事。六十歲以後，又先後爲上圖獲得張恭慶、恭慈昆仲捐贈其曾祖張佩綸手稿與師友手札，翁萬戈先生捐贈《翁同龢日記》稿本等文獻，曾仲鳴、方君璧後人捐贈曾醒手稿等民國初期重要史料奔走出力。這些工作完全出於自覺，希望將來去見顧、潘二老時，在藏書建設方面也能有所交代。而此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能及時爲上圖購得日本佳士得拍賣公司經手的那批藏在日本民間的中醫古籍，那是早在2006年就發現的，其中不少爲日本江戶時代後期著名藏書家福井氏崇蘭館之舊物，當時連日本學術界都一無所知，共一百四十種，宋元本有十五種之多（今藏日本大阪杏雨書屋），太可惜了，「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徒嘆奈何。

我一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上圖的善本書目編出來。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瞿鳳起先生曾主編出版過一冊上圖善本書目，大約收入五千餘種。1958年四館合併後，善本數量大增，故潘、瞿二老於六十年代初重編上圖善本書目，但僅成初稿，因接連的政治運動而告中輟。後來雖然上圖的善本在《善目》中得到著録，但缺漏很多，錯誤不少。因此，編纂出版上圖善本書目十分必要。而我更想通過該目録的編纂達到兩個目的： 一是立足於學術前沿追求高質量，從而體現上圖於版本目録學的傳承與發展；另一是爭取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年輕專家。猶憶2020年9月市委宣傳部周慧琳部長來上圖視察，我向他報告了上述想法，周部長鼓勵説，「你現在正是幹事的時候」。可是還沒等到計劃正式實施便退休了，真戀戀不捨。好在我那可愛的年輕同事們目前正爲此努力奮鬥，相信以他們的能力與事業心，將來定能獲得成功。

本文原刊於《學思齋文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