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之再認識：元時的書冊實態

宋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之再認識：元時的書冊實態

石祥

摘要：

現存宋蜀刻本唐人集以十二行本為大宗，共有19種20部。利用新近出版的高清彩色影印本，可以探知其更多細節，考察它們在元代的書冊實態。根據書中「翰林國史院官書」印及其印油沾染的反向印痕，可以知曉：其一，每冊首尾葉鈐印，是元翰林國史院書籍收儲的慣例。其二，利用前一點，並綜合考慮頁數篇幅，可以考得它們在元代的具體分冊。當時恰當的分冊葉數的「中位數」，約是70葉上下。其三，十二行本在元代為蝴蝶裝，而根據鈐印情況，現存的元國子監藏書，在當時同樣是蝴蝶裝。此外，高清彩色影印本展現出的細節，還可表明：十二行本從宮廷流出，被清初劉體仁所得，其中還有中間環節。劉體仁竊書之說，恐非其實。

宋蜀刻本唐人集，已知現存25種27部，是宋本唐集的最大宗；其中十二行本現存19種20部，佔據絕大多數。由於其中多種是存世唯一宋本，或是與其他宋本有顯著差異，版本價值自不待言，頗受重視。

在先行研究中，既有對蜀刻唐人集做整體考察者，也有專治某一唐人集而論及蜀刻本者；後者數量當然更多，在某些細部觀點（如刊刻時間）上，或與前者不同。綜合來看，其主要結論有：蜀刻唐人集有十一行、十二行兩個系統，各系統內部行款版式一致。十一行本的刊刻約在兩宋之交，十二行本約在南宋中期；它們與《直齋書錄解題》記述的「《唐六十家集》」、「川本」、「蜀本」的特徵多有相合，宜為其中的一部分。明《文淵閣書目》著錄兩部《唐六十家詩》，應即陳氏所稱《唐六十家集》。而現存絕大多數十二行本鈐有元代官印，據此它們在元明兩代皆是宮廷藏書[1]。

研究的展開，受益于蜀刻唐人集的陸續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宋蜀刻唐人集叢刊》收錄品種最多（23種），該社自1970年代末起，先以線裝本陸續印行，1994年平裝重印，2013年精裝再印，每種後附跋文介紹。除了《孫可之文集》選印翰林國史院藏本而未印顧抱沖藏本（兩部是同版的不同印本），《叢刊》囊括了大陸地區的全部藏本[2]。之後，《中華再造善本》收錄了21部蜀刻唐人集（《孫可之文集》選印了顧抱沖藏本）。在更早的20世紀前半段，也有一些影印本，如商務印書館影印《張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李長吉文集》《許用晦文集》《鄭守愚文集》《孫可之文集》《司空表聖文集》，收入《續古逸叢書》；陶湘影印《孟浩然詩集》，董康影印十行本《劉夢得文集》，等等。

不過，受影印技術的制約，這些影印本未能呈現出原書實物的諸多細節。最新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以高清彩色原大方式，選印16部十二行本，加上稍早影印的《歐陽行周文集》《孟浩然詩集》，現已有18種18部蜀刻十二行本有了高清彩色複製本[3]。利用彩印複製本，重新審視十二行本，就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一、元「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的鈐蓋慣例及印痕

除去《孫可之文集》顧抱沖藏本、《杜荀鶴文集》，現存的20部十二行本，有18部鈐「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現裝成49冊。如所周知，古籍多經重裝，而重裝可能會變動分冊。根據「翰林國史院官書」的鈐蓋情況，可以推擬十二行本在元代的分冊面貌。

為便後續討論，先介紹十二行本中「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的一個現象：由於印油沾染，在鈐印葉的另半葉的對應位置，有水平反向的印痕，或深或淺，但無一例外，除非另半葉宋刻原物後來損去（補配用紙與宋刻原紙有明顯色差，在高清彩印中清晰可辨），深者可大體辨識出印文，淺者只留下淡淡的局部痕跡。與此同時，相鄰葉的對應位置也往往留下印痕，如《鄭守愚文集》卷三末葉A面鈐印，同葉B面、前一葉B面均有印痕。通過這些印痕，可知某些宋刻原物已損去的葉面，原有翰林國史院印。如，《元微之文集》某卷末葉B面（版心殘損不可見，現與卷三〇僅存的前兩葉裝成一冊）有印痕，印文依稀可辨，乃知已損去的A面有印。《陸宣公文集》目錄首葉現存A面是抄配，無翰林國史院印，B面尚是宋刻原物，有印痕，可知A面宋刻原物元時尚存，並鈐官印。

再看「翰林國史院官書」印在目前分冊及卷次中的位置。如表1所示，18部十二行本中，《孟浩然詩集》以下9部為全本，《孟東野文集》以下9部為殘本，現有鈐印52處（有2處鈐印所在宋刻原葉已損，據前述反向印痕識出）。9部全本的全書首葉皆鈐元官印。案，現存十二行本或有序或無序，有序者以序居首（後接目錄），無序者以目錄居首。與之對應，有序者，元官印鈐于序首葉，無序則鈐在目錄首葉，卷一首葉一概不鈐。—至於殘本，若首冊尚存，則其首葉（序首葉或目錄首葉）鈐有元官印。

值得注意的是，《劉夢得文集》《昌黎先生文集》二種，首冊首葉無印，似與上述相違反，需要做一番解說。《劉夢得文集》以卷一首葉為開端，未見序與目錄，與其他十二行本以序或目錄居首的情形不同，可推論翰林國史院印鈐於序或目錄首葉，該部分葉面後來損去至於。《昌黎先生文集》，序及目錄皆存，卻未見元官印印，或是偶爾漏蓋。要之，在（當時存在的）全書首葉鈐印，是翰林國史院鈐印的慣常做法。

鈐印於全書末葉，是可以明顯觀察到的另一慣例。9部全本的全書末葉均有鈐印，一目了然；在殘本中，宋刻原物末冊尚存且到尾的3部（元微之、劉文房、權載之），與之同。

至於書中各卷的鈐印情況，如表1，元官印並非在每卷首尾均鈐蓋，而是相隔卷數不定；與此同時，這些鈐印又是在相鄰卷成組出現，凡某卷末葉鈐印，次卷首葉鈐印（受缺卷影響，在9部殘本中，這一成組出現的面貌有所斷闕，但大體趨勢仍可分明看出）。如《陸宣公文集》目錄首葉A面有印，卷五末葉B面有印，跨度為目錄加五卷；卷六首葉A面有印，卷九末葉A有印，橫跨四卷。

在目前分冊中，有一部分成組出現的相鄰卷鈐印，處於同冊之中，即前卷末葉與后卷首葉直接相鄰。這種情況共有5組：《元微之文集》卷六末葉B面與卷七首葉A面，《新刊權載之文集》卷六倒數第二葉B面（此卷末葉系後補，元時闕）與卷七首葉A面、卷四四末葉A面與卷四五首葉A面，《陸宣公文集》卷五末葉B面與卷六首葉A、卷九末葉A與卷一〇首葉A。如前述，“翰林國史院官書”印會在相鄰葉留下印痕，但以上5組10葉全無彼此印痕留存，乃知它們在元時分屬不同冊，前後葉不相鄰，故無沾染的“機會”。綜上可知，相鄰卷的成組鈐印，實際是元代分冊的痕跡[4]。甲卷首葉有鈐印，此卷即為子冊之首，乙卷末葉鈐印，該卷便是丑冊之末。

元翰林國史院還收藏碑帖，其上亦鈐此印。宋拓本《神策軍碑》（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前半部分，計27開，至“京嘉其誠”止，首開末開各鈐““翰林國史院官書”[5]。清初學者姚際恒《好古堂家藏書畫記》，稱其家藏有《大觀帖》殘本（存卷一、一〇），其中卷一首尾鈐翰林國史院印，可見元時卷一為一冊。

《大觀帖》第一、第十兩卷，皆宋裝，曆為紹興周禹錫、錢子方、薑匯思所藏。第一卷有賈似道「魏國公印」，前後皆有元世祖「翰林國史院官書」合縫長印及明晉府收藏諸印。[6]

要之，每冊首尾葉鈐印，是元翰林國史院典守書籍與碑帖的慣例。這一做法與收儲典守有密切關聯。標明物權以防盜、便於清點收儲，是藏書鈐印的實用性目的；尤其是官署藏書，不似私家秘藏，能夠接觸藏書的人員多且雜，散亂丟失風險更大，典守制度須更加嚴密。僅在全書首尾鈐印，中間各冊皆無印，效果自然不及每冊首尾鈐印。與之類似，明文淵閣亦是每冊加蓋藏印，但「文淵閣印」只在首葉鈐印。如，元大德九年（1305）陳仁子東山書院刻本《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該本六冊，序首葉（首冊）、卷五首葉（第二冊）、卷八首葉（第三冊）、卷一二首葉（第四冊）、卷二二（第六冊），均鈐「文淵閣印」；惟卷一八（第五冊之首卷）首葉損去，第二葉無此印，照他冊情況類推，已闕的首葉明時應存，亦有「文淵閣印」。

表1

二、十二行本元時分冊的構擬

循以上考述，十二行本在元代的分冊如下。9部全本的分冊清晰：《孟浩然詩集》（46葉）、《李長吉文集》（51葉）、《鄭守愚文集》（56葉）、《歐陽行周文集》（92葉）、《皇甫持正文集》（52葉）、《許用晦文集》（89葉）、《孫可之文集》（47葉）、《司空表聖文集》（84葉），均裝成一冊；《張承吉文集》（上冊46葉、下冊48葉，共94葉），裝為二冊。

至於9部殘本，《孟東野文集》十卷，現存目錄、卷一至五（53葉），首尾有印，是完整一冊；卷六至一〇，若彼時尚存，則另成一冊。《劉文房文集》十卷亦如之，現存卷五至一〇（60葉），首尾有印，元時是完整一冊，現闕的前四卷又是一冊。

《劉夢得文集》，現存卷一至四（44葉），元時為一冊。此冊卷前有闕損，僅卷四末葉有印，冊首之印應在現已闕損的目錄或序首葉上。此書在元時是否只殘存前四卷，固不可知，若當時仍存其他若干卷，則至少還有一冊。

《張文昌文集》，現存目錄、卷一至四（55葉），僅目錄首葉有印，元時在同一冊內，但此冊不全。案，此書目錄內容至卷四止，其後一行恰是葉末最後一行，標「張文昌文集目錄」，給人以目錄至此完結、全書四卷的感覺。此處經過作偽，挖補痕跡在高清彩印中一眼可辨；按之前目錄的樣貌，此行原應作“第五卷”。由此反證，元時所存不止四卷，冊末鈐印在卷五或之後某卷的末葉。《直齋書錄解題》：「《張籍集》三卷。唐國子監司業張籍文昌撰。川本作五卷。」[7]未知陳氏記錄的「川本」，是否便是十二行本。

《姚少監文集》現存目錄、卷一至五（47葉），首尾鈐印俱在，元時為一冊。此冊看似首尾完整，實際也有闕葉。目錄第五葉B面的卷五以下內容，沿版框內沿被挖去，再墊紙補好，描出欄線（這些痕跡在高清彩印中可以識別），末行補「姚少監文集目錄終」。目錄部分原有葉數不止5葉；若後五卷目錄篇幅與前五卷相當，則此冊實際約有50葉。現已不存的卷六至一〇，元時另為一冊。

《陸宣公文集》，現存目錄、卷一至一二，末兩卷為抄配。如前述，此書目錄首葉宋刻原物有翰林國史院印，目錄、卷一至五為元時首冊（60葉），卷六至九為第二冊（65葉），這兩冊首尾完整；卷一〇起為第三冊（54葉），現存末兩卷為抄配，故無元官印。十二行本《陸宣公文集》全書為二十二卷，抑或十二卷，存在不同意見[8]。若是十二卷本，第三冊自然止於卷一二，宋刻原物末葉應有印；若是二十二卷本，則第三冊止於何卷，之下又分幾冊，無從得知。

《元微之文集》六十卷，現存序、目錄、卷一至一四、卷三〇前兩葉、五一至六〇、以及不知何卷的末葉B面。序、目錄、卷一至六是第一冊，該冊首尾完整，各有鈐印（74葉）。卷七至一四之後某卷，為第二冊（卷七至一四共61葉），卷一四末葉無元官印，可知第二冊非至此卷止。卷五一之前某卷至六〇為末冊（卷五一至六〇共50葉），卷五一首葉無元官印，可知它不是末冊首卷。卷三〇距離卷一四、卷五一很遠，從篇幅考慮，它必屬於單獨的另外一冊；此卷首葉無藏印，則非一冊之開端，元時必與卷二九同屬一冊。無論如何，可以確認，《元微之文集》在元代至少有4冊。

《昌黎先生文集》《權載之文集》宋刻原物亦多有殘缺，但它們的分冊情況卻可以完全推擬。

《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其中卷五至七、卷一七至二四、外集十卷為抄配，行款與宋本同。卷四末葉有印，則序、目錄、卷一至四為首冊（70葉）。卷一一末葉、卷一六末葉有印，則卷一二至一六為一冊（65葉）。卷二五首葉、卷三二末葉有印，以上八卷又為一冊（70葉）。卷三三首葉、卷四〇末葉有印，此八卷亦為一冊（68葉）。以上是可以確認起訖的4冊。

卷五至一一共七卷，其中卷八至一一為宋刻，卷一一末葉有印，知是一冊之末。那麼，此冊始於何卷，卷五至一一是一冊，還是兩冊？案，此書可確認首尾的4冊，均在70頁上下。而卷五為15葉、卷六8葉、卷七9葉、卷八13葉、卷九12葉、卷一〇12葉、卷一一12葉，共81葉；若分裝兩冊，無論如何劃分，都會有一冊不足40葉，與前述各冊相差太遠，故此七卷當為一冊。同理，卷一七為11葉、卷一八9葉、卷一九12葉、卷二〇9葉、卷二一13葉、卷二二10葉、卷二三11葉、卷二四8葉，共83葉，也應裝成一冊。《外集》十卷全為抄配（44葉），其中卷六至一〇為《順宗實錄》（26葉）。劉真倫指出，《外集》抄配的來源不是十二行本，篇目有差異；據十二行本書前目錄，卷一至五為37篇，抄配本僅有27篇[9]。將這些少去的篇目按十二行本的行款計算，約合12~13葉，因此十二行本《外集》的實際葉數在60葉上下，仍應裝成一冊。綜上，《昌黎先生文集》在元時應裝為7冊。

《權載之文集》五十卷，存序、目錄、卷一至八、二一至三一、四三至五〇。序、目錄、卷一至六（現存60葉）、卷二一至二六（現存65葉）、卷四五至五〇（72葉），是首尾鈐印、起訖清楚的三冊。但有兩點須注意：其一，目錄現存8葉，內容是前八卷篇目，以下被裁去，將目錄末葉“權載之文集目錄終”及其後空白部分（A面左半及B面全部）裁剪，貼補至此。被“移植”過來的目錄末葉的版心未被塗抹，可辨認出葉碼是“廿三”，加上遭作偽損去的15葉目錄，首冊實有75葉。其二，卷二六現存14葉，不到尾，是以卷末應有元官印而不可見。按所闕部分的篇幅推算，在宋本中應為1葉，故卷二一至二六實為66葉。

另有3冊可以確認其首尾之一端，即卷七至卷八之後某卷為一冊，卷二七至卷三一之後某卷為一冊，卷四三之前某卷至四四為一冊。而卷七至二〇有14卷、卷二七至四二有16卷，從篇幅上考慮，它們不可能各自只裝成一冊。

今案，權集有嘉慶朱珪刻本，係以十二行本的傳抄本為底本刊刻，可以利用它推擬宋刻闕損部分的元時分冊。朱本十行二十一字，相比宋本的十二行二十一字，每葉少去四行。若每葉滿版，則朱本6葉等於宋刻5葉，但實際刻書不會如此（如卷末葉有空行留白）。將宋本與朱本共存的各卷比照，宋本一卷為7～10葉者，朱本大致比宋本多出1葉；宋本一卷為10葉以上者，朱本多出1～2葉；宋本一卷在20葉以上者，朱本多出3葉或更多。將相連的若干卷作整體測算，宋本葉數大體是朱本葉數的85%稍多；如卷二七至三一，宋本50葉，朱本57葉；卷四五至五〇，宋本72葉，朱本82葉。

準此，朱本卷七至二〇共151葉，其中卷七至一三73葉，卷一四至二〇78葉；推算宋本卷七至一三約63～65葉，卷一四至二〇約67～69葉，篇幅相當，且與前述各冊葉數接近，宋本分冊應即如此。同理，卷二七至三二，朱本66葉，推算宋本約57～59葉（宋本現存卷二七至三一50葉，朱本卷三二9葉，可為參照）；卷三三至三九，朱本71葉，宋本約61～63葉；卷四〇至至四四，朱本66葉，宋本約57～59葉；葉數彼此相當，與前述各冊相差亦不遠，元時應即如此分冊[10]。如上推導，《權載之文集》在元時應裝成8冊。

依上文所述，現存18部有“元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的十二行本，元時分冊起訖清楚、以及雖部分殘闕但可分析出分冊位置者，有32冊，實物不存但能推導出分冊的有8冊，總計40冊。這是18部十二行本在元時冊數的下限。情理上，現闕卷冊在元代未必全闕，則冊數還將更多。

在構擬分冊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分冊時謀求各冊葉數接近，如此則裝成的書冊厚度大體相當，整齊美觀；而元人認為恰當的分冊葉數的“中位數”，約是70葉上下，此點在部帙較大的《權載之文集》等書中更顯清晰[11]。當然，各書各卷篇幅不同，勢難一律按70葉上下劃分，此時元人則偏向於厚分冊。如《孟浩然詩集》（46葉）、《鄭守愚文集》（56葉）、《孫可之文集》（47葉）等，篇幅有限，只能裝成一冊；《歐陽行周文集》（92葉）、《許用晦文集》（89葉）、《司空表聖文集》（84葉），若分裝兩冊，每冊40余葉，與前幾種相當，卻仍裝成一冊，足見“甯厚勿薄”的傾向。

此外，鈐有元官印的18部十二行本中，12部鈐有清初劉體仁藏印。劉氏鈐蓋藏印，相當規則，且與元官印有明顯對應關係：若某書有序，則序首葉鈐印（惟《權載之文集》鈐于序次葉，《李長吉文集》序首葉大幅破損，未見劉氏藏印，或是在已損去的部分上）。無論序之有無，目錄首葉皆鈐印。卷一首葉皆鈐印（僅《鄭守愚文集》無）。其他各卷，凡首葉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者，劉氏必鈐印。如前述，元官印鈐於各冊首尾，是以至清初十二行本極有可能仍保持分冊，劉氏將自己的藏印蓋在諸冊之首葉，乃形成伴隨元官印出現的面貌。

三、十二行本在元代的裝幀形式

如所周知，書經重裝，還有可能變換裝幀形式。現存十二行本全為線裝，因線裝出現較晚，所以它們在元時應是包背裝或蝴蝶裝[12]。而究竟是何種裝幀，同樣可以推知，前述「翰林國史院官書」的反向印痕，便是線索。

無論是蝴蝶裝，還是包背裝，某葉A面（B面）有印，該印對應于同葉B面（A面）與相鄰的前一葉B面（後一葉A面）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且，無論是何種裝幀，同葉另一面以及相鄰葉上的印痕，也一定是水準反向的。職是之故，印痕的位置與方向不是判斷裝幀形式的線索。

問題的關鍵，是印痕深淺。印痕是印油沾染/滲透的結果，沾染/滲透嚴重則印痕深，輕微則印痕淺，與鈐印葉無接觸，則無印痕。「翰林國史院官書」鈐蓋於冊首冊尾，元時書衣早已損去，因此現在只能見到冊首葉A面之印在同葉B面的印痕，無法看到印染在元時扉葉或書衣內側的印痕。而冊尾之印，若鈐在末葉A面，便會沾染末葉B面與前一葉B面。觀察後一種情況的所有實例，末葉B面的印痕皆重於前一葉B面的印痕，部分前一葉B面甚至沒有印痕，這說明二者的沾染/滲透程度有明顯差異。

蝴蝶裝是版心向內對折，有字一面在內，包背裝是版心向外對折，有字一面在外。故而，合起書冊時，若是蝴蝶裝，同一葉的A面與B面直接相貼；若是包背裝，後一葉A面與前一葉B面直接相貼。准此，蝴蝶裝之書，A面鈐印，同葉B面與之直接相貼而染上印痕，而印油須滲透本葉與前一葉紙背，才能在前一葉B面留下印痕，「難度」較大；包背裝則反之。緣此，末葉B面的印痕皆重於前一葉B面的印痕，便證明元代鈐印時十二行本是蝴蝶裝。

可作為旁證比擬的是，現存某些宋元本經元代國子監收藏，鈐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長印，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冊府元龜》、宋紹興四年溫州州學刻遞修本《大唐六典注》、宋刻宋元遞修本《經典釋文》（一殘本、一全本）、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顏氏家訓》、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大德七年雲謙刻本《說苑》等。其中，《顏氏家訓》《大唐六典注》《冊府元龜》《說苑》，現為蝴蝶裝（雖未必是元時裝幀保持至今）。根據國子監印的鈐蓋情況，可斷定以上諸書在元時全為蝴蝶裝。其說如下：

國子監崇文閣印鈐于序首葉、目錄首葉、某卷首葉及某卷末葉，卷數相隔不定；與前述“翰林國史院官書”印同理，這是元代分冊起訖的標識。而在上揭諸本中，國子監崇文閣印全部加蓋在無字的背面。若鈐印時書是包背裝，須將書拆為散葉狀態，方能在紙背鈐印，之後還要將書重新裝回，極不便利；另一方面，紙背鈐印，正面只有不甚清晰的反向印痕，標識物權的效果就打了折扣。

若是蝴蝶裝，在首葉、末葉的紙背上鈐印，不存在困難。打開書衣，一眼可見首葉背白上的國子監崇文閣官印；翻至冊尾，則是末葉背白上的此印。首尾明晰清楚，與標識物權、典守防盜的需求相符，也便於日常點檢收儲。

書籍裝幀與鈐蓋藏印，各是書冊制度的一個方面。書冊制度並非憑空設立，而是面向當時情境、針對實際需求的解決方案。翰林國史院與國子監皆是元代中央官署，時代相同，情境相同，面臨的問題與需求自然相近，是故典藏收儲時採取相近操作，理所宜然。作為這些操作的結果，其藏書的形態遂呈現出高度一致的面貌。通過以上復原，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一點。

餘論

在十二行本中，還有一些值得探究的細節。《陸宣公文集》目錄首葉A面是抄配，其前兩行下半部及版框外部分，紙色與他處不同，劉體仁的「潁川劉考功藏書印」朱文方印、「體」「仁」朱文連珠印正蓋在此處。細審之，這部分是用另紙貼蓋上去，描出版框欄線，再加蓋藏印。由於貼蓋的紙張不厚，能約略看出被遮蓋的補抄原紙在與「潁川劉考功藏書印」的對應位置上，鈐有一枚朱文方印，右側兩字大體可辨，作「寶乙囗囗」。顯然，貼蓋是劉體仁所為，元翰林國史院時A面仍是宋刻原物（B面有「翰林國史院官書」印痕），A面的闕損及抄補時間介於兩者之間。

劉體仁是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曾任吏部主事。由於他有京官經歷，又成批收藏十二行本，已有研究認為十二行本清初仍存宮廷，劉氏將其竊出[13]。「寶乙囗囗」印的存在，顯示十二行本之流出，恐非如此簡單；至少《陸宣公文集》，在劉氏之前，還經他人收藏。反之，若「寶乙囗囗」”印是劉氏藏印，他無須遮蓋自己藏印，直接在空白處加蓋其他印章即可。而「寶乙囗囗」印及印主，很可能距離劉氏時間不遠，在當時有某種須避忌的情由，劉氏遂將它遮去。

最後想要強調的是，本文對於十二行本的研討，是以高清彩色複製本為基礎的。調閱古籍原書，經常遭遇困難，學者往往是利用影印本進行研究，這點無須諱言。但是以往通行的黑白或灰度影印方式，呈現效果有限，版本實物的很多細節未能體現。已有研究的很多疏漏，與此有關。新的高清彩印，極大提升了呈現效果，對於版本研究的意義重大。因此，可以預見，高清彩印必將在今後的古籍影印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研究者利用高清彩印的優長，重審並修正前人研究，也將是今後古籍研究的重要面向。

2021年12月初稿

2022年4月定稿

說明：本文初稿曾在早稻田大學中國古籍文化研究所、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中日漢籍研究學術研討會」（2021年12月27日）發表。承郭永秉先生辨識「寶乙囗囗」印，謹表感謝。

注釋：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亞漢籍版本學史」（22&ZD331）的階段性成果。

 [1]北京圖書館編《中國版刻圖錄》（第二版），文物出版社，1961年。程有慶《宋蜀刻本<唐六十家集>考辨，《文獻》1994年1期。李致忠《宋刻唐人文集》，《文獻》2005年2、3、4期（連載）。趙望秦《<宋蜀刻本唐人集叢刊>跋文讀後案》，《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5期。李明霞《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新探》，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陳尚君《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序言》，《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高橋良行著、蔣寅譯《劉長卿集傳本考》，《揚州師院學報》1988年1期。陳順智《劉長卿集版本考述》，《文獻》2001年1期。趙望秦《宋蜀刻本<陸宣公文集>考》，《古籍研究》2001年3期。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趙望秦《劉體仁竊書辨誣兼及其它》，《商洛學院學報》2010年5期。呂正惠《孟浩然詩集的版本問題》，《閱江學刊》2011年3期。趙望秦《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3期。趙望秦、馬君毅《宋蜀刻本<孫可之文集>三題》，《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6期。

[2] 未印者是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十一行本《李太白文集》，崇蘭館藏十行本《劉夢得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十二行本《歐陽行周文集》及《新刊權載之文集》卷四三至五〇。

[3] 《宋蜀刻本唐人集選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唐僧弘秀集 歐陽行周文集》，世界書局，2013年。《孟浩然詩集》，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善本集成》，文物出版社，2017年。目前，《孫可之文集》顧抱沖藏本、《昌黎先生文集》（均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新刊權載之文集》卷四三至五〇，尚無高清彩色複製本。

[4] 關於翰林國史院印標誌著分冊，趙望秦《劉體仁竊書辨誣兼及其它》有過論述：「元代翰林國史院為其存書鈐蓋藏書印章是有規定的，即在每冊書而不是每種書的首尾加蓋藏書印章。進而由此規律來推測，上列七種全本在當時是各裝為一冊；《張承吉文集》則是裝為二冊；《劉文房文集》與《姚少監詩集》原是各裝為二冊，而如今各佚去的是整整一冊……」不過，趙氏當時僅據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黑白影印本（藏書印套紅），無法看出浸染的印痕，所以他是根據鈐蓋藏書印的一般習慣言之。

[5]《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碑帖綜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20年，336-345頁。據書影，此拓本冊末的「翰林國史院官書」同樣在另一側的對稱位置留下印痕。

[6]姚際恒《好古堂家藏書畫記》，卷上，清嘉慶四至十六年桐川顧氏刻讀畵齋叢書本。

[7]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65頁。

[8]趙望秦《宋蜀刻本<陸宣公文集>考》主張是十二卷本，學界的一般認識是二十二卷本。

[9]劉真倫《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8-141頁。

[10]《權載之文集》有一部清抄本，五十卷全，行款為十二行二十一字，與宋本相同，後為傅增湘購得，稱「此書似乾嘉人筆跡，疑即朱笥河家照宋蜀本傳錄者……據朱石君刻權集序，言竹君舊藏宋刊本得之陶氏五柳居，陶得書日自鈔一部，其後詢其侄少河索觀原本，亦鈔存一部以假之彭文勤，彭又錄副。當時海內只此四部，此本必為傳鈔三部之一。彭本余曾手校，則此帙非陶即朱耳」（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2009年，873頁）。此抄本現不知存何處，本文只能退而求其次，從嘉慶朱珪刻本入手。

[11]當然，元翰林國史院收儲的蜀刻本，也完全有可能是宋時裝幀，元人未加重裝，改變分冊。

[12]學界一般認為線裝出現於明代中期。陳騰進一步提出，「線裝書當起源於明嘉靖年間的蘇州地區，萬曆以後盛行全國」，他還總結之前學者對於線裝起源時間的討論。參閱：陳騰《線裝書的起源時間》，《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年4期。蝴蝶裝通行于宋元，是一般常識。包背裝的出現時間不甚明確，李致忠認為出現于北宋初年，黃永年、陳先行認為是南宋後期。參閱：李致忠、吳芳思《中國書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之二）古書梵夾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的起源與流變》，《圖書館學通訊》，1987年2期。黃永年《古籍版本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57頁。陳先行《古籍善本（修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26頁。

[13]趙望秦《劉體仁竊書辨誣兼及其它》論證劉氏非竊書所得，並徵引王士禛之說，稱《權載之文集》劉體仁得自顧宸。

本文原刊於《唐研究》第二十九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