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澤規矩也《靜盦漢籍解題長編》述略
長澤規矩也《靜盦漢籍解題長編》述略
劉玉才
《靜盦漢籍解題長編》，日本著名版本目錄學者長澤規矩也編撰，凡兩卷。原稿長期未得整理，汲古書院一九七〇年始據作者手稿影印，然亦流傳不廣，故其內容較少為學界關注。《長編》所錄漢籍文獻，原為抗戰時期上海淪為孤島之後，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等人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為國民政府搶救的善本古籍，在轉道香港，擬運往美國寄存時，適逢日軍佔領香港，遂被劫掠至東京。長澤規矩也即應日本軍部之命，調查該批文獻，并予以著錄。因此，《長編》堪稱日本劫掠中國珍貴文獻的見證。長澤規矩也作為漢籍版本目錄學專家，詳盡著錄，認真查考，間下己斷，則令《長編》具有重要的學術文獻價值。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抗戰爆發。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同年十一月，上海淪陷，進入孤島時期。江南古稱文獻之邦，明清以降，更有好書之風，藏家甚夥，且頗富珍善秘籍。抗戰興起，許多藏書世家為時局和生計所迫，無奈出售先人遺籍，遂令古籍善本湧入滬肆。此時，美國的哈佛燕京學社，敵偽的華北交通公司，北方的有力書肆，紛紛搶購，漢奸梁鴻志、陳群亦趁機攫取。困居孤島的有識之士，痛感祖國文獻散佚，流落異域，遂發起搶救運動。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張鳳舉聯名致電重慶國民政府，請求協助，得到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支持，決定動用庚款會補助中央圖書館的建築經費蒐購。重慶方面委派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先赴香港洽商庚款會董事葉恭綽，請其負責購買廣東方面散出文獻，然後潛赴上海，與張元濟等人討論收購事宜，決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用此名義對外活動，以遮敵偽耳目。實際參與其事者，為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葉恭綽、徐鴻寶（森玉）五人[1]。文獻保存同志會制訂有完善的守則，以規範辦事程序[2]。
文獻保存同志會自一九四〇年初展開蒐購，至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截止，雖然僅有兩年時間，但是成果相當可觀。江南名家舊藏，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及順德鄧氏風雨樓之善本古籍，盡數購得；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趙氏舊山樓及翁氏、丁氏舊藏，吳興張氏韞輝齋、吳縣潘氏滂喜齋、聊城楊氏海源閣、江安傅氏雙鑒樓散出文獻，亦網羅不少。購書總數，《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前言云有三千八百餘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餘種，幾可與當時北平圖書館善本圖書目錄著錄之數比肩。《琳琅滿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則合併葉恭綽主持在香港所購，計有四千八百餘部。
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所購古籍善本，最初選擇「可入國寶之林」的貴重本八十餘種，委派徐森玉運往香港，然後空運至重慶，入藏國立中央圖書館。該批國寶抵渝後，重慶方面曾為其舉辦隆重的展覽會，盛況空前。因轉運費用過鉅，後續三千餘部古籍，兩千餘部分批郵寄至香港，經許地山手，暫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其餘部分仍存上海。因局勢危急，運至香港的古籍連同在本地購得者，又擬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裝箱之前特意補鈐“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印記，以資識別。然費時三月，復脫誤船期，遭遇香港淪陷，盡被日軍劫掠。一九四六年，經駐日軍事代表團多方查證，始在東京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搜獲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攷藏」朱文方印的該批古籍，并運回南京中央圖書館，共計三千二百八十六部，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冊。該批古籍與留存上海的一千餘部古籍，構成今台灣國家圖書館的基本古籍館藏。[3]
當年，日本方面將寄存於馮平山圖書館的古籍劫運至東京帝國圖書館之後，曾委派版本目錄學者長澤規矩也予以整理。長澤規矩也（一九〇二—一九八〇），日本東京都人。一九二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歷任第一高等學校教授、法政大學教授，以及東京大學、愛知大學、文部省圖書館講習所講師諸職。曾先後擔當靜嘉堂文庫、金澤文庫、陽明文庫、叡山文庫、日光山天海藏、大東急紀念文庫、內閣文庫等公私藏書單位的古籍整理和目錄編纂工作，并參與創辦專業出版機構汲古書院。在漢和古籍版本目錄學、漢文學、戲曲小說研究、辭典編纂、古籍整理出版等領域，造詣精深，著述眾多，身後集有《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十卷。
長澤規矩也整理日本劫掠中國古籍之事，文獻記載無多。《靜盦漢籍解題長編》原序寥寥數行，只云是某處藏書的內容解說，一九七〇年原稿交付影印時，始撰跋語曰：「大约二十五年前，中华民国南京中央图书馆要将一批古籍送到美国，日本帝国图书馆受旧军部之命保管这批古籍，此书即这批古籍的解题。」此外，長澤規矩也在各類文字中，甚少提及此事，當是刻意迴避。筆者查考其年譜，記有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一月受聘帝國圖書館，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六月主動提出辭職，但未得到免職令，繼續服務。[4]根據時間推測，長澤規矩也應是在此期間，受命整理劫掠中國古籍。一九四六年二月，該批古籍被發現，遭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追索，同年八月十八日交還。[5]因此，長澤規矩也的整理工作未及全部完成，故《靜盦漢籍解題長編》稿本僅有貴重書和經、史二部，無子、集部份。貴重書部份古籍，日本戰敗投降之後，為逃避美軍接收，曾隱匿到伊勢原鄉下地窖，被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同期追回。
《靜盦漢籍解題長編》尚屬資料長編式草稿，分為貴重書、經部、史部三部份，共兩卷。據筆者統計，《長編》總共著錄漢籍六百四十七部，其中貴重書五十九部，經部書一百六十九部，史部書四百一十九部。貴重書部份，包括宋刊七部，元刊二十六部，明寫本一部，明活字本五部，明刊四部，清寫本十部，日本古活字本四部，刊本一部，高麗刊本一部。經部、史部主要是明刊本和明清寫本，有少量宋元遞修本、清刊本和日本、朝鮮刊本。雖然文獻保存同志會所購的國寶級古籍八十餘種已先期運往重慶，但在日本劫掠的這批古籍中，仍不乏珍善之本。如南宋刊趙善譽《東南進取輿地通鑑》，四庫未收，海內亦僅存此孤帙，曾經黃丕烈、汪士鐘、郁松年舊藏，黃丕烈還題有兩跋，許為天壤間奇物。此外，元至正刊本《樂府詩集》，明寫本《永樂大典》戲、職二冊，明活字本《曹子建集》、唐人集，影宋鈔本《經進周曇詠史詩》，亦堪稱稀覯之品。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同仁在國家危亡之際，以保存文獻提倡民族意識。其第三號工作報告書有云：
我輩有一私愿，頗想多收四庫存目及未收諸書，於四庫所已收者，則凡足以發館臣刪改塗抹之覆者，亦均擬收取之。蓋四庫之纂修，似若提倡我國文化，實則為消滅我國文化，欲使我民族不復知有夷夏之防，不復存一絲一毫之民族意識，故館臣於宋元及明代之史料及文集刈夷尤烈，塗抹最甚。乾嘉之佞宋尊元，龂龂於一字一筆之校勘者，未始非苦心孤詣，欲保全民族文化于一線也。然所校者究竟不甚多，且亦多亡佚。恢復古書面目，還我民族文化之真相，此正其時。故我輩於明鈔明刊及清儒校本之與四庫不同者，尤為著意訪求。[6]
《靜盦漢籍解題長編》所錄古籍中，明刊及明清鈔校本正為大宗，足可見文獻保存同志會同仁之用心良苦。
長澤規矩也的整理工作雖是奉命而為，但在編撰《靜盦漢籍解題長編》時，卻力求改變漢籍著錄解題的寫法。據其第一、二卷跋語，漢籍解題通常寫法是不觸及原書內容，不列舉流傳諸本，而他撰寫解題，卻採用與之不同的表現形式，言外之意是更關注文本內容和版本源流。《靜盦漢籍解題長編》還只是初步的實踐，且屬草稿性質，有待刪省定稿，但自云將依照此形式陸續撰寫其他漢籍藏書的解題。長澤規矩也的解題樣式涵蓋書名、作者、存卷、版本、序跋、著錄、存藏、行款、刻工、諱字、內容、紙數、缺頁、補頁、識語、印記等項記錄，其間雖依據各書情況詳略有別，但明顯側重物理形態、版本鑒別、文本內容、存藏流傳方面的著錄。尤其是在貴重書部份，不僅詳述版本行款，而且對各卷紙葉數、紙張樣式、補配情況、刻工姓名、藏書題識、藏書印記逐一記錄，形成一份完整的書志檔案。
因此，雖然日本劫掠古籍已完璧歸趙，台灣中央圖書館亦陸續整理出版了館藏善本書志、題跋及藏書題識，[7]但長澤規矩也所撰解題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首先，著錄內容詳盡，有資於文獻考察。如元刊明修本《（附釋音）毛詩注疏》，即逐頁檢核紙張，辨析原刻、明初補刻、正德補刻以及缺頁情況，并清理出原刻刻工和補刻刻工的名字。通過綜合考察，長澤規矩也推翻了以正德十行本《十三經注疏》為宋刊元明遞修的通行結論，改定為元覆宋刊明正德修，并在《論語注疏解經》解題中，借助足利學校所存正德十行本《毛詩注疏》初刻本，為元刊提供了鐵證。再如元大德刊本《隋書》，解題不僅詳盡著錄了各卷紙數，補寫、補配情況，全部刻工姓名，以及近七十方藏書印，還全文過錄了陸心源的兩篇長跋。長澤規矩也即根據這些材料，對元大德九路本十七史的刊刻情形進行了梳理。
其次，注重諸書存藏狀況和版本源流的考察。如元刊本《（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題解云收入《四庫全書》，元版現存至正四年余氏勤德堂刊本（成簣堂藏）、至正十五年日新書堂刊本（圖書寮、內閣文庫藏）、至正十五年妃僊陳氏餘慶堂刊本（靜嘉堂藏）諸本。此書據《舊京書影》比較（書耳有無），並非日新書堂刊本，與靜嘉堂所藏兩種元刊本相較，屬於同版，但似比餘慶堂刊本更古。再如劉氏嘉業堂舊藏明嘉靖本《鄂国金佗粹编》，宋版久佚，元至正間江浙重刊，明嘉靖時巡按浙江御史唐一鵬據之覆刊。圖書寮、尊經閣存有相同版本，靜嘉堂藏元刊本。爲了便於版本比較，長澤規矩也經常引用自己熟悉的日本諸家藏本作為參照對象，因而記錄了大量不同版本的信息。此外，凡藏書題識、藏書印有文必錄，不經見的藏印還簡釋印主，保存了藏書承傳信息，同時也為探討文獻保存同志會收書來源問題提供了線索。
再次，解題時見個人考據、按斷，頗具學術價值。如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原刊刻信息不明，長澤規矩也根據其刻工「青」、「楊青」見於元至正中慶元路刊本《玉海》，「林」、「青」、「楊青」、「謝」見於至正中嘉禾刊本《呂氏春秋》，「寸」、「羊」、「羊青之」、「謝」見於潘祖蔭《寶禮堂宋本書錄》著錄南宋刊元修本《史記》，進而推斷為元至正刊本，可稱定論。再如，《四庫全書》南三閣佚出之本，《靜盦漢籍解題長編》收有八種，因無藏書閣印，通常都著錄為文瀾閣《四庫全書》零本。然如配補鈔本宋曾慥《類說》，舊鈔部份存卷情況與《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的記錄並不相符，長澤規矩也據此推斷或為文宗、文匯兩閣佚出，故謹慎地著錄為江浙《四庫全書》零本。當然，囿於日本所見，長澤規矩也的解題亦偶有失考誤判之處。如列入貴重書的《晉書》，長澤規矩也鑒定為南宋刊元明遞修本，台灣“中央圖書館”複核為元覆南宋中期刊元明遞修，似更爲準確。《（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長澤規矩也定為元刊本，台灣“中央圖書館”改署明正統十三年覆元建刊本，亦更妥當。《（集千家詩分類）杜工部詩》，長澤規矩也著錄為元刊明初三峯精舍廣勤書堂印本，而據阿部隆一考證，可梳理為元至正八年積慶堂覆皇慶元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刊葉氏廣勤書堂印本，刊刻源流更加清晰。
長澤規矩也作為日本現代最為知名的漢籍版本目錄學者，曾參與眾多收藏單位的目錄編纂和古籍整理工作，目驗古籍無算，擁有豐富的專業經驗和獨到的見識。因此，《靜盦漢籍解題長編》雖難免瑕疵，但與一般圖書館編纂的簿錄式解題相較，學術價值不可同語。即使是在獲取古籍著錄信息非常便利的今天，該書仍可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學術線索，宜常備案頭，以供查考之用。
[1]此據《琳琅滿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台北，1993）記載。劉哲民、陳政文編《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學林出版社，上海，1992）則云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張鳳舉五人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
[2]具體細則參見劉哲民、陳政文編《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第5頁。
[3]有關詳情可參看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五期，台北，1979年11月）、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國家圖書館館刊》九十二年第二期，台北，2003年10月）。
[4]《長澤規矩也年譜》，長澤規矩也喜壽紀念會編《長澤規矩也著作集》別卷，汲古書院，東京，1989年。
[5]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五期，台北，1979年11月。
[6]轉引自《琳琅滿目—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特藏》第29-30頁，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台北，1993年。
[7]台灣中央圖書館先後編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1982）、《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1992）、《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志初稿》（1996-2000）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