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刻工刻字是如何收費的
清代刻工刻字是如何收費的
鄭幸
立足中國出版史的理論研究和珍稀出版史料的發掘整理，以中國史上重要的出版人物（包括機構）、事件和活動為研究對象，以求真務實、以史為鑒為指導方針，探索中國出版發展規律，汲取歷史出版經驗，保存中國出版重要史料，為促進中國出版、繁榮出版文化服務。
在刻工管理這一問題上，報酬的高低顯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素。關於清代刻字工價，相關論述雖不算太多，但也時見涉及。葉德輝《書林清話》最早討論這一問題，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亦設專門章節及之，此外如劉衛、劉亮《明代繡梓成本考》，周啓榮《明清印刷書籍成本、價格及其商品價值的研究》，劉薔《清代武英殿刻書之組織運作與技術創新—基於匠作則例之考察》中關於武英殿刻字工價的部分，宋平生《清代刻書與售書價格叢拾》、陳誼《1913至1935年間中國書籍雕版之工價—以劉承幹嘉業堂刻書為例》等，都對這一問題作了比較充分的研究與分析。還有一些相關文章，如袁逸《清代書籍價格考》（上、下）、孫文傑《清刻本圖書的價格與分析》等，雖然主要討論的是書籍售價，但其中也不乏涉及刻書工價者。
總的來說，決定刻字工價的因素很多，如刻工水平高低、字體難易程度、刻字數量多少以及所處地域等，都會影響其工價。劉薔在談及武英殿刻書工價時，提及「清內府刊刻的每部書，成本都很高」，「如將寫刻工價、刷印工價、紙墨、裝潢、托裱及匠役、飯食等費用合在一起的耗費，數目驚人，尤其是和私家刻書相比」。可見僅就官方與民間的刻書成本來說，即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不可一概而論。
當然，就總體而言，清代的刻字工價是逐年走高的。「清初刻字工價比明季稍高」，至康熙年間「比明萬曆時適貴一倍」，到清中葉更是逐年遞增。嘉慶六年（1801），汪輝祖在其筆記中感慨歷年刻字工價之漲幅云：
四月朔，屬梓人開雕《三史同名錄》。曩刻《雙節贈言初集》，每百字版片寫刻共制錢五十六文，追刻《續集》，增工價七文。丙辰（嘉慶元年）兒輩刻《夢痕錄》，又增十七文。今欲仍八十文之數，承攬者尚有難色，強而後可。昨年以文言杭、蘇已至一百十文，而刻手不如《初集》之工。鏤版日增，勢實使然。
按汪氏《雙節堂贈言初集》刻於乾隆四十年（1775），至嘉慶六年（1801）不過短短二十六年，而刻工工價已從每百字五十六文漲至八十文，甚至一百十文。漲價幅度可謂不小。然至清末，這個價格則更高。據石祥考訂，丁丙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曾委託時任寧波府學教諭的孫樹義代刻《西湖遊覽志》、《西湖遊覽志餘》等書籍，並推算出當時「寧波刻工工價為每百字一百二十六文弱」，「僅為官書局的一半左右」，可見官書局的工價甚至還要再翻一倍。
出現這種情況，當然首先與清代貨幣購買力下降有關。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清朝貨幣的購買力，繼續下降。三百年間，白銀的購買力，約減成三分之一，以銅錢計算的物價，漲成六七倍」。從這一點看，清代刻工的工價實際上是明升而暗降的，因為其增幅顯然還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到了清後期，西方銀洋開始流入中國，同時清政府也開始鑄造銅元，因此清末至民國的工價開始以「洋」來結算。同樣是寧波的工價，民國八年（1919）由寧波文光齋所刻之《八識規矩頌注發明》三卷，其末有識語云「刻工共計字拾五萬五千四百六十個，連圈在內每字三釐，算付洋四百六十六元四角」，折合每字大概3釐左右，這與同時期周邊城市相比，其實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如當時南京金陵刻經處所刻書籍多附有詳細工價，挑選其中同樣刻於民國八年（1919）者，如《大寶積金論》卷末有識語雲「連圈計字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個……共一百三十四元三角二分八釐」，平均每字2.6釐不到；又《角虎集》卷末識語云「連圈記字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個，由願款支給工貲銀元一百四十四圓四分」，平均每字仍然是2.6釐不到；又《在家律要廣集》識語雲「連圈記字十三萬六千六百十九個，由願款支給工貲銀元三百三十六元四角五分」，平均每字則只要2.5釐不到。此外，據陳誼考訂，「1913年至1916年間，南方（滬、寧、蘇、揚）書坊承刻書籍工價（連寫刻）約在每千字二元貳角至二元五角之間」，1920年至1927年則因物價上漲而提高至「二元七角至三元之間」。民國八年（1919）如以中間值計算，則每字恰亦在2.6釐左右，與金陵刻經處相合。此外，據上一節討論郭博古齋時所引葉德輝信札，民國初年溫州以及湖南一帶的刻字工價，甚至可能低至「每字一千不過洋一元」，即折合每字1釐左右。而這主要還是江南地區的報價，廣東等坊刻發達的地區，工價可能還更便宜，以至於清代中後期不少文人都開始輾轉赴廣東刻字。不過，由於字體、精細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刻書工價並不能一概而論，很多時候還要結合具體的書籍情況來予以分析。
本文節選自《清代刻工與版刻字體》第二章之第二節「民間刻字店的興起及其經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