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古籍的人生
為古籍的人生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夢妮
「每天都和古書打交道，是一種福分。」作為版本目錄學家，沈津這樣總結自己的人生。
沈津一生都做著讓沈睡的古籍被更多人看到和知曉的工作—
曾追隨著名圖書館事業家、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30年，協助編輯《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翻遍上海圖書館所藏1萬多部古籍善本；
全程參與20世紀中國最為浩大的古籍普查編目工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纂工作，練就版本鑒別的「火眼金睛」；
20世紀90年代後，他執掌哈佛燕京圖書館善本室，完成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編纂《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讓流落美國的中文古籍得以化身千百，回歸中國；
2011年退休後，先後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擔任特聘教授，培養青年學子。
如今，81歲的沈津仍筆耕不輟，活躍在古籍保護領域。
「最幸運的人」
「我是中國圖書館學界最幸運的人。」回顧在上海圖書館的日子，沈津這樣說。
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提出：「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中山大學圖書館原館長程煥文認為，沈津能夠成為享譽全球的中文古籍版本目錄學家，不外乎「苦學精究」與「質之良師」。
這8個字，正是沈津在上海圖書館的寫照。
1959年，沈津初中畢業，作為老大的他想為父母分擔生活壓力，便以臨時工的身份進入上海圖書館。
幸運的是，1960年3月，上海推出文化系統以老帶新人才培養計劃，沈津有幸被選中，進入上海圖書館典藏部特藏組，跟隨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學習古籍整理、編目、鑒定，從此邁進版本目錄學的大門。
古籍，承載著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版本目錄學家，則是連接古籍與現代人的橋梁，學者借助他們的研究成果，得以尋覓到可靠的文本，最大限度發揮古籍的學術價值；大眾因他們的普及，有機會領略古籍的獨特魅力，增進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知。他們讓深藏書庫中的古籍化為鮮活的文化，讓中華文脈綿延不絕。
在上海圖書館，版本目錄學家潘景鄭、瞿鳳起也從旁協助輔導沈津。他們每周都會集中為沈津及其他幾位青年講課。更多的學習是在辦公室的朝夕相處中。「老一輩的影響是無形的，在他們身邊，潛移默化中，你就能學到很多東西。」沈津說。
沈津有時會跟隨潘景鄭、瞿鳳起到上海古籍書店買書，到朵雲軒買碑帖、尺牘。「我跟在他們後面，會覺得為什麼他們挑得那麼快？他們熟呀，一看這個東西，要！」
在上海圖書館，沈津什麼都乾，什麼都學。「老先生們都很喜歡上進的青年人，只要你努力，他們一定願意教你。」
潘景鄭的小女兒曾用上海話告訴沈津：「爹爹老早喜歡儂（你）了。」說起這件往事，耄耋之年的沈津仍流露出被老師誇獎的驕傲。
顧廷龍要求沈津每天練習1小時毛筆字。「這培養了我鑒定古代抄本、題跋、尺牘真偽的能力。」沈津說，「因為真品都是一氣呵成地寫下來的，而偽品總有破綻，慢慢就能體會了。」
1961年，顧廷龍給沈津定了一個題目，研究翁方綱。沈津一直記得顧廷龍當時的話：「版本鑒定只是一種技術性的東西，你要圍繞一個題目做研究。」
翁方綱是清代文學家、書法家、金石學家，曾擔任《四庫全書》的纂修官，為許多書撰寫提要。「顧先生說翁方綱這個人很了不起，想要研究，但他當時沒有精力了，就把這個任務交給我。」
這項工作持續了40年，按照顧廷龍的指點，沈津從各大圖書館所藏古籍、碑帖、字畫中輯出翁跋1,300餘篇、翁致友朋手札數百封，最終完成了120萬字的《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編纂了40萬字的《翁方綱年譜》。
在沈津心目中，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是《顧廷龍年譜》。「這本書我是帶著對老師的感情去寫的。」
為紀念顧廷龍誕辰100週年，2002年7月，沈津開始了《顧廷龍年譜》的寫作。一年多時間裡，他去多地尋訪、蒐集顧廷龍的史料，「節假日每天工作12至14個小時，工作日的清晨及晚間也不敢有絲毫懈怠」。
20年後，年近八十的沈津又在新蒐集到的史料基礎上，將70萬字的《顧廷龍年譜》擴充至145萬字的《顧廷龍年譜長編》，完整展現了顧廷龍從1930年代任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文採訪主任，到籌劃上海合眾圖書館，到1960年代初任上海圖書館館長，再到高齡主持《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續修四庫全書》的畢生事業歷程。
上海城隍廟每周日辦書市，沈津常常和朋友一起去逛，這是他瞭解民間古籍收藏的渠道，但他幾乎不買古籍，只買學術研究需要的參考書。「有的古籍善本確實好，作為投資的話，買了再賣一定賺錢，但我不能做這個事情。因為顧先生他們都不這樣做，他們都是用知識為公家謀利益。」沈津說，這是「沒有約定的規矩」。
遍覽典籍
冬日午後，記者來到沈津在上海的家，他正在書桌前審校出版社寄來的《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校樣。「這是我從事版本目錄學工作60年的小結。」沈津介紹，「在這本書中，我舉了大量的例子，都是幾十年來我自己親自翻閱過的古籍善本。」
60年來，沈津遍覽海內外中文古籍，他的「書緣」讓許多業內人士羨慕。
在上海圖書館，沈津協助老先生們編輯《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每天，潘景鄭、瞿鳳起會交給沈津一沓卡片，每張卡片上都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內容。沈津推車到書庫，按照卡片把書一部部取出來。潘景鄭、瞿鳳起用書核對卡片，有不對的地方，就在上面修改，有時也把卡片上缺少的內容補進去。顧廷龍要求沈津每天都要將卡片上的修改看一遍，並琢磨修改的原因。
沈津那時沒有結婚，很長一段時間住在上海圖書館善本書庫旁的一間宿舍裡，相當於承擔書庫的保衛工作。漫漫長夜，沈津把白天沒看完的古籍善本繼續看完，「想多學點業務，就多看書，白天各種事情多，晚上效率更高」。這樣日積月累，沈津對古籍版本鑒定、編目逐漸有了自己的心得。
1965年底，《上海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初稿完成，沈津也將館藏善本，包括宋元明清的刻本、抄本、校本、稿本、套印本、活字本以及敦煌寫經等，共計大約1.4萬部，全部經眼了一遍。「這為我後來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20世紀中國最為浩大的古籍普查編目工程，作為該叢書主編顧廷龍的助手，沈津全程參與了編纂工作。
新中國成立前，大量古籍或被毀或流失異國。1975年，病中的周恩來指示，要盡快把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出來。1978年，這一工程正式啓動。
初審期間，參與編纂的專家們都集中在北京，審閱全國各地圖書館、博物館彙集的6萬多種13萬部古籍善本的卡片。沈津擔任經部副主編。他們要憑經驗判斷，卡片上著錄的書是否為善本，各書的著錄及版本項的認定是否準確，書名相同的書是否為同一版本等。發現有問題，就發函要求收藏單位寄來書的複印件或照片，有時還需要出差去相應圖書館親自查閱。
「從開始籌備，到初審，再到複審，最後定稿出版，一共花了10多年時間。」沈津感嘆，當年全過程的參與者，目前在世的只有兩個人了，「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上海圖書館的任光亮。」
1995年3月，沈津因「在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工作中的突出貢獻」，獲得原文化部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表彰。
1986年，沈津在古籍領域的視野得到進一步擴展，這背後的推動者是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沈津的外公和楊振寧的父親是親兄弟，他叫楊振寧大舅。楊振寧建議沈津：「你做這一行，應該到外面去看看。」
通過楊振寧的幫助，沈津來到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圖書館。在美國訪問的近兩年時間里，他走訪了美國許多大學和公共機構的圖書館，與許多海外學者建立了聯繫，其中不少人是楊振寧介紹的。楊振寧曾叮囑他：「你不是去看圖書館的建築，而是要去看看那個地方到底有哪些收藏，特別是還有多少中國古籍沒有被發掘出來。」
每週六上午，沈津要到楊振寧的辦公室和他聊天。「我每次去了某個重要的東亞圖書館，看過他們的收藏後，一定會跟楊先生彙報。可以說我在美國看到那麼多的東西，都跟他有關係。」
楊振寧平時閱讀中文報紙時，凡是看到有關古籍的消息，都會剪下來留給沈津。一次，他看到《紐約時報》上有篇文章，提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善本書庫里發現了明代嘉靖刻本《老子億》。「楊先生說『來翻譯給你聽』，我就拿了一支筆、兩張紙，他一字一句翻譯。」這份記錄稿沈津一直珍藏著。
「楊先生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深刻影響了我。」沈津說。
「化身千百」
「由於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善本書都不可能將原書回歸國內，所以我們採用影印和撰寫書志的方法，將難得的圖書的內涵進行揭示，視作另外一種意義的回歸，這樣保存在海外的珍稀善本就可以『孤本不孤』，能夠『化身千百』。」2025年12月30日，在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召開的古籍數字智慧應用與第十一次古籍數字資源聯合發佈座談會上，沈津在視頻發言中提到了他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歲月。
1992年4月，受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邀請，沈津來到哈佛燕京學社，為哈佛燕京圖書館撰寫善本書志。「中國那麼多好東西流落在美國，必須有人去發掘它們的內涵，我要做的就是這個事情。」
兩年時間，沈津以一己之力，完成善本書志的宋元明部分。後來，他又和來自中國大陸的四位訪問學者合作，繼續當年沒寫的清代部分，最終完成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共計400萬字。該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得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在沈津之前，也有中國學者將北美重要圖書館的中文古籍善本書，通過書志的形式予以發掘，如王重民著、袁同禮修訂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王重民著、屈萬里校訂的《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李直方著《華盛頓大學遠東圖書館藏明板書錄》，但這些書志內容比較簡單，信息量較少。
沈津認為，書志應詳細揭示書的內容版本，而不僅僅是一張藏書卡片的放大。因而，他所撰寫的書志，是將書名、卷數、行款、板框寬廣、題名、序跋先做揭示，再將作者簡歷、各卷內容、撰著緣由、序跋摘錄、版本認定依據、書的特點、諱字、刻工寫工繪工印工出版者、他處之入藏及收藏鈐印等，一一詳細勾勒，供研究者參考利用。
「從沈先生撰寫的書志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真正的版本學家的職責和品格，那就是作為一個圖書文獻的整理者，以淵博的學識、大量的精力、無比的耐心，去探究細小的、瑣碎的問題，甘當墊腳石，為圖書文獻的利用者鋪平道路、創造條件，引領其進入正確、平坦的軌道。」天津師範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姚伯岳認為：「這相當於一個高明的版本學家提前對該版本各方面的情況作了簡明的介紹，為讀者下一步的閱讀和利用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沈津還編纂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匯刊》，他精心挑選出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稀見古籍67種，都是國內見不到的珍稀善本，並一一撰寫提要，介紹作者、內容、版本、源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沈津寫書志，不打草稿，完全依靠深厚積澱。每天，在他的辦公桌上，左邊放著善本書，右邊放著500格稿紙，他一邊翻書，一邊將要寫的內容直接寫在稿紙上。
2004年底，姚伯岳曾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派出的訪問學者，來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當時，他和沈津在同一間辦公室，朝夕相伴。在他的記憶中，「沈先生不抽煙，不喝酒，不下棋，不打牌，一天的工作之後，唯一的嗜好還是看書、寫作。他在美國那麼多年，除了外出開會，幾乎沒有到什麼風景名勝旅遊過。他的敏捷和聰明程度是少見的，但為了集中精力，他不學開車，甚至不願在學英文上多花時間」。
沈津告訴記者，自己年輕時也喜歡打乒乓球、看小說，顧廷龍提醒他不要浪費時間，要多看業務方面的書。沈津理解老師的苦心，把這些愛好都戒掉了。
沈津的關注不僅僅在古籍。在哈佛燕京圖書館，他還發掘出塵封數十年的延安版《參考消息》《紅軍長征記》等革命文獻，並聯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將其影印出來。
「當我在善本書庫裡發現了它，感到這是一本難得的書，在讀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後，我不僅為它感動，也想到我的責任，那就是要寫成文章予以披露。」沈津這樣講述發現《紅軍長征記》時的心情。
秉持「學術乃天下公器」的觀點，沈津一直呼籲圖書館將重要館藏進行影印。「重要圖書館裡的資源都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很多藏書人的捐獻，才形成今天的規模。所以像重要的古籍善本、地方文獻，或者其他有學術價值的東西，都應該整理影印出來。這樣學者們才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才能發揮它們的價值。」
對於民間的收藏家，沈津也努力促成其收藏的影印。浙江慈溪收藏家勵雙傑，藏有1,000多部近2萬冊家譜，具有歷史與文化價值。沈津聯繫勵雙傑：「這些東西藏在家裡，起不了重要作用，你如果願意印出來，我來聯繫出版社。」目前，勵雙傑編纂的《思綏草堂藏稀見名人家譜匯刊》已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整理出版了5輯。
「停不下來」
「在技術發展的今天，我們這些人要怎麼做？」
「首先要認識到自己是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次是要將自己的所藏『化身千百』，便利更多人。」
2025年10月28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的第四屆藏書家古籍收藏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現場，青年學子伍嘉明目睹了沈津和一位藏書家的對話。
伍嘉明問：「我們這一行是不是要有一種使命感？」沈津輕輕地在他肩上拍了幾下，笑著說：「你要知道你的肩上有圖書館員的責任和擔當，我們都在為讀者作嫁衣。」
自2011年退休後，沈津先後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擔任特聘教授，培養版本目錄學領域的青年學子。他自己學術素養的形成，源於傳統師徒相授的傳承模式，他帶學生也是這樣的方式，「我一直是追隨著老師們的腳步，一步一步向前走」。
沈津在中山大學的6年間，現為中山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的王蕾與其朝夕相處，時時問學於側。
「每周半天的漫談研討是先生獨具風格的培養形式，他希望以此促進專業學習與專業能力提升。」王蕾回憶，在漫談中，大家聚焦館藏古籍整理問題，集中討論版本著錄各細項，沈津通過實物研判講解，使大家在交流中提升版本鑒別與著錄能力。大家也可提出感興趣的題目，沈津則結合數十年經眼的稀世珍本、鑒別心得、書林掌故，闡幽發微，帶領大家深入探討。
沈津認為，培養古籍鑒定人才，唯有實踐才出真知，而要想大量地經眼古籍，必須有一個大型計劃，比如編目錄或大型圖錄。王蕾說，在沈津指導下，中山大學圖書館先後開展了《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訂本）、《清代版刻圖錄》（初編）和《黃海章珍藏書畫圖錄》《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圖錄》《中山大學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等書的編撰與出版工作。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版本目錄學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沈津認為這是做研究必備的。「讀書必須要懂一點目錄學，如果你不知道一部古籍書名、卷數、作者、版本等，你就不知道它的內涵，就很難發掘出它的重要性，也就沒有進入學問的門徑。」
沈津愛書，但對書的聚散卻很豁達。他在上海的家中有專門的書房，四面都是書架，餐廳的一面牆也都是書。沈津說，這已經是處理過的了，去年散了17箱，今年又散了300多斤，都送給做研究的朋友了，他們更用得著。
書在沈津心中的地位無與倫比。「做研究離不開書，你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須和書打交道，你和書之間是魚和水的關係。」在沈津看來，這也是書之美所在，「如果一個學術問題通過看書、考證能夠解決，將帶給我一種心靈上的愉悅，我就覺得這是一種美。」
多年來，在遍覽古籍善本的同時，對於有意思的資料，沈津大多做了記錄。「我的讀書筆記很多。每當發現有用的資料，即便現在不會用，我一定會把它複印或記下來。」沈津給記者分享了幾則他手邊的讀書筆記，少的一兩百字，多的上千字，娟秀的字跡在一張張A4大小的紙上鋪開，再裝訂成冊。這樣的讀書筆記已積累了100萬字。
2005年，沈津查出重症，手術後的那段時間，他睡不好、吃不好，身體極度消瘦，連看電視的力氣都沒有。那時他想的是，如果有幸熬過去，一定要把多年積累下來的讀書筆記整理成文發表出來。
20多年過去，沈津完成了《老蠹魚讀書隨筆》《書林物語》《書海揚舲錄》《伏櫪集》《沈津書話》《沈津說古籍版本鑒定》等10多部著作，如今，他還在繼續書寫著。沈津說，他一開始想的是一生完成500萬字，後來增至800萬，現在看來1,000萬字也打不住了。「停不下來的，停不下來的。」說到這裡，他笑了。
為什麼要不停寫下去？
「我有幸經眼那麼多古籍善本和普通古籍，通過書志、書錄、書話的形式梳理它們的價值，讓讀者得以瞭解與利用，也算是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一份力。」沈津說。
本文原刊2026年3月20日《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