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譜偽造考

明代家譜偽造考

—以《戒庵老人漫筆》「贋譜」為中心

勵雙傑

摘要：

家譜作為中國傳統社會記錄宗族世系的核心文獻，自宋代以降逐漸成為宗族組織的重要制度性載體。至明代中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與社會流動加速，江南地區出現職業化的家譜偽造現象。本文以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七「贋譜」條為中心，結合《古今譚概》《日知錄》等明清文獻及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系統考察明代家譜偽造的形成背景、製作方式與社會影響。研究發現，贋譜現象的滋生既源於新興富商階層對文化資本的迫切需求，也折射出晚明社會結構中士族與新富階層之間的身份競爭與文化衝突。透過這一現象，可以深入理解中國傳統社會中財富、門第與文化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

關鍵詞：明代；家譜；贋譜；《戒庵老人漫筆》；社會流動

一、問題的提出

家譜（譜牒）是中國傳統社會記錄宗族世系、維繫血緣秩序的重要文獻類型。自宋代歐陽修、蘇洵創立譜例之後，修譜逐漸成為士大夫家族的制度性活動。至明代中後期，江南地區宗族組織進一步發展，修譜活動更加普遍，「聚族而居，族必有譜」已成為各地大族的慣例。然而，與修譜之風盛行相伴而生的是家譜真實性問題日益凸顯。在社會流動加劇的背景下，一些新興富裕階層通過偽造家譜攀附名門，形成所謂「贋譜」現象。

關於這一問題，明代筆記中有多處記載，其中尤以《戒庵老人漫筆》卷七「贋譜」條最為著名。該條記述蘇州人袁鉉以偽造家譜為業，為富商巨賈編造祖先世系，並偽造誥敕、碑銘等文書，使家譜看似真實。這一記載不僅揭示了晚明社會中家譜造假的具體方式，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文化現象。有明一代到底造出了多少假家譜，現已無法得知，但從當時人「聖賢之後，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的批評來看，數量應相當可觀。

本文以「贋譜」條為中心，結合《古今譚概》《日知錄》《茶香室叢鈔》等文獻記載，並參考近現代學術研究，對明代家譜偽造現象的形成背景、運作方式及社會影響加以綜合考察，以期深化對晚明社會結構與文化變遷的理解。

二、《戒庵老人漫筆》「贋譜」條解析

《戒庵老人漫筆》為明人李詡所撰筆記，內容多記江南社會風俗與見聞。卷七「贋譜」條載：

蘇州有袁鉉者，寓居郡中，善為人作譜。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敕、名人序文具在。

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贋作者。吳中世家多不屑與之齒。

時富商巨賈暴起，多欲飾其門第，爭延鉉為之譜。鉉輒搜求史傳，採摘名氏，附會為其遠祖，又造為誥敕、碑銘、序記之文，使若有據。

久而人稍覺其偽，吳中故家相與訟之於郡。郡守不能治其罪，竟逐鉉出境。然富商巨賈猶好之，贋譜之風亦未能盡息。

這段記載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首先，蘇州出現了以代修家譜為業的職業人物袁鉉，他通過研究歷代史書，從漢唐以來的名人中選擇合適者，將其「附會」為客戶祖先。其次，袁鉉不僅編造世系，還配套偽造各類文書，包括皇帝誥敕、墓誌碑銘、名人序記等，使家譜「若有一據」。再次，客戶群體主要是「暴起」的富商巨賈，他們希望通過修譜構建顯赫祖先以「飾其門第」。最後，這一行為引發了蘇州世家的強烈不滿，他們聯合向官府控告，但結果僅是「逐出境外」，並未受到嚴厲懲處。

《漢語大詞典》釋「贋譜」為「假托的家譜」，並引李詡此條及「今人家買得贋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笑」之語。可見至晚明時，贋譜買賣已非罕見，甚至成為時人皆知的社會現象。

三、明清文獻中的類似記載

《戒庵老人漫筆》的記載並非孤例。明清文獻中關於偽造家譜的記述頗多，相互印證之下，可以窺見這一現象的普遍性。

（一）筆記小說中的相關記述

《古今譚概》載：「今世富室，多好修譜。其先世本無可紀者，則必遠引名賢，以為鼻祖。」這說明許多富裕家庭在修譜時追溯古代名賢已成為普遍做法。

清代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亦指出：「近世譜牒，多失其真。富貴之家往往假托古人，以為其祖。」顧炎武的評論表明，到了明末清初，偽托祖先已經成為廣泛存在的現象。

清代筆記《茶香室叢鈔》中還記載：「江南有專以修譜為業者。」這說明修譜已發展為一種職業性行業，與《戒庵老人漫筆》中袁鉉的情況相互印證。

（二）贋譜買賣的產業化趨勢

據明末松江人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當時蘇州閶門內天庫前甚至出現了「贋譜專賣店」。業主招募貧窮讀書人按《百家姓》編製，「姓各一譜，譜各分支」，列為始祖的都是歷代皇親貴戚或達官顯宦。購買者選定附認支派後，店員當場填入其祖、父輩姓名。這些家譜「貴顯者則有畫像，及名人題贊，無不畢具」，為使購買者能炫耀於人，店鋪還故意「以舊絹為之，成粉墨剝落，或字畫糊塗，示為古蹟」，每部售價高達幾十兩銀子。

這一記載揭示，至明末時，贋譜製作已從袁鉉式的個體經營發展為分工明確的專業化產業，形成了從內容編撰到做舊仿古的完整鏈條。

四、贋譜的製作方式與技術特徵

從現存文獻記載來看，明代偽造家譜有一套相對固定的製作方式，體現出相當的技術含量。

（一）蒐集歷史人物

造譜者首先從正史中蒐集歷史人物，如《漢書》《舊唐書》《宋史》等，篩選其中具有聲望的名臣或學者，作為客戶祖先的來源。此即《戒庵老人漫筆》所言「研窮漢、唐、宋、元以來顯者」。這些人物的時代分布、官階品級、地域籍貫，都需要與客戶的期望相匹配。

（二）編造世系鏈條

在選定祖先後，造譜者通過虛構若干代「失考世系」，將歷史人物與客戶家族連接起來。常見模式為：古代名臣→若干代失考→南宋或元代遷居某地→明代始祖→當代家族。通過這種方式，既可以解釋時間上的斷裂，又能使家族歷史顯得悠久綿長。

當代於志嘉女史（於志嘉：《虛實參半的先祖歷史——從資陽徐氏始遷祖手傳看明代湖廣地區的垛集軍戶》）對湖南資陽徐氏諸譜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典型個案。興公房與安公房對始祖徐名輔的記載截然不同：前者不承認徐名輔與明初名將徐達有任何關係，後者則稱徐名輔為徐達胞侄。安公房的依據是所謂「漢郎草底」，一個生於康熙年間、漂泊無嗣的族人提供的「陋劣草譜」。興公房批評道：「喜其載始祖所自出極其顯宦，乃即據以為真」。這一案例生動說明，攀附名人為祖正是贋譜的核心動機。

（三）偽造配套文書

為了增加可信度，造譜者往往偽造各類文獻材料，包括皇帝誥敕、墓誌銘、祠堂記、名人序文等。《戒庵老人漫筆》明確指出袁鉉「又造為誥敕、碑銘、序記之文，使若有據」。這種「文書配套」的做法使偽造家譜更具欺騙性。

從祝虻（祝虻：《現存明代家譜所輯文書論略—以徽州家譜為中心》）對明代徽州家譜所輯文書的統計來看，入譜文書種類繁多，包括敕命、誥書、金冊、公據、牒、狀、札等。贋譜製作正是模仿了真實家譜的文書體例，以假亂真。一些偽造的名人序文甚至被多家家譜同時採用，如朱熹的一篇譜序竟為周、黃、劉、戴、鄭、洪、吳等姓家譜共用，僅姓氏一字之別，其餘文字均雷同。

（四）刻印與做舊

完成編撰後，家譜以木刻版形式印刷。由於家譜通常只在宗族內部流通，外界難以核查，偽造的家譜也容易長期流傳。明末贋譜專賣店更發展出做舊技術，「以舊絹為之，成粉墨剝落，或字畫糊塗，示為古蹟」，使新造贋譜呈現出年代久遠的樣貌。

五、贋譜產生的社會背景

明代贋譜現象的滋生蔓延，與當時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密切相關。

（一）商品經濟發展與富商階層崛起

晚明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江南地區商業繁榮，大量富商階層迅速崛起。然而在傳統社會中，社會地位不僅取決於財富，還取決於門第與文化資本。許多富商雖然經濟實力雄厚，卻缺乏士族背景，因此需要通過文化方式來提升社會地位。修譜正是這種文化策略之一。

陸容《菽園雜記》卷七記載了成化年間的一則故事，常州孔姓暴發戶因「自憾其非貴種」，欲與孔子後裔孔士學「通譜」，遭拒後仍不死心，待孔士學去世，其後人「遂以家譜售之」，代價僅「一船米」。這個發生於商業初興階段的個案，已預示了日後以財富換取門第的趨勢。至萬曆時，隨著商人階層實力大增，「用銀子買一個祖宗」已成為可實現的願望。

（二）宗族組織發展推動修譜需求

自宋代以來，宗族逐漸成為地方社會的重要組織形式，而家譜則是宗族認同的依據。許多家族通過修譜強化內部凝聚力，展示其歷史與地位。在科舉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擁有顯赫祖先也成為士子參與地方事務的文化資本。新興富裕家族若缺乏祖先記載，便容易產生偽造家譜的動機。

阿風教授（阿風：《從文書到族譜與方志——以明代休寧璫溪金氏為中心》）對明代休寧璫溪金氏的研究顯示，地方誌與族譜的編纂存在密切關聯，「志不載，譜雖實，何以示信」的觀念反映了當時對譜牒真實性的重視。但正是這種「示信」的壓力，反而刺激了部分家族通過偽造來滿足社會期待。

（三）造假風氣的時代氛圍

值得注意的是，贋譜泛濫與晚明整體性的造假風潮互為表裡。嘉靖時葉權《賢博編》記載蘇州市場上「貨物奸偽」盛行，賣楊梅者「用大棕刷彈墨染紫黑色」以次充好，賣雞者替老母雞「持毛擂長尾，假敦雞賣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余》亦載杭州「酒摻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等造假情況。書籍、紙筆等文化用品同樣難逃偽劣之困。謝肇淛《五雜俎》批評萬曆時的印刷「醜惡極矣」，書坊主為「取其易成而速售」而故意用柔木雕板。贋譜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應運而生，成為文化造假的一個特殊門類。

六、士族與新富階層的文化衝突

《戒庵老人漫筆》中“吳中世家多不屑與之齒……相與訟之於郡”的記載，深刻反映了晚明社會中士族與新興富商之間的文化衝突。

（一）門第觀念與社會流動的矛盾

傳統士族以門第和科舉為社會地位的基礎，強調「詩書傳家」的文化傳承。而新興富商則試圖通過財富與文化消費進入士紳階層。偽造家譜正是這種「文化競爭」的表現形式，用金錢購買祖先，以彌補現實中的門第缺憾。

然而，這種「文化資本」的獲取方式遭到士族的強烈抵制。蘇州世家聯合控告袁鉉，表面上是反對造假行為，深層則是維護士族對「文化正統」的壟斷權。如果富商可以輕易買到一個顯赫祖先，那麼士族賴以安身立命的「累世簪纓」將失去其稀缺性。

（二）官府處置的象徵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官府最終僅將袁鉉「逐出境外」，並未施以重罰。這一處理方式耐人尋味。一方面，袁鉉的行為難以用傳統法律條文加以界定，他既未謀反，也未盜竊搶劫，偽造家譜在當時並非明確罪名。另一方面，購買贋譜的富商巨賈「不便深究」，折射出官府對新興經濟力量的一定妥協。

這種曖昧態度恰恰說明，晚明社會正處於價值觀念轉型期，舊有的門第等級正在受到財富力量的衝擊，而官方尚未形成有效的應對機制。

七、贋譜的歷史影響與後世辨偽

贋譜的廣泛存在對家譜文獻的史料價值構成了嚴重挑戰，也催生了後世學者的辨偽意識。

（一）家譜史料的真偽問題

近代以來，隨著家譜逐漸進入史學研究視野，其真實性問題日益受到關注。趙萬里先生曾指出，「傳世明本譜牒，大都是徽州一帶大族居多」，但這些家譜中攀附名人的現象相當普遍。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也批評家譜「往往攀援華胄，謬託名賢，其真實價值，減削大半」。

於志嘉基於三十年尋譜經驗指出：「如何能從似假還真的族譜資料中分辨其偽，從而篩檢出可供吾人利用之資料，是治史者共同面對的課題。」\她通過對資陽徐氏諸譜的細緻比對，揭示出不同支譜對同一祖先記載的歧異，為家譜辨偽提供了方法論示範。

（二）辨偽方法的發展

清代已有學者注意到家譜辨偽的技巧。清人宋永岳在《志異續編》中記載了一則利用避諱知識斷案的案例：廣東嘉應李姓家族因家譜記載不同而訴訟多年。宋永岳發現，記載「丘氏」的家譜寫作「丘」，記載「邱氏」的家譜寫作「邱」。他據此判斷，雍正元年為避孔子諱才將「丘」改為「邱」，萬曆年間修譜不可能出現「邱」字，從而認定寫作「邱」的家譜為後世偽造。這一案例說明，通過對文書制度、避諱規則的掌握，可以有效辨識家譜真偽。

當代學者則綜合運用方志、文書、正史等多源史料進行比對。阿風教授強調，古文書是「事件發生同步的歷史記錄」，是辨偽的基礎史料，但「文書中也存在虛構的內容，研究者要進行批判性分析與解讀」。

（三）贋譜的「真」與「假」

值得注意的是，贋譜的「偽造」性質具有時間維度。當代學者陳大康在《明人的造假與買假》）指出：「自假家譜被奉迎回家起，其後又多次重修，在明末以降的時間段內，就其內容、價值與意義而言，實際上就是一本真家譜，但對於明代及明以前的內容，那就得謹慎從事。」換言之，一部明代偽造的家譜，經過數百年傳承，已成為清代或民國宗族真實歷史的載體，祖先雖是假的，但宗族組織、修譜活動、社會關係都是真實的。這正是家譜史料複雜性的體現。

八、結論

綜上所述，明代家譜偽造現象並非孤立事件，而是晚明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以《戒庵老人漫筆》「贋譜」條為中心，可以看到江南地區出現了以袁鉉為代表的職業造譜者，他們為富商階層編造祖先世系，偽造各類文書，使家譜看似真實。至明末，贋譜製作已發展為專業化的產業，形成了從內容編撰到做舊仿古的完整鏈條。

贋譜現象的滋生，根植於晚明商品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流動加速。新興富商階層雖然積累了雄厚財富，卻缺乏傳統士族的門第背景，因此希望通過修譜構建顯赫祖先以獲取文化資本。傳統士族對此強烈抵制，反映了門第觀念與新興力量之間的文化衝突。官府處置的曖昧態度，則暗示了轉型期社會價值觀念的鬆動。

贋譜的廣泛存在，對家譜的史料價值構成了挑戰，也催生了後世學者的辨偽意識。然而，「偽造」本身也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那些攀附名人的家譜，記錄了明清時期宗族建構祖先記憶的方式，折射出社會各階層對門第、血統與文化認同的理解。對贋譜現象的研究，不僅有助於理解家譜文化的發展，也有助於揭示傳統社會中財富、文化與身份認同之間的複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