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故宮古籍書目七種出版說明
民國時期故宮古籍書目七種出版說明
馬學良
題名：民國時期故宮古籍書目七種
作者：馬學良 整理
出版社：中國書店
出版時間：2026年1月
ISBN：978-7-5149-3591-2
定價：298元
中國古代藏書史是由官府藏書、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和寺院藏書四個係統組成的。這其中，官府藏書是主幹，官府藏書中，國家藏書又是最為重要的部分，代表著當時國家的藏書水平和文化發展水平。
我國國家藏書的起源很早，程千帆、徐有富兩位先生認為，根據史書記載，我國夏代就已經有國家藏書，商代已經形成相當規模的國家文獻典藏。[1]且曆朝曆代中央官府都十分重視國家藏書建設，甚至連人們對「焚書坑儒」印象深刻的秦，早在統一六國前，就已經開始註意收集圖書。《孔子家語》卷端《漢集家語序》云：「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2]漢代尤其重視國家藏書的入藏與整理工作，不但設立了石渠、天祿、麒麟三閣這樣的專門藏書機構，設置了由太常屬官太史令、博士以及御史中丞等專門負責掌管圖書的官職，還命劉向、劉欣父子主持了大規模的國家圖書收集、整理、編目工作，從而產生了古典目錄學史上著名的《別錄》《七略》兩部目錄學著作。如果是在朝代更替的戰亂中前朝國家藏書遭受損毀，則新的政權往往會向民間廣泛徵求遺書，重建、充實國家藏書。比如經曆了魏晉南北朝的動蕩之後，尤其是侯景之亂和梁元帝焚書，國家藏書受到嚴重破壞，隋朝建立後，隋文帝採納了秘書監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表》的建議，採取獻書有尚的辦法，面向全國徵求遺書，使國家藏書數量有了大幅的增長。清代為了編修《四庫全書》，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發動大規模的徵書運動，命各省督撫、學政加意購訪，及時採集，匯送京師。據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的不完全統計，各省採進本就多達一萬一千零二十六種，[3]其中僅浙江一省進呈之書即達到4522種。[4]正是在國家藏書與私家藏書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甚至必要的時候還會互為補充下，才保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綿延發展、賡續不斷，也讓我國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化。
到了清代，雖然封建製度逐漸走向了衰落，但是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和清代統治者稽古右文的文化意識，國家藏書卻達到了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具體表現就是清宮藏書數量巨大，且版本精良，形成了「天祿琳瑯」、「宛委別藏」等標志性的古籍收藏。這些宮廷藏書是我國數千年文化的重要載體。
辛亥革命後，在我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終結。1924年，馮玉祥驅逐遜帝溥儀出故宮。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作為一座文化遺產，回到了人民手中。
故宮博物院自1924年即開始點查宮內物品，至1925年10月，故宮博物院成立時，已經點查登冊的文物，已居泰半。後因政局疊變，點查工作數次停頓，時作時輟。[5]1928年，故宮博物院按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佈的《故宮博物院組織法》進行改組，改組後的故宮博物院由秘書處、總務處、古物館、圖書館、文獻館和各種專門委員會組成。[6]在秘書處的推動下，點查工作重新被列入重點工作。按照當時故宮博物院的要求，「查各處物品，點差完畢，必須編寫報告，印刷成冊。」[7]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故宮博物院出版了一系列院內所藏文物、書籍、書畫目錄。這些目錄雖為民國時期所出版，但因當時印量有限，迄今已不易查找。
為了揭示清代宮廷藏書面貌，方便學者查考，今將與故宮藏書相關的《故宮善本書目》《故宮普通書目》《故宮方志目》《故宮方志目續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故宮所藏殿版書目》《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等七種書目整理出版，以饗學林。
至於這七種書目的學術價值，我想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這些書目是研究清代宮廷藏書聚散的重要史料。如前所述，清代宮廷藏書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頂峰。但是這種鼎盛在曆史的長河中也僅僅是曇花一現。清代宮廷藏書「自乾嘉以後，或被偷竊，或遭蟲蛀，以致曩時遺籍，任其散佚，亦書籍之一大厄也。」[8]也就是說，清宮藏書自乾嘉以來，就一直有水火蟲鼠等造成的自然損毀，甚至人為偷盜的惡劣現象。同治年間，宮中將修繕不及的書送到宮外裝潢修補，或經辦事人之手、或被宮人監守自盜，宮內藏書亦有散出。[9]後來，故宮藏書又經曆了幾次大的變動。一是被迫退位的溥儀不甘心失去江山，為了籌措復辟所需經費及日常開銷，以賞賜溥傑、溥佳的名義，將宮內大量書畫、圖書帶出宮外。導致1934年《故宮善本書目》出版時，「《後編》凡宋版有御題者，列爲首部，九種，今存二種。宋版二百二十四種，今存三十三種。景宋鈔十種，今存二種。遼版、景遼鈔各一種，今並存，實宋刻也。金版一種，今佚。元版一百二十種，今存六十二種。明版二百九十種，今存二百三種。明鈔八種，今存七種。綜計宋版佚者逾十之八，元版佚二之一，明版佚三之一。究觀存書，宋元贋者太半，則佚者或未足盡惜也。」[10]也就是說，《天祿琳瑯書目後編》所著錄的664部古籍善本，已經有353部流出宮中。二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寶南遷，最後入臺。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侵佔東三省，並覬覦華北。1933年1月，日進攻佔山海關，平津危急。為了保護北平文物，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紛紛將自己的文物、古籍裝箱南運。遺憾的是，在經曆了數次遷徙之後，所屬故宮的62部宋版、3部金版、112部元版書和文淵閣《四庫全書》等共1334箱、157602冊圖書被國民黨於1948年運往臺灣，迄今未歸。三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家對故宮圖書的調撥。1958年12月，為了適應新的形勢，進一步發揮圖書資料的作用，經北京市文物局批准，北京圖書館與故宮博物院簽訂關於「天祿琳瑯」等藏書交接協議，將故宮所藏天祿琳瑯、明本、殿本、滿蒙文和普通書籍、道德經等約23萬餘冊撥交北京圖書館，其中包括：故宮所藏剩餘的天祿琳琅書239部 2868冊，包括明本 1505 號21261冊，殿本書籍5817號54603冊，普通本書籍2850號37419冊，滿文本書籍1166部11470冊，石印圖書集成5部21713冊，清代聖訓26號11648冊，清代御製詩文集50號27100冊，清代七省方略29號5639冊，張氏普通書528號4719冊，各種雜書8512號20123冊，各種舊雜志1486號18969冊，各種殘書3428號41405冊，佛道經621號28906冊，總計26262號307844冊。[11]當時，故宮欲撥交北京圖書館的書籍總數達到 24 萬冊。這 24 萬冊書籍雖經辦理手續，卻沒有全部運走,而是依舊存放在壽安宮的故宮圖書館。天祿琳琅善本書和部分綫裝古籍首先運到北京圖書館，共計宋、元、明善本69510冊後來北京圖書館又將其中6萬餘冊撥交給其他兄弟館。1977年3月，故宮博物院認為外撥的圖書有許多是自身業務需要的書籍，於是請求將放在壽安宮尚未搬到北京圖書館的20萬冊歸還故宮。[12]
清宮藏書在經曆了盜損、運臺、調撥之後，宮中圖書已與原來宮廷所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甚至與這些書目出版時相較，也已面目全非。因此，要想考察《天祿琳瑯書目後編》之後清宮藏書的變遷，這七種目錄是必備的學術資料。
其次，這些書目是研究清代宮廷藏書版本的重要資料。眾所周知，無論是《天祿琳瑯書目》，還是《天祿琳瑯書目後編》，都存在或未能辨識書賈作偽，或鑒定未審，或誤將翻刻本視為原書的情況，造成誤元為宋、誤明為宋甚至誤清為宋的版本鑒定失誤。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所編纂、出版的這些古籍書目，均係當時名重一時的版本目錄學家所主持，他們對所著錄的圖書進行了重新審定，並將鑒定結果以「審定版本」的形式著錄其中，如《故宮善本書目》「宋版經部·後編二」中：
儀禮圖二函十四冊
宋楊復撰。十七卷。《旁通圖》一卷。
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闕卷二、卷五至七，凡四卷。存十冊。
禮記二函二十冊 第二帙
漢鄭玄注。二十卷。
明嘉靖間東吳徐氏復宋三禮本。
大戴禮記一函四冊 第一帙
北周盧辯注。十三卷。
明嘉靖十二年吳郡袁褧復宋本。
……
其中的「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明嘉靖間東吳徐氏覆宋三禮本」、「明嘉靖十二年吳郡袁褧覆宋本」就是當時這些專家重新審定的結果。這些審定成果為我們今天研究、鑒定清代宮廷藏書的版本，乃至進行其他古籍鑒定，都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
第三，作為民國時期編纂的古籍目錄，這些書目中還蘊含著豐富的目錄學思想。民國時期正是西學東漸，西方圖書館學、目錄學思想傳入我國的關鍵時期，在「索引運動」和「新圖書館運動」的影響下，大批學者對目錄編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親自參與到目錄編製實踐中來，東西方截然不同的目錄學思想也在目錄編纂實踐中激烈碰撞、交匯，這在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所編纂的古籍書目中也有所體現。比如，在類目設置上，各書目之間因書製宜，沒有墨守傳統四部分類之成規；在表現手法上，還引入了善本書影的方法來展示古籍版本的直觀形態；在版本著錄上，既客觀反映原版本著錄的信息，同時也記錄編目者新的鑒定意見。這些都是當時參與編纂這些書目的學者們所持有的目錄學思想的忠實記錄，也代表著當時目錄學發展的客觀水平，值得我們重視。
最後，還要感謝中國書店的大力支持，使這部整理性的著作得以出版。因個人能力所限，書中訛謬，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賜教。
馬學良
2024年6月於白石橋畔寓所
註釋
[1]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典藏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33-34頁。
[2] 《孔子家語》，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索書號：13573），卷端《漢集家語序》第1b頁。
[3]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典藏編》，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65頁。
[4] 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69-1170頁。
[5]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34.
[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14-15.
[7]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37.
[8]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檔案匯編·工作報告（1928-1949）[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5:71-72.
[9] 劉薔：《天祿琳瑯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2頁。
[10] 《故宮善本書目·張允亮識語》，本書第？？頁。
[11] 李致忠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邊（1909-2008）》，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457-458頁。
[12] 劉薔：《天祿琳瑯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