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縮刻銅版印書
清代的縮刻銅版印書
邢立
摘要：
通過史料鈎沈，結合清代縮刻銅版印本《詩韻合璧》《吟香閣叢畫》《縮刻銅板千百年眼》《康熙字典》等實物研究，從印刷技術史角度，對清代存在於中日漢籍出版中的縮刻銅版印書活動進行探討。縮刻銅版印書採用凹版印刷，內文字體筆畫溫和圓潤，粗細對比度弱，筆畫多采用刻針，直接刻線，字體不經修飾，通過凹印銅版蝕刻形成等線體，與雕刻木活字經過電鑄技術所形成的小字號鉛字相比，沒有凸印的邊緣溢墨，已經達到漢字印刷在當時技術條件下適應可讀性要求的極限。研究認為，縮刻銅版印書是中西印刷技術交融的復合技術產物。從中國印刷技術史發展看，其技術、工具對於漢字印刷字體的影響、微字形的形成，對於目前屏顯字體開發，以及對書籍裝幀形式的變化和印刷術語的影響等，都有更深入探討研究的必要和價值。
關鍵詞：印刷史 凹版印刷 縮刻銅版 銅版印書
銅為版，在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中通常有翻砂、失蠟、雕刻的製版方式，這些在印刷工藝上按照版面結構形式分類歸為凸版。凸版印刷是歷史上最悠久的印刷工藝，起源於中國的木刻雕版。歐洲從15世紀中葉開始使用凹版印刷。在中國，最晚到清代出現了凹版銅版印刷，雖然這種凹版從版面結構看很像拓石，但著墨的部位相反。從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間，清宮內多有應用銅版凹印的明確記載和實物留存。自清代起，中國印刷技術的發展與西方傳入的近代機械印刷關係緊密。當時屬於凸版印刷範圍的銅版印刷不但有中國傳統銅版技術，還有電鑄銅版、腐蝕銅版、照相網目銅版等；屬於凹版印刷的則有蝕刻銅版、雕刻銅版等。過去的一些研究僅基於古代早期的銅制技術，便斷言清代的科舉考試用書市場中不存在銅版印本，這一觀點缺乏全面性。本文從印刷技術史角度對清代縮刻銅版印書進行探討。
一、清代銅版的印刷工藝
「銅版」在辭海條目中解釋為：①用銅鑄成或用銅板刻成的印版。後晉天福年間（936-943），曾用銅版印刷《九經》；11世紀初，北宋曾以銅版印紙幣等。②亦稱「銅版印刷」。古代以銅活字排印書籍。③照相銅版、電鑄銅版、雕刻銅版等的總稱。除延續自古的印刷工藝，從清康熙時期開始，以銅製版和將銅作為印版材料的應用更具多樣性，凸、凹、平三種印刷方式均有涉及，尤其是隨著中西交流的發展，在外來印刷技術與中國傳統印刷技術融合和本土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多種適合漢字印刷的復合性技術。
（一）工藝原理
除承自古代的砂型鑄造、失蠟法鑄造和雕刻制銅的工藝方式外，主要有銅活字版、電鑄銅版、銅鋅版、照相網目銅版等。銅活字版是典型的使用銅材料為版的凸版印刷。銅活字版在印刷史上有多種記載，以康熙、雍正年間印刷的《古今圖書集成》最具代表性，但並未遺存銅活字和組版實物及工藝記載。以前銅活字的製造以砂型鑄造和雕刻或者兩者結合的說法為主流，但「中國清康熙年間製造銅活字時也有傳教士在內府，不排除參與的可能性」 , 同時也有使用蝕刻法的可能。通過分析當時採用的技術，可以確認，失蠟法和蝕刻法在技術上都是可行的。筆者已經對這些技術進行了復原實驗研究，但目前仍需更多的數據和分析來得出確切的結論。
電鑄（鍍）銅版是一種涉及化學、電學、電化學等技術的製造印刷銅版的方法，1843年歐美開始以此方式用於製造銅字模、裝飾花邊、印刷圖案印版。中國有關電鍍的最早記載是1855年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博物新編》。1848年，美國長老會從美國訂購圖案銅印版運抵寧波，寧波華花聖經書房1856年出版的《地球說略》就採用了這些銅版來印制插圖。1871年，由寧波遷滬後的上海美華書館又用此版進行了重印。1859年，美華書館使用電鑄技術製造漢字銅字模，1869年使用電鑄銅版工藝印制了《天道溯源》。這種技術直至20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仍在使用。法國人弗明•稽錄脫（M. Gillot）1855年發明照相銅鋅版。1882年，德國人梅森巴赫（Meisenbach）創制照相網目銅版。1900年，土山灣印刷所在中國最早使用此技術。1892年，美國人威廉•庫爾茨（William Kurtz）發明三色照相網目版。清宣統時期，商務印書館改良照相銅鋅版，試制三色網目銅版成功。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本轟炸商務印書館使印版被毀，「藏版部係三層巨廈，被焚後所藏銅、鋅、鉛等版均熔成流質，溢出牆外，凝成片塊」。
（二）印版材質
清代使用的平版印刷主要是石印，最初是直接印刷，後來發展為通過橡皮布轉移的間接印刷，即膠印。1876年創辦的《格致彙編》插圖採用國外銅版圖樣，僅第一年使用石版轉印圖像的數量就超過千份。珂羅版屬於平版印刷，採用水油相斥的原理，1869年由德國人阿爾貝特（Joseph Albert）發明。珂羅版將魚膠、明膠等混合重鉻酸鹽，流布於版面進行印刷，可使用玻璃、銅為基材。
（三）清代凹印銅版
西方學者談到印刷術的發明，通常是指以德國人谷登堡為代表的近代鉛活字印刷，而非同一時期出現的凹版印刷技術。在歐洲，凹版印刷最初主要是用於複製美術作品，有乾刻和蝕刻兩種方式，後來陸續發展出了美柔汀、飛塵等技法。雖然印版的形式與我國的陰刻相近，但油墨塗布於版面的凹處，壓印時所需要的壓力遠大於凸印、平印，需要專業的印刷機和能承受壓力大的版材，故一般使用銅或鋼做材料。至晚在明代，西方的凹版印刷品被中國人所瞭解，明萬曆十九年（1591），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到訪中國時，將凹印銅版畫贈予制墨大師程大約。程大約在《程式墨苑》中將4幅銅版畫以木版仿刻。據《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記載，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1692—1745）曾在承德避暑山莊和清宮內配制蝕刻用酸、研制凹印油墨和製造印刷機，雇用中國刻工，培養兩位中國徒弟刻印《熱河四十景圖》 。又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制《皇輿全覽圖》。
清廷內還曾鐫刻銅版製作描寫戰爭場面的得勝圖，製作時間從乾隆持續至道光年間。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令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等起稿繪圖 , 乾隆三十年（1765）墨繪稿經廣州十三行送法國鐫刻印刷，目前台北故宮博物院及法國保留有相關檔案和版畫。台北故宮博物院稱這批銅版畫為《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故宮博物院著錄為《平定伊犁回部戰圖》《平定伊犁回部得勝圖》。這批銅版畫的製作由法國建築委員會總監兼繪畫研究院院長馬里尼（Marquis de Marigny，1727-1781）負責，巴黎最出色的雕刻師及設計師尼古拉•柯升（Nicolas Cochin，1715-1790）主持。他們帶領7名刻工歷經12年最終完成。這批銅版畫代表了當時歐洲銅版畫的巔峰水平，是中西文化融匯交流的傑作。
乾隆年間（1736—1796），清廷還雕刻印刷了《乾隆內府輿圖》、《平定兩金川得勝圖》16幅、《圓明園長春園圖》20幅、《平定台灣得勝圖》12幅、《平定廓爾喀得勝圖》8幅、《平定苗疆得勝圖》16幅。嘉慶三年（1798）刊刻《平定狆苗得勝圖》4幅。道光年間（1821-1851）刊刻《平定回疆得勝圖》10幅。其中，道光九年（1829）刊刻的《柯爾平之戰圖》（也稱《平定張格爾戰圖》）銅版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從局部細節可以發現，其印刷技術水平明顯低於乾隆時期在法國印制的那批銅版畫，但從工藝角度來看，已滿足縮刻銅版印書的技術要求。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青年高類思、楊德望得到蔣友仁資助前往法國學習，1764年在法國習得繪圖和雕刻銅版等技藝，1765年回到北京，後在江西、廣州等地傳教，對其回國後的經歷目前無詳細記載。《本草綱目拾遺》成書於乾隆三十年（1765），初刊於同治三年（1864），書中有關於使用強水蝕刻銅凹版的內容。
綜合來看，清代宮廷已掌握在銅基材上塗覆保護層、鐫刻、酸腐蝕、凹印油墨、凹版印刷機和選用適合紙張等完整的凹印銅版技術。目前尚未發現文獻明確記載民間是否掌握了凹版銅印，但考慮到清代宮廷使用凹版銅印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特別是在鴉片戰爭之後，隨著國力的衰退，該技術被民間所瞭解是有可能的。
二、縮刻銅版印書的文獻記載
凹印銅版在清代並不如雕版、石印、鉛印應用廣泛，相關文獻記載不多。1931年，賀聖鼐的《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介紹近代印刷技術，曾談及凹印銅版。王肇鋐1889年在日本學習期間撰寫了地輿學著作《銅刻小記》，書中對蝕刻銅版工序做了詳細介紹：「刻銅之版法，創自泰西，行諸日本。鐫刻極精圖式，宜取諸此，雖細如毫髮之紋，亦異常清楚。其免燥濕伸縮之虞也，勝乎木刻；其無印刷模糊之病也，超乎石印。非心粗氣浮者所能從事也。茲就其工之次序縷言之：先磨版，次上蠟，次鈎圖，次上版，次刻蠟、次爛銅、次修版。」還對蝕刻銅版縮刻也做了介紹：「縮刻之法有二：一須縮繪後付刻；一用照相法，照小再鈎出付刻，故能與原樣相肖。」
陳乃乾先生是文獻學家、編輯出版家，精版本目錄學。1946年10月11日，他在發表於《大晚報•老上海》的《西洋印刷術到上海》一文中寫道：「和鉛印石印同時輸入上海的另一種新技術——銅版，是日本人所經營。樂善堂書藥鋪、修文書局、福瀛書局三家出版最多。所印的書都是袖珍小冊，字畫工整清晰，較鉛印更為美觀。這種銅版書完全是手工鐫刻而成，和現行的照相製版不同。你如果要加以鑒別，只須閉上眼睛，用手輕輕按摩，覺得有字的地方，比空白的地方稍凸出，即是手工刻成的銅板，若是用照相銅板印書，便摸不著絲毫痕跡。」從文中可知，他所見的是袖珍本，且此銅版不同於一般照相銅版印書的凸印，字墨凸起為凹印。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介紹樂善堂銅版圖書的條目記述：「用銅版雕刻縮印中國古典圖書，創自日人岸田吟香所辦之樂善堂藥書店。」
日本人在上海經營的蘆澤印刷所認為，（樂善堂）「約在明治十六年（1883）前後，發行清朝高等文官科舉考試的中國古典的袖珍本，雖然是在日本銅板雕刻，在上海印刷的，但是與舊有的3號活字的中國書籍相比，因其小巧便於攜帶進入考試場，出售了15萬部，據說賺了大錢。」
1961年6月22日，張靜廬在《人民日報》第八版發文《喜見〈銅版典林〉》。文章介紹了慈水鋤經閣藏版的《銅版典林》。這套縮刻銅版書共八冊，底本是寧波一經堂重校的江永《四書典林》，「版口高十公分，寬七點二公分」，年代考證為「在公元1862-1872年之間」，時間上早於樂善堂等縮刻銅版印書。文章認為「《銅版典林》雕刻之工，不亞於樂善堂各書本，一點一畫，纖如毫髮，字體同七號鉛粒而明晰過之」。張靜廬作為近現代出版史研究領域的專家，提出清代中國已經採用縮刻銅版技術印制書籍的這一觀點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從該文也可看出，他對中國開始採用縮刻銅版印書的時間已經有了新看法。鴉片戰爭後，中日印刷技術水平差距縮小。如漢字、片假名鉛活字製造技術，本是1869年從上海美華書館傳入日本，由姜別利（William Gambel，1830-1886）傳授給被稱為「日本鉛活字始祖」的本木昌造，後來其弟子平野富二在日本建立築地活版所，又於1883年在上海開設修文書館，將銅字模複製和修整後返銷中國。這一過程鮮有學者論述，以至於到現在仍有不少人認為中國近代鉛活字技術是從日本引進的。彼時採用縮刻銅版印制的書籍主要是科考類圖書，這類書不是宮廷善本，其存續流通時間不長，圖書館收藏有限，因此長期被忽視，更缺少相關研究。但是，凹印銅版在清末曾有廣泛應用，如光緒四年（1878）海關造冊處用電鑄銅版印刷大龍郵票、光緒十四年（1888）用雕刻凹銅版印制稅票；光緒三十一年（1905）度支部印刷局建立，引進雕刻凹版製版印刷設備，聘請美國技師海趣等來華傳授雕刻鋼凹版技術等，本文不一一贅述。
三、縮刻銅版的出版物
縮刻銅版工藝的出版物，各大圖書館藏品不多，以往未見技術性系統研究。在以往研究中，樂善堂藥書店更多的是由於間諜行為而非縮刻銅版印書受到關注。店主岸田吟香（1833—1905）通過做眼藥水和縮刻銅版書等在中日發展，後為日本軍方侵華提供支持，被稱為「最大的民間間諜」。1866年，他跟隨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習稱「平文」）在上海美華書館印製日英第一部辭典《和英辭林集成》，在上海居留達八個月，是幕府末年在上海居住最久的日本人，他也是最早目睹美華書館鉛活字製造技術的日本人。1869年，原美華書館主持姜別利將漢字鉛活字製造技術私授給本木昌造，其中必有關聯。漢字鉛活字製造技術傳入日本的這段歷史，以往中國在這方面資料較少，近年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關注。
據日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樂善堂發兌銅板石印書籍地圖畫譜》目錄可知，共收藏樂善堂銅版石印出版物213種。其中，四書五經的解說和科舉考試的參考書、試題集有62種。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樂善堂出版物目錄中，《樂善堂精刻銅版縮印書目》有36 種。此目錄下縮刻銅版的幾套書的基本特徵如下：
1.《角山樓重訂增補類腋》。牌記「東都樂善堂銅刻藏版」，線裝，109毫米×70毫米。在一張信用卡大小的版框內，排列了1152個字，每字大小約1.8毫米，小於5號字的一半，約5P（1point=0.3514毫米），能夠清晰閱讀，魚尾十字線交叉劃刻明顯，字體為等線體，筆畫細線約0.1毫米。
2.《詩韻合璧》一函5冊。明治十五年（1882）精縮銅刻印制，線裝，113毫米×73毫米。有無行間界欄（江戶刻本多無行間界欄，清刻本中較為少見），魚尾十字線划刻明顯，小字尺寸為1.95毫米×2.25毫米，字體為等線體，筆畫細線約0.1毫米。
3.《吟香閣叢畫》。線裝，118毫米×74毫米。其宣傳稱：「爰仿泰西照相法，將諸畫縮小一寸擇良工刻以銅版」。乙酉（1885）夏樂善堂縮刻，有王韜等名人序，將山水人物花草勾勒精細，線條精細到0.025毫米。
4.《銅板縮刻五經體注》。牌記「光緒癸未年（1883）秋九四明珍經閣鋟版」。武進舉人陳允頤作序，稱「珍經閣主人不惜重資，既以銅板印五經體注」，是非常精美的凹印銅版書。一函八冊，線裝，115毫米×75毫米。小字正方長寬約2毫米，字體筆畫細線約0.125毫米，橫筆畫有裝飾角，刻工明顯有刻老宋體的功底。魚尾有明顯的十字交叉網狀刻痕，冊前頁用紅色字體印有提示「舟車便覽，勿攜入場」。校對無訛，字跡有非常明顯的油墨凸起觸感。
5.《縮刻銅板千百年眼》。牌記「光緒戊子（1888）夏日四明王氏刻於日東江戶客次」。一函兩冊，線裝，130毫米×87毫米。內文字體硬朗，是有襯線裝飾角的宋體，字體長寬約3.23毫米，魚尾十字相交，墨跡凸起，堪稱精品。清代修《四庫全書》時《千百年眼》被列入禁毀書目，此為寧波慈溪商人王惕齋在日本銅版縮刻版本。
6.銅版《康熙字典》。鐫有「光緒丙午（1906）孟冬商務印書館新鐫銅版」標識，扉頁為龍紋書牌，御制序，紙墨尚佳。線裝7冊，202毫米×132毫米，內文小字2毫米×3毫米，近似等線體，略有裝飾角，字體筆畫細線約0.15毫米。放大鏡下觀察魚尾略有區別，有十字交叉網狀或45度與90度刻痕，推測為多位雕工導致的風格不同，似打樣修版後轉為石版印刷。
四、縮刻銅版圖書技術特徵與源流
萬啓盈編著《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凹版印刷」條目介紹：「書館（指樂善堂書藥局）因工繁印慢，價目甚昂，銷售不暢，停業後，將《康熙字典》銅版輾轉售與商務印書館，藏東方圖書館多年，‘一•二八’事件，東方圖書館被日軍炸毀，版亦同燼。」岸田吟香因從事間諜活動入 獄，樂善堂停業。1935年使用機制紙印制的精裝本《康熙字典》雖標注 「上海商務印書館新鐫銅版印」。但該版本已採用照相製版，印刷方式也不同，但印版的圖像還是來源於最早的蝕刻銅版。
樂善堂在1887年書目中宣稱「銅版精刻珍帙縮本，創製本堂」，這應是一個廣告性質的說法。精錡水樂善堂藥鋪187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樂善堂書藥局1880年在上海成立，向日本輸入新出版的中國書籍，同時把日本出版的中國古籍、和刻漢籍等書籍運到中國。日本現存此類書籍出版時間早於樂善堂成立的也很多，鳳城集書館「銅版新刻」《掌中詩學含英》，冊頁裝，169毫米×64 毫米。版框151毫米×59毫米，正方小字等線體長寬約2.5毫米，筆畫細線約0.15毫米。版面上有較多塵狀墨跡，銅版凹印特徵非常明顯，封底鐫有「慶應三歲丁卯李秋銅鐫新刻」。日本慶應三年為1867年，即中國同治六年。刻工以雕版為生，赴日本從事刻書至晚元代時已有，這處刻工題名應為中國人所署。縮刻銅版技法非常適合翻刻漢籍圖書時在漢字行間標注細小的訓讀等，日本出版漢籍使用較多但並不能代表技術起源。
張靜廬《喜見〈銅版典林〉》文中也認為：「這部《銅版典林》的偶然發現，不僅使我們得以重睹銅版刻書的真貌，而且表明瞭我國的版刻技術在不斷總結前人和吸收外國經驗的基礎上，確實有著新的創造和發展。」他判斷這部書的出版時間也遠早於樂善堂成立時間。清代中日在漢籍出版方面往來頻繁，而縮刻銅版也是這一種現象的重要代表。
這些印書的字體筆畫溫和圓潤，粗細對比度弱，筆畫多采用刻針，直接刻線，字體不再經修飾。經過凹印銅版蝕刻所形成的等線體，與雕刻木活字經過電鑄技術所形成小字號鉛字相比，邊緣沒有凸印的邊緣溢墨，已經達到漢字印刷在當時技術條件下適應可讀性要求的極限。這種微字形是通過手工以真實尺寸來雕刻的（圖形鐫刻常使用縮放儀）。雖然雕刻師的風格有差異， 但都可以清晰辨識，所形成的版式符合漢字出版的傳統。可以說，這種字體的出現是印刷技術和出版功能達到平衡的結果。從技術角度來看，使用剖面的木面木刻，其版面紋理與字體雕刻的橫細竪粗走向相符，提高了印版耐刷力；有裝飾角的老宋體，使用刻針自然會產生這種等線體，蝕刻讓刻線有了深度，更適合複數性印刷需求。在現代印刷技術中，內文字體通常被設定在大約7P的大小，當字體大小每減少一個點時，其可讀性會顯著降低。然而，縮刻銅版技術所採用的字體大小竟然能夠達到5~5.5點，儘管如此，這種字體大小並未對閱讀造成明顯障礙，讀者的閱讀體驗依然保持在較高水平。這種等線體對漢字印刷黑體的最後定型，甚至對現在屏顯小字體都有積極的啓發性和示範性。
結語
清代，近代機械印刷技術對中國傳統印書技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技術本土化的過程中，為了適應中文出版，適應漢字、版式、紙張等，產生了多種技術的碰撞、交融，產生了包括鉛字排版轉石印、弱酸浸化處理直接落石翻版印書、凹版打樣到轉寫紙石印和其他以銅凹版為基礎的平版和凸版印刷，技術呈現出多樣性、交融性和複雜性。這一特徵在西方印刷史上不曾存在。使用銅凹版變成凸線版的易熔合金塞版技術、以凹銅版為製版基礎的平版、凸版印書或者直接凹版印書等並非特例，但在當時，這些技術細節屬於印刷廠商的商業機密，甚至在後來出版的印刷專業教科書中也鮮有詳盡的技術描述，通常只是簡短提及。這種情況為理解當時的印刷技術以及進行印刷史研究帶來了一定的困難。然而，那些採用縮刻銅版技術的出版物，在版本校對、字體選擇、版式設計以及用紙等方面都表現出了極高的標準，與當時民間廣泛使用的四書五經科考類雕版印刷的圖書形成了鮮明對比，成為了高品質印刷品的典範。
綜上所述，縮刻銅版印書是中西方印刷技術融合的的復合技術產物。筆者認為，縮刻銅版印刷技術及其工具對漢字印刷字體的影響、微字形的發展，以及對當前屏幕顯示字體的開發、書籍裝幀形式的變革和印刷術語的演變等方面，都具有從中國印刷技術史的視角進行更深入探討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
本文原刊印刷文化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