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燁齋學古筆記（三）下
宏燁齋學古筆記（三）下
沈津、殷雅琪
11.清代有的詩人高才早逝，詩集由朋友刻成。名氣大者如黃仲則，其早逝，世頗惜之，翁方綱採輯其詩為八卷，劉松嵐為鏤版以行，趙渭川又刻其集外詩甚多。小名頭的如長洲薛皆山，其詩皆獨造，自辟門徑，法式善稱其「亦近時有數才也」。彭尺木刻其詩三卷，為《香聞詩集》。又如松江王炘，其品格在蘇東坡、黃山谷之間，著有《吳淞草堂詩鈔》。王炘客死後，張子白為校刻行之。又如館陶耿伯符，有詩名，但遺稿零落，存者絕少。劉松嵐為伯符鄉人，最服膺伯符詩，搜訪遺章，欲為梓行，而殘縑斷楮不可多得。有的人根本無名，蚓唱蛩吟，沒於荒煙蔓草間，當然詩集亦不傳於世。有江南胡丐者，乞食肆中，暇則吟嘯，人亦不解其云何。死之日，題詩於壁，云：「生性原來似野牛，閒挾竹杖到江頭。飯籃帶雨留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腳踏翻塵世界，一身歷盡古今愁。從今不旁人門戶，猘犬何勞吠不休。」
12.山西巡撫噶禮溜須拍馬。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初六日山西巡撫噶禮上奏曾將皇上頒賞他的「允中樸素」四字，「敬造二匾，一懸奴才衙門內，一掛奴才衙門前牌坊，故官吏、閒員、書生、兵民皆不時得以瞻仰。今將皇上御書寶字勒於石，壘置山牆甫畢，正值年節，數日以來，遠近地方官吏、閒員、書生、兵民乃至白叟黃童群至瞻仰，俱皆嘆異，言聖主文才武功超乎萬世，天命聰睿，萬機之余，又書詩文，詢亙古所未有。皇上所書詩文，句句甚奇，筆下銀鈎鐵畫，不但垂垂萬萬年，真蔚為山西省大觀等語，無不喜悅者」。朱批：「知道了。」噶禮，滿洲正紅旗人，姓棟鄂氏。康熙間征噶爾丹，以督運兵糧功累遷山西巡撫、兩江總督。性貪贓，與張伯行互劾，奪職。後以謀害其母，賜自盡。
13.《安樂康平室隨筆》卷一有：「本朝人所刻之書，以康熙間最為工整，至當時欽定諸籍，其雕本尤極精良，然大都出自臣工輸貲承辦…蓋其時士大夫中，皆以校刻天府秘籍、列名簡末為榮，故多有竭誠報效者。
14.「洗馬」，掌四庫書籍、繕寫、刊緝之事。「洗馬」是漢代至清代都有的一種官職，膾炙人口的《陳情表》作者李密，就曾被任次「太子洗馬」，故而在《陳情表》中有「尋蒙國恩，除臣洗馬」之句。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考證，「洗馬」即先秦文獻中的「先馬」，因為「先」與「洗」同音，所以在《韓非子•喻老》中，又寫作「洗馬」，稱「勾踐人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此「洗馬」即「先馬」，其本義為「馬前引導之人」。南朝的梁朝時，「洗馬」又為典經局下屬官。隋唐以後，司經局洗馬就成為太子屬下專管書籍的官吏，「掌四庫書籍、繕寫、刊緝之事」（《舊唐書•職官志三》），完全是成天與書本打交道的文職。唐初名臣魏徵，在投唐之初，就任過這種「太子洗馬」。清代的司經局洗馬，是從五品官，滿族、漢族各一人。擔任洗馬的這一漢族人，還要兼任翰林院編修。
15.李調元刻《童山文集》，自序云：「今之刻文集者，莫不請當代名人為序，蓋欲人之譽己，不欲人之毀己，故借名人以傳也。其實傳不傳，不繫乎人而繫乎已。已果可傳歟，人雖欲毀之而不能也；己不能傳軟，人雖欲譽之而不得也。」
16.顧廷龍先生認為：「公文紙質量較高，所以能兩面用。莫氏《經眼錄》載《集古文韻》五卷，紙背有開禧元年字樣，書刊於紹興，相間七十四年。公文紙年號不就是刻印書的年署。以此書為例，要相差七十四年，推想《王文公集》，可能向氏後人所刻印。」（顧廷龍日記1988年5月24日）
17.印書難。在過去，弟子為先生印書，子孫印行先人的書，地方印行鄉賢的書，富厚的人為寒儒印書，都被看作善舉。如藏關係人的原稿，奇貨可居，坐視它的毀滅，才算是一種罪過。繆荃孫跋曹溶《流通古書約》說：「荃孫官京師，一鉅公藏父執手稿，珍重而篋藏之。有叩之者，則曰：書固在也，欲刻久矣；有借錄者，則曰：刻必貽君，何不省此一鈔手；有欲為之刻者，則曰：我之責，不能諉諸人也。迫鉅公歿，而書卒不傳。其心非不知寶愛，而無計流通，終至湮滅。張元濟跋顧氏《秀野草堂圖卷》可參考。」
18.傅增湘為趙萬里謁見徐乃昌而寫的信。云：「茲懇者，友人趙君萬里，現任北平圖書館事，兼充北平大學教授，夙研求版本目錄之學，聞見賅博，與弟至契，刻以事來申，素仰我公宿學高明，欲奉謁台階，叩聆教益，敢以尺素為介，敬祈延接，指示一切，無任感荷。再者，趙君久聞劉君惠（晦）之收藏三代彝器極富，館中欲得其拓本全部，此事業有人接洽，趙君竊欲奉訪惠翁一談，並擬拜觀一二，擬奉煩我公介於惠公，俾得進謁。深知執事獎成後進，必不吝齒牙余論也。」可見傅增湘對趙萬里多方扶持。
19.翁方綱（覃溪）《蘇齋圖》。楊鈞撰《草堂之靈》第117頁有《記蘇齋圖》：「翁覃溪《蘇齋圖》，宋葆醇、洪範各繪一紙，宋為橫幅，洪為直幀，皆尺方內外。江德量輩或為詩，或為記，共近十幅，惜紙質大小不一，不便裝池。何紹基蝯翁裝成寬大橫幅，如破衲衣，殊不雅觀，非名品也。覃溪喜為東坡作壽，一時名士，咸集蘇齋，各顯所長，成書作畫。圖中有一人彈琴，及閱詩記，始知為高道人，非蘇齋主人，喧賓奪主，畫手粗心處也。」書藏哈佛燕京圖書館，號為SS58/428B。
20.近代藏書家吳昌綬嫁女兒蕊圓，是在1917-1918年之間，嘗檢出其雙照樓所藏明刻及舊抄善本四十種出售以充嫁資，由張庾樓作介，為葉景葵購去，是為葉氏蒐羅善本之始。上海圖書館藏《吳伯宛先生遺墨》，稿本，一冊，有葉景葵跋，記與吳昌綬交往及[蒐羅善本之發軔]等往事。云：「伯宛先生任隴海路局秘書時，屢於宴敘中接談，而未得請益之機會。其時收人尚豐，因喜購故籍及金石精本，整理刊印，不惜重資。性又豪邁，用度仍苦不足。民國六七年間，將嫁女蕊圓，檢出所藏明刊及舊抄善本四十種，定價京鈔一千元出售，以充嫁資。余請張君庾樓為介，如值購之，是為余蒐羅善本之發軔。其時京鈔甫停兌，市價八折，實費現幣八百元也。某年再人京，影刊《宋元詞集》已告成，初印若干部，無資續印，余約友人集款三百元附印十部，余得二部。及先生捐館舍，後再人京，則《松鄰遺集》刊成，無人任剞劂之費，板存文楷齋，由邵伯絅同年發起，付文楷四百元，刷印五十部，余出二百元，得書二十部，余以前此京鈔購書折價，正短二百，藉此以報先生也。此二十部攜至上海，分贈同志，求者紛至，無以應之。寒齋僅存一部，今捐藏合眾圖書館矣。《遺集》卷帙無多，因先生文稿，隨手散佚，未曾彙寫，故蒐集至難。又編定者次章式之同年，以謹嚴為主，淘汰不少假借，式之親為余言之。式之與先生以文章道義相砥礪，自任身後定文之責，以為非如是，不足以報死友也。先生博覽多聞，襟懷曠朗，不愧繡谷家風。僅此區區表見之文字，不足以盡先生之長，乃並此數卷遺文，亦復流傳未廣，寧非後死者之責歟！起潛兄搜得零稿，補苴掇拾，用意甚勤。倘續有所獲，編成補遺，並人原集，重為刊印，余雖老矣，尚願力助其成也。己卯小雪後四目，葉景葵記。」
21.清高宗考訂宋槧勤有堂書。「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跡，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注杜詩》，向稱為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為元仁宗年號，則其版似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墊，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宋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著傳諭鐘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板源流，及勤有堂昉於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跡已無可考，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此系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鐘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為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據奏，余氏後人余廷勷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為業。彼時外省版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餘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為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即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余氏勤有堂名之外，別有雙桂堂、三峰書舍、廣勤堂、萬卷堂、勤德書堂諸名。其主有靖安（亦作靖庵）、唐卿、志安、仁仲諸人，蓋皆余氏之宗人也。《千家集注分類杜工部集》及《分類李太白集》，皆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書木記，別一本則將此記削去，而易以汪諒重刊字樣。豈余氏入明，族浸式微，以舊版片售之於汪諒歟？
22.「天祿琳琅」有宋巾箱本《五經》。世之刊印小冊者，謂之巾箱本。其書無所不備，又以其可藏懷袖，別稱袖珍本，以行密字展、刻面纖朗見長。南朝齊衡陽王蕭鈞嘗手書《五經》，部一卷，置之巾箱中。待讀賀玠日：「殿下家有墳索，復何細書，別藏巾箱？」曰：「巾箱中檢閱既易，且更手寫，則永不忘矣。」諸王聞之，爭效為巾箱。後謂書籍之細書小本者為巾箱，始於此。「天祿琳琅」所有宋巾箱本《五經》，為《易》《書》《詩》《禮記》經文，《春秋左氏經傳》不分卷，行密字展，朗若列眉。高宗御製《樂善堂集》，有《天祿琳琅鑒藏舊版書籍聯句》云：「小字巾箱尺寸強。」
23.1941年，經顧廷龍先生努力，熊希齡遺稿入藏合眾圖書館，顧云：「一九四一年華北大水災，葉先生念及熊秉三先生之遺稿，即請人至其津邸將遺稿托中興輪船公司妥運來滬，以免損失。葉先生啓箱視之，皆重要史料也。因庋之書庫最高爽處，不致受潮。明年彥文夫人自桂林返滬，葉先生陪至合眾圖書館，介紹與龍相見。並告夫人日全部遺稿已交廷龍妥善保管，異日將為熊先生遺稿陸續出版。不意曾無幾時，物價騰貴，合眾經費日益支絀。未幾葉先生因病逝世，此事遂成虛願。」葉先生即葉景葵。彥文夫人即毛彥文。此事直至1982年2月12日，毛彥文在台灣寫信致顧先生，信由美國友人再轉上海朋友遞交，顧先生見到此信時已是3月7日了。
24.觀古今之書法大家，無不以治學為根本，書法乃為餘事。以國學為根底，而發為書法，便具內涵，有神韻，有意趣，有書卷味，耐人品讀，耐人咀嚼。一些國學大家，偶然說書，乘興命筆，任情適意，不事雕琢，不求其美，而美竟在其中。人因學養、閱歷，審美之不同，所書自會各具面目，各具風貌，各呈風采，絕不雷同，競現風流。風格特色皆自然形成，自然流露，若著意追求，矯揉造作，捨本逐末，徒成下品。作書最要泯沒稜痕，不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雲：「天真爛漫是吾師。」此實為丹髓也。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如一定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輓處，即佈置得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疏密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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