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藻齋主人學術自述

思藻齋主人學術自述

羅國威

羅國威先生，四川洪雅人，1944年4月生於湖北棗陽。1980年考入四川師範學院（現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1985年調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專職科研人員，參加《全宋文》編纂。1995年調入中文系任教，2009年退休。退休前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文學、文選學。已出版著作十餘種。

《劉孝標集校注》是羅國威先生的代表作，該書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為了滿足海峽彼岸學界需求，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1990年2月又印行了一版，是為台北版。2003年，學苑出版社為了滿足學界需要，又出版修訂本，是為學苑版。2021年，中華書局將該書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作者對書稿加以全面修訂，改正原書錯訛，修改補充注釋，以使之更臻完美。

我出生於一個文化根基較厚的家庭。母親受的是舊式教育，能作詩填詞，文章學的是歸有光一派的古文，家庭瑣事，娓娓道來，感人至深。舅父張自羈舊文學根底深厚，詩詞歌賦，樣樣精通。解放初參軍，隨軍挺進西北，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是一個活躍於當世文壇的部隊文藝工作者。我讀小學期間，舅父經常與我通信，為我批改習作，傳授創作經驗。在信中，他說：「我是多麼希望你能成為一個工農群眾的文藝作家啊。」母親和舅父是我幼年的啓蒙老師。

五十年代後期進入中學，正值困難時期，我母親有一位表兄，他祖父是前清翰林院編修，家中藏書頗豐，我時常去翻閱。我向他借《文選》，他卻借給我一部《漢書》，說：「初學者宜讀《漢書》，它不僅是第一部斷代史，也是西漢一代詩辭歌賦及奏議的總集。」這是我生平所讀的第一部線裝書。

我大量閱讀和研究線裝古籍，是在1980年考入四川師範學院（今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其時，學校圖書館無論平裝書書庫還是線裝書書庫（包括善本書室），對研究生全部開放，可以入書庫自由取閱架上圖書，這為我們以古籍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生大開了方便之門。

研究生第二學年，進入學位論文撰寫階段。導師湯炳正教授說：「太炎先生曾說：『文要學六朝，六朝是文體大備的時代。』」我於是選擇了劉孝標作為研究對象。劉孝標的作品，除《文選》載錄其三篇文章外，全部亡佚。我於是一頭扎進圖書館，「採亹亹於緗紈，閱微言於殘竹，嗢飫膏液，咀嚼英華。」（劉孝標《答劉之遴借〈類苑〉書》）從史志、類書、總集、古書舊注中輯得劉孝標文十二篇，詩四首，辨偽存真，校勘箋注，成《劉孝標集校注》十一萬言。校注引書142種，其中經部31種，史部35種，子部38種，集部38種（這是當年論文答辯時的統計，且列有徵引書目。後來修訂，遠遠超出此數）。

研究生畢業時，我與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方語言文學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伯之(Cyril Birch)教授聯繫，擬報考其博士生。經慎密的審查和嚴格的考核後，我被錄取。辦理手續時被告知，按當時政策規定，研究生畢業後，必須在國內報效兩年方能出國，此事於是作罷。

1985年，楊明照先生以配助手的名義將我調入川大，到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專職科研人員。我於是又專心致志地從事古籍整理。我選擇的第二個研究對象是任昉，《任昉集》的校注工作進行到一半，古籍所《全宋文》立項上馬，我於是又投入《全宋文》編纂的工作中。在普查宋文的階段，我並未停留在宋文的輯佚上，而是順便將唐及唐以前的典籍一並查閱。編《劉孝標集》時，發現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錯漏不少，可作輯補，於1991年12月18日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立項，成為中華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研究課題。1996年3月20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發出「結項通知書」，正式結項。結項時專家鑒定組五人：湯炳正先生（組長）、王仲鏞先生、張永言先生、趙振鐸先生、張振德先生。湯炳正先生在「鑒定結論」中這樣寫道：「第一，增補資料齊全，凡嚴氏當時無法得見之書，及得見而缺收之文，皆廣泛輯補無遺；第二，治學態度嚴謹，凡嚴氏原書之錯訛，及新收文字之奪誤，皆經過精心校正；第三，《補編》的實用價值，可與嚴氏原書相比，毫無愧色；第四，這一科研成果，完全達到了項目申報時的設計目標。」我於1995年5月調入川大中文系，調入之前，親自將書稿（180餘萬字）帶到北京，交給其時任中華書局文學編室主任的徐俊先生。

輯錄《補編》過程中，產生幾種副產品。查敦煌文獻，發現其中不少《文選》寫卷，將其輯錄復印，並校勘整理成《敦煌本〈昭明文選〉研究》一書，收入卞孝萱先生主編《六朝文學叢書》，1999年10月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書被學界譽為敦煌學一百年來集部類文選學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岡村繁先生在第四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講話中告知這本小書在日本東方書店的櫃台銷售中名列第一，可見其受到海外漢學界的歡迎和重視。又在敦煌文獻中發現小說《還冤記》的寫卷殘本，實即《隋志》及兩《唐志》著錄的顏之推《冤魂志》，將其輯出，並與《增訂漢魏叢書》《寶顏堂秘笈》及類書中所載進行比勘，將其遺文輯錄完備，成《冤魂志校注》一書，由巴蜀書社2001年5月出版。校注中，須參閱美國學者丁愛博《冤魂志》一文，特請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周策縱教授從他所主編的英文學術刊物《文林》（1968）中將該文復印，由周先生本人帶至北京，交王元化先生轉徐文堪先生，然後交我。一份小小的復印件，飛渡重洋，輾轉於幾位名家之手，最終至我。這一事件，應當成為一段學術佳話。在輯補《全文》過程中，利用《文館詞林》一書輯出之唐前文章甚夥，因之，順帶撰成《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一書，2001年10月由中華書局出版。

《劉孝標集校注》是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幾經修改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書一出版，就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同年11月，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所編《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200期刊發了題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劉孝標集校注》的專訊，《讀書》月刊1990年第5期又發表了題為《歲歲秋草歲歲情》的書評，對此書都作出了一致的好評。1990年11月，繆鉞先生在有關本人升任副研究員的《專家鑒定意見》中這樣寫道：「劉孝標高才博學，尤工駢文，所作雋邁疎宕，第其品格，當在任（昉）沈（約）之上。但以性剛忤世，落拓而終。所著《劉孝標集》，《隋志》著錄，而其書久佚。羅國威同志廣搜博採，從史志、類書、總集、古書舊注中輯得孝標之文十二篇、詩四首，辨偽存真，校勘注釋，成《劉孝標集校注》，於198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為近年來整理古籍中之上品。」這本書後來分別在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和北京的學苑出版社修訂再版，去年又被中華書局收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再度出版，足見其所受學界的肯定。

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從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補編》以及其他唐前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都是靠業餘時間一點點搞起來的，當時的主業還是宋代文學文獻的輯錄和整理。參與《全宋文》的整理工作，共完成作者小傳265篇，整理別集文2176600餘字，集外文657800餘字。整理宋代文學文獻的過程中，也產生幾種副產品。首先是精心點校宋代田錫的《咸平集》，於2008年4月在巴蜀書社出版。四川省委宣傳部將其收入《巴蜀文叢》，又於2019年11月修訂出版，是為整理鄉邦文獻之一舉。整理《咸平集》時，又撰寫了《田錫年譜》，作為附錄刊於書末之外，還先行發表於《西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其次是查閱《永樂大典》，從中輯出宋代辭賦總集《大全賦會》（全書50卷，約100萬字）殘卷（止餘兩卷，七十餘篇），由巴蜀書社2022年7月整理出版。

此外為編孝宗朝宰相陳康伯文，曾三赴南昌，複印江西省圖所藏海內外孤本《陳文正公文集》，印到後又據北圖藏孤本《陳文正公家乘》及《永樂大典》所載資料，撰成《陳康伯年譜》（24000字），在《宋代文化研究》第三輯發表（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後又收入《宋人年譜叢刊》第八冊（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陳康伯年譜》完成後，原擬編一主和派的宰輔，這當然是高宗朝的秦檜，於是，著手蒐集資料寫一部《岳飛秦檜合譜》，從《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宋史》等史籍中輯出大量資料，裝了一大袋，可以寫成一部書稿。由於工作量太大，此事只好作罷，迄今這部《岳飛秦檜合譜》仍未寫成。

八十年代末，《全宋文》將由巴蜀書社出版首冊，須向海內外宣傳，出一海報，由主編曾棗莊先生撰文介紹，請外語學院教師譯成英、日兩種文字。一天我去古籍所，正逢巴蜀書社海報校樣送來，工作人員向副所長劉琳彙報，說無法找到譯者校樣稿，劉琳先生見到我，說：「羅老師既懂英語又懂日語，就請羅老師校罷。」我於是將校樣帶回家，一看，大吃一驚，忙給劉琳先生打電話：「譯稿不能用，英譯須動大手術，作大修改，日譯不能用，須重譯。」劉說：「那好，就勞駕請你做了。」我只好將英譯修改，將日譯重譯，三天後交稿。海報發出後，未聞學界有任何異議。

1988年底，《劉孝標集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天，張永言先生到我家，請我給他主編的《世說新語辭典》寫序，被我婉言謝絕。張先生凡三往，我只好從命。這便是為當時學界所稱道的《世說新語辭典序》。序中總括了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的特色：「引事以補正文之不足，引類似之事以補充正文，注文與正文相映成趣，辨證正文的真偽錯訛。劉孝標注雖然重點不是訓釋詞語，但亦間有關涉，吉光片羽，彌足珍貴。」（《世說新語辭典》，張永言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

任昉作品的編集校注已無法進行，只好將其生平事跡的考辨、作品的系年等資料，寫成《任昉年譜》，於《四川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刊發。此後，又將沈約的生平事跡考辨及作品繫年次入，成《沈約任昉年譜》（約5萬字），交王元化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卷12（1997年12月）發表。沈約、任昉是齊梁大家，涵蓋面廣，二人的合譜，可視作「齊梁文學編年要略」。

1989年秋，曾擬重新整理《東京夢華錄》，趁北京出差之便，去國家圖書館校《東京夢華錄》，並從王利器先生處復印了日本入矢義高譯注的《東京夢華錄——宋代的都市與生活》（入矢義高、梅原郁譯注，日本岩波書店1983年出版），擬將收輯到的北宋東京史料及鄧之誠舊注，會同入矢氏旳注文，搞一新注本，後因忙於其他課題而未果，入矢氏的譯注復印本，贈給了並不認識的黑龍江社科院文學所的伊尹文，助他完成《東京夢華錄箋注》，由中華書局在2006年8月出版。研究《東京夢華錄》的心得，寫成考證文章《〈清明上河圖〉中的虹橋究竟是東京哪一座橋》（文章未發表，現已不知塞至何處）。同時，還托朋友復印了日本東京大學影印的藏於彼邦的《文選集注》全書。回川大後，根據《文選集注》，寫出了《左思〈三都賦〉綦毋邃注發覆》一文，刊發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6期。

1995年暑期，到鄭州參加文選學年會，遇見日本九州大學岡村繁教授，他答應將其所撰日本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的考釋文章寄我。回日後，岡村繁先生將其在日本《久留米大學文學部紀要》第三號（1993年6月）和第十一號（1997年6月）上發表的論文寄我，徵得岡村繁先生同意後，我將其譯成中文，在王元化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卷14、卷15發表，是為《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全文約8萬字。嗣後，我發現天津藝術博物館所藏敦煌本《文選注》寫卷，與日本永青文庫所藏是同一寫卷的兩個不同部分，我於是撰成《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證》，發表於中華書局《文史》1999年第4輯和2000年第1輯。1999年秋，接受來蓉開會的日本京都大學學部部長興膳宏先生建議，將二者合為一書出版，是為《敦煌本〈文選注〉箋證》，巴蜀書社於2000年5月出版。後又於2019年4月修訂增補後以《敦煌本文選舊註疏證》為名重新出版。

1995年夏，我調入川大中文系。我調川大，是楊明照先生以配助手的名義調入的，調入後一直在古籍所工作。調入中文系後，我想我當履行助手的職責，幫助楊先生做了些事情。以下，略舉三事。1997年5月的一天，楊先生打電話叫我過去，楊先生說：「六朝人不但奉佛者不結婚，奉道者亦不結婚，你有否此類資料？」我說：「南北朝史書中此類資料不少。」楊先生說：「史書中的資料我有，我要《道藏》中的資料。」我於是花了兩個上午，從《正統道藏》中輯出了所有關於奉道者不結婚的資料，復印後交楊先生。《抱樸子外篇校箋》出版後，一天楊先生又來電話叫我去，一進門，他就說，一博士生復印送來外國人評《校箋》的文章，要我幫看看。我一看，共兩種，一種日文，一種英文。當即要了紙筆，當場譯就，並告訴楊先生，如要引用，須注明「原文系英（日）文，所引乃筆者所譯」。1998年4月的一天，楊先生叫我去，說《抱樸子外篇校箋》一書，很想找一名家為之寫書評。我當即推薦了王元化先生，並致信徐文堪先生敦請，在徐文堪先生的建議下，轉而拜託香港饒宗頤先生，1991年雁宕山開謝靈運學術會，我見到過饒先生，並在他房間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楊先生同意後，我賡即給饒先生去信。不久收到饒先生學術秘書鄭會欣先生復函，說饒先生同意寫書評，待他北京開會回來後動筆。又問還有何要求，我說文章希望發表在《明報月刊》，最好在四月份能見鉛字。4月30日，四川大學外辦將發有書評的電傳送到楊先生手中，將五月號的《明報月刊》提前在4月30號印行。

來到中文系後，繼續從事六朝文學研究，從知人論事的角度出發，對作家的生平事跡進行考辨和系年，先後撰寫了北朝作家《溫子昇年譜》（刊發於《遼寧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和第4期），以及南朝作家《華陽隱居陶弘景年譜》（刊發於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的《六朝文學叢書》之《六朝作家年譜輯要〈下）》）。此外，還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昭明文選》的研究論文，舉其要者有《俄藏敦煌本Φ242〈文選注〉的文獻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8年第2期）、《李善生平事跡考辨》（《文獻》1999年第3期）、《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補箋》（《新國學》1999年第1卷）、《古老詮釋文本的再度詮釋——評岡村繁〈永青文庫藏敦煌本文選注箋訂〉》（《遼寧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校讀札記》（《新國學》2005年第5卷）、《敦煌石室〈文選〉李善注本殘卷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等。

調入中文系，便成為教學人員，我於是在古文獻專業招收研究生，並為漢語言文學基地班開設文獻學課程。無論給本科生還是研究生上課，都是自己編寫教材。為古文獻專業研究生開設的課程，有「文獻學名著導讀」「校讎學」「清代學術史」「註疏學方法論」等等。所講授的內容，全是自己的讀書心得。如講「註疏學方法論」時，舉出兩個事例：元稹《離思五首》其四「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此二句的語典出處，當是《文心雕龍•知音》「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範仲淹《漁家傲》中「濁酒一杯家萬里」，看似直抒胸臆，實則用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這才是「濁酒一杯」的出處。作者用此語不過是表達自己對和平安寧的平民生活的嚮往而已。要準確地注釋古籍，得認真讀書，翻任何工具書都無濟於事。

2003年秋，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開研究生導師會，學院總結了我在培養研究生方面的成績，指導學生從校注入手，系統整理和研究六朝作家文集，先後指導的碩士論文有《溫子昇集校注》（已出版）、《王褒集校注》、《顏延之集校注》（已出版）、《謝莊集校注》、《陶弘景集校注》（已出版）、《魏收集校注》、《劉孝綽集校注》（已出版）、《張協集校注》、《劉孝儀劉孝威集校注》等，這些論文在提交答辯時大都已接近出版水平。2002年10月，我率領多位研究生赴鎮江參加第五屆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每人都提交了高水平的論文，在大會上引起了轟動。會議論文集《文選與文選學》（學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時，曹道衡先生有感於我指導研究生的表現，特別在序言里說：「體現了我國年青同志的研究實力和學術工作的後繼有人。」基於此，學校教務處撥款，擬出版我的授課講稿《中國古典文獻學》，我認為，這部講稿不屬原創，止不過是中外學界研究成果的集萃，拒絕出版，書款撥在系上三年，書始終未出。

在指導選題時，除六朝作家別集校注外，同時注重六朝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其中有三種碩、博士論文已出版，分別是：《漢魏六朝人物別傳研究》《〈文選〉陸善經注研究》以及《〈益部耆舊傳〉輯佚與研究》。培養學生，從本科抓起，本科學生的畢業論文有《朱子聖人觀考述》（33萬字，已出版）、《西漢文學編年要略》（11萬字，已發表）等。我所指導的本科畢業論文，全部已發表，本擬結集出版，書名定為《群芳譜》。學生畢業後，各奔前程，遍布海內外，聯繫困難，未能如願。

我於2009年退休。退休前，將幾十年來研究六朝文學與六朝文學文獻的論文選出十九篇，名為《六朝文學與六朝文獻》，由巴蜀書社2010年3月出版。其中，附錄了一篇《尹灣漢簡〈神烏賦〉訂詁》，是我研究出土簡書《神烏賦》的心得，此文頗得我意，該文是輯補《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的副產品，也是一篇考訂漢簡的力作。當時查《文物》，於1996年第8期上讀到《尹灣漢墓簡牘釋文選》一文，於是寫出《訂詁》，發表於王元化先生主編的《學術集林》卷十六（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10月）。

退休後，將歷年來發表的有關《文選》的考證文章裒為一集，名曰《昭明文選叢考》，由台灣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7年9月出版。同時，為「十三五」項目《古文辭類纂箋》的主編（全書560萬字），此書又為2011-2020國家古籍出版規劃項目，即將出版。2018年，出於感恩之情，將與學界師友往還的書信匯為一編，名為《思藻齋師友論學書札》，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通過這批書信，既可看到我治學所走過的艱難曲折道路，也可真實地反映我的心路歷程，同時還可睹作者的文章風采，賞其書法藝術。本人又於2019年申獲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敦煌本〈文選音〉考釋》（批准號為19FZWB054），如今課題已結項，成果即將問世。退休後，古籍整理是我生活的一大內容，也是我的一大樂趣。棺釘不響，我將筆耕不輟。

蕭統《文選序》有云：「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余之插架，盡昭明太子書也，故名余齋曰「思藻」，此乃本文取名《思藻齋主人學術自述》之緣由。

本文原刊於《國學茶座》第36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