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古籍的問世--從傳統雕版印刷方面考察
一部古籍的問世
--從傳統雕版印刷方面考察
盧錦堂
一、利用雕版印書的源起
人類由野蠻進入文明，由謀求生存之道而至探案生活意義，歷經漫長過程，累積相當豐富的經驗、感想，甚或教訓、警告，並因此創造出形形色色各類民生日用，制定妥大大小小諸種禮儀規範，還留下浩如煙海的圖書文獻。上述無疑都是往哲昔賢心血凝聚所成，其中不少更被視為珍貴文化遺產，既表達對祖先貢獻的感念，復啟發對未來遠景的籌畫，值得吾人珍惜保存。本文主要介紹中國雕版印刷書籍的發明如何促成古代作者心血得以公諸於世。
一般書籍離不開文字記載，也就是說，有了文字讓敘述事實，或表達看法變得容易，纔會有書籍。但文，字的產生非一蹴即就，所經歷史過程十分漫長。在沒有產生文字時，人們或用結繩來幫助記憶，東漢鄭玄注《周易》提及此，即說：「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今日，吾人還可從雲南等地少數民族看到將結繩記事的方法用在標識田價以為土地買賣憑證諸方面。又，《易繫辭下》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指筆畫而言，「契」是刻的意思，此即在竹、木或陶等上面刻畫若干痕跡、記號，亦是用來幫助記憶的。如雲南佤族世代相傳一長木板，兩側刻有許多深淺不同的缺口，代表各種大小事情。
據說每年到了吃新米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幼一起嚐新，並取出這長木板，由長者敘述每個缺口所代表的事情，讓村民認識本村的歷史。隨後，圖畫又成為原始時代傳播知識的媒介。上古人類常把所觀察到的事物和生活情形繪畫在所居洞穴的石壁上。此等圖畫逐漸簡化，便形成圖畫文字。中國若干民族的文字仍然保存著畫圖記事的遺意，雲南納西族的「東巴經」即是一例。圖畫愈來愈抽象，只能算作刻符，陜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若干出土陶器上可找到形狀簡單但相當規則的刻畫符號，其他地方續有類似發現，提供學者探究中國原始文字的有力依據。最後，終於出現系統化而又發展成熟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
既有了文字，就會有書籍，書籍又習慣被稱為「圖書」，正反映中國古代圖畫和文字的密切關係。《易繁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或有進一步解釋說：黃河出現龍馬，背負「河圖」、伏羲據而作八卦；又，洛水出現神龜，背負「洛書」，則為上天賜給大禹的《洪範九疇》，這恐怕只能算是神話。今日流傳所謂「河圖」、「洛書」都屬數字方陣，其實經過術士一類人物加工，並非原有。就出土文物而言，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等可視為現存的中國最早文字紀錄，不過若干學者認為其中內容性質相當於後世檔案，不能看作專為傳授知識，供人閱讀的書籍，如著名圖書史研究專家錢存訓先生說到正式圖書，即主張開始於竹簡木牘。現時，蕭東發先生在所著《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源流篇中則進而強調，判斷是否為書，標準不在於載體，而在於記錄的內容。他說：「甲骨文、金石文絕大多數是檔案，屬廣義的文獻，但仍有一部分可列入嚴格意義上的圖書。反之，竹木簡牘的內容相對較廣，大部分為圖書，也有相當一部分為祭禱記錄和遺策，不能稱之為書。」
後來，中國發明造紙術，與笨重的竹木和昂貴的縑帛相較，紙成為更理想的書寫材料。又由於紙的出現，以致雕版印書燙得可行。當然，紙不是印刷術發明的唯一前提。先秦時代使用陰文印記鈴蓋在所傳送文件的封泥上，鈐妥後呈現正字印文，以及古代刻碑技術近乎雕版，墨拓碑文亦類似印刷過程，諸如此類，都很自然地發展出印刷術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錢存訓先生在《紙和印刷》（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化學及相關技術》第1分冊）導言中指出，漢字抄寫緩慢且複雜，因而可能使中國古代對藉著機具複製以替代純手工的需要遠勝過西方。再者，虔誠佛教徒大量渴求經文此一情況，亦大大影響及印刷術的發呀。
中國雕版印書究竟開始於何時？至令似未有定論。蕭東發先生主張目前討論焦點應集中隋代說，雖此說仍乏有力佐證，卻也不能以如武周時期（690-704）刻的《妙法蓮華經》（保存在日本）、《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在韓國發現）和唐咸通九年（868）刊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現存英國倫敦）等一兩件成熟印刷品的刊刻年代作為印刷術發明的時間。
二、古籍版刻工藝的表現
從古代雕版印刷的技術過程，可察知中國古籍印製相當專精：一部著作的誕生，撰述者所表達思想、所陳說事實固屬要緊，而結合優秀雕版印刷技術，除造成普及之外，還會讓讀者愛不釋手。昔日，錢存訓先生曾根據為數不多的文獻資料記錄了中國傳統雕版印刷的技藝和工序。下文試略加介紹，詳情則請參閱先生所撰《中國的傳統印刷術》一文（高婦熹譯）。
首先要說的是基本材料，主要包括木材、印墨及紙張。版刻木料通常取材自梨木、棗木、梓木等，因這類落葉喬木紋理平順均勻，硬度適宜，或用在一般書籍的刊刻，或用以刊刻線條纖細的插圖，也由於來源充足，價格低廉。至若松柏之類，雖屬鬆軟且為直紋，卻多疤節，所含樹脂又不少，影響著墨，故不宜採用。為求達到最佳效果，中國刻工在斷木作版時喜順著木材紋理縱截，不但能獲得較大書頁版面，復可避開書心部分。一般印版呈長方形，往往前後兩面都刊刻。進行雕版須備有一套形狀大小不同的鋒利刀具：最初用鋼製刻字刀沿著寫樣字形筆畫四周刻出主要線條，接著則是用平鑿和半圓刃鑿子剔去版面不必著墨的地方，再用小整子「兩頭忙」對細處加工。
中國古代的墨常保存固體狀態，臨使用之前，統置於經過潤濕的硯石上研磨成液體狀態，而專供印刷使用的液體印墨，需求量很大，若仍依靠臨時研磨取得，便顯得不切實際。印刷用墨是先以從煙囪尾端所收集的粗質煙灰混合膠與酒，調成糊狀，然後貯存在缸或桶中，歷時愈久，品質愈佳。在使用前，將水加於墨糊上，並澈底調勻，再以馬尾篩過濾。
一般而言，古籍用紙不外白紙和黃紙兩種。棉紙、連史紙等大抵潔白勻淨、韌性較強。竹紙、毛邊紙等呈米黃色，韌性較差，通常為書坊所採用。清代還有一種很著名的開化紙，產於浙江省開化縣，質地柔潤，潔白、如玉，武英殿和揚州詩局印書，多用此紙，美觀雅致，深受喜愛。此外，古代又有在公牘紙背面印書的。
說到雕版印刷過程可概括為10個步驟，即：（1）製備版片、（2）抄繕原稿、（3）校對寫樣、（4）寫樣上版、（5）發刀開雕、（6）挖鑿空白、（7）打磨版片、（8）印刷版樣、（9）最後清校、（10）印刷成書。
在準備雕版時，要延請專業抄手將原稿謄寫到薄紙上。薄紙預先畫出一行行直格，各行又都有中線作為書寫文字保持均勻的基準，以免字行偏斜，這紙就稱為「花格紙」。書寫之前，花格紙還須塗抹薄蠟，並打磨光滑，便於毛筆書寫。將謄寫妥當的寫樣面朝下地貼在薄施飯糊的雕版上，就是「上版」：繼而用扁平棕毛刷輕輕拂拭紙背，俾便紙上毛筆字能明白轉印於版木。俟薄紙乾後，用指尖和毛刷刷去薄紙背面表層，即顯出圖文反像在版木上，猶如直接繪寫上去一樣清晰。
雕版主要是讓版木上面左右相反圖文的全部線條凸起，開始的時候，逐字緊挨著筆畫四周刻上一刀，這叫做「發刀」。右手要像執用匕首般握持刻字刀，左手則籠住刀頭以防打滑。刻工運刀通常從外向內刻，如此較能精確地沿著所須浮雕出來的線條進行。先朝一個方向刻出所有堅筆，再轉動版木角度，雕刻橫筆、斜筆和點。
此後便是把筆畫間的空白處加以剔清，稱為「挑刀」。接下去要挖掉一切多餘部分，即「打空」；打空用半圓刃盤子，並以木槌輕擊盤柄，使盤刃更易入木。至於界行和邊欄，經粗刻後又細加修整，顯得清楚醒目，這過程就叫作「拉線」。最後，鋸斷印版周邊不必要的部分並刨平版面，對木屑或寫樣殘紙全都清除。至此，雕版告成。
之後，要進行印刷程序。首先，將雕刻妥當的版不固定在工作桌上，近處備置紙張、印墨、刷子和其他用具。印工手持馬鬃製的圓刷，沾上墨汁塗抹版木浮雕部分，隨即覆上一張紙，用長棕刷輕拭紙背，雕版圖文的正像就被摹印在紙上，然後揭下紙張陰乾。這步驟周而復始，直至獲得所需印量為止。據說一名熟練印工每天可印紙1,500張至2,000張，新刻版足夠連印15,000次，稍加修復仍能再印10,000次。在雕版印刷𤨣個歷程中，一般須經校對四次：寫樣抄繕後要初校，初校後尚須複校，樣張印出後要作第三校，修版後還有第四校。日後若發現錯誤或缺損，亦可隨時補版。小錯誤就將該處挖成凹槽，再嵌入一小塊木楔：大面積錯誤則要整個挖去，並鑲入與錯誤面積同樣大小的木塊予以補刻。再者，印書一般固用黑墨，但為便於校對，也常用紅色或藍色先印刷若干樣張，使得用墨筆在上面校改的文字比較醒目。這種朱印或藍印本功用似現時的校樣，又或作餽贈親友之用。國家圖書館藏有民國三十三年福建陳氏闍樓刊行的明董其昌《容臺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12846），共11冊。除第二冊外，其餘各冊均為朱線欄寫樣本，以墨筆工𤦂書寫在所謂「花格紙」上，這10冊每冊首葉有墨筆題語，如：「照改後即送覆」，係對、校改工作的提示：正文內誤字已多依書眉上所校重新改正貼妥。第二冊則屬朱印本。古籍寫樣待刊於此可見一實例 （圖2.1、圖2.2）
成書既採雕版，版刻字體的發展不容忽視。宋版書的字體基本上崇尚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唐代名家書法，經過刻工精心雕刻，相當程度再現了原來書體。當然，也以融合各家所長且獨具風格的。總之，逐漸創造出源於名家卻非完全照搬，而是更適於刻版、印刷效果的字體。就書法藝術來看，自有章法，對字隙疏密、字面大小較為自由，印刷字體則不然，要受版面規格約束，宋代刻工已認識到這一點，在筆畫粗細、行格安排，以及字與字之間的組合等方面，都能表現得珠聯璧合。南宋中期，一種橫輕豎重、強調落筆的字體開始萌芽，至明代中葉以後即流行完全適合印刷的所謂「宋體字」。以上參見羅樹寶先生所著《中國古代印刷史》一書相關章節。
三、自撰稿至付梓的實證
《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實，許多著述莫不如此。但是，必須注意從有話要說到將心裡話變成文字，這中間的過程相當複雜，不少時候撰述者會發覺，寫出來的並不見得能充分表達內心所想的，因此，負責任的撰述者難以避免隨時修改已作，或後由友人校訂，尤其是當著述要出版流通時，益形馬虎不得。下文試舉實例說明傳統雕版印刷的古籍，自撰稿開始，經過作者或友人多次校正，直至最後付梓，作者心血結晶如何為世人所通曉。
清人楊德亨撰《尚志居集》，國家圖書館藏有該書第一、二、三次刪改稿本，以及清光緒九年（1883）原刊校樣本，實在難得一見，正可作為吾人認識古籍成書過程的第一手資料（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13479至13482）。（圖2.3至圖2.6）
該書原刊校樣本第3冊卷首有〈楊明經傳〉一篇介紹撰人生平，大意如下：「君姓楊氏，名德亨，字仲乾，池州石埭恩貢生，候選教諭。咸豐初，粵逆圍攻長沙，君曰亂將至矣，盡斂生產，散其餘千金與族涌故舊為避亂計，後多賴以全活。逮賊入皖南，君遂避地江右之餘干，造次顛沛，篤學不懈。曾文正公閱其賢，屢招致之。年七十二而卒。卒之前部署家事，告誠諸子。」傳文中復提及：「所著書曰《尚志居集》，友人桐城方宗誠刪定為八卷，補遺一卷，又編次讀書記四卷。」
國家圖書館所藏《尚志居集》，其中第一次刪改稿本不分卷，14冊。刪定者方宗誠有多則朱筆題記，如：「昔老友汪梅屯先生為胡文忠删訂遺集日，今之四海內外，孰不知有胡文忠者，雖片言隻字，人皆驚而訝之，寶而貴之，然千百世後，未必人人知之也。今欲刻其逍集，須令千百世後不知誰何之人，亦不知胡文忠為誰何人，而展其集，自然愛慕，珍藏寶貴，然後可以永傳，果欲如是，則在擇之精，取之約，無以多為也。予嘗服為篤論，即本此意以刪節仲翁之集，未知有當否也。」說明個人文集的選輯重在精約。又如：「凡閒文，不必存：凡白矜語、不必存；凡為名之言，不必存：凡重出之言、重見之事，皆不必存：凡不雅馴，不脫土俗語句，皆不必存。專以質實悱惻有關係者則存之。縱文不能成家，而終是儒者之文，則其體導矣。」再如：「凡文無關係者，可不存；不雅馴者，不必存：題不合體裁者，改而存之。」則都是關於文章存廢的意見。又其中或記明校讀日期為同治五年（1866）某月某日。至若集中所收，第1冊是晦養客舍偶錄書札，第2冊是江右祁門雜作書札，第3冊是徽州餘干雜作，第4冊是侍養餘行偶錄，第5冊是詩〔經〕疑，第6冊是安省雜作書札（含題跋），第7冊是江右餘干拙語（皆為讀王陽明著作後所撰），第8冊是書〔經〕疑，第9冊是讀王陽明傳習錄拙語，第10冊是安省雜作書札癸亥，第11冊是安省雜作書札甲子，第12冊是讀明少保胡宗憲籌海圖編拙語，第13冊是蘆山講授偶錄時文，第14冊是蘆山雜作附寄居鏡言。除文字校改外，諸篇首或未有以朱筆註明「可存」或「可以不存」等字樣：亦有以墨筆記「節存」、「姑存之」、「不錄」或「刪」。
第二次刪改稿本亦不分卷，32冊。書中亦有方宗誠朱筆題記多則，其中有記明校讀日期為光緒六年（1880）十月。至若所收內容，第1冊為咸豐十年（1860）至同治元年（1862）的書信，第2冊至第4冊為在金陵時的書信、條陳，第5冊為安省時書信，第6冊為安省時上曾國藩條陳，雜作，第7冊為雜作，第8冊為書疑，第9 冊為讀籌海圖編拙語，第10冊為侍養餘行偶錄，第11 冊為寄居鏡言，第12至第13冊為陽明集拙語，第14 冊為讀近思錄問答，第15 利見客舍偶錄，第16 冊為讀拙脩樂問答，第17冊為書信、條陳，第18冊為論陽明先生語錄，第19至第22冊為利見客舍偶錄，第23至24冊為晦養客舍偶錄，第25至第26冊重鈔晦養客舍、明夷客舍的書信、雜作，第27至第28冊為讀陽明文字拙語，第29冊為讀籌海圖編拙語，第30冊為利見客舍的書信，第31 至第32冊全為書信。除文字校改外，諸篇上有以朱筆註明「存」、「不存」、或「去」等字樣，亦有以墨筆記「刪」字之類。
第三次刪改稿本亦不分卷。7冊。所收內容，前5冊為書信、條陳、與某人論學文字、記、贈序、家訓及補遺，第6冊題「尚志居遺書」（包括讀陽明集拙語，讀朱止泉集記），第7冊為讀近思錄問答，末有光緒七年（1881）方宗誠識語。書中朱筆校改仍不少。此外，有更正誤字而用藍筆將正字寫於書眉上；又有筆畫不確實的，則亦用藍筆連接描改。
清光緒九年（1883）原刊校樣本八卷補遺一卷讀書記四卷，4冊。版匡高17.4公分，寬12.8公分。左右雙邊。每半葉11行，行21字。版心大黑口，單黑魚尾，魚尾下方題「尚志居集幾」，下為葉次，再下右側記字數。首卷首行頂格題「尚志居集卷一」，次行低十二格題「石埭楊德亨仲乾」。卷一至卷三全為書信。卷四至卷五疑亦為書信，而此本缺。卷六題為雜著，所收多為與某人論學的文字。卷七為記、贈序。卷八為家訓，之後的「補潰」亦收家訓。其中一冊為讀書記四卷，卷端及版心於「尚志居」三字下卻多留墨釘，不過後來已另紙印成「尚志居讀書記」，下為卷次（一至四），浮貼在上面。由此可知這是校樣本。又，讀書記末有光緒九年刪定者方宗誠識語。
這四種本子，非僅所收篇章多寡不一，重要的是文字壓經改易，始定稿付粹。古人於著述的公開行世，大抵謹慎如此。
附記
在西方現代印刷術傅入之前，雕版長久以來都是中國傳統印刷主要形式，即使平民畢昇在北宋時巳造出泥活字，較德國古騰堡（John Gutenburg）利用活字印刷還要早400年，但未能於中國受到更廣泛應用。其中重要原因，正如錢存訓先生所曾說過的，中國表意文字影響及印刷時需要大量單字，不如拼音文字般容易安排，因此大大降低了活字印刷的優越性。況且中國整個活字印刷過程，主要是排版及印刷完單後拆版並將活字歸回原位，步驟并不簡便，只在印量鉅大時纔合算。舊日書肆通常一書一次只印幾十本，即把版片收藏妥當，待要加印時再取出，以避免存書過多，資金周轉困難，於是雕版在中國傳統印刷中占盡優勢。
本文原刊以古通今--書的歷史（國家圖書館網路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