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年譜長編》中的「學術彩蛋」
《顧廷龍年譜長編》中的「學術彩蛋」
李軍
2025年11月10日是顧廷龍先生一百二十一週年誕辰。去年上海圖書館曾分別在本館和東館舉辦展覽、組織學術研討會紀念顧老百廿誕辰，並出版研討會論文集、書法墨跡選、古籍題跋集等；與此同時，山東大學何朝暉教授主持編印了《為前賢行役—顧廷龍誕辰120週年紀念文集》一書。在圖書館學界，像這樣紀念一位前輩，於今來說已不多見。中華書局在此之際又推出了《顧廷龍年譜長編》，其意義不言而喻。此前，《顧廷龍年譜》於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沈津先生為了紀念顧老百歲誕辰，匆匆趕編而成的一本大書。時隔二十年，沈津先生又編著《顧廷龍年譜長編》出版，是對顧老一生更詳盡的回顧，也是獻給他最好的生日禮物。
一
近二十年來，年譜長編類著作的出版如雨後春筍，形勢十分喜人，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質量上難免良莠不齊。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局面，既有客觀的因素，也有主觀的原因。十多年前，沈燮元先生就不止一次對我說，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對寫傳記、編年譜早就有十分精到的論述，但真要動手做起來，年譜卻也並不容易。他早年就是為了磨煉自己，嘗試編了一部《屠紳年譜》，很幸運得以出版。彼時知道屠紳的人很少，但卻是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點過名的人。編年譜的難點，主要在史料，用通俗的話說，就是「旱的旱死，澇的澇死」，譜主材料多的，編者的主觀剪裁很重要，有些年譜長編摘抄譜主日記數十年，一味重復，無新材料，不如直接看日記，氣息貫通，更為自然生動。反之，譜主材料少的，客觀條件所限，編者雖多方蒐羅，將詩文、筆記全部抄入譜中，枝蔓過甚，本末倒置，不如整理成詩文集，以年表作為附錄，反而眉目清爽。更有甚者，譜主本人材料少，而友朋中一二人日記、書札留存極完整豐富的，編者抓到救命稻草，悉數收入，使得友朋反客為主，譜主反而邊緣化了，這種偏枯的現象，在年譜長編中，也時有發生。
顧廷龍先生一生的行事，在《顧廷龍年譜》中早已呈現出清晰的脈絡，畢竟當時已是七十萬字的篇幅。《顧廷龍年譜長編》的篇幅，較之《顧廷龍年譜》幾乎翻了一倍，這不僅讓我們看到一個更近距離、更立體的顧廷龍先生，也間接揭示了二十年間相關史料的不斷突破。
就顧老本人的一手材料，原本一巨冊的《顧廷龍文集》，變成了七卷十冊的《顧廷龍全集》，這無疑為《年譜》的補訂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撐。儘管《顧廷龍全集》內容已經相當豐富，但沒有收《顧廷龍日記》，2016年11月中旬，我與同事去北京顧誦芬先生家接受《復泉井闌題字冊》捐贈時，顧院士當面表達了這一遺憾。之後，在師元光先生全力支持下，我接手了《顧廷龍日記》的整理工作，終於在2022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最初，在師先生交下的《日記》初稿中，除了《顧廷龍日記》中收錄的內容之外，有一部分顧老晚年日記片段，我選擇了割愛。主要原因是，這部分是師先生從《顧廷龍年譜》中摘錄出來的，內容當然很好，卻沒有底稿可供校對。我曾專門問過沈津先生這部分日記底稿的情況，他告訴我這是從一批顧老隨手用的大大小小的筆記本裡蒐集而來的，事過多年，原稿恐無法逐一找到，令人深感遺憾。因此，《顧廷龍年譜》中收錄了《顧廷龍日記》中的大部分內容，而《日記》反而缺少顧老晚年的那些片段。這是使用《顧廷龍日記》、《顧廷龍年譜長編》時，讀者應當注意的。
關於《顧廷龍日記》還有一個小插曲，就是《日記》初稿中最初是沒有1932年《平郊旅記》這兩個月內容的。在我接手《日記》整理工作後，忽然有一天師元光先生告訴我，顧老應該有一冊1932年的日記，名為《平郊旅記》，早已捐存上海圖書館。於是，我寫郵件給上海圖書館，並請顧院士聯繫上圖，拿到了這一本手稿的掃描件，補入《顧廷龍日記》，同時將這部分內容分享給了沈津先生，補入《顧廷龍年譜長編》，使得1932年的紀事豐滿了一些。
《顧廷龍年譜長編》中吸收了近二十年面世的新材料，如與顧老交往密切的顧頡剛、潘景鄭、陳乃乾等的日記、書信之類。尤其是體量龐大的《顧頡剛日記》，從1921年開始，補充了很多顧老早年的事跡，尤其是他們同在北平期間的一些細節。以1932年為例，《平郊旅記》僅存十月、十一月兩個月，《顧頡剛日記》中的記錄，不僅可以與這兩個月相互參證，另又補充了一月至九月、還有十二月的相關內容，比對《顧廷龍年譜長編》與《顧廷龍年譜》，不難發現顧老早年在北平的活動《長編》詳明瞭許多。這一階段，顧老正在撰寫《吳愙齋先生年譜》，若據《顧廷龍年譜》加以考察，只能看到一個粗線條的脈絡；再看《顧廷龍年譜長編》，彷彿給高度近視配了眼鏡，另外還給了一個放大鏡，所見、所得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潘景鄭1929年、1933年日記的利用，效果與《顧頡剛日記》差不多，對早年顧老回故鄉蘇州的活動，作了細節上的補充。可惜，潘先生日記尚有很大一批沒有整理，這給《顧廷龍年譜長編》的增訂，留下不少餘地。在《年譜長編》面世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新出版《楊仁愷日記》、《劉九庵日記》中，也存有零星關於顧老的記錄，可供採擷。
事實上，縱覽《顧廷龍年譜長編》，不難發現在譜主本人與他人材料的處理上，頗為克制，折中繁簡之余，兼顧相互印證，力求允當。對《顧廷龍全集》中已收內容，把握尺度，不缺不濫，更有一部分溢出《全集》之外的材料，是《全集》出版後的新發現材料，為未來增訂《全集》提供了諸多線索。
二
從《顧廷龍日記》出發，可以看到青壯年、中年時期的顧老；從《顧廷龍年譜長編》出發，可以看到顧老的一生，他始終都在發光發熱。青年時代的顧老，是一個極具天賦的學者，他在學術研究上的幾部代表作，基本上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完成的。學術上的天賦與敏感性，難能可貴處，在於來自跨學科的贊揚。舉個簡單的例子，前段時間讀北京大學榮新江先生的新書《滿世界尋找敦煌》，意外見到他稱贊顧老。在《從羽田亨紀念館到杏雨書屋》一章中，他提到李盛鐸收藏的432號敦煌卷子，被羽田亨買去日本，資金出自武田家族。國內關於這批敦煌卷子，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了一本《李木齋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有所記錄。後來，榮先生在上海圖書館發現「藏有顧廷龍先生抄的一個李盛鐸藏卷目錄，也是432號。顧先生也是很厲害的，他大概是從李盛鐸家抄來的，或者在琉璃廠買的。這些學者，他們只要知道哪兒有資料，就趕緊弄一份」（152頁）。顧老在敦煌學上，並沒有令人矚目的成果，正是他對文獻的高度敏感，才為後人留下了無數的學術盲盒、學術彩蛋。這種例子，在上海圖書館的書庫裡，應該有很多，不少像家譜、硃卷等已經成了著名的案例，但我相信，還有很多塵封數十年的寶藏等著我們去發現。
毫不誇張地說，《顧廷龍年譜長編》不僅向我們展現了顧老的一生，更是我們瞭解中國近百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來圖書館事業發展、特別是古籍事業發展的重要角度與線索。在七十多年的時間線上，《中國叢書綜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續修四庫全書》都早已是耀眼的里程碑。
而在此之前，從1939年到1953年十四年裡，顧老在上海主持私立合眾圖書館工作，歷經抗日戰爭、孤島時期，一直到上海解放，苦苦支撐，不斷壯大。合眾圖書館可以說是他一手建立起來的，從無到有，由小變大，成為當時上海著名的文化機構之一。《日記》無疑是最直接的實錄，卻只是從他本人角度做出的記錄，若加上他人的材料，或許會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最近，中國人民大學的吳真教授寫了一本《暗鬥：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講述鄭振鐸在孤島時期的上海所做的搶救文獻活動，頗受好評。之前整理《顧廷龍日記》時，我隱隱覺得，當年顧老因不瞭解內情，對鄭振鐸在上海搶購古籍善本，似乎印象不太好，可能是與合眾圖書館形成了競爭關係，有些顧老想保存的文獻，由於搶購價格升高，沒有幫合眾買下，讓他深感遺憾。而《顧廷龍年譜長編》結合多方史料，重新回顧這段往事，歷經歲月的沈澱，立體式的記述，顯得多源而客觀。
有時我不禁會想，若以顧廷龍先生作為主角，是不是也能寫一本類似於《暗鬥》的作品呢？個人覺得，不是沒有這個可能，只不過我沒有那樣的才華與文筆罷了。依我的淺見，《顧廷龍年譜長編》給我們提供了幾個可供深入挖掘的點，一個是孤島時期的上海合眾圖書館，目前談館史的多，談人、談書的少，背後的暗流湧動，一旦揭示開來，必定十分精彩；一個是《中國叢書綜錄》的編纂出版，在短短一兩年時間裡，躍進式的成果，經受了歷史的考驗，無法想象，那一段熱血澎湃的往事里，主角竟是一群長期身處故紙堆、習慣坐冷板凳的學者；一個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出版，舉全國之力，前後持續近二十年的浩大工程，背後的甘辛，非親歷其事者無法言說，可惜全程參與者生前惜墨如金，沒留下太多的記述，而今大半凋零。好在這些題目，《顧廷龍年譜長編》都為我們提供了大綱和線索，至於細節仍有待後來者細細琢磨。
三
說到細節，這次我也注意到兩個，這是之前讀《顧廷龍年譜》沒想到的。巧得很，這兩個細節都和《顧廷龍日記》有關。《顧廷龍日記》中，我最遺憾沒收的有兩部分內容：一個是1963年11月、12月顧老作為中國書法家訪日代表團成員赴日本訪問的日記，一個是1989年2到3月他赴美國參加編輯「全美中文善本書聯合目錄」國際顧問會議的日記。前者題為《訪日遊記》，已收入老版的《顧廷龍文集》，但至今沒看到底稿；後者是沈津先生摘自「先生小筆記本」，並未全文發表。我一直對「先生小筆記本」深懷好奇，卻始終無緣一見。
言歸正傳，顧老訪日期間，有一個非官方的任務隱藏在《訪日遊記》背後，之前《顧廷龍年譜》沒有顯現出來，那就是尋找流散到日本去的《永樂大典》。二十年前讀《顧廷龍年譜》，之所以沒有注意及此，主要還沒看到1964年三月十日顧老寫給陳乃乾的那封信，信一開頭他便說「想公必在盼望《大典》情況矣」，然後逐一說明在日本期間，到京都博物館、人文研究所等處，尋找上野精一舊藏《永樂大典》，查到人文研究藏書目錄中有一個隆慶中呂鳴瑒抄本。《顧廷龍年譜長編》中全文收錄了此信，信中所述，和《訪日遊記》互為表裡。據《日記》記載，十二月七日，在今井凌雪、金翬陪同下，顧老參觀天理圖書館，在善本書庫見《永樂大典》七皆一冊。十二月十二日，顧老又有托小野和子找日本藏《永樂大典》目錄。十二月二十一日，參觀東洋文庫時，館長岩井大慧贈其所著《永樂大典收藏情況表》。兩個多月後，忙完手頭工作後的顧老，給陳乃乾回信，並將《永樂大典收藏情況表》寄給陳乃乾參考，並告知「屬訪《大典》經過如此，恐不足以厭所望，乞諒。倉石武四郎、長澤規矩也兩君均曾晤，但未談及《大典》」。
彼時陳乃乾已調任中華書局，主持影印《永樂大典》。據張忱石《〈永樂大典〉的收集和影印》一文稱，中華書局「1960年把當時收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影印本為三十二開朱墨兩色套印線裝本，凡二十函二百零二冊。這是《永樂大典》誕生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刊印」。陳乃乾托顧老到日後查訪《永樂大典》，據《顧廷龍年譜長編》應是1963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七點三刻在北京訪陳氏時事。
至於訪美，是距訪日二十六年之後，顧老以八十六歲高齡第二次出國，這次他與週一良同行。先後參訪了華盛頓、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前後共計二十天。在紐約期間，由鄭培凱先生陪同、照料，沈津先生告訴我，這是他拜託鄭先生的。據美籍華裔歷史學家謝正光在《錢遵王詩集校箋》後記中回憶，他獲悉顧老到美，曾偕夫人專程到紐約拜望：
及返美後不久，得聞顧先生有美東之游，急攜絳雲飛往紐約叩見。時逢一舊交設盛宴為顧老洗塵，獲邀作陪。是夕，絳雲與顧老並坐，以蘇州話對談。席上有一原籍吳中之國際知名學人，則自始至終操英語，誇誇其談，旁若無人。此平生唯一至難理解、至難忘懷之事也。
謝正光夫婦參加在紐約為顧老接風洗塵的晚宴，這個細節，《顧廷龍年譜長編》中沒有記錄。但對照《年譜長編》，推測謝先生所說設盛宴的「舊交」應該就是鄭培凱，這似乎並不難。更令人好奇的是，那位在席間操英語，誇誇其談，旁若無人的「原籍吳中之國際知名學人」是哪一位？謝正光先生並沒有明說，《顧廷龍年譜長編》從頭到尾沒有提及他的名字。結合紐約、蘇州人、英語流利以及東道主等幾個關鍵詞，不免讓人猜測，「國際知名學人」會不會是夏志清（1921-2013）？留下謎團的謝正光先生已於去年12月在美國去世，或許只有問三十五前那場盛宴的東道主鄭培凱先生，才能知道正確答案。
匆匆又經年，去年十一月初，我因事去蘇州大學老校區，寒風冷雨中，撐著傘經過十梓街的望星橋堍，一抬頭便看見顧廷龍先生的故居—復泉山館，屋頂的黑瓦不再陳舊，大門緊閉，院牆直接外擴到馬路邊。之前擋在宅前的一排樓房悉數被拆去，與幾年前隱蔽、局促的老房子相比，氣勢完全不同了。上個月，沈津先生自美返國，十月十八日來蘇州，約我在樂橋見面，隨後一同重游顧老故居，行抵望星橋堍時，天忽然下起了細雨，去年清冷的場景，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中。仔細回想，七年前的暮春時節，我們和沈燮元先生一同來過這裡，彼時老宅閉門謝客，大家只能悻悻而返。而今我們終於得償所願，登堂入室了，只是沈燮元先生已於兩年前謝世，憶昔同游少一人，高興之餘，不免又令人悵悵。
沈燮元先生曾對我講起，在北京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期間，他曾和“冀大姐”（冀淑英）等商量，約顧老一起到法源寺吃頓素齋，想著請趙樸老打個招呼，本就有名的素菜，廟里做得肯定更好。結果他向顧老說起這個提議時，沒想到顧老說了一句“老沈啊，素菜沒有葷菜好吃”，素齋自然也就沒吃成。這件小事，《顧廷龍年譜長編》當然沒有記，卻讓我想起《年譜長編》里有顧老晚年在北京，托人給他帶福建肉鬆、玫瑰腐乳。一種熟悉的味道，透過文字，帶著江南人家泡飯的米香，混合著肉鬆絲絲口感和腐乳的紅糯咸甜，一下子讓人覺得，顧廷龍先生的形象又鮮活了幾分。
轉自澎湃私家歷史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