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動」的文獻：清代書籍流通研究的新動向與可能性
追索「動」的文獻：清代書籍流通研究的新動向與可能性
陳騰
摘要：
我國藏書史研究與日本「流通學」延續了傳統文獻學的考證方法與思維方式，積累深厚，但也表現出「一重一輕」的弊端，即精英取向嚴重，問題意識薄弱。近二十年來，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引入，帶來「眼光向下」與「進入過程」的雙重啓示，有助於文獻學者更新學術理念，突破以往先簡單描述現象，再分類歸納的單一論述模式。在此背景下，「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成為一個延展性強勁的新論題。未來學界可以在「跨域流動」的視野下追索「動」的文獻，通過深入挖掘游宦日記、行笈書目的史料價值，勾連序跋題識，拓展清代書籍流通研究的可能性。
關鍵詞：書籍史；書籍流通；士人游宦
文獻學者不尚虛談，擅長考證。他們將考證方法施於不同的個案，為相關學科的學術研究提供基本資料。非碎無以立通，精彩的文獻學個案研究，甚至能夠改寫文學史、學術史、社會史等專題史，刷新人們的認知。站在學科發展的高度來看，作為獨立學科的文獻學，無往不在與其他學科的互動之中。這時候，單有零碎的個案研究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從具體的研究對象中抽離出來，凌空俯瞰，發現一些研究動態的共同趨向，從整體把握學術走向，反思其間得失。這種反思，雖然評述的是過往的研究成果，實則著眼當下，以期開拓未來研究的可能性。
方今之世，書籍史儼然蔚為顯學，兩岸三地的學者，乃至歐美漢學家，都為中國書籍史研究撰寫過綜述。由於文獻學與書籍史的研究對象存在重合，互動理應頻繁，但因諸賢的知識背景與關注重心均為社會文化史，對於傳統文獻學與新興書籍史之間的關係，探討得不夠深入。文獻學界雖有張升、程章燦、馮國棟、孫岩先後揭示了書籍史對於文獻學的啓示，但在討論書籍史如何為文獻學帶來啓示的同時，也需要思考：底蘊深厚的傳統文獻學，在揚長避短之余，能否反哺、如何反哺新興的書籍史？
其實，有關「書籍流通」的論題，天然地站在文獻學與書籍史的交匯點上：中國本土的書籍流通研究，一開始即延續傳統文獻學下的一個分支——藏書史的考證方法與思維方式；近二十年來，它又受到西方書籍史「眼光向下」與「進入過程」的雙重啓示，逐步突破瓶頸，取得不少新拓展。本文選擇部分清代書籍流通的個案研究進行評述，注意個案之間的學理聯繫。總體來看，這些個案研究的共同取向是愈加重視追索「動」的文獻。在「跨域流動」的視野下，沿著清代士人游宦的軌跡，可以看到書籍流通背後廣闊的社會文化圖景。
一、藏書史與「流通學」的進展與局限
我國藏書史研究的學術範式，發軔於清季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此書旁搜博採，採用紀事詩的形式，為歷代藏書家及相關人物（書商、寫工、裝訂工）作傳。它不僅是該領域的開山之作，經王欣夫補正後，更以豐富的材料成為後世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參考文獻。但此書所論限於私家藏書。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則較早貫通官私領域，從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個方面介紹典籍聚散之掌故。此後的藏書史論著基本捨棄傳統著述體式，主要沿三條路徑展開：以收藏方為綱者，通常就某一著名藏家或收藏方，分析其藏書的品類特點；以書為綱者，一般先查考書目序跋的記載，進而結合鈐印題識勾畫出某一部善本問世之後弆藏流傳的脈絡；以地域為綱者，則分析某一地區私家藏書之盛衰事跡與風氣嬗變。新世紀以來，藏書史的個案研究顯露出「靜中有動」的趨勢。如清代內府刻書及武英殿、天祿琳琅、內閣大庫等機構藏書備受關注，學者們對其刻書流通、藏書散佚等問題的探討日益深入。然而綜觀現有成果，無論何種路徑，「書籍流通」在這些著作里皆非重要關節。
從動態的角度看，藏書的聚散，就是流通的一環。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典藏編》將「圖書流通」安置在「典藏」的框架內，介紹了歷代主張或反對圖書流通的思想，並將流通方式歸納為出借、贈送、出版銷售三大類。張升編著的《歷史文獻學》則專設「文獻的流通」一章，與「文獻的收藏」並列；書中對流通的概念、影響書籍流通的主要因素（書價、消費階層等）、書籍流通的南北地域差異等，都有深入辨析。
在有關圖書流通的專著中，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值得重視的作品。儘管此前已有許振東編《圖書之流通》（浙江省立圖書館，1933年）、俞素味《圖書流通法》（商務印書館，1936年）等著作，但主要著眼於現代圖書館的流通業務；李著首次將古代圖書流通置於宏大的中國文化史脈絡中，將其分為市場商品交易與非商業性傳遞交流，並深入探討其社會影響與文化效應，實有篳路藍縷之功。其後，王蕾、孫文傑、莫耀評對清代圖書流通傳播渠道開展了更細緻的探究。史料愈近愈繁，對於清代書籍流通方式的劃分也愈來愈細。需要警醒的是，這種細分的終點何在？無論是某一地點的書攤、店鋪、考市的圖書售書及租賃，還是流動於某一地區或跨地區的書船、郵局寄送等流通渠道，其實都是商業層面的流通。除了方便敘述之外，細分本身具有多大的學理價值？更關鍵的是，分類介紹之後，國內研究者對於書籍流通的研究目的與意義都欠缺充分的思考。
再把目光轉向東鄰。經稻畑耕一郎倡議，日本書志學者對「中國古籍流通學」的專題研究，已經初具規模。大木康在一次演講中，按照官刻、家刻、坊刻的順序，分析明清時期書籍的流通方式。高橋智從三個方面論證「古籍流通學」的必要性，認為掌握古籍流通的原理可以復原古籍原貌，輔助版本鑒定，志在「建構正確的古籍流通學體系」。
或許由於「藏書史」的研究積累深厚，導致日本學者倡議的「流通學」也受制於傳統的強大慣性。這種無形的掣肘，令「流通學」難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領域，甚至不無「新瓶裝舊酒」的嫌疑。高橋智論文的副標題「善本和藏書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該領域研究範式固化的局限。永富青地所編《中國書籍史的透視》，副標題是「出版、流通的新途徑」，觀其「流通」部分收錄的論文，基本是在介紹英國劍橋大學、大英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漢籍珍藏。不過，亦有學者嘗試跳出這一窠臼：鈴木俊幸等學者考察江戶時期的書籍流通，利用租書店、供應商、繪草紙屋、藥店的原始材料，揭示書籍流通的路徑與流程，這些鮮為人知的細節，為我們展示了日本庶民階層獲取書籍以及閱讀的多態圖景。但從整體而言，日本漢學界關於中國書籍流通的研究，目前仍多延續傳統藏書史的路徑，對於民間流通動態、庶民閱讀實踐等議題的關注尚顯不足。
毫不誇張地說，無論是我國傳統的藏書史，還是日本新興的「流通學」，都面臨著危機。首先是研究立場存在嚴重的精英取向，導致思路固化、窄化。這種精英取向，表現在人物的一端，即過分關注藏書名家；在書籍的一端，則過分關注善本，願意巨細靡遺地追蹤善本流傳的每一個細節，卻對清代普通士人的書籍世界不屑一顧。藏書機構與藏書家，以文物價值為標準，將書籍分出若干等級，善本與普本判然有別，無可非議。但是文獻學者看待書籍，不妨採取平等的眼光。畢竟普通士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接觸到的書籍，在當時也沒有多高的文物價值。書籍流通的研究焦點，倘若一直鎖定在知名藏家與古刻舊抄之上，可供深度挖掘的研究空間就會日趨逼仄。只有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消解崇拜名家、迷戀善本的情結，才有機會還原歷史情境，審視明清時期原生態的書籍世界。
其次是缺乏明晰的問題意識，造成寫作模式化。長久以來，國內藏書史的研究者喜歡羅列人名與書名，泛泛地介紹書籍印刷與流傳的歷史，總結藏書的分類與特點。凡是古人涉及藏書或流通的言論，都被視作「藏書思想」「流通思想」的表徵，卻未能用來討論具有深度的學術問題。所謂「流通學」的研究，也自我設限在文獻學或「書志學」的框架內，討論的問題止於流通方式與效應。稍想便知，書籍流通的方式無非頒布、饋贈、購買、借閱等等，流通的效應無非是促進版本學、校勘學的進步，促進文化交流雲雲。這類論述，幾乎都是先對流通方式進行分類，再羅列若干例證。看似處理的是不同對象，實際研究視角與論證方法別無二致，所得結論亦如黃茅白葦，彌望如一。反觀晚清碑帖、金石的流通，程章燦、白謙慎將其置於文化市場、學術發展的視域下，針對販賣、運輸問題作出精到分析。相形之下，清代書籍流通的史料相當宏富，新穎的研究成果卻不多見。如果繼續沿用單一模式，即先描述現象，再簡單歸納流通方式，只會陷入「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學術「內卷化」泥沼。明明是「流通」方面的研究，自身卻不夠靈動，甚至停滯難前，實屬遺憾。
上述「一重一輕」的弊端其實是互為因果的。精英取向嚴重，對普通人與普本視若無睹，這樣的文獻學難以從廣闊的社會文化圖景中挖掘豐富的論題。反過來，問題意識薄弱，又容易形成依賴心理，積極尋求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重要性，行文甚至不惜誇大，彷彿名氣越高的藏書家、文物價值越貴重的善本，研究價值也跟著水漲船高。這是一種思維惰性造成的認知誤區。未來要想推進書籍流通研究的發展，亟需實質意義的推陳出新。
拙見以為，實物版本的考證、遞藏順序的梳理，絕非書籍流通研究的終點，而是新的起點。在考證藏書事跡、整理史料匯編的基礎上，應當提煉出敏銳的問題，與思想史、文學史、學術史的學者互動交流。就此而言，論題多元、理論生發能力強勁的西方書籍史研究，適為它山之石，足資借鑒。
二、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兩大啓示
儘管書籍史的定義會隨各國語種、語境略有不同，但核心問題是明確的，即「人們的想法和觀念是怎樣通過印刷品得到傳播的，閱讀又是怎樣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按照程章燦的概括，西方書籍史研究具備四個鮮明的特點：強調書籍作為形塑社會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強調書籍史中的各種動態過程；重視書籍的閱讀過程、方法及其意義；重視書籍商品性，重視商業出版及其背後的通俗文化。具體到清代書籍流通領域，西方書籍史研究為傳統藏書史與「流通學」帶來的啓示主要有兩點：「眼光向下」與「進入過程」。
「眼光向下」體現為研究對象的下移，從知識精英擴展到普羅大眾，從善本擴展到普本，甚至「低劣本」。國內學界原來普遍存在的精英取向逐漸改變，關於日用類書、雜字讀物等民間實用書籍流通的研究，已有豐厚積累。廢科舉前，科舉時文一直是明清書坊刻書的重點，擁有龐大的讀者群體。沈俊平意識到，這類書籍「只有在和讀者結合後才能生成其意義，完成其便利士子備考的最初目的」，所以刻意蒐集流通方面的史料，介紹了固定的交易場所（書坊、書市、考市）與流動的交易渠道（商販、書船）。儘管這類書籍在市場上大行其道，但是「趨時」的代價正是「過時」，一旦事過境遷，它們就變成「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圖書館不收」的明日黃花。一般而言，精英藏書家的視野不足以反映清代書籍市場的實況。在善本藏書之外，清代書店面向普通讀者的日常售書狀況，更能反映一般民眾的知識和文化世界。趙剛憑借唐船持渡書目的詳細記載，抽絲剝繭般揭開了盛清社會為精英敘述所遺落的若干側面。薛龍《晚清民國時期平民的日常生活：理解抄本文化》是「眼光向下」的新成果，強調理解整個近代基層社會和文化氛圍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擴充書籍流通的社會面，盡可能囊括多樣的流通主體與對象，才能拓展研究範疇，提升研究意義。
西方書籍史的第二個啓示，便是「進入過程」，尤其關切書籍如何流通的運作過程。包筠雅（Cynthia J.Brokaw）探討17世紀至20世紀初期商業出版與書籍流通的情形指出，清代書籍的出版地與流通管道，遠比明代更多元、更複雜，多方向交織的流通網絡已逐漸形成；並作專著揭示四堡書商銷售網絡與客家移民路線之間的關聯，言及書商的旅途生活。就書籍類別而言，坊刻本的流通研究蔚為大觀。為什麼要採取這種「進入過程」的研究路徑？其學理依據在李仁淵的論述中得到充分闡釋，他說：「如果我們不知道書刊在商業化市場中被當成物質來交易的流轉過程，便很難徹底知曉刊載在書刊上的、負載思想或精神的文本，是如何地讓讀者所閱讀、令讀者為其中刊載的內容所影響。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瞭解晚清民國新式傳播業影響範圍，便不能不對整個書刊市場的運作機制、跟隨經濟變遷而成立且擴張的過程有所瞭解。」儘管他的意見是針對晚清書籍而發，此前階段的書籍流通研究也同樣適用。
書籍流通到讀者手上，致使讀者思想轉變、知識增益，乃至社會學術風氣變化，其間的過程也獲得研究者重視。李仁淵利用福建屏南縣龍潭里陳氏家族世代藏書，討論了鄉村社會的文本流通與知識傳播。韋胤宗通過批校本透視何焯的學術心態，試圖回到清代文人輾轉過錄批校的語境裡，理解清代版本校勘學的發展過程。對於書籍如何被讀者接受，以及書籍在不同文化與社會階層中產生影響的過程的探討，不能脫離古籍實物。清代書籍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使上述「進入過程」的探索成為可能。
徐雁平《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一書立意高遠，將清代書籍流通研究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作者極為重視文獻的「流動與粘合」，由此驅動內容豐富的文獻文化史研究。書中將書估群體、黃金台與管庭芬兩位江南普通文人及一直被遮蔽的女性閱讀作為專題研究對象，這種拓展無疑蘊涵了作者「眼光向下」的關切。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視野宏闊，在嫻熟借用西方理論的同時，以「更具過程性與典型性」的清人日記中的書籍史料充實內容。行文中也頗多銳見，如分析黃金台的書籍世界時，謂其人生軌跡與江南水道存在疊合。徐著在清代書籍史研究領域具有啓發性，其研究方法與視角引發學界關注與討論。
書籍史代表了當前歐美學界一種不容忽視的發展趨向，對中國文獻學研究的影響也日益顯現。需要留意的是，這些富有新意的理論與方法，多大程度上適合中國書籍的歷史情境？前揭包筠雅對清代書籍商業流通的關注，或與歐洲書籍史發生過「印刷革命」這一重大歷史背景有關。再如，達恩頓構擬了著名的「書籍循環」模式，勾勒出書籍在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運輸商、書商與讀者之間流通的完整過程。這六項因素中有四項都是商人，可見商業流通在研究中佔據了極高的比重。戴聯斌評價這種研究模式「強調圖書貿易流動甚過書籍本身」，而且是以歐洲經驗為標準，具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平心而論，這一評價用在達恩頓身上未免過苛，畢竟他針對的是17世紀以降的資本主義社會。不過這一評價倒是可以用來針砭中國學界「食洋不化」的時弊，警惕盲目吸收外來學說，忘卻本國的歷史實情。
回到中國書籍自家的園地，應當看到，無論官刻、私刻、坊刻本，注明印刷數量的本子並不多見。明代中葉興盛的書籍商品化，也未能形成「印刷資本主義」。趙益比較中西書籍歷史之後，明確提出：「中國古代文獻主要是以精英文獻為主，通俗文獻則扮演溝通上下的角色，二者合力延續、加強的是‘古典共同體’，而不是現代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觀點承自錢存訓而有所推進，也再次提醒中國學者：不宜誇大明中葉至清中葉書籍商業流通的作用。按照通常的劃分，圖書出版可以分作官刻、家刻以及坊刻，前二者的流通目的重點皆不在盈利。對於明清士人而言，書籍不僅僅是商品，更是風雅之物。以書為禮現象極為普遍，是清代書籍流通的一個重要途徑。清代私家藏書目錄保留借贈信息，也值得進一步追索。
相對於西方世界，我國更早進入印本時代，卻遲至近代，方才產生「印刷資本主義」。在「正其誼不謀其利」的傳統士人心目中，書籍的文化屬性遠遠大於商品屬性。重申這些事實，無意否定商業流通的重要性，而是為了在中西學術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符合中國歷史情境的書籍史研究，需要追問：什麼書籍流通方式是中國傳統特有，而西方所無的？答案之一，即隱藏在中西政治制度的差異中。
三、「動」的文獻之一：
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
明清時期的任官系統嚴格執行地域回避制度。這一制度推動的書籍流通，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對此論題，淺見所及，王麗最早寫過一篇概論，文章指出，任官回避制度促進了南北圖書的交流，並豐富圖書流通的方式；南北藏書家的交流促進南北之間的文獻傳播和文化交流，有利於圖書的保存。只是草創之作難免粗疏，該文未能通過充分論證而「進入過程」。另一缺陷則是局限於藏書史的藩籬，所言「具有官員身份的藏書家」均為藏書萬卷以上者。絕大多數的官員，或者說士大夫群體藏書有限，僅供日常辦公、娛樂、修身、應酬之用。這一群體，尤其是基數龐大的普通讀書人，雖然談不上藏書家，卻是書籍生產與消費的主流群體。
有鑒於此，筆者撰寫《清代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一文，應用相對詳實的例證，從「游宦」概念的界定、時長與距離、規模與頻次入手，論析清代士人游宦對書籍流通的正面影響。個體層面，清代士人本為「一方之望」，因科舉考試、選官回避制度規定以及治生所需，不得不進行廣義的跨省游宦。士人游宦所攜的行笈書多為善本，或文本內容重要，或富有版本價值。行笈書幫助士人應對科舉、政務、應酬，贏得聲名，或者提供娛樂消遣。在公共圖書館制度尚未建立、信息傳播技術尚不發達的前近代中國，行笈書的數量多寡直接影響考證著作的結構乃至水準。宦地圖書條件優劣，也影響到游宦學者的日常心態。社會層面，游宦之網不僅勾連南北圖書中心，更重要的是它涵蓋了整個國家疆域，聯結了為數眾多的弱勢地域。可惜的是，該文仍如蜻蜓點水一般，停留在透過史料描述歷史現象的淺層之上，未能進一步解釋：通過追索「動」的文獻，我們能看到歷史現象背後的哪些意義？換言之，這些隨著個體移動的書籍與清代學術、思想、文化變遷有何關聯？
概論之外，還有一些散金碎玉般的文字見於史學論著，它們或多或少涉及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如張升提示，在圖書流通史研究中需要注意「士大夫流動性強」的現象，這一點與本文主題不謀而合，惜未結合實例詳加論證。清初至乾隆時期，朝廷曾多次推行禁毀書籍的政策，對當時的知識傳播產生了負面效果。但王汎森注意到，道咸以降，禁書紛紛復出，乃是由於當時相當常見的一種現象：地方官員來到宦地，風聞某一家族是某一作者的後裔，經過探詢，其族裔將保存的遺籍拿出來請地方官員評定，然後募資重刊。禁書尚且可以此種方式重獲傳播，更不必說其他。這些更調頻繁的官員將訪書所得攜於行笈，到了京城、新宦地或者故鄉，與友朋共享，形成新的書籍流通圈。
工作職能與書籍流通密切相關的官員莫過於學政。清代學政編刻各省試牘，或交提調（知府、知縣等）發賣，或交由坊間刊刻發賣；部分考試、修身類的書籍則由學政親自帶往地方州縣，按試途中隨棚獎賞發給。這一類官員的流動性極強，對比不同官員的行跡圖，無論是流動的幅度，還是流動的週期與頻率，學政都穩居前列。學政屬於差員，三年一任，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由皇帝親自選派，按臨各府縣考試，差滿而歸。堯育飛曾提倡「以學政日記研究學政赴任所攜書籍及其『在地化』閱讀」，此論獨具隻眼，非行內人不能道。
書籍在清代官場文化生態中扮演何等角色，同樣需要實證研究加以定位。晚清大臣張集馨浮沈宦海三十年，後人將其自敘年譜及游宦日記與書牘編成一書，名為《道咸宦海見聞錄》。這部書涉及大小官員四五百人，孫冰擷取之作為樣本，從官員旅行的角度重新審視諸多議題。其中關於書籍流通的討論指出，官員致仕返鄉後，常向友人展示紀行詩作，並刊刻個人別集以贈同好。儘管張集馨並非詩文名家，但這樣的書籍活動反映了清代士人游宦的共同特點。遺憾的是，研究者並未深入剖析不同地域文學傳統與新興文學觀念如何經由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釀成持續性的碰撞交流，因而對該現象在文化史層面的意義尤多未發之覆。
如果將目光轉向清代學術，情況則有所改觀。郭紹虞說，清代學術「沒有他自己一代的特點，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點」。清代學術包舉前代的古典學術余緒，遭逢近代轉型的大變局，命運激蕩波折，故而格外吸引時彥的垂注。關於清代學術傳播與交流的研究已較為深入。清代幕主與幕賓的流動頻率甚高，開放的幕府為學人提供了學術交流乃至爭鳴的機會。尚小明點出，清初顏李學說、乾嘉漢學的跨地域傳播，皆與頻繁的游幕活動緊密相連；游幕學人利用幕主或游幕地的官私藏書，或實地考察、蒐羅碑刻等資料，撰寫學術著作。葛兆光則提示重視「科舉考試、入幕為客、外出坐館、到處訪書校勘等等活動中士人的流動」（前三種流動，不妨都歸入廣義的游宦範疇內），這些流動對清代學術風氣起到的傳播和推廣作用，可由他所倡導的「北京—江南學術網絡」來揭示和證明。
以上不過稍舉一些思想史、文學史、學術史的研究實例，它們都觸及廣義的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可以看出，在近代物質技術興起前夕，傳統中國內部正是以士人游宦為中介，實現書籍的跨地域流通，進而帶動學術與文化的交流傳播。作為文本與實物的行笈書是移動中的文獻，對於清代士人的知識結構（地理空間與知識分布）及處理知識的方法，都具有特殊意涵。「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構成一項新的論題，有較強的延展性。作為研究對象，它絕非以現代眼光進行賦義的拼合產物，而是歷史脈絡中渾然生長的自在整體。如果跨域流動的視角與跨學科的研究方法結合得當，則能為我們觀察清代社會文化生態打開一個嶄新的窗口。
值得思考的是，作為重要的文化現象，為什麼目前對清代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的研究深度猶有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相關史料零散分布於各類文獻之中，難以系統性整合，形成了知易行難的研究困境。有志者可以重歸文獻，共同尋求破解之道。
四、重歸文獻的可能性：路徑與願景
「重歸文獻」是喬秀岩的一貫主張：「我們利用概念、理論，可以收到以簡馭繁的效果，但這種概括方式走到最後，只能導致學術的貧瘠，甚至口號化。若欲拯救這種貧瘠，唯有回到文獻的豐饒世界里。」這段話特別適用於當下的書籍史研究，實際上西賢也是這麼做的。達恩頓埋首苦讀納沙泰爾出版社的檔案，方才重建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圖書世界；傑克遜為了研究浪漫主義時期的讀者批注，檢視了大約1800種留有讀者批注的古書。見賢思齊，中國學者意欲推進清代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研究，可從以下路徑「回到文獻的豐饒世界裡」。
（一）深入挖掘行笈書目、游宦日記的史料價值
這項研究的核心史料是行笈書目。經初步調查，現存清代行笈書目11種。儘管數量不豐，但勝於前代的毫無留存，可將其視為一種獨特門類，加以專門討論。
（1）李文藻《行笈書目》，山東博物館（以下簡稱「魯博」）藏稿本。影印本見《山東文獻集成》（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輯第28冊《長途備忘錄》一卷所附。李文藻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入都銓選，十一月出京，赴任恩平縣令。此目編寫於乾隆三十五年嘉興舟中，著錄74種書，共13箱。
（2）孫星衍《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光緒十一年（1885）德化李氏木犀軒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索書號：X/081.18/4058:4）等皆有藏。嘉慶十年（1805），孫星衍任山東督糧道，駐節安德，離漢平津侯公孫弘封地不遠，故名其藏書室曰「平津館」。孫星衍「因擇要用書籍，攜載行笈。每年轉粟東歸，公事多暇，輒與同捨諸名士校訂撰述，以銷永日」。此目由幕賓洪頤煊助編成書，著錄338部古籍。
（3）沈維鐈《戊辰年攜帶入京書目》，嘉慶十三年（1808）稿本，上海博古齋2022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第750號拍品。條件所限，筆者尚未寓目。
（4）許瀚《丙午九月南去添帶書目》，魯博藏稿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許瀚入南河總督潘錫恩幕，在清江浦主持增訂《史籍考》事宜。此目著錄《尹和靖集》等28種書。
（5）翁心存《陔華吟館書畫雜物目》，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稿本（索書號：04661）。此目題「道光二十九年（1849）歲次己酉正月谷旦」。本年翁心存「辭墓出山」，三月二十八日至京，仍入直上書房，補國子監祭酒。又有「咸豐元年（1851）九月」新添筆墨。此目著錄書籍四箱，約180種。另有書畫若干，以及友人托寄之尺牘等。
（6）周星詒《書鈔閣行篋書目》，國圖藏海寧費寅復齋抄本（索書號：目440/895504），影印本見《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9冊。國圖另有稿本一部(索書號：T01622)。此外，北大、清華、浙圖、南大藏有抄本多部。另有蔣鳳藻抄本，中國嘉德2009年秋季拍賣會第3130號拍品，書鈐「長洲蔣氏十印齋藏書」印。惜筆者未見。周星詒跋云：「及三十一歲，補邵武府同知。次年，譚仲儀（獻）以陳氏書目寄，即罄廉俸以買之。」同治三年（1864）十月至十二月，譚獻為周星詒購得閩中陳樹杓帶經堂藏書117種。其中有明抄本《北堂書鈔》，周氏因以名閣。此目當編寫於同治三年之後。
（7）曾國藩《隨帶行營目錄》，湖南圖書館藏清同治間抄本（索書號：298.3/92-5）。筆者尚未閱覽。
（8）金武祥《粟香行篋書目》，國圖藏稿本（索書號：149749:27-32）。影印本見《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13冊。光緒八年（1882）法越構釁之際，金武祥入兩廣總督曾國荃幕府，曾奉檄赴廣西查勘邊防。後任署廣東赤溪直隸廳同知等職，又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金武祥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丁憂歸，不復出。《粟香行篋書目》當編寫於其游幕期間，收書約900種。
（9）張鳴珂《寒松閣行篋書目》，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稿本（索書號：S/C18.87-12/7.428），筆者尚未能閱覽。
（10）佚名《秋試三場隨帶書目》，南京圖書館（以下簡稱「南圖」）藏清末朱抄本（索書號：EB/2008523）。影印本見《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50冊。此目是江南生員應試所攜備考書目，書題「秋場」指光緒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江南鄉試。收書612種。
（11）佚名《存旅書目》，南圖藏清末民國抄本（索書號：EB/2007873）。影印本見《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第53冊。
以上11種（筆者實際目驗過8種）行笈書目的作者身份、篇幅、內容豐富多樣，難以一概而論。作者身份方面，曾國藩位居人臣，翁心存乃三朝耆碩，孫星衍官至山東布政使，沈維鐈官至工部侍郎，清制皆從二品，這四人處於士大夫的頂層。李文藻、許瀚、周星詒、金武祥、張鳴珂官位不顯，可歸為士之中層。《秋試三場隨帶書目》的作者是一位佚名秀才，《存旅書目》的作者同樣佚名，但所著錄圖書版本以晚清書局刻本居多，據此可以推測二人為下層士人。篇幅方面，周星詒《書鈔閣行篋書目》最長，其他書目所錄有限，記載簡略。篇幅最短的是許瀚《丙午九月南去添帶書目》，僅有28部書的書名與冊數。內容方面，行笈書目的編寫，主要為了供作者本人查閱備忘。與公開出版的著述相比，它們相對私密，內容極個性化。而且，行笈書目的留存也帶有偶然性，存世多為稿本，或一兩部抄本。因此，需要對這些行笈書目進行個案研究，並參照其他史料補充相關信息。
如果說行笈書目是一個「結果性」的記錄，那麼另一類比較重要的文獻——清代行記，則更能體現「過程性」。《中國古籍總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地理類·遊記之屬」著錄清人「紀行」書籍凡360種。其中清代前中期的作品，大約有103種。許多行記撰寫於游宦途次，其中關於書籍流通的記載散亂零碎，亟待整合。對於游宦日記中引用的書，也有幾點需要注意：其一，馬足船唇之地，游宦者若在日記中廣徵博引，所引之書未必皆為原典，也有可能轉引自路程書、日用類書或前代行記。其二，對於儒家經典與李杜詩、韓柳文等常見文本，游宦者可能憑藉口誦回憶，不必實有其書。其三，游宦者實有書籍酬贈之交遊活動，日記也未必記載。其四，游宦日記還可能存在日後補充、改寫的情形。因此，對於行記中的引書記錄需要警惕，不宜視作書籍流通的實錄直接利用。張伯偉專門探析東亞行記的「失實」問題，可從前後因襲、觀看態度以及「文戰」場合三方面求得「失實」之緣由。這些文獻特徵是由東亞行記的跨國性質決定的，國內游宦日記則較少存在「失實」問題。因此，時刻保持辨析文獻記載內容真實性的敏銳眼光是必要的，但也不必因噎廢食。清代游宦日記中的書籍纂修、酬贈信息及藏書故實，基本是作者實際閱讀或聞見的記錄。它們可以補足行笈書目著錄未及之處，起到輔助論證的作用。
行笈書目與行記、尺牘等「過程性」文獻的深度結合，可以牽出背後的人際關係網絡，使相對抽象的學術風氣轉移、知識傳播等現象亦有跡可循。乾嘉時期考據學興盛，著述如林。李文藻作為學術交遊廣泛的代表性學者，其《行笈書目》既展現了山左士人獨特的學術旨趣，又折射出乾嘉時期士人游宦、書籍流通與學風嬗變之間的內在關聯。筆者以《行笈書目》為切入點，嘗試「進入過程」，通過考察書目所反映的士人交遊網絡，初步還原了四庫開館前樸學傳播的歷史圖景。以此類推，若能對前揭其他書目作深入挖掘，整合分析，必大有可為。
（二）勾連普本實物的識語與序跋
清代藏書題識、刻書序跋中也有大量涉及「動」的文獻的記載。已出版的《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錄》（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國家珍貴古籍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等資料匯編，皆可參考。但是一旦開啓「眼光向下」的視角，善本題跋則不敷用，需要進一步從普本中「動手動腳找東西」。
文獻學者對一種書籍進行版本源流的考證，雖然志不在研究書籍流通，卻往往容易勾連出比較清晰的流通脈絡。以程穆衡箋注《吳梅村先生詩集》清抄本的源流考證為例：程箋著重箋釋詩歌本事，抉發了大量明清鼎革之際的事跡。即便經過刪改補注，仍只能以抄本形式流傳民間。筆者曾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調查嘉慶初年的退軒抄本，由程箋之題跋識語，追索傳抄脈絡。傳抄者顧文曜、鄭師愈、戴光曾，都是江南地區的中下層文人。儘管他們只在抄本中簡略地記下抄寫場所，如某學署、某試館或幕主府邸，但足以說明士人南北驅馳之際，依然積極傳抄涉嫌違礙之程箋。違礙之書的流通脈絡隨著這份個案研究浮出歷史地表，特殊時期官方禁書政策與民間抄書活動之間的因應關係，以及禁書壓力之下的眾生相也生動地展現出來。
進一步「眼光向下」，必然會注意到民間醫書。《達生編》是清代流行最廣的醫書，筆者曾對十八世紀的「達生文本」做過調查，從士人游宦的職能需求分析此類書籍流通出版的推動力。《達生編》的作者葉風，本是一名懂醫的幕客，他的基本理念與行文風格，乃至書中實用的醫學內容，無不契合廣大中下層官紳行政與行善的雙重需求。清代官府對婦女生產、育嬰缺乏制度性的規定，一部分地方文化精英自覺承擔起濟民化俗的責任，與外來的游宦官員、幕友通力合作，試圖通過積極流通“達生文本”，應對婦女產難的醫療困境。客觀上，這些親民之官及其幕賓任期相當短暫，流動頻繁，也促進了「達生文本」的跨行省傳播。該文利用民間醫書的刻書序跋，進入書籍流通的過程，並對歷史現象提出新的解釋。未來如果要對清代其他關涉士人游宦的書籍流通展開研究，從普本中尋找類似序跋，盡可能還原「動」的文獻背後鮮活的社會活動，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
五、結語
每一條路徑都有局限性。正如任何的概括，在濃縮精華的同時，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篩落。近二十年西方書籍史的啓示，用「眼光向下」與「進入過程」來概括，不敢說涵蓋所有、面面俱到，但基本把握住了學術轉向的大勢。而這兩種新動向，突破了以往先簡單描述現象，再分類歸納的單一論述模式，拓展了文獻學研究的可能性。收藏與流通之間是對立統一的關係，藏書史對書籍聚散的關注，本與書籍史殊途同歸。傳統文獻學者需更新學術理念，將「眼光向下」，主動轉向清代海量的普通士人、普本實物，發掘新論題。
另一方面，如「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之類的新論題，因史料留存過於分散零碎，難以縱深推進。解決之道顯然不在乞靈於西方理論，而是老老實實地回歸文獻。清代文獻的豐富留存，為「進入過程」提供了多種可能，也潛藏著本土的學術論題。單就清代文學史領域而言，蔣寅提倡「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並以王士禛的個案研究垂範後學。筆者對程箋《吳梅村先生詩集》、李文藻《行笈書目》、葉風《達生編》的個案研究，始於文獻調研考訂，從未預設理論概念。眼光向下，跟著文獻的指引，進入「士人游宦與書籍流通」的過程，觸及文學史、學術史、社會史等不同領域的問題，這是底蘊深厚的傳統文獻學對新興書籍史的一種反哺。
當然，重歸文獻並非退守到「治書之學」的範圍內原地踏步，而是「從典籍出發走向人的精神世界」。在「跨域流動」的視野下追索「動」的文獻，重溯士人與書籍物理移動的軌跡，目標是從不同路徑抵達或者領略人與書互動背後的社會文化圖景。這項志業「功夫在書外」，面向不同學科開放，也期待著更多學人的共同參與。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5年第6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