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紙堆裡，守護千載文脈—陳先行訪談
在繁華喧囂的大上海，有一處靜謐的所在，黃卷青燈，墨香淡淡。在這裡，陳先行先生用半個世紀的時光埋首故紙堆，從青絲到白髮，從懵懂知青到古籍版本鑒定專家。他沒有耀眼的學歷和頭銜，也鮮少拋頭露面，卻以驚人的毅力自學成才，在版本鑒定的天地裡自成高峰。作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古籍所「章培恆講席教授」，他用一生踐行著「為文脈續命」的誓言。讓我們跟隨陳先生的腳步，走近那些宋元珍本和明清稿鈔校本，去聆聽千載文脈的回響，去感受一位「老編目人」的熱愛與執著。
01初踐故紙堆—命運饋贈的機緣
1968年，初中輟學的陳先行被分配到崇明的農場務農。繁重的勞作中，他的內心依然湧動著對知識的渴望。1972年底，上海市文化系統來到農場招工，工作單位是上海圖書館。陳先行高興極了，一心想著「只要有書可讀，哪怕到上圖去掃地也願意。」
一紙調令，果真將他帶進了上海圖書館的大門。參加完統一的學習後，他憑借一篇文理通順、字跡端正的學習體會，被當時尚未恢復工作的老館長顧廷龍看中，從五十名新員工中脫穎而出，進入了上圖的核心部門「古籍組」。彼時的他不會想到，這份工作自己會一直乾到退休，長達近50個年頭。
初入古籍組，陳先行便跟隨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等版本目錄學大家，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先是跟隨潘景鄭先生整理碑帖，用端正的字抄寫卡片供讀者使用。抄寫的過程中，他會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麼要這樣鑒定著錄？如何區分碑帖的原刻與翻刻、舊拓與新拓？潘老總是和顏悅色地悉心傳授，慢慢教會他從辨別石花、墨色、紙張之異同入手，學習掌握鑒定碑帖的門道，同時還特別提醒他關注碑帖中的「填墨」現象，防止其對鑒定碑帖的干擾。
之後開始編纂古籍線裝書，他有幸坐在瞿鳳起先生旁邊，時時請教，打下了堅實的編目基礎。瞿先生因傷殘退休後，潘景鄭先生成為陳先行主要的導師。潘老的版本鑒定能力，在傅增湘先生之後首屈一指。他從字體鑒定開始，一點點教會陳先行全面的鑒定知識，令他至今想來仍無限感激：「跟著他每天都有新收穫，那種求知的快樂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跟隨幾位先生工作學習的日子，對陳先行來說不啻於讀了個大學，甚至「在大學裡也找不到這樣好的老師。
1977年，為落實周恩來總理遺願，全國啓動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工作，陳先行有幸參與上圖所藏善本的校核任務。當時上圖有近兩萬五千部善本，十來個工作人員做基礎校核，顧廷龍和潘景鄭負責最終審定。有個細節陳先行記得很清楚——「顧老讓人在小黑板上貼了工作進度表，工作人員每天自己填寫校書種數，每月統計一次，大家都不敢懈怠。」
白天被工作進度壓著，不便打擾先生們。但陳先行很快就發現了一個「秘密」：潘老每天七點半到館，比上班時間提前一小時。他就每天跟潘老一起到，在一小時內把前一天碰到的問題拿來請教。「剛開始的問題都很幼稚，甚至沒入門，但潘先生從不嫌棄。」這樣的單獨請教他堅持了三年，直到館藏善本校核基本完成，他的版本學基礎更扎實了。
就這樣在做中學，學中做，陳先行漸漸從懵懂的「門外漢」，成長為獨擋一面的古籍編目人。即便青年時代就因古籍保護工作染上疾病，深耕古籍研究的心志卻從未動搖。
02版本鑒真偽——以編目為基礎的修行
古籍版本鑒定，是一場「板凳須坐十年冷的修行」。
在陳先行看來，版本學的核心是鑒定，而鑒定能力的提升，離不開日復一日的編目實踐。「真正理解編目工作重要性的人非常少，很多人覺得就是抄卡片、貼標籤，其實不然。」陳先生嚴肅地說，「古籍編目要做到準確，不僅要把每部書登記入賬，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還要揭示版本面貌特徵、源流屬性、與其它版本的區別等等，這才是為讀者提供精准服務的基礎。」
而他對善本的認知，更顛覆了許多人的固有觀念。「『善本』一詞在宋代才開始頻繁出現。當時的人主要是將抄寫印刷準確和完整無缺的書歸為善本，其時僅屬於校勘學的範疇。」陳先生解釋道，「後來它才慢慢演變成一個版本學名詞，既保留了文本準確的要求，更增添了文物性的內涵。」
說起古籍存世量稀少的原因，陳先生的看法也很獨到：「除了天災人禍，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前人們從沒把書籍當成文物。」他舉例說，宋代學者葉夢得的《石林燕語》中記載，雕版印刷發明後，很多唐五代以前的寫本就被扔掉了。可見書籍文物保護意識的缺乏對古籍的損毀比戰亂更甚。「若不是1900年敦煌文獻被發現，中原大地4到11世紀的古寫本早就失傳了。」
基於多年的研究，陳先行還提出了「版本學起源於明代中後期蘇州地區」的觀點：明代中後期，蘇州的書畫家、書畫鑒定家與收藏家率先將宋版書籍與法書名畫同等看待，意識到其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收藏宋本的風氣從此開始蔓延。市場上隨之出現許多假宋本，多由仿宋刻本偽造，鑒定版本的需求便應運而生，版本學由此發端。這些觀點都收錄在其文章《版本學起源於明代中後期蘇州地區說》當中。
1981年，上圖決定編纂館藏普通古籍書目。面對百餘萬冊藏書、人員不齊的困境，館裡沒人願意牽頭。「我當時不知天高地厚，主動擔下了這份重任。」陳先行回憶道，「有位長者提醒我，要做好至少十年的準備，沒想到真的編了十年。」這十年裡，他帶領團隊創新工作方法，實行彈性工作制，允許編目人員直接入庫校書，規定每人每天校核32種書。
這段經歷讓他在稿抄校本鑒定方面練就了過人的本領。當時顧老特意囑咐他要多留意抄校本，因為有的舊抄本可能是稿本（作者親筆書寫或修訂、尚未刊印的書稿），而校本（留有不同版本校勘文字或批語的書稿）則因鑒定不易常被忽略。根據這些指點，陳先行在普通古籍庫中發現了黃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詩集》、翁方剛稿本《唐人七律志彀集》等一批珍貴典籍，顧老非常高興，立即令人將黃跋本編入了善本書庫。
在治學方面，陳先行也極為嚴謹。一篇12頁的《宋版的字體與版本鑒定》打磨8年仍未定稿。他還婉拒了中華書局的版本學著作約稿，只因「覺得自己才疏學淺，不夠資格。」
他主編《中國古籍總目》史部，四年完成六萬條目，雖受客觀條件限制，但只要是上圖藏本，他堅持核對原書、務求精准；與同好合作編纂《祁陽陳澄中舊藏善本古籍圖錄》，敢於商榷舊說，彰顯了學術勇氣。
如今他最大的願望，就是重編一本版本學方面的圖錄，以供後人參考。「與其急於做下一代人的事，寧肯多做後人繞不過去的事。」他說。
03初心護典籍——淡泊名利的堅守之道
陳先行從老一輩古籍人那裡學到的，不僅是學問和本領，更是淡泊名利、甘為人梯的品格。在每一次人生的重大選擇面前，這種品質常常讓他做出與眾不同的選擇。
「圖書館之使命，一為典藏，一為傳布。」顧廷龍先生的教誨，是陳先行一生的堅守。
1986年，教育部委託復旦大學中文系舉辦研究生班，陳先行因出差錯過考試，後經中文系主任徐鵬先生的協調被破格錄取。35歲才獲得深造機會，令他無比欣喜。然而圖書館正在用人之際，顧老擔心他學成後不回來了，鄭重地和他談話：「你真的那麼在乎一紙文憑嗎？上圖需要你這樣的人為古籍事業服務。」
當時，陳先行剛剛在顧老的推薦下當上古籍組副組長。他很清楚讓一個沒有正規學歷的年輕人擔當這個職務，意味著怎樣的器重和信任。權衡再三，他忍痛放棄了讀研，從此再沒動過離開上圖的念頭。當他懷著忐忑的心情去向徐鵬先生道歉，得到的卻是寬慰：「在顧老、潘老身邊學到的東西，會比在學校里多得多。」
1987年，全國圖書館界開始實行職稱評定，上圖成為試點單位。陳先行原本符合破格評聘副研究館員的條件，可是當他看到館裡有許多老同志，因為歷史原因已臨近退休還沒評上高級職稱，這次評定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便主動放棄了評聘。沒想到此後由於館中人事變動，他的職稱評定之路變得異常艱難，直到11年後的1998年才終於評上副高。儘管如此，他從未後悔過當初的決定。
圖書館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館員不搞收藏。「我們不做瓜田李下的事。」陳先行解釋道。因為精於鑒別，他有過太多撿漏的機會。然而作為公職人員，他始終恪守底線，一本古籍都沒有收藏過，但他卻支持民間搞收藏，「千百年來，戰亂後官府乃至公家的收藏都從民間而來，上海圖書館的大部分藏書也來自民間捐贈，這就是藏寶於民的結果。」
2000年翁氏藏書的回歸，是陳先行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這批藏書原本是要歸藏國家圖書館的，但國圖內部出現意見分歧延誤了時機，上海市政府出於對古籍收藏的重視，促使上圖及時獲得了這批珍貴典籍。
說起來，陳先行和這批藏書早有淵源。早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翁萬戈先生曾來到上圖做研究。陳先行就和翁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您的藏書是從上海帶走的，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回到上海。」沒想到十幾年後，願望成真。
接收運送這批藏書的過程還歷歷在目。那天他與同事在嘉德公司逐冊清點後，連夜護書返滬，上海市政府還派了兩名武警戰士護送。火車上的一夜他完全沒合眼，「七大箱書放在車廂里，兩個戰士都睡著了，我不敢睡……」支撐他的是滿心的喜悅和欣慰—喜的是寶貝終於回歸上海，欣慰的是「這是可以向恩師們彙報的事情」。當時顧老已仙逝，陳先行一回上海就去拜訪了潘景鄭，告訴他顧老心心念念的宋刻本《集韻》回來了，二人感慨唏噓半晌。
六十歲以後，陳先行又先後促成張恭慶、恭慈昆仲捐贈曾祖張佩綸手稿與師友手札等重要史料。他做這些工作完全出於自覺，只希望「將來去見顧、潘二老時能有所交代。」
有收穫就會有遺憾，陳先行此生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及時為上圖購得日本佳士得公司拍賣的那批中醫古籍，其中有十五種宋元本，非常可惜，但他自問已經盡力。
04學思兩不輟——與時俱進的追求
回首來時路，能在年輕時得到幾位前輩大家的親傳，陳先行總是把「幸運」二字掛在嘴邊。
他也常常提起上海文史館第一任老館長張元濟先生。抗戰爆發後，張菊老與葉揆老（葉景葵）等合作創辦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把自己的收藏都捐了出去，並請來顧老、潘老幫忙打理，後來圖書館又併入新的上海圖書館，這便是上一輩人的傳承。
如今，這根接力棒傳到了他的手裡。
顧老1997年在北京對他說過一番話：「幹我們這行的人是越來越少了，你要關注身邊的年輕人，只要他有興趣，哪怕他反對你個人，也要給他機會。」這些話對陳先行觸動很大，令他很早就學前輩的樣子，帶著年輕人一起乾，每項工作、每個研究都讓年輕人參與。
在復旦大學、華東師大、上海師大兼任教學時，他總是傾囊相授，還不忘告誡學生，不喜歡就不要來學，這行很苦，需要犧牲精神。看到身邊的年輕同事工作學習孜孜不倦，經常忙到下班還不離開工作室，他更感到欣慰。他說：「年輕人大腦靈活，對新事物敏感，他們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反而促使我繼續學習，這是相互促進的過程。」
作為復旦大學古籍所「章培恆講席教授」，他一直把復旦大學古籍所當成自己的另一個家。忘年交蔣星煜曾鼓勵他向梁漱溟先生學習，早年梁先生沒當成北大學生，後來卻當了北大教授。陳先行笑著說，「我哪敢作此想，能為復旦古籍所作點貢獻，不給章先生丟臉，不讓古籍所這塊牌子蒙上灰塵，我就很滿足了。」
退休時，令陳先行感到安慰的是，上圖的古籍事業後繼有人，還在不斷向前發展。
退休後他仍舊心系古籍事業，積極推動上海地區公藏善本書志的編纂。在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將編纂簡式善本目錄改為藏書志式善本目錄，進一步提升了項目的學術價值。他說，「這是上海古籍工作的一個壯舉，希望能定定心心、扎扎實實、循序漸進地開展工作，直至取得圓滿成功。」
作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和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的訪問學者，他還將中國版本學的聲音傳向了國際。早在2003年，他就赴柏克萊加州大學訪學，所作講座大受歡迎，撰寫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在美國東亞圖書館界獲得了極大關注。校方甚至提出為他申請綠卡請他永久定居，被他拒絕，因為「版本學研究的中心在中國。」
對新時代的古籍保護工作，陳先行既有認同也有擔憂。「國家重視古籍保護，我很擁護，也覺得趕上了好時代。」他說，「但有時候我們有點著急，只講速度，回避質量問題，這不利於人才培養。古籍版本鑒定是一門實學，只有把編目工作做細做扎實，鑒定水平才能提高，人才才會湧現。」
在版本學領域，陳先行的名字早已是繞不過去的存在，但他卻始終以「一個老編目員」自稱。他的書齋名為「學思齋」，源於顧廷龍先生手書的孔子訓誡「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顧老的這幅題字他一直掛在書齋裡，時刻提醒自己要學思結合。
四十九年與故紙堆相伴，陳先行的人生因古籍而改變，也因古籍而厚重。他用實際行動詮釋了“板凳須坐十年冷”的治學精神，踐行了「助成人之成就，不負其平生」的人生信念，傳承了「典藏與傳布」的圖書館使命。
他就像一位沈默的擺渡人，在時光的長河中，將千年的文化基因從過去導向今日，留給未來。
墨香不散，真正的偉大不是名利加身，而是一生一事的堅守；真正的傳承不是高聲呼喊，而是潤物無聲的耕耘。在追求速度的時代，他的守護如靜水深流，那是對中華文脈最極致的敬畏，最長久的深情。
本文原刊《人物週刊·葉子有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