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並做好古籍編目工作

重視並做好古籍編目工作

陳先行

眾所周知，欲提升文化自信自強，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頗為關鍵；而欲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則必須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去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共同印發了《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是新時代黨和政府對古籍工作的規劃、要求與支持的集中體現。《意見》所說的古籍工作，落實到具體而言，大致分為三個方面：圖書館系統的古籍整理與保護；大學及科學院等研究機構的古籍整理研究；出版機構的古籍出版流傳。三者看似相對獨立，其實聯繫緊密，互為因果，難言主次輕重。而圖書館的古籍整理，主要是編目工作，最為基礎，是後兩項工作的前提，不能忽略。

古籍編目工作的意義主要在於摸清館藏家底，從而為研究、出版提供資源服務，摸清家底是提供資源服務的前提。摸清家底有兩層含義，一是要將所有館藏登記在案，避免國有資產流失，這意味著要改變過去長期存在的中小圖書館因缺乏專業人才而未能整理、大館因藏書量大而來不及整理的局面；二是要對每部古籍版本予以準確的鑒定著錄，使其文獻與文物價值得到應有的揭示，此乃古籍編目工作的學術性、必要性及意義所在，也是圖書館應當承擔的責任。有人會問，既然登記在案，不是已包含版本鑒定著錄了嗎？理論上確應如此，但實際上由於受歷史條件及編目人員的水平制約，過往登記在案的古籍，存在不少鑒定著錄錯誤，應當予以糾正，否則難言家底真正摸清。而惟有不斷地糾正錯誤，版本目錄之學才能得到發展，相關人才方能培養而出，研究與出版服務才有質量與效率可言。

自從2007年開展全國古籍保護工作以來，古籍普查即摸清家底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績，但這些成績主要體現在第一層含義上，即將館藏古籍登記在案，而於古籍版本準確的鑒定著錄及人才培養方面則成就不顯。即便是最能體現普查成果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也存在某些版本鑒定錯誤的情況，至今未能予以糾正，殊感遺憾。

歷史常有驚人相似之處：清代乾隆三十七年創編《四庫全書》，政府原本想在兩三年內畢功，結果到乾隆五十五年才全部完成，編了整整十八年。無獨有偶，為完成周恩來總理的遺願，1977年在文化部的主持下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當時「文革」剛結束，幹部與專家學者群情振奮，也立志要在兩三年內完成（確實在1980年編成《徵求意見稿》），但直到1995年才全部編成出版，前後也花了十八年。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不能因為有善良的願望與出發點，便疏忽乃至脫離客觀規律，違背科學。

2007年2月底，我曾於北京參會期間建議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進行修訂，2015年又正式撰文呼籲。由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作為一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成就最高的官修善本目錄，數十年來，一直為整理、研究、出版古籍所依憑。為維護其科學性、嚴肅性與權威性，對其因受客觀原因制約所造成的版本鑒定及其他錯誤，應當力求予以糾正。如果能以該項目為抓手，既可帶動、促進古籍普查與保護工作，又能培養出一批功底深厚的人才。

同時，我也爭取在可能可控的情況下，與同事們不受外界干擾，關起門來編纂一部能立足於新時代學術前沿的上海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一者是為完成前輩的遺願，因為他們曾編有上圖善本目錄草稿；再者即想向世人證明，編纂高質量的古籍版本目錄是多麼重要；修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多麼必要；而那些專靠抄襲拼湊海內外舊有目錄而成、卻冠於「中華」「全球」字眼以忽悠世人的古籍目錄，應當休矣。

令人高興的是，在2021年我退休之前，編纂館藏善本書目作為重要項目被列入上圖「十四五」規劃。在去年，又是在市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將編纂簡式善本目錄改為藏書志式善本目錄，進一步提升了該項目的學術價值，而且規劃編纂整個上海地區公藏的善本書志，而非僅僅上圖一家。這無疑是上海古籍工作的一個壯舉，也是打造上海文化自信自強的具體反映。當然，這是一項較為長期的作業，不可能一蹴而就。

本文原刊於《文匯報》2023年11月17日第6-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