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鮑廷博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的裝印、剜改與傳播
論鮑廷博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的裝印、剜改與傳播
蔡淵迪
摘要
清乾隆三十年（1765）鮑廷博刊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是汪元量作品流傳史上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文獻。通過版面細節的觀察並對勘不同印本就會發現，該本所刻二書相對獨立，但裝印次序當以《水雲集》居先，《湖山類稿》居後。由於遭遇到清廷的禁書政策，鮑刻此本的後印本對初印本作了一些回避時禁的剜改，遂使得初印本極為可貴。鮑刻本後來又成為《四庫全書》本和《武林往哲遺著》本《湖山類稿·水雲集》的底本，但此二本在抄寫和翻刻的過程中都對鮑本作了或大或小的改動，造成了後世學者的一些誤會。覆按初印本，相關誤區可以得到糾正和廓清。
關鍵詞：鮑廷博 《水雲集》 《湖山類稿》 錢謙益 《四庫全書》
汪元量是宋末元初的一位重要詩人。錢鍾書《宋詩選注》選兩宋詩人八十一家二百八十九首詩，其中入選汪元量詩二題二十一首。雖說在兩宋林立的大文豪的強光照射下，汪氏的詩詞成就並不那麼耀眼，但他以其特殊的遭際，與投降元廷的南宋皇室成員一道自臨安北上大都，一路將親見親聞譜寫成一組多達九十八首的大型組詩《湖州歌》，該組詩記錄了南宋的亡國痛史，向有「詩史」之目。這不僅確立了汪氏在詩壇上的地位，也使汪氏作品具備了文學以外的特殊價值。
汪元量的作品集經歷元、明兩代三百餘年的流傳，至明末時已經亡佚。明崇禎四年（1631），錢謙益從「雲間人鈔書舊冊」中輯出《水雲集》二百餘首，嗣後清初桐鄉人汪森得到一種劉辰翁批選的五卷本《湖山類稿》（略有殘缺）。錢輯本《水雲集》（或稱為《汪水雲詩》）與五卷本《湖山類稿》即是今日所見汪詩之源頭。在鮑廷博刻是二書以前，《水雲集》曾被悉數刻入吳之振等編選之《宋詩鈔》中，然“誤書錯簡，往往而是”；五卷本《湖山類稿》則僅有鈔本流傳。因此，鮑氏合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是今天所能見到的第一個比較完備的汪元量詩詞刻本。事實上，傳於今日的汪元量詩詞的刻本一共也只有兩個，除鮑刻之外，便是後文還將論及的光緒年間丁丙編刻的《武林往哲遺著》本，而丁本即據鮑本翻刻，連行款也一同於鮑刻。即此可知鮑刻本在整個汪元量作品傳播史上之地位。此外，僅就版刻工藝而言，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亦是清中葉浙北地區版刻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在近百年的文獻整理大潮中，鮑本《水雲集·湖山類稿》並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如孔凡禮之整理汪元量詩，即未取鮑刻作為底本，近百年來汗牛充棟的影印善本中，也罕見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的蹤影。儘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了五部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非因批校題跋而著錄者），但大多數圖書館的編目，依然將其歸入普通古籍而非善本的行列。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之所以未引起足夠之重視，原因有四：第一，即如上文所雲，汪元量的詩詞成就、文學地位在兩宋林立的文豪光環下顯得並不那麼耀眼；第二，鮑刻單行，易於湮滅，至於近代，已不易羅致，故其影響反不如早此之《宋詩鈔》本及晚此之《武林往哲遺著》本；第三，丁丙刻《武林往哲遺著》本全據鮑刻翻刻，文本高度忠實於鮑刻，加之丁本又極易得，使鮑刻失去了「稀見文獻」的傳播價值；第四，《水雲集·湖山類稿》收詩重復，而鮑刻力求嚴謹，刻意要存“昔人持擇之意”，故兩存其舊，反而不適應現代學術的口味。
因為鮑刻的重要，並且尚存一些問題有待揭示，故需對其進行深入探討。筆者十餘年前嘗著文綜論汪集傳本，中於鮑本已有所涉及，今復專就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諸問題論述於下，以就教於學界同仁。
一、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的裝印次序與基本版面情況
今日之《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中國古籍書目》等，凡著錄鮑刻汪集者，皆以《湖山類稿》居前，《水雲集》居後。這一次序當受《四庫全書》本之影響。四庫本《湖山類稿·水雲集》實據鮑本鈔出，然其次序則以《湖山類稿》居前，《水雲集》居後。由於四庫本乃是「欽定」，故而後來丁丙據鮑本翻刻時，其次序亦一仍四庫本。這一影響一直持續到今日。
細審原書，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實當以《水雲集》居首，《湖山類稿》居後。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該書卷首冠有吳城《知不足齋合刻汪水雲詩序》，無論是題目還是內文所示，該序顯然是統領《水雲集》《湖山類稿》二書之總序。雖然吳氏在序中提到「同里鮑子以文……乙酉之夏校定其插架《湖山類稿》《水雲集》鋟之」，彷彿《湖山類稿》居前，《水雲集》後。但吳氏此序共佔兩個版面，這兩個版面的版心皆題「水雲集序」，有此版心，此序自不得裝在《湖山類稿》之前，只能置於《水雲集》之首。既然吳序統合二書，又必裝在《水雲集》之前，則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顯然是以《水雲集》居前的。倘若以《湖山類稿》居前，則統合二書的吳序將在全書的中間位置，這與一般的閱讀習慣相左。並且，《湖山類稿》之前的劉辰翁敘倒彷彿成了統合二書之序了。其實鮑廷博所依據的《湖山類稿》“前脫四翻”，原本無序，其劉敘乃鮑氏自程敏政所編《宋遺民錄》卷十一補錄。因此，鮑刻本《湖山類稿》前的劉辰翁敘無論如何也不能作為統合二書之序。
此外，鮑刻《湖山類稿》之後所附的《亡宋舊宮人詩》和《亡宋舊宮人詞》，較之《水雲集》之附錄三卷，其獨立性更強，可視為整個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的附刻，而非僅充《湖山類稿》之附錄，其版心鐫「湖山類稿附錄」六字，用意與吳城序文版心相同，主要是為了提示裝訂次序的。後來，這部分附錄即作為一種單獨的書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四集之中，題《宋舊宮人詩詞》。《水雲集》附錄雖有三卷之多，因無統領的題目，便無另刻單行的資格。
今所見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大多分訂二冊，其次序難以質言之。筆者於紹興圖書館見到館藏鮑刻一本乃合訂為一冊，初刻初印，為咸、同間杭州藏書家王金銛舊藏（鈐有「王金銛印」白方等印記多枚，館藏號：普集1593/07975），審其裝線、封皮，當為原裝，甚是可貴。該本即以《水雲集》居先。
考四庫本《湖山類稿·水雲集》之所以將鮑刻的原次顛倒過來的緣由，主要是四庫例不收生存人之著述，故將鮑刻本中吳城一序刪除，然則《水雲集》前無序，《湖山類稿》前尚有劉辰翁敘，若仍以《湖山類稿》居後，則書敘反居於全書中間位置，與習慣相違，遂將《湖山類稿》置前，則劉序彷彿成為統領二書之序，此番處理看似天衣無縫，卻與事實大相徑庭。
從裝印的角度而言，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必當以《水雲集》居前，這點上文已詳加論述，但鮑氏當初在合刻此二書時，其本意是要將這兩種書獨立而完整地呈現出來的。鮑氏於所刻《水雲集》後跋中，批評汪森將《水雲集》中凡與《湖山類稿》相重復之詩悉數剔除的做法，說是「於昔人持擇之意，或未盡然」。然則鮑氏所刻《水雲集》《湖山類稿》自當是各為獨立而完整的書。那麼，時人在稱呼鮑氏合刻此二書時，任意顛倒次序也不能算是重大過錯。鮑氏本人在他所刻瞿佑《歸田詩話》卷中「汪水雲賜還」一條後的按語中即雲「汪元量有《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予曾重刻以傳」。《四庫採進書目·浙江省第三次書目》亦著錄「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宋汪元量著，二本」。此所著錄之「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必是鮑刻本無疑，不僅書名卷數皆同，且沈初等編撰的《浙江採進遺書總錄》壬集著錄有「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注明是「刊本」，當時「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之刊本，非鮑刻本莫屬。是皆以《湖山類稿》居前，《水雲集》居後。此時，鮑刻本尚未經四庫館臣大動手術，其之所以會有此次序之顛倒，可能主要就是因為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是兩種獨立而完全的書。在不加考究的情況下，稱呼次序可以較為隨意（《四庫採進書目·浙江省第三次書目》《浙江採進遺書總錄》皆是草目性質）。
鮑氏合刻《水雲集·湖山類稿》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左右雙邊，細黑口，黑對魚尾。全書先之以吳城《知不足齋合刻汪水雲詩序》，二葉。吳序第一葉版心下方鐫「仁和陳載週刊」六字。
《水雲集》分為正文與附錄兩部分，前者三十九葉，後者十五葉。其正文部分包括汪元量《湖州歌》以下詩二百四十六首及錢謙益、陸嘉穎、吳焯、鮑廷博、余集五家題跋，版心皆鐫「水雲集」。五家題跋皆以手跡模刻，題跋葉之最後一葉（亦即正文部分之最後一葉）最後一行下方有「仁和陳載周刻」六字。附錄分為三卷，各卷葉碼自為起訖，版心鐫「水雲集上/中/下」：上卷為汪元量同時人對汪集之題識，六葉；中卷為錢謙益、潘耒、汪森所著有關汪氏之文章各一篇，五葉；下卷為史籍中有關汪元量之材料，四葉。
《湖山類稿》分為劉辰翁敘（一葉）、正文與附錄三部分。正文五卷，每卷版心皆鐫「湖山類稿卷×」字樣，第一卷第一葉及第五卷最後一葉版心下方尚鐫「知不足齋正本」六小字。附錄頁碼另起，內容為《亡宋舊宮人詩》和《亡宋舊宮人詞》，此二者頁碼連續，共五葉。為求一目瞭然，茲將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之層次結構製圖如下。
二、鮑刻《水雲集》的初印後印問題
郭立暄在《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一書中對古籍刻本初印後印等問題作了全面的總結，其中提到：「刻本中有些刪改是出於政治忌諱，這在清前期刻本中尤為多見。」其下舉了很多例子，中有兩例皆與錢謙益有關。考《清實錄》卷八三六，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丙辰諭：
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背謬……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流傳，必當早為銷毀。著各該督撫等將《初學》《有學》二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並著廣為出示，明切曉諭，定限二年之內，俾令盡行繳出，毋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該督撫等即將全板盡數查出，一並送京，勿令留遺片簡。
自此以後，終有清一代，錢謙益便成為一違礙人物。鮑刻本《水雲集》，其源頭即追溯至錢謙益，故其中關礙之處所在多有。而鮑廷博之合刻《水雲集·湖山類稿》恰在乾隆三十年，四年後錢氏著作遭禁，遂使鮑刻本有初印後印之別。
鮑刻《水雲集》之後印本較初印本剜改有三處：一是《水雲集》第三十八葉下，汪詩後的第一篇跋文，也即錢謙益輯出《水雲集》後的原跋，該跋文之款署「牧齋」二字，初印本完好，後印本剜去；二是第三十九葉上，鮑廷博跋中「史辰伯借於錢牧翁」一句之「錢牧翁」三字，初印本完好，後印剜去留空；三是附錄中之第一葉，初印本完好，後印本將該葉上所載從《初學集》中輯出的《書汪水雲集後》連同前一行「附錄中」之三字標目悉數刪去。然而，吳焯跋中「牧齋尚書以不得見《類稿》為恨」一句，「牧齋尚書」四字後印本依然完好，當是剜改未盡所致。
國家圖書館藏有王國維、趙萬里批校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善本書號：A02938），乃是後印本。其第三十八葉下錢謙益跋後之空白處，有批注曰：「此錢東澗跋語，當時有所避忌，故去其名。」審其筆跡，當是王國維所批。然則王氏當時已注意到這一「避忌」刪改的問題。但畢竟只是寫給自己看的隨筆批注，未曾準確地說到初印後印的問題。當然，不排除王國維亦未曾見過鮑刻《水雲集》初印本的可能。
值得一提，同樣是剜改錢謙益的跋語，《水雲集》第三十八葉的錢跋只挖去了「牧齋」的款署，而附錄中之第一葉則將整篇錢跋刪去，原因可能是附錄之錢跋乃自《初學集》中輯出，而《初學集》在當時是聖諭明文厲禁的，故當全予刪削。隨附《水雲集》之錢跋對於交待文獻來源、顯示文獻完整性來說特別重要，故而保留其內容，只挖去其款署以避人耳目而已。
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初刻於乾隆三十年，四年後，錢謙益的著作即遭查禁。短短四年，鮑刻初印之本，在當時刷印恐怕本不甚多，及今二百餘年以下，更是稀若星鳳。筆者所見唯上節所述紹興圖書館所藏之本，以及今藏南京圖書館的丁丙舊藏並有丁氏題跋的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是初刻初印之本。後來丁氏刊刻《武林往哲遺著》本《湖山類稿·水雲集》，即從鮑本翻刻，而舉凡鮑刻後印本刪削諸處，丁刻皆仍為全貌，顯是據鮑刻初印本翻出的。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了五部不因批校題跋而入善的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分別為清華大學圖書館、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博物館、南京圖書館、江西鄱陽縣圖書館藏本，未知是否為初印之本。至於鮑刻後印本，所見除上述王國維、趙萬里批校本之外，《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影印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亦是後印本。這裡將鮑刻《水雲集》初印後印差異諸處製圖附下，俾使直觀可見。初印本為紹興圖書館所藏，後印本為國圖所藏王國維、趙萬里批校之本。
注：左圖為紹興圖書館藏鮑刻初印本《水雲集》，右圖為國圖所藏有王國維、趙萬里批校之鮑刻後印本《水雲集》。
注：左圖為紹興圖書館藏鮑刻初印本《水雲集》，右圖為國圖所藏有王國維、趙萬里批校之鮑刻後印本《水雲集》。
注：上圖為紹興圖書館藏鮑刻初印本《水雲集》，下圖為國圖所藏有王國維、趙萬里批校之鮑刻後印本《水雲集》。
三、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的傳播
關於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的傳播，有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此書被採入《四庫全書》，成為四庫本《湖山類稿·水雲集》的底本；二是丁丙編《武林往哲遺著》，據此本翻刻。
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是四庫本的底本，本毋庸置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明言：「此本為劉辰翁所選，只五卷，前脫四翻，間存評語。近時鮑廷博因復採《宋遺民錄》，補入劉辰翁元序，合《水雲集》刻之，以二本參互校訂，詩多重復，今亦姑仍原本焉。」而且鮑廷博以雙行夾注形式作出的校語，四庫本也予以照錄。但王獻唐《汪水雲集版本考》卻硬說四庫本「從繡谷亭本出」。所謂「繡谷亭本」，即清雍正間吳焯抄本，是本今猶存世，藏於南京圖書館。鮑廷博刻《水雲集》以繡谷亭本為校本，凡鮑本《水雲集》校語中稱「吳本作某某」者，即指繡谷亭本，故王獻唐的斷語完全錯誤。這一點，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作過辨析。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皇帝下詔訪求天下遺書，翌年設四庫館。鮑本《水雲集·湖山類稿》很快就被採入四庫館。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月十三日，浙江巡撫三寶奏曰：
竊照採訪遺書一事，臣於到任後，接奉廷寄上諭，至明至切……經臣將查辦緣由，恭折奏明，並將局內陸續收得遺書一百八種，開列目錄，附呈在案。
此次所收採之一百零八種書目，當即《四庫採進書目》中之《浙江省第三次書目》，因該目收書正為一百零八種，而鮑本《水雲集·湖山類稿》赫然在列。也就是說，至遲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鮑刻本《水雲集·湖山類稿》已被採入四庫館。當然，那時浙江省進呈的本子，應是刪去諸般違礙字面的後印本。
四庫本雖據鮑本抄出，但也對鮑本動了很大的「手術」。除了上文已經提到過的，將吳城《知不足齋合刻汪水雲詩序》刪掉，將《水雲集》《湖山類稿》的次序顛倒過來之外，四庫本對鮑本還進行了以下三方面的改動：
一是將鮑刻二書中的清人題跋全部刪去，包括《湖山類稿》後鮑廷博跋，《水雲集》後錢謙益、陸嘉穎、吳焯、鮑廷博、余集諸跋。又，鮑刻《水雲集》附錄原有三卷，中卷所收皆為清人題識，其第一篇為錢謙益《書汪水雲集後》，原來就因違礙而被鮑廷博剜去，其餘如潘耒《書汪水雲集後》、汪森《湖山類稿後序》等也一並為館臣削去，遂使原來鮑刻《水雲集》附錄的上中下三卷減為上下二卷。
二是對鮑刻中部分汪元量詩作的文本作了處理。鮑刻本中原來有些詩篇文字有殘缺，比如卷一《望海樓獨立》（缺三字）、《客感和林石田》（缺六字）等，在四庫的文淵閣本中均被刪去。此外還有一些被刪去的詩篇，可能是因其易於產生不利於清廷統治的聯想，比如卷二《幽州歌》「漢兒辮發籠氈笠」一句，可能涉嫌犯忌，所以整首刪去。另還有一些被刪掉的詩篇實在難以推測其被刪緣由，或許只是抄手偷惰所致，比如《醉歌》二十首。不過，這些在文淵閣本中被刪除的詩篇，在文津閣本中卻被全數保留，更有意思的是，鮑氏原刻部分詩篇中殘缺的文字，在文津閣本中竟全部被補充完整，比如上舉《望海樓獨立》頷聯上句，文津閣本作「天入海門鯨逝去」，「海門鯨」三字鮑氏原刻空缺；有些詩篇鮑刻缺損得比較嚴重，比如卷二《幽州月夜酒邊賦西湖月》，缺二十二字，文津本照樣補齊。那麼，文津閣本補齊缺文的根據何在？該本《湖山類稿·水雲集》卷前提要亦未明言。但是後來趙萬里據明抄本《詩淵》校鮑刻時，亦偶有補出鮑刻殘缺處，然而補出的內容與文津閣本卻完全不同，如「天入海門鯨逝去」一句，趙校為「天入越江龍逝去」，考慮到與下句「雨昏吳氏燕歸來」的對仗，似乎趙氏所補更為妥帖。又如《感慈元殿事》頷聯上句「□□□□□上別」，鮑本缺前五字，文津閣本補為「楊柳應徵春後別」，不僅補出五字，還將原來的「上」字改為「後」字，趙萬里則補為「鵷鷺分行江上別」，似亦以趙氏校補為佳。由此觀之，文津閣本所補缺文可能並無文獻依據，不過是館臣為求消除缺文痕跡，憑臆所補而已。
三是將鮑刻中部分少數民族人名地名的音譯詞改成清人新譯。比如元初丞相伯顏改成「巴延」，元人迺賢改為「納新」，地名「斡魯垛」改成「斡爾多」等。《水雲集》中《湖州歌》之第二首末句「遣使皋亭慰伯顏」之「伯顏」則不改。究其原因，當是此處「顏」字當韻腳位，與首句末「在外間」之「間」字、二句末「罷趨班」之「班」字皆押十五刪韻；倘此處將「伯顏」改成「巴延」，「延」字屬下平一先韻，按照格律詩的要求，便不押韻了，因此只好不改。下一首第二句「伯顏丞相趣降箋」中「伯顏」二字不當韻腳位，因此被改為「巴延」。相鄰兩行，一改一不改，使人乍讀之下還以為是不同的兩人，徒滋困擾。
凡稍瞭解文獻學者，皆知《四庫全書》本的文字大不可靠，若有他本可用，一般不可使用四庫本。今以四庫本《湖山類稿·水雲集》對其所依據的鮑刻原本的改動情況來看，信然。
與四庫本的大動「手術」相反，後來丁丙翻刻鮑本《水雲集·湖山類稿》時，對鮑氏原本倒是十分忠實。連鮑刻後印本中被刪除的那些跟錢謙益相關的忌諱文字，丁本都原原本本刻了出來。清代自道咸以降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文字之禁亦日趨鬆弛，丁本刻於光緒年間，固有恢復鮑刻原貌的條件。儘管如此，丁本對於鮑本也是有所改動的，主要體現在如下三點：
一是在兩書之前添加了一篇四庫提要，這是丁刻《武林往哲遺著》的統一體例。
二是將鮑刻《水雲集》《湖山類稿》二書的次序顛倒過來，變成《湖山類稿》居前，《水雲集》居後，此點上文講過。既然書前冠有一篇四庫提要，而《四庫提要》著錄的汪集即以《湖山類稿》《水雲集》為序，那麼，丁刻將鮑刻汪集二書調換成四庫本的順序也是情理之中，畢竟四庫全書、四庫提要都是「欽定」的。只不過，前文說過，四庫本《湖山類稿·水雲集》對鮑刻原本是大大動過一番手術的，特別是將吳城《知不足齋合刻汪水雲詩序》一篇刪去後，兩書次序的調整尚能自泯其跡；而丁本完全依據鮑刻本（版心文字內容亦同於鮑刻），吳城之序亦未刪，然仍依四庫之次，遂使統屬二書之吳序居於全書之中間位置，看似僅為《水雲集》之序，無論與吳序之標題或是內文，皆有扞格不通之處。
第三點改動是，原來鮑刻《水雲集》後錢謙益、陸嘉穎、吳焯、鮑廷博、余集諸跋，《湖山類稿》後鮑廷博一跋，皆以手書上版刻出，各跋下凡有印押者也都予以摹刻。丁本將上述各題跋皆刻成與正文相同的宋體字，並且將所有印章都刪去了。此一改動甚為微末，但也易造成一些困擾。比如陸嘉穎兩跋，前一跋署「研隱老人」，後一跋署「陸嘉穎」，若無款署下之印章，極易將此二跋當成兩個不同的人所寫，後文鮑廷博跋「偶得陸平原採薇堂舊鈔」云云也不易索解。鮑本陸氏第一跋下有「平原」（朱文葫蘆形）、「陸嘉穎印」（朱方）二印，即可知鮑氏所言之「陸平原」即指陸嘉穎而言，而「採薇堂」「研隱老人」者，皆是陸氏別號。後來王獻唐作《汪水雲詩版本考》，將「研隱老人」抄本與「採薇堂」抄本分屬兩個系統，竟致整個汪水雲詩版本的梳理錯亂至不可理喻，極有可能就是王氏只讀了丁本的緣故。倘若一開始就能讀到鮑刻原本，以王氏對印章之興趣與關注，應該不至於發生此等錯誤。
自丁氏《武林往哲遺著》以後，鮑本的傳播便歸於沈寂。鮑廷博後來以刻《知不足齋叢書》而著名。該叢書沾丐後人，為用極廣，故不斷被翻印、傳播。而鮑氏早年所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因未收入《知不足齋叢書》，而漸漸為人們所遺忘。例如以載錄清刻單行本而著名的《販書偶記》暨《續編》皆未著錄鮑氏合刻的《水雲集·湖山類稿》；孔凡禮先生整理的《增訂湖山類稿》自是嘔心瀝血的佳制，然其參校所用鮑刻為國圖藏王國維、趙萬里批校後印本，而仍未見初印，故亦未能抉發其中幽微。
本文原刊於《印刷文化》2025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釋從略。若需引用，請查閱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