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故紙尋真—沈津先生答客問》
讀《故紙尋真—沈津先生答客問》
勵雙傑
收到南京大學圖書館謝歡副館長與袁佳合編的《故紙尋真—沈津先生答客問》已有一段時間，這本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於今年四月出版的新書，一直置於我的案頭。我受沈津先生恩惠最多，銘感於心。沈先生曾多次帶領中山大學、復旦大學的研究生來到我的思綏草堂研學，上月底（10月28日）在復旦大學「第四屆藏書家古籍收藏與保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還贈我親筆書寫的「擁譜權拜小諸侯」墨寶（去年5月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四屆「古籍文獻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國際學術會議上，贈我「擁書權拜小諸侯」，我裝裱後掛在思綏草堂，先生這次把「書」字改成了「譜」字，以更貼近我收藏家譜的身份）。如今翻閱這本訪談錄，沈津先生溫厚的聲音、睿智的談吐，以及他那標誌性的謙和笑容，彷彿又浮現眼前。
《故紙尋真》收錄了二十餘年來各類媒體對沈津先生的十五篇訪談，內容涵蓋古籍版本目錄學的方方面面。翻閱此書，我不僅看到了作為學者的沈津先生，更看到了作為師者的沈津先生。這部訪談錄的獨特價值在於，它通過問答形式，將高深的專業知識轉化為平易近人的對話，使古籍版本目錄學這一看似艱深的學問，變得親切可感。
程煥文教授在序言中對沈津先生的評價極為精准：「從一事而終一生，不因孤寂易初心。」這句話道出了沈津先生學術生涯最本質的特徵。沈先生自1960年進入上海圖書館工作，至今已在古籍整理與研究領域耕耘六十餘載。從上海到香港，再到哈佛，他的職業生涯始終圍繞著古籍展開。在《一生只做一件事—答王雪霞問》中，沈津先生坦言：「我大約也算是和書有緣分，一輩子在圖書館裡和書打交道，搞了近五十年的書皮子。」這種「從一事而終一生」的專注，在當今這個浮躁的時代尤為難得。沈先生將自己的職業生涯概括為「管理圖書館裡的珍貴藏書，數十年不變，這彷彿也是命裡注定」。這種宿命感的背後，是對古籍事業的深沈熱愛與執著堅守。沈津先生的經歷印證了程煥文的判斷，他是一位「可以學習、可以模仿，但是無法複製的時代傳奇」。這種不可複製性，不僅源於他個人的天賦與努力，更源於那個特殊的時代機遇。他得到了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等版本學大師的親傳，又恰逢中美文化交流的特定歷史窗口，使他能夠先後在上海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和哈佛燕京圖書館工作，這種跨越三大文化區域的經歷，在當代學者中幾乎絕無僅有。
作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古籍版本目錄學家之一，沈津先生在書志寫作方面的成就尤為突出。在《書志及書志寫作—答張維祥問》中，他對書志的定義、特點與價值做了系統闡述：「書志是一部書的客觀記錄和自己主觀意見的結合，資料性和學術性的結合。它蘊含更多的信息量，比以往的敘錄、解題更符合揭示圖書形式和內容特徵的本質要求。」沈先生強調，優秀的書志應當「站在讀者、學者、教授的層面上去寫，從目錄學、版本學的角度去提供資訊」。他提出的書志寫作理念，既繼承了傳統目錄學的精髓，又融入了現代學術規範。從《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到《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沈先生的書志著作已成為古籍整理領域的典範。在訪談中，沈津先生毫不避諱書志寫作的艱辛：「所謂『看人挑擔不吃力』，不少人看了我們寫的書志總覺得很容易，不難。是的，確實不難。但是，每天寫一篇，面對不同的書、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版本，都要去查詢有關的材料，時間一長，就會有一種厭倦情緒。」這種坦誠，展現了一位學者對學術工作的真實態度，不誇大其詞的浪漫化，也不回避其中的困難與挑戰。沈津先生對書志價值的認識極為深刻：「大型圖書館編著善本書志不僅是對館藏古籍善本文獻的詳細記錄，使家底清楚，心中有數，同時還可以給有關研究者提供各種資訊，也可為其他圖書館編目人員核對版本提供依據。這不僅僅是擴大影響，而且是開發古籍文獻，實現資源共享的必要手段。」這番話道出了書志寫作的現代意義，它不再僅僅是學者個人的學術活動，更是文化遺產共享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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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經歷過傳統師承與現代學院兩種教育模式的學者，沈津先生對古籍人才培養的見解尤為珍貴。在《古籍版本鑒定人才的培養—答周余姣問》中，他提出了成才的三個條件：「第一是自己要立志，主觀上想學，甚至要把它當作一項事業去做。第二是要有好的導師，最好是一流的專家，他們實踐經驗豐富，可以從各方面指導你。第三是要有大量的善本書、普通線裝書以及工具書、參考書可以看、查，而且要不斷地總結。」這三個條件中，沈津先生特別強調了名師指導的重要性。他回憶自己師從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位先生的經歷：“雖然他們傾囊相授，無保留地將多年積累的經驗傳授與我，但對我個人而言，要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還需要學更多。”這種對師道的尊重與感恩，正是中國學術傳統中最珍貴的品質。對於年輕學人，沈津先生的建議樸實而深刻：「對於版本鑒定的專業人員來說，在埋頭實踐的過程中還要有自甘寂寞、不誘於物的修養，不讓外界爭名奪利的浮躁之氣來干擾自己。」他引用朱熹的話告誡青年學者：「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這些話語，對當下急於求成的學術風氣無疑是一劑良藥。沈津先生不僅言傳，更重身教。通過「書叢老蠹魚」博客，他結交了許多年輕朋友（我就是這樣認識了先生），「悉心的答問，不經意的指點，使許多鐘情古籍的青年如沐春風，受益匪淺」。這種知識傳播方式，打破了傳統學術的壁壘，使古籍版本目錄學走向更廣闊的公眾視野。
《故紙尋真》中《談談搖籃本—答王雪霞問》一篇，特別能體現沈津先生的國際視野。他對搖籃本（incunabula）的介紹，從術語溯源到特點分析，從古騰堡生平到歐美收藏，系統全面而又深入淺出。沈津先生指出，搖籃本的研究對於理解世界印刷史具有重要價值：「搖籃本的形制與面貌，是以當時的寫本為宗，力求無二致，期能吸引習於寫本之讀者購買，故最初期的印本自活字字體、彩飾圖繪到版式裝訂等，均與傳統寫本相似。」這種觀察，將歐洲搖籃本與中國早期印刷品聯繫起來，為比較印刷史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在介紹美國及國內搖籃本收藏情況時，沈津先生展現了其廣博的學識：「哈佛大學裡有一個賀騰珍本圖書館，那裡的收藏有許多是難得一見的孤本，該館屬於搖籃本的出版物有2000余冊，而古騰堡《聖經》也藏有兩部，是1454年的版本。」這些信息，對於國內學者瞭解海外珍本收藏具有重要意義。沈津先生的跨文化視野，源於他獨特的工作經歷。他是少數既精通中國古籍版本學，又熟悉西方書籍史的華人學者之一。這種雙重背景，使他的研究能夠「通中外漢籍之變，言人之所未言」，為古籍版本學開闢了新的學術空間。
謝歡博士在後記中敏銳地捕捉到沈津先生學術生涯中的兩個關鍵主題，「書緣」與「師緣」。沈先生自己多次談到：「人總是講緣分。我的『緣』有二，一是『師緣』，二是『書緣』。」這兩種緣分，貫穿了他的整個學術生涯。「書緣」使沈津先生與古籍結下不解之緣，從上海到香港，再到哈佛，他始終「在書叢裡探索學習」。而「師緣」則讓他有幸得到顧廷龍等大師的親傳，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這兩種緣分的交織，造就了一位卓越的版本目錄學家。值得注意的是，沈津先生不僅珍惜自己的「書緣」與「師緣」，更致力於為年輕人創造這樣的緣分。他接受復旦大學的聘請，擔任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不定期地從美國返回上海，為復旦大學的學子做短期授課講學」。這種傳承，正是學術薪火相傳的生動體現。
作為一部訪談錄，《故紙尋真》在體裁上具有獨特價值。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副館長、上海圖書館原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黃顯功先生評價道：「著名學者的訪談錄是一種十分親切易讀，專業聚焦的讀本。」這一判斷極為準確。與專著相比，訪談錄更加貼近學者的真實思想與情感；與論文相比，它又更加靈活生動，能夠展現學術研究的多個側面。謝歡博士的編選工作值得稱道，他不辭辛苦，「潛心收集20餘年來發表的各類採訪沈津先生的文字」，為學界提供了一部瞭解沈津先生學術思想與人生經歷的便捷讀物。這種文獻整理工作，看似不如原創研究那樣耀眼，實則對學術傳承具有重要意義。《故紙尋真》的出版時機也值得關注。程煥文序言中提到：「2025年，沈津先生80歲華誕，青年才俊謝歡博士編的《故紙尋真》當是廣大年輕學人向沈津先生致敬的美好獻禮。」在沈先生八秩華誕之際，這部訪談錄既是對他學術生涯的階段性總結，也是後學表達敬意的特殊方式。
翻閱《故紙尋真》，我常常想起沈津先生贈我的那句「擁書（譜）權拜小諸侯」。作為藏書者，我深知這句話的分量，它不僅是愛書人的自豪，更是對文化遺產守護者的禮贊。縱觀沈津先生的學術歷程，經眼善本兩萬余種，著述等身，桃李滿天下，正是這句話的最佳詮釋。從上海到哈佛，從傳統師承到現代學術，沈津先生的職業生涯跨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界限，卻始終堅守在古籍保護的陣地上。他的經歷，是一部活的當代古籍保護史；他的成就，是幾代中國學者接續奮鬥的縮影。《故紙尋真》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記錄了沈津先生的學術見解，更在於它展現了一位學者如何在時代變遷中堅守初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傳承文明。作為後學，我們感謝沈津先生的辛勤耕耘，也感謝謝歡博士的精心編選。相信《故紙尋真》會成為古籍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也會激勵更多年輕人投身這一事業。在古籍保護深入推進的今天，這部訪談錄的出版，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
本文原刊思綏草堂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