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編目中正確運用牌記、序跋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古籍編目中正確運用牌記、序跋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基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編目實例的分析

丁之涵

摘要：古籍刻本的牌記與序跋，作為標明其出版發行情況的直接性文字記錄，是版本鑒定的重要依據，是古籍編目的規定信息源。牌記與序跋的情況較為複雜，在實際運用中，加強牌記的辨訂，深入序跋內容的發掘，辯證採用二者信息，是避免鑒定錯誤、完善著錄信息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牌記；序跋；版本鑒定；古籍編目


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於2007年正式啓動，至2020年底基本完成。在此基礎上，普查工作進入第二階段，將完成一個「真正的完善級別，或者詳細著錄級別的古籍編目[1]」。這就要求藏書單位對普查登記數據進行深化整理。
目前，古籍編目尚有較大完善空間，需進一步填補著錄空白，精准數據，訂正訛誤。古籍出版項的著錄，是編目重點，同時也往往是專業難點，其核心是對古籍版本的鑒定。存世古籍中，刻本是主體，而牌記與序跋是標明刻本出版發行情況的直接性文字記錄①。牌記是出版者用以說明版本情況的一種專門標誌，作用類似於現代圖書的版權頁；序跋則往往包含版刻的緣起、經過等詳細記錄[2]。二者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是古籍編目的規定信息源。在實際工作中，對牌記、序跋的運用存在一些問題，不利於編目數據的精確與完善。圍繞這些問題，筆者選取工作中的實際案例，與同行交流探討。

一、將牌記信息直接等同於實際出版信息
牌記一般鐫於卷前內封、目錄前後、卷末等處，擇要注明書名、著者、批點評論者、刊版年月、雕版堂齋室名等，直觀記錄一書的出版信息，是鑒定古籍版本最常用的依據之一。同時，書板又有易主、修版、增刻等情況，往往伴隨對牌記的剜改、更換，以新主身份取代原主信息，使藏板與刻板分離，令修版、增版與原版混淆②。在編目工作中，往往將牌記信息直接等同於實際出版信息，造成鑒定錯誤。
例1：《嶺西水陸兵紀》二卷，明盛萬年著。該本內封牌記鐫「寶綸堂藏板」。卷前有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嶺西水陸兵紀序》，卷末一行鐫「大清雍正九年（1731）署高州府吳川縣事來孫熙祚敬挍」。此書著錄有「清雍正九年寶綸堂刻本」「清雍正寶綸堂刻本」「清寶綸堂刻本」等，即根據牌記著錄出版者，結合卷末校訂識語著錄出版年。
本書出版信息據牌記著錄「寶綸堂刻本」初無可疑，然檢通書避諱，「曆」字作「歴」，則「雍正刻本」有疑。識語曰「挍」，未必刻，進一步加劇「雍正刻本」的可疑。為解決這一疑問，對牌記進行考訂。
寶綸堂刻書，經檢有清代寶綸堂刻《柚堂文存》《皆山樓吟稿》二種，收錄於清盛百二撰《柚堂全集》③。二書均有牌記，鐫「寶綸堂藏板」「乾隆壬子（五十七年，1792）夏鐫」；序末均有木記，鐫「乾隆壬子福建省城刻」，則二書刻於乾隆五十七年福建寶綸堂。《柚堂文存》《皆山樓吟稿》二書牌記同，而與《嶺西水陸兵紀》的「寶綸堂藏板」形制不相一致，那麼兩種牌記所指「寶綸堂」是否同一？檢《嶺西水陸兵紀》校者盛熙祚，《[道光]吳川縣誌》卷五「職官」載：「盛熙祚，浙江嘉興人，貢生。薦舉試用。雍正八年（1730）署任。授惠州府龍川縣。」《[嘉慶]龍川縣誌》卷三一「職官」載：「盛熙祚，嘉興人，廩貢。雍正九年任。」盛熙祚校訂《嶺西水陸兵紀》時「署高州府吳川縣事」，即將調任龍川，而與二《縣誌》所載「盛熙祚」同一人。同時，《柚堂文存》卷四《先府君行述》「府君姓盛氏諱熙祚」，所述盛熙祚宦跡與二《縣誌》都合，則《嶺西水陸兵紀》校者盛熙祚為盛百二父，而撰者盛萬年為其先世[3]。由此推斷，三書牌記「寶綸堂藏板」所指為同一家福建寶綸堂。
《嶺西水陸兵紀》「雍正刻」既有可疑，而同一家「寶綸堂藏板」的《柚堂文存》《皆山樓吟稿》均明確鐫有刻書年，那麼《嶺西水陸兵紀》是否與二書同一時期為福建寶綸堂所刻呢？檢《嶺西水陸兵紀》半葉10行20字，刻字體秀長；《柚堂文存》《皆山樓吟稿》10行21字，刻字方扁，與《嶺西水陸兵紀》風貌不相一致。進一步查證《柚堂全集》其他零種：《補漢兵志》，乾隆三十四年（1769）般陽書院刻，內封牌記鐫「乾隆己醜仲夏般陽書院④開雕」；《柚堂筆談》，無牌記，卷前有乾隆三十四年仲夏潘蓮庚序，一般據序者、序年著錄為「乾隆三十四年潘蓮庚刻本」。潘序曰：「（盛百二）筮仕般陽，政簡刑清，一以寧靜為理，剞劂之工仍未遑也。」則《柚堂筆談》實與《補漢兵志》同年同月同刻於淄川縣。二書都半葉10行20字，版式相同，字體一致，書板應出於一處⑤。《嶺西水陸兵紀》行格、版式風貌與此二本完全相同，可判斷與《補漢兵志》《柚堂筆談》同一時期同一處所刻。盛百二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淄川知縣，奉母於館捨，次年秋以母卒歸[4]，可知《嶺西水陸兵紀》刻書下限。
綜上，《嶺西水陸兵紀》既非雍正寶綸堂刻本，亦非福建寶綸堂刻本，而是乾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間淄川刻本，書板後為福建寶綸堂獲藏並加藏板牌記。《嶺西水陸兵紀》並無《柚堂文存》《皆山樓吟稿》的刻書木記，正緣此故。
此例由出版年產生疑問，從而對牌記進行考訂。本書藏板者據實以「藏板」牌記明確其書板的所有權。但古籍牌記對「藏」「刻」通常並不嚴格區分，在實際編目中容易混淆「藏」與「刻」不同的事實，須結合避諱、刻書風格等多方面因素，參考相關文獻綜合考訂，以減少錯誤。
例2：《存吾文稿》不分卷《詒穀草堂詩集》一卷，清余廷燦著。《存吾文稿》內封牌記鐫：「咸豐乙卯年（五年，1855）重鐫雲香書屋藏版」；《詒穀草堂詩集》無牌記，卷前有道光二十七年（1847）閻其相序。此書在編目時產生兩點疑問：第一，牌記既曰「重鐫」，所據底本為何？第二，《文稿》《詩》集》行格相同，共一個牌記。但《文稿》下書口墨口，刻陰文葉號；《詩集》則白口，刻陽文葉號。二者字體也不一致。《文稿》《詩集》究竟屬合刻還是合印關係⑥，《文稿》的牌記信息是否適用於《詩集》？
為解決第一個「重鐫」底本的疑問，檢《存吾文稿》著錄版本，主要有：
《存吾文稿》不分卷，雲香書屋嘉慶六年（1801）刻本（簡稱「嘉慶本」）；
《存吾文稿》不分卷，雲香書屋咸豐五年刻本（簡稱「咸豐不分卷本」）；
《存吾文稿》四卷，雲香書屋咸豐五年刻本（簡稱「咸豐四卷本」）；
《存吾文稿》四卷，光緒三十四年（1908）授經堂刻本（簡稱「光緒本」）。
比對各版本⑦。第一，嘉慶本與咸豐不分卷本同板，且嘉慶本版心墨口、陰文葉數的版式特徵，咸豐不分卷本均未加改變。二本區別在於：1）內封牌記不同，嘉慶本鐫「嘉慶辛酉年鐫雲香書屋藏版」。2）咸豐不分卷本有《先府君行述》，嘉慶本無。據《行述》「（先府君）卒於嘉慶三年（1798）」「今去府君之沒十有九年矣」，文約作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宜為咸豐不分卷本增刊，收錄於《詩集》之後、通書之末，版心整體仍保留為墨條，與《文稿》一致。綜上，咸豐不分卷本與嘉慶本同板，實為嘉慶本的後印本⑧。
第二，光緒本《文稿》牌記鐫「光緒戊申年孟春月重鐫」，分四卷。經比對：光緒本《文稿》正文部分仍屬嘉慶本的後印本，對原板加以剜改，增刊序跋小傳內容。具體包括：1）卷首增刻蔡上翔《敘》、《國朝學案》小傳、《國朝先正事略文苑傳》小傳、《墓表》《輓章》。2）重刻《目錄》，析分四卷。3）通書版心均改白口、陽文葉號，版心增刻卷次（圖1-4）。4）卷一首篇《原文》通篇重刻。案，原板不分卷，通書僅於首篇《原文》第一、二行鐫題名、著者，每篇的板片獨立不相連屬；光緒本在分卷以後，卷一首篇《原文》重刻為卷端無題名、著者，以與分卷後的卷二、三、四保持卷端一致。所有剜改、增刊的刻字體，除書首《蔡敘》另用序跋字體外，均一致。5）光緒本《文稿》在篇次上有小範圍調整。

圖1.咸豐不分卷本《送同館謝蘊山出守鎮江序》

圖2.光緒本卷三卷端暨首篇《送同館謝蘊山出守鎮江序》

圖3.咸豐不分卷本斷板

圖4.光緒本同葉斷板
第三，咸豐四卷本與光緒本同板，內容相同；咸豐四卷本與咸豐不分卷本同一牌記。《文稿》析四卷究竟出於光緒本還是咸豐四卷本？暨咸豐牌記究竟屬於咸豐不分卷本還是咸豐四卷本？檢四卷本增刻《國朝先正事略》小傳，據該書作者李元度同治五年（1866）自序「稿甫脫，適奉於役黔東之命。以兩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棄之也，爰付剞劂氏[5]」，出版不早於本年，在咸豐五年之後。則包括《國朝先正事略》小傳在內的四卷本增刻、剜改都在同治五年之後，即出自光緒本。所謂「咸豐四卷本」實際是咸豐不分卷本牌記與光緒本《文稿》的合體。
第二個疑問，《詒穀草堂詩集》與《存吾文稿》是合刻還是合印關係，《文稿》牌記信息是否適用於《詩集》？檢各版《存吾文稿》對《詩集》的著錄：1）嘉慶本僅《文稿》，時在道光二十七年以前，《詩集》尚未付梓。2）咸豐四卷本未見著錄《詩集》。3）咸豐不分卷本著錄「《存吾文稿》不分卷《詒谷堂詩集》一卷，清咸豐五年雲香書屋刻本[6]」，以《文稿》《詩集》合刻⑨。4）光緒本《詩集》卷前特設「光緒戊申年孟春月重鐫」牌記同《文稿》，一般著錄為「《存吾文稿》四卷《詒穀草堂詩集》一卷，光緒三十四年授經堂刻本」，即《文稿》《詩集》合刻。
經比對，咸豐不分卷本與光緒本《詩集》完全同板⑩。既知咸豐不分卷本實為嘉慶本的後印本，則《文稿》《詩集》必非合刻，那麼《詩集》是否與咸豐不分卷本《先府君行述》同時所刻呢？據《詩集》閻其相序及卷端署名，長沙丁取忠於道光二十七年索得詩遺稿，與閻其相共同校訂，由鄧輔綸、鄧繹兄弟出版。《中國古籍總目》著錄「清道光二十七年都梁鄧輔綸刻本日本東方[7]」，該本未見，但咸豐本《詩集》與《文稿》的版式、字體既有所區別，尤其考慮到咸豐本增刻《行述》保留嘉慶本原有版式，若同時增刊《詩集》卻一易版式、字體，不甚合理，則咸豐不分卷本《詩集》有較大可能即道光二十七年鄧氏刻本。按鄧氏刻《詩集》出版地應在長沙⑪，而《文稿》為長沙余氏家刻⑫，《詩集》很有可能後來轉歸雲香書屋藏板，《詩集》與《文稿》合印，出版年與出版者均不宜直接據牌記著錄。
此例中，著錄嘉慶刻、咸豐「重鐫」、光緒「重鐫」本，《文稿》主體均為嘉慶刻原板，咸豐、光緒本僅對原板各有增附、剜改。若僅據牌記著錄，就不能揭示後二本為嘉慶板後印本的出版事實，易產生重刻新版的誤會。在這種情況下，考察「重鐫」」所據的原本，以此為線索進行版本比對，是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此外，對於合刻或合印文獻的判斷，以及相應對牌記信息的使用，也應持更加謹慎的態度。

二、對序跋內出版信息未充分利用——以合刻合印本為例
「依據古書原有的序跋來鑒定古書版本，是古書版本鑒定中最常用的辦法，有時也是最可靠的辦法。[8]」但古籍序跋有新撰、舊題，請閱、付刊，分卷、總集序跋等各種情況。其中合刻合印本序跋，既是判斷合刻或合印的主要依據，又往往具分、合之別，所包含的出版信息未必一致，有時互補，有時無關，甚至矛盾。在編目實踐中，容易產生如下問題：
（一）忽視合刻合印本內卷帙在後的序跋
例1：《敦艮吉齋詩存》二卷《文存》四卷，清徐子苓著。版本著錄主要有：
《敦艮吉齋詩存》二卷，清同治五年刻本。
《敦艮吉齋詩存》二卷《文存》四卷，清同治五年刻本。
《敦艮吉齋詩存》二卷《文存》四卷，清同治刻本。
《敦艮吉齋詩存》二卷《文存》四卷，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
《敦艮吉齋文鈔》四卷《詩存》二卷，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集虛草堂刻本。
光緒十二年刻本為徐子苓子伯源所刊（簡稱“家刻本”），光緒三十二年刻本為李國松《集虛草堂叢書甲集》本，二者著錄較統一。同治刻本則著錄複雜，有的僅詩集，有的詩文合集，又有同治間不同年份的區別。著錄同治刻各本是何關係？詩、文集間又是何關係？為解決這一疑問，考察與各出版年相關的序跋⑬：
同治五年刻書序跋，有同治五年自跋；本年英翰序：「余既刻徐君易甫之詩」；同治四年（1865）馮志沂序：「頃之，君故人今方伯英公自潁州來，謀刻君詩而屬余為之序。」同治十年（1871）刻書序跋，有本年自跋：「前年於壽春晤鐘祥胡君稚楓，為指示脫誤若干條；今春武進錢君愉庵復就胡君所閱本通事校讎。⑭」需注意的是，以上所有同治五年、十年刻書序跋，都在《詩存》卷內，內容均明確就「詩」而發，直至光緒家刻本《詩存》，都未添新序跋⑮。
再檢《文存》，有咸豐十年（1860）翁同書舊序（「君來壽州，因得讀其十年前所箸。既竟，乃序其端」），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年（1872）題詞兩條，同治九年（1870）自識一條，內容都非關刻書。刻書相關的，為家刻本《文存》目錄後鐫光緒十二年伯源刻書跋識：「先君詩二卷，文四卷。同治五年，詩刊於潁，十年再刊於皖，時胡丈稚楓、錢丈愉庵通為校讎。光緒元年（1875）敝廬災於鄰火，版灰去，獨文稿存。」「（予）乃鬻產鳩刊……詩二卷，向經胡、錢兩丈校定；文四卷，先君病中自訂者，其體例仍舊。」其中「同治五年……版灰去」都指《詩存》，同治五年、十年兩刻亦指《詩存》。跋識繼而說明，家刻本詩據同治十年本重刻，文由徐子苓自訂，義更明確：同治五年、十年兩刻只有《詩存》，《文存》遲至光緒十二年才首次據訂稿付梓。即：同治各刻僅《詩存》單行，家刻本首次合刻《詩存》《文存》。
經眼幾種著錄同治五年、同治間詩文合刻《詩存》《文存》，實際都為家刻本，更有同一館藏的家刻本《文存》（無《詩存》）著錄正確，完整合刻本卻著錄為同治本。究其原因，是家刻本《詩存》編次在前且無新刻的題跋文字，而這應是出版者為完整保存「版灰去」的同治十年舊刻面貌，特將新刻信息體現於編次在後、首次付梓的《文存》內。
例2：《石蓮闇詩》六卷《詞》一卷，吳重憙撰。內封鐫「丙辰（民國五年，1916）仲冬開板」。此書一般著錄「民國五年刻本」。待分別檢看《詩》《詞》序跋，《詩》僅有宣統二年（1910）自敘。《詞》有民國二年（1913）李葆恂題識、民國三年（1914）章鈺題識，內容論詞集；民國四年（1915）吳昌綬跋：「昌綬亟以為請，乃手授詩詞稿，屬同志審訂。……詞刻先成，因志緣起。」本書的卷次雖是先《詩》後《詞》，吳昌綬《詞跋》實為詩、詞二集總跋。既曰「詞刻先成，因志緣起」，詞刻先於詩，且民國四年已梓成，而非內封所鐫」丙辰仲冬開板」。檢館藏另有單行本《石蓮闇詞》一卷，與《石蓮闇詩》所附《詞》同板，單行本有內封鐫「乙卯新刊」。可知《詞》《詩》為合印，非合刻。詞集先刻成時原有內封紀年，詩刻成後二集合印，撤去詞集原內封，二集遂成一整體，卻使民國四、五年先後刻成的書板合印，一變而為民國五年合刻。若非通過序跋加以分辨，《石蓮闇詞》就有可能誤為民國四年、五年兩個版本。
二例一合刻，一合印。合刻合印本，尤其合刻，多以書首序跋最具整體性。而二例均是卷帙在後的合刻合印本序跋，不僅說明合刻或合印關係，更包含整體的出版信息。對合刻合印本各部分序跋，應予同等重視，避免「重前輕後」。
（二）對序跋信息的運用欠缺整體性
例：《朱秋厓詩集》四卷《文集》不分卷，清朱克生著。《詩集》卷前有同治五年朱士端序、同治四年朱百琦《六世祖行略》；卷末有同治四年朱百度跋。《文集》卷前有同治四年朱百度跋，卷末有光緒八年（1882）陳彝跋。本書著錄情況複雜，主要有：《詩集》同治四年刻、《詩集》同治五年刻、《詩集》《文集》同治五年至光緒四年（1878）刻、《詩集》《文集》光緒六年（1880）刻、《詩集》《文集》光緒八年刻等。首先根據序跋分析著錄中涉及的具體年：
《詩集》朱士端（銓甫）序曰：「今秋，族侄琬如（百琦）奉公全集屬為校刊，綢繹再三，粗成定本，復托王君樹軒、從侄權之，並將《詩准》殘帙賡入全書，匯刻若干卷，仍其舊曰《朱秋厓集》。」署同治五年十月⑯。第一，從行文邏輯而言，序之署年應與序中「今秋」為同一年。第二，朱百度（權之）跋：「百度舊藏稿本……今夏延王樹軒先生擇千餘首合為四卷。……琬如兄以銓甫從父選本鳩集手民，壽諸梨棗，百度遂出斯編，以與挍訂。」署同治四年九月。朱百琦《六世祖行略》：「全集藏於家。……敬啓敝簏，將次鋟板。」署同治四年孟秋。朱士端序中「今秋」與百度、百琦所署同治四年的九月、孟秋時間連貫，為同一年秋。則序署「同治五年十月」應作「同治四年十月」。三篇序跋所言之事在同一年夏秋間，即將朱百琦請朱士端校訂本，朱百度、王樹軒選本，合二者成集付梓。第三，通書未見其他「同治五年」的時間標注，則著錄「同治五年」的依據僅為朱士端序。署年既誤，《詩集》出版年可明確為同治四年。
《文集》同治四年十二月朱百度跋：「今年秋，從兄琬如以《秋厓公詩集》質諸銓甫從父，訂成善本，已付剞劂，復以《文集》授百度校讎。」結合光緒八年陳彝跋：「右《朱秋厓公詩集》四卷，《文集》□卷，光緒庚辰（六年）刊成，表兄琬如以示彝，且命為跋。」可以明確，同治四年秋《詩集》付梓，是年冬，擬校訂《文集》以備刊行，至《文集》刊成已光緒六年。《詩集》《文集》為合印關係，刻字面貌有較大差異，陳跋舉詩、文集並稱「刊成」，是泛言而指。同時，陳跋葉的刻字、板框等亦與《文集》、朱跋不相一致，是文集刻成後隔年再跋並增刊。綜上，《詩集》《文集》合印，非合刻，出版項應分別著錄。《詩集》出版年為同治四年；《文集》出版年範圍在同治四年至光緒六年之間，光緒八年增刊跋文。
本例中，全面、綜合地理解並運用序跋信息是著錄關鍵。通過充分發掘序跋信息，有所辨訂，確定合印關係，以獲得較精確的出版信息。
綜上，對於合刻合印古籍，對各部分序跋應予同等重視，考量各序跋的相互性與獨立性，充分發掘序跋內出版信息，以獲得更精准完備的編目數據。

三、對序跋與牌記信息的不一致未加辨析
牌記與序跋都是鑒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據。編目中會遇到一書牌記與序跋信息不相符的情況，鬚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析。
例1：《九數通考》十一卷，卷首末各一卷，清屈曾發著。有三欄牌記鐫：「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新鐫九數通考豫簪堂藏版」。卷前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序。本書版本著錄主要有「乾隆三十八年豫簪堂刻本」「乾隆三十七年豫簪堂刻本」，分歧在出版年。前者據戴震序年，後者據牌記。序跋與牌記信息不一致導致著錄不同，須加辨析。
考《九數通考》原名《數學精詳》，後經戴震易名《九數通考》⑰。乾隆三十七年豫簪堂刻《數學精詳》，牌記三欄鐫「乾隆壬辰新鐫數學精詳豫簪堂藏版」，無戴震序。經比對，豫簪堂《數學精詳》《九數通考》正文同板，惟《九數通考》在更名、增序之時，撤換了內封，又將書板卷端、版心上書口書名、行文中提及的原書名等進行剜改，並修正了原板若干訛誤，其出版年應著錄為「乾隆三十七年刻，乾隆三十八年修板」。
例2：《三近草堂詩集》八卷，李福基著。牌記鐫「光緒壬寅（二十八年，1902）冬勺湖漁墅開雕陽湖汪洵署檢」。此書一般據牌記著錄為「清光緒二十八年勺湖漁墅刻本」。然檢其序跋，最遲為民國六年（1917）。那麼，此書是否為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六年的增續本？檢看本書序跋⑱：
序一：光緒癸卯（二十九年，1903）汪曾蔭序曰：「今春，戚生玉豐偕之來謁，一見如故，遂相往還，出其所著《三近草堂詩稿》相商搉。」
序二：光緒己亥（二十五年，1899）戚逢年序曰：「君問序於余，以為非余莫任。」
序三：宣統元年（1909）牟鼎彝序曰：「客臘，袖其《三近草堂集》以示余。」”「詞章不能廢，即瘦岑之古今雜體亦歷久不廢。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序四：丁巳（民國六年）王鴻翔刻書跋識：「《三近草堂詩》，山陽李瘦岑明經手訂稿也。」「詩集成帙，舉付手民，未及蕆事，遽歸道山，家人克承先生之志。」
序五：光緒己亥自序。
考察各序：1）五序中，僅民國六年「序四」為明確的刻書序。2）「序二」與「序五」作於光緒二十五年，據內容為編集成帙而序。但其年在牌記的光緒二十八年以前，且《詩集》按年編次，卷四「戊戌（光緒二十四年，1898）至庚子（二十六年，1900）」，序年夾於分卷之內，有所不諧。3）光緒二十九年「序一」，為獲覽之序，不詳所示《詩集》是否刻本；但曰「相商搉」，多指稿本。時在牌記年之後，尚可勉強理解為光緒二十八年刻本之後的續稿。4）最關鍵的是宣統元年「序三」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實為當時尚無刻本流傳的明證。
五篇序文既說明民國六年的刻書事實，又點明直至宣統元年尚無刻本。且《詩集》通書字體、版式風貌貫連一致，無續刻特徵，書目著錄與存世本亦未見不同卷帙者。綜上，此刻既非如牌記所示的光緒二十八年刻本，亦非自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六年的增續本，應是最終一次刻成。李福基卒年不詳，可著錄《詩集》出版年範圍為作品截止年⑲至刻書序年，即「宣統三年（1911）至民國六年間」。光緒二十八年牌記或是當時原擬付梓，留用於後來。
二例牌記與序跋信息不一致，前者以牌記為準，後者以刻書序跋為準，而經細讀序跋，發掘、辨析其中的出版信息，結合具體版刻情況，可獲取更準確的鑒定結果。

四、結語
本文從古籍牌記的辨訂，序跋內容的發掘考訂，牌記與序跋的辯證採用三方面，以編目工作中實際遇到的個案為例，對版本問題的發現與解決進行討述。古籍編目是一個不斷修訂錯誤、獲得新知的過程，只要勤於積累，善加總結，就能向完善的古籍編目更進一步。

注釋：
①本文所討論的「序跋」指古籍原有序跋，不包括古籍流通過程中產生的後人題跋識語。
②牌記導致的鑒定錯誤還包括新刊本沿用原本牌記等多種情況，以非本文舉例論述對象，謹從略。
③《中國叢書綜錄》（一）《柚堂全集》著錄子目：《柚堂文存》四卷、《皆山樓吟稿》四卷，乾隆五十七年寶綸堂刊；《柚堂筆談》四卷，乾隆三十四年潘蓮庚刊；《教稼書》二卷；《補漢兵志》一卷，乾隆三十四年般陽書院刊。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一），中華書局，1959年，第514頁。
④般陽即清濟南府淄川縣，漢置舊名。
⑤《柚堂筆談》未見著錄有牌記本，或以此書屬個人著作，書板未歸書院。
⑥《文稿》《詩集》合冊，北師大圖書館藏本非孤例，故排除二者在流通過程成為合訂本的可能。文中「合印本」各例同。
⑦嘉慶本所用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索書號X/810.76/8019），咸豐四卷本所用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索書號Y/5531.4/8919）以及HathiTrust提供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本書影(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nnc1.cu50768077&seq=1)。二種北大圖書館藏本均請北京大學杜以恆老師代查，特此致謝。
⑧「後印本」的定義，參賈衛民《對古籍版本目錄學的探討》：「凡有據可見，印本年代非在正文刻成年（或稍後一、二年），正文書板無增易，或僅有局部剜改（包括大題、諱字、參校刊梓等人名氏）、增刪序跋、附錄，或書板已見明顯斷裂、模泐等屬之。」賈衛民撰《對古籍版本目錄學的探討》，《圖書館學研究》，1997（03），第88-94頁。
⑨《販書偶記》亦著錄「《存吾文稿》無卷數《詒穀草堂詩集》一卷，咸豐乙卯雲香書屋重刊」。孫殿起撰《販書偶記附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09-410頁。
⑩《詒穀草堂詩集》版本比對，咸豐五年不分卷本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索書號847.4988）；HathiTrust提供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索書號5487/8919）書影（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hvd.32044067892083&seq=1）；光緒本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索書號6575）。光緒本《詩集》附有《續詩集》四葉，與光緒本《文稿》剜改、增刊的刻字體一致，為光緒本所增，本文不納入《詩集》的版本比對。
⑪校訂者丁取忠（1810-1877），湖南長沙人，道光十七年入讀長沙城南書院；閻其相（生卒年未詳），湖南長沙人，諸生，肄業城南書院。出版者鄧輔綸（1828-1893），湖南武岡州人，咸豐元年副貢；鄧繹（1831-1900），輔綸弟，兄弟二人同入城南書院讀書，曾於咸豐元年（1851）與同學王闓運結蘭林詞社於長沙。四人俱於道光年間入讀城南書院，據以推斷出版地在長沙。
⑫雲香書屋為余廷燦藏書室名。余廷燦(1735-1798)，湖南長沙人。《詒穀草堂續詩集》有詩題曰：[吾徙宅於茲，剩數椽古屋，僅貯遺經，額曰『雲香書屋』。]可知雲香書屋本為長沙余氏家刻。
⑬《集虛草堂叢書甲集》本為重新編訂本，從略。
⑭同治十年刻本未見。本文所引同治十年刻本內容，均據家刻本引錄。
⑮序跋之外，還有卷前《題詞》。同治五年本都為道光、咸豐時題詞，同治十年刻本增加兩條同治七年胡稚楓題詞，與同治十年刻書自跋所言相應。
⑯朱士端序收錄於《吉金樂石山房文集續編》，篇題《五世叔祖秋厓公詩集序》，未署年。
⑰同治十年學海堂重刊《數學精詳》伍仲贊跋：「常熟屈省園所著算書原名《數學精詳》，戴東原氏為之序，且改名《九數通考》。」（清）屈曾發撰《數學精詳·伍仲贊跋》，清同治十年學海堂刻本，卷後。
⑱序一至五編號為筆者行文方便所自擬。
⑲《三近草堂詩集》收錄作品最遲為宣統三年。

參考文獻:
[1]張志清，李華偉，王鷙嘉，等.普查·總目·書志——「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古籍編目實踐[J].古籍保護研究，2020(1):1-12.
[2]嚴佐之.古籍版本學概論[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130-131.
[3]盛百二.先府君行述[M]//盛百二.柚堂文存：卷四.福建:寶綸堂，1792(清乾隆五十七年):17-20.
[4]盛百二.先妣馮孺人述略[M]//盛百二.柚堂文存：卷四.福建:寶綸堂，1792(清乾隆五十七年):20-22.
[5]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自序[M].湖南：循陔草堂，1866（清同治五年）：2.
[6]哈佛燕京圖書館,中華書局.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M].北京:中華書局，2020:1270.
[7]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集部[M].北京:中華書局，2012:1519.
[8]李致忠.古書版本學概論[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143


本文原刊古籍保護研究第1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