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冊家譜殘本，證明印刷史欠山東一個名字
一冊家譜殘本，證明印刷史欠山東一個名字
勵雙傑
摘要：
印刷史研究長期關注技術發明與傳播，卻相對忽視技術使用的區域差異與社會情境。山東萊陽光緒三十年（1904）《李氏族譜》所載「板用串珠」之法，為理解木活字印刷在中國北方的特殊實踐提供了珍貴個案。本文通過對該譜序文「字鐫八千，書成二百部」的技術經濟分析，結合晚清山東家譜編修的整體格局，揭示「串珠」之法的實質：它不是一種獨立的印刷技術發明，而是在「棗梨昂貴」成本壓力下，為單一修譜目的臨時製作的微型活字系統。與南方譜匠職業群體常年保有數萬活字、連續承接印務的商業化模式不同，車道李氏家族「按部分類登記，櫝藏廟中」的做法，代表了家族自足式印刷的特殊路徑。這一髮現不僅修正了「山東無木活字家譜」的既有認知，更啓示我們將印刷技術研究從技術史的單線敘事轉向社會經濟史的多元情境分析。
關鍵詞：串珠之法；木活字印刷；家譜；山東萊陽；印刷社會史
一、問題的提出：一個被學術視野遺漏的印刷術語
印刷術研究向來以雕版與活字的二元劃分為基本框架，活字印刷內部又以材質分泥、木、銅、鉛諸類。然而，光緒三十年（1904）山東萊陽《李氏族譜》卷首所載「板用串珠」四字，卻指向一個從未進入印刷史書寫體系的地方性術語。十八世孫李景沆在序中寫道：「或言棗梨昂貴，後恐難繼，板用串珠，取其價廉而工省也。然期年之間，字鐫八千，書成二百部。」
「串珠」一詞，不見於歷代活字印刷文獻。王禎《造活字印書法》詳述「寫韻刻字」「鋟字修字」「作盔嵌字」諸法，無「串珠」之謂；金簡《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系統總結木活字印書工序，亦無此名。它是獨立的技術發明，還是一種既存工藝的地方性稱謂？八千字何以能成二百部家譜？這副活字與南方譜匠肩挑車載的數萬活字有何本質區別？
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關涉一個印刷術語的考證，更觸及中國活字印刷史長期被遮蔽的一面：技術使用的區域差異與社會分層。當我們將目光從「發明史」轉向「使用史」，「串珠」便不再是一個孤立的語詞，而成為理解晚清中國印刷業多元生態的關鍵入口。
二、學術回顧與史料困境：山東家譜的「木活字空白」
關於清代家譜的刊印方式，學界已有基本共識。2002年《中國家譜總目/編纂工作簡報》明確指出：「乾隆後的家譜，一般以木活字本居多。」這一判斷主要基於南方修譜大省的統計事實。浙、蘇、皖、湘、贛、鄂、粵、閩、川諸省，因修譜形成風俗，催生了專門從事印譜的譜匠職業群體。他們「秋收後挑著字擔，到各鄉鎮為家族做譜」，一副木活字往往在數萬至十數萬之間，可連續服務多個家族、數代修譜。
福建寧化的譜匠鄒建寧，祖傳木活字達六萬八千餘枚，其中部分為清雍正年間舊物，大部分則是後來為適應修譜需求而補刻。湖南瀏陽「益興堂」潘家班，自道光年間創立，六代傳承，積累字模八萬余枚。這些數據提供了衡量職業譜匠生產規模的基本參照，一副可供商業運營的木活字，其字數下限約在二萬至三萬字，通常需達到五六萬字方可應付各類姓氏、各類文體的排版需求。
北方的情形則截然不同。張梅秀《山西曆代家譜簡論》以山西省現存693種家譜為樣本，木活字本僅兩種，佔比不足千分之三。山東的情況長期被學界認定為與山西類似。查《中國家譜總目》，山東家譜以刻本、鈔本、石印本、鉛印本為主，木活字本確屬鳳毛麟角。檢索近年披露的信息，山東即墨有光緒二十三年（1897）《豫齊戴氏家乘》木活字本、嘉慶十二年（1807）務本堂《金氏族譜》木活字本，泰安有光緒二十五年（1899）《汪氏文獻考》木活字本。但這些發現多為零散實物記錄，未能形成對「山東無木活字家譜」這一學術印象的根本動搖。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萊陽《李氏族譜》的出現具有特殊的學術意義。它不僅提供了一例山東木活字家譜的確鑿實物，更以「板用串珠」的技術自述，揭示了一種與南方職業譜匠全然不同的活字使用邏輯。
三、文本細讀：李景沆序中的技術經濟信息
光緒三十年《李氏族譜》的價值，首先在於李景沆序文提供的技術經濟細節。為便於分析，茲將關鍵段落重錄如下：
李氏家乘乾隆、道光年間兩鋟板矣。然後來兵燹屢更，棗梨灰燼，重修非易也。……歲在癸卯暮春之初……以修譜告同族，咸願之。……至秋雕，或言棗梨昂貴，後恐難繼，板用串珠，取其價廉而工省也。然期年之間，字鐫八千，書成二百部。昭穆世系，秩然有序。事畢藏諸篋笥，留貽後人，子孫踵而行之。
這段文字包含五層關鍵信息：
其一，成本壓力是技術選擇的直接動因。李氏家譜在乾隆、道光年間曾兩次「鋟板」，即採用雕版印刷。至光緒三十年重修時，「棗梨昂貴」成為核心制約因素。這裡的「棗梨昂貴」不僅指木材市場價格上漲，更隱含雕版印刷固有的成本結構：雕版是一次性投入，但若印量有限（書成二百部），單冊分攤的版刻成本極高。這與艾俊川先生關於活字印刷經濟適用範圍的判斷完全吻合，「家譜部頭大、印量小，一般只有幾部、幾十部，如果刻版，每部書分攤的成本極高」。
其二，「串珠」是明確區別於常規木活字的技術路徑。序文以「或言」引出建議，將「板用串珠」與「棗梨昂貴」直接關聯，表明這是一項有意識的成本規避方案。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家族並非不知常規活字印刷，凡例中明言「此次所刻聚珍板字」，「聚珍板」是乾隆帝對活字版的雅稱，自武英殿聚珍版印書後已成活字印刷的通名。既知「聚珍板」而仍用「串珠」，正說明「串珠」是在常規活字與雕版之外的第三種選擇。
其三，八千字的規模與二百部成書的產能關係。「字鐫八千，書成二百部」是全序最重要的技術經濟數據。對照南方職業譜匠「每副活字二萬至六萬」的行業標準，八千字顯然不足以支撐一套完整的家譜印刷系統。唯一的解釋是：這副活字並非為「通用排版」而設計，而是為「這部家譜」量身定制。譜師只需要排印本族世系，不需要應付各種生僻姓氏、各類文體格式，因此可以大幅精簡字量。這正是「串珠」之法的核心特徵：以犧牲通用性為代價，換取刻字成本的最低化。
其四，印後存儲方式昭示其非商業性質。「事畢藏諸篋笥，留貽後人，子孫踵而行之」與凡例「櫝藏廟中」相互印證。這副活字的歸宿是家廟，而非譜師的字擔。它不是用於流轉營生的生產工具，而是家族資產的組成部分。這一特徵將車道李氏的活字與南方譜匠的職業裝備徹底區分：前者是「家族自備版」，後者是「工匠自有字」。
其五，從版框特徵可推知印刷工藝。筆者目驗原譜，除序言及前文為雕版印刷外，世系部分確為活字印本。從版框缺口的比對來看，全書「從頭至尾，就是一副版框在排版印刷」。普通家譜作坊為加快進度，通常備兩三副版框輪流排版印刷；而李氏此譜僅用一副版框，印完一頁即拆散重排。這種「慢工細活」的生產節奏，與「期年之間」的工期描述正相呼應。
四、「串珠」釋義：從比喻到技術實體的重構
「串珠」一詞的字面意思是「將珠子串連起來」。在活字印刷語境中，它指向何種技術操作？
從現有文獻看，木活字的存儲通常採用「字盤」形式——將活字按韻部或部首分類，分格存放，排版時逐字揀取。王禎《造活字印書法》載：「以木為之，訖，擇邊乾布，界行排字，以墨刷印。」未言穿串。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以木槽排字，亦無「串」法。
然若從「串珠」的比喻出發，可做兩種技術推測：
其一，指活字的物理串聯。傳統活字單枚獨立，排版時需逐枚放置於印盤，極易傾側移位。若以細線或竹籤將同一行或同一版面的活字預先串聯固定，則排版時可整體移入，提高效率。這一工藝在民間譜匠中或有流傳，惜未見明確記載。
其二，指活字的邏輯編排。李景沆序以「串珠」與「雕板」對舉，強調「價廉工省」。若將活字印刷的成本結構拆解，刻字是固定成本，排版揀字是變動成本。八千字的規模已將固定成本壓至極低；而「按部分類登記，櫝藏廟中」的存儲方式，意味著這副活字專為李氏家族世系中反復出現的人名、地名、干支、諱字而設。常用字無需反復揀尋，這就在變動成本端實現了「工省」。
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串」字的時間維度。「串珠」亦可引申為「貫串」—將散見的世系信息通過一套有限的字庫「貫串」成書。車道李氏自明成化年間以義民受旌，至光緒已傳十九世，人口繁衍，分支遷徙。譜中需刻印的內容雖眾，但核心字彙的重合度極高。八千字恰可覆蓋全部世系用字的絕大部分，偶有缺字再臨時補刻。這是一種針對特定文本集的「定制活字」方案，與現代出版業的「按需印刷」在邏輯上驚人相似。
無論取何種解釋，「串珠」的本質特徵清晰可辨：它不是一套可以無限生成各類書籍的通用活字系統，而是一套為單一文本、單一家族、單次修譜目的而創設的微型活字系統。這正是它與南方譜匠數萬活字的根本差異，也是它在中國印刷史上獨一無二的價值所在。
五、比較視野：南北活字實踐的社會經濟分野
將萊陽《李氏族譜》置於南北比較的視野中，可更清晰地辨認其歷史位置。
南方木活字的繁榮，以「譜匠」職業群體的存在為前提。福建寧化的鄒建寧、湖南瀏陽的潘家班，其生產方式具有高度一致性：譜匠自帶活字、字盤、印具，流動於鄉間，按部按頁計酬。一副活字需應對不同姓氏、不同地域的修譜需求，必須保證足夠高的字量、足夠全的生僻字庫。因此，職業譜匠的活字存量通常在“數萬”級別，且需不斷補刻、更新。
這種生產模式的另一面是「版片不存」。家譜印畢，譜匠挑擔離去，活字隨之帶走，家族手中只有成書，沒有版片，數十年後重修仍需重新延請譜匠、重新刻字。這與雕版印刷“版藏祠堂、隨時刷印”的傳統形成對照。
北方的情形則長期處於另一極端。由於戰亂頻仍、人口遷徙頻繁，家族組織不如南方穩固，修譜未能成為週期性、制度化的宗族活動，因此未能催生職業譜匠階層。偶有修譜需求者，或委託書坊刻印，或以鈔本傳世，或以石印鉛印應付。木活字印刷在北方始終未能扎根，根本原因不在技術傳播，而在社會需求不足。
車道李氏的「串珠」之法，恰是這兩種極端之間的第三條道路。一方面，北方缺乏可延請的譜匠，家族必須自力更生；另一方面，雕版成本已難以承受。在此困境中，李氏家族創造性地將「活字」這一技術形式與「家族自備」這一組織模式嫁接：活字是靈活的、低門檻的，不必一次性投入巨資雕造全版；家族是自足的，不必依賴外部譜匠的技術服務。八千字的活字系統，正是這一嫁接的產物。
這一髮現具有方法論層面的啓示：印刷史研究不能僅從技術演進的內在邏輯出發，而必須將技術選擇置於具體的社會經濟情境中理解。活字印刷在清代南方蔚為大觀，並非因其技術比雕版「先進」，而是因其恰好適配了「印量小、部頭大、重印週期長」的家譜生產需求。它在北方罕見流傳，同樣不是技術傳播受阻，而是北方宗族社會結構與南方迥異。萊陽李氏的「串珠」之法之所以珍貴，正在於它以個案形態印證了技術擴散的社會邊界。
六、餘論：印刷史研究的「非典型」價值
光緒三十年《李氏族譜》現存僅卷一殘本，卷二至六已佚。查《中國家譜總目》，萊陽李氏譜系著錄三種，均與此族無涉。當年印成二百部，今無一全本傳世，令人扼腕。然而，正是這部殘本，以一段不足三百字的序文，為中國印刷史留下了「串珠」這一孤例。
這一案例對印刷史研究的啓示是多重的。
首先，它擴展了我們對活字印刷形態多樣性的認知。教科書式的印刷史敘事習慣於以「雕版—活字」、「泥活字—木活字—金屬活字」建立線性演進框架，但萊陽李氏的實踐表明，技術使用者在具體情境中會發展出高度靈活的策略變通。「串珠」既非全新發明，亦非既有技術的簡單複製，而是一種適應性的技術重組。
其次，它修正了「山東無木活字家譜」的學術印象。山東木活字家譜雖屬稀見，但並非絕無。即墨戴氏、金氏，泰安汪氏諸本的陸續浮現，加上萊陽李譜的確鑿記載，提示我們有必要對北方家譜的刊印方式進行更大範圍的實物調查。所謂「北方無木活字」，或許只是文獻調查不夠充分所致。
再次，它凸顯了印刷史研究中「非典型」文獻的特殊價值。傳統印刷史以官刻、坊刻大宗出版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家譜等民間文獻長期處於邊緣。然而，正是這類邊緣文獻，往往承載著中央與地方、精英與民眾、常規與變通之間最豐富的張力。萊陽《李氏族譜》若為完帙，固然可貴；但正是它的殘缺，使研究者不得不聚焦於序文中被常規閱讀輕易放過的技術細節。
最後，它提示我們關注印刷技術使用中的「情感」維度。李氏為這次修譜投入巨大心力，李瀛瑞光緒初年即著手鈔錄口外一支，未竟而卒；光緒二十九年族眾以修譜告，咸願之；期年之間，字鐫八千。這早已超越了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凡例中「櫝藏廟中，留貽後人」八字，道盡了一個家族對技術物的情感投注：那八千枚木活字不只是生產工具，更是族眾合力完成修譜盛事的物質見證，是可供後世子孫觸摸的祖先遺澤。
光緒三十年至今已逾一百二十年。那副藏於萊陽某處家廟的八千木活字，不知尚存人間否？它們或許早已在戰亂中散佚，或在香火中化為灰燼。所幸，它們印成的二百部家譜中，尚有一卷殘本留存於世。殘本不殘，紙上珠璣，猶自串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