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閣書版流散考略
汲古閣書版流散考略*
封樹芬
明末清初江南地區藏書、抄書、刻書業中，汲古閣主人毛晉最為著名，所刻書籍四部兼有，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津逮秘書》及诗文集部作品為主，達九百餘部，多為後世通行之本，禆益清以來學術發展。其刻書書版多達十萬多片，毛晉過世後書版一部分分予諸子孫，一部分書版則散入坊肆，更多的是不知所蹤。清朝道光年間，滎陽悔道人即鄭德懋輯有《汲古閣刻板存亡考》，僅載錄了二十五種汲古閣書版流散情況。這些書版大部分散入別家書坊並被重新印行，即以書坊後印本流通於世。因此，雖然書版實物未得知見，但通過流傳至今的書坊後印本信息，仍然可以追溯汲古閣書版的流傳軌跡。這一點，已有學者陸續關注並作出研究，蘇曉君《毛晉與汲古閣刻書考略》[1]、康爾琴《毛氏汲古閣刻本特色及其價值考述》[2]等論文中已作有一番搜集，補充了鄭德懋所輯之阙漏。也有專門就某部汲古閣本書籍探討其書版流向的，如郭明芳《從哈佛燕京館藏零種〈輟耕錄〉版印時間判定說起—兼談清初汲古閣〈津逮秘書〉與〈文選〉書版流向》考查了《津逮秘書》書版流傳過程，[3]筆者拙文《淺談寶翰樓主及其刻書的幾個問題—從寶翰樓本〈楚辭箋注〉談起》考證汲古閣書版《楚辭箋注》為蘇州寶翰樓書坊所得，[4]武悅《毛晉〈宋名家詞〉初印、後印與底本撤換考》則考查了《宋名家詞》書版為興賢橋邵鞾味閑軒所得的前後情況。[5]這些研究成果，對於考查汲古閣刻版流散及汲古閣刻書的影響，均有重要學術意義。
一、汲古閣書版散亡原因
汲古閣的藏書在康熙年間陸續散出，汲古閣的毀亡時間，據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汲古閣所刻書目》記載的鄭德懋《毛子晉外傳》，明確記載「乾隆年間閣已毀矣」，[6]但也只是籠統地說，並未明確到哪一年。王應奎《海虞詩苑》卷二毛晉小傳亦載曰：「去之八十年，紅豆、鳳基鞠為茂草，汲古閣雖存，亦上雨旁風，架上無一帙存矣。」[7]按，毛晉過世（順治十六年，1659）之後的八十年，即乾隆四年（1739），此時架上無一書，閣已不蔽風雨，荒廢得不再住人。從萬曆中期到乾隆年間，大致經歷了一百多年，如此之快地書散閣毀，確為遺憾！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書版本身的性質
明清以來，藏書家及刻書家們相當重視圖書的收藏，到處收羅善本，但卻很少有大力收集並保存書版者。士禮居、海源閣、八千卷樓等均好收藏汲古閣刻本及抄本，但對汲古閣書版均少有收藏。這主要是因為書版的保存需要的條件很多。一部書籍書版數量較多，體積較大，對於保管及貯藏均有特別要求。錢泳《履園叢話》卷二二載毛晉書版「十萬餘片」，汲古閣後面有樓九間，多藏書板。毛晉為貯藏這些書版專門提供了充足的空間。而且，書版因其材質多為木料，也要注意防蟲、防腐、防鼠啃咬。毛晉崇禎時期曾刊十三經、十七史時，在保存、修補書版方面花費了很多的精力與財力。甲申之亂，明清易代，時局動蕩，毛晉又「分貯版籍於湖邊、岩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往，村居稍寧，扶病引雛，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部，連床架屋，仍復舊觀。然校之全經，其費倍蓰，奚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8]。所以私人藏書家在書版的藏所條件與保管方面，相對來說較為困難，只有那些大藏書家及刻書家才有此雄厚實力擁有這些條件。汲古閣作為江南首屈一指的藏書樓及刻書處，在其衰落之後，圖書因校勘精審而為多家收藏，而書版因為其自身特殊性質及貯藏不便而加速了其散落。
2.毛氏分家
毛晉生前就已陸續將汲古閣藏書與書版分給子孫。徐耀良等《毛晉書文化的傳播者》認為「這是一個失誤的決策，直接導致汲古閣的書、板無可挽回地流散」[9]，確實如此。因為書板分給諸子孫，造成了尋訪圖書、重新補版及重新刷印等諸多不便，而且財力也隨之被分割而變弱。汲古閣事業後期主人毛扆在跋語中曾多次談到欲重新補刻汲古閣本，但都因版片分散給兄弟而未成。如毛扆曾經得到宋刻尹家書籍鋪本《春渚紀聞》九卷殘本，命其子毛綏德將其與汲古閣刻十卷本相校，並影抄補全了九卷殘本，汲古閣本與宋刻殘本均脫一葉。又得姚士粦藏《春渚紀聞》半部殘卷，與宋刻殘本相校互補，宋刻始得內容完整，並就此補全毛本中脫文一頁。所以這一部書，經過毛扆廣搜秘本，精詳考訂，終至首尾完全，校勘精審。當時欲加以刊刻，卻「惜其板歸叔兄，今質他所，不得即為補刊為天下好學者共之，為深惜耳」[10]。當初分家時，該書板分給叔兄即毛表，已被毛表質賣他處。毛扆若重新刻板必花費更多財力，只好無奈放棄。這種典當書版方式，絕非個例，應該是汲古閣書版流散去向之一。再如《津逮秘書》第九集中收錄的《五色線集》兩卷本，這其實是一部殘本，全書原為三卷本，辛酉夏日（康熙二十年，1681）毛扆從章丘李中麓處得冀京兆刻本，即為三卷全本，「喜而攜歸」。康熙庚辰六月（三十九年，1700），「因上伏曝書，令抄入家刻中，並錄其序，且附冀公事略於後，以見其人之足重如此。但此板當年分授先兄，已質他所，不得補刊與世共之，為可惜爾。」[11]還有分給毛褒處的家刻樣本《中吳紀聞》，毛扆曾重新校勘後欲重新印行，可惜「遍搜其板，惜時十缺其三矣」[12]。汲古閣書版分給諸兄弟之後，或轉相變賣，或雜亂堆放以致爛毀。書版即使還在，但由於分給諸兄，若再借用也是甚為不便。比如《忠義集》版片，毛扆康熙十三年（1674）從伯兄毛褒處的亂板中找到，校訂剛完成，毛表就派人來索要書版。後來毛扆花了三十四年時間，直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才完成修版並重新印行於世。一部《忠義集》的修版重印竟然如此費力費時，那些汲古閣本詩集及叢書的修版重印，則更是遙遙無期。毛氏分家造成的書版流散，極大地阻礙了汲古閣後期刻書事業的發展。
3.經營困難
毛晉崇禎時期因為刊刻十三經注疏及十七史，耗資較多，靠變賣良田、質所才得以刊刻成功。至毛氏分家後，尤其是在毛晉過世後，以毛扆一己之力來組織刻書事業，經濟方面甚為拮據，經營相當困難，乃至售賣家中所藏善本。《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收錄有《朱性甫手書鐵網珊瑚十四本》，中有毛扆小字注，就可知當時家中財力狀況。其注曰：
當年，宋中丞初下車，訪其書在常熟，特托陶令物色之。陶令許每本六兩購之。余以先君當年得此，曾有詠歌，一時同人酬和，成一大卷，不忍輕棄。李海防每本加二兩，余亦不允。後車駕南巡時，高江村托徽州友人戴姓來，許十兩一本，欲以進上。余亦辭之。去年，病中無資覓參，止當銀二十四兩，買參四兩，得以病愈。今猶未贖也。[13]
當初多個買家欲購求此《鐵網珊瑚》，毛扆均未允，然終究因財力問題，困於疾病，將這兩代人精心護持的善本質當出去，以換取參藥，家境竟已淪落如此境地。汲古閣書版在毛晉過世後也漸漸典當他所。唐夢賚《志壑堂集》卷七《吳越同游日記》記載了汲古閣版《十七史》質於他所情況：「（康熙十七年正月）十一日，買書訖，即解舟。書估顧生云：‘毛子晉《十七史》板以逋賦故，質之故糧道盧澹岩，得四千金。已而盧公負官庫將還之，子晉（筆者按，此當為毛氏後人，毛晉其時已過世）無以償也，乃再質之席氏。席氏，洞庭巨室也，以史板故，分一子往常熟，又出多金購此史之已售者。」[14]按，康熙元年（1662）盧澹岩任蘇松督糧道，至康熙十七年（1678）之間，汲古閣《十七史》書版典當於盧澹岩，毛氏無力贖回又質於洞庭席啟寓之手。此時段為汲古閣的經營後期，事業主人為毛扆，雖然竭力維持汲古閣刻書事業，但相較於前期毛晉時代來說，其新刻書籍數量遠不如前期，所做較多的則是校勘補輯工作。毛扆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去世，汲古閣書版散落而去。
4.子孫不愛，未能保存
毛晉嗜書，對圖書及書版均十分愛惜，專門在汲古閣後建樓九間貯藏書版。毛晉過世後，這些書板一部分分予諸子孫，但子孫不甚珍惜，已多質他所。諸兄弟中，毛襄與毛袞均早逝於其父，參與汲古閣事業的文獻記載較少。與刻書關系最為緊密者為第四子毛表及第五子毛扆。但毛表中年後「有不為良相而為良醫之志，於是精研醫理，活人無算」。[15]所以諸子中真正從事校刻圖書事業者僅有毛扆。這些書版漸漸被子孫處理典當，甚至還相傳書版被焚燒來煮茶。鄭德懋《汲古閣刻版存亡考》載四唐人集版已作薪煮茶，「相傳毛子晉有一孫性嗜茗飲，購得洞庭山碧蘿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獨患無美薪。因顧《四唐人集》板而歎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當倍佳也。』遂按日劈燒之。案，《四唐人集》內，惟《唐英歌詩》一種最為善本。即如席氏《百家唐詩》內亦刻，而空白多至二三百字令人不可讀，然則汲古此本真秘寶也。」[16]當然這只是傳說，因為此版後來被其他書坊所得而又有後印本傳世，但或許存在汲古閣書版有被焚燒而亡者。
二、書版去向
也正因為以上諸多因素影響，汲古閣書版得以流傳下來數量較少。至嘉道時期，鄭德懋《汲古閣刻版存亡考》只輯錄了二十五種書版情況。鄭德懋（1767-1852），是生活於乾嘉道咸四朝之人，「字應雲，清昭文張墅人，諸生，博學強記，雪抄露纂，至老彌篤。居城東新巷，擁書萬卷。晚自稱悔道人，無子，年八十六卒。遺書散佚殆盡。」[17]其《存亡考》中所輯內容大致可信，雖然只有二十五部書籍書版，但仍能反映清中後期汲古閣書版大致去向和散落嚴重程度。這二十五種書版，記載「板已無者」有七種：《津逮秘書》《漢隸字源》《百三名家集》《元人十集》《李善文選》《群芳譜》《四書》；記載板已無但有翻板者，有十一種：鄭樵注《爾雅》《酉陽雜俎》《輟耕錄》《癸辛雜識》《夢溪筆談》《漢隸字源》《百三家集》《元人十集》《李善注〈文選〉》《群芳譜》《四書》；記載「板現存」，部分已翻板者十六種：《十三經注疏》《十七史》《史記索隱》《五代史補》《三唐人文集》《八唐人集》《古樂府》《陸放翁全集》《詩詞雜俎》《詞苑英華》《琴川志》《六十家詞》《許氏說文》《忠義集》《蘇米志林》《指月錄》。這二十五種書版，相對於汲古閣所刻九百餘部書籍來說，只是零星數量，說明至嘉道時期，市面上僅能見到這些汲古閣書版相關信息。
根據現存汲古閣本衍生版本相關信息，結合鄭德懋《汲古閣刻板存亡考》及相關學者研究成果，可以略知汲古閣書版流散去向。依鄭德懋存亡考中書目順序，彙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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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序號25《指月錄》之前書版為鄭德懋所輯，其中有七種「板已無」，所以實際只輯錄了十八種書版去向，並據現存書籍版本信息加以增補；序號26至31為新增補書版去向，主要據現存版本書名頁及版式行款等方面加以判斷。從這些後印本版權歸屬及與汲古閣原印本相比較，可以發現汲古閣書版的流傳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書版多為書坊所得
這些書版多售於江南書坊，分布於常熟、蘇州、揚州、金陵、杭州、江寧、無錫等地。其中蘇州書坊最多，有三樂齋、書業堂、掃葉山房、擁萬堂、嘉會堂、寒松堂及寶翰樓等均曾重印過汲古閣書版。這也是清以來蘇州地區坊刻興盛的真實反映。也有書版被山東、北京等地人購買。比如《八唐人集》書版，於康熙時期被山東趙執信（1662-1744，即上文所提趙秋穀）以白金二百購買，「今版現存益都趙氏」。益都，即今山東青州。乾嘉時期常州臧在東曾說：「余在山東畢中丞節署中，偶遊濟南書肆，見新印《八唐人集》字跡完好，與初印相去不遠。」[22]臧在東，即臧鏞堂（1766-1834），其所言說明在乾嘉時期，此書版在山東已被重印於世。葉德輝《書林清話》認為此「傳本絕少，殆趙氏得板後無力印行也」[23]。再如文粹堂，乃清時北京琉璃廠著名書肆，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載此書坊「每年購書於蘇州，載船而來」，[24]由《蘇米志林》三卷前扉頁所題「文粹堂藏版」及版式行款均與汲古閣刻本相同，可知其也曾購買過汲古閣書版。
一些書版往往輾轉至多個書坊。蓋因汲古閣刊刻的諸多書籍多正統詩文及經史類，並且刊刻質量上乘，所以其書版散出後，仍然為眾多書坊收購，並且一些書版會轉手多家書坊。如康熙時期毛表依仿宋本刊刻的《楚辭箋注》，現國家圖書館藏有康熙寶翰樓刊版素位堂印本，書名頁有「楚辭箋注、素位堂藏板」字樣，中有斷板，已漫漶。又浙江省圖書館藏有寶翰樓刊版天德堂印本，書名頁有「汲古閣校、楚辭箋注、天德堂藏板」，並鈐有莊守齋先生遺書印，眉端有批校。另外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有寶翰樓刊版三樂齋印本，書名頁題有「汲古閣校、楚辭箋注、三樂齋梓」字樣，並鈐三樂齋圖書四方朱印。諸本從版本信息、版式行款及文字內容來看，均屬於汲古閣原版並略作文字修正。由此可推知，《楚辭箋注》汲古閣書版曾為蘇州書坊寶翰樓購得，後又經手素位堂、三樂齋、天德堂等三家書坊。
汲古閣曾經代刊他人之書，這些書版也難免被典當或售賣。比如毛晉曾為王象晉代刊過《二如亭群芳譜》《秦張詩餘合璧》《新城王氏族譜》《剪桐載筆》等，這些書版已多散佚，獨有《二如亭群芳譜》書版為其孫王士禛保存，並重新修版刊行。該書由毛晉汲古閣刊刻於崇禎七年（1634），書版亦貯於汲古閣，之後汲古閣經營不善，將部分書版質於典所。王士禛《歷仕錄序》載：「先方伯（按，即王象晉）著書尤富，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閣者已多散佚。惟《群芳譜》一書亦歸吳中質庫。士禛於二千里外多方贖歸，告諸家廟，不啻寶玉大弓焉！」[25]記敘了此版贖歸過程，說明在康熙年間此版已為王士禛所得。今南京圖書館藏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新城王氏詮次本，相比較於汲古閣原本，作者署名上，新增加了新城王氏第九代「啟」字輩、「兆」字輩的詮次人姓名。
（二）書版多被重新印行
書坊是具有營利性質的私人承辦機構，其刻書多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追求多、快、好、省進行圖書出版工作，其使用紙張及校勘質量均與官刻相差較大。汲古閣刻書多經史正統文獻，書坊獲得這些書版後，往往會加以重印，這就形成了版本學上所講到的初印本與後印本。這些書坊後印本與汲古閣原刻本之間，往往會針對牌記、或版心、或文字內容作部分修訂、鏟換等，運用版本學、校勘學等方法仍然可以考查出是否為同一個版片。最鮮明的一個體現就是在書名頁上增加新信息或刪改有關汲古閣版權信息，但在版心中仍殘留有“汲古閣”三字，且版框大小與汲古閣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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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鏟去「汲古閣」版權標識
汲古閣刻本往往在書名頁有“汲古閣藏板”字樣，版心有「汲古閣 毛氏正本」或「汲古閣」等相關版權信息。書坊在獲得汲古閣版後，重印時往往會將這些代表版權的文字信息鏟除。
如汲古閣十七史版片，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記載，毛晉十七史版片先以四千金質押在故糧道盧澹巗處，盧氏又轉賣給洞庭席氏，席氏派其一子駐在常熟經理印書，先將各卷首大題下“毛氏汲古閣印”圖記挖去，補刻「洞庭席氏」圖記。[26]
再如宋洪興祖補注《楚辭箋注》17卷，南京圖書館藏有汲古閣本（索書號17359），每卷首尾頁版心中均有「汲古閣」三字，且每卷文末均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之後寶翰樓得版重印。另還藏有寶翰樓本，索書號為GJ/19939，三冊。該本扉頁有三行：「汲古閣校/楚辭箋注/吳郡寶翰樓」（圖2），版式行款均同於汲古閣本，且版框如卷一第三頁右欄與汲古閣本一樣亦有斷裂。版心書「楚辭卷某」及頁碼，每卷末亦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一行。說明寶翰樓本當是依汲古閣版重印而成。寶翰本在扉頁中刪去「常熟毛氏藏板」而改成「吳郡寶翰樓」。郭明芳《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認為「此本鈐寶翰樓印記，亦有無者，或可知為毛表委之寶翰樓刊印，印成後寶翰樓與毛氏分帳，各得之本」[27]，這一說法，拙文《淺談寶翰樓主及其刻書的幾個問題—從寶翰樓本〈楚辭箋注〉談起》認為當是臆測之論，「毛表刊刻此書時，即康熙元年（1662），毛晉過世已三年，汲古閣事業主要由其母嚴孺人及毛扆操持，仍然可以維持刊刻校書等業務，不至於要委托寶翰樓來刊刻書籍並分帳，書版亦未出售或流散，且存世的汲古閣本《楚辭箋注》與寶翰樓本版心上無別，其它界欄斷裂亦相仿，只能說明寶翰樓所用版片即汲古閣原版，當是同版後印，並偶有文字訛誤。」[28]湯炳正《〈楚辭補注〉寶翰樓本校記》肯定了該本文獻價值，認為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29]。
2.文字內容存在差異
這些後印本文字內容方面也存在差異，蓋因版片闕損或漫漶不清進行重新修補時產生。以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中《爾雅注疏》本為例說明。阮元撰《爾雅注疏校勘記序》曰：「顧邢書列學官已久，士所共習，而經、注、疏三者皆訛舛日多，俗間多用汲古閣本，近年蘇州翻版尤劣。」今可考者，屬於蘇州書坊的後印本有金閶書業堂本、古吳郡三樂齋本及寶旭齋本。其中金閶書業堂本與寶旭齋本是據汲古閣板而重印，而三樂齋本則是重新刻板。版式方面，與汲古閣原本一樣，均是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雙行小注同，左右雙欄。版心上方題「爾雅疏」，中間為卷之某及頁碼，下方為「汲古閣」三字，但寶旭齋本版心則剜去這三字。文字內容方面，以《釋訓三》為例來看諸本異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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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云與去、傅與傳、天與大，均屬於字形相似而誤。之與助、遝與杳則字形差異較大，應屬於有意改動，蓋別有所據。陶湘對這些後印本及翻刻本曾有過評述，曰：「經史兩部歸蘇州席氏掃葉山房，始而剜補，繼而重雕。亥豕魯魚，觸目皆是，讀者病之。」[30]
這些後印本與汲古閣本存在著許多文字差異，其版本價值遜色於初印本，故在圖書出售市場上，其後印本價格遠低於初印本價格。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汲古閣所刻書目》中鄭德懋《汲古閣刻板存亡考》載錄了部分翻板與初印價格，恰好反映了這一情況。比如《十三經注疏》，「原板新印兌價七折錢七兩二錢，若有初印濶大者值四十兩。蘇州書業堂翻刻汲古閣十三經內《爾雅》一種（按，實為原版後印，並非翻刻），兌價七折錢二錢。蘇州書業堂翻刻汲古閣全部十三經兌價七折錢十二兩。」[31]初印本為四十兩，而蘇州書業堂後印本則兌價七折錢十二兩，價格差別較大。這是毛晉汲古閣初印本為清代藏書家珍愛的體現。也正因為有這樣的價格差異，有些書坊後印本，偽造成汲古閣初印本以謀利，魚目混珠，嚴重影響了汲古閣本的評價。清代學者對汲古閣刻書歷來頗多微詞，如孫從添《藏書紀要》認為「毛刻十三經、十七史校對草率，錯誤甚多，不足貴也」[32]，阮元認為汲古閣刻《十三經注疏》「魯魚亥豕，觸處皆是，棼不可理」[33]，葉德輝更是認為汲古閣「藏書多善本，而刻書皆惡本」[34]，而造成這樣的評價，與書坊的後印本存在一定的關聯。陶湘曾藏有汲古閣初印本《文選》，曰：「《文選》字口如新，與通行汲古本迥判霄壤，而毛刻之含冤蒙垢，遂昭然大白。」[35]故而汲古閣初印本與書坊後印本當注意區別。
這些初印與後印本的差異產生於書坊在重印時的修改，研究其修改類別、修改方式、修改原因及市場發行，進而探究清代書坊對於別家刻板的再利用及刊印過程，將有助於豐富清代刻書史的研究。
雖然汲古閣已毀，但其書板及刻印的書籍仍存世，並為一些書坊及藏書家所珍藏並翻刻、影印、增補等，無疑是延續了汲古閣的生命，這就是毛晉及其汲古閣存在的重要意義，雖亡猶生。
注釋：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汲古閣刻板流傳及後印本研究」（項目編號22YJA870006）階段成果，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毛晉傳」（項目編號19BMW003）階段成果。
[1]蘇曉君《毛晉與汲古閣刻書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3期。
[2]康爾琴《毛氏汲古閣刻本特色及其價值考述》，《圖書館學研究》，2010年第8期。
[3]郭明芳《從哈佛燕京館藏零種〈輟耕錄〉版印時間判定說起—兼談清初汲古閣〈津逮秘書〉與〈文選〉書版流向》，《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26期，2018年2月。
[4]封樹芬《淺談寶翰樓主及其刻書的幾個問題—從寶翰樓本〈楚辭箋注〉談起》，《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5]武悅《毛晉〈宋名家詞〉初印、後印與底本撤換考》，《中國曲學研究》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6]封樹芬《國圖藏清抄本〈汲古閣所刻書目〉價值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2期，此文已細致考證該目與陶湘《書目叢刊》收錄的《汲古閣校刻書目》內容存在差異。
[7]王應奎、瞿绍基編《海虞詩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頁。
[8]毛晉撰，潘景鄭校訂《汲古閣書跋·重修十三經十七史緣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3頁。
[9]徐耀良、陶桂生編著《毛晉 書文化的傳播者》，廣陵書社，2018年，第154頁。
[10]潘天禎《毛扆書跋零拾（附偽跋）》，潘天禎《潘天禎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03頁。
[11]潘天禎《毛扆書跋零拾（附偽跋）》，潘天禎《潘天禎文集》，第304頁。
[12]潘天禎《毛扆書跋零拾（附偽跋）》，潘天禎《潘天禎文集》，第293頁。
[13]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黃丕烈《士禮居黃氏叢書》，廣陵書社，2010年，第1174頁。
[14]唐夢賚《志壑堂集》卷七，《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0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8-109頁。
[15]朱超然《汲古毛氏家譜序》，常熟圖書館藏抄本《汲古毛氏家譜》。
[16]陶湘編、竇水勇校點《書目叢刊》，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1頁。
[17]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中華書局，1981年，第216頁。
[18]郭明芳《從哈佛燕京館藏零種〈輟耕錄〉版印時間判定說起—兼談清初汲古閣〈津逮秘書〉與〈文選〉書版流向》，《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26期，第34-42頁。
[19]參考郭明芳《從哈佛燕京館藏零種〈輟耕錄〉版印時間判定說起—兼談清初汲古閣〈津逮秘書〉與〈文選〉書版流向》，《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26期，第42-46頁。
[20]南京圖書館藏寒松堂重印本，索書號為GJ/EB111896。
[21]蘇曉君《毛晉與汲古閣刻書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年第3期）載素位堂或為清宣城人梅膺祚的室名。
[22]葉德輝（插圖本）《書林清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6頁。
[23]葉德輝（插圖本）《書林清話》，第146頁。
[24]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1頁。
[25]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七五蠶尾續文三《歷仕錄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4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30頁。
[26]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第109頁。
[27]郭明芳《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2017(18)，第4頁。
[28]封樹芬《淺談寶翰樓主及其刻書的幾個問題——從寶翰樓本〈楚辭箋注〉談起》，《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第57頁。
[29]湯炳正《楚辭類稿》，巴蜀書社,1988年，第135頁。
[30]陶湘編、竇水勇校點《書目叢刊》，第19頁。
[31]可參看封樹芬《國圖藏清抄本〈汲古閣所刻書目〉價值考略》（《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5期）附錄中輯錄的各後印本價格。
[32] 孫從添《藏書紀要》，黃丕烈輯《士禮居黃氏叢書》下冊，廣陵書社，2010年，第1154頁。
[33]阮元《宋本十三經注疏並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續修四庫全書》第180冊，第286頁。
[34]葉德輝《郋園讀書志》卷二《孔子家語》，《湖南近現代藏書家題跋記》（一），岳麓書社，2011年，81頁。
[35]陶湘編，竇水勇校點《書目叢刊》，第19頁。
本文原刊於《古典文獻研究》第二十七輯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