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藏曲活動考論—兼談國立北平圖書館早期的戲曲入藏
朱希祖藏曲活動考論—兼談國立北平圖書館早期的戲曲入藏
梁帥
摘要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朱希祖購得千餘冊昇平署文獻與曲本；學界對朱氏所藏昇平署文獻多有瞭解，而對其搜購曲本一事知之甚少。南京圖書館藏《購書目》、國家圖書館藏《十四年寄售各書鋪書賬》為朱希祖未刊手稿，是考察其戲曲購藏、售賣活動的重要文獻。朱希祖多與許之衡、王孝慈、馬廉等人相互抄藏曲本，這進一步豐富了酈亭藏曲的品質與數量。早期北平圖書館、北海圖書館的戲曲收藏不多，兩館合併組建國立北平圖書館後，得益於趙萬里的訪求，館藏曲本日漸豐富。1932年夏秋之際，朱希祖將所藏昇平署文獻與曲本悉數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進一步提升了平館藏曲的規模與質量。此後，趙萬里將多種書籍提入善本庫，學林多受嘉惠。
關鍵詞：朱希祖 曲本購藏 國立北平圖書館 趙萬里
朱希祖（1879-1944），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浙江海鹽人，書齋名「酈亭」。早年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受聘至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嘉興府中學。1913年，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學預科教員，1918年升任文學系主任，次年轉為史學系主任，之後任此職務十餘年。1930年12月，北京大學發生驅逐朱希祖事件。第二年春，朱希祖轉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後改為特約研究員。1932年10月，朱希祖南下出任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1934年春，擔任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之後隨校西遷，1944年病逝於重慶。
朱希祖嗜書如癖，其購書活動以在北平期間最重要；然而他寓京期間的日記留存不多，學界對其藏書事跡的瞭解僅限於劉半農、馬廉等人隻言片語的回憶。就戲曲而言，學界對朱希祖關於昇平署文獻的發現與整理多有關注，但是從1924年底至1930年間，他還購入了數量頗豐的曲本，為學界所不知。在南下廣州之前，朱希祖將包括昇平署檔案、曲本在內的千餘種戲曲文獻悉數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極大提升了平館所藏戲曲的規模與質量。對於平館早期戲曲購藏活動以及朱希祖出售藏曲之事，學界同樣鮮有留意。而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有多部朱希祖編制的購書、售書以及藏書目錄，對於考察酈亭藏曲的來源、售賣具有重要意義；結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史文獻，還可梳理平館早期的戲曲購藏活動，進而凸顯酈亭藏曲於該館的特殊意義。
一、朱希祖的曲本購藏與售賣
1924年冬，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此後內廷藏曲大量散出，「惟昇平署在宮城外，故其太監得私以檔案及戲曲稿件，售於小書鋪」。時局的動蕩還引發王公府邸、世家貴族藏書的流出：「王府貴家，儲書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間，目不暇給，每暮，必載書滿車回寓。」其中也有不少曲本。加之這一時期的「文人學者漸漸知道戲曲為六七百年來的代表文學的一大宗」，曲本陡然成為舊書業的緊俏之物。然而，此時的北平隨處可見懷揣大把銀元、妄圖巧取豪奪中國典籍的外國人，面對此景，朱希祖常有捶胸跺足之恨。當他聽聞官紳將《永樂大典》「先送至北海圖書館」，然「館員吝於出資，皆為日本人購去，其他珍本為日本人購去者萬餘金」時，甚覺「可嘆可嘆」。保存國粹、傳承學術是朱希祖竭力購置曲本的重要原因。
南京圖書館現藏朱希祖編《購書目》（索書號：120439）一種，稿本，8冊，書目寫於「清泌閣」格紙上，紙捻毛裝，朱絲欄，行字不等。書高寬16.8×19.8cm，板框高寬12.3×17cm，半葉12行。每條書目包括書名、作者、卷數、冊數、版本、購入時間、地點、單價與總價。《購書目》 著錄了朱希祖從1923年冬至1932年9月間所購書籍，其中從1924年12月10日在彙記書局購入昇平署戲曲檔案（見圖1）， 到1930年1月24日於崇文堂購得《鸚鵡媒》，其間有數量豐富的曲本。據《購書目》統計，朱希祖1924年12月10日購入昇平署戲曲檔案之前鮮有曲本購入，之後一個月內則購入49部；1925年購曲活動達到高峰，為175部；1926、1927年又分別購入83部和85部；至1928、1929年，則僅有19部和6部，此後曲本漸漸淡出購書範圍。可知從1924年底至1929年底，他總計買入曲本417部，花費3350.54元。
（一）求購曲本的主要方式
朱希祖常「攜巨金周曆書店，左右採掇，悉付以現」，最主要的購書方式是到書店淘書。1913年2月，朱希祖赴北平參加國語注音字母方案起草工作；抵京後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到琉璃廠，「書畫古玩，陳列滿市，士女駢臻，王侯畢集，競易所嗜，歡欣而歸」。朱希祖居北平期間住在草場大坑，距隆福寺、琉璃廠約5公里，來回折返近10公里，但他仍隔三差五地前去。以1929年1月到3月為例，他共造訪舊書店40餘次。《購書目》中的大部分書冊是他親自到書鋪淘得，購買頻率較高的有松筠閣、文德堂、宏遠堂與邃雅齋，所購重要者如昇平署戲曲檔案、閔寓五刊《六幻西廂》、抄本《元人曲韻》等。
朱希祖與書坊主相交甚篤，書賈們經常將稀見曲本送至府上，居家便可「閱各書肆新送來」的書冊。1925年2、3月間，文鑒堂、宏遠堂送來明刊《旗亭記》《祝發記》等二十餘種曲本。朱希祖原本希望張元濟「如欲選購，可開一單，略注價目」，「以便介紹，若成必源源來矣」；然而張元濟「於此事完全外行，不敢妄對」，朱希祖索性全部買下。1926年4月，邃雅齋將尊生館本《琵琶記》送至馬廉、王孝慈府上，馬廉因索價甚昂而未購：「此書疑係嘉靖本。邃雅齋送來，索價二百以上。」王孝慈亦言：「邃雅書詫為奇寶，居奇特甚。」不久，邃雅齋又將此書送至朱希祖處，終以120元價格成交。
朱希祖也每每通過古舊書鋪的售書目錄獲得書目訊息，將「擬購入之書開列其目」，如從杭州抱經堂所購《紅樓夢散套》《後一捧雪》便是通過此方式。朱遂翔（1900-1967），浙江紹興人，抱經堂主人，舊書業素有「南朱北孫（殿起）」之稱。在與朱遂翔的通信中，朱希祖時常催促「下期如出新書目仍祈寄來」。
朱希祖從志泰、董紹勳等私人藏曲家手中也購得了多種曲本。志泰，字峻峰，滿洲正藍旗，清末長期在禮部任筆帖式。志泰喜好抄藏曲本，中國藝術研究院藏《俊峰戲本》《蝴蝶夢大劈棺》均為志氏抄藏，吳曉鈴也曾在國家圖書館讀到《志峻峰曲本十二種》。朱希祖從志泰手中買入80餘種曲本，其中以清刊本居多，明刊本、抄本也有不少，汲古閣本《六十種曲》、乾隆抄本《昇平寶筏》即是朱希祖從志泰處購得。董紹勳，字竹鄉，浙江嘉興人。1913年2月26日，朱希祖與身為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教員的董紹勳結識。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所見《飼蠶記》（乾隆內府抄本，索書號：A03452）、《連環記》（清內府抄本，索書號：A03427）經董紹勳、朱希祖遞藏；許之衡藏《竹葉舟》（清抄本，索書號：33255）也原是董氏舊物。另，飲流齋抄本《金貂記》經董紹勳、朱希祖、齊如山遞藏，今歸中國藝術研究院。
（二）「好書何必惜兼金」
朱希祖所購曲本的單價多在10元以內，然亦不乏價格奇昂者，如紅絲欄抄本《鼎峙春秋》、抄本《葉兒樂府》、凌濛初刻本《西廂記》均為100元，抄本《樂府群珠》更達120元。不過抱持著「好書何必惜兼金」的想法，朱希祖「遇當意者，不吝值」。如他第一次在文鑒堂見到紀昀、張穆、何秋濤遞藏的《元人曲韻》後立即取回，「價二百元，因新近才見，故未為日人購去」。未幾，店主樊文佩「不肯久留，四五日前已取去，今日去問已售去矣，甚為可惜」；不過在朱希祖再三努力下，終「捷足先得」。朱希祖還以60元價格在宏遠堂購得嘉慶內府抄本《昭代簫韶》23冊，惜缺少首冊。不久，宏遠堂覓得首冊，竟索要12元，朱希祖為求全帙，慷慨購回。
朱希祖重視彙刻本的收藏，然一時間欲得全帙並非易事，只能分散購回。如他曾買下汪應培《不垂楊》（1925年6月23日，文萃堂），在獲見《香谷雜劇四種》（1928年1月13日，保萃齋）後又再次購入；而從入手椿軒居士《金榜山》（1926年9月2日，來薰閣）、《鳳凰琴》（1929年2月2日，彙記書局），再到獲藏《椿軒九種曲》（1930年1月5日，文苑齋），更是跨越近五年，可謂鍥而不捨。
朱希祖所購曲本，有些同一版本的不止一部。之所以出現此種情況，主要原因是兩部書購入時間相隔較久，忘記早先所購，如《桂花塔》《後緹縈》。也有不少屬於難得一見的珍本，市面流傳無多，朱希祖有緣得見後便再次購回。如閔遇五刻本《六幻西廂》，朱希祖從通學齋購回後興奮地給張元濟去信說：「此閔刊全部，藏者本不肯出售。」不久，他又在保萃齋買得一部。朱希祖所藏兩部《六幻西廂》，一部被售予北平圖書館，另一部跟隨他歷經廣州、南京、重慶等地，建國後由其子朱偰贈予南京圖書館。
朱希祖「購書力最豪」，其購書開銷甚至直逼部分公立圖書館。據《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1929年該館用於中文書籍購置的費用是29318.9元；與平館並稱的南京國學圖書館，謝國楨回憶柳詒徵曾講道：「至於圖書館的經費真少得可憐，在民國七八年間，是不公開的，每月只有二百元的保管費，後來公開閱覽了，才加到四百九十元。到十六七年間……經費始增加到每年兩萬二千元。」這其中還包括日常管理費用。然而僅在1925年，朱希祖用於書籍採購的費用就達7972.4元。即使考慮到通貨膨脹，購書費應該也佔據了朱希祖日常開銷的很大比重。早在1919年，朱希祖就已是北京大學一級教授，至1927年每月可領到500元薪水；此外，他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兼職，自有一定收入。然而即便如此高薪，朱希祖在面對龐大購書支出時也會感覺力不從心。如從1925年端午至中秋的短短三個月內，朱希祖購書164種，合洋1000余元，其中大部分為曲本；到了年關，「各書店前來索書債」，二三十家書鋪排在門口，「一一付給」。這迫使他不得不將部分藏書售出，以書養書。
（三）酈亭藏曲的出售
朱希祖編製書賬的習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購書重複，然而百密一疏，酈亭書庫內還是攢下了不少同一版本的副本書。此外，朱希祖早期所購或為殘本，日後遇到版本更優、內容更全的本子時又再次購入，這樣早先所購便沒有了留存意義。因此，朱希祖不時將多餘、淘汰的曲本售出，從1925年開始，陸續向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平圖書館及王孝慈等賣出曲本40餘部。
朱希祖主要採取將書籍寄存書店、委託代售的方式，富晉書社、來薰閣、文奎堂、松筠閣等均幫他代賣過書籍。因其購書量較大，買後隨即賣出的情況時有發生，加之他又多在端午、中秋、年前等特定時間與店家結賬，於是十分仔細地記錄了每部書的出售情況。國家圖書館藏朱希祖編《十四年寄售各書鋪書賬》（索書號：148004，以下簡稱「《書賬》」，見圖2）一冊，全書謄錄在書口印有「人和厚」的格紙上，紙捻毛裝，朱絲欄稿本，高寬13.5×19.5cm，板框高8.5×17cm，半葉12行，行字不等。每條目包括書名、版本、冊數、寄售書鋪與預期售價；待書籍售出後，朱希祖再於《購書目》上標「售」「已售」，小字注明實際出讓的對象與價格。《書賬》記錄了朱希祖1925年至1926年間的部分售書信息，其中有十餘條曲本售賣記錄。寄售所得書款多半衝抵了新購書籍的費用：「如寄售之書已售，前次及此次書價望扣去。」
在購書時，朱希祖殺價的功夫很不一般，他曾以30元價格購得閔遇五刻本《六幻西廂》，早些時候王孝慈「願出三百金求購未得」。而在售書時，他更希望賣上一個好價錢；通過此舉，他也著實獲利不少。《書帳》記錄的預期售價明顯高於購入價格，如《昇平寶筏》抄本，購入價為30元，開價120元出讓。在出售的曲籍中，朱希祖雇人抄錄的本子是比較特殊的一類。朱氏早年曾花費2元入手一部明刊《鴛鴦夢》，後來以8元價格寄售該書影抄本。劉半農藏《擬連廂詞》抄本亦為朱氏所抄，對其販賣新抄書籍的行為多有指責：「朱鬍子好雇人抄寫舊書，偽稱舊本賣。書賈惡其爭利，稱之為‘朱抄本’。此亦‘朱抄本’之一，曾賣之北平圖書館。」楊樹達也譏諷朱氏「於教授外，以賣書為副業，收入頗豐」。寒冬虹曾將朱希祖抄《雙魚記》與繼志齋刊本比讀後認為：「其間因傳抄臆補所致之訛字、晦字屢屢可見。如『鷹』誤作『膺』，『問』誤作『門』,『教我如何是好』。誤作『教之如何是好』等等，不一而足。」可見朱希祖售賣的謄抄本質量並不佳。
除曲本外，方志、南明史也是朱希祖這一時期的學術興趣所在，亦是其書籍搜求的重點。從《購書目》來看，他顯然對後兩者給予了更多且持續的關注。早在1913年，朱希祖即關注方志文獻，大規模蒐集始自1923年，《海鹽朱氏地方誌目錄》著錄方志1227種。對於南明史，朱希祖在赴日留學期間便開始關注，此後歷經數十年的積累，酈亭藏南明史籍有了「全國公私第一」的美譽。在這一過程中，朱希祖購得明代歷朝實錄是其傾力於南明史研究的重要事件。1925年7月，朱希祖相繼在中國書店、文奎堂買得《明太祖實錄》《明穆宗實錄》等書；11月，他又以340元巨款於保萃齋購得《明熹宗實錄》，並在本年底接連撰寫了《跋舊抄本明熹宗實錄》《再跋明熹宗實錄》。考察朱希祖《明季史料題跋》所收各篇的撰寫時間，它們大多完成於1927年至1933年間。因此，朱希祖求購曲本，與其對方志、南明史的研究幾乎是同時進行；且相較於撰寫了多達70余篇的南明史籍跋語，他僅為識閒堂本《翻西廂》、孔傳志手稿《軟羊脂》、兩衡堂刊本《綠牡丹》撰寫了3篇戲曲題跋，其關於戲曲的研究遠不及南明史深入。1928、1929年間，朱氏購買曲本的數量陡然下降，對於戲曲也漸露疲意：「余之志趣，乃偏於明季史事，與此（引者按，即戲曲）頗不相涉。」1931年，朱希祖發表《編纂南明史計劃》《復社研究計劃書》，鼓舞謝國楨、錢海岳等有志於南明史研究的學者；南下任教後，他繼續深耕於此。也因為此，他萌生了將所藏昇平署曲本整批出售的想法，周叔弢在得知後曾托文祿堂王文進打聽：「頃有友來談，北大教授朱希祖君有升平署鈔本《戲詞》五百餘冊，可以出讓，不知足下能為代問價格否？並乞快函見復為叩。」然未果。
二、朱希祖與學人的曲本傳抄
朱希祖《元明樂府套數舉略序》曰：「近十餘年來，余友朋中撰詞曲戲劇史者首推海寧王靜安先生之《曲錄》及《宋元戲曲史》等作，其後則有長洲吳君瞿安、番禺許君守白，皆各有撰述。」這一時期「公私各家藏曲，或經遷徙，或遭幽閉，展讀多不可能」，不過得益於同吳梅、王孝慈、許之衡的交往，朱希祖常從他們的藏書中過錄曲本，進一步豐富了酈亭藏曲。
（一）朱希祖借抄學人舊藏曲本
國家圖書館藏抄本《吳瞿安許守白陸誠齋王孝慈所藏曲目》(索書號：目215/9244)，不著撰人姓名，書名為朱希祖所題，為酈亭舊物。該本由吳梅《奢摩他室曲叢》、許之衡《飲流齋藏曲目》、王孝慈《王孝慈藏曲目》（按，標題為筆者題擬）組成，並無陸氏藏曲目。前兩部半葉10行，行字不等，筆跡雋秀，應出自朱倓之手；後者謄錄在半葉9行的朱絲欄稿紙上，字跡潦草，與前兩部迥然不同，或為王孝慈手跡。
該抄本中《奢摩他室曲叢》末記：「合計二百六十四種，價值伍千柒百柒拾叄元，冊數三百六十二本。」尋繹目錄所載，它既不是吳梅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版《奢摩他室曲叢》的目錄，也不是吳氏在1932年預備售出藏曲時所編。後者見於王古魯所譯《中國近世戲曲史》，題為《奢摩他室待價目》，「標價二萬金」，與本目錄相去殊遠。1931年2月，東方圖書館遭日軍炸毀，館內暫存用於出版《奢摩他室曲叢》的吳梅舊藏曲本損失27部，鑒於合約中有「各本污損遺失，應負賠償之責」之說，吳梅致信張元濟：「頃又奉本月十九日書，承囑將印照各書，開一清單，遵即寫錄別紙奉上。所開價目，皆十三年所訂舊值。」由此得知吳梅在1924年還編有一份目錄，《奢摩他室曲叢》應為朱希祖留存的副本。關於這部目錄，馬廉曾在1925年5月日記中提及：「《曲錄》四之二四之《四大痴》，據朱逷先雲，乃酒色財氣四種雜劇合稱……見吳瞿安藏曲目。」《飲流齋藏曲目》著錄了許之衡從1910年至1925年正月間抄校的曲籍，而在1925年正月所抄《揚州夢》及之後的曲本均未見，故許目底稿應編於本月。1925年下半年，朱希祖將明刊《望湖亭》《旗亭記》《赤松記》《雲台記》售予王孝慈，而《王孝慈藏曲目》中未見，故王目應編於此前。
結合朱希祖所編《長白志氏所藏曲目》（1926年，以下簡稱「《志目》」）、《海鹽朱氏所藏戲曲目錄》（1931年至1932年間，以下簡稱 「《朱目》」）， 可知朱氏共新抄錄曲籍32部， 分為朱絲欄抄本和影抄本兩類。二者均抄錄得十分工整，每類所用紙張、板框的大小也完全統一。朱絲欄抄本高寬31.5×21cm，板框高寬22×16.5cm，半葉10行，行20字；影抄本高寬28.5×19.6cm，半葉行數、字數不等。朱希祖《戲劇雜錄》著錄有寫字人劉玉明，抄本或出自其手。後朱希祖將《雲台記》《鴛鴦夢》《醉高歌》3部售出，其餘29部皆在南下廣州前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平館在入藏時為這批曲本定制了墨綠色函套，函套題簽「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其中又有11種曲本的版本標為「海鹽朱希祖」。
朱希祖從許之衡、王孝慈處抄得不少曲本。許之衡（1877-1935），祖籍浙江仁和，生於廣東番禺，字守白，號曲隱道人、飲流齋主人、環翠樓主人。僅筆者所見，自宣統二年（1910）從沈宗畸處抄得《瓊花夢》以來，許之衡總計抄錄曲本50余種，主要完成於1921年至1927年間。酈亭藏《胭脂記》《崖山烈》《白兔記》抄本是據飲流齋抄本過錄，《雙溪樂府》抄本亦錄自許之衡藏明抄本。此外，部分曾經許之衡抄錄的曲本後來也歸於朱希祖：「朱逷先售與圖書館之曲籍，強半為環翠樓抄。」王孝慈（1883—1936），本名立承，通州人，號珠還室主人、鳴晦廬主人。其與朱希祖、許之衡、馬廉多互抄曲籍，而尤以王氏所藏為豐富且精美，因此成為這一互抄活動的中心。鳴晦廬藏插圖本戲曲最多，尤為學林所重，兼有明代曲籍的翻刻本、影抄本。朱希祖藏《雙魚記》即據王孝慈藏繼志齋本轉抄。此本為王氏從廠肆購得，後被朱希祖、許之衡借抄；不久，吳梅又請王玉章從許之衡處錄存了一部。再如鳴晦廬藏岳端《揚州夢》，「傳本極少」，吳梅、許之衡皆是從鳴晦廬獲讀、傳抄，朱希祖更影抄一部。王孝慈為人敦厚淳樸，朱希祖從鳴晦廬藏曲中得到的惠澤當是很多。
朱希祖還從北平圖書館借抄曲本。如葉承宗《濼函》「為朱幼屏物，（文祿堂）索價至一百元，可憐。按此書後歸北平圖書館」，其中第十卷包括葉氏所作《孔方兄》《賈閬仙》《十三娘》《狗咬呂洞賓》，朱希祖藏有此四種的影抄本。又，平館早年曾從直隸圖書館輾轉抄出《鷫鸘裘》，1929年2月，朱希祖托謝國楨「代借海寧許樹棠所撰《鷫鸘裘傳奇》一冊」，後抄存一部，兩本今皆藏於國家圖書館。
對於所藏並非全帙的曲本，朱希祖也設法補抄，其女朱倓多有襄助。1928年春，朱倓為父親謄抄《鴛鴦棒》，「燈下與家君校讎《鴛鴦棒傳奇》半本」（3月11日），「上午校《鴛鴦棒傳奇》半冊」（3月12日），此即《朱目》中的「《鴛鴦棒》，崇禎刻本，存下卷，上卷鈔配」。
（二）酈亭藏曲的借閱與傳抄
朱希祖也不矜密，每每將藏曲借予馬廉、孫楷第等友人傳閱、抄錄，並分享研究所得。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寧波人，時任孔德學校總務長，自1926年9月起又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1929年1月，朱希祖到孔德學校拜訪馬廉，馬廉則向朱氏「借以康熙刻沈自晉《南詞新譜》四冊、正德本《盛世新聲》殘曲五冊」。彼時二人都熱衷於批校《曲錄》，時常探討其中僅記作者別號或標為無名氏的劇作。如馬廉稱「《酬紅記》作者，據朱逷先雲，野航為趙氏」；「《摘金圓》，據朱逷先雲，係明顧萊屏撰，見《南九宮詞譜》沈自晉」。
對於後學，朱希祖同樣多有提攜。1930年12月29日，錢玄同致信朱希祖，推薦孫楷第借閱唐英《雙釘案》傳奇：
逷先兄：茲有師大畢業同學孫子書（名楷第）君欲奉謁吾兄，借觀尊藏《雙釘案傳奇》，特為介紹，請賜接見為荷。孫君畢業後，弟即邀其任國文系助理員，現又在弟與黎劭西兄主持之上海《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中擔任小說戲曲方面之工作。他平日最喜研究中國小說戲劇，他去年曾在孔德學校編小說目錄者一年。近因有所考證，需一檢《雙釘案》，知兄處有此書，故擬晉謁一閱，大約半天工夫即可讀畢，想吾兄必樂與借觀也。弟錢玄同。
孫楷第早年曾撰《包公案與包公案故事》，在討論《釣金龜》時詳述了《雙釘案》的情節，想來他應在酈亭書屋看到了此書。
酈亭藏曲亦多被學人抄錄、複製。馬廉不登大雅文庫所藏《祝發記》《綰春園》《逍遙巾》即據朱希祖所藏海內孤本曬印。王孝慈所藏《綰春園》《望湖亭》《旗亭記》《雲台記》《赤松記》等亦據朱氏藏本影抄。
此外，朱希祖也將藏書贈予他人，只是多為尋常之本。《購書目》著錄的道光本《六觀樓雜劇》、袖珍本《玉茗堂四種曲》天頭記有「贈」。王孝慈在收到朱氏持贈的《鈞天樂》《尤西堂》後更是直言「劣」，「有一種朱逖先贈劣本」。
朱希祖與吳梅、王孝慈、許之衡、馬廉等人志趣相投，秉持開放流通的觀念，通過傳抄各取所需、增益補闕。朱希祖在幾人中涉足戲曲最晚，但在短時間內形成較大的藏曲規模，這既是興趣使然，也離不開友人的幫助。《朱目》分「匯刻本傳奇雜劇」「單刻本傳奇雜劇」「抄本傳奇雜劇」「抄本散曲」四類，足見抄本在酈亭藏曲中的分量，其中新抄曲籍又佔近四分之一。朱希祖將藏曲盡售國立北平圖書館後，平館也稱「海鹽朱逷先（希祖）先生舊藏戲曲書籍，抄本居半」。朱希祖借抄的曲本均屬珍稀罕覯之本，傳抄催生了更多抄本，在缺乏編印條件的情況下增加了典籍保存、傳世的概率，避免某些文獻因孤本流傳而消亡的厄運。一些新抄曲籍上還有朱筆批校，雖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燦然奪目，增加了抄本的學術價值。
三、朱希祖舊藏曲本與國立北平圖書館早期的戲曲購藏
1932年夏秋之際，朱希祖將所藏曲本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對平館後來成為「海內第一曲庫」貢獻尤巨。欲考察酈亭藏曲與平館早期戲曲收藏的關係與意義，須從梳理該館的戲曲購藏活動入手，這一時期擔任古籍採訪組組長的趙萬里付出了極大心力。
（一）趙萬里與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立初期的戲曲訪求（1929-1932）
國立北平圖書館成立初期的戲曲藏書主要承襲自原北平圖書館與北海圖書館所藏，然兩館早先的戲曲存藏數目並不算多。清末由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1926年10月更名為國立京師圖書館，1928年8月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京師圖書館在建館之初，繆荃孫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1912），此後又有江瀚《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1913）、夏曾佑《京師圖書館善本簡明書目》（1916）、張宗祥《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1921）等，然而上述目錄皆不著錄戲曲。二十年代初期，京師圖書館編《京師圖書館普通本書目》著錄曲本26種，其中明刊本僅有《北宮詞紀》《中原音韻》《度曲須知》。
1926年3月，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成立北京圖書館，1928年10月改稱北平北海圖書館。北海圖書館沒有書目留存，不過後來被國立北平圖書館歸入善本甲庫、又經遷徙入藏台灣「中央」圖書館的《會真六幻》《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怡春錦》均鈐有「北京圖書館藏」印，應是該館所得。鄭振鐸曾說：「國內的圖書館，可以屈指而數。所藏大抵以普通古書為多，如欲專門研究一種東西，反不如幾個私人藏書樓之收羅宏富。小說戲曲，更是國內諸圖書館不注意的東西，所以要靠幾個國內圖書館來研究中國的小說戲曲，結果只有失望。」不過，這一局面隨著趙萬里的到來得到了扭轉。
從1929年底至1930年6月，國立北平圖書館陸續購進多種小說戲曲：「明刻通俗文學書現時流傳甚少，此一年間四出搜訪，計得……李卓吾評本《西廂記》、《吳歙萃雅》、《月露音》、《步雪初聲》、繼忠齋本《香囊記》、富春堂本《目蓮記》及陳與郊《續古名家雜劇》殘本、凌刻朱墨本《琵琶記》、墨憨齋十種曲。近又收得黑口本《誠齋樂府》二十五種，較長洲吳氏藏本多出七種，可稱秘笈矣。」之後，趙萬里將主要目光放在明刊本、稿抄本等罕傳本上。
1930年夏，平館以三千元購得誦芬室藏曲本，為當年最重要的事件。據該年度館務報告：「此次得武進董氏藏書之半，始蔚然為大觀。舉其要者，如息機子輯《古今雜劇》二十五種、鄒式金《雜劇三集》殘本、《十種傳奇》、《櫻桃夢》、《箜篌記》、《題紅記》、《玉環記》、《大成麒麟記》、《浣紗記》、《南柯記》、《花筵賺》等，俱系明刻本，間有附精圖者。」除董康藏本外，平館還購得「《繡刻演劇五十二種》，內富春堂刻本凡十餘種；又收得明刻《靈寶刀》、凌刻《繡襦》《拜月》《紅梨》三種，均今日極罕見之戲曲也」
1930年10月，平館舉辦圖書展覽會，「此屆展覽各書純係十七年至十九年此二年間所購置者，而舊有之書不與焉」，共展出古籍605種，曲本達109種；其中明刻90種、清刻本18種、抄本1種，所選「不及全數之半，然其精華，實萃於是」。不久，平館收得散曲《南九宮詞》《彩筆情詞》等；湘江葉氏、松江韓氏藏書散出時，平館也略有所得。
至此，國立北平圖書館在合併後的幾年間總計收藏了「明刻戲曲書約得百六十種，合之清刻，當在三百種以上」，均為「今日極罕見之戲曲」，「而尋常習見之本尚不在內」，較合併初期有了根本改觀。從1932年初開始，趙萬里歷時五個月編纂《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平館在發佈出版預告時著重強調了戲曲部分的價值：「由趙萬里君重加甄別，嚴定去取……總得四千五百餘種，前後歷五閱月，始克成書。其最大特點有三……三曰舊本元明劇曲，共得二百餘種，孤槧名刻萃於一編。開自來公私藏家未有之紀錄，覽者無不嘆為觀止。」周叔弢言：「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甚偉……可以說無斐雲即無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就戲曲文獻的購藏而言，這段評價自是中肯。
（二）朱希祖舊藏曲本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高度集中於軍費和債務費，教師薪水屢屢拖欠。1932年春，朱希祖致信杭州抱經堂書坊主朱遂翔說：「下半年來日本入寇之故，薪水已欠五個月，此後更不知何日發薪……此次外患關係，迫於經費困難，學校欠我之款達三四千元，舊欠尚不在內，故無法還書款，伏祈原諒。」迫於經濟壓力，朱希祖下決心將早與自己學術研究無涉的曲本全部售出。3月，鄭振鐸披露「北平朱氏藏曲亦有歸北平圖書館之說」，不過當年6月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並未提及此事，想來雙方尚未談妥。9月，中山大學校長鄒魯電聘朱希祖出任史學系主任，鑒於早先工作中所遇諸多不順，加之「蒐集南明史料已逾十載，因兩粵為南明諸王興兵抗滿之所，故亦頗願一往」；次月，朱希祖攜家人南下廣州。赴中山大學任教的決定加速了朱希祖出售藏曲的步伐，到年底，周明泰在平館看到了酈亭舊藏曲本：「去年冬（1932年），余得盡觀北平圖書館所收海鹽朱氏舊藏清昇平署檔案五百餘冊。」
朱希祖最終選定國立北平圖書館作為藏曲的接收方，或是出於三方面考慮。首先，朱希祖與袁同禮、趙萬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聯繫。早在袁同禮擔任北平圖書館館長期間，朱希祖就「勸其辦圖書館之方法及購書之術」。1931年9月，北平圖書館舉辦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朱希祖出借《樂府群珠》抄本、劉燕庭舊藏《葉兒樂府》、尊生館本《琵琶記》、繼志齋本《玉簪記》《祝發記》、明刊《綰春園》，為展覽增色不少。另一方面，對於珍藏的曲本，朱希祖一直抱有「扃秘籍於私室，杜學者之殷望，甚無謂也」的想法，若將其轉予個人，恐將扃秘私室。再者，畢竟朱希祖希望通過這批曲本換得一定款額來維繫生活，在當時的北平，能夠整體購入且支付不菲書款的想來只有平館了。
關於出讓價格，劉半農稱「朱以所藏曲本讓歸北平圖書館，得價萬金」，倫明也言朱希祖「得值萬金」。《志目》首頁書縫內記有「曲10500，檔3000」，售價或為13500元。書款應是分批交付，因為直到1933年2月，朱希祖仍「寫北平圖書館採訪科科長徐森玉信，請其催付欠款事」。關於售價，朱偰說是「廉價轉讓北平圖書館，公保存古物之用心，可謂無微不至」，以當時條件來看，13500元是否「廉價」？同一時期吳梅欲售奢摩他室藏曲的情況可與之對比。
1932年1月，暫存於東方圖書館的吳梅舊藏27種明刊曲本為日軍炸毀，吳梅將所焚各書「錄一細目」，並言：「近十年中，凡富春堂曲本，每種須四五百元，墨憨諸本雖略次，亦須百元以上。」在朱希祖售予平館的藏書中，有富春堂刊《白蛇記》《目連記》2種，墨憨齋刊《量江記》《雙雄記》《萬事足》《新灌園》《夢磊記》《灑雪堂》《楚江情》7種；若依吳梅的標準計算，這不足十部的曲本價格已近兩千元。正如吳梅所說：「近日傳奇之貴，較經史不啻十倍矣。」
藏曲遭逢的厄運給吳梅帶來極大打擊，他決意將所藏曲本悉數賣出：「因取所存各曲總錄一目，將盡讓於人。」《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總計收有曲籍73部，386冊，以明清刊本居多，稿抄本較少。1934年11月，吳梅宴請夏承燾，席間講道：「盡貨所藏曲五百種，標價二萬金，庶可不僕僕講壇……瞿安謂非戲言，未知確否也。」可見此時吳梅對這批曲本的預期售價仍是兩萬元左右。
與吳梅相比，朱希祖所售曲本數量是其兩倍之多，其中還不包括一千餘冊的昇平署檔案和曲本。吳梅欲出售的明刊本有30餘種，朱希祖有40餘種；吳氏所售抄本僅有7種，朱希祖的則多達120餘種，此外還有《軟羊脂》《一江風》等稿本。雖然倫明談及朱希祖出售曲本的價格時稱「人已訝之」，但是事實當如朱偰所言為「廉價」。
1933年6月，北平圖書館正式向學界披露了購入朱氏藏曲的消息：「海鹽朱氏舊藏之明清戲曲書。海鹽朱逷先(希祖)先生舊藏戲曲書籍，抄本居半，乃清季昇平署舊物，大小名劇凡五百餘種，近代戲曲史之重要史料也。其他明清刻本，亦多罕見之品，如明刻《祝發記》《紅梅記》《白蛇記》《綰春園》《南北樂府時調青昆》等。此外，又有明抄《樂府群珠》一帙，純收元明人小令套數，與《太平樂府》有同等價值，為明季周天球藏書，至可寶也。」此後幾年間，平館未有整批、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戲曲文獻加入，直到1938年脈望館抄校本入藏。
（三）趙萬里對朱希祖舊藏曲本的整理
隨著酈亭藏曲整批入藏平館，趙萬里著手進行編目：「朱藏戲曲書，正在整理中。」與之同時，館藏古籍的分類、提善、編目也在緊張進行中。其中宋、金、元及明代前期善本歸入甲庫，又從普通古籍中新提部分善本歸入乙庫，兩庫中的戲曲文獻基本是趙萬里自1928年至1933年間購得。1933年底，趙萬里《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了甲庫藏書，酈亭藏曲首次在平館藏書目錄中得到體現。結合《北平圖書館圖書展覽會陳列目錄》（1929）、《國立北平圖書展覽會目錄》（1930）、《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災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1931）等目錄（統稱「既往目錄」）的著錄情況，可見朱氏藏曲於甲庫中的地位（見表1）：
類目見於既往目錄朱希祖舊藏不詳叢編8種2種1種雜劇4種1種4種傳奇29種41種4種曲譜曲律3種無1種散曲9種4種6種選集5種3種2種較之一年前的《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所言「元明劇曲共得二百餘種」，定稿本僅著錄曲本125種，剔除近100種。在最終著錄的曲本中，多達46種、超過三分之一為朱希祖舊藏。此外，乙庫還有27種抄本、殘本為朱希祖舊藏。1934年2月，孫楷第、趙萬里、傅惜華籌辦國立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除在甲庫、乙庫中選擇部分藏書外，又從普通古籍書庫挑出朱氏舊藏抄本戲曲33種；另有刻本數種，因與平館舊有書籍無法區別，暫難統計。結合平館早期的戲曲存藏，酈亭藏曲的整批入藏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稿抄本是朱氏藏曲中最重要的一類，彌補了平館所缺。在《朱目》著錄的112種抄本傳奇雜劇中，有49種被歸入甲、乙兩庫；9種抄本散曲中，2種歸入甲庫。其中有些曲本屬存世無二的稿本，有些屬康乾時期的內府抄本，《風雲會》《翡翠園》等全本自不必說，即便《鳴鳳記》《紅梨記》等劇僅存上、下某一卷，也屬善本之列。雖然還有近一半抄本未歸入善本行列，但同樣有其特殊價值，如康熙年間南府抄本《西廂記》，「與王實甫、關漢卿之《北西廂記》及李日華、陸採之《南西廂記》曲文皆不同，不知何人所撰」，《泛黃濤》《金龍印》《元人曲韻》等則經由名家遞藏。
其次是罕傳之本，特別是明刊戲曲。《朱目》共著錄27種明刊單刻曲本，9種入甲庫，3種入乙庫；16種散曲，4種入甲庫。其中《玉茗堂全集》本《南柯夢》《邯鄲夢》是湯顯祖原刊本，未經臧晉叔改訂；汲古閣初印本《荊釵記》《投梭記》《玉鏡台》，也屬稀見。朱希祖藏清刊曲本數量很大，不過鑒於善本、普通古籍的認定標準，絕大多數被劃歸普通古籍庫，而如《秋竹山房二種曲》《吟風閣雜劇三十二種》等也被歸在乙庫。
酈亭藏曲與國立北平圖書館舊有書籍存在不少重復，有些副本可與館藏原有書籍配搭而成完帙。如平館早先曾從中國書店購入《雜劇新編》首冊：「那幾冊里有茅孝若的四劇和陸晚庵的《西台記》，鄒氏兄弟的《風流冢》及《空堂話》。」朱希祖出售的《雜劇新編》首冊除茅孝若四劇、鄒式金《空堂話》外，還有尤侗《吊琵琶》，「合此三種殘冊計之，當得原書三分之一強」。有些雖為副本，但版本價值較高。如北平圖書館早年藏有明刊《六幻西廂》《盛世新聲》，朱希祖同樣持有兩書；後一種雖為殘本（朱倓後補抄目錄），卻是袁克文舊物，仍被歸入甲庫。對於一些價值不高的副本，趙萬里在清點過後便將其售出。1933年8月，趙萬里致函傅斯年稱：「『四夢』已改本得二種，至未改本則無重本可讓，其餘重本俟採訪科編目後當首先送奉請選購不誤。」鄭振鐸藏明金陵唐氏刻本《牡丹亭》、乾隆刊本《全福記》《繁華夢》，劉半農藏朱絲欄抄本《擬連廂詞》，皆是從平館購得的朱氏舊物。
酈亭藏曲在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後，學界第一時間給予了關注。昇平署文獻開啓了清代宮廷戲曲研究的序幕，「秋浦周明泰君之《清昇平署存檔事例漫抄》，及平山王芷章君之《清昇平署志略》，此二書皆取材於是，各成巨著」。相較於朱希祖藏昇平署文獻直到近年才由國家圖書館出版，此前「只有少數專門研究者如周明泰、王芷章等先生曾翻閱、研究過這批資料，新中國成立後，就未再對公眾開放過，朱氏出讓的明清曲本很早就被學界利用。鄭振鐸《清人雜劇初集》出版時，《清人雜劇二集》即已編就待印，待酈亭藏曲歸入平館後，鄭振鐸又對選目進行了調整：「海寧朱氏舉所藏劇曲，歸之北平圖書館。中亦有清劇二十餘種，足以增益我書。於是《二集》所錄，乃較擬目有所變易。棄去若干比較易得之作，而益以昉思、幼髯諸氏之稿本。」孫楷第長年關注小說、戲曲文獻，後來結集成冊的《戲曲小說書錄解題》「所收文章都寫於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書中所撰《軟羊脂》《翻西廂》等二十餘種提要同樣據朱希祖藏本。《古本戲曲叢刊》《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等收錄的曲本中均不乏酈亭藏曲，有些因為加蓋了朱希祖鈐印能夠識別，而絕大多數由於沒有印章無法判斷，只能借助《朱目》推定。當下學人無一不受酈亭藏曲的嘉惠，想來這正是朱希祖昔日「網羅放佚之初心」。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4年5期，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