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藏書印譜》編纂記

《廣東藏書印譜》編纂記

莫俊

歷時5年編纂完成《廣東藏書印譜》一書，已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為考察廣東歷史文化提供了新視角，對於研究廣東人物生平、機構變遷、文獻鑒藏、典籍聚散有重要價值。

2018年我以「歷代古籍所見廣東藏書鈐印的蒐集整理及印譜編纂」為題申報廣東省社科規劃項目並獲批，正式開展廣東藏書印的專題整理。《廣東藏書印譜》（後稱《印譜》）作為該項目的最終成果，歷經數載終於完稿，又承蒙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助力刊行，欣幸之至！

2008年研究生畢業後，我應聘到暨南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值古籍普查在全國範圍開展，入職後便有幸參加該項重大文化工程。古籍普查著錄項目多達20餘項，其中一項專門著錄藏書印，旨在考察古籍的鑒藏、流傳和版本價值。古籍中的藏書印多用篆刻，其中古文字的使用情況較為複雜，使得鈐印著錄成為古籍普查中較有難度的項目之一，需要普查人員具有一定的古文字和篆刻知識積累。2009年廣東省古籍保護中心舉辦過一期古籍普查培訓班，專門邀請篆刻家講授篆刻知識，這可以說是普查培訓的一個創舉，可惜的是未得到進一步推廣。當時我有幸參加此次培訓，深受啓發，獲益匪淺。我研究生專業是民族語言文字研究，古文字學是專業課程之一，加之對書法篆刻有所涉獵，所以對於藏書印的釋讀和著錄上手較快。自參加工作開始，每日普查古籍，釋讀鈐印，日漸積累，逐步引發了對藏書印在釋讀、著錄、整理、數字化及學科交叉研究等方面的諸多思考和設想。

編輯《印譜》是我較早思考的一個題目。藏書印的發掘整理雖已取得開拓性的成果，在整理方法和刊布體例上不斷進步，但總體而言仍處於初步階段，藏書印資源尚未得到系統整理、科學揭示及合理開發，是古籍整理的薄弱環節和冷門領域。分域整理藏書印是考察地方歷史文化的一個新視角，對於研究地方人物生平、機構變遷、文獻鑒藏、典籍聚散有重要價值。目前區域性整理的實踐及成果稀少，對廣東藏書印進行系統整理的工作此前未見開展，缺乏在時代、種類和數量上系統刊布廣東藏書印的成果。雖然古今各類書目題跋也有對古籍藏書印的著錄，但都僅是從文獻角度進行印文著錄及形制描述，缺乏印章印跡原貌的呈現，篆刻的形制美、線條美、章法美、刀法美等視覺感受未能得到有效傳遞。如能編輯以藏書印為主題的印譜，圖文並茂地呈現藏書印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則既可為廣東藏書史、篆刻史等地方歷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新視角和新材料，又可作為古籍編目、整理和出版的參考工具。這就是我選擇此題目的動因和初衷。

藏書印的直接來源是圖書，古籍中藏書印是最為豐富的，民國以後藏書印的使用日趨式微。廣東歷史上的公私藏書大部分在本地區保存與流傳，存世者大都集中收藏在廣東地區的各類圖書館、博物館及私人藏書家手中，這些藏書中蘊含豐富的廣東藏書印材料。我在暨南大學圖書館工作，因為申報國家和省級珍貴古籍名錄需要，得以經眼並著錄大量善本鈐印，並開始零星地積累一些廣東藏書印。另外因與廣東地區古籍收藏單位的同行多有交流，也可便利地獲取廣東藏書印的線索和材料。近年來古籍數字化和影印出版日益繁榮，各類古籍圖錄和影印古籍陸續出版，各種古籍圖像數據庫相繼建立開放，古籍藏書印資源隨之不斷公佈。比如海內外公私收藏的各種珍貴古籍的影印版本、國家及省級珍貴古籍名錄圖錄、海內外公私收藏的古籍善本圖錄、海內外開放利用的古籍影像數據庫以及互聯網上發佈的各種珍貴古籍的書影等公佈了海量的古籍資源，為藏書印的蒐集提供了便捷途徑和源源不斷的材料。直接利用影印和數字化資源可擺脫原本古籍利用保守性的束縛以及實地調查在時間、空間和精力上的限制，極大提高材料蒐集的效率。尤其是以廣東地區所藏古籍為底本出版的圖錄、影印本以及數字資源，其中廣東藏書印較為多見和集中，為《印譜》的編輯提供了堅實的文獻保障。

藏書印是篆刻和書籍鑒藏結合的產物，是古今篆刻作品在書籍中遺存的印跡，除了從書籍中直接蒐集外，各種古今印譜也是藏書印重要的來源。印章最常見的文獻傳播載體是印譜，從印譜中輯錄藏書印是我在研讀各類印譜時受到啓發而提出的蒐集藏書印的思路。古今印譜其實包含大量藏書印的材料，廣東篆刻家印譜中則保存很多廣東藏書印的材料。印譜中的藏書印雖然不是直接鈐蓋在書籍中，但其印文的語用表達可以明確其鑒藏功用，所以從印譜中輯錄藏書印可根據其印文中是否出現有關書籍鑒藏的字眼來判斷。在編輯《印譜》時，就從廣東篆刻家印譜中輯錄了不少藏書印。印譜中的藏書印有的在古籍中也能夠發現，有的在古籍中尚未發現，因此兩種來源類型的藏書印可相互印證和互為補充。《印譜》中的絕大部印章都是從古籍中蒐集而來，其中大多是存世印譜所未見收錄的，以印譜的形式刊布藏書印，更能體現其篆刻藝術的價值。

編纂《印譜》的關鍵是如何在來源廣泛、種類繁多、數量龐大的原始材料中篩選出廣東藏書印。判定印主是否屬於廣東需要依據印文提供的信息進行考查，因此準確釋讀印文是前提。藏書印作為篆刻，除了小篆入印外，其它如甲骨文、金文和六國古文等較為古樸偏僻的文字，九迭篆、鳥蟲篆等藝術化程度較高的變體篆書，以及經過圖化和符化的藝術性文字，都並不少見，這就需要花一番功夫加以考辨。讀出印文後就要判定印主，如果印文所記錄印主的各類身份信息較為全面，就容易確定印主；如果印文記錄的信息非常零碎或與印主身份毫無關聯，就應將其與同一書葉上、其它書葉上甚至是其它書籍上的印進行關聯，從中找到線索。因此判斷印主和釋讀印文的難度其實並不相差多少。我在古籍普查一線工作近15年，終日讀印，樂此不彼，對鈐印文字的複雜性有較深刻的體會，在印章釋讀上一直用心摸索，不斷積累總結，2015年我以“古籍藏書印辨識方法研究”為題申報廣東圖書館科研課題並獲批，先後撰文多篇專門探討藏書印釋讀的問題。

對於《印譜》的編纂來說，印章釋讀只算工程之半。來源不同、形態各異的原始印章材料，最終要以印譜的形式呈現出來，還需要經過一系列圖像加工的程序。印譜自古以來就是匯集和呈現篆刻作品的專類文獻，其編印方式或是鈐蓋，或是摹刻，或是剪貼，對印章印跡的完整性和清晰度有較高要求。古籍中的藏書印在很多情況下並不鈐蓋在書葉空白處，而是經常與版面文字、版框線欄等重疊，造成印面遮擋。同時因鈐印不規範或人為破壞，造成印面顛倒歪斜、泥色模糊、缺損塗污、交叉重疊等情況，使得印跡失真嚴重。如果簡單從原書上剪輯而不加工處理，那麼呈現出來就會雜亂無章，大大降低觀賞性，達不到印譜的質量要求。因此還需要利用數字技術進行印圖的加工修飾，在保持原印形神的前提下，去掉印跡之外的干擾因素，盡量使其原貌完整清晰地再現。對於那些印章實物已佚，傳世印譜中未見收錄，而僅存在於書畫圖書中的印跡來說，通過利用數字技術編輯印譜的方式完全可以實現原貌再現。《印譜》中收錄的每個印章都經過細緻的修圖加工，雖然在印圖生成上採用現代數字技術，但是在編輯體例上則因襲傳統印譜，希望這種編譜方式能夠為今後藏書印的刊布所借鑒。

對於整理和利用藏書印來說，編輯印譜只是其中一種形式，而最為有效的方式是建設藏書印專題數據庫。對海內外存世古籍中的藏書印進行調查蒐集，將文獻形態的藏書印轉化為數字化的信息資源並進行知識發掘，構建以藏書印為主題，涉及人物機構、古籍目錄、版本書影、篆刻字形、印文語匯等相關資料，涵蓋歷史文獻、版本目錄、語言文字、書法篆刻等學科語料和知識在內的綜合性資源庫和工具庫，為交叉學科的開拓提供研究方向的引導及語料支撐，逐步將藏書印整理研究提升為古籍整理學科的一門專題，這也是我一直在思索並已開始付諸實踐的一個題目。2020年我以「我國珍貴古籍圖錄所刊藏書印資源整理研究及數據庫建設」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並獲得資助，經過近3年摸索，已初步構建數據庫的框架，完成藏書印元數據標準的設計及著錄規則的制定，著錄包括印章數據、文獻數據、印主數據等在內的數據15000多條，並根據進展不斷調整完善數據庫的設置，待項目結題驗收後將向學界開放，並實現共建共享。藏書印數據庫如能建好，則可利用其中豐富的數據資源，編纂一部收錄範圍更廣、種類更全、數量更多、分量更重的藏書印譜，我想這個願景不會太遙遠。

《印譜》一書能夠順利出版，以下均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國家對古籍整理工作歷來都極為重視，尤其是在新紀世啓動全國古籍普查這樣一項重大文化工程，不僅能夠摸清海內外存世中國古籍的數量、品種、質量及保存、保護的現狀，同時也為古籍資源的多方位整理研究提供了依據、導向和契機。尤其是古籍普查將藏書印作為單獨項目進行著錄，拉開了全面整理開發古籍藏書印的序幕，不斷吸引越來越多的古籍工作者投身其中，我為能參與此項盛世工程而感到慶幸。

全國各類古籍收藏單位、出版機構和數據庫開發者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精心謀劃，聯合打造眾多優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尤其是古籍圖錄、影印古籍的出版及各種圖像和全文古籍數據庫的建設，公佈了大批珍貴古籍資源，為藏書印的整理開發提供了巨大的材料支撐。希望海內外更多的古籍收藏機構和個人能整理所藏，出版圖錄和影印版本，建設開放的古籍全文影像數據庫，公佈更多的古籍資源，服務於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讓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走出深庫，化身千百，傳播四海。

暨南大學圖書館十分重視古籍整理工作，是國內較早開展並完成古籍普查的單位。我入職暨大圖書館近15年來，先後被派遣參加全國和省級各類古籍普查培訓10多次，參與過的業務工作有館藏古籍普查登記，珍貴古籍名錄申報，古籍普查目錄、珍貴古籍圖錄、古籍珍本叢刊的編纂出版，館藏古籍數據庫建設等。我的版本學、目錄學、文獻學等古籍整理的理論素養與編目實踐技能都是在暨大圖書館這個平台上得到培養、鍛鍊和提升的。我從接觸、著錄藏書印到整理、研究藏書印，每一點進步都是深植於業務工作日積月累而取得的，這些都離不開圖書館領導及同事們的關照和幫助。

《印譜》在編纂過程中還得到前輩、朋友、同行的幫助以及家人的支持：

書序作者林子雄老師曾任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特藏部主任、廣東省古籍保護中心秘書長、廣東方志館館長，是廣東文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也是古籍編目的行業專家。他對古籍藏書印也頗為關注，我寫作的首篇有關藏書印的文章—《古籍藏書印辨識舉例》就是經其審稿並推薦發表的，從此我便獲得極大鼓舞，堅定了在藏書印研究方向繼續前行的信心。

另一序作者王若舟老師任職於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我們因藏書印結緣。他在藏書印考釋方面頗見功力，已將《中華再造善本》所收上千部歷代珍本中6400多方藏書印考釋一過，並已出版專著，是目前我所知考釋藏書印最多的學人。他還對本書的編輯提出諸多建設性意見，並提供了一些罕見而重要的廣東藏書印的線索，尤其是趕赴香港拜訪收藏家林章松先生，幫助獲取林先生自用十餘方珍貴藏書印的印蛻，實為《印譜》增添一大亮點。在此也向林章松先生對本印譜編撰的支持表示感謝！

書名題字人楊慶老師是暨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我們是西南大學校友，又同在暨南大學工作，因印譜研究結識，彼此相惜。他精於書法篆刻，在理論和創作上都極富造詣。蒙其潑墨為本書題簽，雖不過數字，卻幾易其稿，不厭其煩，力臻完美，著實為本書增色生輝。

新會景堂圖書館的莫艷紅老師經常與我交流印章釋讀，並提供館藏古籍鈐印書影供我作編撰參考，從中得以輯錄多位新會人物的藏書印，衷心感謝莫老師以及新會館領導的大力支持！佛山市圖書館的劉淑萍老師和省立中山圖書館的陳靜敏老師也經常與我交流藏書印的問題，從中也獲得不少廣東藏書印的線索。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肖卓老師幫助拍攝鈐印照片，省立中山圖書館的陳曉玉老師和廣東省博物館的牛曉琰老師、任文嶺老師幫忙查詢人物數據，在此一並致謝！

編輯《印譜》最耗精費力的是印章修圖，工作之余我都在電腦前進行印圖編輯，女兒瀟瀟時常坐在旁邊寫字畫畫，也不時關注我的工作，看得多了，她對修圖流程已十分熟悉，特別對使用橡皮擦工具很感興趣，每當做到相關步驟時，她就興奮地嚷著讓她來做。沒等我反應過來，鼠標就已經在她手裡了。這樣看來，她對本書的編輯也是作了一點貢獻的。編輯印譜、撰寫論文需要花費較多的業餘時間，不能時刻陪伴女兒，很多時候都是由父母照看，如果沒有父母的後援，我就不可能專心工作，更不可能有餘力從事科研，就不會有這部印譜的出版。

《印譜》能夠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實屬榮幸！國圖社是以整理影印古籍文獻為出版特色的中央級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一直以來受到學界的高度認可和評價。近年來國圖社也著力開發古籍數字資源，「古籍印譜知識與印章識別系統」就是其中之一，這與我正在建設的古籍藏書印數據庫項目有」所交集，因此機緣，有幸與國圖社開展印章整理方面的合作，本書即為合作之成果。

中華古籍浩如煙海，其中蘊藏的藏書印資源不可估量，本書所錄只是廣東藏書印之一隅，中國藏書印之一斑。唯待今後繼續挖掘，不斷拓展，如他日能成《中國藏書印譜》，則功莫大焉！鄙人學力有限，書中印章釋文、印主信息、印章歸屬、印面尺寸如有失誤之處，敬祈大方斧正！

癸卯仲夏十萬印庫主人識於白雲山下。

原文發表於《古籍保護研究》第十六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