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封萬卷堂到北京圖書館 —澹生堂藏書聚散新考（下）
從開封萬卷堂到北京圖書館
—澹生堂藏書聚散新考（下）
鄭誠
清祁昌徵撰《先考奕慶府君行略稿》稿本於1954年由祁氏後人隨殘餘故籍、契約、木板、畫像等雜件一並捐出，入藏北京圖書館。自此之後，祁氏澹生堂終成過眼煙雲。（圖片來自中華古籍資源庫）
二、祁氏藏書的流散與歸宿
（一）清初散書故事
澹生堂藏書為祁氏子孫繼承。黃宗羲（1610-1695）《天一閣藏書記》（1679）謂「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1]按，曠園初名密園，萬曆二十九年（1601）祁承㸁購得梅墅村家宅左近廢園，精心經營而成。梅墅村在紹興府城西北約10公里處。密園位於梅墅祁宅前台門東側，僅一河之隔。[2]澹生堂乃一四敞小軒，略居密園中央，為祁氏讀書之所。園內曾有三座藏書樓。按《密園前後記》（1613），一名輸廖樓，三間四敞；一名密閣，凡三層，在澹生堂西側。[3]又按祁氏家信，天啓七年（1627）末再建一樓儲書，三間兩層。[4]
為黃宗羲按目取書者係祁鳳佳（1585-1643）。鳳佳字德公，祁承㸁次子，卒於崇禎十六年。彼時澹生堂藏書猶在梅墅。弘光元年（1645）正月初五，祁承㸁四子祁彪佳（1603-1645）在日記中提及準備將家中書籍移置「化鹿山」，三月十三日日記又謂「托鄭九華移先人所藏書於大樓，漸欲移之山中。」[5]祁承㸁葬於紹興化鹿山，其地在紹興城南約20公里；藏書寄存之地當即化鹿山中寺院。[6]
祁承㸁之孫、彪佳次子祁理孫（1627-1678）編有《奕慶藏書樓書目》（以下簡稱《奕目》）。書目前有順治十七年庚子（1660）魏耕《奕慶藏書之樓記》，略雲：「一曰南樓，臨鑒湖，蓋山陰祁氏三世所藏之書皆在焉。而奕慶所續置者，亦於此在。故其叔名豸佳字止祥者為之題曰奕慶藏書之樓，凡六字，言乎三世之藏，唯亦慶善守也。」按，祁豸佳（1594-1683），字止祥，承㸁胞弟承勲長子，天啓七年舉人。《奕目》又冠魏耕《題祁奕慶藏書東樓》長詩，首句作「東樓雄雄何壯哉」。理孫堂兄鴻孫（鳳佳長子）《奕慶藏書東樓之歌》（1660）稱奕慶「賣田買書勤校讎」。可見祁理孫嗜書有乃祖之風，且藏書樓仍在梅墅。[7]
《奕慶藏書樓書目》著錄約1600種，體例略同《澹生堂藏書目》稿本（著錄約6900種），條目不及後者的四分之一。其中不少品種當即祖父祁承㸁舊藏之物，如王應遴《備書》、郭子章《城書》、趙士楨《神器譜》、張燾《西洋火攻圖說》、畢懋康《九邊兵略》《戰陣圖說》之類罕見兵書，必為《澹目》著錄者。[8] 同時《奕目》著錄漢唐宋元間詩文集101部，明人「國朝詩文集」332部，遠不及《澹目》同類400餘部、800餘部之規模。《奕目》所載宋元別集僅55部，且幾無《澹目》「續收」項下宋元別集名目（73部），可知本類未能繼承祖父澹生堂舊籍。此外《奕目》著錄曲本傳奇甚多，又為《澹目》所無，大約來自祁彪佳遠山堂遺存。可見順治十八年之前，澹生堂舊籍已然經家族分割，祁理孫繼承部分品種仍存梅墅家中，澹生堂舊藏主體寄存化鹿山寺內。
祁氏藏書大宗流散主要有兩次見於記載，前後相隔近三百年，流失文獻品類性質差異較大。
第一次散書事在康熙初年，始末曲折，備受關注。《奕慶藏書之樓記》成文次年，康熙元年（1661），祁理孫、祁班孫（1632-1673）兄弟因參與反清活動（通海案）被捕。後理孫釋歸，班孫流放寧古塔。理孫籌集重金營救胞弟未果，家道中落，精神抑鬱。[9] 康熙五年丙午（1666），呂留良（1629-1683）與黃宗羲合購澹生堂書，繼而反目，成一著名公案。[10] 呂留良既獲祁氏書，乃作《得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三千餘本示大火》詩二首，有雲「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擔論斤換直銀」，「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訂錢」。[11] 可見書價極賤。康熙十八年（1679），黃宗羲追述十三年前獲取澹生堂書舊事，略謂「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山中所存，惟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12] 「入山」或「山中」取書之所當即前述化鹿山中寺院。
綜合呂留良、黃宗羲之說，兩人所得合計至多兩千種，仍不超過澹生堂全部藏書三分之一。傳世澹生堂抄本內呂留良、黃宗羲經手之元人別集俱存。[13] 黃氏「宋元文集已無存」之說亦難盡信，入手總數恐又不止「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無論如何，澹生堂、遠山堂、奕慶藏書樓的主要藏書當在清代流散，絕大部分已然毀失。傳世澹生堂舊籍幾乎全為公藏，目前以中國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台北）、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四家藏品相對集中。
（二）1950年代的結局
1. 梅墅遺書與黃裳
1861年及1948年前後，紹興梅墅祁宅兩次遭到軍隊掠奪。太平天國軍一部曾佔據祁宅後台門，搶劫財物並燒毀宅第。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又搶去後台門部分財產，包括書籍三大箱。[14] 兩次兵燹書物損失詳情不明。
1951-1954年，澹生堂後人世守三百年的家族文獻，最終離別故宅。其中包括祁承㸁、祁彪佳、祁駿佳（承㸁三子）、祁理孫等人的稿抄校本、著作刻本，諸如祁承㸁家書，祁彪佳日記、尺牘、奏稿、詩文集，祁氏登第科舉錄、鄉會試硃卷等等。
約在1951年冬，紹興土改之後，梅墅祁家陷入困頓。祁子明（1876-1946，祁彪佳十一世孫）的遺孀李梅娟（1898-1985）開始售書，起初至論斤稱出。是後兩年間，經紹興舊貨商謝上道、杭州華聯書店、上海書商郭石麒轉手買賣，精品多為黃裳（1919-2012）購得，另有部分售歸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15] 北京圖書館亦略有所獲（後詳）。嘉靖崇禎間登第科舉錄（祁清、承㸁、承煃、彪佳、熊佳）9種則為上海圖書館所得。[16] 趙素文（2011）調查國圖、浙圖、南圖、上圖現藏祁彪佳年譜、日記、著作、尺牘等稿抄刻本，分類列表，可資參考。[17]
1951-1953年，黃裳經眼、入手祁家舊籍甚多。1952年秋跋《東事始末》抄本雲「余所見祁氏遺書約十許種」；1959年春跋《愛日堂吟稿》乾隆刊本謂「余先後收澹生堂四世撰著藏書百許冊於梅市」。[18] 某年跋《中唐十二家集•儲光羲詩集》嘉靖刻本稱「此亦山陰祁氏遺書也[中略]余每見必買，至今所得將近二百冊矣」。[19]
據多篇題跋涉及線索估計，黃裳前後所得梅墅書物或超過四十部，包括祁承㸁家書五十餘通、祁彪佳稿本多種。[20] 1980年之前，部分品種或轉賣，或捐贈，多讓與北京圖書館等機構。1998、2000年，黃裳家藏祁宅故物十餘件進入拍賣市場。[21] 其中祁承㸁致兒輩書札兩件六紙、祁彪佳《守城全書》稿本隨即為台北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購藏；澹生堂舊藏宋人劉弇《龍雲先生文集》成化刻本殘冊為韋力購藏；祁承㸁會試硃卷、祁彪佳順天鄉試頭場硃卷等亦售出，目前藏地不明。迄今未見流通，僅見黃裳曾撰文介紹之書，如祁承㸁《兩浙古今著作考》稿本、祁彪佳《還朝疏稿》稿本等多種，目前或仍為黃裳家人所有。
2. 浙江文管會
據張能耿（1934-2017）調查，1953年冬，李梅娟受祁崇孝（1917-2017，豸佳後裔）建議，將包括祁彪佳奏稿、日記、尺牘、詩文的大宗遺稿及部分藏書，共裝四箱，捐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接收人為浙江文管會幹部王仕倫（1929—1998），曾出具收據。惜收據佚失，目前捐贈總數及細目不明。[22]
按杭州書商王松泉（1913-2006）之說，1951年冬祁宅舊籍流入市面，「此情由王松泉報告給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邵裴之。後在省市縣三級文物部門的共同工作下，祁氏後人於1953年10月將其先祖的手稿及藏書達20箱全部贈送給省文管會，得獎300萬元（舊幣，相當於現在的300元）。」[23]
錢文艷（2018）引用檔案文書，1954年5月12日，浙江省文管會報告浙江省人民委員會《為查報祁彪佳遺稿遺書情況並將捐獻我會接收之手稿及書籍繕具清單報請查核》略云：
右祁忠敏遺稿二十三種，內手稿十六種，舊抄本六種，刻本一種，共三十四冊。各家撰述祁忠敏傳狀行實及祁氏三世著稿二十二種，共二十三冊。祁氏藏明清刻本十九種，共五十九冊，又硃卷一包，雜件二包，絹地畫像二件：祁忠敏像一幅，商夫人像一幅。 [24]
以上遺稿及傳狀等凡45種57冊，明清刻本19種59冊，合計64種116冊，另有硃卷、雜件、畫像等項。今浙江省博物館見藏祁彪佳小像並絕命書冊、祁彪佳像軸、商景蘭像軸，即在文管會接收之列。
1954年12月，浙江省文管會又將此前接收之祁彪佳遺稿遺書及雜件「共計六十二種一百八十九冊又十二件」，移交浙江圖書館。雜件包括祁彪佳奏稿副本一冊、信札副本一件、揭帖稿二件、贍族約二件、地契屋契等等，「共計四冊十二件」。圖書包括《周易傳義》崇禎刻本、《焦氏類林》萬曆刻本等等，共計185冊。[25] 比較1954年5月與12月兩次報告，前者接收64種，後者移交浙圖62種；絕大多數祁彪佳遺稿及傳狀等似乎並不在移交之列；接收冊數（116冊）又明顯少於移交冊數（189冊又12件）。
謝國楨（1901-1982）《江浙訪書記》（1985）開列浙江圖書館所藏祁彪佳遺稿16種，多為疏草、尺牘、文書雜著，稱「以上諸項函稿書札，散置於紹興各地，由杭州古舊書店嚴寶善同志陸續收集，分類整理，始得保存於浙江圖書館，其功不可沒也」。[26] 嚴寶善編《販書經眼錄》（1994）著錄祁彪佳遺編《宜焚疏存稿》崇禎刻本（存卷一卷三）、《巡城疏鈔附告示未上疏》遠山堂抄本（有祁理孫識語）、《林居尺牘》遠山堂抄本（四冊）等6種，注明「今歸浙館藏」並記其由來，蓋自梅墅散出上市後收購。[27] 由此可見以上彪佳遺著並非文管會接收者。
謝國楨、嚴寶善所舉之外，浙圖見藏祁氏舊物另有數種，如《祁忠敏公日記》遠山堂抄本十五卷、《遠山堂詩集》東書堂抄本、《祁忠敏公年譜》祁理孫校訂稿本、清稿本，《寓山志》崇禎刻本等。[28] 諸品或浙江文管會移交者耶？詳情如何，有待查閱檔案全文。
總而言之，浙江文管會接收之祁彪佳稿抄本，並未全部轉歸浙圖或浙博，或以有復本者（如年譜、日記、詩集）留杭州，部分珍貴品種經文化部調撥，轉歸北京圖書館。
（三）北京圖書館
1. 零星入藏與兩次接收
唱春蓮（1998）統計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藏祁彪佳著述善本達34種，「不論數量上還是版本價值上都是其他館藏所不及的」，進而逐一解題介紹；對於藏品來源，僅引用黃裳《談禁書》所謂梅墅祁宅流出之說，未討論具體入藏過程。[29]
黃裳《記郭石麒》一文，追述紹興祁氏舊藏流入市面：
因為數量過巨，力不能舉，[黃裳]就寫信告訴西諦（按，鄭振鐸），由北京圖書館陸續收購，其中有祁彪佳稿本《東事始末》、《萬曆大政（彙）[類]編》等[中略]這次山陰祁氏遺書的重現，可以算作一次非常重要的收穫。最後由北京圖書館全部取去，其全目著錄於館藏善本目中。也有畸零小種為浙江圖書館所得。[30]
1950年代北京圖書館入藏祁氏書總量較大，來源多樣，並非「全部取去」可一言蔽之。按，國家圖書館古籍善本第10441-10501號凡61種為祁氏遺稿或藏書，多已見於1959年版《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31] 已知善本第10488-10501號凡14種為1954年春祁氏後人整體捐贈之書（後詳）。有理由相信，10441-10487號凡47種應為1951—1953年之間梅墅祁家散出（售賣及捐贈）之書，後歸北京圖書館（附錄二）。
善本10441-10501號內，祁彪佳著述達30種，包括《宜焚全稿》（巡按蘇松期間疏稿）、《督撫疏稿》抄本，《祁忠敏公日記》抄本十五卷、稿本二卷，《撫吳尺牘》等多種信札抄本，《遠山堂詩集》抄本，《救荒全書》稿本、《寓山十六景詩餘》稿本等等，涵蓋奏疏、日記、尺牘、詩文、雜著。計稿本8種、遠山堂抄本8種、紅格抄本6種、其他抄本8種。另有祁駿佳《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旁訓》藍格稿本、祁理孫《寓山詩稿》《藏書樓詩稿》東書堂抄本、王思任《祁忠敏公年譜》黑格稿本等數種寫本。明清刻本凡8種10部，如祁承㸁《澹生堂詩集》六卷初刻本、祁彪佳《禱雨文》崇禎十七年蘇州府刻本，祁理孫《先大夫世培府君殉節述》弘光元年刻本、謝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祁公傳》（即祁彪佳傳）刻本、《朝野公言》崇禎十七年刻本3部（蘇州府民奏請蘇松巡按祁彪佳留任事），吳時來《橫槎集》萬曆刻本等等。其中並無澹生堂抄本，明刻本亦無澹生堂藏印。
前述47種善本入館途徑不盡相同。其中至少6種曾為黃裳購得或經手，後轉讓北京圖書館，包括祁彪佳《遠山堂曲品》稿本、《遠山堂劇品》遠山堂抄本、《東事始末》抄本（有黃裳跋）；劉宗周《古學經》（即《古學經輯注》）、《孔子家語考次》抄本。《萬曆大政類編》抄本20冊，其中2冊為黃裳購得寄贈北圖，其餘亦為黃裳介紹轉歸北圖。[32] 此外，黃裳提及祁宅流出之書，見而未收者尚有《救荒全書》稿本、《宜焚全稿》《莆陽讞牘》《里居越言》抄本。[33] 今4書皆在國圖，應為1950年代北京圖書館購入。[34]
以上10種之外，其餘37種未見黃裳提及，恐非全部為北圖購入之品。頗疑北圖所得祁彪佳大宗日記稿抄本、書信集等品種乃自浙江文管會調撥，即來自1953年浙江文管會接收之祁彪佳稿抄本及藏書。同批次入館之書，如編為普通古籍，書號不明，尚難以蹤跡。《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二）：1949-1966》內未見涉及此事。[35]
1954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1898-1958）安排，祁敬五、田景蘭夫婦，會同北京圖書館幹部賈芳、爨汝僖至梅墅舊宅整理圖書，再次捐贈圖書百餘種及雜件若干（後詳）[36]。祁敬五（1906-1997）系祁子明與原配俞氏（約1876-1947）長子，原名起孝，以字行。1954年11月27日文化部簽發收據，並附清冊，寄送祁敬五。收據原件與清冊錄副抄件尚為祁氏後人保存。[37]
按《北京圖書館大事記（1909-1992）》：
[1954年]11月17日 文化部社管局第59號通知，撥交紹興祁敬五捐贈圖書163種，678冊又3包。
12月30日 文化部社管局第133號通知，撥交祁達孝家屬捐贈祁彪（偉）[佳]遺書26種，45冊。[38]
又按國家圖書館檔案目錄，該館檔案內至少5件文書與接收梅墅祁氏贈書相關，可分為兩組，捐贈人分別為祁敬五與祁達孝。
第一組3件：《文化部撥交紹興祁敬五贈書》（1954年11月27日）、《祁敬五捐贈文物清冊》（1954年11月30日）、《祁敬五贈書清冊》（1954年）。前兩件責任者均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簡稱社管局）。可知1954年11月27日文化部社管局行文北京圖書館接收祁敬五（起孝）贈書並附清冊，同日簽發收據及清冊寄送祁敬五本人。
第二組2件：《文化部社管局移交祁達孝贈書清冊》（1954年12月20日）、《文化部撥交祁達孝家屬捐獻祁彪佳遺稿》（1954年12月30日）。按，祁達孝（1935—2019）為祁子明與李梅娟幼子，祁敬五異母弟，1954年時方19歲。所謂「祁達孝家屬捐獻祁彪佳遺稿」應即1953年秋李梅娟以祁達孝名義捐贈浙江文管會之書。1954年12月下旬移交北圖，已在祁敬五贈書撥交一個月之後。待檔案全部公開，移交捐贈品目錄當可明瞭。
1960年代，梅墅祁家宅中尚存不少書籍、字畫，以及祖先祭日簿等重要文書，均在文革時期燒毀。[39] 至此澹生堂以降累代藏書，終成絕響。
2. 1954年捐贈清冊
1954年文化部獲贈之書今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祁氏後人保存著一張「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抬頭並鈐印的收據及附件清冊。《祁承㸁家世》（2004）一書曾經影印收據並錄文。[40] 收據寫道：
祁敬五先生：
承您捐贈祁彪佳遺書壹佰陸拾叄種，共計陸佰柒拾捌冊、又叄包、又木板叄拾塊整，我局已撥交北京圖書館妥善保藏，今將點收清冊寄奉一份請查收為荷。此致
敬禮
附：清冊一份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朱文長方印） 一九五四年
十一月廿七日
按，本年6月鄭振鐸升任文化部副部長，繼續兼任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41] 收據所附清冊題為「1954年3月25日 北京圖書館提書單」，此前未曾全文發表，僅見《祁承㸁家世》書中影印小圖一幅，模糊難辨。[42] 承蒙祁敬五先生哲嗣祁有龍先生賜寄清冊複印件一份（2016年6月28日收訖），本節據即之討論。
清冊抄件三頁，左右雙欄。鋼筆手書潦草，不乏誤字，應為錄副，並非原件。復印件內可見書籍雜件等凡149款。其中開列圖書142款，簡單著錄書名、版本（刻本、抄本、石印、鉛印、油印、銅版）、冊數。[43] 從書名、版本看來，清冊之中已無祁彪佳著述稿抄本。
其餘7款為明清兩朝契約一包、寓山事件（原文如此）一包、雜件兩包一捆、木板三十塊，以及祁承㸁之上六代畫像一幅、惠敏公商夫人（商景蘭）小像一幅、「雙刀兩把代轉」。表格後書「以上共計書陸佰柒拾捌冊」；「捐贈人祁敬五、祁玉香」、「點收人署爨、賈」。
收據內稱捐贈圖書163種，清冊復印件內合計書名僅142款，前者多出21種。同時收據、清冊均寫明總數為678冊，清冊諸條合計亦為678冊，數字一致。[44] 清冊內四條書名後有「等」字，凡62冊，多出之21種或在其中。[45] 點收人爨氏當即北京圖書館館員爨汝僖，1919-1958年在館，曾任中文採訪組組長等職；賈氏當為賈芳（男），1929年入職北平圖書館，曾任閱覽部主任。[46] 清單內明清契約文書、家族畫像等文物甚為珍貴。木板疑為祁宅廳堂匾額、聯板。[47] 以上雜件目前存藏狀況不明，有待尋訪。
茲就國家圖書館現藏本與1954年北京圖書館提書單對照列表（附錄三）。清冊內至少39款可回溯原書，確定目前書號（38種）。1959年之前北圖已從1954年祁敬五捐贈品中選出善本並連續編號。編為普通古籍及1959年之後自普通古籍提升為善本者（書號T開頭）索書號既不連續，甚至相當分散，目前可查得23種。清冊既未詳記版本，僅憑「周禮」「爾雅」之類常見書名，或同名之書復本較多，均難以復核。提書單內部分書名亦未能自國圖聯機目檢出。
善本書號10488至10501內凡14部，9部可與清冊對應。另有5種不見於清冊復印件，包括祁彪佳輯《崇禎奏疏匯輯》（合訂多種明末奏疏集刻本）一部、祁昌徵《山陰祁氏家譜》一部，祁昌徵《山陰祁氏世系表》抄本三部，疑在前述清冊種數與收據所差21種之內。如是則仍有16種捐贈之書題名未詳。
按《山陰祁氏世系表》署祁昌徵纂，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祁昌徵序（「述意」）。《世系表》抄本三部，其一（善10493）續至清末第十九代；其二（善10494）續至民國年間第二十二代祁有循（祁敬五長子，1931年生）、規循（祁有龍，祁敬五次子，1941年生），卷末附錄傳記墓誌舊譜跋文等。《山陰祁氏家譜》抄本無編者署名，據《世系表》跋文可知本譜亦為祁昌徵始纂，抄本續至乾隆年間第十六代。按，祁昌徵（1647-1614），字原朗，祁理孫長子，祁彪佳長孫。
清冊開列之書，主體為清康熙至民國初年刻本抄本，並非收據所稱「祁彪佳遺書」。計刻本82種，抄本20種，另有鉛印19種、石印本19種、油印本1種、銅版印本1種。明版書較少，已知有公鼐《問次齋稿》萬曆刻本、李攀龍《詩韻輯要》萬曆刻本、沈明臣《豐對樓詩選》萬曆二十四年刻本、《筮吉指南》萬曆三十三年刻本、祁承㸁《澹生堂外集宋賢雜佩》明刻本、祁彪佳《寓山注》崇禎刻本，徐肇台《甲乙記政錄》崇禎刊本、徐邦佐《四書經學考》崇禎刻本等8種。[48]
《四書經學考》序文首頁鈐「藏書/樓」白文方印，各卷卷首鈐「祁奕慶/藏書印」朱文長印；卷六末題「阿李乙酉歲看過」一行，下鈐「阿李」朱文小圓印。知為祁理孫（阿李）藏書樓舊物。《詩韻輯要》萬曆刻本及《新輯仕學大乘》康熙五年刻本有祁原朗藏印。清冊內尚有祁原朗輯《祁氏家規三法》康熙三十三年抄本（普JP3312）、《先考奕慶府君行略稿》稿本（善10491），祁曜徵《岳麓吟》康熙二十六年序刻本（普105137）。祁曜徵（1660-1687），字既朗，理孫次子，出繼班孫為嗣。[49] 此外，清冊所載明初錢宰《臨安集》為紅格抄本（善10500）。《臨安集》澹生堂藍格抄本亦在國圖（善13422），有呂留良、莫伯驥藏印，不屬於1954年捐贈品。
1954年出自梅墅的最後一批捐贈品中恐怕已經沒有澹生堂舊藏了，然而這份提書單終不失為澹生堂餘暉的特別紀念，極可寶貴。
結語
澹生堂鼎盛時期藏書約6900種，多為當時通行之本，古刻古抄比例較低。核心珍品即澹生堂抄本，保守估計，總量或在450-500種之間。萬曆四十八年（1620），祁承㸁編訂《澹生堂藏書目》，此前陸續抄錄之書，形式上多已編入《國朝徵信叢錄》《淡生堂餘苑》兩部抄本叢書，約319種；此後七八年間增益之刻本抄本，部分以「續收」名義，附於《藏書目》稿本各類之末，合計865種，佔全目12%，絕大多數未注明版本情況。
天啓五年至七年（1625-1627），祁承㸁游宦河南，自開封周藩朱勤美借抄萬卷堂藏書，多為彼時罕見之本，錄成澹生堂抄本一百三四十種，文獻價值較高。對比祁氏、周藩兩家藏書目錄，可知祁氏選擇抄錄前朝（唐宋元）詩文別集最多約67種，易類次之約34種，其他部類亦間有之。目前已知傳世澹生堂抄本凡80種，其中至少37種（內含別集26種）基本可以肯定抄自萬卷堂。萬卷堂藏書見於書目著錄者約5500部，原書全毀，經抄錄及刊刻傳世者無多，此37種澹生堂抄本當為最大一宗。
澹生堂藏書自清初大宗流散，民國之前絕大部分已然毀失。傳世80種澹生堂抄本約佔澹生堂抄本總數（約450—500種間）的17%。已知澹生堂舊藏刻本傳世者十餘部。抄本、刻本合計略近百種，不及《澹生堂藏書目》著錄總量的2%。參諸藏印題跋，各書大都流傳有緒，屬於清初散出之本。
1951-1954年間，紹興梅墅祁宅藏書分三個階段散出。這批書物以祁彪佳日記信札、著述稿抄刻本及年譜等關係文獻為核心，另有祁承㸁、祁駿佳、祁理孫、祁昌徵等數代著述稿抄刻本及相關藏書等，總計約300種，其中澹生堂藏書極少。
散書第一階段為1951年冬開始陸續出售，總數不詳，推測略近百種，內多稿抄本等珍貴文獻；經紹興、杭州、上海書商轉賣，絕大多數為黃裳、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所得。此時北京圖書館收穫尚少，大都為黃裳贈送或介紹收購。
第二階段為1953年秋，浙江文管會接收李梅娟、祁達孝母子捐贈大宗祁彪佳著述稿抄本及先人藏書至少64種，以及硃卷、畫像、地契等雜件。浙江文管會所得之物又經分割，部分品種移交浙江圖書館、浙江省博物館，最珍貴的品種大都在1954年12月由文化部調撥北京圖書館。
第三階段為1954年春，文化部派遣北京圖書館工作人員至梅墅參與清點祁宅剩餘藏品，接收祁敬五（起孝）捐贈圖書163種及契約、木板、畫像等雜件，版本以清代刻本抄本為主，少量為祁理孫藏書、祁昌徵著作及藏書，已無祁彪佳著作稿抄本。1954年11月調撥北京圖書館。
1950年代梅墅祁宅散出遺書後歸公私收藏者約300種，外加澹生堂傳世舊藏約100種，合計逾400種，其中稿抄本超過150種。多數品種猶可按目而得。當前已有條件編纂一部書錄性質的《梅墅祁氏遺書知見錄》，實地調查各館藏品，準確著錄書志信息，進一步考察相關檔案，釐清流傳始末，盡量呈現四百年來澹生堂遺澤全貌，以期這批珍貴的文化遺產得到更好的保護與利用。
2023年3月4日初稿，2023年4月24日修訂，時在紹興梅墅村整體拆遷之際。
按：原文另附有《傳世澹生堂抄本與周藩藏書目對照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1951-1953年梅墅祁宅散出善本》及《1954年北京圖書館提書單》，因表格過長，今略，具體請參閱紙質出版物。
注釋：
[1]（清）黃宗羲：《黃梨洲文集》，陳乃乾編，中華書局，2009年，第401頁。
[2]2023年3月17日，筆者訪問梅墅村，尚見密園遺存一小丘，上有假山石數塊。
[3]（明）祁承㸁：《澹生堂讀書記澹生堂藏書目》，第163-165頁。
[4]黃裳：《祁承㸁家書跋》，《中華文史論叢》總第32輯，第 265頁。
[5]（明）祁彪佳：《祁彪佳日記》，張天傑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06頁，第815頁。
[6]張能耿：《祁承㸁家世》，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58頁。
[7]（清）祁理孫：《奕慶藏書樓書目》，國家圖書館藏抄本（鄭振鐸舊藏），林夕主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明清卷》第14冊，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1頁，第45頁，第54頁。
[8]（清）祁理孫：《奕慶藏書樓書目》，第183—185頁。祁承㸁：《澹生堂讀書記澹生堂藏書目》，第551-553頁。
[9]（清）祁昌徵：《先考奕慶府君行略稿》，國家圖書館藏稿本（無頁碼）。
[10]詳見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輔仁學志》第5卷第1、2合期，1936年；徐益藩：《黃梨洲呂晚村爭澹生堂書平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第1卷第3期，1947年。
[11]俞國林：《呂留良詩箋釋》，中華書局，2015年，第498頁。
[12]（清）黃宗羲：《黃梨洲文集》，第402頁。
[13]按，元人吳海《聞過齋集》澹生堂抄本，有康熙癸巳（1713）馬瑗跋，謂書中天頭朱批為「黃梨洲先生筆」。元人鄭玉《師山先生文集》《遺文》澹生堂抄本，鈐有呂留良「御兒呂氏/講習堂經/籍圖書」朱文方印。《沈先生春秋比事》澹生堂抄本，有康熙四十年某氏（姓名挖去）跋，稱此書為黃百家贈，「蓋其父梨洲先生舊藏」。以上三部皆為國家圖書館藏品。
[14]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8頁，第3622頁。
[15]嚴寶善編錄：《販書經眼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0-271頁。王松泉、王巨安：《杭州百年書肆記》，見杭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杭州文史資料》第27輯《湖上拾遺》，杭州出版社，2007年，第201-202頁。
[16]陳長文：《明代人事檔案—進士登科錄的刊刻、流布與珍藏》，《檔案與建設》2007年第8期，第12頁。
[17]趙素文：《祁彪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27-324頁。
[18]（明）祁彪佳輯：《東事始末》，國家圖書館藏明末抄本。黃裳：《來燕榭書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0頁。
[19]《中國嘉德'98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拍賣會圖錄，第622號拍品。
[20]黃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後記》，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335—337頁。黃裳：《來燕榭讀書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1-249頁。黃裳：《來燕榭書跋》，第360—361頁。黃裳：《祁承㸁家書跋》，第233-235頁。
[21]韋力：《我錯過的「士禮居」與「澹生堂」》，《南方都市報》2014年11月23 日，第14版。張瑋：《祁承㸁藏書及文獻學思想研究》，第235-241頁。拓曉堂：《嘉德親歷：古籍拍賣風雲錄》，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第188-191頁。按《中國嘉德'98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圖錄，第615-623號，9件拍品標注為「澹生堂故物」，包括祁承㸁致祁彪佳書札手稿六頁、祁承㸁致兒輩書札手稿二頁、祁彪佳《蘇患三端》抄本、《韓詩外傳》嘉靖十八年刻本（有祁理孫藏印）、祁彪佳《守城全書》稿本、祁彪佳《蘇松巡按察院置買役田書冊》崇禎刻本、《楚辭》萬曆刻本（書根題「東書堂」）、蔣孝編《中唐十二家集》嘉靖二十九年刻本；祁承㸁《澹生堂外集》三種（《琅琊過眼錄》《符離彌變事略》《西游蘇門山記》）明刻本合訂一冊（曹溶、王端履、傅以禮舊藏），附清末傅以禮手抄《澹生堂藏書約》一冊。這組拍品為黃裳舊藏，後6件皆有黃裳藏印及題跋，第4—7件鈐有上海圖書館退還圖書章。除《澹生堂外集》自清初以降流傳有緒，其餘8件當為 1950年代初祁宅散出之書。嚴格的說，以上諸品多數皆非澹生堂故物。
[22]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237—242頁。按，1953年5月王仕倫調入浙江文管會工作。參見王士倫：《王士倫文物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359頁。《文集》內未見澹生堂相關內容。
[23]王松泉、王巨安：《杭州百年書肆記》，第202頁。又按《紹興文博大事記 1949-1989》，1954年6月條：「經省、市、縣文管部門說服動員，紹興柯橋柯岩鄉祁彪佳後裔祁老太將剩餘的祁家藏書二十餘箱獻給國家，於53年10月，由省文管會提取，其中祁彪佳絕命書及畫像移交浙江博物館陳列，此外全部存於文管會。省文管會撥款300萬元（舊人民幣）作獎勵金，交由紹興縣人民政府作修理祁彪佳殉節處及墳墓之用。」紹興市文物管理處編：《紹興文博大事記 1949—1989》，紹興市教育包裝印刷廠印刷，1992年（？），第17-18頁。承蒙張國雄先生惠示本文線索。
[24]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號：J169—006—029。轉引自錢文艷《建國初期浙江省對私家藏書的保護研究》，《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8年第10期，第47頁。承蒙張國雄先生惠示本文線索。
[25]浙江省文管會報告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為奉示處理祁彪佳遺書遺稿報請核示由》，1954年12月14日，浙江省檔案館，檔案號：J159-004-015。轉引自錢文艷：《新中國成立初期浙江省文物保護研究（1950-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99頁。
[26]謝國楨：《江浙訪書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111頁。
[27]嚴寶善編錄：《販書經眼錄》，第78-83頁，第270-271頁。
[28]趙素文：《祁彪佳研究》，第327-324頁。
[29]唱春蓮：《北京圖書館藏明代祁彪佳著作探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年第2期，第117-124頁。《北京圖書館藏祁彪佳文稿》（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影印彪佳日記、書信、奏疏及文學作品等稿抄本15種，書前出版說明亦未介紹館藏來源。
[30]黃裳：《記郭石麒》，《春夜隨筆》，成都出版社，1994年，第134頁。
[31]該目收錄範圍以1949—1959年新入藏者為主。
[32]「《萬曆大政類編》二冊已寄北京圖書館矣。先是書出凡二十許本，為顧某攜去，而無錢可購，因致書鄭西諦，遂歸圖書館。此二冊為後出者，因輟贈之。凡所抄皆從政書出。又《東事始末》五冊已歸北京圖書館，亦抄本也。」參見黃裳：《來燕榭讀書記》，第231頁。
[33]「在一九五二年底，古董鋪的估人拿來了祁彪佳《救荒全書》稿本十數冊，毛訂原裝【中略】終於買不起」。參見黃裳：《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後記》，第337頁。「劉宗周稿本《古學經》八卷，殘存卷一至五；《孔子家語考次》四卷【中略】是皆梅里祁氏遺書也。余皆見而收之」；「彪佳奏疏《宜焚全稿》十八卷、《莆陽讞牘》十三冊、遠山堂抄本《里居越言》八冊，皆當日原鈔底冊，卻無力更收之矣。」參見黃裳：《來燕榭讀書記》，第189頁。
[34]按，國圖今存黃裳舊藏祁氏故物如澹生堂抄本《貢禮部玩齋集》（善17652），有黃裳跋，考為清初散出者，非1950年代出自梅墅。黃裳舊藏起元社抄本《遠山堂曲品》（善18030）、《遠山堂文稿》（善18032）亦屬善本，然書號已距1950年代入藏者較遠（如《遠山堂曲品》稿本書號為10487），或系1960年代之後進入北圖。
[35]周和平主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二）：1949-1966》，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36]按，1950年代初，祁敬五一家租住在北京景山後街北面的碾子衚衕，房東為民俗學家常惠（字維鈞，1894—1985）。常惠（時在故宮博物院任職）與王冶秋（時任文化部社管局副局長）相熟。王寓在黃化門街，兩家相距不過二三百米。某日王冶秋談及近期山陰祁家藏書流散之事，常氏想到租戶為祁姓紹興人家，遂向田景蘭徵詢，始明祁承㸁、彪佳後人近在眼前。不久遂由文化部社管局借調祁敬五（1952年前往交通銀行咸陽支行任職）、田景蘭夫婦前往紹興梅墅整理藏書。以上承蒙祁有龍先生賜告。又按宋雲彬（1897-1979）日記，1954年4月8日，「下午赴文管會，聽方傑（紹興魯迅紀念館負責人）報告文管會徵收祁彪佳遺族文物經過情形及最近祁敬五（彪佳後裔）會同北京圖書館派來之賈芳、爨汝僖赴紹興蒐集祁彪佳遺書情形。」宋雲彬時任浙江省文聯主席，省文史館館長。恰逢鄭振鐸自福建返回北京，途徑杭州小住，4月7日、8日宋雲彬皆與鄭振鐸聚談。參見海寧市檔案局（館）整理：《宋雲彬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11頁。
[37]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242頁，第253—257頁，第363-364頁。這次歸鄉整書捐贈意外導致祁敬五先生1957年遭遇巨大不幸，家人亦受牽連。
[38]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大事記（1909-1992）》，打印本（非賣品），1992，第49頁。
[39]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242頁，第257頁。
[40]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363-364頁。
[41] 1951年10月至1955年3月，鄭振鐸、王冶秋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副局長，本局由文物局與科學普及局合併成立。1954年6月19日，中央任命鄭振鐸為文化部副部長；11月25日文化部上報國務院人事局，鄭振鐸兼任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參見國家文物局編：《國家文物局暨直屬單位組織機構沿革及領導人名錄》，文物出版社，2002 年，第8頁。
[42]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364頁。
[43]提書單內版本項多作簡寫作刻、抄、石、鉛、油印、銅，並大量使用重文符號。
[44]表內僅有一處冊數數字模糊難辨，如為「一」冊，則各條冊數相加即678冊。
[45]「孝經等」刻本四冊、「按奉封吊等」刻本五冊、「漕項匯紀等四種」抄本五冊、「戶部則例等」抄本四十八冊。
[46]二人身份，承蒙趙前先生、雷強先生指示。參見周和平主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匯編（二）：1949—1966》下冊，第1759頁，第1764頁。
[47]祁宅前台門原有「世祖孫父子進士」匾及至少七對聯板。參見張能耿：《祁承㸁家世》，第4-5頁。
[48]1959年版《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澹生堂外集宋賢雜佩》明刻本（善10499），但未按本書體例注明捐贈人（如「瞿捐」「傅捐」等）。參見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編：《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第四冊，中華書局，1959年，65a。
[49]《山陰祁氏家譜》，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本文原刊於《天一閣文叢》（第21輯），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