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蛻園整理《文館詞林》初探
瞿蛻園整理《文館詞林》初探
戎默
摘要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發現《文館詞林》整理本，雖無署名、前言、後記等，但正文內容首尾完整，校勘詳細。根據前人提及掌故及該稿手跡等可以判斷為文史名家、曾為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約編審的瞿蛻園先生的著作。該整理稿窮盡了當時可以蒐集到的所有關於《文館詞林》殘卷的文獻，進行了精校，雖較之如今的整理成果尚有闕卷等問題，但仍有其獨特的價值。
關鍵字：瞿蛻園；《文館詞林》；域外漢籍回流
《掌故》第五集載寄廬太夫子《交遊漫憶》文，其中提到瞿蛻園（宣穎）先生，言其晚歲以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理董古籍為生。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以其遺稿整理本《文館詞林》請我的老師寂潮先生審讀，但之後「翁歿，無人為之補訂，消息自此杳然，其稿之存亡不可得而知矣」。
因事涉工作單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掌故，十分感興趣，曾詢諸寂潮夫子，先生回答確有其事，並賜示當時所寫的審稿意見。但稿件最終並未出版，原稿亦不知所蹤。先生曾問過上古社幾位前輩，均表示不知有此稿此事。則似稿件真如寄廬先生所說「消息杳然，存亡不可得而知矣」了。
偶然在整理辦公室時，竟於壁櫥深處發現舊書稿一箱。其中有一摞方格稿紙，共262面，全部編號，首尾完整。第一面卷端題「文館詞林卷第一百五十二」，正文用鋼筆正楷工工整整地抄好，卷後附有詳細的校勘記，似正是上文提到的瞿蛻園先生的整理本。但稿件既無署名，也無前言後記，無論是抄寫的正文，還是卷後的校記（兩種不同的字體），都不像出自銖庵先生親筆，唯有頁邊零星的幾條旁批校語，似他的筆跡，但亦不能確定。但無論如何，該稿是一部首尾完整、有關重要日本回流漢籍《文館詞林》的古籍整理稿，於是便將它小心收貯起來。
最近又將該稿拿出來仔細翻閱，發現各卷正文並非全是抄寫，有些卷則從影印古籍上直接剪下，拼貼標點，這些影印件頁邊則多有朱筆校記，又多為鋼筆抹去，迻錄於卷後。這些被抹去的校記，筆跡則與我見到的蛻老字跡十分相似。更為重要的是，該稿卷一六○前，有兩頁毛筆補抄的內容，與蛻老存世的書法和檔案中所存信件等比對，筆跡十足相似。於是又詢諸蛻老弟子俞汝捷先生，他也認為這兩頁正出自蛻老的親筆。再核對寂潮先生寫給我的審稿意見中提到具體的校勘事例，也與該稿若合符契。如此，這部書稿，則是寂潮先生審讀的瞿蛻園遺稿整理本《文館詞林》無疑了。失而復得，前輩稿本竟還完整藏於天壤之間，何其幸哉！
《文館詞林》是唐高宗時期許敬宗奉敕撰的一部大型總集，原帙一千卷，在中土宋代時已散失殆盡，知者甚少。唯其於唐時傳入日本，雖也逐漸散佚，但因日本佛徒利用其紙背抄寫佛經，有部分得以保存。自清代起逐漸回流中土，雖存世卷帙不足十分之一，但因其保留了不少中土傳世文獻中沒有的文章及歷史、文字學的信息而逐漸為學者重視，是域外回流中土的一部重要漢籍。這部《文館詞林》的整理稿本實是瞿蛻園先生古籍整理著作中十分重磅的一部。但學界目前對其整理《文館詞林》事知之者已甚少，更不要說這部整理稿的來龍去脈、整體面目以及價值意義了。如今稿件重見天日，似有必要就所知所見略陳一二。
稿件並無前言、後記，所以對這部書是如何整理、校勘的，並無一直觀的信息。但從稿件整體收錄的卷目以及校勘記等，結合目前《文館詞林》諸本的流傳情況，大致可以考清。《文館詞林》在日本之流傳、散失、轉抄及殘卷之重新發現等諸情況，日人阿部隆一的《文館詞林考》一文，記敘最詳。近年來，如羅國威《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校證》前言、林家驪《日本影弘仁本〈文館詞林〉校注》前言、徐俊《〈文館詞林〉的回歸及其文獻價值》等數文也對其流傳以及回流中國之經過有所概述。為說明稿本之底本、校本的情況，現結合數文，首先對《文館詞林》的流傳，尤其是清代以後回流中國的基本情況做一介紹。
《文館詞林》雖曾有全帙流傳日本，但流傳未廣，導致最終亡佚，僅有極少部分，因日本佛徒借其紙背抄寫經文疏釋而留存。但亦未受重視。直到江戶時代方重現於世。漢學家狩谷掖齋於寬政九年（1797）購得《文館詞林》之卷六六八，並獲知在京畿古剎尚存卷三三八、卷六六五。林衡（字述齋，1768-1841）的《佚存叢書》致力於蒐集日本尚存而中國已佚的漢籍，其中就有《文館詞林》的殘卷六六二、六六四、六六八、六九五，共四卷。後《佚存叢書》回傳中土，才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重視。清咸豐三年（1853），《粵雅堂叢書》第十二集據《佚存叢書》本收入《文館詞林》四卷殘本，這是中國第一個《文館詞林》的刻本。此後，蒐集《文館詞林》殘卷較勤者為中國學者楊守敬，他的《日本訪書志》著錄《文館詞林》十四卷、又鈔本六卷；後黎庶昌與楊守敬東渡日本，得日藏中國古佚書二十六種兩百卷，刻《古逸叢書》，內中所收《文館詞林》共十五卷，分大小字刻出。大字本有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九、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小字本有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三四七、卷四五七、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七○、卷六九○。其中卷六六七，大字本收前半，小字本收後半；卷六九一，大字本收後半，小字本收前半。印行之後，日人町田久成發現淺草文庫所藏寶永元年（1704）轉抄本，過錄贈與楊守敬，楊守敬攜歸交其宗人楊葆初，光緒十九年（1893）於成都刊刻行世。
楊守敬、黎庶昌之後，便是董康對《文館詞林》的探訪，其功最巨。他在幾次避難日本期間，曾借大覺寺傳錄本與《佚存叢書》《古逸叢書》及黎、楊諸刻互勘，並將溢出諸本及校勘所得一並提供南潯張鈞衡。1916年，張鈞衡結合諸刻，刻入《適園叢書》，共二十三卷並二殘篇：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一四、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二、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八、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及二不明卷次之殘篇。但董康認為其為翻刻，失原卷之真貌，於是又於1923年親赴高野山，於靈寶館獲睹《文館詞林》真本，且「介內藤湖南博士得文部省之許可，用涇源縣淨皮佳楮輓小林氏印制百本」，影印成《殘本文館詞林》共十八卷並二殘篇：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及二殘篇。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會出版《影弘仁本文館詞林》，蒐集日本各文庫、寺廟及私家珍藏之弘仁本《文館詞林》及其轉抄本、影鈔本、摹寫本，擇善去重，匯為一編，是為目前蒐集最全的《文館詞林》影印本。其較之原先中土最能存真的董康影印本多了九卷一殘頁，較之原先最全的《適園叢書》本則亦多出四卷一殘頁。
瞿蛻園先生於1973年去世，「中華上編」的出版業務也基本停滯於1966年。此稿已為一謄清稿本，當是他為「中華上編」所做的古籍整理工作。該書的成書，當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如此，瞿蛻園先生自無法看到日本的《影弘仁抄本文館詞林》。他如能窮盡材料，則國內可以蒐集到、可資利用的《文館詞林》版本有董康影印之《殘本文館詞林》（上海圖書館即藏有數部）、《適園叢書》匯刻之《文館詞林》、黎庶昌《古逸叢書》本、楊葆初成都刻本、林衡《佚存叢書》本幾種，以及或許還有楊守敬攜回的一些日本轉抄本。其整理的策略，也應當是用最能體現弘仁本原貌的董康影印本作底本，再校以收錄其卷的其他版本；再用其他幾種版本（特別是《適園叢書》本）中溢出的卷次補充，盡量求全。查考該稿的收卷情況及校勘記等，恰如所料。
該稿共收錄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一四、卷四五二、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二、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八、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一、卷六九五、卷六九九共二十三卷又二殘篇。卷目正與《適園叢書》本同，此蓋《適園叢書》實匯刻了當時幾乎所有能夠蒐集的卷目。各卷校勘記多有「（影）寫本作某，從某本改」的表述，則可知其所用底本為「（影）寫本」。有一些卷帙，校勘記則雲「此卷無（影）寫本，從某本編錄」。有「（影）寫本」的卷目，正是卷一五二、卷一五六、卷一五七、卷一五八、卷一六○、卷三四六、卷三四七、卷四五三、卷四五七、卷四五九、卷六六四、卷六六五、卷六六六、卷六六七、卷六六九、卷六七○、卷六九五、卷六九九這幾卷，與董康影印本正相同。以此可大致推斷，底本所用，正是董康之影印本。關鍵的證據，正在有兩頁蛻老手跡補抄的卷一六○。該卷第一條校記雲：「此卷影寫本卷首缺目錄至阮彥詩之前半首，張刻本據董鈔本，不缺。」毛筆所補，正是所雲殘缺部分。其中，「張刻本」即張鈞衡所刻《適園叢書》本，核對董康影印本與《適園叢書》本，則董康影印本正是卷首至阮彥詩之前半首缺，《適園叢書》雖目錄下標注「董鈔本」，即該卷來自董康給張鈞衡提供的本子，但確實又有董康殘缺的卷首部分。如此可知，毛筆補錄者來自「張刻本」，而影寫本指的正是董康的影印本。
此處岔開話題，再略講一講為何卷一六○《適園叢書》本來自「董鈔本」卻會較董康影印本多出卷首的問題。其實《適園叢書•文館詞林》有葉德輝批校本，現藏台灣，卷一六○天頭有批語云：
此卷據本書總目注「董鈔本」，則並無他刻本也。今校董本此卷缺目及第一首，其第二又缺前半，至第四段之第五句「姬儲」為始，乃有之疑其已前之所由來，問之董君，董言張氏匯刻時，贈以影印原鈔本之外，又贈以附校語之楊刻六卷本。
可知，卷一六○《適園叢書》的添補，乃據楊刻六卷本。但「楊刻六卷本」又是什麼本子？我們已經知道的楊刻本，乃楊葆初所刻之五卷本，其中亦並無卷一六○之前半。而其來源乃楊守敬所得日人町田久成發現淺草文庫本的轉抄本。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著錄鈔本六卷，但提要正文卻說：「余托（町田）傳鈔，乃得三百五十二、三百四十六、四百一十四、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九，共計五卷。」僅記錄五卷，沒有卷一六○之前半，如今敘述各本的文章，也都說楊守敬得到的淺草文庫轉抄本為五卷，似默認所謂著錄的六卷有誤。結合以上材料，看來《日本訪書志》著錄六卷可能並沒有錯，未記錄的卷目正是卷一六○的前半。之後楊葆初可能也據六卷本刊刻過一個「楊刻六卷本」，只是不知道為何之後又失落一卷，刻成了五卷本。從目前的《影弘仁本文館詞林》來看，卷一六○前半的抄本正是內閣文庫的轉抄本，而淺草文庫的部分藏書，也確實曾於明治時期歸入了內閣文庫的。
瞿蛻園整理《文館詞林》所用底本為董康之影印本，根據其校勘記，其校本主要有：張本（張鈞衡《適園叢書》本）、黎本（黎庶昌《古逸叢書》本）、楊本（楊葆初刻本）、林本（林衡《佚存叢書》本）幾種。另外，也零星載有幾種其他校本，比如「日本鈔本」。卷四一四無董康本，校記雲：「此卷無影寫本，據日本鈔本、楊刻本、張刻本編錄。」此處之「日本鈔本」，當即町田久成贈與楊守敬之淺草文庫轉抄本。此卷頁邊有校記，則雲：「按此卷不見寫本，僅據適園本編錄。」與卷後定稿校記不同。正文中又有多處改動、補校，可知該卷原本只有最易得的《適園叢書》本作為依據，但之後又得到楊葆初刻本以及淺草文庫轉抄本，加以補校。可知蛻老是不斷在訪書、完善、補校的，可見他的整理是欲窮盡文獻的。
目前《文館詞林》之整理，主要有羅國威《校證》與林家驪《校注》，二者因能見到蒐集最全的《影弘仁本文館詞林》，在盡可能接近弘仁本原貌及完整程度上，都已超過瞿氏整理本。那瞿本之整理，是否已意義不大？並非如此。羅、林二本，也許認為影弘仁本是《佚存叢書》《古逸叢書》《適園叢書》及楊刻本諸本的祖本，因此在校勘時，幾乎對這幾個版本未作使用與參校。但實際上，因弘仁本本身抄錄中訛誤較多，又多有日本俗字，前述幾個版本在刊刻時皆包含前人的校勘成果可資利用。尤其是《適園叢書》本，刊刻時曾請繆荃孫校過，雖然在保存原貌上有失真之嫌，從而引起了董康的不滿，但從是正文字的角度來說，於《文館詞林》亦有不小的功勞。如瞿本卷一五二左思《悼離贈妹》詩第二首之其二「以蘭之芳，以膏之明」，瞿校雲：「‘之’字寫本原脫，據楊本、張本補。」羅國威本則據影弘仁本照錄作「以蘭之芳，以膏明」，校記雲：「膏下疑脫一‘之’字。」其實如能充分利用其他刻本，起碼可以為自己的「疑」，做一佐證。林家驪本則徑補未出校，如此反而更失弘仁本的「真貌」。其實，瞿校本所利用的底本董康影印本與影弘仁本性質相同，惟卷帙僅有影弘仁本的六成左右，如此，瞿校本文本也有六成已經與目前的整理在接近原貌上處於同一水平線。但他在充分利用別本校勘這一點上，要超過現在。因之瞿校本起碼有六成比目前的整理更充分。
第二點即瞿蛻園先生在整理時，也加入了不少理校工作，其中或有判斷失誤之處，但有見地的地方亦復不少，比如卷一五二昭明太子《示徐州弟》中，「因以泥黑，猶麻違正」句，瞿校雲：「‘以泥’二字似誤倒。」若作「因泥以黑」，則適與後「猶麻違正」對仗，從文學的表達效果來說，確實更佳。此疑確有道理，這是羅本與林本沒有指出的。
更為重要的是，瞿本在《文館詞林》這部回流漢籍在中國的接受、流傳、整理、研究的學術史上的意義。該稿成書於「文革」之前，當時未及出版，「文革」後因稿件未署名、無前言後記等，其來龍去脈漸為人所不曉，從而被擱置未現世，因之在回顧從清代到目前《文館詞林》研究史中，未見有人提及。如王曉平《百年中國學者〈文館詞林〉研究史論》里，有關中國學者研究史的敘述，從董康等人的不斷搜求，直接跳到了利用了影弘仁本校證的羅國威等，實際在二者之間，尚有一瞿蛻園的存在。瞿蛻園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擔任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華上編」的特約編審，為出版社整理出版古籍，較為出名的便是《劉禹錫集箋證》。《劉禹錫集箋證》正是「中華上編」確定選題後請瞿蛻園先生整理箋證的。《文館詞林》的整理工作，或許情況相同。由此看來，現在如火如荼的「海外漢籍回流」工作，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即已進入「中華上編」的各位古籍出版工作者的視野之中。「上古」前輩們超前的學術眼光，不得不讓人由衷地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