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書題跋的要素、認定與異名考辨
手書題跋的要素、認定與異名考辨
—題跋研究筆記之一
劉鵬
提要：
手書題跋是由創作者、收藏家及其「收藏共同體」題寫在紙（絹）本文獻前後的文字。其要素包括：內容上以對廣義收藏活動的記錄為中心，結尾署有日期或作者姓名、字號，前後多鈐有作者印章。「手書題跋」的內容、書風、墨色、位置、鈐印等具有特殊性，與「刊印題跋」相比保留了更多信息。校跋、題（觀）款、部分題端（簽）、題詩（詞）均可歸入題跋範疇，批校、摘錄則不屬題跋。與「題跋」名異而實同者包括「題識」「題記」，三者本義有別，但自明清以來在紙（絹）本文獻的題寫實踐中含義相同。
關鍵詞：手書題跋 要素 認定 題記 題識
引言
手書題跋是廣泛見於書籍、碑帖與書畫前後的文字。各類詞典中對「題跋」的解釋大同小異，而以《漢語大辭典》較有代表性：「題，指寫在書籍、字畫、碑帖等前面的文字；跋，指寫在書籍、字畫、碑帖等後面的文字，總稱『題跋』。內容多為品評、鑒賞、考訂、記事等。」[1]
不過，詞典的解釋簡明扼要，卻遠未能描述大量閱讀散見於各類紙（絹）本文獻前後的題跋墨跡之余，產生的那種豐富而微妙的感覺。「手書題跋」作為涵蓋藝術與文獻兩大領域的文體，其多樣與靈活，體現在內容上，涉及人物、時事、掌故、鑒賞、學術乃至風俗、信仰；體現在文風上，或直抒胸臆，心手相應；或好整以暇，從容不迫；或言簡意賅，備體而已；亦時有大塊文章，連篇累牘。可謂水無常形，蔚為大觀。
此外，本文將習稱的「題跋」強調為「手書題跋」，亦別有用意——容易為當代習慣閱讀刊印文字的學者忽略的是，「手書題跋」與經過整理的「刊印題跋」並不完全等同。從內容上說，二者的關係好似「稿本」與「印本」，從「手書題跋」到「刊印題跋」，訛誤與疏漏往往會得到訂補（當然也可能訛誤更多，比如清末以來多次刊印、標點的黃丕烈題跋），但書寫的「私密性」「自適感」和「時間點」會遭到消減，比如書寫時的隱秘心思，涉及當時人事的敏感文字，書寫時或「靜觀」或「對眾」的不同筆意，書寫時間等信息時常被刪、略而去等等。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題跋作者結集刊印的自我審查時，有時也發生在後人整理前人題跋的過程中。
從形式上說，二者的差異更不啻雲泥。手書題跋在顏色上以墨色為主，亦間有朱、黃、紫、綠諸色；書體上以楷、行為主，兼有篆、隸、草諸體，輔以朱色印鑒，可謂琳琅滿目。不僅在整體觀感上給人以美的享受，其昭示的遞藏源流，聚散曲折，也使其在無形之中，成為原文獻（書畫、書籍、碑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字如其人」的傳統觀念下，賞鑒者還可以根據字跡的大、小、端、欹、秀、拙、凝、放，與歷史給書寫者們的「蓋棺定論」相互參證，從書法角度一窺其人。
在題寫位置上，手書題跋其實亦不限於文獻前後，函套書衣，天頭地角，字裡畫間，乃至夾簽附箋，均可見前人留下的題跋手跡，在無意中亦可以透露給我們許多信息。如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雲：「應搜訪到法書，多系青闌道，絹襯背。唐名士多於闌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撿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撿用。依紹興格式裝褫。」[2]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唐代有題跋於原作四周的風氣，只不過後來不再流行[3]。（圖1）又如傳世名畫、法帖中的題跋，多書於卷、冊前後余紙，以昭敬重。而有一位自詡「十全老人」的「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則經常不惜筆侵畫芯，墨踐隔水，動輒題跋（詩）、鈐印數十，這些行為，都昭示了乾隆帝的滿滿自信、強烈的表達慾望和能力，以及最重要的——敬畏感的缺乏——這是我們在「刊印題跋」中無法體會的。（圖2）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已做了太上皇的乾隆
題跋說「以後展玩，亦不復題識矣」，
其實這個不到20頁的冊頁已經被他題跋、題詩、附畫到無以復加
與手書題跋相比，「刊印題跋」可謂「千篇一律」，不僅內容可能有所遺失，原題跋那些獨特的風格、位置信息，也已不見其蹤。更重要的，刊印本還可能打破題寫場景，將一些實際屬於題跋的文字歸屬於其他分類。比如文獻後的題詩、題詞，在題寫場景下，與其他散文體的跋語是一體的、渾融的，但在收入作者文集時，卻只會歸入「詩」「詞」卷，而不會歸入「題跋」卷（對這一問題後文還有闡述）。業界有時將手書題跋稱為「題跋真跡」[4]，這個「真」字，突出了手書題跋「保留更多原始痕跡」的特點，可謂一語中的。
明清以來，學者已經有意識地輯錄手書題跋，許多墨跡亡佚的題跋，內容賴此而存。當代以來，隨著書畫、古籍珍品的大半公藏和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存世海量手書題跋的價值，更從「文物性」擴展到「學術性」。其作為藝術史、版本目錄學、印刷史、書籍史、閱讀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重要的原始文獻，受到廣泛關注。各類題跋影印、整理著作層出不窮，有的已成體系和品牌。不過，絕大多數出版對象都是古代「刊印題跋」或其標點本，而絕少據「手書題跋原跡」校正、補充，是以訛誤、刪略得以延續，古今的連接卻被打斷—即到底哪些題跋原跡尚存，目前存在何處，書號多少，與傳世的刊印題跋文字有何異同，題跋之後還有哪些遞藏軌跡，往往並不反映在整理、影印本中。從這一角度來看，這種整理自然有很大的意義，但遺憾也是明顯的。
好在近年來部分公藏單位和學術界亦有計劃地整理、公佈館藏手書題跋，以孚眾望。其規模較大者，書畫題跋所見有《中國歷代書畫題跋精粹》[5]、《中國歷代書畫題跋注釋集成》[6]。古籍題跋所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標點善本題跋集錄》[7]、《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錄（附版本考）》[8]、《天津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9]、《國家珍貴古籍題跋叢刊》[10]。碑帖題跋所見有《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11]、《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12]、《國家圖書館未刊石刻題跋輯錄》[13]等等。（圖3）這些著作多將題跋手跡與釋文同時刊出，滿足了不同受眾的需要。此外，《文獻》《文津學志》等文獻類刊物也長期刊登手書題跋考釋論文，和前述題跋整理著作一道，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進步。
2010年以來，筆者因工作機緣，參與了國家圖書館善本題跋的整理和《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各收藏單位題跋的審校。尤其是2020年至2021年，用前後半年時間，將三千餘條、六十餘萬字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古籍題跋集中校閱兩過。通過此項工作以及平時所閱多種書畫題跋影像，筆者對手書題跋初步形成了一些粗淺的認識。偶言之於師友，多蒙勉勵，故不揣淺陋，將部分研習筆記連綴成文，以就教於大雅君子。
本文擬以書籍題跋為中心，輔以書畫、碑帖題跋中的用例，從組成要素、認定標準和 「異名」考辨三個方面，討論手書題跋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手書題跋的組成要素
筆者以為，僅僅依靠詞典中的定義去理解手書題跋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根據閱讀和整理實踐，歸納手書題跋的要素，再一一拆解。歸納和拆解的過程，同時也是深入體察手書題跋豐富內涵的過程。
筆者認為，手書題跋，是由紙（絹）本文獻（主要包括書畫、書籍、碑帖）的創作（抄錄）者或「收藏共同體」（包括而不限於收藏家及其同好、名流、後學等），題寫在文獻前後的文字。其形式靈活，以「收藏共同體」共同締造的創作、收藏、賞鑒、校錄、研究、流通、複製等「收藏活動」為中心，廣泛涉及歷史、時事、人情、學（藝）術等多個領域。
手書題跋的作者，主要是紙（絹）本文獻的「收藏共同體」，這一共同體既包括收藏者本人，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在收藏者處一飽眼福後「文興勃發」或「應請命筆」的同好、名流、後學。此外，文獻的創作者和抄錄者，也常有題跋留存。如故宮藏宋徽宗繪《祥龍石圖》後即有作者自序及題詩，國圖藏明朱存理輯錄稿本《珊瑚木難》中某件作品之後也常有朱氏記錄其觀覽經過的題跋。（圖4）而佛經之後由抄寫人留下一段說明緣起文字的現象，更是可以上溯到漢代。
因為創作、抄錄的「一次性」「短暫性」和收藏的「重復性」「持續性」，兩類題跋的數量差距很大。從閱讀印象來看，「收藏共同體」的題跋佔十之八九，創作者和抄錄者的題跋僅佔十之一二。更何況在版刻書籍中，也基本沒有作者「手書題跋」存在的可能。
定義、作者問題之外，本節擬從手書題跋的內容、署名、鈐印三個方面，探討其組成要素。
（一）內容
手書題跋的內容以對收藏活動的記錄為中心。所謂「收藏活動」，是廣義概念，實際上包括了文獻的創作、收藏、賞鑒、校錄、研究、流通乃至複製、刊印等一系列彼此相關的活動。在收藏活動持續的過程中（這一過程可能長達數十、數百乃至上千年），作為創作者、抄錄者和「收藏共同體」的題寫者，同時也在經歷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也在經歷世事治亂，生老病死，這些生命體驗和人間感慨也自然而然地被他們形諸筆墨，融入題跋之中。這些內容，大大增加了手書題跋內容的鮮活感或厚重感，也成為每一個閱讀、欣賞者深入與藏品共情的要徑和捷徑。
此外，手書題跋作為正式撰寫的「序言」（前序、後序、跋語）的「變體」，其形式多數時候較為靈活、隨性，平均不過百餘字。少數長篇且論述嚴謹的題跋，多出現在晚清民國，已經和書籍前後刊印的「序跋」趨同，不是「手書題跋」的正體。（圖5）
（二）署名
作為文體正式性的象徵，手書題跋結尾多署有日期或作者姓名、字號。這也是其區別於文獻中批校、評點、摘錄等手書文字的重要特徵之一。
前人的手書署名往往經過特別設計，具有特別的韻味，這也構成了手書題跋的一個欣賞要素。比如翁方綱的署名，「公」字上半部分的「八」常與「羽」間隔較遠，似為獨立一字，而「方綱」兩字往往較小，且距離較近，如上下結構之字，而與「翁」字間隔較遠。還有一些署名也是將兩字連書，形同一字，但會簡省上字的下半部分或下字的上半部分，如李鴻章的部分署名中，「鴻章」二字連書，「章」字被寫作草體，僅保留下半部分。又如清稿本《儀禮蠡測簽注》（國圖17773）[14]諸家題跋署名中，趙懷玉的「懷玉」二字連書，「玉」字上半部分被省略；而黃戉簽名兩字連書，省略的便是黃字下部的「八」。戴聯奎則後二字連書，並無省略，看起來卻像是上下結構，兩字大小也與「戴」字相同，成為「戴 連奎」，不細辨幾被瞞過。這些設計，都和古人自上而下的書寫方式息息相關，今人簽名多橫書，這種技巧便無法取用。（圖6）
（三）鈐印
明清以來，隨著手書題跋作為一種傳統的確立，其內容、書法愈加講究，形式上也愈加正式，相當數量的題跋前後開始如其他書法作品一般鈐有作者印章。這些鈐印與題跋文字同時產生，為題跋而鈐，該「題跋」實際上理應包括文字和鈐印兩部分內容。部分題跋整理著作並未著錄題跋鈐印，這也是一種遺憾。
這類題跋鈐印，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少數印鑒專為題跋而刻，是名副其實的「題跋印」。如「藏園題識」（傅增湘）、「節子題識」（傅以禮）、「應陛手記印」（韓應陛）、「硯山題記」（汪鋆）、「茗生題記」（邵銳）、「茗理題記」（章鈺）、「欣夫題記」（王大隆）、之誠題記（鄧之誠）諸印即是。（圖7）又如故宮博物院所藏《五牛圖》長卷後有乾隆題詩及諸臣和詩，詩末群臣鈐印多有專為題跋（詩）而刻者，如蔣溥鈐「臣蔣溥」「筆霑恩雨」二印，汪由敦鈐「臣由敦」「敬書」二印，裘曰修鈐「臣裘曰修」「敬書」二印，錢維城鈐「臣錢維城」「筆沾春雨」二印，觀保鈐「臣保」「敬書」二印，董邦達鈐「臣邦達印」「染翰」二印，如此齊整，很可能還是同僚間相約共同為「應命題跋（詩）」而鐫刻的。（圖8）
除了這些有明確信息的「題跋印」，有一些印鑒印文並不如上述諸印明確，但尺寸較小，多為姓名、字號章，也基本可以確定是專為書寫題跋、題詩一類小字時所鈐，如前述《滏水文集》書衣另有韓應陛蠅頭小字短跋一則，後即鈐一極小「淥卿」（韓氏字）印。
第二種情況更為常見，即將一些小印同時當作收藏印和「題跋用印」，既鈐於書之卷端，也鈐於題跋前後。正因系借用藏書印，有時也不甚講究，用大印鈐於小字題跋之後，與「印一般小於字」的書法慣例不合。
題跋用印的位置，往往參考了書法的章法，跋前之印，往往鈐於文首之右上方；跋後之印，一般鈐於署名之後（少量鈐於姓名之上），整理時亦須將其位置描述清楚。關於題跋用印問題，筆者擬專文探討，此不贅述。
在實際工作中，要將「題跋印」與「收藏印」區別開來，更要將同一方印章用作收藏印和用於題跋前後的情況區別開來。整理題跋時，僅著錄「題跋印」或「題跋用印」，而不著錄收藏印。尤其需要避免將鈐於題跋附近、與題跋者不相干的他人收藏印著錄為題跋用印的情況發生。（圖9）
如前所論，「標準」題跋格式當如下文：
嘉慶丙寅孟夏月，杭州書友介其族人陶蘊輝售宋刻李注《文選》於余，以此《續幽怪錄》二冊為副。蘊輝曰：「此書向於東城書坊獲之，後歸知不足齋。今仍返故土，古書殆亦有靈耶？」余檢卷中藏書家圖記，有「鄭印敷教」一章，則其為東城故物無疑。桐庵先生秋水軒，其去余縣橋新居不遠，同里旭亭韓丈曾言之。茲書歸吳，而余適遷居東城，因遂得此，以慰書之願雲爾。蕘翁。（國家圖書館藏宋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刻本《續幽怪錄》卷四末黃丕烈跋，首鈐「士禮居」印，尾鈐「黃丕烈印」印，6944）（圖10）
二、手書題跋的認定
正如前文所闡述的，手書題跋雖然文體較靈活，但仍需要具備一些要素，有一定之規。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文體」範圍得以擴大、演變，出現了一些「模糊地帶」。其中部分書寫形式本來各有所屬，但又逐漸融入了題跋的一些要素，已經難以截然區分，是以在實踐中，我們也將其與題跋一起整理。此外，本節也將討論幾種不屬於題跋的情況。
（一）可以視作題跋的情況
除了前文所引黃丕烈跋這類典型者之外，校跋、題（觀）款、部分題端（簽）跋、題詩（詞）也是「手書題跋」常見的形式。
1.校跋
書籍中常有收藏者的批校。批校往往針對書中的具體問題，書寫在天頭、地腳相應位置，一般不屬於題跋。但與批校相關者，尚有「校跋」。這類「校跋」即「校勘跋」，是批校書籍者書於各卷首、末葉（有時也在天頭、地腳出現），記錄校勘情形、進度之題跋，往往有年月而無署名，或有署名而無年月，多數只有寥寥數語。其內容、格式、書寫位置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又符合題跋的基本要素。
近人中傅增湘先生最喜校書，因而此類校跋極多，但多未收入著名的《藏園群書題記》。已故王菡老師曾輯《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15]兩冊900余頁（絕大部分是校跋），可見其數量之巨。
校跋之例如：
此序用元妙觀《道藏》本校。復翁。（津圖藏明萬曆程榮刻漢魏叢書本《穆天子傳》卷首黃丕烈跋，Z146）
戊辰正月初四日，蝯叟閱至此。（湖南圖書館藏稿本《說文釋例》卷四末何紹基跋，善193.3/70）
甲子三月初九日校。（國圖藏明嘉靖十年（1531）安國桂坡館刻本《初學記》卷二末傅增湘朱筆跋，227）
據筆者所知，這類跋語以往在題跋著錄、整理中常被忽略，正是因為部分著錄、整理者並未將其視作題跋。但即使只有寥寥數語或只是「流水帳」，百年而下，也成為少見的記錄題跋者日常生活的文字。如前引津圖藏《穆天子傳》黃丕烈校跋，尚有：
吃年夜飯畢，手校此卷。（卷二末朱筆）
大除晨起校。（卷三末朱筆）
午前校。（卷四末朱筆）
飯畢校。（卷五末朱筆）
校畢此卷，已將夕矣，予以病軀，得閒校此，雖憂亦樂也。（卷六末朱筆）（圖11）
在「年夜飯」「大除晨」「將夕」「病軀」等辭匯的烘托下，一位大藏書家「校書亦以勤」的形象已躍然紙上。無獨有偶，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1600）的歲除前後多日，前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也在忙著校勘《水經注》，只有元日當天沒有校勘記錄[16]。
有些校跋文字過於簡略，單獨衡量，已與「標準」題跋相去甚遠（如前引黃丕烈「飯畢校」三字），但綜合考量，其屬於一時段校勘行為的一部分，屬於一組校跋之一，仍應歸入「題跋」之列。如明抄本《古今雜劇》（國圖774）各冊有明清常道人趙琦美校跋多則，長者如「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九日，校抄於小榖藏本。於即東阿榖峰於相公子也。清常道人記」（第七冊《董秀英花月東墻記》卷末），短者如「於小榖本錄校」（第十三冊《陶母剪發待賓》卷末）甚至「於小谷（今按原字如此）本」（第十四冊《宋上皇御斷金鳳釵》卷末），應以全局觀念，一體視作校跋。（圖12）
部分校跋敘述人事，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如國圖藏清嘉慶刻本王念孫《廣雅疏證》（國圖3021）各卷都有洪亮吉的點讀和校跋，詳細記錄了嘉慶四年己未（1799）四月至八月，他在任教習庶吉士並於《實錄》館供職之余，點讀、校勘王念孫贈書的全過程。但是校書未畢，他就因上疏直陳時弊，在八月二十五日辛亥被革職審訊[17]，隨即「蒙恩」遣戍伊犁，數月後又戲劇性的被赦還鄉。這段經歷，不僅是洪亮吉人生的大起伏，也是嘉慶初期牽涉時局、轟動一時的大事。卷十上的末葉，洪亮吉時隔數年後補校全書完畢，再回憶這段歷史，也是感慨萬千：
上半卷係己未八月廿日外校。未幾即獲罪，蒙恩遣戍伊犁，此冊即怔忪入篋中，為兒子飴孫攜歸。至癸亥長夏，甫檢得之，始獲校竣。隔別五六年，往還三萬里，又死生憂患間之，可慨也矣。（圖13）
部分校跋文辭、意境頗為優美，其文學價值亦不可忽視：
四月十九日校對時，積雨初止，瀹天泉，煮新茗，簾幃不卷，涼氣侵人，正麥莠寒時也。喜無客至，自侵晨至午余閱畢此本，為之一快。綠意軒識。（山東省圖書館藏明抄本《石湖居士文集》卷十四末吳貫勉朱筆跋，後鈐「秋屏」印，善3639）
上述兩類校跋，自校勘事擴展而到人事或生活，內容上已和普通題跋接近。但其書寫位置固定在某卷之末（而非書前書末），仍和校勘進度密切相關，且文字更簡，仍可見校跋屬於題跋而稍有特殊之處。
綜合而言，筆者以為「校跋」仍是題跋的一種，既不必區別著錄，更不應略而不錄。
2.題款、觀款
《漢語大詞典》對「題款」的定義是：「在書畫、楹聯、書信、禮品等上面題寫上款或下款。」[18]而「上款」的定義是：「謂在書畫等上端題寫的受物者的姓名、稱謂、事由等字樣。」[19]下款則曰：「送人的字畫、書籍，給人的信件等上面所寫的自己的名字。」[20]
「款」在書寫中有「題名」「署名」之意，「題款」原常見於書畫之落款，少數只署名、號者稱「窮款」；多數題款文字稍多，包含題寫緣由、日期和署名，典型者如「某某先生雅屬」（上款）、「某年月日某某敬書」（下款）。再多寫幾句，便成了「長款」，實際上與題跋無異。
在部分書籍題跋的著錄中，目前也借用了書畫中「題款」的說法。但實際上頗有不同，從各收藏單位所著錄的「題款」用例[21]來看，有的是書籍收藏者之題名，往往不過寥寥數字。如：
甫里陸氏家傳珍玩。陸德懋學。（國圖藏宋紹興十七年（1147）婺州州學刻本《古三墳書》卷二末，8691）（圖14）
泰興縣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國圖藏宋乾道七年（1171）蔡夢弼東塾刻本《史記》書末，後鈐「季振宜印」印，9591）
虞山邵氏蘭雪齋收藏。（黑龍江省圖書館藏唐洪贇寫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末，後鈐「松年所藏」印，C120942）
有的則是簡短的書籍購買、獲贈、裝幀乃至借閱、校勘記錄，如：
光緒辛丑仲秋，申珠馬佳寶康購此冊於留離廠市，其值五十金。（國圖藏宋紹興十七年（1147）婺州州學刻本《古三墳書》書末，後鈐「長白」「孝劼」印，8691）
弘治丁巳五月，鄉達張企翱先生饋此書。（國圖藏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張習刻本《眉庵集》書末，後鈐「王獻臣」印）
元統二年八月日重裝於樂志齋。吳下張雯。（國圖藏宋臨安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賓退錄》書末，後鈐「張氏子昭」墨印，7540）
道光庚寅仲春，古歙程恩澤向芙川兄借讀。（國圖藏元至正六年（1346）日新堂刻本《漢唐事箋對策機要》卷二末，6922）
俞子容家藏書。唐寅勘畢。（上圖藏宋臨安府陳解元宅刻本《王建詩集》書末，788289-92）[22]
此外尚有著錄作「觀款」者，望文知義，是借書者或訪問者的觀書記錄（書畫亦然）。如：
吳縣董國華觀。（上圖藏北宋拓本《三藏聖教序》，後鈐「董國華印」印，18A352）
康熙丁酉壯月，觀於武英直廬。義門何焯。（上圖藏南宋拓本《三藏聖教序》，後鈐「何焯私印」「屺瞻」印，76B1739）
在實際著錄中，部分館（如上圖）著錄觀款，部分館（如國圖）則將觀款併入「題款」類中。
可以說，「題款」在書目中的著錄，已經和其原始意義大為不同。很多題款與題跋無異，不同「題款」彼此間唯一可以找到的共同點，就是「文字較少」，實際上也可以視作一種「短跋」。這一概念何以被借用到古籍編目中？是否在編目前輩的觀念中，這類文字和「題跋」是不同的，需要額外有一種叫法？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3.部分題端（簽）
在書畫引首、書籍前護葉以大字為之題名，稱為題端。以籤條置於書畫包首、書籍書衣，為書畫、書籍題名即是題簽。一般的題端、題簽自然不是題跋，但正如「窮款」不是題跋而「題款」「長款」即屬題跋，題端（簽）者在題名、署名之余，復又在其後或同籤條上以小字記錄了題寫時間乃至感悟、紀事，往往大字用篆書、端楷，小字用小楷、行書，這樣的題端（簽），可以算作題跋的一種予以收錄。如：
宋刊《纂圖禮記》二十卷。康熙甲午秋日，鹿原林佶題。（國圖藏宋紹熙福建刻本《纂圖互注禮記》卷首林佶篆書題端並楷書跋，後鈐「林佶」「鹿原」印，7273）
《淨因道人傳》。嘉慶壬申四月十日，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前山東督糧道陽湖孫星衍題，時在虎丘孫子祠。（國圖藏稿本《淨因道人傳》卷首孫星衍篆書題端並行書跋，首鈐「五色雲見」印，後鈐「孫氏伯淵」「臣星衍印」印，17243）（圖15）
《半岩廬詩卷》。咸豐元年，為許子雙太姻丈書者。癸丑誦芬姑母檢還世守。孫孝章謹題眉。（國圖藏稿本《半岩廬詩》首卷包首錦綾邵章題簽並跋，後鈐「邵章」印，18193）
元槧《大戴禮記》。元至正甲午，劉貞刻於嘉興路儒學。孔巽軒未見此真本，致誤劉貞為劉貞庭。得此考正之，大快，屺懷其寶之。光緒丙申，樾記。（國圖藏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興路儒學刻本《大戴禮記》木制書匣上刻俞樾題名並跋，10696）（圖16）
《靈岩寺詩記題名》，宋拓本。此抱殘守缺齋藏物，古色古香，宋拓最精本□。癸卯於都中見之，鐵髯出以相示，捻須縱譚，今無其人矣。筠盦重見，因題此以志墨緣。（南圖藏宋拓本《靈岩寺宋賢詩記題名》護葉籤條李瑞荃題簽並跋，120782）
部分被著錄作「題款」者，實際上是題端，如：
《承清館印譜》初續集。光緒甲申閏月，候官楊浚題耑。（浙江圖書館藏明刻鈐印本《承清館印譜》書前，善000193）
4.題詩（詞）
唐人文集中即多有題畫之詩，存世書畫、古籍上，亦時見有前人題詩（詞）散見於諸家題跋之中，有時其前後還會附有一段相關的說明文字。如：
忽睹奇書至，來從五硯樓（此書耳熟已久，雲莊有親程念鞠於去秋曾以書目一紙，需直五百金，一並售去，此書與焉。冬間鮑丈來蘇，雲獨買此書，須待歲暮。及季冬中浣，果由袁綬堦處攜來，始得見之）。歲闌驚客去（得書之日，綬堦先有札來，雲鮑丈急欲歸去，如不成議，即還之。余因出城面晤），金盡動余愁（鮑丈前晤時曾說五十金，既綬堦札中有非百金斷不可之說，時余因往購宋本《咸淳臨安志》，摒擋殆盡，攜六十金而去，余就非石處暫貸之）。秘冊誰先購（此書為郡中毛榕坪購得，雲莊其親也，豪奪而去。澗薲為余言），余函待續收（書目一紙，有元吳草廬《春秋纂言》、高注《戰國策》、大字元本《唐律疏義》廿四本、《王摩詰集》二本、宋板《孟浩然集》五本、宋本《韋驤集》、宋本《林之奇集》、《元秘史》。今《戰國策》既為余得，而韋、林兩集余亦見過，當訪其全）。所藏吾許借（余有影宋鈔孫之翰《唐史論斷》，雲莊曾托念鞠來借校，余惜書癖復萌，拒之。後以鈔本托校，又因補錄文繁，未及竣事。雲莊遂有嫌，屬鮑丈以此書來蘇，可歸袁，勿歸黃），好作浙東游（澗薲與雲莊友善，去秋見書目，屬念鞠取示各樣本，未之許，擬買舟往訪之）。
二月二十六日，積雨悶人，非石著屐見訪，出書索非石詩，因題於首。余復用此詩韻續補前跋所未盡之意，率成一首。適綬堦亦來，在書塾與方米聚談，遂錄於後。仍請非石、綬堦、方米諸君正之。蕘圃。（國圖藏宋紹興刻本《戰國策》書前）
又如：
繡梓簪花格。鎖行縢、虹光隱隱，琅嬛雙瑴。早媵香奩青雀舫，幾見庭柯榮落。漸歷盡、春閨閒寞。淒絕元詩曾換米，補牽蘿、誰更情痴卻。別我去，等行陌。 紅襟晚踐雕梁約，便烏衣、門巷未改，尺波猶托。細省翰林珠玉句，舊日宮脂似著。夢還渡、蓬萊水弱。墜簡蟫仙多暗泣。料不愁、無主愁非昨。憑寄語，掩芸閣。
《虞伯生詩續編》，曾由羅叔言影印入之《雲窗叢刻》中，校閱乃蕘翁所得第二本也。此第一本，鈔配較少，為海昌蔣氏舊藏。昔已贈嫁査氏，展轉流傳，仍為覲圭仁兄所得。屬題簡末，調寄《賀新郎》歸之。（國圖藏元後至元六年（1340）劉氏日新堂刻本《伯生詩續編》書末，後鈐「邵章私印」「伯褧填詞」印，10720）（圖17）
對於這類詩詞，目前實際上存在兩種分類方式。在作者本人或其友朋、後人為作者編定文集時，「詩」「詞」和「題跋」一般均各自成卷，這類屬於韻文的詩詞一般歸入「詩」「詞」卷中，屬於散文的其他跋文則歸入「題跋」卷中。而題跋匯編尤其是手書題跋整理類著作，則多將此類詩詞與其他散體跋文一同選入。
這兩種做法各有其理。但如果站在手書題跋的角度，從書寫場景來說，這類詩詞雖是韻文，但與散文體題跋並無二致。面對同一文獻，一眾友朋同時或先後題寫，有人題詩，有人題詞，有人撰文（即如南宋書棚本《唐女郎魚玄機詩》後的黃丕烈友朋文字），無疑均應屬於題跋。此處還涉及到一個題跋文體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即「手書題跋」是不是只能是散體文？
對於這類詩詞的著錄，筆者贊同目前業界通行的處理方式，即仍著錄為「某某題詩（詞）」，這樣便於詩詞研究者從中蒐集材料。而在題跋整理時，則亦將其收入。
（二）不屬於題跋的情況
1.批校
批校包括批語（對書中內容的隨文評論）、注釋（對書中內容的解釋）、校勘（對書中文字的本校、他校、理校等）和圈點（對書中內容的圈畫和句讀），除圈點直接施於原書文字之上，其餘一般書寫於天頭、地腳相應位置。以國圖藏明汲古閣刻本《劍南詩稿》（13874）為例，此本有鮑廷博朱墨二筆圈點及批校、題跋：
按《藥囊》以下諸詩俱入庚午歲，為寧宗嘉泰三年，係放翁之絕筆。內「嘉定三年正月後」二句，遂成不起之讖；至末《示兒》一首，實易簀時所作。（卷八五《題藥囊》詩天頭批語）
張震字真父，《宋史》不立傳，其於高宗末年奏罷朱倬相，事見周公謹《齊東野語》。（卷一《寄張真父捨人》天頭注釋）
統，放翁長子也。（卷一《統分稻晚歸》詩題下注釋）
「雲開寒日上漁梁」，「開」刻誤「間」（卷廿六《冬晴閒步東村由故塘還捨作》詩「雲間寒日上魚[23]梁」句葉夾簽校語）
重七頁，少第四頁。（卷廿九第三葉後「第七葉」天頭校語。該葉位置應為第四葉，故校語雲此本第七葉重出，而缺第四葉）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六日，通介叟再讀訖。時年七十七。（卷八五末校跋）
與批校關係密切的「校跋」，已詳前文。難點在辨析何為批校，何為校跋，畢竟二者都是針對一書的原創性文字。一般而言校跋內容相對宏觀，批校內容相對微觀，校跋後有校勘日期或署名。但個別情況下二者亦不易分辨，只能酌情處理。如前引津圖藏明萬曆程榮刻漢魏叢書本《穆天子傳》卷首王漸刻書序天頭黃丕烈墨筆云：
因續見范刻本，用硃筆校之。復以九行二十二字覆勘，悉注九行本間。有用墨圈者，亦九行本也。丙寅五月三日記。
這段話視作批校或題跋，似均無不可。
有時「批語」與「短跋」間亦不易區分。如國圖藏蒙古中統二年（1261）段子成刻明修本《史記》（書號7342）卷首袁克文跋以該本為宋刻，出於蒙古中統本，袁跋天頭有張元濟書云：
中統本即段子成所刊。全是囈語，應毀去。元濟。（圖18）
這段話視作批語或題跋，似亦均無不可。
筆者個人的傾向是，凡批校中內容相對較宏觀，或有署名、日期者，可以視作題跋（類似校跋）。
2.摘錄
摘錄與本書有關文字以為參考者，不屬題跋。如河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沈一貫抄本《新編顏子》（1813）書前有羅振常書：
蔣宗海，字春岩，號春農，丹徒人。乾隆壬申進士，官內閣中書。工詩，能篆刻，善丹青。著有《春農吟稿》。深於校讎之學，有與商古籍者，則屈指唐鐫宋槧，某書某板缺某處，如數家珍。聊城楊氏所藏宋刻《大戴禮記》，即潤州蔣氏藏書。
右錄《藏書記事詩》卷五。（書前護葉羅振常錄）（圖19）
這一段自然不是題跋。又如國圖藏元至正五年（1345）俞楨抄本《存悔齋詩》（4408）書前有明人王騰程抄錄（據文字旁鈐印判斷）的一段話，詳細介紹此書作者元人龔璛生平，結尾以小字「《蘇州志》」標注文字來源，也屬摘錄而非題跋。
但如果在摘錄原文後又有所評論，並有署名或日期，可以視作題跋。如國圖藏元刻本《周易象義》（3344）書中紅格夾葉上，季錫疇先摘錄《永樂大典》中本書文字兩段，復於其後云：
此二條大典本有，而宋本無之，附錄以備參。錫疇校後記。
這一段便應屬於題跋了。
三、題跋「異名」考辨
翻開各收藏單位的古籍書目，某人「跋」（「題跋」）、「題記」「題識」等各種說法並存不悖。細察之下，即可發現各館對這些詞語的使用，似乎各有其講究，一般而言，有一種將三者有所區分的傾向。典型的例子如上圖藏宋嘉定三年（1210）溫陵莊夏刻本《東觀餘論》（754334-37），著錄有「豐坊題記、項元汴跋、惠兆壬題識」。
筆者認為，「題跋」「題記」與「題識」三者雖然初始意義有所差別，但在明清以來用於古籍、書畫等文獻領域時，意思完全等同，彼此可以通用。本節擬結合史料，予以證明。
（一）題跋
以筆者管見，「題跋」一詞並不見於宋前文獻。其廣泛使用，大約起於宋代，如沈括《夢溪筆談》卷五「《菩薩蠻》墨本」談及曾見唐昭宗《菩薩蠻》詞墨跡「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24]，出現反而較「題記」「題識」為晚，只不過明清以降，成為文獻前後「收藏共同體」手書留痕的指代用語，更為通用，故此處不贅述。
（二）題記
1.古人之用例
「題記」較早的用例，出現在前秦王嘉撰、梁蕭綺錄《拾遺記》卷四《秦始皇》節，言張儀、蘇秦「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里，夜還而寫之」[25]。此處「題記」當是「題寫」「記錄」之意。
唐人使用「題記」，多有在風景名勝之地「題名」（類似觀款、題款）之意，類似「到此一游」。如顏真卿《華岳廟題名》云：
皇唐乾元元年歲次戊戌冬十月戊申，真卿自蒲州刺史蒙恩除饒州刺史。十有二日辛亥，次於華陰，與監察御史王延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穆寧、評事張澹、華陰令劉嵩、主簿鄭鎮同謁金天王之神祠。顏真卿題記。[26]
又如唐司空圖《次韻和秀上人游南五台》：「中峰曾到處，題記沒蒼苔。」[27]也是同一用例。
當然，面對各類景觀，在「題名」之外，另有記敘或抒懷，是非常自然的。於是「題記」有時也就用於「頌」「記」「序」這一類文體結尾自署，有「撰寫」「書寫」之意，如釋履空《浮屠頌》，末署「大唐景龍三年（709）歲次己酉題記」[28]。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末署「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八日題記」[29]。李騭《題惠山寺詩序》，末署「咸通十年（869）二月一日，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兼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騭題記」[30]。
《漢語大詞典》中「題記」下的兩個含義，第一個便是「就名勝古蹟或有紀念性的文物等著文抒懷。亦指所著之文」，此即上文所論。
第二個含義為「文體名」，引清人姚華《論文後編》語云「而一文之後，有所題記（如《儀禮後記》，亦出漢儒。）後人稱曰‘書後’，亦或曰‘跋’」，並雲「魯迅《南腔北調集》、《熱風》、《墳》等均有《題記》專文」 [31]。已經明確「題記」即是「題跋」，而魯迅先生的諸篇《題記》，讀來的感受，也不過就是創作者的白話文題跋而已（每篇都長約千餘字）。
今試從史料角度，再對「題記」作為「題跋」的早期用例作一番梳理。
至遲在中唐時代，「題記」已經用於書畫作品領域。唐武宗時人朱景玄在其《唐朝名畫錄》（又名《唐畫斷》）「神品下七人」中言張藻善繪松石，「所繪圖障，人間至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之壁，亦有題記。精巧之跡，可居神品也」[32]。稱王維善畫山水、松石，「故庾右丞宅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故山水、松石，並居妙上品」[33]。不過，這裡的「題記」到底是指有較多內容的作者「題跋」，還是僅僅指作者「題名」或題款、落款，仍可以有不同理解。
到了宋代，題記仍多書寫（刻石）於名勝之地，但有些用例，其篇幅、內容已經和「題跋」無異。北宋沈括《夢溪補筆談》卷三記載「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逾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雲：「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若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幾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遍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34]
又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題跋」類下有《跋蘭亭序》三百餘字，末署「崇寧丙戌（1106）前冬至五日，緡東皋流憩洞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35]。
其後直至清末民國，在書畫、書籍領域，「題記」與「題跋」在使用上並無實質性的分別。
此外，學術界習慣將寫本佛經後的一些文字稱為「題記」：「有的記錄這部佛經是哪些人翻譯的；有的記錄這些佛經是哪些人抄寫的；有些記錄為什麼要抄寫這些佛經等等。」[36]而將後世收藏者題寫在寫本佛經上的文字稱為「題跋」。「題記」例如：
光和二年（179）十月八日、天竺菩薩竺佛朗、於洛陽出。菩薩法護、時傳言者、月支菩薩支讖、授與河南洛陽孟福、字元士。隨侍菩薩張蓮、字少安筆受、令後普著、在建安十三年（208）、於佛寺中校定悉具足。後有寫者、皆得南無佛。又言、建安（十）三年，歲在戊子八月八日、於許昌寺校定。（《般舟三昧經》記）
齊永明十年（492）歲次實沈三月十日、禪林比丘尼淨秀、聞僧伽跋陀羅法師於廣州、共僧禕法師譯出梵（胡）本善見毗婆沙律一部十八卷。京師未有、渴仰欲見。僧伽跋陀羅其年五月還南、憑上寫來。以十一年歲次大梁四月十日、得律還都、頂禮執讀、敬寫流布。仰惟世尊泥洹已來年載、至七月十五日受歲竟。於眾前謹下一點、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覺流淚。（《善見律毗婆沙》前記）
正始元年（504）二月十四日寫訖。用紙十一張。（《勝鬘義記》一卷題記）
熙平元年、清信女庶令親為亡夫、敬寫流通讀誦供養。（《大方等陀羅尼經》卷二清信女庶令親題記）[37]
不過，筆者翻檢漢代以來手寫佛經後的「題記」，發現其含有豐富的時間（個別甚至具體到時辰）、地點、人物信息，與題跋的要素十分接近，只不過緊密圍繞經書的抄寫、翻譯、佈施、祈福主題撰寫而已，就是一種「佛教主題題跋」。而且，書寫人對於其書寫行為的描述用語有「寫」「記」「寫記」「造」「修」「傳寫」「書寫」「筆受」「抄」「抄記」「書」「校定」「供養」等等，卻未見使用「題記」一詞，可見以「題記」指稱此類文字，是當代學術界的約定俗成，欲與後世收藏共同體留下的「題跋」有所區分，並非古人習慣，也並非此「題記」與彼「題跋」在文體上真有什麼實質性區別。
2.今日之著錄
當代以來，部分收藏單位在著錄中，有一種傾向，即將「較短的題跋」或者「觀款」「題款」著錄為「題記」，以與「標準題跋」加以區別。惟其依據尚不清楚。
如南圖藏宋蔡琪家塾刻本《漢書》（112084）著錄「盧文弨、朱文藻、黃丕烈、錢泰吉、胥繩武、丁丙跋」，又同時著錄「鮑廷博、周廣業、陳焯、錢馥、邵志純、張燕昌題記」，細審之下，鮑廷博數人之「題記」，實際上都是觀款，即：
癸丑四月三日，歙鮑廷博以文、海寧錢馥廣伯、錢唐郡邵志純懷粹同觀。（書尾內封，後鈐「博」「馥」「純」印）（圖20）
國圖藏宋刻本《南華真經》（7596）著錄「羅振玉跋」，又同時著錄「趙世駿、島田翰題記」。兩則「題記」，實際上是「宣統三年歲次辛亥秋七月初六日，南豐趙世駿借觀並題檢」「明治庚子夏五朔十又四日，以有棲川威仁親王所藏小野道風《秋萩帖》背記殘本校畢。島田翰識於清遠觀，時年二十又二」這樣的「觀款」「校跋」（按照前述國圖的著錄習慣，前者應作「題款」）。上圖藏南宋中期四川眉山刻唐六十家集本《杜荀鶴文集》（828718-21）著錄「季振宜題記」，內容是「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國圖則習慣著錄為「題款」）。
可能是編目成於長時、眾手之故，各館著錄中仍時有例外，有時「題記」字數反而接近「長跋」。如國圖藏宋刻本《百川學海》（7895）「劉佔洪題記」（圖21），暨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何九疇刻本《白沙子全集》（ZS000209）「章炳麟題記」，長度均近200字，是「標準」的題跋長度。
有時「題跋」字數反少於「題記」，如貴州省博物館藏宋寫本《放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B.1.208）著錄「李恩慶題記」「周壽昌跋」，二者內容均討論此經筆法、遞藏等，並記題寫歲月，並無大異，然李恩慶之「題記」長達近二百字，周壽昌之「跋」卻不足百字。（圖22）
（三）題識（zhì）
1.古人之用例
《漢語大辭典》對「題識（zhì）」主要有兩類解釋。其一雲「寫上標記」（動詞）及「標記」（名詞），「識」（zhì）即標記之意。所舉例證為《三國志•魏志•華歆傳》，言華歆之賓客、舊人向其「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38]。這裡是將友人的姓名及禮金標記下來，臨行時按照標記退還。
更早的用例，出現在東漢。《儀禮•鄉射禮》有「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句，鄭玄注雲：「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39]這裡的「題識」，也是某種標記之意。
其二云「猶題跋」及「猶題款」[40]，舉南宋及其後例證數則。其實搜檢史料，大約在唐代，「題識」已有題跋之意，但用例尚少。中晚唐時人張讀所著《宣室志》卷九云：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830）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群書者，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編，然未盡詳閱。……後於群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雲：「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題。」[41]
到了宋代，以「題識」表示「題跋」的用例急劇增加。北宋蘇頌《魏公題跋•題枯木賦》云：
《枯木賦》，故龍圖閣壽春魏公《家傳》雲褚河南書，其卷末題識止雲「正（貞）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42]
南北宋時人董逌著《廣川書跋》卷六《七賢帖》云：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為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經範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43]
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云：
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勳、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44]
可見周密觀念中「題識」的內容包括書畫的「源委」「授受」「歲月」「考訂」，正是後世題跋所涉及的主要內容。同卷復雲「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襯背。唐名士多於闌道前後題跋」（66頁），兩處語境略同，也可以說明在周密的觀念中，「題識」與「題跋」並無分別。
關於「題識」出現於書畫、書籍前後的時間，在明初宋濂的《題周母李氏墓銘後》中也得到了呼應：「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闇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雲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於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45]此外，這段話還表明瞭宋濂個人對題識的認識——「如箋經家之疏」——是對原作、原書的進一步解讀。當然，這是與落入頌揚、炫才（「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的「俗尚」判然有別的。
2.今日之著錄
「題識」在各單位著錄中，有時被視作「較短的題跋」。如上圖藏稿本《元郭髯手寫日記》（811025-28）著錄「周爾墉題識」，內容為：「咸豐四年八月朔日，嘉禾周爾墉識，時客汴垣。」（圖23）鎮江市圖書館藏稿本《檀園字說》（9943）著錄「譚獻校並題識」，內容為：「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廿有八日，譚獻審定。」
有時又與其他題跋長短無異，如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皇明泳化類編》（14800）著錄「羅振玉題識」200餘字，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纂圖互注荀子》（善乙112.3/3382.01）著錄「翁同龢題識」100餘字。（圖24）
此外，國圖在區別著錄「題跋」和「題識」時，有時會因題者自署而區別著錄。如國圖藏清抄本《元朝名臣事略》（11016）著錄「陳鱣校跋並錄黃丕烈題識 鄧邦述跋」，三段文字均在100-200字，內容並無差別。著錄作「錄黃丕烈題識」，可能是因為黃跋末自署「蕘翁黃丕烈識」。實際上陳鱣跋在描述黃跋時，已雲「蕘翁原跋，今並錄之」，並未將「題識」與「題跋」別而視之。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國圖編目前輩在某些時段傾向於將「過錄跋」著錄為「題識」，因此書目中「張三跋並錄李四題識」的著錄方式十分常見。（圖25）
（四）「題記」「題識」與「題跋」完全等同
將「較短題跋」著錄為「題記」的做法，依據何在？今尚不能明。但這一做法已實實在在的對今人的觀念產生了影響，筆者在與同道交流中，仍有不少人持類似「題記是短跋」的觀點。將「較短題跋」著錄為「題識」，似尚有一定道理，畢竟在古代某些時候，「題識」與「題款」略同，而題款一般較短。
不過，唐宋以來，「題跋」「題記」「題識」三者在書畫、書籍中的含義已經逐漸等同，前文所舉史料已經證明瞭這一點。清代以來的手書題跋中，題寫者更時常將三者交替使用，已無論其長短。今舉例說明其事。
以世所共知的繆荃孫輯《蕘圃藏書題識》和潘祖蔭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為例，至少說明在潘、繆二公心中，「題識」等於「題跋」，無關「長短」。
再舉傅增湘所著《藏園群書題記》為例，書中自撰《藏園群書題記初集識語》雲「右題跋一百六十二首，皆昔年載於天津《國聞周報》者」[46]，又余嘉錫《舊序》云「（江安傅先生）每讀一書，輒為題跋一首，敘板本之同異，辨字句之訛謬，燭照數計，既精且博。……凡所為又數百首，目之曰《藏園群書題記》，既鏤板行世矣。……因檢點近歲所為題跋，得百有六首，彙為續集」[47]，也說明在傅、余二公心中，「題記」等於「題跋」，無關「長短」。
若謂四公不信，請再舉數例。
1.關於「題記」，筆者所知刻有「某某題記」印鑒者有數人，其所鈐之跋語，有長有短，並無一定之規。
如章鈺跋國圖藏宋刻宋元明遞修本《南齊書》（5236）約200字，跋國圖藏清光緒四年（1878）鉛印本《三朝北盟會編》（14574）31字（係「校跋」），均鈐「茗理題記」印（圖26）；跋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詞選》（14642）32字（系「校跋」），後鈐「式之題記」印。汪鋆跋國圖藏稿本《文選樓鑒藏碑目》（17470）近200字，後鈐「硯山題記」印。王欣夫跋國圖藏明萬曆程榮刻漢魏叢書本《說苑》（17802）扉頁約千字，跋同書卷七47字（係「校跋」），均鈐「欣夫題記」印。邵銳跋國圖藏清康熙二十七年（1698）顧氏依園刻本《石湖居士詩集》（4695）近200字，後鈐「茗生題記」印。鄭文焯跋國圖藏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江標刻宋元名家詞本《和清真詞》（2177）34字（係「校跋」），後鈐「石芝西堪題記」印。李放跋上圖藏元刻本《十七史百將傳》（789756-57）44字，後鈐「浪翁題記」印。以上各條目前均著錄作「某某跋」，而非按照作者印鑒，著錄為「某某題記」。又如溫州博物館藏唐乾寧四年（897）寫本《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2400）潘伯鷹觀款雲「壬寅小雪，觀於就懦軒。伯鷹記」，著錄作「題款」，而跋後作者自鈐「伯鷹題記」印。（圖27）
至於作者自署「題記」，亦屢見不鮮。其短者如國圖藏清咸豐八年（1858）勞氏丹鉛精捨抄本《敬齋古今黈》（8239）勞權跋「咸豐戊午十月常熟黃氏鈔本影錄並校一過，丹鉛精捨題記」，自署為「題記」，實為「校跋」，著錄作「校並跋」；上圖藏宋刻本《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經傳集解》（828444-56）雷愷跋「宋本《春秋經傳集解》，何君亞乾藏。乙酉冬日，雷愷讀過題記。同觀者，雷恪、永金、丁海濤、王瘦林」，自署為「題記」，實為「觀款」，著錄作「題識」。其長者如南開大學藏明萬曆二十年（1592）游樸刻本《孤樹裒談》（善857.16288）「張重威跋」600余字，自署「儀徵張重威讀竟題記」；南圖藏宋刻本《龍川略志》附《別志》（顧0260）「曹元忠跋」700餘字，自署「元忠錫福堂題記」；國圖藏元刻本《國朝風雅》附《雜編》（7850）「羅振玉跋」800餘字，自署「上虞羅振玉題記」。（圖28）
2.關於「題識」，筆者所知刻有「某某題識」印鑒者有二人，其所鈐之跋語，有長有短，並無一定之規。
如傅以禮跋國圖藏明抄本《北堂書鈔》（3910）500餘字，跋國圖藏清抄本《三垣筆記》（4820）61字（系「校跋」），跋國圖藏稿本《存悔齋詩》（4408）16字（係「觀款」），均鈐「節子題識」印。傅增湘跋國圖藏金刻本《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5241）千餘字，首題「金刊《磻溪集》跋」，鈐「藏園題識」印。（圖29）
至於作者自署之「題識」（「識」），亦時有所見。其短者如國圖藏宋紹熙福建刻本《纂圖互注禮記》（7273）程恩澤跋「道光庚寅三月二日，古歙程恩澤觀於芙川先生齋頭，因識」，自署「（題）識」，實為「觀款」。國圖藏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周易本義》（13345）錢陸燦跋「丙辰年七月二十日，雨色陰晦，理完《周易》一部，時年六五。鐵牛居士識」，自署「（題）識」，實為「校跋」，著錄作「跋」。又如國圖藏南宋初刻本《周易》（3337）中文嘉跋雲「萬曆庚辰三月二日，文嘉閱」，實為「觀款」，著錄作「跋」，但後文文震孟跋卻雲「去先叔祖文水翁題識時，已五十二年矣」。其長者如國圖藏宋刻元明遞修本《古史》（8662）「楊守敬跋」400餘字，楊氏自雲「潘君明訓以無意得之，囑為題識」；上圖藏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明修本《圖繪寶鑒》（859679-80）「黃丕烈跋」400余字，黃氏自雲「海寧陳簡莊攜此本示余，雲是吳君兔床所儲，屬余題識」，署「黃丕烈識」。（圖30）
筆者不憚辭費，列舉以上例證，就是為了說明，古人題寫在書籍、書畫前後的文字，雖然有題跋、題識、題記等多種名稱，但實際上，「題識」「題記」都可以視作題跋的「異名」，在使用和著錄中不應存在差異，以「某某跋」著錄即可。
本文草成後，多蒙陳先行、林世田、劉波、趙愛學、樊長遠等師友指正，獲益良多，並據以修訂，藉此拜謝！
注釋：
[1]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十二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329頁。
[2]（宋）周密著，高心露、高虎子校點：《齊東野語》，齊魯書社，2007年，66頁。
[3]如書於東晉時期的絹本《曹娥誄辭》卷（遼寧博物館藏）墨跡左右及上方便有南朝梁滿騫、唐懷充、徐僧權押署及唐懷素、韓愈等觀款便是這種風氣的體現。按：徐邦達先生《傳世王羲之書〈曹娥碑〉墨跡考辨》斷原作與題跋均為晚唐開成四年以後臨寫者（上海書畫出版社編：《書學論集 中國書學研究交流會論文選集》，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241-247頁），即使如此，其也保留了原作的原始題寫狀態。
[4]此類「題跋真跡」，僅就墨跡而言，不包括文字的標點、釋讀。其出版成果詳後文。
[5]曹建主編：《中國歷代書畫題跋精粹》，重慶出版社，2016年。
[6]陳傳席主編：《中國歷代書畫題跋注釋集成》，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年。
[7]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82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標點善本題跋真跡》，「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1992年。
[8]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錄（附版本考）》，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
[9]天津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善本題跋真跡》，上海辭書出版社，2022年。
[10]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國家珍貴古籍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年。
[11]上海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12]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
[13]盧芳玉整理：《國家圖書館未刊石刻題跋輯錄》，鳳凰出版社，2021年。
[14]此處「國圖」指「中國國家圖書館」，「17773」為索書號，下同。另本文中「上海圖書館」省稱「上圖」，「南京圖書館」省稱「南圖」，「天津圖書館」省稱「津圖」。
[15]傅增湘著，王菡整理：《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中華書局，2013年。
[16]此據國圖藏明嘉靖十三年（1534）黃省曾刻本《水經注》（書號8096）韓應陛過錄馮夢禎跋。
[17]《清實錄》第二八冊《仁宗睿皇帝實錄》卷四九，中華書局，1986年，637頁。
[18]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十二卷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329頁。
[19]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一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287頁。
[20]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一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324頁。
[21]按：本節「題款」「觀款」之著錄，均據「中華古籍網」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數據庫」（http://202.96.31.79/nlcab/public!mlSearch.action）所示。
[22]此跋系從別本裁下裝入此本者。
[23]今按原書即為「魚」。
[24]（宋）沈括著，金良年校點：《夢溪筆談》，齊魯書社，2007年，32頁。
[25]（前秦）王嘉撰，（梁）蕭綺錄，林嵩點校：《王子年拾遺記》，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73頁。
[26]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卷三三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3891頁。原文為句讀，標點為筆者所加，下同。
[27]（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7246頁。
[28]（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5611頁。
[29]（唐）白居易著，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99年，932-933頁。
[30]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卷七二四，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8306頁。
[31]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十二卷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329頁。
[32]（唐）朱景玄著，吳企明校注：《唐朝名畫錄校注》，黃山書社，2016年，52頁。
[33]《唐朝名畫錄校注》，129頁。
[34]《夢溪筆談》，202-203頁。
[35]（宋）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三三，明崇禎八年（1635）顧凝遠詩瘦閣刻本，二十四葉。
[36]方廣錩：《佛教典籍百問》，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年，104頁。
[37]以上四例分別見於池田溫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72頁、94頁、99頁、106頁（括號內說明亦依據該書著錄）。此書及相關信息承劉波兄指示。另林世田先生指出此四例中部分題記原跋已佚，現存文字係輾轉過錄，已非嚴格意義上的「手書題跋」。因四段文字內容上各有側重，較有代表性，今暫留存，特此說明，並於林、劉二位師友同致謝忱。
[38]（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401頁。
[39]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漢魏古注十三經》，中華書局，1998年，57頁。
[40]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十二卷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年，332頁。
[41]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第3冊《宣室志》，三秦出版社，2012年，2086頁。
[42]（宋）蘇頌撰，（明）毛晉訂：《魏公題跋》，商務印書館，1936年，1頁。
[43]（宋）董逌：《廣川書跋》卷六，明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津逮秘書本，第二葉。
[44]（宋）周密著，高心露、高虎子校點：《齊東野語》，齊魯書社，2007年，61頁。
[45]（明）宋濂：《宋學士全集》第2冊《鑾坡前集》卷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695頁。
[46]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正文前第7頁。
[47]《藏園群書題記》，正文前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