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印刷史名著中的一處疑問
卡特印刷史名著中的一處疑問
何朝暉
卡特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是印刷史研究的經典之作。該書出版已近百年，至今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豐碑。尤其是在印刷術西傳路線的系統研究方面，時至今日仍無出其右者。
該書已有3個中譯本。1938年，商務印書館在長沙出版了劉麟生的文言文譯本《中國印刷術源流史》，內容有刪節。1957年商務印書館又推出了吳澤炎的現代漢語譯本《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對正文、注釋作了全面翻譯。1968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在海峽對岸出版了胡志偉根據1955年美國漢學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的修訂版翻譯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
筆者在閱讀該書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的疑問，去歲已在本公眾號上發出一篇《卡特印刷史名著中譯本的一處誤譯》，這次再提出一處，與讀者諸君共同探討。
原著第三編第十四章，討論上世紀初普魯士探查隊在吐魯番盆地發現一批古代雕版印刷實物資料。其中多次出現woodcut一詞，3個中譯本的處理有所不同，茲列舉如下。
1The results of these excavations, including a large quantity of woodcuts and block prints, are in the Ethnological Museum at Berlin. （1925年、1931年版第103頁，1955年版第141頁）
劉麟生譯作：「……發現不少木刻及雕版印刷品，今存於柏林人類學博物館中。」（第118頁）
吳澤炎譯作：「這次發掘的所得，包括大量的木刻和雕版印刷物，現藏於柏林民俗博物館。」 （第120頁）
胡志偉譯作：「發掘的結果使柏林人類學博物館增加了大量的木雕版和書籍。」（第122頁）。按胡志偉將block prints譯作「書籍」是不準確的。
2Woodcuts and block prints were found in almost every site excavated in the Turfan region. （1925年、1931年版第104頁，1955年版第142頁）
劉麟生譯作：「吐魯番發掘之地方，無不有木板與雕版印刷。」（第120頁）按劉麟生將block prints譯作「雕版印刷」也是不準確的。
吳澤炎譯為：「在吐魯番區發掘的每一地點，幾乎都有木板和雕版印刷物。」（第121頁）
胡志偉的譯文：「似乎在吐魯番任何已發掘過的地點都曾發現雕板畫和雕板印刷品。」（第123頁）。值得注意的是，英文原版中緊接著的下一句話：「Toqsun at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Turfan oasis is the most western point at which Central Asiatic block printing has been discovered.」（吳澤炎本譯為：「在中亞細亞發現雕板印刷最西的地點，便是吐魯番綠洲西邊的托克遜城。」）在胡志偉譯本中竟然被漏譯，令人不解。
3 One box of this deposit that I examined at Berlin …… contained …… a dozen very primitive Buddhist woodcuts …….（1925年、1931年版第105頁，1955年版第143頁）
劉麟生譯作：「作者在柏林，翻閱吐魯番掘出之一箱廢紙，其中……尚有木刻佛像十二張……。」（第120頁）
吳澤炎譯作「我在柏林曾經檢視一箱這種積藏的東西，……包括極簡陋的佛教木刻像十二張……。」（第121頁）
胡志偉譯作：「貯存在柏林的箱子之一，………其中有……一打老式樣的佛教雕板畫……。」（第123頁）
4 The Turfan finds includ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woodcuts and fragments of woodcuts, without text. These are apt to be on very thin paper and rather primitive in workmanship, though there are notable exceptions.（1925年、1931年版第109頁，1955年版第146頁）
劉麟生本譯作：「吐魯番古物中，木刻至多，率無文字；紙既薄，印刷亦不精，佳者殊不多覯。」（第125頁）
吳澤炎本譯作：「吐魯番的遺物中，也包括大量的沒有文字的木板和木板殘片。它們適用於極薄的紙張，除了若干顯著的例外外，一般手藝極為原始。」（第125頁）
胡志偉本此段漏譯，原因不明。（第126-127頁）
可以看到，woodcut一詞在幾個中譯本中出現了三種譯法：一是譯為「木刻」，二是譯為「木板」或「木雕版」，三是譯為「雕板畫」「木刻像」「木刻佛像」。
英文woodcut可以譯作「木刻」，其具體含義有兩個：一是指刻有圖畫以備刷印的木刻雕版；二是指用木刻雕版刷印到紙上的版畫，即木刻版畫。較為常見的後一個義項。根據具體的語境，選擇哪一個義項都是可以的，但中譯本中譯成「木刻」的幾處，則模稜兩可、含糊其辭，不知所指。
卡特書中這一章中出現的woodcut，筆者以為都應理解為木刻版畫，即紙質印刷品，而不應譯作「木板」或「木雕版」，理由如下。
首先，woodcut指雕版時，專指刻有圖像的雕版。英文woodcut主要用來指一種藝術形式，即木刻版畫藝術，它是一種以版刻方式呈現的平面圖像藝術，其藝術價值既體現在畫稿的立意與構圖上，也體現在版刻的質地與風格上。因此woodcut用來指雕版時，僅指刻有版畫作品的雕版，而不包括純文字或不以版畫為主要內容的雕版。若說上世紀初吐魯番出土了大量版畫雕版，卻沒有發現一件文字雕版，顯然是不合常理的。實際上卡特在這一章中討論了大量的文字印刷品，如果有雕版出土不可能連一件文字雕版都沒有。
其次，如果根據三位譯者的理解，柏林藏有吐魯番各處出土的「大量的」雕版實物，卡特當時一定有機會見到，並加以仔細研究，寫到他的書里。但卡特在書中對這些雕版並無只言片語的討論，這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從卡特書中可知，他在柏林能夠見到西方人在中國西北和中亞地區發掘出的當時最新的考古資料，可以在庫房裡任意翻檢各種紙質文獻，如果有雕版的話，他是完全有條件看到並加以研究的。留存至今的古代雕版要比雕版印刷品更為稀有、珍貴，更應該引起他的重視。他在書中對此不著一字，只能說明卡特當時並未見到雕版實物。
第三，卡特在上面所舉第（4）例中說，在吐魯番「也」（also）發現了大量沒有文字的woodcuts和殘片。在這句話之前，卡特花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吐魯番出土的印有文字的印刷品，這些文字五花八門，包括回紇文、漢文、梵文、西夏文、藏文、蒙文等多種文字。討論完了文字印刷品之後，卡特最後說，出土的印刷品中也有不包含文字的，只印圖像或圖案。這些印刷品當然就是木刻版畫，正符合woodcut一詞的含義。在第（1）（2）例中，卡特將woodcuts與block prints並列，應是用前者來指印在紙上的木刻版畫，用後者來指其他帶有文字的雕版印刷品。
第四，在第（4）例中，卡特在說明吐魯番也出土有woodcut之後，緊接著討論了其紙張和刊刻水平。卡特說這些東西是印在很薄的紙上的，如果卡特指的是雕版，他如何能夠僅僅根據雕版，就知道所印紙張的薄厚呢？卡特得出這一論斷，只能是因為他見到的就是印在薄紙上的木刻版畫。再者，卡特的原文是these are apt to be on very thin paper，雕版在印刷時位置在紙張下方，是不可能使用on一詞的。而版畫是印在紙上的，使用on這個詞才恰當。如果卡特要討論雕版和紙張的關係，此處應該用for才對。因此卡特在這裡談論的，只能是印在紙上的木刻版畫。
最後，第（3）例中的woodcut顯然指的是木刻版畫，這是毫無疑問的。卡特說得很明白，他當時是在檢視一箱「廢紙」，其中當然不會包括版片。卡特在這一章中的用詞應該是前後一致的，不應出現歧義，使人混淆。如果他想表示雕版，完全可以用wood block加以區分。
據史金波、雅森–吾守爾所著《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西夏和回鶻活字印刷術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介紹，上世紀初吐魯番地區確實出土了雕版實物。20世紀初德國考察隊在勝金口石窟寺、交河故城、高昌故城等地發掘出「雕刻有精美花紋的雕版」「十數件」，後均藏於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第87頁）。但吐魯番出土的文物中比較普遍、數量較多的還是雕版印刷品。史金波和雅森–吾守爾的書中寫道，20世紀初各國考察隊在吐魯番和敦煌發現「數以百計的回鶻文印刷品殘卷，幾乎在吐魯番發掘的每一個點，都有大量的印刷品發現」（第84頁）。這正符合卡特在例（1）（2）中的說法，即在吐魯番的各個發掘點都出土了雕版印刷品，數量巨大。
要從根本上解答這個疑問，必須弄清楚當年吐魯番出土的雕版的確切數量，是不是達到了可以用「至多」「大量」（a large quantity of, a large number of）來形容的地步。按照史金波和雅森–吾守爾的上述說法，「十數件」顯然不能說是「至多」「大量」。目前我還沒有獲得這方面的準確信息，敬祈高明有以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