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本《柳樹芳日記》所見《陸清獻公日記》出版過程—兼與現存出版實物的比較
稿本《柳樹芳日記》所見《陸清獻公日記》出版過程
—兼與現存出版實物的比較
劉昊
摘要：
古籍刊刻主持者的日記提供了具有詳細時間節點的出版日誌文獻，這些日誌與出版過程中各類刊本實物形成對照，能夠從多層次審視書籍出版史。蘇州博物館藏《柳樹芳日記》稿本51冊記錄了柳樹芳在清代道光年間刊刻《陸清獻公日記》的完整流程。結合柳樹芳的記錄與現存刊本實物，可以還原收集與抄寫書稿、校對、寫樣、雕版、印刷、流通等完整出版過程。根據柳氏日記，可以進一步判斷上海圖書館藏多部刊本實物的初、後印情況，並由此反思古籍初印與後印、刊刻時間與印刷時間的關係等相關問題。柳樹芳關於書籍刊刻後贈送、索要等事項的記錄，還揭示了書籍及其出版在文人社會交往中的意義。
關鍵詞：《柳樹芳日記》 《陸清獻公日記》 刊本實物 出版過程
引言
近年來，對大量日記尤其是清人日記的發掘，豐富了我們對古人的書籍閱讀、購買、收藏、流通等的認識。不過日記中還有大量珍貴的出版史料尚未得到充分重視，尤其是主持刊刻者的日記，展現一部書籍從收集和抄寫書稿、校對，再到與刻字店聯絡、寫樣、雕版、印刷、保存版片、贈書、結算費用的完整出版過程。而在出版過程中形成的多種留存實物，如與刊刻底本相關的抄本，主持刊刻者的批校本，參與刊刻者的批校本以及現存的其他多種刊本，與出版者日記一起構成「出版文獻」。這些刊本實物能夠與日記中的出版記錄形成互動與對照，進一步印證和揭示書籍出版中的各個重要環節，由此可以深入探索古籍出版史和文化史。
《柳樹芳日記》稿本51冊現藏於蘇州博物館，其收錄的時間範圍從嘉慶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1815-1850），其中有個別年份存在間斷。日記中記錄下道光年間柳樹芳與吳江、松江、嘉善、平湖等地學者參與刊刻《陸清獻公日記》（又名《三魚堂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的出版過程。陸清獻公即清初康熙年間的朱子學者陸隴其（1630-1693），平湖人，曾任嘉定、靈壽知縣，其著作由今人整理為《陸隴其全集》。陸隴其過世後，他的《日記》長期以抄本形式流傳，現存多種抄本實物。直到道光年間，才相繼出現兩種刊本。其一，由金山人錢熙祚（1801-1844）主持刊行的《指海》本《三魚堂日記》二卷本。此本非足本，但保留有一些柳樹芳刊本沒有的內容。其二，由柳樹芳主持刊行的《陸清獻公日記》十卷本，現存初刊本與補刊本，以及源自柳本系統的重刊本。兩者有較大不同。在兩種刊本中，與柳樹芳刊本相關的出版實物多有留存，這些實物反映了出版過程中校勘文本、早期流通等重要環節。例如浙江大學圖書館藏柳樹芳本人的批校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姚椿（1777-1853）批校本、上海圖書館藏姚椿弟姚楗（1786-1854）的抄本以及其他多種刊本，上述版本為揭示《陸清獻公日記》的詳細出版過程提供了充分的實物依據。
通過《柳樹芳日記》與上述諸多刊本實物的對照，可以發現書籍的刊刻過程遠比只從刊本實物獲得的信息更複雜。過往的古籍版本學研究大多聚焦於確定具體的刊刻時間或刊刻源流，忽略了整個動態刊刻過程中的複雜細節。近年有關寫樣本、試印本的研究補充了一些關於出版過程的細節認識，但仍然難以審視整個出版過程，因為與寫樣相關的校正紅印樣、修版只是出版的部分環節，無法觀照到包括前期收集書稿以及後續流通在內的全流程。而出版者日記具有按日記錄的性質，不僅反映具體的刊刻過程和時間，還可以進一步幫助確定初印本與後印本。此外，柳樹芳還詳細記錄了贈書、索書的對象及具體場景，由此也能揭示書籍出版和流通在文人社會交往中的意義。故本文旨在將《柳樹芳日記》中的記錄與《陸清獻公日記》的相關版本實物相結合，研究清代書籍的出版過程及其細節，從而彰顯古代書籍出版史和文化史的多元面向。
一、從抄本到刊本：陸隴其日記的刊刻準備過程
陸隴其是首位從祀孔廟的清代學者，其影響在從祀孔廟後與日俱增。陸氏著作的大規模刊行是其影響擴大的重要推動因素，而其《日記》長期沒有刊本，一直以抄本形式保存和流傳。
《日記》存世抄本有七種，內容和結構多有不同，這與陸隴其生前對《日記》的定位以及身後由親屬、友人參與的文本編訂過程有密切關係。陸隴其生前沒有題名為「日記」的著作，只有「隨筆」或「隨記」；後來流傳的各種《日記》皆由其身邊人編訂而成，他們或忠實原稿，或有增刪，甚至還存在著關於《日記》文本編訂的分歧。他們掌握、傳播的《日記》內容不同，是導致多種不同結構《日記》抄本存在的根本原因。
現存內容最全的抄本是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長泖陸子日記不分卷 三魚堂日記不分卷》（索書號：1048，以下簡稱「復旦甲本」），該本無編者信息，只有張燕昌（1738-1814）、管庭芬（1797-1880）的跋，和少量張廷濟（1768-1848）的批校，後經由劉承幹嘉業堂遞藏。該本《日記》始於順治十四年（1657），終於康熙三十一年（1693）。在《陸清獻公日記》補刊本刊行前，柳樹芳並沒有看到全本，也沒有證據顯示他在後續補刊時得到的較全抄本就是復旦甲本，但他得到的抄本應與復旦甲本有密切的源流關係。復旦大學圖書館還有另一抄本（索書號：ra0588，以下簡稱「復旦乙本」），其題名與復旦甲本相同，但比復旦甲本多一些編者信息，其中的《長泖陸子日記》由周梁編次、俞倩抄訂，時間範圍從順治十四年至康熙十四年，以下為《三魚堂日記》，且未署編者。從內容看，復旦乙本較復旦甲本缺失「酉戌公車日記」（1669-1670）和「壬子准遊記」（1672）以及《從漕河至北京路程》等行程日記。該本的抄寫者為陸隴其弟子焦袁熹（1661-1736）的後人焦起渭，抄寫時間約為乾隆年間，所據底本是成於康熙四十九年的李應機（1650-？）抄本。
周梁是陸隴其的摯友，他和俞倩還利用《長泖陸子日記》編纂了《長泖陸子年譜》（以下簡稱「周本《年譜》」）。雖然周本《年譜》大量參考《日記》，但其中有不少內容不見於多數《日記》抄本，而見於台灣傅斯年圖書館藏《陸清獻公日記》稿本（索書號：A 982.87 438，以下簡稱「傅圖本」）。此稿本《日記》僅收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一年的內容，但在正文中有大量增補文字，或隨文增補，或以夾簽形式增補，增補內容有不少被周本《年譜》利用，可見周、俞二人與傅圖本的增補者關係密切。
陸隴其另一部年譜的編者也利用了不同版本的《日記》。該年譜出自平湖倪淑則家族。倪淑則的女婿吳光酉在雍正年間編訂《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時曾參考過陸氏的《隨記》，他說：「今復得外弟幼徵出所錄先生手筆，《隨記》一書，自丙午以至末年。」吳氏所見《隨記》為「手筆」，來自妻弟幼徵，即倪淑則之子倪喆林，字幼徵，是陸隴其的外孫女婿。倪氏家族與陸隴其的關係密切，陸氏生前長期坐館於倪家，陸氏後人與倪家聯姻，使得倪氏家族有機會接觸到陸氏的手稿本。吳光酉還特別強調他拿到的《日記》是「手筆」，時間範圍始於康熙五年丙午，終於三十一年壬申，比復旦所藏兩部抄本少順治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日記，這正是柳樹芳補刊本所增補的內容。而吳光酉所言《隨記》的時間範圍與國家圖書館藏然黎閣抄本一致，也與柳樹芳初刊本《日記》的時間範圍一致。
此外，還有若干殘缺的《日記》抄本存世，例如上海圖書館藏姚楗的四卷抄本（索書號：線普403407），該本即柳樹芳原本擬刊刻的姚椿抄本的副本。
總體而言，陸隴其《日記》在傳抄時形成多個內容不同的抄本，柳樹芳在刊刻該書前收集抄本的過程中，接觸過記事範圍有所不同的抄本，但未必都是上述提到的實物。
陸隴其的《日記》長期沒有刊行，其原因之一是時人認為這部書是未完成之作。乾隆四十八年（1783），平湖人張誠從沈雲椒處見到陸隴其的《問學錄》，這是一部已刊行的陸隴其著作，後來他又聽聞有《問學續錄》，該書則來源於《三魚堂日記》。張誠說：
若夫《續錄》，本《三魚堂日記》也。少司馬（引者注，沈雲椒）以《日記》乃未成之書，爰為刪其瑣屑，萃精語數萬言，命曰「問學續錄」，而附於前編……東城倪氏，清獻嘗館其家，有舊傳《日記》抄本。借歸參訂，凡逾月而竣。
沈雲椒認為《三魚堂日記》是未完成之書，所以將《日記》刪削成《問學續錄》。張誠又從東城倪氏借得《日記》抄本，以此參訂《問學續錄》。張誠的這番話透露了陸隴其的後學對陸氏《日記》的定位是一部未完成之書，其功用是作為編纂陸隴其著作的資料來源或作為參校本，而非能夠單獨印行的完整著作。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記》的刊刻沒有提上日程。
直至道光年間，陸氏《日記》才出現正式刊本，流傳較廣的是柳樹芳刊本。柳本《陸清獻公日記》十卷現存兩種，一為初刊本，二為補刊本。兩種刊本扉頁皆依次署「道光辛醜年鐫」「陸清獻公日記」「勝溪草堂藏版」，「勝溪草堂」即柳樹芳的齋名。「鐫」說明雕版時間在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而卷首還有張履作於道光二十二年的《序》，表明該書刊刻至道光二十二年。初刊本《日記》的時間範圍從康熙五年至康熙三十一年，補刊本比初刊本多順治十四年和十五年日記。此外，補刊本還增補了道光二十三年姚椿所撰《後序》。姚序曰：「君（柳樹芳）又從友人所借得全本校刊，改題《陸清獻公日記》，凡十卷，寄予楚中，屬為序焉。」在補刊前，柳樹芳將《日記》寄給姚椿索序。此後，柳氏還撰寫了《補刊小引》，書於道光二十四年立冬日。可見《陸清獻公日記》的刊刻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在這些時間節點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是下文論述的重點。
柳樹芳首次提及欲刊行陸隴其《日記》是在道光十九年一月初三日，他在該日得到女婿沈志達贈送的《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後提到：「今年欲刻《清獻公日記》，大可借資考證。」不過他並未提及手上持有的抄本或稿本情況。同年三月，他見到平湖畫家吳乙山，從吳氏口中聽說陸氏《日記》長期沒有印行，因而頗感遺憾。更重要的是，柳氏通過吳乙山得知平湖張氏家中有陸氏《日記》，他在日記中說：「（《清獻公日記》）藏在張某家，他日宜往觀之。」（三月初六日）張某家即張誠、張金鏞（1805-1860）家族，素來奉行陸隴其的學行，前面曾提到張誠從倪家借《日記》抄本用於參校，同時有可能又謄抄了一個副本。
陸氏《日記》再次出現在《柳樹芳日記》，是在道光二十年五月底，此時校閱《日記》正式提上日程。五月二十九日，柳樹芳在日記中提到他作書於姚椿，告知自己已經抄好《稼書先生日記》（即《清獻公日記》）。柳氏抄寫《日記》副本的目的在於刊行，其底本來自姚椿。但是姚椿當時持有的《日記》是殘缺的四卷抄本，姚椿的《樗寮日記》中記載了閱讀陸隴其著作的經歷，其中就有《三魚堂日記》。從道光元年（1821）夏六月初九日起，姚椿開始記載：「校《三魚堂日記》廿頁。」此後兩天又分別校了二十頁。六月十二日，他記載：「校《三魚堂日記》廿七頁畢。」姚椿總共用四天時間校完了八十七頁《三魚堂日記》。
姚椿手校本今存佚不明，不過上海圖書館今存姚椿之弟姚楗道光十六年（1836）的抄本（索書號：線普403407），應即柳樹芳所出借之抄本。姚楗，字建木，又字子樞。其抄本為四卷，內容涵蓋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三十一年，版心下方題有「通藝閣校錄」，通藝閣為姚椿、姚楗兄弟的藏書樓。姚椿在道光四年前往河南主持夷山書院後結識了時任河南糧道的黎學錦（1776-1838）之子黎星甫，黎星甫對《三魚堂日記》頗感興趣，所以姚椿命姚楗將家中的《日記》寄往河南，正如姚楗在跋語中說：「此書無刻本，借抄於同郡一友人家。道光辛卯自家中寄到大梁，龍陽黎星甫借抄一部去。星甫名丙壽，河南糧道丈學錦子，甚有志趣，將來或望能刊行也……道光丙申正月廿六姚楗手錄，丁酉十月十六日校畢。」姚楗述說了抄錄此本的緣由，他指出《日記》原本借抄於同郡的友人，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他曾將該本自家中寄往河南，後由黎星甫借抄一部去，並且表達了刊行此書的願望。此本日記康熙甲子年（1684）八月十四日處有一條柳樹芳所書夾簽，內題：「按，吳光酉所輯《年譜》作『如孔子之待鄉愿』，作『孟子』誤，附校。」由此可證實柳樹芳閱讀過該抄本。總之，在這一時期，姚楗只是有刊行陸氏日記的願望，而後來真正推動出版的則是柳樹芳。
二、不斷交替的環節：校勘、寫樣、送樣、印刷
柳樹芳是此次出版活動的主持者，但是參與到各個刊刻環節例如校勘、寫樣、送樣、印刷過程的人員還有二十人左右，這些人的名字在刊本中被列入《校勘姓氏》。然而這只是一個名錄，從中無法知道他們究竟參與了哪些環節，而《柳樹芳日記》記載了大量與校勘者往來溝通的內容，這些記錄反映出吳江各市鎮和附近的市鎮網絡構成了這一地區文人共同體的基礎，這一地域的血緣、姻緣、學緣存在密切聯繫，出版活動是他們維繫這一共同體的重要手段。
沈曰富在此次刊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沈曰富（1808-1858），字南一，吳江人，師從姚椿。柳樹芳過世後，沈曰富為其撰寫墓誌銘，提到：「君交曰富先君子在嘉慶中，而余初識君則於君甥殷兆鈺家，為道光六年。兆鈺與其從兄兆鏞及余三人者，方共讀書……兆鏞既仕，君於余益親，恆招往。」這表明沈、柳兩家交往密切。在整個出版過程中，沈曰富接受柳樹芳的邀請，為其校正《日記》。在校正過程中，沈曰富兩次為柳樹芳提供了更全的抄本，即初刊本和補刊本的兩種底本。
道光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柳樹芳向沈曰富提出幫助校正《陸清獻公日記》的請求。直到十二月，沈氏才復信說自己校閱的陸隴其《日記》要來年才能奉還。然而還未等到沈氏將校閱過的《日記》還給柳樹芳，二十一年二月，沈曰富從其師顧廣譽（1799-1866）處得知，平湖還有其他陸氏《日記》抄本，比目前的四卷本要全。顧廣譽是平湖人，此時正在震澤坐館，宗朱子學。顧廣譽早年結識沈曰富之父沈烜，後長期在吳江地區坐館，在此又結識了陳希恕（1790-1859，字夢琴），即沈曰富岳父，他也是校勘者之一。校勘過程中，沈曰富有時居雪巷，並非親自與柳樹芳見面討論校勘事宜，所以柳氏經常作札付與陳、沈翁婿二人商議校勘。隨後，柳樹芳得到了來自平湖的這部較全抄本，出自平湖人卜葆鈞。於是柳樹芳囑人抄寫，並重新開始校閱。寫樣前的主要校閱者是柳樹芳本人以及陳、沈二人。
從首校的整個過程來看，校正始於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終於八月二十五日，柳氏在校畢這一天的日記中說：「重將《清獻公日記》後四卷照原本用朱筆再圈一過，飯後無事，細細校閱，及午而畢。」這是完成了文稿的初步校閱工作。柳樹芳在自校過程中多次參考吳光酉所編《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日記中有記載：「重閱《清獻公年譜》，頗有校正《日記》處。」（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這是因為此次校勘《日記》尚無另外的抄本，《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便成為最可靠的材料之一。柳氏自己校完書稿後沒有馬上寫樣，要等其他人的校本返還後才能繼續進行。
在經過多人校勘後，寫樣正式開始。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柳氏「重校《日記》一書，自卷一至卷三已清楚，可寫樣」。負責寫樣和刻字的是蘇州書坊喜墨齋。《陸清獻公日記》初刊本書末題有「金陵吳楚翹寫，蘇州劉建揚刻」，吳、劉二人分工不同，吳負責寫，劉負責刻。十一月二十七日，柳樹芳記載：「曉起寫樣。吳楚翹以《日記》第六卷第九頁上脫肩處，補接排下終空一行，必須添出四字方能挖全就商。予於夾注中『張吉字克修，見《三元考》，成化辛丑進士』內添『明成化十七年辛丑進士』。『明』『十七年』四字原本所無，此段又查過《題名碑錄》。這是柳樹芳日記中為數不多的和吳楚翹的交往記錄，刊刻過程中柳氏主要聯絡的是劉建揚。
《柳樹芳日記》記載了大量柳氏與劉建揚交往的過程，從中可知主持出版者與刻印者的社會關係與分工。此次刊刻屬於代刻模式，因此署為柳樹芳的「勝溪草堂藏版」，雕版和印刷則由劉建揚的刻字店完成。劉建揚在這一帶有不少刻書業務，經常往返於吳江和蘇州府城。柳氏還曾親自到蘇州喜墨齋宴請劉建揚，拜託他完成修補以及後續補刊本的刻印工作。
柳樹芳幾乎每天都記錄校閱寫樣本、互校、送樣等事宜，揭示了出版的詳細進度。今存《陸清獻公日記》初刊本十卷有四冊，第一冊為卷一至三。根據《柳樹芳日記》，他校閱前三卷樣本的時間是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至十月二十日，僅用時三天：
燈下校閱《清獻公日記》第一卷樣本，尚多差誤、脫落處。（十月十八日）
歸寓，校閱《日記》第二卷樣本，至中飯而畢。下午，參閱《清獻公年譜》，與《日記》相為表裡。（十月十九日）
飯後，校閱《日記》第三卷，至日中而畢。（十月二十日）
校完第一冊三卷的樣本後，又過了八天，柳樹芳將第一冊樣本寄回蘇州，日記里寫道：「《日記》第一冊樣本，寄在北捨航船上。」（十月二十八日）從校對寫樣開始到送回樣本至喜墨齋，約花費十天時間。
與此同時，第二冊也進入寫樣階段，十月二十五日，柳樹芳在日記中記載：「（第五、六卷）盡可寫樣付梓。」該冊的寫樣及校對過程也有詳細記錄：
飯後送劉建揚至北捨港，仍趁航船回蘇，《日記》第四卷樣本帶去。（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校閱《華野郭公年譜》，時《日記》第三冊尚未寄來，前六卷樣本已經寫畢。（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封好《日記》卷五、卷六樣本，將寄至吳門喜墨齋中。（十二月初二日）
第二冊包括卷四至六，校對寫樣本的時間同樣為十多天。
校閱文稿、寫樣、校樣的進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寫樣前的校勘者將校本交還給柳樹芳的速度，柳樹芳只有拿到沈曰富等人的校本後，才能正式寫樣。在此期間，從《柳樹芳日記》可以看到柳氏多次寫信催繳陸氏《日記》校本的記錄。例如十一月初七日，柳樹芳「飯後寫好兩札，寄與陳、沈二君，專為《清獻公日記》第三冊尚未寄來，故以札催之」。此時第一冊的寫樣已經校對完成，第二冊正在寫樣，而第三冊的進度還在寫樣前的文本互校階段。
在寫樣完成後，柳樹芳沒有馬上向出版者遞送校對完成的最終版本，而是再找其他人重校，確保上版前的正確率。在寫樣環節，參與校勘的除了陳、沈二人外，主要還有陳來泰（字訒庵）、沈超然（字笑山）等人，柳樹芳經常提到的是沈笑山校本，如十一月二十八日，柳樹芳記載：「第二冊卷五、卷六樣本，笑山重校一遍，尚多差訛。」可知在樣本寫完後，柳樹芳又請沈笑山重校。
寫樣完成並不意味著該書馬上大規模付梓，其中還有一個試印以及校對試印本的階段。這個階段同樣也是分冊分階段進行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柳樹芳記載：「《日記》前三卷大約刻至（十二）月初。」十二月二十四日，前三卷上板雕刻後的試印本完成，柳氏記載：「中午回寓，以《清獻公日記》前三卷送至訒老處，囑渠校對一過。」這是初刊本《陸清獻公日記》的第一個試印本，試印後仍然需要再校對，直到校勘者皆認為試印本已經沒有什麼訛誤，才能夠正式印行。訒老即陳來泰，他主要參與了試印本的校正環節。第一冊即前三卷試印本印好後，柳氏將陸氏《日記》送至陳來泰處重新校對，兩天後，陳來泰親自拜訪柳氏，允諾為其校閱。在刻完前兩冊後，柳樹芳和劉建揚約定，刊刻《日記》先告一段落，接下來先刻《華野郭公年譜》（柳氏日記中常簡稱為「《年譜》」），此書的刊刻幾乎與《日記》同時進行。柳氏在日記中寫道：「十二月二十日。飯後，劉建揚回去，約《日記》刻完六卷後接手《年譜》。」柳樹芳未說明其中的原因，但可能性最大的因素恐怕是其他人交回校本的進度較慢。
在上述過程中，校勘、寫樣、校對寫樣、雕版、試印的程序在同時段共同進行，而不是先後依次進行的。而且這些環節往往是按冊進行，而不是全書寫樣完後再進行校對，這顯然是為了加快工作效率。如此頻繁的交互過程不僅發生在刊刻過程早期，也發生在版片完成乃至印刷完成後的修版、補版環節，再校勘和修版、補版以及重印也同時進行，因而會產生相當數量的初印本與後印本。同一版本不同卷數的雕版存在先後，更遑論印本還有多次印刷，每一次或一批印刷都產生了不同的印本。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刊刻時間或許不是某個固定的時間，而是動態的過程，從刊刻完成到印本流通，中間經歷了複雜的流程。版本實物中牌記或序跋的時間，只能反映刊刻過程中的某個時間節點。例如柳樹芳在寫樣的這段時間內，曾經兩次求「書版頭兩頁」，即書首扉頁的文字，第一次是十月十二日，柳氏向張李仙索取文字，此即「道光辛丑年鐫」「陸清獻公日記」「勝溪草堂藏版」。第二次是十二月十二日，他又向邱晝翁求一份同樣的內容。在道光二十一年底，正式刊刻雕版的程序只是剛剛開始，扉頁所載時間並不是雕版完成的時間。
遺憾的是，《柳樹芳日記》恰好沒有道光二十二年的日記，這個缺失無疑為進一步研究這一年的刊刻程序和時間節點增加了難度。但是初刊本中張履《序》的落款時間為道光二十二年秋八月，那麼校樣、寫樣的過程至少又歷經了約半年，直到該年末才有部分初刊本印行。
三、初印本的流通和重校、補刊、新印等過程
道光二十二年《柳樹芳日記》的缺失使得初刊本的最初印行時間不得而知，但柳樹芳在二十三年初送出大量《日記》印本，由此可推知初刊本的早期印本面世以及隨後的流通應當始於二十二年末。《日記》進入流通環節後大受歡迎，二十三年一月十四日，有四人希望自行印行《日記》數部，柳樹芳記載了商議此事的過程：
昨南一囑予作札致劉建揚，時楊芸士、陶錐庵、翁叔揚、王新甫各欲印行《日記》《年譜》數部，予札云：談價若干，望與面定，現錢交易，不必由弟處經手也。
前面曾提到，柳樹芳此次刊刻《日記》與喜墨齋的合作屬於代刻模式，書版的所有者仍然為柳樹芳，續印和補刊皆需由柳樹芳主導完成。如果有其他人希望印行《日記》，需要得到柳樹芳的許可。沈曰富來信告知有人希望印行《日記》數部，並囑咐柳樹芳致信劉建揚，柳樹芳作札告知具體價格需要面談，並且主張現錢交易。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日記》印行後在這一地域的文人群體中頗受歡迎。
柳樹芳開始贈送大量《日記》印本也始於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其中一月十一日和十二日分別贈送沈曰富和姚椿十部。從初印後的贈送順序來看，將《日記》贈送給這兩位參與刊刻的重要人物應該發生在印刷完畢後不久。二月二十五日，柳樹芳又送給姚椿十部《日記》，以專舟送往「松江西門外秀南橋下姚春木家」。此外，柳樹芳還記載了多人向他索取《日記》的請求，以及他主動贈送該書的記錄，從柳樹芳處流出的《日記》數量應在七十部左右。
《日記》的流通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一是贈送參與校勘的人士，這種情況的贈書數量往往較大。例如柳樹芳兩次贈送姚椿共二十部，沈曰富、陳克家以及初刊本序作者張履分別得到了十部。十部可能是約定俗成的數量，以便他們拿到印本後轉贈他人。二是贈送家人，贈書數量不算多，例如贈給柳兆元四部。三是柳樹芳主動贈送給參與校勘出版之外的友人，有親自遞送，也有來訪時順道送。這些人大多來自吳江及周邊市鎮。柳樹芳也利用到府城蘇州的機會，向蘇州友人贈書。四是贈送給主動索要《日記》的人，數量一部或兩部，大多通過寄送的方式。
在這些流通出去的早期印本中，目前尚存一部姚椿的批校本，現藏復旦大學圖書館（索書號：0295），內有姚椿朱、墨筆批校。前文提到柳樹芳在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和二月前後兩次共贈送二十部《日記》給姚椿，姚椿拿到的這些印本屬於早期的初印本。從實物的特徵和批校記錄來看，柳樹芳後來的校正沒有體現在其中。姚椿的朱筆批校中有不少是校勘記錄，例如他將《日記》卷一葉五丁未（1667）三月十四日的「倉」字改為「滄」，後來柳樹芳也校出這處訛誤。此外還有《日記》卷一葉十丁未四月廿二日的「雲間顧大申見山有兩河書院，至顧見山又改為兩河書院」，姚椿在眉批中說：「顧見山兩河書院凡再見，語意不明，此處疑有訛脫。」這些批校內容主要是姚椿在閱讀過程中校正《日記》的一些文本錯誤，但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批校是柳樹芳委託姚氏所作，其餘批校中還有姚椿的一些閱讀體會。對姚椿而言，他和姚楗此前所持的抄本是殘本，這次刊行才得以見到更全的版本。
開始贈書並不意味著此書的出版過程到此結束。贈送初刊本的早期印本與重校、補版、續印新本等程序隨後陸續展開。借助《柳樹芳日記》和《陸清獻公日記》的多種現存刊本實物，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其中的過程。一般而言，古籍版本學中的初印和後印只是統稱，實際上後續每一個校本形成的印刷就是一個印次，不過也有可能存在同一校正本的數次重印，雖然這種重印實際發生，但一般仍將這些印本算作同一印次，不管怎樣，後印在現實中多次發生，所以後印本理論上應存在多個層次。茲以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柳樹芳的記錄作進一步說明：
飯後封好《日記》三部，《家刻》二本，至巽齋送《日記》四冊，張夢蓮、陸實夫各送《日記》《家刻》二種，皆今日之新進也。（一月十八日）
飯後重校《清獻公日記》一書，將近日趙眉山所校可從可不從之處一一注明，以待再補。（一月二十一日）
飯後重校《日記》，別錄一部，將帶至喜墨齋補好訛刊之處。（一月二十二日）
入胥門，至喜墨齋，邀劉建揚茗飲，復將《日記》校本囑建老補好。南採蓮巷徐公館訪夢蘭，不值。以《日記》《年譜》兩種托其及門徐生轉致。（一月二十五日）
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柳樹芳送出《日記》多部。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柳氏根據趙眉山的校本重校《日記》，於二十二日別錄校本一部，送往喜墨齋待改刻新印。二十五日，他親自到喜墨齋劉建揚處敦促他將《日記》書版補好，當天又送出《日記》等兩種。可見柳樹芳同時在送書和重校《日記》。
柳氏這一時期的日記還留下了非常具體的校勘細節，這些校勘記錄為判斷現存刊本實物的初印與後印情況提供了一定依據。二月二十三日，柳樹芳在日記中寫道：
校正《日記》中訛字，必宜改去。如卷一七頁內，等作寺；卷三十八頁內，府作撫；廿九頁內，知仍作和；卷四廿六頁，徠作來；卷六四頁內，注作著；卷七二十頁內，此二仍作以三。摘出於此，他日展卷瞭然，無須尋覓矣。
在上述校勘記錄中，值得注意的是卷三的「知仍作和」和卷七的「此二仍作以三」，「仍作」表明柳樹芳此時已經接收了另外的校本，並且給出自己的判斷。不過他對這兩處持保留意見，不打算修改。在日記中記錄訛字並不意味著柳樹芳會馬上提交一本校本給喜墨齋以待修改，他摘出訛字只是為了留作日後修訂時使用，例如前面曾提到柳樹芳在一月二十二日校勘時「別錄一部」，因此日記的記錄只是校勘過程中的備忘錄。
根據上述記錄，如果某一印本上的這些訛字未改，那麼該印本應是初刊本的早期初印本。如果某一刊本的訛字已改，那麼該本至少應是重校過的後印本。茲舉一部實物加以說明：上海圖書館藏柳樹芳初刊本《陸清獻公日記》（索書號：647354-57）。此本已將柳樹芳摘出的訛誤悉數改正，兩處不必修改之處也同於日記的記錄，所以該本的印次應在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姚椿批校本之後，屬於校正過的後印本。根據上述信息，大致可以推斷上圖該藏本的印刷時間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後，不過也很難確定到底屬於哪一次印刷。三月二十九日，柳氏記載：「適劉建揚以續印《日記》攜來。」但是根據這條日記無法確定這次續印的《日記》是校正前還是校正後的版本。四月十三日，柳樹芳仍然在校正《陸清獻公日記》：「校正《日記》一部，皆初印之未曾補好。」八天以後，柳樹芳至蘇州取回《日記》的版片。五月，柳樹芳得到了更全的《日記》抄本（詳見下文），比目前的內容多兩年，肯定需要再對《日記》進行補刊，但補刊遲至道光二十四年才進行。所以只能推斷上圖這部校正本的印刷時間下限可能在四月。
在初印及校補完成後，柳樹芳原以為這部書的刊行可暫告一段落。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他親自去蘇州喜墨齋取回版片：
午前命人將《日記》《年譜》書版裝載舟中。（四月二十一日）
飯後將《日記》《年譜》書版藏好，各為簽出，以便續印。（四月二十三日）
接李升卿之弟手書，欲借印《清獻公日記》一百五十部，惜此版已收回矣。（七月初二日）
柳樹芳將版片帶回後提到該書仍會續印。事實上沒過多久，《日記》又面臨重大修補。沈曰富在五月得到了另一個更全的抄本，比柳樹芳的初刊本多順治十四年和十五年的日記，因此《日記》必然需要補刊和新印。該抄本原本來自迮鶴壽（1773—1836），吳江人。柳氏在日記中過錄了迮氏之跋，並題有識語。由識語可知該抄本原計劃列入吳江雪巷人沈懋德（1787-1853）主持編纂的《昭代叢書》，但沈懋德聽聞柳氏已有刊本後，將此書抽出不再刊行。柳樹芳於五月十九日囑咐李夢仙抄出多出的兩年日記待補刊。然而直到七月，補刊的印刷還沒有進行，版片此時仍然在柳家，當李升卿之弟來信告訴柳樹芳希望借印一百五十部時，柳樹芳以版片不在喜墨齋為由婉拒了他的請求。
自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後，柳樹芳已著手補刊本事宜，但他手上仍有大量早期印本的存貨，一直在贈送這些印本。在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二十六日日記中，他記載了「新印《清獻公日記》」。此處的「新印」自然不包括補刊的內容，應是一種泛指，表明這是新近刊行的書。在補刊本印刷前，早期印本仍然在不斷流出。
一年之後，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三日，柳樹芳在日記中寫道：「飯後收拾前刻詩版及《清獻公日記》《郭華野年譜》兩書版子，重加刷印，每種各印百部。」五月十五日，王硯農向柳樹芳索要《日記》，柳氏告訴對方《日記》正在喜墨齋刷印，可親自去取五部。但是，這次重印的仍然是初刊本，因為補刊本中的《補刊小引》落款時間為道光二十四年立冬日，正式補刊要比這次重印晚半年左右。從柳樹芳於道光二十三年五月補錄不到十葉的兩年《日記》到正式補刊，時間間隔長達一年半，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柳樹芳在補刊過程中自用的一部批校本《日記》至今尚存，是他送給喜墨齋以便校補的樣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補刊過程中的一些細節。該批校本現藏浙江大學圖書館（索書號：線782.872/7474，以下簡稱為「浙大本」）。經核對，批校字跡有兩種，其中一種是柳樹芳請託別人校正時，由他人留下的字跡，多見於行間；另一種多見於眉批，其字跡與《柳樹芳日記》字跡相同，可證實為柳氏親筆。書中有兩張重要的夾簽，其一位於卷首的扉頁，寫有「陸清獻公日記廿四部」和「陸清獻公日記六部」。該夾簽的性質不明，有可能是喜墨齋印刷好後留下的標記，或是柳樹芳清點藏書時留下，但字跡並非柳樹芳的。其二位於卷一葉十六，屬於柳樹芳的字跡，他寫道：「姚椿《後序》照樣本補刊，又此冊中紅簽標出訛字，望補正後重印。」這顯然是給喜墨齋的提示，其中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是補刊姚椿的《後序》，柳樹芳在日記中曾記載收到這篇《後序》的時間是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麼這次重印至少應在此之後。二是提到此冊有「紅簽」，但這些紅簽已不見於該冊。從內容來看，浙大本包括了後續補刊的順治十四年和十五年日記，以及寫於道光二十四年冬天的《補刊小引》，這些增補的內容皆刻印好附訂於初刊本之後。柳樹芳此時並未更改目錄以及卷數，因為直接將增補的內容附於末尾是最便捷的補刊方式，補刊的十葉可以直接與原有的初刊本一起裝訂，不需要打亂初刊本的整體結構。浙大本的補刊葉的確是後來附訂於初刊本之後的，《補刊小引》位於補刊部分的首葉，此葉中可見兩條裝訂線，從書脊也可見補刊部分的紙張與原本的不一樣，初刊本的紙張顏色較深，補刊本較淺。
但令人疑惑的是，除了增補部分，浙大本的主體部分是初刊本的早期印本，而非初刊本的校正印本。柳樹芳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中摘出那些訛字的校勘記錄竟然也體現在這部批校本上，按理說其中的訛字都已經在初刊本的校正本中被改掉，這次應該使用初刊本的校正本繼續校勘，為何這部批校本的底本會是初刊本的早期印本呢？
比較可能的解釋是這部批校本是柳樹芳一直留作自用的批校本，其中的批校形成於不同時間，存在不同程度的層累情況，這也是他標出「紅簽」的意義所在，旨在防止劉建揚混淆補正的內容。該本的批校內容反映了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記中的校勘記錄，最明確的證據即前面提到的卷三葉廿九「知仍作和」和卷七葉二十「此二仍作以三」兩處文字，「知」和「此二」在此批校本中是其他人的字跡，柳樹芳用朱筆將這兩處修改抹去，意為不作修改。另外，該本也有一些不見於二十三日日記的校勘記錄。更重要的是，柳樹芳在卷三葉十一和葉二十九的批校中兩次提到復查「沈氏本」，說明他參考了沈懋德原本打算列入《昭代叢書》中的那部《日記》，這兩處批校的時間至少在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之後，但此後書版一直在其家中，沒有重印的機會。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柳樹芳收拾書版，打算重新刷印百部，當天，柳樹芳在日記中記錄了復查「沈氏本」後的兩處校勘：
下午，檢閱《日記》中訛字，卷三十一頁第十一字「牧民志告」句，「志」當作「忠」，二十九頁第二行「和頡利」句，「和」當作「知」。
結合浙大本的眉批可知，柳樹芳改「牧民志告」句的「志」為「忠」是根據陳克家的意見和參考「沈氏本」後最終確定的。正文中的「志」字沒有朱筆圈閱痕跡，只有一個墨筆△符號，而其他多數校勘之處皆有柳樹芳朱筆圈閱痕跡，包括堅持不改的「和頡利」，因此可推斷此處應有所謂的「紅簽」。當然，由於「和頡利」的「和」在此次又重新校正為「知」，所以此處也應有「紅簽」。
上海圖書館亦藏有兩部《陸清獻公日記》補刊本的印本（索書號：013940、000760），柳樹芳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三日日記中提到的兩處訛誤都已修改，可見這兩部印本是浙大本提交重印後的印本。這兩部印本的用紙與前面提到的上海圖書館藏《陸清獻公日記》初刊本（索書號：647354）不同：補刊本的用紙相對略薄，初刊本的用紙相對較厚。而且封面用紙也不一樣，初刊本封面用紙顏色較深，補刊本的則較淺。另外，這兩部補刊本的補刊部分也附於最後，是補刊本的早期印本。
實際上，真正的補刊印刷至少要等到道光二十四年冬天才完成，因為補刊本中的《補刊小引》落款時間為「立冬日」。在道光二十四年的三冊柳氏日記中，有兩冊題為「甲辰日記」，另一冊題為「草稿雜記 甲辰冬起」，柳樹芳在其中寫有《補刊小引》的草稿，題為《補刊清獻公日記跋》。草稿上有修改痕跡，修改後的文本與後來的刊本文字大致相同。其實，直到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底，《陸清獻公日記》的刊刻才算徹底結束。這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柳樹芳仍在校閱《日記補遺》一卷，以顧廣譽謄清底本為依據。次日，柳氏與吳楚翹結算寫樣、補刊等事項的字數及費用，不過未明確記錄費用的明細。這表明在道光二十四年之後，柳樹芳校正《陸清獻公日記》的工作仍在持續進行中，到二十七年才算全部完成，《日記》的整個出版過程前後歷經八年，流通過程也至少歷經了六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的日記中仍可以看到柳樹芳送出《日記》的記錄，例如他在正月初五送了一部給西塘人郁鈺生。從現存實物看，最終呈現的補刊本不再將《補刊小引》和補刊的兩年日記附於書末，而是置於書首。柳樹芳還重新刊刻了目錄，補刊的兩年日記被列於目錄的卷首。《歷代日記叢鈔》所收《陸清獻公日記》即此本。
上述分析的真正意旨在於說明，古籍出版過程中的校正、寫樣、再校正、補刊，以及初印和後印的情況比刊本實物呈現出的證據和線索更為複雜。從《柳樹芳日記》可以獲知同一版本（初刊本或補刊本）存在多種印次及不同印次的間隔。這種間隔可以相當緊密，尤其在出版業興盛且交通發達的江南地區，遞送、往返校本不是什麼難事，但這個週期也可能由於多種因素變得很長，例如校對是分冊分人多次校對，往往依賴他人，這個時間節奏對主持刊刻的人來說並不可控。《柳樹芳日記》還反映了參與校勘和出版者豐富的日常生活，他們的日常被各種事務所佔據（例如科舉、家庭事務等），書籍出版活動也只是其中之一。再如補刊程序明明可以很快進行，但為何如此之長？原因在於柳樹芳從道光二十四年後已經著手其他書籍的編纂和刊刻工作，例如《分湖小識》和他自己的文集。《陸清獻公日記》的補刊需要推進，但不再具有優先性。又如補刊時加上的《序》需要等待序作者寄回，而作者有可能在外地任官，書信溝通相關事宜和文本寄送的過程會隨之延長。再者，印刷者是專業的刻字店，他們也有大量的業務需要完成，不可能隨時隨地跟進。總體而言，根據柳氏日記所記錄的情況和多種刊本實物的比對，各種印本的不同之處和大致印刷時間都能得到還原，這是以往古籍版本研究中並不多見的。
四、餘論
柳樹芳刊本《陸清獻公日記》的版本系統並不複雜，但是《柳樹芳日記》對此書出版過程的詳細記載，以及這些記錄與現存《陸清獻公日記》實物的對照，揭示了清代書籍出版的多重細節和複雜面向，也有助於我們拓展和反思一些古籍版本學、出版史研究的相關問題。
首先是版本與印本的關係問題。現階段研究中，初印本和後印本逐漸受到重視，也形成了較為系統地判斷初、後印本的方法。也有學者提出並反思了何謂「一個版本」的問題，認為古書刻書的一個版本通常包含不同的印本，至少有幾次印本，《柳樹芳日記》無疑為此提供了詳盡且有益的參考。《日記》只有一套版片，但存在多次修補和印刷，柳氏詳細記載了這些不同印次的時間，並且記錄了其中若干印次對訛字的修改，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和區分現存刊本的大致印次。《柳樹芳日記》的啓發在於，其實每一批印本都可能構成獨立的印次，初刊本有前後印次，補刊本也有前後不同的印次，區分前後有校正的印本較為容易，但是理論上仍可能存在一種情況，即相對於前一印次無校正的後印本。這種印本是否存在或如何識別，還需要考慮紙張等多種因素，仍然是一個重要的難題。
其次，古籍出版的刊刻時間固然是古籍版本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是這個「時間」如何定義頗為複雜。例如「刊刻時間」和「印刷時間」是否需要區分？開始刊刻和真正印刷的時間可能間隔很近，也可能相差兩三年，甚至更長。如果版本與印本需要區分，那麼「刊刻時間」和「印刷時間」也理應區分。《陸清獻公日記》刊本實物上記錄的刊刻時間為道光二十一年，書首《序》的時間為道光二十二年，但是實際的刊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雕版時間不是一個可以具體精確到某年某月某天的靜態的固定時間。大部分圖書館將初刊本的刊刻年代著錄為「道光二十一年」，根據是扉頁；也有圖書館的著錄為「道光二十二年」，根據是首篇序文的落款時間。至於道光二十四年的補刊本，仍有圖書館將其著錄為「道光二十二年」，也有圖書館將其著錄為「道光二十三年」，這種判斷忽視了作於道光二十四年的《補刊小引》。可見一個表面上並不複雜且年代相對晚近的刊本，其刊刻時間到底在哪一年，也不是那麼容易判斷的。至於印刷時間，由於該書存在多次印本，這個時間就更為複雜而難以確定。
再者，《柳樹芳日記》的重要價值在於揭示了整個出版過程的時間節點，以及連接這些時間節點的具體過程。在出版流程中，收集書稿、抄寫、校正、寫樣、送樣、雕刻、印刷、再校正、贈書（流通）的環節並非依次進行，而是互有重合和交替，寫樣與校正、送樣同時進行，印刷後的再校正和贈送初印本也同時進行。柳樹芳本人的批校本也為深入瞭解出版的程序和時間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明。《陸清獻公日記》的出版過程，提示我們應注意書籍出版的細節，警惕刊本實物背後出版過程的複雜性，尤其在判斷刊本年代，以及何人何時在何地閱讀此書等相關問題時需要多加留心。
此外，《柳樹芳日記》中對於校勘活動的記錄與《陸清獻公日記》中的《校勘姓氏》可以形成對照，但兩者也有較大出入，從中可以思考見於古籍刊本的《校勘姓氏》的性質。《柳樹芳日記》提到的參與校勘者多出現於《校勘姓氏》中，但也有參與了校勘而沒出現在《校勘姓氏》中的人物，例如柳氏曾將《日記》寄給「舜湖陸君」校閱，此人並未出現在《校勘姓氏》之中；陳克家（字梁叔）也曾給柳樹芳提過校正意見，而未見於《校勘姓氏》。而部分對出版有重要貢獻但未參與校勘的人，也被列入了這個名單。例如《校勘姓氏》第一列是姚椿、姚楗兄弟，儘管兩人提供的《陸清獻公日記》抄本並未被選用，他們也沒參與校勘，但姚氏兄弟年齒稍長，而且在當時的吳江、松江及鄰近地域已經頗具影響力。柳樹芳在同時期刊刻的《分湖小識》也有《校勘姓氏》，姚氏兄弟同樣位居第一列。《校勘姓氏》與實際真正參與校勘的人並不一定重合，因為《校勘姓氏》置於刊本之中，屬於公開性質的文本，必然廣為流傳，其中體現的人員結構須符合約定俗成的規矩，其中的名字和排列必有講究。
最後值得思考的是，從流通環節來看《陸清獻公日記》出版的目的和性質。結合《柳樹芳日記》的記載，可知《陸清獻公日記》作為贈物的性質。對柳氏而言，贈送新印書籍是他在文人圈中保持社交的一種方式。《日記》成書後的印本流通似乎皆出自柳樹芳以及參與刊刻者之手，因此很難得知《陸清獻公日記》是否流入商業圖書市場。不過，從《日記》的出版和流通過程來看，此次出版並非出於商業目的。在不少場合，柳樹芳贈送的不僅是《日記》，還包括他主持刊刻的《郭華野年譜》以及《柳氏家譜》等書。從這個意義上看，多數贈送對象可能並不是對陸隴其的《日記》有獨特追求，而是對書籍、文獻本身感興趣，尤其是鐘情於與江南一帶文人及其日常生活相關的書籍。《日記》不是通俗文學、日用文本等日常暢銷讀物，它總體上是文人群體熱衷的讀物，況且陸隴其是清代學者中從祀孔廟第一人，以醇儒著稱，其日記中記載的不僅是其舉業、為官的經歷，更是博覽書籍、事事反省、留心萬物的經世之學。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樂怡、羊凱江老師，浙江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程惠新老師的熱情協助，謹致謝忱！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4年第5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