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山海經》的圖像傳承與知識環流—以《萬寶全書》「諸夷門」為線索
近世《山海經》的圖像傳承與知識環流—以《萬寶全書》「諸夷門」為線索
程夢稷
摘要：
近世《山海經》的圖像生產是《山海經》接受史中引人矚目的現象。作為民間隨用隨棄的「兔園冊子」，既有討論中難覓蹤影的《萬寶全書》，在《山海經》博物化、獵奇式的接受脈絡中，以「諸夷門」這一部類重組了神怪鳥獸、遠國異人的圖文知識，並與胡文煥圖本等坊刻俗本共同構成通俗文化視野中《山海經》知識的異文網絡。此類知識一方面在清代重新被收編進《山海經》注本，與正統《山海經》學匯流；另一方面沿循《山海經》在後世的接受軌跡，進一步逸脫原始地理志的文本框架，與類書、畫譜、民間版畫甚至域外圖像發生互動。在這一意義上，「諸夷門」為理解古典知識在民間的閱讀與接受，乃至近世書籍、圖像的知識環流提供了新的線索。
關鍵詞：《山海經》 圖像 《萬寶全書》「諸夷門」 知識環流 接受史
小引：「古圖」假說與傳承「缺環」
在《山海經》的接受脈絡中，明清時期《山海經》的圖像傳承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如今所能得見的「山海經圖」皆為明中期以後版本，且出現《山海經》插圖本、附圖本、單行圖本等多種文獻形態。在當前學術討論中能見度最高的，當屬現存最早的「山海經圖」單行本，即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胡文煥文會堂《新刻山海經圖》，不僅《山海經》「古圖」的構擬假說以此為起點，而且諸多《山海經》接受史話題亦以此為參照而展開。例如，在《山海經》的域外流傳這一話題中頗受關注的《怪奇鳥獸圖卷》，自伊藤清司將其中內容推定為出自《山海經》以來，學者皆循此思路考證。馬昌儀從圖像一途著手，取得階段性推進，在現有「古圖」範圍內鎖定胡文煥文會堂《新刻山海經圖》，認為日本圖本可能據此摹寫而成。然而，此種域外圖本中未見於「胡本」的名稱異寫、衍生神怪等諸多問題懸而未決，不僅如此，單一圖本之間的影響關係也難以坐實：
如果說，日本圖本有可能參考了胡氏圖本，又有什麼文獻記載可以證明呢？由於胡氏圖本流傳不廣，在中國知者也不多。此圖本在明萬曆二十一年，即1593年刊行，距離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開始只有十年；這期間，有機會、有可能見到胡氏圖本的日本人，會是什麼人呢？繪圖者不僅有相當高的漢文造詣，而且喜愛《山海經》，且對之有一定的瞭解，這可不可以說明此前《山海經》或山海經圖在日本已經有所傳播。我們最感興趣的是，中國的山海經圖，特別是流傳不廣的胡文煥圖本是什麼時候、由什麼人、以什麼方式傳入日本的呢？這些謎一般的問題，正是筆者要向讀者和中日兩國專家學者求教的。
回溯此一話題的探討徑路，不難注意到，上述困局之所由來，大體可歸結於文獻層面的坐地自划。倘若把討論「山海經圖」的文獻視野，僅僅圈定在題名為「山海經」的圖本內部，在狹窄的文獻範圍內遽然論定單一圖本的源流關係，難免會在個案的相似點與異質性之間左支右絀，而忽視知識傳遞的能動性與多樣性。
在《山海經》接受史的書寫中，諸如此類的陷阱所在多有，其根源皆在於過分簡明、整飭的文獻預設。而上述語焉不詳的缺環與盲點，恰恰提示著重新審視文獻載體的必要：如何透過版本之間的關係錯位與文本裂隙，探測流動不居的知識面貌及其多元靈活的傳承載體。而這一少為人知的文獻網絡所勾畫出的動態知識圖景，對於理解近世《山海經》的閱讀與接受，乃至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傳遞與接受史書寫又有怎樣的意義呢？
一、隱匿的傳統：「諸夷門」與《山海經》的知識接受
即便只是在胡文煥文會堂《新刻山海經圖》上稍事停留，這一圖本的組織方式與附著文本，已然透露出以此為「起點」的線性敘事的可疑。其書兩則序文分別來自書坊主胡文煥以及莊汝敬，其中兩句一閃而過的文字頗值得留意：
《山海經》乃晉郭璞所著，摘之為圖，未詳其人，若校集而增補之，重繪而剞劂之，則予也。（胡文煥序）
故《山海》一圖中，多勾深索遠，出耳目睹記之外，未敢深信。及取《臝蟲》一書並觀，然後知窮陬僻壤之外，千態萬狀，難以形貌拘之。（莊汝敬序）
這些看似無關要旨的「副文本」（paratext），實際上提供了回到書籍出版語境的重要線索。
其一，所謂「摘之為圖，未詳其人」，可以推知文會堂所出《山海經圖》，既不像學者所期待的那樣，是沿承自南朝梁張僧繇、北宋舒雅一系的《山海經》「古圖」，亦非明清畫師專為《山海經》所新創的插圖，而是作為書商的胡文煥，在廣羅通行資源的基礎上新立名目、摘輯翻印而來。在這個作為知識傳統而存在的坊刻圖像網絡中，「古圖」假說及「作者論」所包含的單一性預設啞然失效。
其二，「《山海》一圖」與「《臝蟲》一書並觀」，這一說法則勾畫出讀者市場對此類知識接受方式的一大轉關。「《臝蟲》一書」指胡文煥文會堂同年刊行的《新刻臝蟲錄》。兩書形影不離，先後一併由書坊主胡文煥編入《格致叢書》《古今人物圖考》等叢書，打包出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刻臝蟲錄》序文同樣強調了兩書的關係，並提到：「舊本多以毛、羽、鱗、介錯雜其間，今予悉迸〔並〕諸《山海經（圖）》中，而《山海經》中所有臝蟲，亦悉拔之於此。」此段序文一方面再度印證「胡本」雖為現存最早「山海經圖」，卻並非橫空出世，而是由「未詳其人」的諸多「舊本」編輯而來，從屬於坊間流行的圖本傳統。而「胡本」之所以在當代研究中得以躋身「古圖」序列，恐有其依附叢書、題名「山海」而得以傳世之故。另一方面，這種拆解復打包的處理方式，亦可見出在通俗出版的語境中，「山海經圖」的閱讀不必被動、機械地依託於「五藏山經」的地理脈絡，而可以自由重組為有關異獸、遠人的博物知識。
依循「校集異本」與「並觀臝蟲」這兩條線索，明中後期以降，在通俗出版市場中層出疊見的《萬寶全書》隨之進入考察視野。在這類綜合性日用類書中，有一個固定門類「諸夷門」與胡文煥文會堂的做法類似，同樣一以貫之地將「山海異物」與「臝蟲錄」兩大版塊作為上下欄拼裝打包（參見圖1），由《山海經》「摘之為圖」。目前所見數十種不同的《萬寶全書》「諸夷門」版本，形制統一而詳略有別，由神怪鳥獸、遠國異人構成的圖文知識，在其中輾轉稗販。這樣一組由通俗出版形態所映射的異文網絡，自然作為明中後期坊刻市場的知識語境，圖1構成我們推想胡文煥文會堂《新刻山海經圖》或日本《怪奇鳥獸圖卷》等傳世圖本可能來源的必由之路。
假如姑且懸置單線的「古圖」敘事，而是重建此類材料所勾連的書籍網絡與知識現場，諸多先前無法解釋的疑題，皆可由此找到解答的線索，這裡以《怪奇鳥獸圖卷》與《新刻山海經圖》之間的缺環為例予以說明。
在圖文內容層面，《怪奇鳥獸圖卷》中存在不少對《山海經》中異獸的名稱訛寫或名目新增。過去認為，這些情況是江戶日本因襲胡本或其所獨創；然而，同樣的名稱卻在「諸夷門」中在在可見。如「陸吾」（《西山經》）、「相柳」（《海外北經》）在「諸夷門」等坊刻俗本的「山海經圖」中，率以「神陸」與「相抑氏」之名流通。尤為關鍵的證據在於，《怪奇鳥獸圖卷》中還存在「福祿」等六種異獸，「未見於《山海經》文本，胡本也無圖」，過去同樣被判定「為日本圖本所獨有者」。然而，這些看似為日本所獨有的衍生異獸，同樣出現在《萬寶全書》「諸夷門」中，而其形象的構成元素也如出一轍（詳見表1）。由此可知，此類名稱「訛誤」或「獨創」的異獸，恐怕並非直接依據《山海經》經文作圖，亦非直接襲自「胡本」，而更有可能與商業書坊所出的通俗圖本存在關聯。
就文獻之間的影響關係而言，《萬寶全書》同樣值得注意。事實上，目前學界所見大部分明版日用類書藏於日本，可以推知，《萬寶全書》「諸夷門」應當存在進入日本閱讀視野的可能性。倘若承認日本妖怪繪卷、博物圖譜與《山海經》中的物怪知識存在關聯，此類日本圖本所盛行的江戶時代，恰恰對應著坊刻日用類書出版方興未艾的萬曆中後期。在這一階段，書籍始終是中國對江戶日本輸出的重要部分，據考證，叢書和類書在其中所佔比例最高，加上庶民文化的興盛，《萬寶全書》在其中頗受歡迎，譬如文政十二年（1829）即有一次性購入三十九部《萬寶全書》的記載，這些《萬寶全書》往往在出版後不久， 就被源源不斷地運到日本，流通相當便捷廣泛。至此，我們得以在推想江戶圖本中《山海經》知識來源的同時，進一步從書籍環流的現實性角度，發掘可能的媒介與中間環節。
這一發現誠然構成推進《怪奇鳥獸圖卷》等具體議題的突破口，而結合「諸夷門」在明清書籍史與《山海經》近世接受史中的互文現象來看，此一現象更成為冰山一角，透露出《山海經》知識傳遞與接受圖景的複雜性。
明清《萬寶全書》作為「民間日用的兔園冊子」，素來在正統知識體系中不登大雅之堂，在民間亦隨用隨棄。雖在當時流通甚廣，但書目不予著錄，亦少有館藏。加上清末以來的社會動蕩，此類材料更是星散海外，許多也只余殘卷，難見全貌，尚可得見的數十種明清《萬寶全書》不過一鱗半爪。儘管如此，從現有材料的物質形態及圖文面貌來看，這一長期隱沒不彰的知識傳統，為重審《山海經》接受史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於《山海經》在後世接受方式的變遷，傳統的解釋往往由外部歷史著手，強調漢唐以來實證地理的發展對《山海經》文本的證偽、質疑，使得《山海經》與其成書時體系完備的原始地理志漸行漸遠。此一說法雖則無誤，但在文體層面，中古以來詩賦、史志、類書對《山海經》的重讀與挪用，對其接受軌跡的影響意義亦不可小覷，而《萬寶全書》「諸夷門」正處在這一「拆解」《山海經》的延長線上。
由於依託原始地理志的山川架構，《山海經》的實際內容包羅萬象。歷來學者關於《山海經》的性質各執一詞，無非是在各自旨趣下分別側重於開掘其中早期信仰、實證地理、物怪想象等不同的知識維度。不論是進入「五行」「符瑞」諸志的物怪敘事，還是《水經注》等地理志書對《山海經》的參證，此類各取所需的現象毋庸贅述。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引述《山海經》的文獻中，傳統類書的編排形式即是「區以部類，條分件系」，更加表現出知識拆解及再分類的特點。《山海經》中作為地理物產而附屬於五方山川的鳥獸蟲魚，在類書的文體語境中，不僅被拆分進不同部類，而且其中奇特甚至神異的部分亦得到類聚與放大。如《藝文類聚》「天」部「雷」目引述「服其毛羽，令人不畏雷」的異鳥，「大人之國，坐而削舟」的異域傳說被收入「舟」部，經過傳統類書的門類篩選，這些被挑選出來的獵奇條目脫離了原本完整的知識體系，其存在的意義僅在於條目本身的神異功能或怪奇特徵，而與華夏地理之間的聯繫則隨之消失。
作為民間日用百科的《萬寶全書》，是在《事林廣記》不斷再版、更新的文獻脈絡中發展而來的，因此，其在知識形態上對《山海經》的再定義亦不例外。相較於傳統類書，《萬寶全書》的類目設置更貼近四民日用與通俗趣味。《山海經》中所述的山川背景，距離此時人們的日常地理經驗愈發遙遠，書中的異獸遠人，更是只能在博物志怪的名義下尋得棲身之所；尤其是在編排方式上，《萬寶全書》並非高文典冊，往往以圖表、歌訣呈現，更不對知識來源詳注出處。因此，如果說傳統類書對《山海經》知識的接受方式，乃是從便於查檢的角度對其原本的上古地理志書寫框架進行了博物化的過濾和拆解，那麼，《萬寶全書》「諸夷門」則是以拼裝「山海覽」與「臝蟲錄」的新形式，對這些已然片段化的知識加以通俗化的重新整合。在經由博物化、條目化的濾網篩選之後，《山海經》原始文本的知識體系，在此時重新拼貼、整合成為關於遠國異人、怪奇鳥獸的知識資源庫。因此，就書籍載體影響《山海經》接受方式之變遷的意義來看，《萬寶全書》「諸夷門」等坊刻圖本無疑在《山海經》博物化、獵奇化的接受軌跡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與之相關的另一接受史話題，可以回應前述學術史上有關《山海經》「古圖」傳承的構擬問題。類書原本就是纂而不著，而由商業出版語境生長而來的《萬寶全書》，輾轉稗販甚至拼裝翻刻的情形自然不足為奇。例如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的《新裁萬寶全書》，現存諸卷卷首題署無一與目錄所刊書名相符，而是至少由十種不同版本的《萬寶全書》拼裝而成（詳見圖2）。可以推知，《萬寶全書》翻刻盜版、變換名目的現象應相當普遍。與其按照當前研究主流，歷時性地將其綴連在《山海經》圖本的傳承序列中，不如將其視為同一套共享的知識語境中相互勾連、流通的異文網絡。
以此為契機，則可在既有關於明清《山海經》圖像傳承現象的論述中，釐清「山海經圖」與「《山海經》圖」這兩種不同層次的知識傳統。
事實上，不論是胡文煥文會堂等商業書坊所刻單行圖本（如《新刻山海經圖》《臝蟲錄》），還是《萬寶全書》「諸夷門」，此類坊刻圖本誠然與《山海經》相關，但實際上已按照異獸與遠人兩類知識重組，製成脫離經文而獨立的圖譜，可以理解為「山海經圖」。
在這一「山海經圖」系統中，圖本的實際作者（畫師）不明，內容不必與經文相符，一圖一名，圖說結合，是作為神怪鳥獸、遠國異人的博物知識圖庫而流通的。這種圖寫神怪的繪畫傳統自古有之，不論是引發朱熹、楊慎乃至當代學者諸多「古圖」猜想的先秦紋樣、漢墓畫像中的神祇異獸，還是郭璞、陶淵明所見「畏獸畫」，乃至傳為五代胡瓌所作的《蕃獸圖》，這些圖像雖難以斷言其與《山海經》本身的關聯，但都構成這類近世「山海經圖」的潛在知識資源。
與之相對的「《山海經》圖」，則是特定畫師專門依據《山海經》文本所作的插圖，明代蔣應鎬、清代汪紱的《山海經》圖本為其中最著名者。此類圖本可以明確定位「作者」（畫師）、各自風格、觀念甚至其間影響關係。作為插圖的「《山海經》圖」與「諸夷門」等近世坊刻「山海經圖」不同：在形式上，「《山海經》圖」嚴格依附《山海經》文本，神怪鳥獸並非按照「五蟲」等博物邏輯重新歸類，而是隨文插附，按照原書的地理順序次第登場；在風格上，「諸夷門」系統的坊刻「山海經圖」以博物志怪為旨趣，而蔣應鎬圖本、汪紱圖本等諸「《山海經》圖」卻相對淡化這一博物知識中的獵奇取向，例如蔣應鎬圖本詳細繪制地理山川，而汪紱圖本則嚴格按照文本信息作圖，即便圖寫異獸，仍保持寫實特徵。凡此皆可見出「山海經圖」與「《山海經》圖」在知識性質上的區別。
職是之故，以「諸夷門」為線索，得以還原明中後期商業書坊依託「山海經」之名所刊行的「胡本」《新刻山海經圖》所流通的實際知識語境。作為結集神怪鳥獸、遠國異人的博物圖譜，此種「山海經圖」，與「作者」（畫師）明確、作為《山海經》插圖的「《山海經》圖」不可同日而語。「諸夷門」由此不僅打破了以「胡本」為起點的「古圖」迷思，提示著作為民間話語的「山海經圖」與依據經典創作的「《山海經》圖」之不同，更可以構成進一步追問近世《山海經》知識流轉的關竅。
二、生產與聯動：「諸夷門」與明刻「山海經圖」的異文網絡
王重民曾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版《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作提要，在抄錄、辨析其版本信息後著意提到：
余又檢卷十三《諸夷》一類，全採《異域圖志》。劍橋大學所接受威妥碼藏書內，有《異域圖志》一書，穆爾教授作跋，曾刊於《通報》。（An Introduction to the I Yü Tu Chih，by Prof. A. C. Moule，Toung pao vol.XXVII，No.2-3，pp.180-188，1930.）大致與是書相合。又日本成簣堂藏《臝蟲錄》一卷，似為《異域圖志》之異名。該書在元、明間有數翻本，然《圖志》與《臝蟲錄》余均未見。此本爪哇國條云：「自泉州路發船，一月可到」，頗似元人口吻。又高麗國條云：「至北京三千五百里」，則又似明永樂以後人口吻矣。故不能定所據為何本也。穆爾教授謂劍橋藏本為圖百六十有八，此本有殘缺，僅存百二十九圖。
如果說《萬寶全書》輾轉雜抄、割裂拼裝的成書背景使其在日用類書層面自我構成一種「內部網絡」的話，那麼，王重民在慕阿德（A. C. Moule，即引文中的「穆爾」）提要基礎上，推斷「諸夷門」與《異域圖志》《臝蟲錄》等書「相合」，則提示了此種知識的「外部網絡」。下面主要以「諸夷門」為窗口，通過簡要的文獻對比，進一步探測明清「山海經圖」的互文關係，以及這一書籍網絡對於知識流衍的意義。
毋庸贅言，文會堂「《山海經》中所有臝蟲，亦悉拔之於此」的《新刻臝蟲錄》，即為王重民提要中「諸夷門」所聯繫的《臝蟲錄》的其中一種異本。作為坊刻俗本的《臝蟲錄》，其具體來源難以考證，且數度變換名目，著者不詳，版本複雜。鑒於內容高度雷同，現有成果一般從《異域志》入手，認為其與《臝蟲錄》性質類似，同為元明時期記錄遠國異人形象及風俗的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又各自有不同的抄寫本或刊刻本，或有圖，或無圖，編撰、刊行者不定，內容則大同小異，在書目中常被歸為一類，或張冠李戴。此類書籍在明中後期一度廣泛流通，傳世版本在序跋、編排與圖文內容上，相互之間乃至與明清《萬寶全書》「諸夷門」都高度一致，何予明更是將「諸夷門」視作《臝蟲錄》傳世的其中一種類型。總之，諸版《臝蟲錄》與「諸夷門」在傳播過程中難言「定」本，而是以一組互為異文的形態流通於世。
在這個意義上，文會堂本《新刻臝蟲錄》序文中所謂「舊本多以毛、羽、鱗、介錯雜其間，今予悉迸〔並〕諸《山海經（圖）》中，而《山海經》中所有臝蟲，亦悉拔之於此」的現象，便可獲得不同的觀察維度。文會堂所刊圖本割裂《山海經》中與神怪鳥獸、遠國異人有關的知識而成兩書，故不僅莊汝敬強調讀此「山海圖」宜「取《臝蟲》一書並觀」，清人亦以「《蜾蟲錄》雜採《山海經》異狀圖之」評價其「不足存也」。結合明清《萬寶全書》「諸夷門」的編排方式，文會堂所刻兩冊圖本由此即可理解為分別以「諸夷門」上下欄內容為主體，集中整理出版的兩冊圖本。其中，「諸夷門」上欄中按照神、毛、羽、鱗、介諸類劃分的神怪鳥獸，相當於《新刻山海經圖》的收錄範圍，而《新刻臝蟲錄》中包羅遠國異人的條目選擇與內容呈現則與「諸夷門」下欄大體一致。
即如胡應麟討論《山海經》性質時所提及的「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為圖」，這一現象意味著，此類「山海經圖」的成書語境與實際功能，都與個人化、學者化的「《山海經》學」及作為插圖的「《山海經》圖」迥乎異趣。
「山海經圖」不具「作者」（畫師），而民間編選者們顯然對其所選條目、所刻內容是否確為《山海經》所載錄不以為意，而是以世俗認知為導向。故雖然其收錄範圍彈性伸縮，圖文內容精疏不一，但各版「諸夷門」上下欄皆有一定比例神怪鳥獸、遠國異人不見於《山海經》。譬如胡文煥文會堂《新刻山海經圖》共收錄133幅圖，其中，有23幅並不出自《山海經》，佔全書內容的近六分之一。綜合「諸夷門」各版所收內容，上欄雖多為《山海經》「山經」部分的神怪鳥獸，但一般還會額外收錄白澤、玄鶴、龍馬、獬豸、世樂鳥等人們喜聞樂見的祥禽瑞獸；下欄在收錄《山海經》「海經」部分的遠國異人之外，也會將後世史書、筆記中記載的周邊民族一並納入，呈現出虛實混雜的面貌。凡此皆表現出在作為經典文本的《山海經》之外，「山海經圖」對集體記憶與民間知識的整合。
借由「諸夷門」所勾連的此一相互聯結的文本網絡，不僅可以通過異本的交互參證，重新檢視既有論述中在「作者論」預設下的諸多「誤讀」，更能由此進一步理解這一書籍網絡聯動與知識生產的互動模式。
作為商業書坊雕版印刷的圖籍製作，「山海經圖」的文獻面貌是在編者、抄工、畫工、刻工、印刷工與書坊主的多方合力下完成的，而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訛變，都有可能影響到最終圖文形態的呈現，乃至引發《山海經》物怪知識接受的連鎖效應。
這裡僅以「山海經圖」及「《山海經》圖」兩大圖本系統皆有收錄的《北山經》歸山「䮝馬」為例，以便對比。
《山海經》對於「䮝馬」的描述為：「《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有獸焉，其狀如麢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䮝。」對此，蔣應鎬圖本的處理辦法，如前節所述，即是將其與該區域其他神怪鳥獸一道，置於地理山川的背景中，並附在相應篇章中作為插圖呈現（見圖3），其形象特點也與《山海經》中的文字描述一一對應。
然而，作為「山海經圖」系統的圖本，胡文煥文會堂圖本中則出現了「鷹首」的特殊形態（見圖4）。對於「鷹首」䮝馬這樣與《山海經》文字描述有所出入，甚至大相徑庭的形象變異，既有成果往往在「作者論」的預設下，將其視為胡文煥圖本與其他圖本有異的「神話多歧義的一個生動的例子」。然而，回到「諸夷門」所聯結的「山海經圖」知識網絡，此類看似別具一格的物怪形象實則不足為奇。例如，䮝馬形象在「諸夷門」中一律添繪鷹首（見圖5、圖6、圖7），而配合其圖說文字的異變形態，大體可以推知此種物怪「新知」的生產過程。
這裡將所引「山海經圖」系統的四種「䮝馬」圖像所對應的文本摘錄如下：
《新刻山海經圖》：歸山有獸，狀如（音麥）而四角，馬尾有距，名曰䮝（姑昆切），善還（言旋），其鳴自呼。
《三台萬用正宗》：山有狀如牛，鷹首四角，馬尾牛蹄有。
《學海群玉》：歸山之中有獸，其狀如牛，鷹首而四角，馬尾有距，名白〔曰〕䮝馬，善還（言旋）。
《萬用正宗不求人》：歸山有獸，狀如（音零）而四角，馬尾有西〔距〕，名曰䮝，善還（音旋），其鳴自呼。
對比「山海經圖」系統關於「䮝馬」的異文，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出，「䮝馬」圖像與「鷹首」的拼合，應與文本的訛誤有關。《新刻山海經圖》的圖說部分將《山海經》經文中的「麢」刻為「」，《康熙字典》同樣提到此字，稱：「見胡文煥《山海經圖》。按經作麢，疑傳寫之訛。」值得注意的是，畫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將本就誤寫的「」字誤認為「鷹」，望文生義，將原本狀似麢羊而四角的「䮝馬」畫成「鷹首四角」的形態。
由於同出「山海經圖」系統，「諸夷門」中的神怪鳥獸、遠國異人與文會堂圖本的圖文信息在構成要素、情節主幹上高度一致，圖像關係一般僅在方向上互為彼此的鏡像翻轉，恐與木刻模版先後有關。各版《萬寶全書》「諸夷門」的文字僅存少許字形訛誤與字句差異，甚至對《山海經》文本中生僻字的注音、俗解也大同小異，刻工水準則優劣不一，可以理解為對同一形象、知識不同的具體展演（performance）。「䮝馬」自然不外如是，「諸夷門」中的相應形象皆被添繪了誇張的鷹喙與鷹眼，而對比文字部分，《三台萬用正宗》與《學海群玉》的文本描述皆在「麢」誤寫為「」的基礎上，直接將該字替換為「鷹」，而《萬用正宗不求人》雖同是異寫，但「麢」字注音為「零」，恐怕反而比時間更早的文會堂刻本（注音訛寫為「麥」）更接近此一版本系統流傳的早期階段。
坊刻「山海經圖」的製作過程，與蔣應鎬、汪紱等畫師的插圖創作判然有別。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山海經圖」是由書坊主、編選者與抄工、畫工、刻工配合完成。這種圖本僅僅構成明清「山海經圖」版本網絡中的一種，而許多看似「別出心裁」的圖文變異，實則基於明清「山海經圖」知識資源庫的一種異文展演。與其以傳統「作者論」的視角得出所謂「圖與說相配，每出新意」這樣的拔高評價，不如嘗試接近近世書坊的刻印「現場」，以理解其圖文聯動與知識生產的意義。
這種不斷疊加異類特徵的怪異形象或許更加符合人們的期待，故而在目前可見的明中後期以降的「山海經圖」系統中，諸如此類不見於《山海經》的怪異形象反而趨於定型，可以推想商業書坊的圖本製作應是不斷配合、強化這樣一種怪異的解讀方式。由此一來，明清「山海經圖」在迎合讀者與社會文化的尚奇心態的同時，也強化著《山海經》接受史中怪誕不經的面向。在這個意義上，出版市場的視覺轉向與尚奇風尚固然是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為圖的背景;然而，明清「山海經圖」的文獻形態並非僅僅是商業出版的被動結果，而是有著主動的建構意義，參與進經典接受與知識傳遞的過程之中。
三、收編與逸脫：《山海經》的圖文彙整與話語重構
《萬寶全書》「諸夷門」折射出明中後期書坊「山海經圖」知識接受的一道側影。書籍的製作過程、讀者的閱讀行為與期待，都影響到「山海經圖」的內容選擇、圖文形態。在商業出版的語境下，被重新編輯與複製挪用的《山海經》文本，僅僅構成此類文化商品的一個構件。因此，「山海經圖」意義的生成並不完全依靠對既有經典的復述，而是在雕版刻印的批量複製與快速流通中，回應並重塑著讀者關於《山海經》的認識與想象。在一般讀者的認知光譜中，「山海經」由此脫離原始地理志的文本結構，而逐漸滑向博物獵奇一端，定型為神怪知識的代稱。「山海經圖」在循環往復的生產與流通中，將關於神怪鳥獸、遠國異人的文化記憶落實為一種便攜的知識庫，並進一步與包括正統注本在內的《山海經》接受圖景相綰合。
在此種交叉影響的脈絡中，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的內容選擇及其編排方式饒有意味。
初刻於清康熙六年（1667）的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五卷，在清版《萬寶全書》「諸夷門」之外，是現存最早的清代「山海經圖」。雖然柴紹炳為其作序稱「同邑吳志伊任臣極泝源流……又取舒繪本，次第增訂，為圖象五卷，都為一部」，但北宋校理舒雅摹本亡佚已久，此恐為意圖傍身「古圖」序列的說法。
事實上，此本《山海經圖》五卷，集中置於吳任臣《雜述》之後，皆採一圖一文配合的形式，圖說位於圖像右上角，與明清《萬寶全書》「諸夷門」的形制一致。就其具體內容而言，第一卷《靈祇》由「皷」到「彊良」共20圖，皆在明清各版《萬寶全書》「諸夷門」與文會堂圖本之中；第二卷《異域》由「羽民國」至「釘靈國」共21圖，同樣與《臝蟲錄》以及明清各版「諸夷門」重合；第三卷《獸族》從「狌狌」到「雙雙」共51圖；第四卷《羽禽》從「」到「鸀鳥」共22圖；第五卷《鱗介》從「旋龜」到「應龍」共30圖，皆未出「諸夷門」系統「山海經圖」的知識網絡。《廣注》附圖分類亦與「諸夷門」高度一致，《異域》相當於「諸夷門」下欄的「諸夷雜誌」，而卷一、三、四、五則分別對應「諸夷門」上欄「山海異物」各類。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儘管一般認為吳任臣《廣注》所附圖像文字最為精審，然而其中諸多圖文錯位的情形，皆透露出其信息淵源有自。
這裡仍以「䮝馬」作為參照。事實上，不論是「狀如麢羊而四角」的形態描述，還是「出太行山」的地理信息，吳任臣圖本皆與《北山經》一致。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同在此卷「獸族」圖像之中，「似羊而大，細角有圓繞蹙文」的「麢羊」圖不過位於這幅「䮝馬」圖數頁之前。即便如此，或許是此時「鷹頭馬身四角獸」的圖像訛變流傳已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文字雖寫作「狀如麢羊」無誤，然而圖像呈現卻對文本視若無睹，仍舊選擇了明版「山海經圖」在文字傳訛後製作的圖像。這一形象選擇雖然是在文本訛誤基礎上的「再誤讀」，卻恰恰符合讀者對於「山海經」怪異形象的閱讀期待。「鷹首」元素加入後，原本只是麢羊、四角與馬尾拼合的「䮝馬」，在外形上因額外疊加了羽禽類的特徵而更顯怪異。諸如此類常見於「諸夷門」的圖文誤讀與知識生產，亦可折射出此種坊刻「山海經圖」的編排形式、圖文信息已開始為正統《山海經》學所收編。
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本在清代流傳廣泛，直至清末仍有佛山捨人後街近文堂刊行。儘管後者因圖像粗糙、文字錯訛頗多而被馬昌儀等學者認定為「民間粗本」，不過比起風格之異同，更值得注意的自然是圖本之間的影響與關聯。在這個意義上，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本的重要性即顯現出來。清光緒十六年（1890）學庫山房畢沅圖注本《山海經新校正》中的一冊與吳任臣圖本一樣，包含144幅圖像，且全部以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本為摹本；而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石印圖本一函六冊，其中包含的五卷圖本亦以前者為摹本，同樣有144幅圖。由此基本可以判斷，清代吳任臣《山海經廣注》、畢沅《山海經新校正》與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的附圖版本，所附圖像與「諸夷門」皆屬明中期以來的坊刻「山海經圖」系統。質言之，以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附圖本為中介，明版「山海經圖」系統的神怪鳥獸、遠國異人，系統性地進入到正統《山海經》學的序列之中，由此迂迴地完成了物怪知識在通俗出版語境與《山海經》之間的環流。
儘管從《萬寶全書》一維來看，入清以來簡化、定型的「諸夷門」看似大同小異，不再呈現如明中後期那般百花齊放、異本迭出的樣態，然而，單單是正統注本的圖像收編，已然折射出知識流轉的多元可能。
事實上，正如何予明推斷，明代流行的《臝蟲錄》之所以在清代不彰，原因在於此類關於殊方異域的知識已穩定下來，由清版《萬寶全書》「諸夷門」、《古今圖書集成》的相關部類所吸納。而查檢清代類書、圖譜，「山海經圖」系統的圖文內容散見於《古今圖書集成》中《博物匯編•禽蟲典》的「異鳥部」「異獸部」「異魚部」及「蛇部」、《博物匯編•神異典》及《方輿匯編•邊裔典》。此外，在清宮《獸譜》《鳥譜》乃至《皇清職貢圖》相關題材的圖繪語言中亦可見「山海經圖」的蹤影。在這個意義上，傳統類書、圖譜的文類載體，與明清《萬寶全書》「諸夷門」一並參與進對《山海經》的知識拆解。在這一過程中，《山海經》在人們的接受視野里愈發接近一種涵納神怪、異人等知識的博物概念，而其作為地理志的性質則隨之在人們的知識體系中逐漸邊緣化。
在此種接受背景下，近文堂刊本雖被定位為吳任臣《廣注》的「民間粗本」，但其圖繪語言卻提供了意味深長的線索。佛山作為華南地區（特別是嶺南地區）的核心年畫產地，清中期以來木版年畫尤為興盛，「銷行及於南洋各地」。雖然近文堂是否刻印年畫不得而知，但清末近文堂所刊《山海經廣注》「從刻版、印刷、紙張、畫風等多方面審看，都比較粗疏，顯系民間刻本」，而其刻繪風格，則尤其與佛山木版年畫接近。譬如其圖像鐫刻的線條粗而寬，「很多地方乾脆就是一條直線下來，很像年畫中的線刻風格」。商業書坊與年畫作坊的兼營自不必見怪，而在這一背景下，現存清末年畫中的一批以「山海經」為題的年畫就頗值得注意。
最早源於門神圖、闢邪畫的年畫，原本即與《山海經》相關知識淵源頗深，然而，這批材料在主題上再度分流。一方面，「山海經圖」中的神怪鳥獸、遠國異人，常常作為構圖元素被吸納進其他主題的年畫中，例如清代王君甫畫店發行的《萬國來朝》（見圖8），其中「小人國」等形象，即與「山海經圖」如出一轍。另一方面，坊間與此同時又生產出一批託名「山海經」、實為精怪圖的世俗畫本。此類圖像多題以「新增山海經各種奇樣精妖」「新出山海經希奇精怪」「新增四海野人精」，卻並非為驅邪除魅，更與「禹鑄九鼎，以象萬物」的物怪傳統無關。雖然這些圖像皆為具形拼合的精怪，與《山海經》表現出相似的構形思維，不過其中所展示的內容卻無一為《山海經》原文所有，而是魚精、羊精、荷花精等多種動植物精怪（見圖9）。這類圖像雖常冠以「山海經」之題名，實則卻是借用作為神怪象徵的「山海經」名義以匯集精怪。無論是「山海經」元素在其他類型圖像中的挪用，還是題以「山海經」卻實為精怪畫的圖像生產，皆是「山海經圖」在後世的知識分流形態。因此，倘若將焦距拉遠，則此類圖像亦可統合在近世《山海經》的博物化、獵奇化接受脈絡之中。
由是觀之，明清《萬寶全書》「諸夷門」所呈現的「山海經圖」在清代得到進一步的整合，並表現出兩種看似背反、實則一體兩面的接受方式。
一方面，吳任臣《山海經廣注》，以及其後的畢沅注本、郝懿行注本等各版清代《山海經》的附圖本，將此類原本由《山海經》所分化、挪用的博物圖像，再度作為正統「《山海經》學」的一部分，重新吸納進《山海經》中作為附圖，與經文一並刊行。
另一方面，至晚在明中葉流行開來的「諸夷門」一系的「山海經圖」，乃是在上下欄的版塊中，從山海異物、遠國異人兩個方面對其中的地理信息進行切分，將《山海經》重新整合為以神、毛、羽、鱗、介、臝（異人）為類目的博物知識版塊。伴隨這一博物化、獵奇化的動態接受過程，世俗視野中的「山海經」不斷概念化，成為一種有關神怪、異人的知識庫的象徵，由此為進一步逸脫出《山海經》原始文本的山川地理框架提供了可能。
不論是建立在明清圖本基礎上的「古圖」構擬，還是對近世坊刻圖像的文化闡釋，皆需回到其知識流轉的整體語境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定位，而「諸夷門」無疑構成探測此一知識場域的重要窗口。
餘論：坊刻、圖像與《山海經》的知識環流
十七世紀中期來華傳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09-1677）在其《中國十二絕》中曾津津樂道於當時中國所流行的種種奇特的異域想象：
小人國（Siaò Gîn Que），即這個國家的居民均為矮人，很小，他們必須幾個人捆在一起，以免被鷹鳶叼走；女人國（Niù Gîn Que），即這個國家的居民全系女性，她們從井里或河中望見自己的影子而懷孕，並且只生女孩；穿胸國（Chuen Sin Que），即該國居民的胸口上都有一個洞，並有一根木棍穿過胸口，這樣把人從一地帶往另一地；有一個國家，那裡的居民是人身狗臉；還有一個國家，那裡的居民之臂長可觸地，還有其他許多荒謬的描寫。
傳教士的這段記載看似不過是所謂傳統中國天下觀的老生常談，其細節描述卻頗值得玩味。文中的遠國異人，乍看之下可以對應於《山海經》的「女子國」「貫胸國」「長臂國」「犬封國」。然而，對比《山海經》及其各家注本，安文思的記載不僅頗具畫面感，而且諸多描述與《山海經》文本有出入。譬如歷代注家皆未提及「穿心國」的「貫胸載人」之說，「人身狗臉」亦與《山海經》中「人面獸身」的記載相反。故此，學者雖多以《山海經》作為一時權宜的結論，卻也留下疑竇叢生的書籍史懸案。
這些難以解釋的文本裂隙，事實上恰恰昭示著一個豐富的問題庫。與其貿然將傳教士所見材料蓋棺定論為《山海經》，不如拋開對文獻的圈地設限，循著已有的蛛絲馬跡，追索此類見聞的可能來源。由文本間的齟齬處著手，不難發現「諸夷門」部分的圖文無一不備地彌合了上述文獻裂隙。參考域外漢籍目錄及其他旁證文獻可知，安文思等傳教士所見文獻恐怕並不等同於今天認知中的經典，當時社會上流通的通俗書籍更有可能進入他們的視野。
這裡的討論並非貿然論定圖本之間單一的、確切的影響關係或沿承序列，而是嘗試勾勒此類神怪鳥獸、遠國異人的知識網絡與圖像譜系。故此，無論是江戶圖本的可能原型，抑或傳教士筆下的文獻疑案，與其先入為主地設問「胡文煥圖本是什麼時候、由什麼人、以什麼方式傳入日本」或預設「傳教士的閱讀範圍相當廣泛」，不如追問古典知識的動態流轉及其傳遞形式的多元可能。不論是《萬寶全書》「諸夷門」、《山海經》附圖本，還是世俗年畫、域外圖卷，這類相互聯結、互為異文的「山海經圖」並非特定畫師根據《山海經》經文而進行的個人創作，而是一種為當時社會所共享、樂見的知識資源。明清《萬寶全書》「諸夷門」無疑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並在這個意義上，為理解近世中國的書籍環流與知識傳遞提供了新的線索。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4年第4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