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銅版印刷探考
晚清銅版印刷探考—
以寧波民間中日漢籍出版為例
劉雲
摘要：
晚清時期，寧波作為江南文化中心和對外交流的重要門戶，民間出版機構率先使用銅版縮印書籍。銅版印刷的源流、發展與中日漢籍出版密切相關。銅版印刷主要用來印刷字典辭書、畫譜、地圖等對線條精細度要求較高的書籍。出於文化交流和書籍貿易的需要，銅版縮印技術被日本出版商運用於漢籍科舉用書的出版，並成為晚清時期中日書籍交流的重要內容。銅版印刷技術的引介和中日漢籍的出版共同促成了寧波地區銅版印刷的繁榮。
關鍵詞：銅版印書 中日漢籍 寧波印刷 文化交流
近代以來，寧波和上海作為對外交流的門戶，是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寧波在中國近代印刷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是電鍍銅模的創制地，也是電鑄銅版印書的始發地，更是近代以來中國民間出版機構使用銅版凹印技術縮印書籍的先行者。
邢立所著《清代的縮刻銅版印書》從印刷技術史角度，對清代存在於中日漢籍出版活動中的縮刻銅版印書活動進行了探討，認為：縮刻銅版印書採用凹版印刷，字體「筆畫溫和圓潤，粗細對比度弱，筆畫多采用刻針，直接刻線，字體不再經修飾，經過凹印銅版蝕刻形成等線體，與雕刻木活字經過電鑄技術所形成的小字號鉛字相比，邊緣沒有凸印的邊緣溢墨，已經達到漢字印刷在當時技術條件下適應可讀性要求的極限。」對這一技術的成就給予極高的評價和總結。寧波銅版縮印書籍從技術上來說屬於銅刻凹版技術，此技術和後來的電鍍銅版技術有所不同，印刷的字體更為精整。本文以晚清時期寧波民間中日漢籍出版為研究對象，力圖從書籍傳播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進一步探討寧波地區民間印刷機構使用銅版縮印書籍及其與日本之關係。
一、銅版印刷技術在日本的發展和傳播
寧波作為江南文化中心和對外交流的重要門戶，是東亞書籍傳播的樞紐。晚清時期，寧波民間出版機構率先使用縮刻銅版印刷書籍，這與晚清傳統文人思想轉變和中日文化交流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銅版凹印和電鑄銅版技術是近代銅版印刷最主要的兩種技術。銅版凹印技術1452年由意大利人發明，此技術早在清初便傳入中國宮廷，不知何時傳入日本，也許是由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赴日行醫的美國長老會牧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帶去的。詹姆斯在日本的活動時間和日本出現銅版書籍的時間基本吻合，而使用縮刻銅版印刷書籍最為有名的岸田吟香，最早也是跟隨詹姆斯學習眼藥水製作和編纂字典。岸田吟香樂善堂的銅版凹印技術大概也來自詹姆斯。
日本大量出現銅版印書是在明治時期（1868-1912）。韓國延世大學中文系全寅初教授主編的《韓國所藏中國漢籍總目》有天明八年（1788）銅版本《繪本蟲撰》、安政三年（1856）銅版本《春秋經傳集解》，可以看作是日本早期銅版印書的少數例證。中國所見日本銅版書籍較早為日本慶應二年（1866）浪華書肆銅版書籍《和漢年契》。
根據《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的著錄，中國大陸所藏和刻漢籍銅版印本主要集中在明治時期。特別是在明治九年（1876），照相技術在銅版印書中的應用趨於成熟，明治十一年（1878）成功刊印了銅版印本《三音四聲字貫》。明治十二年（1879），京都浪華同盟書樓合刻銅版印本《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三卷。可能此書比較暢銷，次年（1880）京都風月莊左衛門新刻銅版又印了一部。除了京都浪華同盟書樓、京都風月莊左衛門和日本腹笥山房是自製的銅版，其他書籍基本為京都樂善堂銅版印本。明治十五年（1882），樂善堂用銅版印刷了《四書典林》。明治十六年（1883），使用銅版縮印的《四書味根錄》字跡清晰，纖毫畢現，工藝已經非常成熟。此書目中記載日本銅版書籍有《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三音四聲字貫》《書畫舫》《錦字箋》《詩韻合璧》《策總大成》《事類統編》《四書味根錄》《增廣詩句題解匯編附姓氏考》《五經備旨》《五經體注合解全集》《篆文詳注日本大玉篇》《金陵四十八景》諸書。
這些銅版印刷的漢籍從內容上來看，除了個別書畫作品，大多為科舉用書，具有較強的科舉用途，一般日本人也不會閱讀，可見其出版目標就是中國國內的科舉市場，並且與其後來在中國流通的實際情況是吻合的。中國國內書坊的部分銅版印本與此類圖書具有較強的相似性，極有可能是日本代印的，只是為了在本地售賣而冠了自己書坊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十一年（1878）出版的《三音四聲字貫》是由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文人王治本撰序介紹，也就是說，日本銅版印刷的漢籍傳入中國有中國駐日公使和赴日文人的積極推薦。
除了面向中國的科舉用書，日本人還使用銅版來印刷字典辭書、畫譜、地圖等對線條精細度要求較高的書籍。明治二十四年（1891），東京博文館銅版印本《篆文詳注日本大玉篇》版權頁後附的《博文館發行辭書目錄》中，有十部書皆標注「銅刻」，其他則標注「活版」，其中大多為日本人常用的字典辭書。
同時，在巨大的商業利潤驅使下，19世紀末上海的一些書店也出現了轉售日本進口漢籍的熱潮。光緒時期，銅版印刷開始在中國流傳。《詩經體注圖考大全》《詩韻集成》《四書遵注合講》《四書味根錄》《四書典林》等都是當時國內流傳較廣的科舉用書。這些書在晚清流行頗廣，刊刻眾多，多為書坊刻本，但排版緊密，不便閱讀。而使用縮刻銅版印書，字跡相較於木刻雕版可以縮小，相較於平面印刷的石印技術又會更顯清晰。正是看到了使用縮刻銅版技術印刷科舉用書的巨大市場，中國國內的出版機構開始尋求與日本出版機構合作代印或者引入技術、人才和設備。
二、銅版印刷在中國民間的傳播與應用
（一）銅版印刷在上海的傳播和應用
中國近代的銅版凹印技術最早來自於歐洲傳教士，清代宮廷任用外國傳教士製作了一批銅版畫，內容涉及戰圖、地圖、星圖以及園林圖等。可此技術在民間罕有見到，並未得以廣泛傳播和應用。直到光緒十四年（1888），王肇鋐去日本學習測繪，為日本的銅版凹刻印刷地圖技術所驚艷，最終學會了雕刻銅版凹印技術，並於次年（1889）著成《銅刻小記》，詳細記述了雕刻銅版的工藝過程。
銅版蝕刻技術印刷書籍在上海引起風潮，源自岸田吟香開創的樂善堂。陳捷曾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岸田吟香幫助詹姆斯編輯《和英辭典》，獲贈眼藥水秘方，後在東京開設樂善堂藥店，販賣書籍。光緒四年（1878），岸田吟香跟隨詹姆斯來到上海，開設樂善堂藥店上海分店，經營眼藥水，著手字典的印刷，接觸到了出版行業，後開設印刷廠，用縮刻銅版印刷諸子百家袖珍典籍，獲利頗巨。
日本人岡千仞曾來中國旅遊，並寫有《觀光紀游》一書。他記道：「（1884年，即光緒十年）九月一日，與吟香抵郭外一舍，群工裝製銅版諸書。書多四書五經註解，曰銅版縮小，舉生私攜入試場。中土未有銅版，此間所販銅版，皆出於大阪書肆。出示銅版《地球圖》，木村信卿所新撰，極為鮮明。信卿刻苦此圖，地名一用漢字譯，每埠記航線距離，此別出手眼者。」以樂善堂為代表的銅版精印地圖達到了當時印刷工藝之極限。
陳乃乾在講到上海書事的時候也曾經提到，「和鉛印石印同時輸入上海的另一種新印刷術——銅版，是日本人所經營。樂善堂書藥鋪、修文書局、福瀛書局三家出版最多。所印的書，都是袖珍小冊，字畫工整清晰，較鉛印更為美觀。這種銅版書完全是用手工鐫刻而成，和現在通行的照相製版不同。你如果要加以鑒別，只需閉上眼睛，用手輕輕按摩，覺得有字的地方，比空白的地方稍凸出，即手工刻成的銅版。若是用照相銅版印書，便摸不著絲毫痕跡。現代人用慣了照相銅版，幾乎不敢相信這密行小字的書，是費了無數人工在這樣堅硬的銅版上鐫刻成功的。」這段關於縮刻銅版書籍在上海流傳的情況基本屬實，但其所言「幾乎不敢相信這密行小字的書，是費了無數人工在這樣堅硬的銅版上鐫刻成功的」，這幾乎可以說是猜想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此時銅版凹印技術對於國人而言還比較陌生。銅版凹印採用的是化學腐蝕原理。具體方法是選取一種比較軟的紫紅銅薄板，在此銅板上塗上含有樹脂的瀝青防腐層，用針狀刻刀刻字於樹脂防腐層，然後將銅版放入硝酸腐蝕液，防腐材料被刻字所划破的地方自然就會被腐蝕而凹陷進去，洗版後可用於印刷。
福瀛書局是晚清時期上海的一家書局，這家書局在光緒九年至光緒十五年（1883—1889），使用縮刻銅版出版了《尚友錄》《輟耕錄》《類方》《彚刻書目》《眼科錦囊》《張氏醫通纂要》等書。《眼科錦囊》是本莊俊篤所著、滕謙齋纂要的一部眼科醫學著作，也被稱為近代首部日本眼科學著作。當時日本的眼藥水進入中國，日本眼科的書籍和學問也因此引起了國人的關注。此書和張璐玉所撰的《張氏醫通纂要》一樣都是在日本用銅版製版，福瀛書局僅僅是完成書籍印刷。
另有一部書，清光緒十年（1884）腹笥山房銅版印《事類統編》。此書九十三卷首一卷，海寧市圖書館和瑞安市圖書館皆有藏。該書內封皆鈐朱色書戳「上海福瀛書局精校鐫刻銅版書籍之印」。根據《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著錄信息，腹笥山房為日本出版機構，這也意味著此書銅版由福瀛書局從日本購得。而近代學者賴毓芝介紹東壁山房和福瀛書局是僅有的兩家於19世紀80年代在《申報》上刊登廣告，強調用日本銅版印刷書籍的出版社。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光緒初年中國國內的《事類統編》在日本大受歡迎，根據日本明治時期所藏筆談資料記載，清光緒四年（1878），日本舊貴族大河內輝聲欲學作詞，向寧波駐日文人王治本討教《廣事類賦》的情況，王治本向他推薦說：「《廣事類賦》有數種，故不同今最好者曰《事類統編》則詳備矣。」可見此書當時在日本聲名遠播。腹笥山房在光緒十年（1884）用銅版印刷《事類統編》，與當時中國國內和日本都對此書有較大需求有關，這也可看作是日本出版業對中國書籍市場的積極回應。觀察此書的文字，粗細均勻的字口、黑色墨塊如魚尾處的白色麻點以及牌記信息，當為凹刻銅版。
（二）銅版印刷在寧波的應用及著錄失誤情況
寧波民間出版機構使用銅版印書的時間在國內首屈一指，印刷機構有鋤經閣、珍經閣、暢懷書屋等。
寧波民間出版機構使用銅版印刷較之上海福瀛書局，較之張秀民把光緒十四年（1888）作為中國雕刻銅版之始還要早。張靜廬1961年見到的《銅版典林》印刷於1862年至1872年之間。他認為：「《銅版典林》雕刻之工，不亞於樂善堂各書本，一點一畫，纖如毫髮，字體同七號鉛粒而明晰過之」。這確實是銅版凹印的特點。
清光緒八年（1882）四明珍經閣使用銅版印制了《增訂五經體注大全》，此書諸暨市圖書館和龍泉市圖書館皆有藏，或著錄為石印本，或著錄為鉛印本。其前有清光緒九年（1883）陳允頤在橫濱寓所作序曰：「古今載籍極博，其始削竹為簡，繼而筆之於紙，又其繼乃鋟之為板。石經著於唐，棗刻昉於周，宋代因仍刊布益廣。而我朝武英殿聚珍銅板排印《圖書集成》《佩文韻府》諸書，工程浩大，始創千古未有之奇。日東夙號同文，古槧善本所在多有，刻手精良逾於中土。珍經閣主人不惜重資既以銅板印《五經體注》成，請以言弁首。余唯是書所採類皆宋元以後諸儒所說，徒以流傳既久，舉業家視為津梁，雖如嚴刻之訛誤疊見，尚復風行海內，況以此校勘之勤，刷印之精，宜於舟車之攜覽，而便於巾箱之什。」陳允頤，字養源，武進人。同治癸酉舉人，歷官浙江杭嘉湖道，有《蘭墅詩存》。陳允頤的兒子則是中華書局創始人之一的陳寅，曾出訪歐洲，流寓日本。此四明珍經閣之銅版或是在日本製作，帶回寧波印刷出售的。《增訂五經體注大全》乃一科舉考試所用小叢書，包括《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春秋全傳備旨》《全本禮記體注》《易經大全會解》《書經體注大全合參》《詩經融注大全體要》五種。此書乾隆五十年（1785）金閶書業堂首次刊版以後，在浙江慈溪、上海、湖南等地也陸續刊刻行世，成為當時盛行一時的科舉用書。寧波珍經閣首次使用縮刻銅版技術印制此書，字跡清晰，又輕巧便攜，成為熱銷品，也為後面銅版印刷書籍起到了很好的廣告作用。此書版框8.5釐米×6.0釐米，屬於典型的袖珍小本，正文字體粗細均勻，加之牌記為鋟版而非鑄版，具有典型的蝕刻銅版的風格。
除了四明珍經閣，寧波還有四明暢懷書屋。從現存書籍來看，四明暢懷書屋出版活動大約集中於光緒十年至二十年（1884—1894），印刷技術主要使用鉛印、石印、銅版等方法，出版的書籍有《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空策從新又新匯編》《文料大成》《尚友錄》《覺世名言十二樓》《文章潤色》以及《增廣詩韻全璧》《初學檢韻袖珍》《虛字韻藪》三合上下五欄本等。其中，暢懷書屋在光緒十一年至十二年（1885—1886）就使用銅版縮印技術雕刻書籍，先後使用銅版縮印了《空策從新又新彙編》《文章潤色》《文料大成》《尚友錄》。
《空策從新又新彙編》不分卷，萼研主人編，清光緒十一年（1885）四明暢懷書屋銅版縮印，有牌記「光緒拾一年乙酉歲孟夏四明暢懷書屋縮刻銅版，幸勿誤帶入場」，版框8.7釐米×6.2釐米。紹興圖書館著錄為：「清光緒十一年四明暢懷書屋銅活字印本」，觀其正文文字粗細均勻，是凹刻銅版，而非銅活字。
《文章潤色》共九卷，朱惺園編，據浙江省古籍普查平台著錄，紹興圖書館、衢州市博物館、奉化市文管會、東陽博物館諸館均有藏，但有的著錄為銅版石印本，有的著錄為石印本。這是由於銅版印刷概念在古籍版本界尚不明晰造成的。觀此書有牌記「光緒乙酉仲春四明暢懷書屋銅版縮印，慎勿帶入場屋」，版框8.7釐米×6.3釐米，正文文字粗細均勻，塊狀墨色處有線性白痕以及白色麻點，加之銅版縮印牌記，基本可以斷定是凹刻銅版。
《尚友錄》二十二卷《補遺》一卷，清光緒十二年（1886）暢懷書屋銅版印本。瑞安市玉海樓和衢州市博物館藏。有牌記「光緒丙戌仲冬上澣暢懷書屋校刊銅版」。版框12釐米×8.3釐米。《中國古籍總目》史部編號20906218條著錄有「清光緒十二年暢懷書屋鉛印本」。
除以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清光緒十二年（1886）暢懷書屋鉛印本《文料大成》四卷，此書著錄為鉛印，其實也是縮刻銅版印本。
以上諸書在各大圖書館的著錄中，版本信息殊為混亂。除了《尚友錄》被著錄為銅版印本外，其他皆不統一，各館著錄存在較大差異，可以看出古籍普查員對銅版概念的模糊，也能看出其左右為難之心情，在銅版、鉛版、石印、銅活字諸版本概念之間的左右搖擺。加強對「銅版」概念的研究、界定以及鑒定就成為一個新的課題。
三、寧波地區銅版印刷源流、特徵及模式
（一）寧波地區使用銅版印刷之有利條件
中國民間使用銅版印刷書籍較早且比較成熟當推寧波地區，原因有二。
一是寧波作為沿海貿易城市，清代晚期至民國初期，與東亞各國，尤其是與日本的往來非常密切。一方面，在清同治年間（即日本明治初期）赴日華僑較多，多為畫家或從事書籍文化用品和中醫藥品的人員。如浙江慈溪人馮澐（號雪卿，以工書客居日本）、寧波人胡小蘋（名震，工書善醫）、慈溪人王治本諸兄弟等。另一方面，在駐日公使中，張斯桂和沈文熒家籍皆為寧波地區，他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也許正因如此，使得寧波地區銅版印刷技術使用較早，開風氣之先。
二是晚清社會存在著數量龐大的科舉人口，至少有一百多萬生員要謀求更高級的功名，這些考生所形成的巨大科舉消費市場，為報館和出版商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商機。相較於鉛印書籍投資大、技術要求高，石印書籍字體極小、閱讀感不佳，縮刻銅版書籍既清晰又便攜，雖然價格稍高，但仍然受到了士人的喜愛。作為中國最早接受近代印刷技術成果的地方之一，寧波開辦起眾多的書館和書局。
（二）王治本、王仁乾兄弟的推介與銅版印刷活動
銅版印刷在寧波的使用與慈溪王氏家族存在某種密切的關聯。王氏家族是寧波旅日文人的重要代表，與日本出版界關係密切。他們在日本用銅版技術印刷書籍，也代為寫序，對銅版書籍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慈溪王氏自明朝移居慈溪黃山村。從黃山村走出的王仁乾（惕齋）、王治本（桼園）、王仁體（王藩清，號琴仙）、王汝修（仁爵）在日本長期定居，他們開辦中藥鋪和書籍鋪，結交當地貴族源氏大河內輝聲。王治本（1836—1908），字維能，號桼園，因其在日本的知名度及語言的精通，還被聘為清政府駐日公使的翻譯。王氏幾人與公使何如璋的隨行人員副公使張斯桂（寧波人）、參贊黃遵憲、沈文熒（余姚人）等都有交往。王治本受到沈文熒的推介而赴日，他在和日本友人的交談中提到，「梅翁在寧波相晤，梅翁以事客於寧，僕因考試在寧，得數日盤桓，囑僕到東，便候貴邦諸友平安。」王治本到達日本之後，和日本文化界出版界往來密切。光緒初年，日本人石川鴻齋編纂了《日本文章軌範》七卷《續集》七卷，何如璋、黃遵憲、沈文熒、王治本都為其撰寫了序言，書名頁為王治本題字。光緒五年（1879），王治本為馬杉繫的《周清外史》的出版撰寫序言。光緒九年（1883），宍戶逸郎編纂《王夢樓絕句》二卷，也是他撰寫的序言。
上虞市圖書館藏有一部《各省課藝彙海》，清擷雲腴山館主人編，清光緒十一年（1885）選青書屋銅版本，此書封面題名籤條有「銅版各省課藝彙海」字樣，內扉牌記「光緒乙酉仲春選青書屋鋟版」。此書卷前有光緒十一年（1885）王治本所撰《各省課藝匯海翻刻小序》：「然原刻六十冊卷頁煩重，翻刻本簡則簡矣，而魚魯豕亥或所未免，選青書屋主人憂之，務欲精益求精，細心校訂，間有未備，復略加補選，鏤以銅版，編為四冊。」這也可以說明王治本和銅版技術傳入中國有著直接的關係。此書嘉善縣圖書館和上虞圖書館都有藏，但嘉善館著錄為清光緒十一年選青書屋活字印本，誤。值得一提的是，上虞館藏本書名頁有「上海福瀛書局精校鐫刻銅版書籍之印」。而嘉善館藏本沒有此印，有一種可能就是嘉善館藏本直接購自選青書屋，福瀛書局後來買入此版，印刷的時候鈐蓋此印，故上虞館藏本為福瀛書局後來使用同一印版所印。
王治本之兄王仁乾（1839-1911），號惕齋。1870年東渡日本，1877年在日本開辦經營漢文書籍、文具、藥材等的商店「凌雲閣」，1910年歸國。王氏兄弟的出版活動目前可考的有三次：光緒十年（1884）隨岡千仞回國前用銅版印刷《雞跖賦續刻》；光緒十四年（1888）用縮刻銅版技術出版《千百年眼》；同年鉛印出版《漢譯診病奇侅》二卷《五雲子腹診法》一卷。王氏在光緒十年（1884）用銅版印刷了《雞跖賦續刻》三十卷。長興縣博物館藏有一部著錄為民國影印本的《雞跖賦續刻》，保留了題名籤條「續刻銅版雞跖賦」，觀其字體風貌，也確實具有銅刻的風格。北京大學圖書館亦藏一部《雞跖賦續刻》，筆者拜請北京大學圖書館李雄飛老師查看此書，得到了更詳盡的信息。此書每冊書衣題簽題名作「續刻銅版雞跖賦」。版框13.3釐米×8.8釐米，袖珍本。內封題名為「雞跖賦續刻銅版」。內封背面牌記印：「光緒甲申初夏/漱芳小築開雕」。此書卷前有光緒十年（1884）四月武進陳允頤於橫濱理署之鷗舫撰寫的《弁言》，曰：「浙東應、錢諸子成《雞跖賦續刻》三十卷，馮孝廉一梅序而行之，一時海內風行，幾於人握靈珠，家藏荊璧。徒以急於成書，校勘未遑致審，而日久板寖漫漶，魯魚帝虎，疑誤紛如淮雨別風。甄綜靡自，貽誤後學，識者病諸。王君惕齋、秦君哲明爰糾同志集巨貲，以銅版翻印，已復檢厥舛訛，詳加釐正。既竣，請以言弁簡首。」目錄部分有「校刻/慈溪 王治本桼園（右）/鄞縣 胡世均秉卿」。此序明確指出了銅版印刷，觀其正文字體粗細均勻，也是銅版蝕刻的方法。此書出版之年即王氏隨岡千仞回國之年。
光緒十四年（1888），王氏在日本江戶銅版縮刻《千百年眼》，此書卷前有孫點序。《千百年眼》明瀟湘張燧纂，首次刊刻於明萬曆年間，慈溪馮雲濠醉經閣藏有原本，民國時甬上著名藏書家朱鼎煦先生得之，後又捐贈天一閣。此書國內流傳稀少，王氏之所以在日本刊印此書，大概與此有關。此王氏日本銅版縮印本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由上海史學社石印出版。卷前有光緒己亥年（1899）俞樾撰《古今史要弁言》，揭示了此書在日本出版的原因：「《古今史要》一書，明張仲甫先生之所撰也，網羅散失，淵博精詳，以考據行其議論，遠可追知遠《史通》，近之則趙氏之《札記》、王氏之《商榷》也。原書本名《千百年眼》，久佚無傳本，有友人以重價購自東瀛，將付石印，意猶豫，因貽書囑余審定，予曰此葫蘆秘本也，幸而得之，夜光之出重淵，鄴騎之來寶玦矣。」由此序可以猜測光緒十四年（1888）之時，此書或許被駐日公使所發現國內無傳本，流傳頗稀，建議王氏出版傳世。光緒三十一年（1905）有人在日看到此王氏印本，重金購回，並以石印傳世。此王氏銅印本為天一閣所藏明萬曆本之外最有價值之版本。
借助《千百年眼》的出版，王氏獲得一定收入，同年他還鉛印出版了《漢譯診病奇侅》二卷、《五雲子腹診法》一卷，此兩書皆為丹波元堅撰。丹波元堅又名丹波茝庭或茝庭多紀，是日本著名的醫家。此二書把日本先進而便捷的腹部診斷法傳入中國，這和當時的日本眼科一樣，受到國人的歡迎。此書卷前有當時駐日公署的德清傅雲、孫點，華亭廖宗誠撰寫序言以示推薦。王仁乾自己撰寫題跋雲：「傅君精於醫學，松井舉以就正，大蒙許可，且促其速印行世，松井事冗，轉以屬余，余念診腹之術洞見肺腑，實為妙法，惜東土少良藥，余歷年購運多品傳之，溫和社中咸稱佳選……今回國有期，乃以聚珍版速印多部，攜返中原，未敢雲濟世，聊以補我國醫經之所未有。」松井即日本人松井操，以上兩書都是由他翻譯的。此跋詳述此書1888年用活字印刷及攜帶中國的緣由，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此書浙江省中醫藥大學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溫州圖書館皆有藏，共8部。
（三）王氏與日本舊貴族和出版界的交往
王氏兄弟與日本舊貴族大河內輝聲頗為熟稔，是大河內的座上賓，留下了豐富的筆談資料，同時在大河內家又結識了掌握銅版縮印技術的岸田吟香。光緒四年（1878年）六月十五日，大河內輝聲、岸田吟香、梅史、琴仙、王治本、黃遵憲等同時參加墨江之宴。在這次墨江之宴上，王治本和岸田吟香想必也有所交流。
王治本與日本的著名出版商鳳文館主人前田圓也有交往。王治本與前田圓的交往，可以從天一閣所藏明治十八年（1885）鳳文龍彩書館石印本《鳳文龍彩帖》一書中得到印證。此書原為甬上著名藏書家孫家溎蝸寄廬之舊藏。《鳳文龍彩帖》的成書緣由是明治十八年（1885）四月，鳳文館所刻《佩文韻府》竣工，館主前田圓廣邀紳士文客慶賀，客人中就有王治本，他在《鳳文龍彩帖》序中也明確指出：「鳳文館銅刻《佩文韻府》告成，館主前田君遍徵諸名流題詠。」前田圓之所以如此慶賀該書出版的成功，這與其所使用的印刷技術是銅版有相當的關係。彼時，銅版技術即便在日本也屬於新興事物，能以此新技術刊印巨帙，欣喜難抑，所以才值得慶賀。筆者在二手圖書資料平台上見到此書明治十八年（1885）鳳文館刻本，版權頁刊有「鏤刻師 慶岸堂 梅村翠山 龍影堂 竹原鼎，印刷師 中村駒次郎 金子德次郎，裝訂師 朝倉定吉」字樣。為了慶祝這次新技術使用的成功，前田圓遍邀名流，效仿中國的集會，詩詞唱和或者題字作畫以留念，記錄這次集會的《鳳文龍彩帖》命名鑲嵌了鳳文館和龍影堂兩個出版機構的名字。
鳳文館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印刷書鋪，和岸田吟香的樂善堂齊名，在日本的書業史上頗有盛名。前田氏是東京士族，為舊龍野藩藩士，藩廢不復仕，隱於書賈，氣宇快闊，不設城府，嘗曰「吾欲刻天下未刻之書」。他在東京府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開設鳳文館本部，在大阪府東區唐物町一丁目十九番地開設鳳文館支鋪。《鳳文龍彩帖》卷中諸序詳細敘述了鳳文館前田氏刊書的情況。其中，勝山矢土勝之說他：「為人沈實，精力過人，故敢為人之所難為，為此乃士方名聲頓噪，遠邇爭購其書。」
日本明治十五年（1882），東京鳳文館刊刻了《史記評林》百三十卷首一卷，此書底本為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之書。日刻本為嚴谷修、岡千仞、石川鴻齋共同校刊。明治十五年（1882）鳳文館發行銅版印刷的《康熙字典》，書後羅列了鳳文館所出版書籍碑帖計十六種目錄。明治十七年（1884）鳳文館出版了石川鴻齋的《續文法詳論》。
結語
綜上可知，晚清時期，日本銅版印書技術傳入中國，一方面是日本出版商基於中國科舉書市場旺盛需求的狀況，在利潤驅使下所進行的商業投機；另一方面則在客觀上推動了兩國近代印刷新技術方面的交流，實現了互利共贏的商業合作效果。隨著中國科舉制度的消亡，科舉書市場急劇萎縮，雙方合作的基礎煙消雲散。此外，銅版印刷由於製作繁複，成本高昂，印刷質量起伏不定，如東壁山房曾因為一個雕刻工匠糟糕的製作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以及匯率浮動等原因，都為其沒落埋下了伏筆。但是在此過程中，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在中日文化交往中發揮了各自的作用。駐日大使沈文熒、何如璋，東遊學人陳允頤及寧波駐日文人王惕齋、王治本等與日本舊貴族、出版商的交流往來和技術引介，促進了銅版書籍和該技術在中國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