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肇熙生平及其日記
劉奧林
提要：
顧肇熙是晚清蘇州名士，曾入李鴻章幕府，歷任吉林分巡道、陝西鹽法道、台灣道兼按察使、台灣布政使、會辦輪船招商局事等，並參與締結東南互保之約，晚年創辦木瀆小學，一生交遊廣闊，究心實務。現存日記可查者23冊，分別藏於蘇州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其日記橫跨35年，透過日記可以瞭解到顧肇熙的社會生活情況，並折射出其精神世界色彩。除日常活動外，日記還記錄時事以及詩作、文章、書信、公牘等，內容繁雜，對研究晚清政治、科舉和士大夫群體等有一定價值。另有《吉林錄存》2冊，藏於蘇州圖書館，載有顧肇熙在吉林所作公牘，對日記是很好的補充。
關鍵詞：顧肇熙 日記 台灣 輪船招商局 文獻
一、顧肇熙生平
顧肇熙（1841-1910）字皞民，號緝庭，又號銅井，晚號退廬，江蘇蘇州府吳縣人。據日記所載《具呈爲報明見喪日期事》可知，顧肇熙自幼出繼給伯父為後[1]。據《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彙編》可知顧肇熙生父爲顧鳳採[2]，另有伯父顧鳳岐，誥贈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加一級，與顧鳳採同。《復盦續稿》載顧肇熙父為顧鳳岐，可知是其嗣父。
顧肇熙生父顧鳳採，號東山（東三），道光丙午科順天舉人。丁未科會試挑取謄錄，充實錄館漢謄錄官，以謄錄五年期滿議敘得官，分發安徽試用知縣[3]。咸豐三年（1853）春，全家南下，顧鳳採隻身先行，至無為州之時，被賊所堵，只好返回蘇州。其時太平天國的軍隊已攻佔鎮江，上海有戰事之虞，只好避居鄉間，後因暑熱趕路，染病去世。祖父因年高傷痛亦去逝。此時顧肇熙只有13歲，三弟顧肇新剛出生數月。隨著父親、祖父的離世，家境愈下，自言此時要靠親友周恤[4]。
顧肇熙10歲、30歲時俱在京邸[5]，又見同治三年四月十四日（1865年5月19日）載，「瓶中芍藥旖旎動人，因憶法源寺近日丁香樹下蜂聲如雨，一進僧房則清香撲鼻，塵想都消，不覺已置身十年前矣。」[6]少年時期應是隨父在京。顧鳳採去世後，顧肇熙與母親李氏生活在蘇州，曾跟隨馬世凱遊學，「負笈楓橋汪氏藝芸精舍」[7]。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攻陷常州，並往攻蘇州，顧肇熙的母親先帶家人避居鄉下，後又輾轉渡過長江至海門。因外祖父李問樵在此地任職，在他的照拂下，生活得到改善。不久，李問樵解職離任。李氏考慮到蘇州被太平軍佔據，不知道何時能夠收復，況且寄人籬下也並非長久之計，念及京師尚有很多姻親故舊，於是前往北京，便於顧肇熙讀書應舉。[8]
至遲同治三年（1864），顧肇熙就已在京開館授徒。[9]以監生身份就讀金台書院，平日例行讀文、錄文、校書、練字，專攻舉業。有開館收入、親友資助，加之書院發放的膏火，生活無虞。科舉之外，顧肇熙時常與好友聚飲縱談，應約赴宴、升職賀喜、嫁娶生喪等社交活動也很多。
同治三年（1864），顧肇熙參與兩次鄉試，八月順天府鄉試落榜，十一月江南鄉試中舉。因為向來各地鄉試基本是同日舉行，從來沒有在順天府參加鄉試，又回去本省考試的先例，擔心被當作「冒考」不能參加。顧肇熙與洪鈞聯合數十人向禮部聯名上書，最終朝廷同意，「本科順天鄉試，所有江南未經中式貢監及中式副榜挑取謄錄者，准其回籍應試。」[10]在長輩資助下，顧肇熙返回江寧參加鄉試，考罷即輾轉返回蘇州。進城後瞭解家中境況，房屋小半拆毀，親人亡故無音訊者甚多。此次鄉試，顧肇熙考中第一百六十三名[11]。得知信息後，他在蘇州盤桓不久，並預備會試之資。
同治四年（1865），與吳大澂、吳大衡、洪鈞等同年好友離開蘇州，從上海乘海船至北京，這次會試未考中；八月，與吳大澂返回蘇州。同治七年（1868）、十年（1871）、十三年（1874）會試皆落第，此後再未參加科考。
同治五年（1866），顧肇熙遵例報捐主事，簽分工部都水司[12]；同治六年（1867）與陳氏結縭[13]。同治五年（1866）五月至同治九年（1870）二月日記未見。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871年11月27日），顧肇熙日記始有記載辦理賑災事務，「助彭芍丈（即順天府丞彭祖賢）等放棉衣。」[14]好友吳大澂於同治九年入李鴻章幕[15]，顧肇熙或是於同治十一年（1872）成為李鴻章幕僚[16]，此後主要負責辦理京師周邊的賑務，多與吳大澂共事。同治十一年三月廿八日（1872年5月5日），有「文安之役」[17]，與吳大澂、冀萬程、焦子山前往文安察看水災情況，並倡建文安縣義學。七月，永定河北岸決口，又和吳大澂商集捐資，前往接濟，散棉衣錢文、放糧施粥。同治十二年（1873）七月，因永定河南岸決口，又有“河上之役”[18]，到固安等處察看水勢以及被災情況。同時，還參與慈幼善堂、育嬰堂的創設，偶爾去篤正義學查課。
光緒元年（1875），顧肇熙被派署理監修惠陵工程。六月下旬「奉役惠陵，查看水勢」[19]，七月底返回京城，十一月、十二月，往來陵墓與京城，平日多在工程處值班、收銀、監放銀兩等。光緒三年（1877）六月，加捐道員，會敘監修恵陵勞績，九月，經工程處王大臣保奏，以道員分發省分歸候補班前補用並加三品銜。光緒四年（1878），「七月下旬赴工次，九月初四日回京」[20]，恵陵修畢。十月再次報捐，得以待缺直隸。[21]
光緒五年（1879）二月，顧肇熙前往天津李鴻章處聽候差委，參與辦理一些文案，以及校閱決科卷等，陸續接辦賑務：
（七月）以窪區被淹，奏截江北河運米六萬石備賑，邸派同劉崑翁驗收兌撥，並令含育署、賑局分撥災區，妥善辦理雲雲。[22]
（八月）奉中堂札派會同經理籌賑局事務。[23]
（九月）前往文（安）、大（城）、霸（州）、保（定）四州縣督辦查放事宜。[24]
光緒六年（1880）四月，因吉林改八旗舊制，設官治民，立行省，顧肇熙經李鴻章舉薦，被「發往吉林，交銘安差遣委用」[25]。到後即被吉林將軍銘安委任「總理清查荒地事」[26]。除查荒外，又同德鳳佔辦理松花江設立水關事宜，親往三姓城，以巴彥通地區為重心進行沿江實地勘察，選定地址，修建要塞。同時，基於李鴻章造船防江的設想，顧肇熙也對相關條件進行了調查，並提出解決方案。[27]十一月，又被委任總辦清訟盜案局。其才幹得到了銘安的認可，稱其：
宅心平正，操守謹嚴，且年富力強，能耐勞苦，到吉年余，於吏治民生、刑名詞訟均能虛衷體察、實力整飭，凡地方添設大小各官、規畫制度，皆賴其一手經理實足。[28]
光緒八年（1882），經前銘安保奏，授吉林分巡道。光緒十年（1884）八月，顧肇熙「著開缺送部引見」[29]，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卸任[30]，返回京城，初以知府選用[31]，後仍以道員選用[32]。光緒十二年（1886）十一月授陝西鳳邠鹽法道，署糧儲道，光緒十三年四月初九日（1887年5月1日）到任。光緒十四年（1888），丁憂回籍。七月二十八日（1888年9月4日），吉林將軍希元以其之前在吉林勘辦荒務的功績向朝廷奏請：
前陝西鹽法道顧肇熙前在吉林曾當荒務局總辦差使，嗣奏補吉林分巡道，仍兼理局務，計在局五年有餘，其於清查荒務、稽覈租賦等事，均能不憚繁難、盡心經辦。該員現於署理陝西督糧道任內丁憂，回籍守制，此次請獎勘辦通省荒地在事出力各員，似未便沒其前勞。合無仰懇天恩，俟該員服闋後，可否以道員即選，以示鼓勵。[33]
光緒十六年（1890），服闋至津，恰逢水災，李鴻章命其入賑局，「會同司道商辦冬春賑撫及各河工程」[34]，並以此舉薦顧肇熙，交軍機處存記。
光緒十七年（1891）九月，因台灣巡撫邵友濂[35]奏調，顧肇熙前往台灣聽候差委。[36]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日至六月二十八日（1892年4月16日至7月21日），因台灣布政使唐景崧進京陛見，顧肇熙短暫署理此職。[37]唐景崧歸台後，顧肇熙亦回任台灣道：
六月二十八日（1892年7月21日）卸署藩篆，馳抵台南府城，閏六月二十日（1892年8月12日），護理台灣道臣唐贊袞將台灣道關防文卷移交前來。[38]
台灣省學政歸巡撫兼管，而巡撫常駐台北，前往台灣、台南兩府主持歲科考試多有不便，因此，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1893年1月18日），邵友濂奏請以顧肇熙代為主持明年台灣、台南兩府科試，獲准。[39]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六日（1893年5月13日至6月19日），顧肇熙代辦此事。[40]
台灣道兼有軍備職能。在吉林時，胡傳曾為顧肇熙下屬，台灣期間亦是，從胡傳對顧肇熙的稟啓可知，兩人曾談論台灣防撫[41]，尤其是台南府細節較多，涉及教化、禁煙、戒煙[42]、墾荒[43]、練兵、籌防、籌餉[44]等各方面，並且多是互相關聯的[45]。
顧肇熙參與籌劃台灣遷移省會。台灣建省之初，劉銘傳等擬在彰化縣橋孜圖地方建立省城，多加建設，然」有種種不便及現實困難，邵友濂督同唐景崧、顧肇熙「詳加審度，亟宜籌定久遠之計」。考慮「台北府為全台上游，巡撫、藩司久住於此」等因素，光緒二十年（1894），譚鍾霖和邵友濂奏請將台灣省會移設至台北府。[46]
顧肇熙任台灣道期間參與監修《台灣通志》，[47]光緒二十一年（1895）成書，四十卷稿本現藏於台北圖書館。[48]
光緒二十年（1894）九月，邵友濂調離台灣，原布政使唐景崧繼任巡撫[49]。九月二十三日（1894年10月21日），顧肇熙署台灣布政使[50]。
光緒二十一年（1895），甲午戰敗，「台民義憤，游兵乘機嘩變」，顧肇熙「多方撫慰，與相要約，力憚爾心彌悴，藩庫存銀數十萬，守衛弗失。」[51]四月，李鴻章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交台灣，事體繁重，自應責成台撫督同藩司顧肇熙妥辦」[52]，朝廷以「台灣文武各員已有旨飭令內渡，未便再令留台守侯」[53]拒絕。顧肇熙於五月初二（1895年5月25日）乘船內渡，[54]並在九月初六日（1895年10月23日）致盛宣懷信中提及：
四月杪始見電旨內渡明文，五月初交卸，由廈而滬，展轉回里。行時尚算從容成禮。然距台北發處不旬日矣。即請薇帥（唐景崧）電陳：感受瘴癘，准其回籍就醫。[55]
可知是年五月，顧肇熙回到家鄉，即托上司唐景崧電陳以病請辭。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五（1897年6月4日），盛宣懷《上王制台書》中舉薦顧肇熙在招商局任職。[56]六月十一日（1897年7月10日），顧肇熙在前往上海的路上接到盛宣懷書信以及王文韶委札，翌日達上海，即「主輪船招商局事」[57]，並參與通商銀行、開平礦務局、漢陽鐵廠、鐵路總公司等各項事務。[58]
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月，剛毅作爲欽差「赴江南查辦事件」[59]。顧肇熙日記現存可見者止於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1899年5月10日），不過在十六日（1899年5月25日）致盛宣懷的一封信函中，曾問及此事：
幼勗先生閣下：斜橋夜別，次日即歸。日本山居頗得清曠之趣。昨得杭婿書，景帥以兵屬鍾君念祖，而自亦將出省督師。自緣意事朝旨備戰。頃閲報章，十二日電旨派剛相江南一帶查辦事件，不知何事？想尊處必微有所聞。尚祈密示一二，至盼至盼。雖此等故事，向來指東畫西，不必定江南，然請教如此大名公則其事必非泛泛。若上意主戰，而榮、剛議合，一籌劃於內，一督責於外，則隱憂方大。專此奉詢，敬請台安，銅井頓首。十六日。回信即交信局，信面地名列於後。即寄蘇城外木瀆鎮殷家衖口顧收啓。[60]
日記中提到了幾件事，一是三門灣事件，浙江巡撫劉景涵（景帥）出兵備戰意大利；一是剛毅查辦江南，顧肇熙就此事向盛宣懷詢問，以期得到一些消息；此外，提及如果朝廷主戰，榮祿與剛毅達成一致，實令人心懷隱憂。從信件地址看，顧肇熙這時是在蘇州木瀆鎮，對於戰事抱有一定的顧慮。
六月初八日（1895年7月29日）《盛宣懷咨顧肇熙、鄭官應文》中詳細敘述了剛毅查辦事件前因後果及如何應對：
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六日承准欽差查辦事件大臣、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軍機大臣剛諮開，「竊……上諭，『有人奏……招商、電報各局，弊在假公濟私，請飭請查……即著剛毅先就江南一省認真查辦，其招商、電報各局歷年收支底冊，並著督同盛宣懷一並澈查……』遵旨寄信到本閣部堂，准此。竊查時事艱難，帑項支絀，現當整飭餉源之際……」等因，承准此……奉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上諭，「徐桐所奏輪船招商、電報局及開平礦務局近年獲利不資，爾贏余利息如何酌提歸公，未經議及……」欽遵……查明該局所領官款，已否還清?此時有無官款在內?歷年所獲利息，作何支用?現今實有盈餘若干堪以提出充公?此後如何酌定按年報效數目?自應遵照諭旨，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餘之款，酌定成數，提充公用，總期國計商情兩相兼顧，應即責成招商局總辦、總董，電報局總董，傳集股商迅速籌議，限十日內會同呈復，以憑核轉。[61]
徐桐奏報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及開平礦務司近年獲利未能歸公[62]，因此派剛毅查辦此事。但當時顧肇熙等人並不知內情，所以寫信詢問盛宣懷。此時清政府要支付戰爭賠款，又要為練兵籌餉，經濟上捉襟見肘。因而，此事目的是在於整頓餉源。盛宣懷令顧肇熙、鄭觀（官）應籌劃協商。在七月二十九日（1899年9月3日）《盛宣懷咨顧肇熙、鄭官應文》中，詳細記載了剛毅給朝廷的奏報情況，歷年收支中具體覈算了輪船局、電報局的借還情況、認捐款項、生產投入、存款結餘，並提到兩局面臨與洋商的競爭壓力，兼顧國計商情，最後提出報效方案是自光緒二十五年始，輪船局和電報局每年分別繳納銀六萬兩、四萬兩。[63]
隨著義和團運動的不斷蔓延，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為東南穩定，「締約東南共保，方伯（顧肇熙）實預其議」[64]。顧肇熙此時在輪船招商局任職，作爲東南濟急善會紳士之一[65]，加之上述信函中對清廷盲目主戰的隱憂，極有可能參與其中。光緒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902年3月29日），盛宣懷在「上年東南保護案內在事出力人員籲請分別獎敘以示鼓勵」奏折中保舉顧肇熙，稱「東南互保之約……前福建台灣道顧肇熙……參酌定機宜，悉中竅要」[66]，則更是明證此事無疑。
光緒二十八年（1902）九月，江浙漕糧統歸招商局輪船承運，顧肇熙參與辦理其事。[67]至遲至十一月，顧肇熙仍任招商局會辦。[68]
晚年，顧肇熙居於蘇州木瀆鎮，並於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創辦木瀆公立初等小學堂。[69]宣統二年正月初四（1910年2月13日）去世[70]。
二、顧肇熙日記存藏情況
顧肇熙日記現存可見者有23冊，始於同治三年正月二十日（1864年2月27日），止於光緒二十五年四月初一（1899年5月10日），持續三十五年，中有缺記，分藏於蘇州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日記中提及的「游山日記」[71]、「別有日記」[72]等未見。情況如下：
《思無邪室日記》[73]一冊，蘇州圖書館藏。封面書名後注明「偉卿題簽」，即沈恩華，「起甲子正月廿日訖乙丑二月杪」，日記所錄時間範圍，下同。鈐朱文「可園書庫」長方印。文前有號桂叟者所作跋，文中錄有時論兩篇，末附作者詩文數篇。
《杯水齋日記》一冊，蘇州圖書館藏。封題「同治四年歲在乙丑春三月朔訖八月廿日」，鈐「可園書庫」印。末附詩文、傳記、書信、執照、立願數篇。
《南歸日錄北上日錄》[74]一冊，蘇州圖書館藏。封題「雜摘」，「日記起乙丑八月廿一日訖丙寅四月杪」，實際始自同治四年八月廿日（1865年10月9日）。有「可園書庫」「梅花香里讀書堂」「皞民」印。日記正文前錄有《詩經》詞句註疏數頁，正文首處題「同治四年歲在己丑八月南歸日錄」，同治五年三月初一（1866年4月15日）前題「丙寅三月北上日錄」，後附詩文、傳記數篇，及自錄《副榜題名錄》一份。
《無題名日記兩冊（同治九年至十一年）》，蘇州圖書館藏。第一冊，起同治九年庚午二月初一日（1870年3月2日），訖同治十年四月三十日（1871年6月17日），書口下方有「葉恆泰制」字樣，紅欄本。第二冊，封題「起同治辛未五月朔日訖同治壬申十二月十三日」，有「可園書庫」印，「葉恆泰制」紅欄本，文中天頭有「李祖成印」「洪祐弼印」，中間略有缺記，別記於《癸酉甲戌振災伙案紀事》中。
《癸酉甲戌振災伙案紀事》一冊，蘇州圖書館藏。封題「癸酉未確定，俟再查」。據內容可知，本冊爲三年賑災及讀書紀錄合載。包括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廿八日至四月十七日（1872年5月5日至23日）、七月十一日至廿三日（8月14日至26日）、十一月二日至八日（12月2日至8日），以永定河北岸決口，赴河堤決口各處查看，瞭解被災情況，並設法買米賑濟，赴龐各莊、定福莊、曹各莊等水患各處查看受災情況，並安排賑濟；同治十二年七月初五日至十四日（1873年8月27日至9月5日），又因永定河決南岸，前往振撫，十月廿九日至十二月十九日（1873年12月18日至1874年2月5日），「銅井與陸鳳石、孫蘊苓借廣渠門內寂照寺為讀書地」之日錄；同治十三年正月廿三日至二月十九日（1874年3月11日至4月5日），讀書期間多錄其所作試貼詩。「可園書庫」印，「葉恆泰制」紅欄本。夾有藥方一紙，末附抄錄史傳數篇。
《銅井日錄》四冊[75]，蘇州圖書館藏。第一冊，封題「起癸酉元日訖甲戌臘月初五日」，中間有缺記，並有部分時段收錄在《癸酉甲戌振災伙案紀事》。鈐「可園書庫」印，「葉恆泰制」紅欄本。前有《歲莫懷人詩》六首，末附《宮詞四首闈中戲作》等詩三篇及字據格式、賬目金額。第二冊，封題「起乙亥元日訖丁醜正月廿七日」，包括光緒元年正月一日至六月十三日（1875年2月6日至7月15日）、八月一日至十一月初二（8月31日至11月29日），光緒二年正月初一至初十（1876年1月26日至2月4日）、閏五月初一至七月廿七日（6月22日至9月14日），光緒三年正月初一（1877年2月13日）、初二（14日）、廿二日（3月6日）及二月初一至廿七日（3月15日至4月10日）。「可園書庫」印，紅欄本。錄作者詩《除夕守歲爲鶴巢題畫》《淨名題吳柳塘圍爐話別圖用吳子㑺韻》，末處有公費銀監放知會單一紙。第三冊，無題[76]，起光緒元年六月廿五至七月十九（1875年7月27日至8月19日）、十一月十八至十二月初九（1875年12月15日至1876年1月5日），「含英閣」紅欄本。正文前錄所作課藝文章四篇並頌房山刻經詩一篇，文末又附詩作三首。第四冊，「起戊寅元日訖己卯正月十三日」，實記光緒四年正月初一至七月十六日（1878年2月2日至8月14日）、九月十五日（10月10日），光緒五年正月初一至十三日（1878年2月2日至14日），中間所缺似乎另有所記，今未見。「可園書庫」印，紅欄本。文中錄《得清卿澤州書即次其除夕韻時在澤、潞辦賑》等詩作多首和《刊<痧書>序》，文末附信箋兩張，以及寶森堂向其出具的購置《吳郡明賢圖》的結算單。
《護作日記》一冊，蘇州圖書館藏。封題「當是丁丑、戊寅護作紀事」，內頁又題「護作日記，當是戊寅年，首段乙亥」。所記內容實爲光緒三年四月廿九至十一月廿九（1877年6月10日至1878年1月2日），中間缺六月，七月、十月大部分以及九月小部分。有「可園書庫」印，紅欄本。
《問津日錄》兩冊，上海圖書館藏。兩冊內文首頁都鈐有「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上海圖書館藏」印，皆「松竹齋」紅欄本。第一冊題「己卯（光緒五年）二月十八日赴津起」，夾信箋一張，附《通上錄》，即在津任職官員名錄，並一頁天干地支五行以測命理吉凶，最後有詩文數首。第二冊，題「己卯中秋日起，庚辰五月初九日止」，中有懋興號單一張，賬單背面錄詩作三首末，有詩文數首，上奏朝廷時論四條。
《吉林日記》五冊，第四冊[77]藏蘇州圖書館，余藏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2017年影印出版《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收錄《吉林日記》五冊，實是上海圖書館所藏《吉林日記》四冊及無題名日記一冊，並非與蘇州圖書館所藏第四冊合璧。第一冊，「起庚辰五月十二日訖辛巳四月晦」，扉頁後錄《木瀆小志》中顧肇熙小傳，後題「《吉林日記》存五冊，起清光緒庚辰五月十二日至甲申九月廿七日，中缺癸未二月至八月，又存乙酉八月朔至除夕止」[78]，並有「上海圖書館藏」印，正文首頁有「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印，「松竹齋」紅格本。末有致李鴻章書信三封，吉林同僚名錄，以及光緒六年五月十三至六月初一（1880年6月20日至7月7日）前往吉林途中行止情況。第二冊，「起辛巳五月朔日訖壬午三月晦日」，首頁有「上海圖書館藏」「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印，「松竹齋」紅欄本，文中摘錄藥方數種，末附書稟一篇。第三冊，「起壬午四月朔日訖癸未正月杪」，有「上海圖書館藏」、「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印，紅欄本，文中有《和愙齋寧古塔至綏芬河道中四詩》，末有奏稟一封，書信兩篇。第四冊，光緒九年二月初一至八月卅日（1883年3月9日至9月30日），「可園書庫」印，紅欄本，封面背部有漢滿墨印「吉林分巡道之關防」。第五冊「起癸未九月朔訖甲申九月廿七日」，「上海圖書館藏」、「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印，紅欄本，致李海帆回信一封，末錄吳大澂奏折一封。
《無題名日記（光緒十一年）》一冊，上海圖書館藏。「起乙酉八月朔至歲除」，「上海圖書館藏」、「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印，綠絲欄本。
《無題名日記（光緒十四年）》一冊，蘇州圖書館藏。「戊子起正月廿一日訖七月廿九日」，「可園書庫」印。末錄《晁明遠七審》，棺木上漆、塗灰等所用材料清單一幅，又有因聞訃丁憂卸任所作《稟督撫兩院》《移藩司》，《家人黃福具呈爲報明見喪日期事》，書信一封。又夾「八旗科經承陳均」一紙。錄多人姓名，或與喪葬之事有關。
《扶護日記》一冊，蘇州圖書館藏。「起戊子八月初七日訖己醜四月十九日」，其中光緒十五年二月二日至十一日（1889年3月3日至12日）在下一冊《無題名日記（光緒十五年）》中，「可園書庫」印，「懿文齋」藍格本，記述護送母親棺櫬回鄉安葬一系列事宜，詳細記述了風水師驗看，上漆、開金井、踏灰、上灰等喪葬程序。
《無題名日記（光緒十五年）》一冊，蘇州圖書館藏。「起己醜二月二日訖是年十月廿日」，其中二月十二日至四月廿日（1889年3月13日至5月19日）在《扶護日記》中，「可園書庫」印。
《市隱集》兩冊，蘇州圖書館藏。第一冊，「起丁酉六月十一日訖戊戌六月杪」，「可園書庫」印，「一言堂」紅欄本。第二冊，「起戊戌六月朔訖己亥三月杪」，實始自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一日（1898年8月17日），中間夾有賬單兩紙，末附清單一。
另有《吉林錄存》兩冊，蘇州圖書館藏。因其文獻價值，附錄在內。第一冊，封面有王謇題：「封面里葉有公自題五古一首，蓋寄其弟作公牘模板者，前半爲書佐繕本，後半則緝庭先生自錄本。改制乙亥冬，瓠廬櫫耑。」鈐「可園書庫」印。扉頁又題「手稿錄存」，背面爲顧肇熙自題：「此冊寄吾弟，聊作床頭稿。倘示任運齋，絮談鄙老媼。蕢公偶見之，病其頗草草。一遇楊炎吉，極口必贊好。得失吾自知，著書亦忌早。聲色以化民，陳跡誓將掃。癸未五月十五日，銅井。」落「銅井山房」朱方印，「文賢齋」朱絲欄本。此本爲書吏代繕顧肇熙所作公文。第二冊，封面有「可園書庫」印，紅欄本。內容爲顧肇熙抄錄公牘模板數篇。
三、日記中的文獻價值
顧肇熙作爲晚清蘇州名士，出身世家，姻親好友、同年同鄉眾多，又宦游直隸、吉林、陝西、台灣、上海等多處，在世七十載，與當時不少前賢顯宦以及後起之秀都有往來。他的日記從同治三年（1864）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橫貫三十餘年，交遊廣闊，對於研究顧肇熙以及晚清士大夫群體，極具參考價值。日記內容繁雜，略舉數言以探討其文獻價值。
（一）生活社交
顧肇熙日記中記載各種生活情況豐富，科舉仕宦、日常宴飲、喪葬嫁娶、書信往來、詩詞唱和及各類禮節交往甚多。其中記載顧肇熙與友人尋景出遊之況頗多，如同治四年十二月十六日（1866年2月1日）：
同蔚軒、季雅丈、韙卿丈由諸公井大街迤西，踰甘山嶺，有甘興霸墓。過澗橋，有竹徑數曲，人行其中，衣衫俱綠，頗可愛玩。達卜塢，至顧夢薌隱梅庵……回至鎮市已上燈，劉阮天台之返，又墮落塵寰矣。[79]
又同治十年六月十一日（1871年7月28日），「同三弟進西華門，爲金鰲玉蝀之游，荷花盛開，置身圖畫中，勝讀高江邨筆記。」[80]
其時西方文化亦滲透到士人生活中。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1865年11月4日），「早間，同柳門至留青閣照小影，康矦後至。下午，同誼卿至夷場看鬼子跑馬。」[81]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二日（1889年6月10日），「夜，與三弟、伯淵、似莘至虹口，看車利尼馬劇，看場圓式，與馬舞似，皆唐時所有也。」[82]不過，傳統文士生活仍佔據很大的空間。日記記載顧肇熙各處觀看昆亂雜奏更為頻繁，其中偶見作者評論，「吳俗清音至夜分唱俚曲，名爲灘簧，亦傷風敗俗之一端也。」[83]同治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73年7月8日），「鶴巢、蘊苓同拍《訪素》一齣」[84]，是不多見的拍曲記錄。
賬單、花費金額以及羅列的各種清單，也可資瞭解其生活情況的細節。如「賀邁皋丈分十千。爲雅賓完姻喜」，「周鏡芙乃祖母開吊（四千）」[85]；光緒五年（1879）在天津任職，「奉中堂札，月給薪夫銀六十兩，由支應局領取」[86]。
其中記載購書之事甚多，既有個人所購，也有眾人一同訪書、互贈，間錄購書金額。同治五年二月十一日（1866年3月27日）記載：
在護龍街得《香祖筆記》四本、《夫於亭雜錄》二本、《知止堂詩錄》四本、周沐潤《柯亭子文集》兩本。予於家鄉近來詩家猶推尊仲潔先生，謂是七子之冠，許其得志勝於漁洋。去年在京得不全本八卷，昨泳之贈一本。[87]
購得《元詩選》兩集、《明詩別裁》一部、《抄本茅亭客話》二本、古板《日知錄》一部、《範石湖詩集》一部、《池北偶談》一部、潘次耕《遂初堂集》一部、陸清獻《三魚堂外集》二本、《天祿識余》二本、《七子詩鈔》四本、全謝山《結䗁亭集》一部、蔣心余《忠雅堂集》一部、陳文恭《養正》《訓俗遺規》兩種、《國朝詩人徵略》一部、吳漢槎《秋笳集》一部、韓桂舲《還瀆齋集》一部，共享去銅錢十一萬。[88]
對圖書價值的點評，亦可資瞭解當時旨趣風範，如同治十三年二月初八（1875年3月25日）：
《中都四子》，還以四十千不賣。《明倫大典》十冊，初印極清楚，只索三金，然廢物也。活字版《紅樓夢》竟索十六金，以臨乎成書之時則。《大典》命自天子，成於閣臣，動引禮經，昭示天下。若《紅樓》雖創自曹雪芹，亦不過一介耳，且所作之書小說耳，同一廢物而貴賤亦判焉，異哉。[89]
除購藏外，所經眼之書畫、字幅、硯墨等記錄，也可以作爲清人收藏研究的資料。其中，《南雅先生日記》本來已得韓維喬祖姑丈允贈，然「過維喬祖姑丈處，南雅公日記不肯出示，恐見贈之說畫餅矣」[90]，其中牽絆之態不免浮現。對含英閣鬍子英[91]的記載，也值得關注。購書藏書之餘，校書的記錄也不少，大都集中在青年時期，以及為他人書寫條幅等。同治十年十月初七至十六日（1871年11月9日至18日），顧肇熙與許賡颺、吳大澂、周京士等人為潘祖蔭整理書目、抄錄書籍。
日記中的祭祀活動約出現一百多次，祭祀日會是年節、誕辰、忌日等，有家祭已故親長或神明，共祭同僚好友或其家人，公祭範仲淹、顧炎武、文昌，以官方身份祭祀山川神靈、文廟學宮，等等。各種祭祀的對象、群體、形式、性質和目的各有不同，因此出現在顧肇熙的生命坐標和次數也不同。此外，消寒會、消夏會、團拜會、結文社等帶有儀式性的社會活動都值得關注。
日記多次記錄了手譚、漢官儀等遊戲，「與鶴老、晉老摘蘇句作酒籌，得三十餘條」[92]，是文人消遣的常用方式。
日記記載有顧肇熙同朝鮮使者及隨行人員的社交活動，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間，與使臣樸珪壽（瓛齋）及弟子李祖淵（浣西）、副使成成彝鎬（錦甯）及女婿洪祐弼（漪嵐）等人交往頻繁，除宴請外，還有筆談、為其書寫條幅、贈書、唱和等。如：
十四日乙丑（1872年11月14日） 晴。早出，謝客，過謝公祠，同清卿、香濤、蓮生、周荇農、謝麐伯公請朝鮮人，到者李浣西、洪漪嵐、宋蘭圃，筆談甚暢。
十五日丙寅（1872年11月15日） 晴。爲朝鮮人書大幅十，屏、對各數事。
十九日庚午（1872年11月19日） ……朝鮮李浣西同成錦甯彝鎬。來筆談，贈以《日知錄集釋》一部。
與李祖淵、洪祐弼等有唱和詩，在廿四日（1872年11月24日）送別李祖淵時，贈詩：
軹里關東未爲尋，書生擁鼻只耽吟。虛勞海客相稱許，錯比朱家郭解心。
高山一曲嘆鍾期，琴德情情竊許知。令我移情水仙操，君歸應○刺船時。
神物豐城望氣尋，十年掛壁尚龍吟。臨分解贈滄溟客，誰識平生一片心。向日蒙贈亭林先生《日知錄》，有烈士贈劍之意，故云。
此會此生未易期，反從相別恨相知。惟將海客思君夢，寄送西山月下時。
在光緒三年正月廿日（1877年3月4日）日記中，還記載了顧肇熙收到李祖淵書信卻寄詩一首：
異域相思海水長，剖魚尺素快難量。甲科射策文名立，浣西近舉進士。酉室探書道氣藏。傳學久隨王國相，謂其師樸瓛齋。稱詩深愧水曹郎。他時話舊宣南邸，期爾來賓共雁翔。
此外，顧肇熙與法人、俄人等也有一些往來，大多是因公事。 （二）精神世界
稿本日記一般具有原始性、私密性和唯一性，可以反應作者的心理變化和自我形象塑造[93]。從《思無邪日記》之題簽與跋可知，初始即曾將日記示予好友沈恩華和桂叟，又言「晚歲他時當出此帙與泳之、清卿欣賞之」[94]，作者初始並未將日記當成完全秘不示人之作，而是可能局限在一定群體、時期可以傳閱的一種書寫。因此，在審視日記記載的內容時予以考慮，對日記所載現實世界的日常生活與精神世界的心理活動，應分別看待。尤其精神世界中的情感、志向、觀念等並非單一固定的因素，常常交雜相織，並與現實世界息息相關。而文字表述的心理活動又存在背後的場景和誘因，或者是禮節、儀式性質的慣例，因此需要據實判斷。此處只是略舉一些材料，稍作勾勒。
顧肇熙雖然接觸了不少西方事務，與西人也有交往，但仍是傳統的儒士風範。尤其早期，時常閱讀劉宗周《人譜》《身世準繩》，認為後者「援引皆儒先法語，不談因果，不涉報應」，[95]自錄《貞志堂立願》，時常自省，以踐行理欲戰勝的修身觀念，體現了「省身日記與理學復興」[96]的一面。曾見黎庶昌，稱「蒓齋人極謹訥，相貌清奇，如名賢畫象中人，是享血食之流也」[97]；「知子安叔祖於去年秋杪沒於官」[98]，又不免家族身世之感，可知他對於身世宿命、觀人之術比較在意。另一方面，在山林逸游中，多與僧道人物交流，又常生出隱世之想。
不同年齒之時，心境自當不同。青年時所載較多，常有傷春悲秋之態，「檐前雨聲，棖觸舊懷，安得二三知己翦燭話之」[99]，「孤館把卷，不知其太息之何從」[100]；亦嫉惡如仇，「閱《邸抄》大理寺少卿於凌辰摺，請加重盜墓賊匪罪名，說得甚痛快」[101]；在金台書院讀書時，因為「萬藕翁到甚遲，點名時已向午，堂上地步甚窄，而庭中日滿，肄業生人溢於屋，熱氣蒸人，勢不可耐，藕翁因移公坐於檐下，同暴日中，眾始怗然」[102]，顧肇熙也是欣然敬服；針對科舉等存在的時弊，慷慨激昂，上書獻策；偶有飲酒爭勝失態，「晚席後復拇戰，好勝，大醉，吐出之。」[103]充分體現了他飽滿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狀態。
他的詩中常常詠志抒懷，少年時就喜歡嘲諷弄月，模仿袁枚詩風[104]。在得意之作下面，還曾留下「漁洋復生，亦當拜倒」[105]的標榜之語。不過在《答丁泳之書》中，自言「大概生遭多事，與其置此心於無補家國、無益生民之事，不若留心一刻於當此之務」[106]，可知他不欲借詩文博虛名，早年就立下究心實務的志向。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1865年12月3日），「爲此身計，許國三十年，然後退處家園悠游。」[107]觀其生平，亦遂此願。
中年已少有這樣的情感表達，宦游吉林時，感嘆「十歲、三十歲俱在京邸，廿歲時值寇亂，流從於松滬之間，四十歲又值邊警，奉役在道，吾不知五十、七十時還在京邸否，又不知六十、八十時還在道路其否。」[108]遑論暮年詩作都已無載。
科舉可謂士人的命脈，時刻牽動著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109]顧肇熙早年為了舉業勤學苦讀，各處會文，先於同治三年（1864）順天府鄉試落榜，當年冬又前往南京參加江南鄉試，感慨「凍餓之況與筋力交瘁，亦生平未有境界，若偉卿、柳門，豈不省吃此苦哉。」[110]此次中舉，欣喜非常，「數年困苦，郁不能伸，博得微名，境雖困而心無不亨矣。」[111]第二年會試落第，「自維學業，何敢尤人，惟身世之感與境遇交縈，又不免無顏對俗矣。」[112]好友汪鳴鑾考中，在其處久而不去，顧肇熙考場失意，笑罵其討厭之至，下逐客令，在旁的朱研生見之大笑，畫面感十足。此後數次會試不中，在同治十三年會試落榜時，「頻居康了，一擲三年，時未至耳，何敢怨尤哉。」[113]在廠肆中購得朱本畫背面鍾馗一副，題詩自嘲，「亦知面目羞儕輩，不第終南進士科」。[114]失意之態，落落可見。此時好友紛紛南歸，一句醉不成歡慘將別，可謂心境寫照。
除了感慨自身，顧肇熙在其母李氏亡故後，也用了大量筆墨，描述了李氏生前事跡、母子情感以及喪葬之事。
朋友之情，則又是一番。顧肇熙與沈恩華、吳大衡交好，「朋友之樂極人生快事，而誼卿（吳大衡）、偉卿（沈恩華）及予過從尤數，三五日不見則彼此相思，一見則無所不談」，三人同榻，「劇談至三更睡」，而「誼兄上下縱橫，談至四鼓未倦，偉兄則默無一言，一派下邳蒼涼氣象。」[115]後來，沈恩華考中進士，顧肇熙感慨他僅「以知縣用……獨奈何偉卿而不得一部曹」，想到大家各處為官，從此不能自主，「即他時三人者重聚一所，而婚宦消磨、相看老大，欲求其燈前酒後如是年者，正在可必不可必之間矣。」[116]正是欲買桂花同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在給沈恩華的書信中，殷殷規勸對方不能耽於安逸、自甘頹廢，需得節儉用錢、不要貪污，管理地方既要除暴安良，也要重視文教，等等。時隔多年，在《申報》上得知沈恩華去世，「憶與偉卿同年津門送別，不過三年，遽成千古，亦未知其得子否，當詢之文卿。」[117]晚年，偶然見到沈恩華的棺櫬，感慨之情又當溢於言表。
此外，「接朱研生書，知蘇城降眾聚眾劫掠，善後諸公誠不得辭其咎也」[118]，也可見他對家鄉的拳拳之心。
（三）科舉制藝
日記中除了常規的科考流程，還詳細記載了顧肇熙在金台書院肄業，登瀛文社等處會文，以及考評之語等。如日記載，顧肇熙在金台書院讀書，按課期肄業，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1864年3月28日）獲得過特等第一，並得到山長卞寶第的贊譽。但在夏季的大課中，只被取為附課生。此年他還參加了考謄錄，不過並未被錄取。五月二十五日（1864年6月28日），參加國子監錄科，取第二十四名。錄科是監生獲得鄉試資格的考試，這些都是為了科舉做準備。「日坐書齋，隨處皆置墨卷，曾不少用心，轉於故紙堆中披尋蟫蠹」，因擔心沈迷考據，影響科舉，在日記中書此以自策。加入登瀛文社，常與同人切磋課藝，有時也會去別處會文，如六月二十三日（1864年7月26日），「到彭芍丈處會文，第十二名。」[119]。
同治三年順天府鄉試顧肇熙落榜，但能否再參加同治三年甲子科並補行戊午科江南鄉試，並無先例。顧肇熙與同人聯名上書，記載如下：
向來鄉試無既應順天復應本省之事，緣各直省同日舉行，故例所不及有之。自軍興後，是年南省開科，同人紛紛議去，又慮格於例不得考。肇熙。偕洪文卿鈞。糾同志數十人聯名具呈禮部，大宗伯以向無例載明文，未便准駁，遂入奏。有考非同日與跨考不同，事屬創行，與冒考有別。各士子以本省連年被兵，遂應京兆試，是在該省奏請之先，亦非希圖所巧。今呈請回籍應試，亦屬有志觀光，似未便阻其上進云。云奉旨，本科順天鄉試，所有江南未經中式貢監及中式副榜挑取謄錄者，准其回籍應試。皇上作人之化極，科名之幸遇，聞之南歸應試獲雋有六七十人云。[120]
朝廷應是出於安撫江南士子之心，准許落第者回原籍再考，顧肇熙也因此試中舉。
中舉後，同治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顧肇熙都參加了會試且未中。這期間他幾次覓地讀書，專心備考，並錄有顧肇熙所作制藝文以及大量試帖詩。同治十二年十月廿九日至十二月廿日（1873年12月18日至1874年2月6日），「銅井與陸鳳石、孫蘊苓借廣渠門內寂照寺為讀書地，別有日錄，至十二月二十日歸寓」，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山人復偕陸、孫二君賃寓貢院前王姓屋三間爲習靜地，別有日錄。」[121]四次落第後雖然沒有再考，但對於學政委任、蘇州士子以及親朋子弟中舉情況一直保持關注。
同治十一年（1872）前往文安察看水災時，與吳大澂於當地倡建義學。後來在吉林任職時，也很重視文教，大力發展書院，多次考校學生，以贈書鼓勵攻讀。任台灣道時，曾代辦光緒十九年（1893）台灣、台南兩府科試。
（四）仕宦吏治
顧肇熙日記中錄有諭旨、公牘、事務多處，關於他為官情況，前文略有所述，以前期在京津、吉林最為詳細，於陝西、台灣任職時期的資料基本不存，輪船招商局任職記載有光緒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897-1899）。
顧肇熙納捐分在工部都水司，日記中抄錄過一些治河文獻，很多職務差遣都與此有關。先是負責賑務，日記數次記載他在直隸地區察看水患並賑濟災民的情形。後來負責監修惠陵工程，也曾去察看水勢。光緒元年六月廿九日（1875年7月31日），「午後始渡，至白河東上岸，即行污潦中，深者過馬腹，淺亦及人膝也。及渡箭桿河，天已薄暮，覆車於河，遍體皆濕，行李無論矣。急抵燕郊，向玉璞庵借中衣一件，飲酒數杯，人幸無恙。」[122]初到吉林任職時，為松花江設立水關一事，前往三姓沿江勘察，最終選擇了巴彥通建立要塞。光緒十六年（1890）在天津，接到李鴻章任命，令其會同有司商辦賑撫及各河工程事[123]。
顧肇熙善於經濟，任職吉林時經常參與會計賬目，如「恆筆政來，會計工料帳目，至三更後始罷」，「仍與恆君會計」，「常筆政來核帳目」[124]等等。在輪船招商局任職時，盛宣懷也曾委託他覈算「漢陽鐵廠及鐵路總公司積欠水腳」[125]。
顧肇熙重視吏治，能夠體察民生，清除匪患，任職吉林時日記和《吉林錄存》記載公文可以與其施政相對應。顧肇熙細心周祥，會覆核「工飯」數目[126]，對於下屬要求安排書吏等不符合規制的請求，也能洞悉欺心，「馭下嚴而不苛……屬吏未聞以墨敗者」[127]。吉林匪患極其嚴重，顧肇熙在總辦清訟盜案時，先清查案牘，針對不同性質案件情況區別處理，並審視案件背後的緣由。對於窮迫可憫的百姓，不加苛責；對性質惡劣的盜匪，也常常能見到「會訊」「決囚」的記錄。同時清察吏治，通過查荒、設官等，確保移民墾荒政策的執行，從民生上解決盜匪案件的根源問題。任吉林分巡道後重視文教，發展書院，一方面是爲了鼓勵科舉，另外一方面也是教化百姓，對於管理地方，息盜清訟，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日記還記載了當時京城門吏刁難行人與京畿附近治安的混亂：
飯後抵廣渠門，門吏留難再三，刁惡萬狀，兩時之久始得進城。[128]
知蔡升前日回家，於蘆溝橋外竟遭念秧，孤客獨行，可怕之至，忠厚人遘此，尤爲可恨。午後，至前門大柵欄一帶，繁華熱鬧，不愧升平景象。城內外即有明火執械之案層見疊出，已覺事之剌謬，乃近畿左右，胠篋者有之，劫貨者有之，此非虛有其表歟？大抵醫病者當治其里，不當治其表。嗚呼！今並治表之醫亦不可得。和也，緩也，不愈深我以長思哉！[129]
知安圃行抵冀州界，聞馬賊在前，不能進而歸，且聞寶坻知縣有爲賊劫去以二千五百金贖回之說。畿輔近地，明目張膽持械劫貨已堪詫異，若再要挾縣官，橫行無忌，實屬目無法紀，此風何可稍長。[130]
（五）詩文書信
《日記》記錄了顧肇熙大量作品，尤以詩最多。有抒情潛懷，有感而發；有以花、酒、游等爲主題；有他人所囑命題；有輓辭紀念；有好友唱和；還有大量試貼詩等。
文章包括論述時政，《思無邪日記》中，對太平天國之亂中降眾降卒如何處置以及用兵議論，論守令取吏。太平天國之戰「吾蘇降眾至有十餘萬之多，其間帖耳俯服者固不乏人。設無，以固結其心，使之感知感化。設有，一不逞之徒，振臂一呼，何堪」，論述了向榮自粵西至金陵按兵坐鎮的變化，最終歸結到「人心召亂……人心不厭亂」[131]，頗能體現當時儒生之想法。閱讀顧炎武《菰中隨筆》一書，對其論「守令宜久於其職」[132]極爲肯定，並由守令延伸到書吏，談論賣缺的弊端，對如何取吏提出了一套方案。另有《請錄科從嚴以肅考政疏》及《罰停會試殿試不准捐復疏》[133]等。
制藝文，《思無邪日記》末有《道之以政二節》《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兩章》兩篇，《南歸日錄》前錄有顧肇熙所作《由也問聞斯行諸至。行之》《抑爲不厭，誨人不倦》《盍各言爾志合下二節》《孔子曰益者三友兩章》四篇。
書信公牘，大都是與公務相關。《吉林日記》中，給李鴻章、銘安等上司的書信，記錄了他受委派，前往三姓、雙城堡等地勘察，並根據訪查的情況對吉林政務、軍防以及伯都訥通商等給出自己的判斷。《吉林錄存》更是保留了書吏代為繕寫顧肇熙所作公文，《賓州廳稟陳任事大概情形由》《署吉林府經歷稟請經歷任內體制可否仿照承德府經歷辦理由》等二十四篇。
遊記，有因公差所記出行情況，對當時地理位置及名稱標記清晰。遊樂性質的遊記文很多，時常在山中訪僧問道，曾尋到三峰一系之蹤跡。地點有盤山、蘇州香雪海、吉林龍潭山等多處，所記詳簡不一，都不失爲極好的遊記文獻。其中關於吉林三姓與「五國城」之說，記載了作者從同僚德昌所聽以及自己的推論。
私人書信記載較少，有《答丁泳之書》《贈沈偉卿書》等。同治十一年（1872）所夾一封信箋可算非常，顧肇熙表侄想爲自己的二叔謀一實缺，便托顧肇熙設法謀劃，內容如下：
緝庭表叔大人賜覽，月初曾肅寸箋寄，由京寓轉呈，想蒙鑒及矣！二叔履歷現已寄來，茲抄錄寄呈，即乞費神，托友代辦其所改之省。二叔來信，今改浙江地方，但未知候補人數較東阿若何。能托友在部一查更妙。以姪。度之，現在處處人多，如能呈改浙江固好，倘若不能，亦祗得仍改東阿也。諸求裁酌代爲辦理，不勝頂感之至，專此布畫，祗請福安，表姪陶覆謹肅。六月廿六自昌平逆暑，仰姑祖母暨表嬸前均乞叱名。請安。[134]
他記載的與上級、好友、家人的書信時間與編號，雖不見內容，以可資與相關文獻進行比對。[135]
此外，還有傳記、序跋等各種雜文，以及記載別人詩文、書信、奏折和抄錄別書內容、藥方等，各有價值。」
注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研究」（項目編號：23ZD&217）階段成果。
[1]顧肇熙：《扶護日記》，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2]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第30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
[3]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第30冊，第153頁。
[4]顧肇熙：《扶護日記》。
[5]顧肇熙：《吉林日記》第1冊，上海圖書館藏清稿本。
[6]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7]曹允源：《復盦續稿》卷三<顧方伯傳>，湖北省圖書館藏民國11年刻本。
[8]顧肇熙：《扶護日記》；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第30冊，第147、153頁。
[9]日記同治三年正月二十日（1864年2月27日），“開館，學徒四人。”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10]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
[11]國家圖書館編：《清代鄉試文獻集成·第一輯》第69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0年，第69冊，第237頁。
[12]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第30冊，第148頁。
[13]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7年12月20日），「出城至繩匠衚衕，賀緝庭送盤喜。」二十七日（1867年12月22日），「與三弟同至緝庭處，幫理喜事竟日。」《顧廷龍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顧廷龍著：《顧廷龍全集·著作卷·吳愙齋年譜 嚴九能年譜》，第78頁。又據光緒十一年九月廿日（1885年10月27日），「午刻，進蕭山城，訪學黯於洽裕典，坐甫定，伯蘊大哥挈二子至。」廿一日（1885年10月28日），「已過紹興府城，旋過陶家堰。巳刻，至雞山下，登岸，拜謁岳父母墓。」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光緒十一年）》，上海圖書館藏清稿本。可知，陳氏可能是浙江紹興府一帶人。又陳氏長兄陳光潁，原名光仁，字伯蘊，陳光煦其弟，字學黯，皆蕭山人。見潘衍桐輯：《兩浙輶軒續錄》卷三十九、四十九，清光緒十七年浙江書局刻本；周慶雲輯：《靈峰志》卷三<人物>，民國印本；彭延慶修，姚瑩俊纂，張宗海續修，楊士龍續纂：《蕭山縣誌稿》卷一、十，民國24年鉛印本。因此可以確定陳氏為浙江蕭山人。
[14]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兩冊（同治九年至十一年）》第2冊，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15]同治九年（1870）二月，吳大澂前往湖北入李鴻章幕；八月，李鴻章署直隸總督，吳大澂亦隨往。《顧廷龍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顧廷龍著：《顧廷龍全集·著作卷·吳愙齋年譜 嚴九能年譜》，第69頁。
[16]歐陽躍峰：《李鴻章幕府的形成及其主要特色》，《安徽史學》2011年第3期，第94頁。李鴻章作為同治三年江南鄉試主考官，與顧肇熙有師生之誼。顧肇熙姨丈李鐵梅（嘉端），曾任安徽巡撫，是李鴻章辦團練時的上司。兼上述好友吳大澂之情況，是有此推論。
[17]顧肇熙：《癸酉甲戌振災伙案紀事》，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18]顧肇熙：《銅井日錄》第1冊，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19]顧肇熙《銅井日錄》第2冊，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20]顧肇熙《銅井日錄》第4冊，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21]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4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491-492頁。
[22]顧肇熙：《問津日錄》第1冊，上海圖書館藏清稿本。
[23]顧肇熙：《問津日錄》第1冊。
[24]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8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94頁。
[25]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9冊，第66頁。
[26]顧肇熙：《吉林日記》第1冊。
[27]顧肇熙：《吉林日記》第1冊。
[28]朱壽朋著，張靜廬等點校：《光緒朝東華錄》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41頁。
[29]《德宗景皇帝實錄（三）》卷一九二，光緒十年八月丙申，《清實錄》第5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18頁。
[30]「（光緒）十一年三月，交卸篆務，請咨到京。」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光緒十四年）》，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又胡傳「於（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奉委赴敦化縣及南岡驗工……三月十三日回抵五常，始見省報，得悉憲台交代入覲日期。」胡傳著，胡適、羅爾綱等整理：《胡傳專檔》，<上前任吉林道顧緝庭觀察>，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藏，館藏號310-01-09-005-003，舊檔HS-HC01-007-003。
[31]《呈驗看前吉林分巡道顧肇熙奉旨單》，光緒十一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單，檔號: 03-5204-115，電子檔案號: 03-01-000-005204-0115-0000。
[32]張佩綸著，謝海林整理：《張佩綸日記》，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61頁。
[33]《奏為署理陝西督糧道顧肇熙丁憂回籍前於吉林勘辦荒務出力請予獎勵事》，光緒十四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附片，檔號: 04-01-13-0363-103，電子檔案號: 04-01-013-000363-0103-0000。
[34]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4冊，第215頁。
[35]日記中記載邵友濂是顧肇熙表弟。同治四年三月二十六日（1865年4月21日），「訪邵小邨昆季，晤，並見姨母。」八月三十日（1865年10月19日），「作書致邵小邨弟。」顧肇熙：《杯水齋日記》，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36]台灣巡撫邵友濂《奏為舉薦鹽法道顧肇熙等員人地相宜請旨發台差委事》，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檔號：03-5283-030，電子檔案號：03-01-000-005283-0030-0000。
[37]署理福建台灣布政使顧肇熙《奏報奉旨接署藩篆日期謝恩事》，光緒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檔號：03-7415-011，電子檔案號: 03-01-000-007415-0011-0000。
[38]台灣道兼按察使顧肇熙《奏報卸署藩篆印務回本任日期事》，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二十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檔號：03-5295-022，電子檔案號：03-01-000-005295-0022-0000。
[39]福建台灣巡撫兼管學政邵友濂《奏為台灣台南兩府科試請派台灣道顧肇熙代辦事》，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折，檔號: 04-01-38-0171-045，電子檔案號:04-01-038-000171-0045-0000。
[40]福建台灣巡撫兼管學政邵友濂《奏為考過台北府情形暨將台灣台南兩府科試遵旨派交台灣道顧肇熙代辦事》，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折，檔號：04-01-38-0171-058，電子檔案號：04-01-038-000171-0058-0000；福建台灣巡、撫兼管學政邵友濂《奏為台灣科試一律完竣並台灣道顧肇熙繳還學政關防文卷日期事》，光緒十九年五月初六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硃批奏折，檔號：04-01-38-0172-005，電子檔案號：04-01-038-000172-0005-0000。
[41]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啓》，「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五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61-64頁。日記、稟啓中涉及甚多，此處不一一列舉。
[42]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啓》，第195-196、197-199頁；又“臬道憲頒到上海鍾氏戒煙藥”，第207頁；等等。
[43]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啓》，第206頁。
[44]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啓》，第232-234、249頁。
[45]胡傳：《台灣日記與稟啓》，174-176頁。此稟中關於後山的開闢與防務，就涉及到用吏、練兵、墾荒、禁煙、管理地方民眾等各方面的問題，並相互影響。
[46]“據台灣布政使唐景崧會同台灣道兼按察使銜顧肇熙詳請奏咨……覆查無異”。《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台灣文獻叢刊」第276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年，第238-240頁。
[47]「光緒十八年（1892），台北知府陳文騄、淡水知縣葉意深稟請纂修通志，巡撫邵友濂從之，設總局於台北，以布政使唐景崧、巡道顧肇熙為監修。」連橫：《台灣通史》，「台灣文獻叢刊」第128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第616-617頁。
[48]《台灣通志》弁言，「台灣文獻叢刊」」第130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第2-3頁。
[49]趙爾巽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清史稿》第26冊卷二百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7914頁。
[50]署理福建台灣布政使顧肇熙《奏報接印日期事》，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錄副奏折，檔號：03-5316-045，電子檔案號：03-01-000-005316-0045-0000。
[51]曹允源：《復盦續稿》卷三<顧方伯傳>。又戶部曾經對「顧肇熙接收前任唐景崧任內經手收支正雜錢糧逐一盤查清楚並無虧缺短少造冊」察覈無誤。戶部尚書敬信《題為遵察署台灣布政使顧肇熙接收前任唐景崧任內經手正雜錢糧盤查清楚無虧事》，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題本，檔號：02-01-04-22604-018，電子檔案號：02-01-004-022604-0018-0000。
[52]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26冊，第151-152頁。
[53]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26冊，第157頁。
[54]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卷五<台灣篇>，清光緒二十三年武昌刻本。
[55]王爾敏、吳倫霓霞編：《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中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698頁。
[56]北京大學歷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懷未刊信稿》，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頁。
[57]曹允源：《復盦續稿》卷三<顧方伯傳>。
[58]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汪熙、陳絳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8卷輪船招商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17、721、739-740頁。
[59]佚名撰，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888頁。
[60]王爾敏、吳倫霓霞編：《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中冊，第710-711頁
[61]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汪熙、陳絳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8卷輪船招商局》，第764-765頁。
[62]（清）佚名撰，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第16冊，第4986頁。
[63]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汪熙、陳絳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8卷輪船招商局》，第773-775頁。
[64]曹允源《復盦續稿》卷三<顧方伯傳>。
[65]吉田良太郎編譯：《西巡回鑾始末記》卷五<救濟善會紳士公祭文三忠>，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66]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季平子等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2卷義和團運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78頁。趙鳳昌《庚子拳禍東南互保之紀實》曾提到顧肇熙：「互保簽約後……予即每日到盛寶源祥宅中，渠定一室為辦事處，此室只五人准入，盛及何梅生、顧緝庭、楊彝卿與予五人，負責接收京津各省電報消息」\，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聖庵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57頁。
[67]朱壽朋著，張靜廬等點校：《光緒朝東華錄》第28冊，第123-124頁。
[68]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季平子等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2卷義和團運動》，第828頁。
[69]曹允源纂修：《吳縣誌》卷二十八<學堂>，國家圖書館藏蘇州文新公司民國22年鉛印本。
[70]顧肇熙生平，綜合參考王謇《民國吳縣誌校補》第九冊卷六十六下<列傳四>，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頁；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四冊，第491-492頁；曹允源《復盦續稿》卷三<顧方伯傳>；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30冊，第148-153頁；以及顧肇熙日記等等。
[71]「同發盤山，另有游山日記。」顧肇熙：《銅井日錄》第1冊。
[72]「銅井於七月下旬赴工次，九月初四日回京，別有日記。」顧肇熙：《銅井日錄》第4冊。
[73]日記名稱大都據封面題名錄，無題名則命名「無題名日記（附年限）」。
[74]此冊日記封面題「雜摘」，正文兩部分分別題「南歸日錄」「北上日錄」，因此命名如此。
[75]原書封面未題第幾冊，此處按時間排序。
[76]新書衣上有“銅井日錄”，原封面無題。
[77]上海圖書館所藏四冊《吉林日記》，封面分別題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第五冊，蘇州圖書館所藏一冊《吉林日記》封面未題第幾冊，據時間順序判定為第四冊。
[78]此處所言缺者即蘇州圖書館所藏《吉林日記》第四冊，存者即上海圖書館藏《無題名日記（光緒十一年）》一冊。
[79]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80]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兩冊（同治九年至十一年）》第2冊，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81]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82]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光緒十五年）》，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83]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84]顧肇熙：《銅井日錄》第1冊。
[85]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兩冊（同治九年至十一年）》第1冊。
[86]顧肇熙：《問津日錄》第1冊。
[87]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88]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89]顧肇熙：《癸酉甲戌振災伙案紀事》。
[90]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91]作為一名古董商人，鬍子英與潘祖蔭、吳大澂等都有密切往來，他們的日記信札對此人都有記載。蘇州博物館編：《潘祖蔭信札》，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3年；潘裕達、潘佳整理：《潘祖蔭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吳大澂著，陸德富、張曉川整理：《吳大澂書信四種》，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等等。
[92]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同治九年至十一年）》第一冊。
[93]張劍：《稿本日記與情境文學史建構—以中國近現代稿本日記為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3年第3期，第72、76頁。
[94]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95]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96]堯育飛：《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版，第10-14頁。
[97]顧肇熙：《銅井日錄》第1冊。
[98]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99]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00]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01]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02]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03]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04]顧肇熙：《扶護日記》。
[105]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106]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07]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
[108]顧肇熙：《吉林日記》第1冊。
[109]關於科舉對現實和精神世界的聯動，可以參考本傑明·艾爾曼著，高遠致、夏麗麗譯《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第六章<焦慮情緒、科舉美夢與備考生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110]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11]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12]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13]顧肇熙：《銅井日錄》第1冊。
[114]顧肇熙：《銅井日錄》第1冊。
[115]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16]顧肇熙：《思無邪日記》。
[117]顧肇熙：《吉林日記》第3冊，上海圖書館藏清稿本。
[118]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
[119]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彭芍丈即彭祖賢，江蘇長洲人，曾官湖北巡撫。
[120]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
[121]顧肇熙：《癸酉甲戌振災伙案紀事》。
[122]顧肇熙：《銅井日錄》第3冊。
[123]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第14 冊，第215頁。
[124]顧肇熙：《吉林日記》第1冊。
[125]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汪熙、陳絳編：《盛宣懷檔案資料》第八卷<輪船招商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39頁。
[126]顧肇熙：《吉林錄存》第1冊，蘇州圖書館藏清稿本。
[127]顧肇熙：《吉林日記》第1冊。
[128]顧肇熙：《南歸日錄 北上日錄》。關於晚清京城關吏留難士子的記載和研究以崇文門較多，可參見馬忠文《榮祿與晚清政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第68頁；岑大利《清代京城崇文門稅務總局初探》，《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55-56頁。
[129]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30]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31]顧肇熙：《思無邪室日記》。
[132]應是“官人久於其職”一篇。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整理：《顧炎武全集》第2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3-174頁。
[133]顧肇熙：《杯水齋日記》。
[134]顧肇熙：《無題名日記兩冊（同治九年至十一年）》第2冊。
[135]關於這方面文獻價值，可參考堯育飛《大清萬象：清代日記中的情感世界和社會生活》，第355頁。
注：本文原刊於《南方學刊》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