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版刻仿宋體與宋體字幾個問題的討論
關於版刻仿宋體與宋體字幾個問題的討論
韋胤宗
摘要：
嘉靖仿宋本所仿者為南宋書棚本歐體字。書棚本字體較歐楷更為方正、板直，已開版刻字體程式化之先河。嘉靖仿宋體繼承書棚本歐體字，而風格更趨方斬、規整，繼承多於變革，字體本身未有較大變化。清代版刻中，又有大量仿宋覆宋歐體字刻本，足與軟字本、宋字本形成三分之勢，晚清時期又產生了據宋刻歐體與嘉靖仿宋體而創制之「仿宋字」，行用至今。嘉靖本字體、清代仿宋歐體字皆為南宋書棚本歐體字之發展，皆可稱為仿宋字。宋體字形成於嘉靖晚期至萬曆時期，其風格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一為嘉靖仿宋體，其二為由宋至明不斷流傳演變之閩本字體。晚明以後一般刻本之字體以及今日書刊最常用之字體多為宋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可稱嘉靖晚期至萬曆時期「宋體字」之誕生為中國版刻史上之一大變局。
關鍵詞：版刻字體；嘉靖本；仿宋體；宋體
現在版本學界一般認為，兩宋時期之雕版印刷形成了浙本、閩本、蜀本三大系統，各有風格，奠定了宋元時期中國版刻之基本風貌；其他地域之刻本或摹仿此三者，或在其基礎之上略有變化。宋末元初，蜀地因遭受戰亂而刻書事業被毀；元代中期浙本系統中出現了新的趙體字刻本，因使上述格局稍有鬆動。但此一格局之完全改變，始於明代中期。
大致來講，明代版刻史之前期為太祖洪武至孝宗弘治時期，中期為武宗正德與世宗嘉靖時期，晚期為穆宗隆慶至於明亡。明代前期之雕版印刷有消歇之勢，刻書之事並不發達，其版刻風格一仍前代之舊：宋元時之浙本風格在明代前期依然流行於兩浙、江西，並擴展至北京、南京等地，各地藩府刻本亦多向京本靠攏，且由於藩王頗有藏書，因此新刻之本亦會仿照宋元舊樣，不過質量參差不齊而已；蜀本宋末已漸絕跡，但其顏體風格則漸漸融入兩浙、兩京等地刻本之中；閩本繼承元時閩本風貌，與元本極難區分，如黃永年所云，明前期建本「仍舊沿襲元建本，作較瘦較圓勁的顏體，在開始時和元建本簡直很難區分」[1]。其實不僅閩本，明初其他版本亦皆繼承元本，屈萬里、昌彼得云：「弘治以前所刻書，酷類元槧。字體固無大殊，板式亦復相似，且皆不避諱，故每艱於鑒別。」[2] 明前期刊本之狀況大致如此，學界已有共識，此處無需再論。
正德之後，中國版刻之整體面貌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正德、嘉靖間，一種脫胎於南宋浙刻歐體字之風格由蘇州風行全國，後世稱此時期使用此種字體之版本為「嘉靖本」；[3]隆慶、萬曆時期，此種歐體字刻本又結合閩本風格，逐步演變為「宋體字」刻本，並隨後生出各種子類，成為晚明、清代版刻風格之主流。可以說，明代中晚期，大約在正嘉隆萬四朝，中國版刻之字體風格經歷了一個較大的變局，對後世版刻以及近代以來之印刷字體影響甚大。[4]但關於嘉靖本字體之淵源與稱謂、嘉靖仿宋字至萬曆以後宋體字之演變過程、宋體字風格之來源等問題，學界或少有研究，或多有歧誤。本文嘗試討論以上問題，從而為進一步理清明清版刻字體之演變以及清代版刻字體格局之形成拋磚引玉。
一、學界對嘉靖本字體與萬曆以後宋體字之描述
目前學界對於嘉靖本字體之風格特徵、淵源、稱謂及其與萬曆以後所流行的宋體字之關係等，有多種說法，總結而言大致可分為四類。現將學界代表性觀點分類列表如下，再做分析：
學者對嘉靖本字體與萬曆以後宋體字之描述[5]
（2）黃永年等學者明確稱嘉靖本與萬曆以後刻本之字體不同，嘉靖本字體乃仿南宋浙本字體而來，有浙本之余韻，只是更為規範化，更顯呆板而已；而萬曆以後刻本之字體才是前人稱為宋體、方體者。黃永年稱嘉靖本「仿南宋浙本用歐體字」，「南宋浙本的歐體完全是書寫體，這時（指嘉靖本）的歐體卻比較方板整齊，趨向規範化」，而萬曆以後之宋體字，「方板整齊，橫平竪直，而且橫細竪粗」。[12] 杜澤遜繼承黃永年之說法，稱嘉靖本字體仿宋浙本作歐體，只是較宋刻歐體字更板滯，筆划更硬，而萬曆以後之宋體字體則明顯橫細竪粗，與歐體相去甚遠。[13]二者皆指出橫細竪粗為宋體字之顯著特徵，較以上諸家描述更為準確。
（3）李開升大致同意黃永年等人認為嘉靖本字體源於南宋浙本之說法，亦同意萬曆以後刻本之宋體字與嘉靖本有所不同之觀點。與黃永年不同之處在於，李開升認為嘉靖本字體已經與宋本有了較大變化，嘉靖刻本字體「已經很明顯地匠體化，離自然書寫體較遠，與歐體、顏體差距較大」，[14]因此，似乎並不同意黃永年等人稱嘉靖本字體稱為「歐體」或「仿宋歐體」之類，而是同意毛春翔、李清志等人的看法，認為應該稱嘉靖本字體為萬曆宋體之源頭，其書中即沿襲毛春翔等人稱嘉靖本字體為方體或者匠體，基於此，李開升強調：「蘇式本在明代版刻史上前無所承，它的出現是一個全新的現象。」[15]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恐怕是因為部分學者對於南宋浙刻本歐體字之認識不夠全面。兩宋浙本之字體雖然宗歐，但為歐體字刻本化之結果，已與歐體原本面貌不同，且兩宋浙本歐體字亦有前後之變化，嘉靖本所仿者為何，黃永年、李開升等多數學者皆未明言，而對此看法不一則會影響對於嘉靖本字體淵源之判斷。
（4）目前關於嘉靖本字體之特徵，以屈萬里、昌彼得等人的描述最為準確，程千帆、徐有富等學者皆用其說。[16]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云：「正德中葉以後，覆刻宋本之風漸盛。而爾時習尚，最重詩文。唐人詩集，宋時以臨安陳氏書籍鋪所刻最多，故正嘉間覆刻唐人詩集，率祖書棚本。書棚本字為率更體，翻刻時亦效其體，於是風氣一變。」[17]。據其文意，嘉靖本似多為覆刻或翻刻宋本，而實則嘉靖本中翻刻、覆刻宋本僅佔一部分，新刻亦復不少，甚至還有很多嘉靖時期翻刻嘉靖新刻本者。[18]新刻之風格乃仿照南宋書棚本之字體行款，因此，嚴格來講，應該是仿宋刻本。日人長澤規矩也稱，明代嘉靖體系模仿自南宋末期「臨安書棚本」的字樣而來，[19]此亦是有得之論。以現存南宋書棚本實物而論，書棚本之歐體字已經與南北宋監本之樸素樣貌有所不同，字體較為斬方，字形稍長，筆劃更細、更直，且微有左輕右重之感，應是坊刻標準化生產之結果，可視其為後世方體字之遠祖。嘉靖本字體相對於書棚本更趨標準化，更顯呆板，但卻較不如萬曆宋體字方正、機械。下文將結合書影對此略作討論。
二、「嘉靖本」與「仿宋體」
一般統稱兩宋浙本系統使用歐體字，實則其字體並非一成不變。北宋監本今日流傳較少，難知其全貌，然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本《御注孝經》、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北宋本《通典》（圖1）、日本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所藏北宋本《史記》、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北宋本《漢書》等而論，北宋浙本之歐體字字形方正，[20]雖有小字大字之分，然皆舒朗齊整，頗存唐碑風韻。據《舊五代史·後唐明宗紀》、王溥《五代會要》所載，《九經》最初之刻板，乃是「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21]北宋監本《九經》多為翻刻或覆刻五代監本而成，南宋監本又依北宋監本翻刻、覆刻。兩宋浙本之字體風格以歐體為主，或因其最早刊刻之儒家經典繼承自唐代石經，遂亦同時繼承了唐石經歐虞體之風格而因木刻之特性而稍有變化。這種傳承有序的字體風格，構成兩宋浙本之基本面貌。[22]整體而言，北宋與南宋前期之浙本字體較為古樸，手寫之意味濃重。
自南宋中晚期始，臨安等地書坊所流行之歐體刻本，其字體已經與北宋至南宋前期之歐體有所區別。以上海圖書館所藏臨安府陳宅書籍鋪刻本《才調集》、國圖所藏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刊本《朱慶余詩集》、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唐女魚玄機詩》、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刻本《畫繼》、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續幽怪錄》等來看，書棚本之字體以歐體為基礎，但將筆畫稍微拉長，起筆稍輕，落筆稍重，橫筆右端形成上凸之三角形狀，同時捺筆短促而亦呈三角形狀，整體看來字形更加挺拔秀麗。因其挺拔，故有學者稱其「實應歸入柳法之中，而間帶歐體筆意」，「極逼近柳體」[23]，而實則其字體與柳體相隔懸遠。南宋書棚本刻書不少，而以所刻唐人集較成系統，目前國圖藏有臨安府陳宅經籍鋪刻本《朱慶餘詩集》《周賀詩集》《唐女魚玄機詩》《李丞相詩集》《甲乙集》，上圖藏有《才調集》，南京圖書館有《王荊公唐百家詩選》，北京大學圖書館有《唐僧弘秀集》等等，版式行款一致，皆為十行十八字，左右雙邊且外邊較粗，字體亦皆為此種書棚本歐體字。南宋中後期書棚本風格亦影響到了浙刻之官刻、私刻系統，比如國圖所藏嘉泰四年（1204）新安郡齋刻本《皇朝文鑒》、咸淳間廖氏世彩堂刻本韓柳集（圖2）等，字體亦為書棚本歐體字。
嘉靖本之字體所仿者即為此種南宋書棚本的歐體字。李開升稱目前可見最早的「嘉靖本」為國圖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吳江劉澤刻本《松陵集》，其字體風格實即類似於上述南宋陳宅經籍鋪所刻之《朱慶余詩集》，國圖所藏明正德十四年蘇州黃氏文始堂刻本《申鑒注》（圖3）之字體顯係脫胎於南宋世彩堂刻本韓柳集或其類似南宋書棚本之字體。目前可知存世嘉靖本有三千餘種，[24] 各本之字體風格容有小異，但整體而言其字體確由南宋書棚本演變而來，只不過較書棚本稍顯呆板，不復其挺拔峭厲。書棚本本就是歐體之更便於刊刻之變體，嘉靖本仿宋字只不過較之更便刊刻，因此也更為方硬呆直。前述屈萬里、黃永年、長澤規矩也等人之說法是比較正確的；曹之稱嘉靖本「專從形式上模仿宋本字體。結果是邯鄲學步，適得其反，與真正的宋本字體相去日遠」[25]，此類敘述與事實不符，且對明本一味貶低，恐非學者應有之態度。李開升稱此類字體仿宋歐體字之嘉靖本為「蘇式本」，以與嘉靖時尚存之「京式本」、「建式本」相區分，並稱「蘇式本在明代版刻史上前無所承，它的出現是一個全新的現象」，「如果從版刻風格尤其是字體風格著眼的話，可以將版本史劃分為楷體字時期和宋體字時期，這兩個時期的分界點，就在嘉靖時期。這不僅僅是因為嘉靖蘇式本的方體字為後世宋體字的源頭，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嘉靖年間，蘇式本由一種地方性版本發展成全國性的版本，成為宋體字時代之先聲。」[26]此說有其合理之處，但仍有問題：首先嘉靖仿宋本所仿者為南宋書棚本之歐體，南宋之歐體實已開後世仿宋字與宋體字之先河，很難將其與版刻之趙體、顏體等同稱為「楷體」；其次，明清時期，各類趙體字刻本、仿兩宋歐、顏體刻本仍然大量存在，徑稱其時為「宋體字時期」恐會滋生誤解。總之，將版刻字體截然二分為楷體和宋體，並根據字體將版刻史劃分為兩個時期，恐難反映版刻風格之繼承性與版本發展之複雜性。
將明清版刻字體二分為宋體（硬體、方體、匠體等）與寫體（軟體、楷體等），為目前學界通行之觀念，此一觀念最大的問題也在於對嘉靖仿宋書棚本歐體字以及清代覆宋本歐體字之認識有所不足。舉例而言，如前文所言，毛春翔、李清志等學者將嘉靖本之字體與萬曆以後之宋體字歸為一類，則在其觀念之中，嘉靖本字體自然是方體或匠體字；而一般學者多稱清代覆宋本之字體為寫體，清人覆宋本中多有覆宋歐體者，與嘉靖本字體極為類似，如黃永年所稱清代寫刻字體之第一類，「字的點劃方勁，稍有點近乎南宋浙本和明嘉靖本」云云，[27]此種類似於嘉靖本字體的仿宋歐體字卻又被稱為寫體甚至軟體，與前一說法相抵牾。事實上，清代版刻中有大量仿宋書棚本歐體字，足與宋體字、軟字體（以趙體、館閣體等為代表）三足鼎立，因此有學者稱應打破明清版刻字體二分之觀念，建立宋字、歐字、軟字三分之法，其說大致可從，[28]唯明清時期程式化之歐字該如何定名，本文有不同看法。
圖3 明正德十四年蘇州黃氏文始堂刻本《申鑒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嘉靖本（即李開升所稱之蘇式嘉靖本）雖翻刻宋本或仿宋歐體字本刊刻，然明代罕有稱其為「仿宋」者，明人翻刻宋本時多稱「照宋本梓刻」、「精類宋籍」等，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孔天胤刻《集錄真西山文章正宗》書前江曉序稱：「以書鏤則鳩諸吳，俾精類宋籍。」[29]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簡稱「丁《志》」）卷二八錄明本《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刊刻識語曰：「明吳郡顧氏於崇禎乙亥春照宋刻壽梓至中秋工始竣。」[30]卷三八錄明吳郡袁氏仿宋刊本《六家文選》刊刻識語曰：「余家藏書百年，見購鬻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數十種，家有此本，甚稱精善，而注釋本以六家為優，因命工翻雕，匡郭字體未少改易。刻始於嘉靖甲午歲，成於己酉，計十六載而完，用費浩繁，梓人艱集，今模搨傳播，海內覽茲冊者毋曰開卷快然也。皇明嘉靖己酉春正月十六日吳郡汝南袁生褧題於嘉趣堂。」[31]
「仿宋」一詞多見於清人著作之中，如前述《雞肋集》，丁《志》稱為「明仿宋刊本」，前述《六家文選》，丁《志》稱為「明吳郡袁氏仿宋刊本」等。丁《志》又稱明弘治仿宋刊本《孟東野詩集》云：「此本亦前有目錄，後有宋敏求題，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惟無『臨安府棚前』一行耳，其為翻雕棚本無疑，重刊序已缺一葉」云云；稱明仿宋刊本《唐求詩集》：「黃蕘圃《士禮居藏書記》有雲：延令季氏宋版目中載之，書僅八葉，計詩三十五首，與《韋蘇州集》同一行式，皆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刊行者，此本無不吻合，殆仿書棚本覆刊也。」[32]則明確指出嘉靖本翻刻宋書棚本之事實。蓋丁《志》中稱明翻宋本皆為「仿宋」，其中以正德、嘉靖所刻之仿宋歐體本為多。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五載明本《禮記》「金壇段氏謂嘉靖間仿宋刻本」，卷十九載明刊《樊川文集》「嘉靖刻本，全仿宋本，楮印亦精好」云云，[33]皆稱嘉靖翻宋本為「仿宋」本。
然清人所謂之「仿宋本」，並不局限於嘉靖之仿南宋書棚本歐體字本。清代盛行照宋本原式翻刻之本（或稱覆宋本、影宋本），清人一般所謂之仿宋本實則指翻刻（或覆刻、影刻）各類宋本。有如嘉靖本一般仿宋歐體字者，比如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經》即盡量模仿原本風貌，只不過其字體如嘉靖本一般更為呆滯。有仿宋蜀刻顏體字本者，如清康熙間吳郡張士俊澤存堂仿宋刻本《澤存堂五種》（包括《宋本廣韻》《宋本玉篇》《群經音辨》《字鑒》《佩觽》等），其字體點畫方勁，充格較滿，撇捺較長，中正舒展，仿宋蜀本風貌，但顏體風格已經淡化，整體有向歐體過渡之趨勢。又如南宋紹熙間四川眉山程捨人宅刊本《東都事略》本為顏體字刻本，清代多有覆刻，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稱「吾藏五松閣仿宋程捨人宅刻本王稱《東都事略》」，[34]是有五松閣仿宋刊本，現存又有國圖藏清振鷺堂覆宋本、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寶華堂覆宋本，將覆刻本與台灣“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元修本相較即可發現，清代之覆本字體皆有向歐體字過渡之趨勢，此或為受嘉靖本與宋體字本影響之結果。[35]《書林清話》卷九「乾嘉人刻書之優劣」條云：「近年貴池劉世珩聚學軒刻叢書及仿宋本書，蘭陵徐乃昌刻《積學齋叢書》及《隨庵叢編》，仿宋元本書，南潯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刻叢書，均繆氏主持，勝於楊氏（楊守敬）所刊遠矣。」[36]此處所提到的清代仿宋刊本，包含各種風格，不限於歐體字本。
清人亦稱元、明時期之翻刻宋本與新刻仿宋體式之本為仿宋本，如《天祿琳琅書目》卷五稱元刻本元人胡一桂所撰之《周易本義啓蒙翼傳》「是書字體版式規仿宋槧，亦元刻之佳者」，[37]稱元刻《大學衍義》「此本規仿宋槧，摹印俱工，實元版之最佳者」，[38]卷六稱元刻《東坡集》“系仿宋巾箱本式，欲以之亂真者。當屬元初人所為，始克有此形似”[39]等等，不一而足。總之，「仿宋」在清代已成為一種較為通行的版刻概念，一般指仿照宋本字體、版式以刊刻之版本，因宋本字體有多種，所以清人所謂仿宋本之字體亦不拘於一格。
以「仿宋體」為南宋書棚本與明嘉靖本歐體字之專名者，殆始於晚清民國時期。徐珂《清稗類鈔·鑒賞類》「丁善之論仿宋板」載丁輔之、丁善之兄弟據宋刻歐體以創制今日通行仿宋體之事甚詳，現錄之如下：
丁善之二尹三在家富收藏，其祖竹舟主政、叔祖松生大令刻書甚多，濡染既久，故於刻書之仿宋法，日夕研究，深有所得。嘗曰：「中古書契之作，手續繁而功用簡，刻竹以為記載，汗簡以蘄保存，至不便也。自隋開皇時，雕撰遺經，鏤版以始。唐、五代因之，至北宋而其道大備。其時刊本，率由善書之士，謄寫上版，故字體各異。元以降，趙松雪之書盛行，刻書者多仿其體。明隆、萬間，乃有專作方體之書工以備鋟版者，即今日盛行之宋體字也。北宋刊本之以大小歐體字刻版者，為最適觀，以其間架波磔，穠纖得中，而又充滿，無跛踦肥矬之病。乃閱時既久，歐體寖失，遂成今日膚廓之字樣，好古者遂有歐宋體字之倡導，非矯同，實反古也。高宗稽古右文，嘗從侍郎金簡之請，令於武英殿校刊古今書籍，曰聚珍板，乃棗木所制也。旋又有泥字、瓦字、錫字、銅字各種之製作。及海禁既開，西洋輸入鉛制活字及機器印書之法。始由香港教會制我國字，專為排印教會書籍之用，時稱香港字，其分寸若今之四號字。未幾，而日本推廣大小鉛字七種，以供我國印書之用，謂之明朝字，人咸便之，活字印書之業乃大盛。今之號稱能自制活字以應印書之求者，特由日本所輸之字轉制以成，非能寫刻字樣以為之也，故字體所限，僅為膚廓之宋體字一種而已。板本之所以貴乎北宋者，非徒以其古也。其字體之端嚴，刊刻之精良，實為各種刊本之冠。今人有鑒於此，因制為歐宋體活字焉。其法，刻木模蠟笵銅澆鉛，經種種手續，而成方體字七種，長體字三種，扁體字三種焉。」[40]
丁氏明言其所創制之仿宋字體乃「歐宋體」，並稱有感於膚廓宋體之流行，因此「好古者遂有歐宋體字之倡導，非矯同，實反古也」。丁氏兄弟所造之歐宋體活字又稱為“聚珍仿宋體”，其字鑄成之後，丁善之在上海創設聚珍仿宋印書局，排印《大觀錄》《習苦齋詩集》《居易堂集》等書，因與明清流行之宋體字不同，因此當時有「古雅可與宋刊相埒」之贊譽。[41]後丁氏之仿宋鉛字歸於中華書局，中華書局以之排印《四部備要》等書，[42]其字體漸漸大行天下，今日大陸所使用之「仿宋體」即源於此。丁氏之仿宋體雖稱仿於歐體，但其實字形更近於南宋書棚本與明嘉靖本之字體，整體而言較歐體稜角、轉折之痕跡較少，亦不如歐楷之險峻，卻較歐楷更為緊湊、方正、程式化，是一種規整的印刷字體。非將其置於刻本歐體之發展脈絡中，難以見其淵源。若稱「現代人所謂的仿宋體，實際並非仿宋，而是仿明代的翻宋」云云，[43]實則並不準確。
今日，「仿宋體」之名已極為常用，仿宋體與宋體、楷體、黑體等並稱，為中國大陸最常用的基本字體之一，而且此一字體本就是從南宋書棚本、明嘉靖本字體演化而來，因此稱明代嘉靖本字體以及清代的仿宋歐體字為仿宋體，應該是較為合適的選擇。
三、「宋體字」的形成
關於「宋體字」產生之大致時間、形成原因以及字體特徵等問題，現今版本學界已有較為統一的認識，此處無需再論。但是此種字體之淵源、命名等問題，似仍有可議之處，現稍作說明。
現一般認為大致從萬曆時期始，由嘉靖本逐漸衍生出一種新的版刻風格，其字體之演化至為突出，即產生了所謂「宋體字」刻本，李開升甚至稱自此中國版刻史進入了「宋體字時期」；[44] 宋體字雖在明清時期形成了各式各樣的不同類別，但其基本樣貌比較一致，即較之前所有字體皆更為方正整齊，有比較嚴格的橫平竪直，橫細竪粗，且橫、竪筆皆較直而無變化，橫筆末端一律有小三角形修飾性頓筆，撇捺彎度不大，粗細均勻，字形整體看來極為規整，可稱為一種標準化的字體；因字形方整標準，因此便於施刀，且可密植而不顯擁擠，字號亦可較宋元本小一些，從而節省紙張，降低成本。學者多引用康熙時期所編《明文在》之凡例以及題為蒲松齡所著之《聊齋筆記》等材料，以說明晚明清初之人多稱此種字體為「宋體字」，並斥之為「膚廓字樣」，即由專職寫樣工人所描畫的呆板字樣；因其平直硬挺，刻工可以「左手按尺，右手持刀」，直切而入，先直再橫，後刻撇捺；[45]無論寫樣還是刻字，皆易刻速成。
宋體字粗看起來，的確與以前之字體，特別是宋元本字體，有較大差別，因此有命名之問題，很多學者稱其為「方體字」或「匠體字」，張秀民說：「這類膚郭方筆字，當時稱宋體，或者宋板字，或稱宋字樣，又稱匠體字。其實它與真正的宋板字毫無相同之處。筆者曾翻閱了現存宋板書近四百種，從未發現此類呆板不靈的方塊字。」[46]黃永年稱：「其實它和宋刻本的字體—無論浙本、建本、蜀本都不像，並無關係，不知道當時為什麼這樣叫了起來，嚴格點還是應該稱它方體字合適。」[47]還有一些學者將其與嘉靖仿宋體一並稱為「方體字」、「匠體字」或「硬體宋字」等。[48]實則「方體」「匠體」「硬體」等術語所可涵蓋之範圍過於廣泛，似不適於以之為一種字體類型之專名。張秀民還提到，此類字體因不類宋板字體且產生於明朝，「所以改稱明體字或者明朝字，比較名副其實」[49]。而自晚清時期宋體字傳入日本始，日本即稱之為「明朝體」，今日港台等地亦或稱之為「明體」，此一稱呼的確更顯合理。但稱之為宋體，是明代以來之舊習，明清以來之人皆知其所指，沿其舊名即可。
需要說明的是，宋體字並非與宋刻本字體毫無關係。宋體字應有兩個來源，且皆與宋刻本字體有關聯。首先，宋體字當為嘉靖仿宋歐體演化之結果，嘉靖本字體仿自宋本歐體，則宋體字遠承宋刻字樣。關於晚明宋體字刻本之產生及其所從來，一般版本學家之解釋稍顯含混，比如，黃永年稱：「從萬曆開始，明刻本又出現不同於標準嘉靖本的新風格。其主要特徵仍在字體和版式，尤以字體的轉變更為顯著，即由原先雖見方板整齊但仍出於南宋浙本歐體的標準嘉靖本字體，轉變成為更加方板整齊、橫平竪直，而且橫細竪粗、完全脫離歐字的新字體。」[50]並未言明此種新字體之來歷。屈萬里、昌彼得在其《圖書版本學要略》中先行介紹嘉靖本，而後雲：「梓人為便於施刀，漸變而成橫輕竪重，版滯不靈之匠體字，即今人所謂宋體字者。」[51]觀其文意，則宋體字產生於刻工對於嘉靖本字體之改造。後李清志、李開升等學者將此意表達得更為明確。李清志稱：「萬曆版硬宋字出自嘉靖版，比較之下，其橫細直粗之差距較嘉靖版明顯；字畫之硬直，字形之斬方，以及橫畫右端之三角形，皆比嘉靖版更呆板，已成機械圖案。」[52]李開升稱：「從嘉靖四十四年至萬曆二年，大約八九年，這段時期，應該是蘇式本的方體字向萬曆字體過渡演變的時期。……萬曆以後的宋體字直接來源於蘇式嘉靖本方體字。」[53] 李開升不僅說明嘉靖仿宋體為宋體字之源頭，還稱嘉靖本之通行天下為其後宋體字本之通行天下打下了基礎，此對宋體字之產生與迅速流行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釋。
據目前易見之書影來觀察，晚明之宋體字刻本的確應該是在嘉靖仿宋本的基礎之上演化出來的，其演變經過了一個較長的過程，且大致開始於嘉靖晚期，或許比李開升所雲之「嘉靖四十四年」要稍早一些。比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無錫顧氏奇字齋刻本《類箋唐王右丞詩集》（國圖、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等地皆有藏本， 圖4），其字體較之於一般嘉靖本橫更平，竪更直，橫畫大部分已經變得比較纖細而皆在右端有向上之三角形凸起，捺筆雖仍呈三角形，但整體彎度變大，捺筆起首的頓筆開始變為極細的短橫，不復嘉靖仿宋體之凌厲有力，此皆為宋體字之新特徵；但其字體之整體風貌仍不如萬曆宋體字之方整，捺筆起首仍有一些較短的頓點，竪彎鈎之彎鈎仍呈外方內圓之狀貌，多數點、折方峭而不夠圓潤等，此皆仿宋字之基本特徵。此為目前所見最早的具有明確宋體字意味之刻本，其文字介於仿宋與宋體之間之面貌正說明梓人為便施刀，在嘉靖仿宋體之基礎上漸漸演化出新的更為方正板直之宋體字。武漢大學圖書館藏嘉靖四十五年項篤壽刻本《今言》、國圖藏隆慶元年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胡維新刻本《文苑英華》、隆慶五年蘇州地區豫章夫容館刻本《楚辭章句》等，其仿宋字向宋體字過渡之意味更為明顯。此一隆慶本《文苑英華》黃永年以之為嘉靖本向萬曆本過渡之例證。[54]此一過渡之趨勢在閩刻本中或許更為突出，此則涉及到宋體字的另一來源。
萬曆宋體字的第二個來源為宋閩本之字體，前人或因其字體略有顏體特徵而稱其為顏體，實則其字體來自於中古寫手慣用之寫經體，此須另文詳述，此處不再辨析，但為免除稱謂之混亂，下文徑稱其為宋閩本字體。毛春翔稱：「萬曆以後，字體又一變而為橫輕直重，頗類顏體字。」[55]文字學家唐蘭稱：「明以後又專有一種由顏字變來的印刷體，橫畫瘦而右側盡筆時微頓，直筆多肥，撇上肥下瘦，捺上瘦下肥，千篇一律。」[56] 皆認識到宋體字有顏體之特徵，之所以有這樣的認識，與閩本字體之固有特徵有關。閩本字體皆橫輕竪重，橫平竪直，橫筆末端有突出的頓點，點、折、向右之彎鈎、向左之竪鈎皆較為圓潤飽滿，此類特徵皆萬曆宋體字所有，則很有可能隆慶、萬曆之書工、刻工在創制宋體字時，不僅受到嘉靖仿宋本之影響，亦受到由宋至明盛行不歇的閩刻本之影響。
閩刻本自宋以來即自成系統，其字體版式直到嘉靖前期仍為與其他各地不同的獨特風貌，嘉靖中期始受到仿宋本之影響而發生變化。[57]此一變化以三種方式進行：部分嘉靖閩刻本（以官刻居多）完全仿照蘇式嘉靖本，與一般所謂之嘉靖仿宋本並無二致，比如李元陽所刻諸本；一部分嘉靖閩刻本則一仍其舊，為元明以來閩本之固有面貌，比如天一閣所藏嘉靖十二年余氏自新齋刻本《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圖5）；一部分嘉靖閩刻本則開始向仿宋本過渡，舊閩本文字之鋒芒與牽絲漸消，筆畫漸趨平直、單調、方板，比如蘇州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一年余氏自新齋刻本《新刊憲台釐正性理大全》（圖6），其文字顯係舊閩本圓活重濁之字體變為方體字之形貌，與蘇州等地由南宋書棚本歐體字演變而來的仿宋字有一定的區別。同時，由於舊閩本字體本來就有橫輕直重、橫平竪直且橫筆末端有裝飾性頓點等特徵，因此演變為方體字之後，自然極易變為萬曆宋體字，即如上述之《新刊憲台釐正性理大全》，已略有向萬曆宋體字本過渡之趨勢；又如中山大學圖書館藏嘉靖三十九年劉氏安正堂刻本《禮記集說大全》，亦呈舊閩本變為方體字之面貌，文字更近萬曆宋體字。
圖5 明嘉靖十二年余氏自新齋刻本《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天一閣藏。圖見李開生《明嘉靖刻本研究》，第319頁。
萬曆後之宋體字對舊閩本字體之繼承，還體現在對於閩本大字與小字之輕重懸殊之上。閩本自南宋中期開始，即多見一種風格，其大字極大、極飽滿，視覺效果也極為莊重肅穆，而其小字卻很小、筆畫極細，視覺效果相對微細，代表性版本如國圖所藏南宋紹熙二年建陽余仁仲萬卷堂刻本《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此或為《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著錄之「建余氏本」）、日本歷史民俗博物館所藏南宋紹熙中建安黃善夫刻本《史記》（圖7）、日本松元文庫所藏明洪武元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東山秀岩書堂刊本《韻府群玉》（圖8）以及上述《新刊標題明解聖賢語論》等。萬曆早期之宋體字刻本之中即可見此一風格之延續，其較著者如台灣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十一年吳興凌氏刊本《漢書評林》（圖9），在小字的襯托之下，大字顯得莊重肅穆。清康熙年間內府刊本《康熙字典》亦為此一風格之宋體字刻本，其大字方整典麗、端莊磅礡，為宋體字刻本之佳者。晚明至清末三百餘年間，刻本中之宋體字又發展出長、方、扁等各式風格，且各地域之宋體字亦不盡相同，形成了極為複雜多樣的版刻系統，足見宋體字本身亦有廣闊的開拓空間，值得學者做更為細緻而深入的研究。
四、結語
明代正德、嘉靖時期，脫胎於南宋浙刻歐體字之仿宋體刻本由蘇州風行全國；嘉靖晚期至萬曆，此種仿宋字刻本又演變為宋體字刻本，並迅速生出各種子類，成為晚明、清代版刻風格之主流。基於此，學者們認為嘉靖至萬曆時期「方體字」之產生拉開了中國版刻字體程式化之序幕，是為中國版刻字體之一大變局。此一對於中國版刻史之描述基本合理，但其間涉及幾個問題，學界對其認識還有所未周，因此本文對此進行了討論。
本文認為，嘉靖仿宋本所仿者為南宋書棚本歐體字。書棚本字體整體而言不如歐楷之險峻，卻較歐楷更為方正、板直，是一種標準而規整的印刷字體，可以說，南宋書棚本字體其實已開版刻字體程式化之先河。嘉靖仿宋體繼承書棚本歐體字，僅在細微之處有所調整，風格更趨方斬、規整，並未有根本性變化，因此稱之為「仿宋體」較為合適。清代版刻中，除宋體字刻本之外，軟體寫刻本、覆宋仿宋本亦較為興盛，後兩種刻本中，仿宋歐體字刻本數量較多，影響較大，晚清時期又產生了據宋刻歐體而創制之仿宋字，足與其時流行之軟體字、宋體字鼎足而立。此為版刻歐體字之發展歷程，亦是仿宋字產生之大致過程。明乎此，可知明代中晚期之版刻大變局，實則是在繼承前代風格基礎之上所開之局面，而且此一變局之形成，應以萬曆宋體字之形成與發展為主。
宋體字形成於嘉靖晚期至萬曆時期，其風格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一為嘉靖仿宋體，其二為閩刻本字體。宋體字大致取前者之規整板直、筆畫勻稱，取後者之橫平竪直、橫輕竪重以及橫筆末端之裝飾性頓點、點畫之飽滿圓潤、大字之方整肅穆等特徵。晚明清代一般刻本之字體大多為宋體，今日出版書籍報刊最常用之字體亦為宋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可稱嘉靖晚期至萬曆時期「宋體字」之誕生為中國版刻史上之一大變局。但須知，宋體字亦為宋浙本、閩本字體演變之結果，並非與宋刻本之字體斷然無關。
注釋：
[1]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17頁。
[2] 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台北：中華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年，第78頁。
[3] 李開升稱其為“蘇式嘉靖本”，以將其與嘉靖時期風格不同之建本、京式本等相區別，見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按，李開升所稱的確更為準確，但一般版本學界所稱之「嘉靖本」，特指與與前代風格變化較大之蘇式嘉靖本，因此本文仍用「嘉靖本」之名，以免繁復之累。
[4] 本文所稱之字體，指的是版刻文字之視覺形態，有學者稱為「字樣」、「字型\等，或更為準確；但版本學家長期以來使用「字體」一詞稱之，學者知其所指，因此本文沿用之。
[5] 材料來源：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頁；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39頁；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4頁；魏隱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年，第40頁；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頁；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73-75頁；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7頁；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37-38頁；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變》，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72頁；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第78頁；
[6]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39頁。
[7] 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4頁。
[8] 魏隱儒，王金雨：《古籍版本鑒定叢談》，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年，第40頁。
[9] 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115-116頁。
[10] 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73-75頁。
[11] 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頁。
[12]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13]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27頁。
[14]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37頁。
[15]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38頁。
[16]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變》，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272頁。
[17] 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第78頁。
[18] 參見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139-147頁。
[19] 長澤規矩也：《刊本漢籍の字樣について》，《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東京：汲古書院，昭和五十七年（1982），第426頁。
[20] 北宋首都汴京亦為刻書之重鎮，監本影響巨大，但汴京刻書多交付杭州代刻，亦可算作浙本系統之內。
[21]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卷四十三《後唐明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588頁；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8頁。
[22] 北宋首都為汴京，但刻書多交付杭州代刻，亦可算作浙本系統之內。
[23] 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第48頁。
[24]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140頁。
[25]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539頁。
[26]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38、152頁。
[27]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4頁。
[28] 鄭幸：《從兩分到三分：清代版刻字體的程式與分化》，《中國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75頁。
[29] 轉引自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73頁。
[30]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二十七年錢塘丁氏刻本影印本，第927冊第487頁。
[31]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二十七年錢塘丁氏刻本影印本，第927冊第632頁。
[32]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五，《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二十七年錢塘丁氏刻本影印本，第927冊第451，454頁。
[33]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517頁。
[34] 葉德輝著，漆永祥點校：《書林清話》卷二，第50頁。
[35] 清代中期之覆宋本除覆宋浙本外多不類原本，說亦見黃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52-155頁。
[36] 葉德輝著，漆永祥點校：《書林清話》卷九，第307頁。
[37] 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五，第120頁。
[38] 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五，第128頁。
[39] 于敏中等撰，徐德明標點：《天祿琳琅書目》卷六，第190-191頁。
[40]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4296頁。
[41] 賀聖鼐：《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第263頁。
[42] 關於丁氏兄弟與其聚珍仿宋體，參看王火青：《杭州丁氏聚珍仿宋體的創制與貢獻》，《文獻》，2012年第2期，第176-181頁。
[43] 昌彼得：《我國歷代刻版的演變》，見喬衍琯編：《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第263頁。
[44]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第152頁。
[45] 盧前：《書林別話》，《中國現代史料丁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630-631頁。
[46]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9頁。
[47]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28頁。
[48] 比如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頁；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第74-75頁。
[49]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9頁。
[50]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28頁。
[51] 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圖書版本學要略》，第78頁。
[52] 李清志：《古書版本鑒定研究》，第74-75頁。
[53] 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153頁。
[54]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第124頁。
[55] 毛春翔：《古書版本常談》，第48頁。
[56]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9頁。
[57] 關於嘉靖建本之演變，參見李開升：《明嘉靖刻本研究》，第120-138頁。
本文原刊《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