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解字》考論
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解字》考論*
董婧宸
【摘要】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解字》是清代《說文》流傳史上的重要刊本。關於該書的底本，學界曾多有討論但仍多誤解。今據孫星衍的手批書稿、藏書跋文和書札等相關史料，知孫星衍於嘉慶十二年（1807）冬借得額勒布藏小字本《說文》後，交顧廣圻主持翻刻，於嘉慶十五年（1810）前後刊成。孫星衍原擬另以姚文田輯錄、嚴可均編纂的群書引《說文》為基礎，請顧廣圻審定之後，作《說文》校記附書而行，但由於嚴可均和顧廣圻在校勘理念和結論上的分歧而中輟。今題顧廣圻撰的《說文考異》，實為平津館《說文解字》校記殘稿，而嚴可均《說文校議》和顧廣圻《說文辨疑》，集中體現了兩人參與平津館《說文》校勘工作時的校勘理念和校勘結論。比較額本和孫本的文字、刻工、行款，知孫本較為忠實地依底本翻刻，體現了刊刻主持者顧廣圻「不校校之」的學術主張。唯額本底本漫漶之處，孫本間有誤字。在翻刻的過程中，新增訛誤亦在所難免。這些問題，是今人使用孫本《說文》及由此衍生的陳昌治本時，尤其應當注意的。
【關鍵詞】說文解字；平津館；額勒布本；孫星衍；嚴可均；顧廣圻
嘉慶年間刊行的孫星衍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解字》，是清代中期以來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大徐本《說文》。同治十二年（1873）陳昌治「以陽湖孫氏所刊北宋本為底本」，改為一行一篆本。《書目答問》在介紹《說文》時，有「孫本最善，陳本最便」之論[1]。
圍繞著平津館本的來龍去脈，長期以來雖有討論，卻仍留下許多尚未解決的疑團。就刊刻時間而言，平津館本封面題「嘉慶甲子歲仿宋刊本」，是為嘉慶九年（1804），張召南撰、王德福續《孫淵如先生年譜》，將刊「宋本小字《說文》」繫於嘉慶十一年（1806）十一月，而平津館本篇首孫星衍《重刊說文解字序》則署嘉慶十四年（1809），前後有五年之差；就刊刻底本而言，《重刊序》有「今刊宋本，依其舊式，即有訛字，不敢妄改」之說，陳昌治翻刻一行一篆本時，僅雲「孫刻篆文及解說之字，小有訛誤，蓋北宋本如此」，已莫知其詳。晚清以來，通過比較孫本與其他宋本的文字、版式、行款，結合孫星衍藏書及其流傳，學界提出了孫本祖周錫瓚本[2]、王昶本[3]、錢曾本[4]、額勒布本[5]等較有代表性的說法，而孫本的翻刻是否忠實，因底本不詳而無從得知；就刊刻內容來說，《重刊序》提及「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別為條記，附書而行」，這份校記又未曾面世，坊間又有嚴可均、顧廣圻因刊刻《說文》失合的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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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結合相關的批校跋文、藏書流傳、書札通信，考定孫本的底本選擇、刊刻時間、校勘經過和刊刻特點，還原平津館本《說文》刊刻始末，探討《說文解字》校記最終未能付梓的緣由，並思考不同的校勘理念對《說文》研究的影響。
一、清代前期《說文》的傳播與平津館本的刊刻緣起
明代以迄清初，《說文》全本的流傳不廣，顧炎武即未見「始一終亥」本《說文》。至清代前期，大徐本《說文》流傳主要有兩個途徑：其一，汲古閣本《說文》及其覆刻本的流傳，其二，宋元舊本《說文》的相互借閱。乾嘉之際，段玉裁參校宋本《說文》作《汲古閣說文訂》，闡明汲古閣本《說文》多經剜改，非宋本舊貌。學界翻刻宋本《說文》的呼聲越來越高。
毛氏汲古閣大字本《說文》有初刻本和剜改本之區別，初刻本約刊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第五次剜改約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6]。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視學安徽時，又據汲古閣剜改本翻刻為椒華吟舫本。乾隆末年通行的《說文》刊本，即以汲古閣剜改本及椒華吟舫本為主。
與此同時，隨著舊本《說文》在藏書家和學人間的相互流傳，學者也漸知汲古閣剜改本的不足。集中體現這一過程的，正是以《說文》研究著稱的段玉裁。段玉裁早年作《說文解字讀》時，以毛氏汲古閣剜改本為主，並參用《繫傳》《五音韻譜》對校，間有幾處提及「麻沙宋本」，但其「麻沙宋本」的校語，蓋非親眼得見，而是錄自書商錢景開[7]。乾嘉之際，段玉裁在藏書家周錫瓚、袁廷檮等人的幫助下，得見汲古閣初印本、趙靈均抄本兩個大字本《說文》，並王昶本、周錫瓚本、葉萬抄本三個小字本《說文》，作《汲古閣說文訂》，以校勘記的形式，詳錄各本異同，指出通行的汲古閣本經毛扆剜改，多取徐鍇《系傳》，非宋本舊貌。《說文訂》在學界影響極大，嚴可均言：「嘉慶三年時，此書流播都下，都下翕然稱之。」[8]黃丕烈雲：「金壇段茂堂先生玉裁來寓吳中，遂有《汲古閣說文訂》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9]《說文訂》奠定了清代中期以來的《說文》校勘範式，其中揭櫫的諸多異文，促使清代學人關注《說文》的版本差異，更加重視宋本的獨特之處。嘉慶年間，藤花榭本《說文解字》和平津館本《說文解字》均依小字宋本開雕，回應了當時學界對宋本《說文》的迫切需求。
嘉慶十年夏（1805），孫星衍致書錢侗：「弟欲重刊宋本《說文》，為之考證於後，引各書所引《說文》之詞，訂定其是，附載各卷。」[10]從這封書信和相關史料可以看出，孫星衍謀劃刊刻《說文》之時，即擬分為兩個部分：一，擇善本重刊宋本《說文》；二，廣搜材料撰寫《說文》考證校記。這兩部分的工作密切相關又各有側重，時間上大致同時開始。為敘述方便，以下分別述之。
二、平津館本《說文》的底本選擇與刊刻經過
孫星衍曾在《孫氏祠堂書目序》中說：「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秘籍，或寫或購，盡在予處。」重視古籍善本，結交海內學人，是孫星衍刊刻岱南閣叢書、平津館叢書的基礎。根據史料來看，孫星衍曾先後收藏或得見的小字本《說文》，包括影寫王昶本、額勒布藏本及錢曾舊藏本三種小字本《說文》，而平津館本《說文》刊刻底本的獲得與選擇，前後也有意想不到的波折和變化。
乾嘉之際，王昶藏本《說文解字》聲名尤著。段玉裁曾參校該本作《說文訂》，錢大昕、黃丕烈、阮元、顧廣圻等人亦曾獲睹其面貌。雖然嘉慶初年，孫星衍和王昶曾同主講於詁經精捨，但在嘉慶十年（1805）時，孫星衍在山東督糧道任上，無緣南下。是時錢侗在王昶幕下幫助刊刻《金石萃編》，得以借觀王昶藏本《說文》[11]。孫星衍八月間迻書錢侗，談及謀刻《說文》，雖然書信中並未明言抄錄王昶本一事，但此後不久，錢侗即開始襄助孫氏影抄王昶本《說文》。
嘉慶十二年（1807）十二月，孫星衍自額勒布處，另借得宋小字本《說文》[12]。孫星衍、洪頤煊、顧廣圻校訂的汲古閣本《說文解字》[13]表明，孫星衍曾通校此本兩過。第一次是嘉慶十二年二月至三月期間，孫星衍以《玉篇》《廣韻》等他書校此本一遍；第二次則是嘉慶十二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間，孫星衍借得額勒布本後，重校此本一遍[14]。卷一下末孫星衍跋：「嘉慶丁卯歲（十二年），以額鹽台借寄小字本宋本《說文》校一過，十二月十六日狂風竟夜，至早未息。五松居士記於平津館。」又卷十五下末跋：「嘉慶十三年正月四日校完小字宋本於安德道署之平津館。」這完整而清楚地記述了孫星衍借得額勒布本《說文》並校勘一過的時間。嘉慶十二年十二月末，孫星衍致書在蘇州主持平津館叢書工作刊刻的顧廣圻，囑其留意翻刻額本《說文》：「尚有借到額鹽政小字《說文》，遇便寄交尊處翻版等事，乞先為留意。」[15]
巧合的是，嘉慶十三年（1808）正月，錢侗攜抄完的影寫王昶本《說文》至孫星衍德州道署交付。孫星衍得以同時展閱影抄王昶本和額勒布本這兩帙《說文》。今存的孫星衍校跋中，《標目》第一頁天頭書「依宋本小字板校」，全書各卷天頭和篆文邊的「宋本作某」、「小字宋本作某」「蘭泉本作某」等，即是孫星衍第二次校勘時所作。其「宋本」「小字宋本」均指額勒布本，「蘭泉本」指影抄王昶本（王昶號蘭泉）。如卷四「
」下，孫星衍有兩行批校：「宋本亦作『引』也」，「蘭泉本『神』也」。大部分校語僅出異文，偶有孫氏案語，如卷一上「神」字，毛本作「從示申聲」，孫星衍校：「宋本無『聲』字，甚妙」。卷一上「中」字，毛本作「和也」，孫星衍校：「宋本作『而』，未詳，然『和』字疑後人所改。」[16]經過校勘，孫氏跋於影抄王昶本末[17]：
此本從王少寇藏祠宋本影鈔。戊辰（嘉慶十三年）正月，錢文學侗到德州見付，酬贈工價白銀七十兩。時又借得額鹽政宋本，粗校一過，大略相同。惟有一二處少異。如《又部》「
」，此本作「神也」，額本仍作「引也」之類，恐是補葉改寫之異。今擬重刊，以額本為定。宋刻如「蟬媛」「蜉游」之屬，不作「嬋媛」「蜉蝣」，勝於毛本者，指不勝屈。吾後人其寶藏之。人日記於平津館，五松居士。
案，孫星衍所說「蟬媛」「蜉游」，分別見毛本《說文》「媭」「.webp){kind=small}
」字下。其中「媭」字額本、孫本、《集韻》作「蟬媛」，毛本、王本、陳本作「嬋媛」，「嬋」為《說文》新附字；「蝣」字《說文》未收，孫氏當亦以此為額本稍勝王本、毛本之證。經過粗校，孫氏認為二本「大略相同」，王本恐有「補葉改寫」，故決定以額本為底本翻刻。嘉慶十三年二月末，孫星衍另作一札與顧廣圻，雲：「悉宋刻《說文》等收到，即為籌刊，甚慰……錢同人寫本甚整齊，然覓便祈歸，又復遷延時日。吳門如有佳書手，亦不必惜小費，此部留存亦有用也。」[18]知孫星衍當於一月校完額本《說文》後，將額本寄至顧廣圻處，請顧廣圻代為尋覓抄手，不惜工本進行影刊。之後，乾隆十三年閏五月初九，孫星衍又與顧廣圻書，催辦《說文》事宜[19]。六月至九月，孫星衍乞假南下，曾至吳門孫子祠與顧廣圻商議刻書事宜。嘉慶十四年，孫星衍作《重刊說文解字序》，冠於平津館本《說文》卷首，言「屬顧文學廣圻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知篆文摹寫，出於顧廣圻之手。標目末頁表明，該本由金陵名工劉文奎、劉文楷、劉文模兄弟雕刻上板。平津館本《說文》刊刻告竣，大約在嘉慶十四年、十五年間[20]。
平津館本《說文解字》先以零本印行，扉頁為「嘉慶甲子歲仿宋刊本/說文解字/五松書屋藏」，後收入《平津館叢書》。「五松書屋」取於孫星衍書齋之名，「嘉慶甲子」則為嘉慶九年（1804）。甲子固然為吉時，但之所以要題「甲子」，一方面可能是孫本謀劃刊刻的時間，另一方面也與嘉慶十二年開雕的藤花榭本有關。「藤花榭」是額勒布的室名，孫星衍嘉慶十四年撰寫的《重刊序》中提及：「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無復舊觀」，指的就是行字大小介於毛本和孫本之間的藤花榭本[21]。孫星衍指出，藤本亦出自小字宋本《說文》，又多依毛本校改，不復保留底本面貌。然而，孫本刊成時，藤本已經流通，故稍晚刊成的平津館本，在封面題寫更早的「嘉慶甲子」，自有避免和藤花榭本衝突的考慮。
孫星衍之所以選用額勒布本而非影寫王昶本作底本，大概有兩方面的因素：其一，影寫王昶本收到時，孫星衍已基本校完額勒布本，且經粗校後發現，二本差異不大。其二，孫星衍、黃丕烈、顧廣圻等人均曾注意到王昶本經人描寫[22]，平津館本翻刻工作，由「屢見宋槧」的顧廣圻主持，以顧廣圻對古籍版本的審斷，也會主張以較為完整的額勒布本作底本，而不是經過描潤再加影抄的影寫王昶本。由此，影寫王昶本終歸孫星衍收藏，而沒有作為孫星衍刊刻的底本。前人多不知孫本實從額本而出，是因為從藏書源流上，額勒布本上並無孫星衍印章，而影寫王昶本和錢曾藏本上倒是鈐有孫星衍的藏書印。事實上，上文已經考定，孫星衍借得額本後旋即寄出交顧廣圻翻刻，加上刊成時藤花榭本已由額勒布作序梓行，故孫星衍撰序時，不便明言其底本所出。至於另一帙鈐有孫星衍印章的錢曾藏本，《孫氏祠堂書目》《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均未著錄，根據《孫氏祠堂書目》刊於嘉慶十五年（1810）這一線索，則錢曾藏本歸於孫星衍的時間，當不早於平津館本《說文》刊成[23]。
三、平津館本《說文》校記與嚴可均顧廣圻之爭
嘉慶十年夏（1805），孫星衍寫信給錢侗言及刊刻宋本《說文》時，即擬撰寫考證，附於卷末，而這項工作的初稿，主要由當時在孫星衍山東平津館幕下的嚴可均完成。
據嚴可均《說文校議敘》、《說文校議後敘》，嘉慶初年，嚴可均、姚文田曾一起輯錄《說文長編》，並編有《類考》，其中有「群書引說文類」一種。今國圖藏有題姚文田、嚴可均的《說文解字考異》稿本兩種[24]，其中A02104有多冊封題「群書引說文類」，僅署姚文田名，知此稿初由姚文田輯出。該本於各條下抄錄大徐、小徐原文，次抄錄群書所引《說文》並注明出處，極少處有案語和考證，是考索群書引《說文》的最初雛形。
應孫星衍之邀，嚴可均於嘉慶十年冬（1805），將《類考》中的「群書引說文類」部分撮舉大略，別作《說文校議》。嘉慶十一年丙寅冬（1806），嚴可均在平津館完成《說文校議》初稿後，孫星衍即謄寫兩本，略作商訂[25]。汲古閣本《說文》上過錄的嚴可均校語，當即嘉慶十二年（1807）二月至三月前後孫星衍第一次校勘《說文》之時所錄。嘉慶十三年，顧廣圻在蘇州主持《說文》翻刻工作時，孫星衍又擬將嚴可均稿加以修訂，作為《說文》校記付刊。是年閏五月初九，孫星衍致書顧廣圻，在催辦《說文》刊刻的同時，另外提及：「《說文校字》尚乞暇時核定，附各條於後。足下學識素所佩服，必能折衷至當。」這裡的《說文校字》指《說文》校記。孫星衍或即在這時將過錄有嚴可均校語的毛氏汲古閣本《說文》寄給顧廣圻。嘉慶十四年（1809），孫星衍作《重刊序》，云「吾友錢明經坫、姚修撰文田、嚴孝廉可均，鈕居士樹玉，及予手校本，皆檢錄書傳所引《說文》異字異義，參考本文，至嚴孝廉為《說文校議》，引證最備」，並言「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別為條記，附書而行。」即意在整理傳注等引《說文》異同，作為校記附書而行。
今存的孫星衍、顧廣圻校跋毛氏汲古閣本《說文解字》及潘錫爵《顧氏說文學兩種》中錄出的《說文考異》，是反映平津館本校記工作前後發展的重要史料。其中，毛氏汲古閣本《說文解字》卷一下末「庚午六月覆勘，澗蘋顧廣圻記」，是顧廣圻校語中年代最早者，時為嘉慶十五年（1810）六月。不難想見，顧廣圻當是在平津館本《說文》刊成後，方全力投入校記的復核工作。至嘉慶十六年秋（1811），孫星衍致仕並移居金陵冶城山館後，顧廣圻即館於孫星衍處，幫助孫星衍刊刻《續古文苑》等書。顧廣圻核對《說文》的工作，一直持續到嘉慶十九年（1814）[26]。今全書批校朱墨爛然，既有孫星衍過錄的嚴可均校語，亦有孫星衍的商訂之詞，另有顧廣圻所作的覆勘筆墨。以下摘錄與《說文》校記有關諸條，以覘見諸家考訂[27]：
（1）珍，寶也。[嚴可均]《御覽》八百二引作「琛，寶也。」草書珍作珎，琛作珎，相似故誤為琛。[顧廣圻]考《御覽》八百二：「《說文》曰琛，寶也。犍為捨人曰：美寶曰琛。」最為大誤。《說文》那得有犍為捨人注耶？必是《爾雅》無疑。書之難引如是。癸酉六月書。
（2）
，
皃。[嚴可均]《一切經音義》卷廿一鬇鬡引《說文》作
（3）䰝，鬵屬。[嚴可均]《韻會》引作「甗也」。[顧廣圻]廣圻按：《韻會•二十五徑》：「甑，《說文》甗也」（引今《瓦部》文也）；「本作䰝，從鬲曾聲，鬵屬也」（引今《鬲部》文也）。嚴孝廉以為《韻會》引此作甗也，蓋沿鈕校之誤，其實蓋鈕誤讀《韻會》耳。黃公紹並不引「䰝，甗」，《韻會》俱在，可覆按耳，今訂正刪之。
（4）福，祜也。[嚴可均]《玉篇》引作「祐也」，《繫傳》《韻會》引作「備也」，今作「祜」，誤。[孫星衍]宋本正作「祐也」。
（5）庼，或從廣頃。[孫星衍]宋本作「頃聲」。汲古亦有（初印）。《五音韻譜》亦有。 [顧廣圻]《繫傳》無，此所謂毛依小徐改者也。訂《說文》者未及此。甲戌再讀。
（6）禔，安福也。[嚴可均]《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作「安也」，疑衍福字。[顧廣圻]《玉篇》：福也，安也。[顧廣圻]廣圻按：《繫傳》《韻會》皆有福。
（7）璠，璵璠。魯之寶玉。從玉番聲。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嚴可均]定五年《左傳釋文》:「璵，本又作與」；《事類賦》玉注引「孔子」上有「逸論語」三字。[顧廣圻浮簽]查《事類賦》此條並不引《說文》也。賦雲：「魯之璠璵」。注曰：「《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哉璠璵。」云云。嚴孝廉之校語，可謂孟浪矣。……又言引一誤，言在孔子上二誤。
（8）璧，瑞玉圜也。[嚴可均]《御覽》八百二引作「環」也。[顧廣圻]在八百六。
批校條目中，原始材料多見於姚文田《說文解字考異》稿本，孫星衍錄出的嚴可均校語，又較姚氏稿本增補了考證和案斷，也多與後來的《說文校議》相合。在嚴可均校語上，孫星衍間有商訂，顧廣圻則有大量的塗乙、訂正，並多有駁正的校語。
例（1）此條，姚文田稿本僅言「琛，寶也。（《御覽八百二》）」。嚴可均進一步認為，珍和琛當為草書相誤。嘉慶十四年孫星衍的《重刊序》中曾取嚴可均此說，以「《御覽》引『琛，寶也』，乃『珍』字」之說，作為《說文》傳寫脫誤致「引字移易」之例。嘉慶十八年癸酉（1813），顧廣圻核《太平御覽》，據文下小注知「琛，寶也」出自《爾雅》，論定其為《御覽》誤引。今《說文校議》中並無「琛」條，應為嚴可均聽從孫星衍商訂後刪去。這條校語，突出反映了姚文田、嚴可均、孫星衍、顧廣圻諸人的校勘發展和更定過程。在光緒年間刊行的《說文辨疑》中更顯示出，顧廣圻進一步從此例出發，討論了類書引《說文》的複雜性[28]。例（2）和例（3），孫氏過錄的嚴可均校語，大體見於《校議》。顧廣圻核對《一切經音義》《韻會》原文後，知嚴可均引據失當，不察古書體例，故在「
」條下以墨筆塗去嚴校，別於天頭加以辨證，又在「䰝」條下批駁嚴氏之誤。例（4）和例（5）是嚴可均、孫星衍、顧廣圻結合他書引《說文》和《說文》版本所做的校勘。如「福」字，嚴可均先據《玉篇》《繫傳》《韻會》等小學專書，提出毛本作「祜」有誤，這一推測後為宋本所證實。「庼」字的修改，亦符合段玉裁《說文訂》所言的汲古閣本據小徐剜改的情況，《說文訂》失校，顧廣圻「訂《說文》者未及此」，指出的是段玉裁的遺漏。例（6）（7）（8），顧廣圻通過核對原文，更正了嚴可均校語中的引文錯誤、卷數之誤，其中，禔條《說文校議》未見；而璠、璧條見於《說文校議》，嚴氏引文仍然有誤[29]。
從汲古閣本《說文》上的校語中可以看出，嚴可均和顧廣圻在校勘思路和校勘結論上皆有不同。嚴可均之作《說文校議》《說文訂訂》，多以《玉篇》《集韻》《一切經音義》《太平御覽》《事類賦》及經傳舊注引《說文》為依據，意在據他本校勘《說文》，在《說文》版本上則鮮據古本、善本，多本段氏《說文訂》為說[30]。顧廣圻之校勘，一貫主張以本校材料為主，以他校材料為輔。他經眼並校勘過小字宋本、汲古閣初印本、汲古閣剜改本、汲古閣舊藏《繫傳》抄本等多個《說文》重要版本[31]。由於校記的覆勘工作，是應孫星衍之邀所作的，在校勘之中，顧廣圻既兼採諸本，又詳核引文，指出了嚴可均誤讀前人、割裂引文的一些問題，做了大量的引文核正、訂補的工作。唯顧廣圻一向措辭嚴厲，對嚴可均、鈕樹玉、段玉裁等同時學人，亦不乏批評刻薄之辭。
題顧廣圻獨撰的《說文考異》，是潘錫爵錄《顧氏說文學兩種》鈔本中的一種[32]。[33]該本的體例，先錄《說文》篆頭，大字抄錄額本《說文》正文，下雙行小字，為《說文》校語。上文所舉的條目，見於《考異》者如下：
（1）福，祐也。（《系傳》《韻會》「祐」作「備」。）
（2）禔，安福也。（「安」下當有「也」字。《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安也」。《玉篇》雲「禔，福也，安也。」《廣韻》雲「禔，福也，亦安也」。）
（3）璠，璠璵（「璵」當作「與」，本書無「璵」篆，在新修十九文。定五年《左傳釋文》「璵，本又作與」）
（4）碧，瑞玉圜也。（《御覽》八百六引「圜」作「環」。）
（5）
，
皃。（《集韻》《類篇》引「
」上有「艸」字，《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作「
比較《考異》與孫、顧校跋本《說文》上的校語可知，《考異》是在嚴可均、孫星衍、顧廣圻校語基礎上，由顧廣圻刪定後撰寫的校記。顧氏根據文獻的是非，做了不同的處理：一，孫星衍校語，《考異》中多承用，如「
」字。二，嚴可均之說完全不可從者，顧廣圻加以刪汰，並另於《辨疑》中詳加辨析，如上舉的「琛」「」「䰝」等條。三，嚴可均之說可從者，《考異》中承用其說，並補充以顧廣圻考證，見上舉的「福」「禔」等條，以及「一」「元」「下」等多例下。四，嚴可均部分引文出處有誤，顧廣圻刪訂其誤，保留其是，錄於《考異》，如「璧」條改正出處，「璵」條保留《左傳釋文》等。
根據《考異》的文字內容及天頭卷末的孫星衍校語看，《考異》是由顧廣圻在嚴可均、孫星衍基礎上校訂後謄出的清稿，並曾交由孫星衍審閱，其內容符合《重刊序》所說的「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別為條記」，其實質就是孫星衍原擬「附書刊行」的校記殘稿。而且，汲古閣本上「噭」下有顧廣圻校語「予別有說，今入《考異》」，「瞯」下又有嘉慶十九年（1814）校語：「甲戌二月校得，故此條擬入《考異》。」今《考異》前一條考訂詳贍，已經脫稿，後一條極為簡略[34]，知《說文》校記，原擬即稱《考異》，且顧廣圻在謄清校記的同時，仍在汲古閣本《說文》上作校訂以完善校記。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份校記最終並未如願完成。嘉慶十九年七月，應鹽政阿克當阿之聘，孫星衍赴揚州校刻《全唐文》，往來於金陵、揚州間。這一年，顧廣圻亦赴揚州，校記的工作也就此中輟。
關於嚴可均、顧廣圻在《說文》校勘上的工作，潘錫爵、雷浚二人曾據顧廣圻之孫顧瑞清（字河之）說，有嚴可均「自用其《校議》說，多所校改」，顧廣圻「以為不必改」，致「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見」，「孝廉頗與茂才不平」[35]的傳聞。潘錫爵《題顧氏說文兩種》更引顧瑞清之語，詳細言及此事：
詢諸其孫河之孝廉，孝廉云：（孫星衍）觀察刊此書時，同校者尚有烏程嚴鐵橋孝廉。孝廉擬將宋本酌改付刊，曾著《校議》一書。觀察頗採其說。先祖則尚學持慎，謂宋槧只當影刊，不可改字，宜別著《考異》附後，觀察從之。先祖遂依許書之序，著有《考異》五卷。嗣與孝廉議不合，遂輟而弗為。
雷、潘之說，皆轉述自顧瑞清。但時隔多年，顧瑞清的說法，恐怕與歷史的真實稍有出入。其一，「宋槧只當影刊」「別著《考異》」一說，不僅是顧廣圻的理念，也是孫星衍刊刻伊始即有的想法。自段玉裁《說文訂》指出汲古閣本改易舊本以來，時人已知汲古閣剜改之弊，自不希望新刻蹈襲前轍、隨意校改。同時，嘉慶年間，依宋本開雕並撰寫校記另附書後的出版模式也已成熟。孫星衍信札中的「重刊宋本《說文》，為之考證於後」明確表明，孫氏最初就有翻刻和校記這兩項出版計劃。其二，就顧廣圻、嚴可均的分工而言，顧廣圻一直在江南主持刊刻宋本《說文》並幫助核定校記。早在嘉慶五年（1800），孫、顧之間就已因仿宋刊刻《孫子》《吳子》《司馬法》而結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故孫星衍借得額勒布本後，即請顧廣圻留意翻刻事宜。嚴可均在山東孫星衍幕下承擔的是撰寫《說文》校記的工作，並未參與刊刻。顧瑞清言孫星衍「延孝廉校字」，嚴可均為「同校者」並「擬將宋本酌改付刊」的說法，與事實不符。其三，嚴、顧的爭端確實存在，但這絕不是因「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見」，而是由《說文》校勘中的意見分歧引發的。嚴可均的校勘底本是毛氏汲古閣本，其目標是「正徐鉉之失」，而顧廣圻覈定時的底本是額本，其理念是「不校校之」，底本、目標、理念的差別，為嚴、顧之爭買下了伏筆。嚴可均《說文校議序》中言「或乃挾持成見，請與往復論之」，亦寓含著對顧廣圻的不滿。其四，就《考異》的性質而言，顧瑞清言顧廣圻「依許書之序，著有《考異》五卷」，但事實上《考異》原稿未題撰人[36]，並不是顧廣圻獨立的著作，而是顧廣圻應孫星衍之邀，核定嚴可均校語後寫出，這與《辨疑》為顧廣圻單獨撰寫，性質有所有不同。
嘉慶二十三年（1818）一月，孫星衍去世後，嚴可均在孫星衍族弟孫星海的幫助下，於當年六月將其校勘成果修改後，以《說文校議》為名刊於冶城山館，署「歸安姚文田、烏程嚴可均同撰，陽湖孫星衍商訂」。顧廣圻所做的《說文》校勘工作，生前並未整理成書，潘錫爵於咸豐九年（1859）錄出了《顧氏說文兩種》鈔本。其中，《說文考異》是《說文》校記的草稿，僅至卷五，未見刊刻；《說文辨疑》則是顧廣圻針對嚴可均校語所做的批駁，僅至卷四，另有校勘汲古閣本的《說文考異附錄》和從顧氏手稿錄出的《說文條記》。經同人傳抄，光緒年間有崇文書局、雷浚雷氏八種、許學叢書、許學叢刻、聚學軒叢書等個版本，在目錄、內容、序跋、正文上互有差異。但刊行之時，距嚴、顧的《說文》校勘之爭，已如空谷回響，時隔杳渺。
四、平津館本《說文》與額勒布本《說文》的比較
平津館本翻刻自額勒布本，但翻刻並非影印，由於校刊者的主觀修改、底本漫漶的客觀因素，以及刻工訛誤等偶然因素的存在，不可避免產生一些與底本的差異。比較額勒布本與孫星衍本，既能看到平津館本依原樣翻刻的努力和嘗試，又會發現孫本在翻刻中仍有與底本不同的現象。這些問題，也對後來出自孫本的《說文》刊本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首先，就孫本對額本的繼承而言，《說文》基本按照額本的板式、刻工、宋諱進行翻刻，原有的訛字亦多保留，體現了校刊主持者顧廣圻「不校之校」的學術理念，也為當時學界提供了宋本《說文》的重要翻本。就版式行款而言，額本板框大小、各頁字頭、行款、起訖，與孫本基本相同。板心方面，額本各頁板心上的原有的大小字數、魚尾、卷、頁、刻工，孫本亦多承襲原刻。間有刻工漫漶難辨，孫本或僅刻一字，或空而不作。避諱方面，額本原有的宋諱、缺筆，孫本基本保留。底本間有訛字，孫星衍《重刊序》言「即有訛字，不敢妄改」。今考額本、孫本，序言中指出「中」「莍」的底本錯誤，孫本仍然承襲不改。此外，「杓」「秨」「䅌」「㝌」「惄」「艱」「阺」等字下顯而易見的錯誤，孫本皆未加改動。與之相較，藤本、陳本則大多徑加訂正。饒有趣味的是，《重刊序》中提及的「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正是顧廣圻一貫奉行的校書理念[37]。
刊刻之中，孫本也對額本的部分板式、避諱、墨釘做了相應的處理，並改動了部分文字。為區別於原刻，孫本在每卷卷末增「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三級孫星衍重校刊」一行，清諱缺筆至清仁宗顒琰止，全書行款與額本明顯有異者，僅卷二下頁一「愇」「尟」二字，係據《說文》體例改動行款。額本底本有墨釘者，孫本多據當時通行的毛本補齊。在文字方面，孫本也對一部分文字訛誤作過校改，見於「詘，誥詘也」「掛，宣也」「佞，巧調高材也」「恆，當也」等字下。
翻刻之中，孫本也有新增的訛誤，如「青，丹青之信言必然」；「楯，闌檻也」；「竄，匿也」；「鬊，鬌發也」；「䃍，陊也」；「摽，一曰挈
壯也」；「阬，閬也」等字下，由於額本上墨色不勻、漫漶不清，致孫本有誤。另外，「倀，一曰僕也」；「僔，《詩》曰僔沓背憎」；「䋤，白䋤縞也」；「鍭，金鏃翦羽謂之鍭」；「申，吏㠯餔時聽事」等字下，孫本新增了手民之誤。值得注意的是，孫本翻刻中與額本的不同，有一些是之前《說文》版本系統中從未出現過的。如「䃍」的訓釋，王本、毛本、藤本均作「陊也」，《繫傳》訓「也」，「」即「陊」之俗字，孫本之「陖」，係形近而誤。「阬」，王本、毛本、藤本及《繫傳》均訓「閬也」。額本漫漶，孫本翻刻時訛為「門」。又「楯」本訓「闌檻」，王筠《說文繫傳校錄》即雲「各本同，惟孫本『闌楯』也。」鬊、青二字，清代中葉諸家皆無異詞，徐灝《說文解字注箋》「鬊」下之「原本『鬢』當作『鬌』」云云，即指孫本而言；「青」字至晚清饒炯《說文解字部首訂》、章太炎《小學答問》始引作「象然」[38]。倀、䋤、鍭、申等字的訓釋訛誤，亦僅見於孫本系統。
平津館本刊行後十分通行，至太平天國時，原板毀於戰火，同治、光緒年間，小學彙函本、陶升甫刻東吳浦氏本、蔣瑞堂刻吳縣朱記本等，俱自孫本翻刻而出。今天最為通行的陳昌治一行一篆本，也出自孫本系統。陳本改為一行一篆，一律用宋體字，將徐鉉銜名與許慎並列，將新附字降一字，在很大程度上方便閱讀。據陳昌治的《後記》介紹，陳本刊刻時，未能獲見宋本，就通過參校眾本，將孫本「誤之顯然」的部分加以更正，並保留了一部分「在疑似之間」的訛誤。這樣，孫本翻刻中產生的一些訛誤，如上文討論的青、竄、鬊、䃍、摽、阬、僔、䋤、鍭、申等例，也為陳本所繼承。
五、結語
錢泰吉《曝書雜記》中說，清代之大徐本《說文》，「自汲古閣大徐本流傳，學者始得見許氏真本，今仿宋之刻已有數本，幾於家置一編」，從清初汲古閣本《說文》的流布，到平津館仿宋刊本《說文》的刊行，正體現出清代學術史上藏書與刻書的相互推動。
孫星衍覓得額勒布所藏善本，依宋本翻刻《說文解字》並廣布學林，大大方便了當時的《說文》研究。與此同時，梳理平津館本的刊刻過程，對今人重新認識清代仿宋刊本的性質和價值也有所啓發。嘉慶年間，黃丕烈、孫星衍、張敦仁、胡克家等人，曾先後延請顧廣圻校刊書籍，主持仿宋本的刊刻工作。平津館本《說文》就是當時諸多校勘精審的仿宋翻刻刊本的縮影。「依其舊式，即有訛字，不敢妄改，庶存闕疑之意」，是平津館本刊行時的理想和目標。然而，比較額勒布本和平津館本，並進一步考察由平津館本衍生出的陳昌治本，也不得不注意到，每一次翻刻，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次訛誤，並伴隨著下一個刊本的流傳而產生新的影響。
平津館本《說文》的校記，最終未能附書而行。嚴可均、顧廣圻由《說文》校勘方法不同而引發的不合，也折射出學術史上對《說文》校勘的不同取徑。學界普遍注意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對《說文》的大膽校改和校勘理念的發展，但對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在清代《說文》校勘史上的意義，卻關注不夠。其實，《說文訂》反映了段玉裁早期的《說文》校勘理念和思想。段玉裁通過描寫各本異同，揭示了宋本《說文》、大小徐歧異及他書引《說文》的複雜面貌，並提出了較為合理的解釋。今天看來，段氏的校勘結論未必盡是，也不免失校、誤校之處，但他詳實地記錄了各種版本、文字信息，為後人考索《說文》版本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說文訂》是清代中期《說文》研究史上不可回避的一部著作，它或明或暗地影響、啓發甚至是干擾著當時《說文》研究者的研究結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仿宋刊本《說文解字》的刊行。在校勘思路上，《說文訂》提出了從大徐本《說文》系統內進行本校，同時參考小徐本和他本材料進行校勘的方法，對後來的《說文》校勘影響深遠。與《說文訂》的校勘理念形成對比的是，嚴可均在《說文校議序》中提到，「今僅存二徐本，而鉉本尤盛行，謬誤百出，學者何所依准」，「（《校議》）不敢謂盡復許君之舊，以視鉉本，則居然改觀矣」，嚴可均的校勘目標是超越宋代徐鉉，恢復許慎舊本，這與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序》中所說的「存鉉本之真面目，使學者家有真鉉本而已矣」，校勘理念顯然不同。但嚴可均在鉉本「謬誤百出」的預設下，據眾書引文校訂《說文》，但在具體工作中，又對類書、字書、韻書引《說文》的體例辨析不細，對他書引《說文》中存在的誤字、誤植篩汰不嚴，故校勘材料多有粗疏訛誤，校勘結論也未必可信。顧廣圻則立足於版本校勘實踐，指出「嚴孝廉總以為《說文》誤矣」這一預設在忽視版本上的弊病，並根據諸書體例，訂正了嚴可均校記中的諸多錯誤。顧廣圻對《說文》的校勘考據，多有可資參考者，惜未能整理成書。至嘉慶二十年（1815）段玉裁撰成《說文解字注》時，進一步突破了單純的版本校勘，以形音義互求之思想全面校改《說文》並貫穿《說文解字注》全書，較《說文訂》的校勘方法和思路，已有很大的發展和不同。今天，梳理這段圍繞著《說文》刊刻和校勘而引發的爭端，這些校勘實踐中蘊含的校勘學理念、《說文》學理念的碰撞和進展，也值得後人深思。
注釋：
*本文得到北京師範大學青年教師基金項目「《說文解字》與清代學術」（項目號310422118）的資助。寫作過程中，蒙王寧先生指點，人民文學出版社董岑仕幫助翻譯日文資料並多有指正，特此致謝。為行文方便，本文所引書籍，遵循前人習慣，沿用簡稱。《說文解字》簡稱《說文》，《說文解字系傳》簡稱《系傳》。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簡稱《說文訂》，嚴可均《說文校議》簡稱《校議》，顧廣圻《說文辨疑》簡稱《辨疑》，題顧廣圻撰《說文考異》簡稱《考異》（不指姚文田稿本《說文解字考異》）。《說文》刊本之中，毛本指汲古閣本，孫本指平津館本，藤本指藤花榭本（因額勒布撰序言其底本為鮑惜分所藏宋板《說文解字》，亦稱「鮑本」），陳本指陳昌治本。藏本之中，額本指額勒布舊藏本（不指額勒布刻藤花榭本），王本指王昶舊藏本。各本相關流傳情況詳見下文。
[1]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1頁。
[2]周錫瓚本今存佚不詳，其字句情況見《說文訂》。周祖謨根據段玉裁《說文訂》所錄周錫瓚本，認為孫本「所祖本必為周氏宋本，或與周氏宋本為同一刻本」，見周祖謨：《說文解字之傳本》，《國學季刊》5卷1期，1935年；《說文解字之宋刻本》，《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767—768頁；又倉田淳之助也注意到孫本與《說文訂》所載的周本多有一致，並推測孫本採用了與內藤本非常接近、漫漶程度也很接近的祖本作為底本，見倉田淳之助：《說文展觀余錄》，《東方學報》第十冊第一分，1939年。
[3]王昶本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影印本收入《續古逸叢書》《四部叢刊》。陸心源《北宋槧說文解字跋》：「愚謂平津館所刊，即祖此本（指王昶本），行款匡格皆同。」見《儀顧堂書目題跋匯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99頁。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於《說文》下云「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北宋刊本善，此即平津館、藤花榭據刻之本，乃大徐本第一刻也。」見張之洞撰，範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第51頁。孫星衍另有影寫王昶本，葉德輝據孫星衍舊藏影寫王昶本，並根據藏書源流、文字比較，提出孫本依據影寫王昶本刊刻：「余借閱旬日，手校一過，知孫刻即據此本（指影寫王昶本）雕刻」「孫刻源出王本，而以孫刻相校時，有與《段訂》所引周氏宋本同者。」見葉德輝撰，楊洪升點校：《郋園讀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7—92頁。
[4]錢曾本今藏北京大學，存卷一、卷八至卷十四，有「星衍私印」「伯淵家藏」等孫星衍印，張玉範以為「孫氏平津館翻刻宋本即據此（指錢曾本）」，見張玉範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3頁。
[5]額勒布本，《延令宋目書目》《楹書隅錄》《中國版刻圖錄》等著錄，曾為毛晉、毛表、季振宜、汪灝遞藏，約乾嘉年間歸額勒布氏，標目頁有「顧印廣圻」，後經汪喜孫、楊以增、楊紹和、陳澄中等人遞藏，今歸國家圖書館（善本號9558），影印本收入許慎撰《宋本說文解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潘妍艷根據孫星衍與顧廣圻書札指出，「孫氏刊本終改以額鹽政宋本為據」，見潘妍艷：《孫星衍山東幕府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第33頁。惜於額勒布本的遞藏源流、孫本翻刊的具體過程，考論尚有不足。
[6]關於汲古閣《說文》刊刻的時間、大字本底本問題，參孔毅：《汲古閣刻〈說文解字〉略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2期；潘天禎：《汲古閣本〈說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2期；楊成凱《汲古閣刻說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議》，《古典文獻與文化論叢》第二輯，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辛德勇：《也談宋刊〈說文解字〉之大小字本問題》，《書品》，2014年第2期。
[7]關於段玉裁從錢景開處借閱麻沙宋本一事，見於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記載。《說文解字讀》沒有涉及到汲古閣初刻、剜改的差異，在「蓍」「
」「槎」「叒」下曾引及麻沙宋本，分別見段玉裁：《說文解字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1、138、302、306頁。其中，「叒」及《段注》「中」下所引，與今傳宋本皆不合，知為過錄校語。
[8]嚴可均：《說文訂訂序》，《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許氏古均閣刻許學叢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1頁。
[9]顧廣圻撰，黃丕烈注：《百宋一廛賦》，收入顧廣圻著，王欣夫輯：《顧千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4頁。
[10]孫星衍：《與錢同人書》，錄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古典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76-497頁。
[11]今王昶本卷末有「乙醜閏六月錢侗借觀」之跋文，即嘉慶十年（1805）。
[12]張召南撰、王德福續《孫淵如先生年譜》（《藕香零拾》叢書本）嘉慶十年（1805）條：「九月，返至濟寧，隨同欽使鹽政額勒布鞫事泲上，十一月回德州。」知此時孫星衍在山東督糧道任上已結識額勒布。
[13]孫星衍、顧廣圻校跋汲古閣大字本《說文解字》，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號7315），為汲古閣剜改後印本，《涵芬樓燼餘書錄》、《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又南京圖書館藏汲古閣初印本《說文解字》，為曾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的孫毓修舊藏，上有孫毓修錄副的孫星衍、顧廣圻校跋，並夾有原當存於國圖本的孫星衍、洪頤煊、顧廣圻手校籤條。
[14]孫、顧校跋中，多有年月的記錄，包括孫星衍嘉慶十二年二三月間與嘉慶十二年末至次年初的兩次校勘，以及顧廣圻嘉慶十五年至十九年間的校勘筆跡。如卷四下末同頁即有孫星衍嘉慶十二年二月十三日、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顧廣圻跋嘉慶十六年閏月跋。
[15]孫星衍：《與顧千里書三》，錄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此札署「二十六日」，又言：「托足下在孫子祠辦理刻書之事，每歲與張古餘各奉修金百數十兩，計可安身。」考顧廣圻於嘉慶十二年（1807）冬歸吳門，疑即嘉慶十二年十二月所作。
[16]案，「神」，額本、王本作「從示申」，毛本、《繫傳》作「從示申聲」；「中」，額本、王本作「而也」，毛本、《繫傳》作「和也」。這兩則毛本與小字本有異，《說文訂》均未出校，為孫星衍目驗所得。
[17]孫星衍舊藏錢侗影抄王昶本，《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孫氏祠堂書目》著錄，今藏上海圖書館（線善756314-21），上鈐有「孫星衍印」「頤煊審定」等印章，而未見顧廣圻印章，當為孫星衍自藏，未曾寄付顧廣圻。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錄》亦抄錄此跋，文句小異，「正月」誤為「三月」，今據原件迻錄。
[18]孫星衍：《與顧千里書五》，錄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考《孫淵如先生年譜》嘉慶十三年（1808）二月事，與此札「家君於廿六日南歸，必至吳門，住孫子祠，刻貲帶上」之事，年月相合。
[19]孫星衍：《與顧千里書四》雲：「《續古文苑》《說文》俱為催辦。」錄自陳鴻森《孫星衍遺文續補》。
[20]《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一《說文》下有：「一星衍仿北宋小字刊本。一影寫宋本。一明毛晉刊本。一大興朱氏刊本。」載孫星衍撰，焦桂美、沙莎點校：《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廉石居藏書記 孫氏祠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6頁。該書刊於嘉慶十五年（1810），則平津館本刊成，至遲不晚於嘉慶十五年。
[21]藤花榭本封面題「仿北宋小字本說文/嘉慶丁卯年開雕/藤花榭藏板」，即嘉慶十二年。從文字大小上看，毛本板框高21.3釐米，寬16.1釐米，每半頁七行，為大字本。額本、藤本、孫本均為每半頁十行，行款基本一致。其中，額本、孫板框高約18.2釐米，寬約12.7釐米，為小字本。藤本板框高21.5釐米，寬15.0釐米，翻刻時增大文字，故《書目答問》「《說文》」條下有「藤花榭額氏刻中字本」之說。據筆者的考察，藤本的底本亦出自額本，然刊刻中多據毛本改字，且間有採用段氏《說文訂》之「宋本」說改正底本者，情況較為複雜，擬別作專文討論。
[22]見黃丕烈《百宋一廛書錄》「說文」下、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卷三「
」字引顧廣圻說。關於王昶本描補一事，另參嚴一萍：《跋宋本說文解字》，《大陸雜誌》十九卷一期，1959年。
[23]影寫王昶本有洪頤煊印章，無顧廣圻印章，知洪頤煊幫助撰寫《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時曾寓目此本，而顧廣圻未曾獲見。額勒布本、錢曾藏本均有顧廣圻印章，未見洪頤煊印章，前者當為顧廣圻刊刻時鈐印，後者或為嘉慶十六年後，顧廣圻隨孫星衍在金陵刊書時得見。
[24]善本號A02104著錄為《說文解字考異》。署「歸安姚文田輯」。第二冊封面題「群書引說文類」，卷內多有塗乙，當為最初的稿本。A02102封面題「說文解字考異」，卷一署「歸安姚文田輯，大興嚴可均同纂」，後署「歸安姚文田輯」。各冊鈐有「姚文田印」「秋農」等姚文田印章，並有姚文田嘉慶十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1805—1806）手校跋語，為姚文田清稿本。
[25]《校議》卷十五下署「嘉慶丙寅十一月晦嚴可均書於平津館」，時嚴可均在孫星衍幕下。
[26]以上繫年，參《孫淵如先生年譜》嘉慶十六年、顧廣圻《廣復古篇序》等史料而定。顧廣圻跋語署時間者，卷二上末有嘉慶十五年的「庚午七月顧廣圻覆校」，另有嘉慶十八年的「癸酉七月再校」。卷四下、卷七下、卷九下分別有「顧廣圻覆勘，辛未閏月」「辛未六月顧廣圻覆勘」「辛未八月顧廣圻覆勘畢」，均為嘉慶十六年。另外天頭上校記所署時間，最晚至甲戌，即嘉慶十九年（1814）。
[27]批校之中，嚴可均之說，孫星衍一般錄在板框內正文之側，間有孫星衍疑詞、斷語；孫星衍校語別在天頭，多用朱筆；顧廣圻之說，或在嚴可均說後，或另起在天頭上，兼有核對時的塗乙。整理時用先節錄與討論有關的汲古閣本《說文》原文，以「[ ]」注出諸說所本、塗乙情況。「（）」表示原批校為雙行小注。
[28]《說文辨疑》「琛」條下，顧廣圻更詳言：「凡讀書不可率意，讀類書亦不可率意，有如此者。孫伯淵觀察不取《說文》有琛之論，最為卓識。」宸案，顧說是也。《爾雅•釋言》：「琛，寶也」，邢疏：「捨人曰：美寶曰琛」。《御覽》確系誤以《爾雅》為《說文》。
[29]今案，姚文田《說文解字考異》稿本中，「璧」出處為「《御覽》八百六」，不誤。則知顧廣圻核對的校語出自孫星衍過錄的嚴可均本，及嚴可均後來刻《說文校議》時，仍沿襲前誤。
[30]嚴可均作《說文校議》《說文訂訂》時，並未親見諸本，段玉裁《說文訂》間有誤校，如「叒」「淲」「浪」「喬」等例，嚴氏均沿段氏之誤。
[31]顧廣圻經眼過的小字本《說文》中，就包括了王本、額本、黃丕烈本、錢曾本。其餘參李慶：《顧千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17-322頁。
[32]《顧氏說文學兩種》，有劉履芬清抄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號15059），其中收錄《說文考異》五卷，《說文考異附錄》一卷，《說文辨疑》一卷，《說文條記》一卷。為潘錫爵抄本的錄副本。潘錫爵抄本今藏浙江圖書館（0770），僅存《說文考異》四卷。咸豐七年（1857），潘錫爵在書肆見題顧廣圻撰《說文辨疑》及未題撰人的《說文考異》後，從顧瑞清處抄錄了有孫星衍、顧廣圻校語的《說文考異》，合為《顧氏說文學兩種》。
[33]卷一天頭孫星衍關於「榗」「冃」等字的意見，並雲「似宜酌改，余俱安」，卷一末、卷二末、卷三末有「伯淵閱」字，卷四「眊」「睽」「殂」上錄有孫星衍批校，卷末錄「伯淵閱，又校」。
[34]《說文》卷四「瞯，江淮之間謂眂曰瞯」下，顧廣圻校語：「初印本亦作眄，《五音韻譜》同。《繫傳》眄作眡，臣鍇曰：眡，古視字。今按此與『睎』下『海岱之間謂眄曰睎』，『眄』下云『一曰衺視也，秦語』，『䀩』下云『眄也』，『睇』下云『南楚謂眄曰睇』互見。《方言》曰：『瞯、睇、睎、䀩，眄也』云云。最為可從。鍇誤眡，鉉已改正，毛斧季又依鍇改鉉，可謂誤之甚矣。甲戌二月校得。故此條擬入《考異》」。檢《考異》抄本卷四此條下僅言「毛改眄作眡，用鍇本」，未辨其與《方言》之關係。
[35]雷浚《說文辨疑序》：「陽湖孫觀察星衍得宋小字本，欲重刊行世，延（嚴可均）孝廉校字，孝廉自用其《校議》說，多所校改，元和顧茂才廣圻以為不必改，觀察從茂才言，今所傳《說文》孫本是也。孝廉校改之本，世遂不見。孝廉頗與茂才不平。」收入《叢書集成初編》（1558），商務印書館影印許學叢書本，1936年。
[36]潘錫爵跋云，「此書原本不題撰人，蓋先生當時為孫觀察撰」，「則此書亦竟題先生名，從其實也」，知《考異》抄本撰人今題顧廣圻，為潘氏錄出時所題。
[37]「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語出《北齊書•邢子才傳》。據黃丕烈《百宋一廛錄》注：「居士姓顧，名廣圻，元和縣學生，喜校書，皆有依據，絕無鑿空。其持論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深有取於邢子才‘思誤書，更是一適’語，以之自號雲。」
[38]章太炎在日本所用《說文》，是翻刻自孫本的小學匯函本，參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制言》，1936年第25期。
本文原刊於《勵耘語言學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