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的社會史》修訂版後記

《書籍的社會史》修訂版後記

何朝暉

《書籍的社會史》是我翻譯的第一部學術著作，也是較早譯介到國內的海外漢學家研究中國書籍史的成果。時光荏苒，一晃距離該書中文版面世已經15年了。

2022年夏，中文版責任編輯張晗聯繫我，提出要再版此書，問我有沒有需要修訂的地方。我正好也想對譯文做些完善工作，於是就和張晗約定修訂後再版。當時我的碩士研究生郭永臻已完成畢業答辯，準備秋季去北師大讀博，時間相對充裕，我就請永臻幫我通讀全部譯文，並蒐集一下讀者對該書的意見，以便修訂時參考。

兩個月之後，永臻將結果返回給我，令我大吃一驚，也十分感動。他不僅通讀了譯文，而且在很多地方核查了英文原文和引用資料，並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議。永臻本科畢業於尼山學堂，文史基礎比較扎實，讀書、做學問一向嚴謹認真。他為此書的修訂做了大量的、出乎我意料的工作，我要特別感謝他。

看到永臻返回的結果之後，我感到僅僅小修小補是不夠的。我在吸收永臻的意見對譯文進行修改後，自己又通讀了一遍譯文，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修改。此次修訂主要是對譯文風格和表述進行了調整，同時改正了一些漏譯、誤譯，增加了一些譯注，對作者所引用的資料及其解讀加以說明。

15年前我在翻譯本書的時候，還在某種程度上信奉魯迅先生的「硬譯」主義。我的想法是，應該盡可能地保持原作者的用詞和句式，以達到「原汁原味」的效果。書出版後，偶爾聽到譯文不是很好理解的說法，開始並沒怎麼往心裡去。直到我自己的學生也這樣說，我才感到譯文可能確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次修訂我再次通讀自己的譯文，才發現很多地方翻譯腔很重，詰屈聱牙，晦澀難懂。當初我譯完後也曾在交稿前通讀過全文，卻並沒有這種感覺。翻譯是溝通原著者和讀者的橋梁，翻譯的時候譯者容易沈浸於原書之中，不自覺地被原書的語言牽著鼻子走，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亦步亦趨，不敢越雷池一步。15年後再讀自己翻譯的書，已經與原著產生了相當的距離感，站在了橋的另一端，也就是讀者的立場上，才發現上述問題。在此，我要向曾被我的譯文折磨過的讀者諸君，說聲抱歉。這次修訂，也意味著我對自己翻譯風格的反思。英文原著讀起來其實是相當流暢的，譯成中文後應當讓中國的讀者感受到同樣的流暢，這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此次修訂，將很多長句改為短句，復句改為單句，語言更簡潔明快，表述更符合中文習慣，以便於讀者理解。經過修改之後，不敢說譯文已經十分暢達，但肯定比上一版要流暢耐讀得多。

由於平日瑣事較多，修訂工作主要利用節假日斷斷續續地進行，加起來總共花了大約一個月時間。在目前高校的科研評價體系下，翻譯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已出版的譯著的修訂更掙不了什麼「工分」。之所以還要花這麼大的力氣作如此大幅度的修訂（涉及的文字粗略估算有三分之一左右），首先緣於我自己對翻譯的興趣。我從小就有一個做翻譯家的夢想，翻譯於我而言是一種享受。這次的修訂工作，讓我得以再作馮婦，又一次享受翻譯的樂趣。其次是出於對原著者周紹明教授的感謝和敬意。我決定轉換研究方向從事書籍史研究之後不久就讀到了周教授的這本書，對我啓發甚大，影響了我的研究旨趣和方法。周教授對我個人也幫助頗多，給我寄過好幾本他自己和其他西方學者的書籍史研究著作。此書中文版出版後，儘管被我的譯文拖了後腿，還是在讀者中間獲得了比較好的反響。該書受到讀者歡迎，一是因為其貫通性。該書視野開闊，論題廣泛，涉及中國書籍史的若干重要方面，書後還附有東西方學者關於中國書籍史重要論著的評介，對有志於學習和研究書籍史的讀者是非常好的入門書。二是因為其可讀性。大概是因為書中好幾章都是由演講稿修改完善而成的緣故，其內容深入淺出，語言流暢，娓娓道來，沒有一般學術著作的冷僻艱澀之感，讀起來引人入勝。可以說，周紹明教授對書籍史研究理念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感到有責任竭盡所能把這本書的翻譯工作做好。

不幸的是，周教授已於兩年前仙逝，他沒有能夠看到此書中譯本的修訂和再版。15年前我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常就遇到的問題向他請教，他不僅耐心細緻地回答我的問題，還對英文版的文字作了不少修改，補充了一些資料。例如他在英文版第16、44、48、55、79等頁各增加了一兩段話，反映了他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想法，此外讀者還可以在書後所附《相關研究論著簡介》中看到一些英文版面世後才出現的成果。他為中文版所寫的長篇序言也不是一般的應酬之作，而是他對本書內容與觀點的高屋建瓴的提煉。因此中文版的內容並不完全同於英文版，自有其獨特的價值。這也反映了周教授治學態度之嚴謹、認真，令人欽佩。此次修訂，我再也沒有機會向周紹明教授請教了，思之悵然。謹以此修訂本，致敬周紹明教授。

修訂本得以付梓，除了張晗編輯、郭永臻同學付出諸多努力之外，畢婉琪、張佳旭、吳善松、牛波、王楊楊等同學對書中引文作了核對，訂正了不少錯誤，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何朝暉

2024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