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古籍編目中廣州刻書的版本著錄問題
圖書館古籍編目中廣州刻書的版本著錄問題
姚伯岳
廣州是清代繼北京、蘇州之後我國的第三大傳統印書業中心，特別是道光以後的晚清時期，廣州的圖書出版印刷乃至發行業異常發達，影響遍及全國。但長期以來，在中國書史、出版史、版本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中，廣州刻書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應有的敘述，與廣州在晚清時期繁榮發達的圖書出版印刷狀況頗為不符。筆者在長期的古籍編目工作中，發現這與廣州刻書的特點和古籍著錄規則的相關規定有一定關係，由此提出在圖書館古籍編目中古籍版本著錄方面應該改進的一些建議，以求見教於各位方家。
一、原書地名標注的多樣和書目記錄的著錄混亂
清代廣州出版印刷的圖書，其內封或牌記等處直接標注出版印刷地為「廣州」的較少，而更多標注的是諸如「粵東省城」「粵省」「羊城」「五羊」「穗城」「南海」「番禺」等。例如：清咸豐八年至光緒八年（1858-1882）刻本《番禺陳氏東塾叢書》四種附一種，每書書後鐫「粵東省城西湖街富文齋承刊」；清光緒十七年（1891）刻木《三國志補注續》一卷，內封鈐朱色木記「粵省雙門底儒雅堂書坊」；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愛育堂徵信錄》一卷，內封題「羊城興隆街學文堂刊刻」；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小書巢詩賦彙存》三種，內封背面牌記鐫「道光丁末冬重刊於五羊官舍」；清光緒十四年（1888）刻本《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首一卷，內封鐫「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刊」；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海雲禪藻》四春，卷端題刻書人為「香禺陶克昌重刊」。
迄今為止的各種古籍著錄規則，在著錄古籍的刻印地點時。基本都採用照錄或省略的原則。作為中國國家標準的《古籍著錄規則》（GB 3792.7-2008），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地名照錄，但在涉及抄刻地、修版地、印刷地等所有地名的舉例中，都可以看出採用的是按著錄對象所述予以照錄的原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國家圖書館古籍元數據規範與著錄規則》—書，其著錄規則在「出版者」元素部分更是明確規定：「出版者、出版地均按著錄對象原題著錄，不予規範。」[1]
對於抄刻地、印刷地的實際著錄，各藏書機構基本上也是採用了照錄的原則。
以參加「高校古文獻資源庫」[2]的25個圖書館的書目記錄為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清張心言撰《地理辨正疏》五卷首一卷末一卷。版本著錄為「清道光七年（1827）粵東省城以文堂刻本」；北大圖書館藏清瑞昌撰《端江錄別》、版本著錄為「清光緒元年（1875）粵東省城業文堂刻本」。「粵東省城」這個地名還是比較好識別的，但像那些書上只標出「省城」字樣的古箱，如果仍然採用照錄原則去普錄，讀者單憑書目記錄，就難以判斷其準確的地點。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李紹崧選訂《曲江書屋新訂批注左傳快讀》十八卷卷首一卷，內封面鐫「省城雙門底芸樓藏板」，該條書目記錄的版本也照錄「清同治十一年（1872）省城雙門底芸樓刻本」，一般讀者僅根據該書目記錄就不一定知道這個省城是哪個省的省城了。
根據照錄原則，著錄出版地為「羊城」「五羊」的也有不少。如北大圖書館藏清尹端模譯《病理撮要》一卷，內封面鐫「光緒十八年新鐫/羊城博濟醫局藏板」，於是版本就著錄為「清光緒十八年（1892）羊城博濟醫局」。又如中山大學圖書館藏乾隆十四年（1749）施念曾，張汝森補輯之《宛雅》初編八卷二編八卷，內封題「五羊達朝堂粹」六字。於是該館書目記錄的版本也著錄為「清乾隆十四年（1749）五羊達朝堂刻本」。人們一般都知道「羊城」「五羊」是廣州的別稱，所以這樣的著錄還不會發生誤解。但還有不少是著錄出版地為「南海」「番禺」的，人們就不一定能將其與廣州聯繫起來。其實南海、番禺都是廣州府的附郭縣，縣治都在廣州府城中，番禺縣衙在今天的廣州市中心老城區，南海縣衙就在其西邊不遠的地方，是最地道的廣州城。採用上述地名著錄不能說有錯。問題在於讀者如果用「廣州」作為出版地來檢索，就檢索不到這些古籍的書目記錄了。
還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就是許多廣州刻印出版的古籍只標注街名、社區名，如雙門底、西湖街、寶華坊等，而不標注城市名。按照古籍著錄地名的原則，是著錄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名稱，低一級的街道名是不著錄的。這時根據地名照錄的原則就無法著錄出版地了。
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馮李驊評輯《左繡》三十卷卷首一卷，內封鐫「雙門底瑞雲樓藏板」，編目員不知道「雙門底」是什麼，就只著錄版本為「清（1720-1911）瑞雲樓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莎彝尊撰《正音咀華》三卷附儀略，內封鐫「咸豐癸醜孟春/雙門底聚文堂藏板/朱注/正音咀華/儀略附後/張維屏題」，沒有標明刻印者是在哪個城市，所以版本就著錄為「清威豐三年（1853）聚文堂刻本（朱墨套印）」，出版地也不見了。
其實雙門底是廣州一個地名，地點在今北京路中段，清代其北叫雙門底上街，其南叫雙門底下街，清末是書坊聚集之地，極為有名。曾擔任過學海堂山長的番禺人侯康（1798-1837）曾作《雙門底賣書場擬自香山新樂府》一詩云：「雙門底，比闕峙。地本前朝清海樓。偃武修文書肆啓。東西鮮次排兩行，庋以高架如墨莊。就中書客據案坐，各以雅號名其坊，」現已知儀於雙門底的書坊就有： 文選樓、全經閣、味經堂、聚文堂、福芸樓、聚錦堂、儒雅堂、九經閣、芸香堂、拾芥園、經韻樓、三元堂、古經閣、集成堂、登雲閣、壁魚堂、汲古堂、偉文堂、古香樓、經史閣、瑞雲樓、元奎閣、緯文堂、文華閣、芸樓、文英閣、聖教書樓等，數量多達幾十家，可見當年該處書業之繁盛。
雙門底西邊，有一條東西向的街道嗎西湖街，也是書坊聚集之地，規模僅次於雙門底，稱得上是「書坊一條街」。西湖街上有名的書坊有：富文齋、六書齋、萃古堂、超華齋，紹經堂、博文齋、聚珍堂、心簡齋、效文堂、正文堂、酌推樓、留香齋、汗青齋、成文堂、墨寶樓、鴻文堂、藏珍閣、寶珍樓、藝苑樓、六雲齋、行遠堂、迂齋等二十餘家。西湖街名氣大，當時知道的人多，所以書坊在刊刻牌記時並不很留意將前面冠以比較準確的城市名，有的甚至於脆就只寫西湖街某書坊。
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刻本《懺花愈詩存》十一卷，卷末鐫 「省城西湖街成文堂刊印」，編目員因為不知道「省城」確指那裡，也沒有西湖街方面的知識，所以出版地就付之闕如。
又如復且大學圖書館藏清咸豐四年（1854）刻本《磨盾余談》二卷，書上沒有明確標明出版地而只標注「西湖街」。編目員就根據「西湖」二字，想當然地將出版地著錄為杭州，這部書的版本就著錄成了「清咸豐四年（1854）杭州西湖街藏珍閣」，將出版地從廣州挪到杭州了。
還有一個寶華坊，就更容易著錄錯了。寶華坊是清代廣州西關的一處街區。建於20世紀30年代的寶華路，便是其當年所在的部分孑留。清代廣州首富潘氏家族，就居住在寶華坊。所以寶華坊的這個「坊」，是指古代城市如街市裡里巷一樣的居民聚居區，而不是書坊的「坊」。編目員如果沒有這個知識，稍一馬虎，就會出錯。如清六承如編《皇朝輿地略》一書，有清同治二年（1863）廣州刻本，該本內封背面牌記題「同治二年孟夏刊於廣州城西寶華坊」。有些圖書館的編目員誤以為寶華坊是書坊名稱，據此就將出版者著錄為寶華坊。其實該本書後鐫有「粵東西湖街藏珍閣承刊」木記，可以將出版者著錄為藏珍閣。
錯得最多的是對清馮詢撰《子良詩錄》二卷附摘句一卷的著錄，該書內封背面牌記鐫「同治二年孟夏刊於廣州城西寶華坊」，與《皇朝輿地略》牌記的字體內容一模一樣。北大、清華、復旦、蘇州大學等許多高校圖書館都誤認為寶華坊是書坊名稱，將版本著錄為「清同治二年（1863）廣州城西寶華坊刻本」。我們在著錄系統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其中「寶華坊」三字是放在出版者一欄的。
由於古籍內封，牌記中對地名的標注十分隨意，導致古箱版本中的地名著錄如採用照錄原則，在現實中就會產生一定的混亂。
機讀目錄格式如CNMARC雖然有620字段設置了「出版地/製作地檢索點」，但在實踐中很少使用。現行的以DC元數據標準為基礎的古籍元數據標準，基本是將著錄與檢索融為一體的，並不為出版地或印刷地設置單獨的檢索點。所以對於採用DC類型古籍元數據標準進行古籍編目的，就只能在地名著錄的規範化上找出路。
結合廣州刻書中廣州地名標注的各種情況，筆者以為，著錄古籍出版項中的地名時，最好採用該地在當時的正式名稱，而不要用簡稱、別稱；如果書上沒有標明出版地，或只標明瞭街道、區社名稱，也可以在考究確切的情況下，直接將錄出版地的正式名稱。總之，由於採用元數據格式的不同，古籍地文的變化，以更好地揭示古籍，滿足讀者的檢索閱覽需要。
二、官、私出版者的名義掩蓋了實際的刻印者
中國古代的官刻、私刻與坊刻之間並沒有截然的界限。清末廣州商品經濟發達，書坊林立，無論公私刻書，都習慣於將刻印乃至發行事務交給書坊承辦，例如清光緒五年（1879）廣州學海堂刻本《東漢會要》四十卷，內封背面鐫「光緒已卯八月嶺南學海堂刊」，目錄後則鐫「粵東省城西湖街富文齋承刊印售」。著錄時，編目員一般都選取學海堂作為出版者，而實際的刻印者富文齋卻常常被忽略掉了。
富文齋在嘉慶十八年（1813）即見刻書，民國時尚存在，為廣州刻書規模最大的書坊之一，承接公私刻書最多。公刻像學海堂、菊坡精舍、廣東書局所刻各書，如《學海堂集》《學海堂叢刻》《續通典》《皇朝通典》《菊坡精捨集》《通志堂經解》《廣州府志》等，私刻如伍崇曜《嶺南遺書》、李光廷《守約篇叢書》、陳澧《東塾叢書》、陳在謙《國朝嶺南文鈔》。黃遵先《日本國志》等。都是富文齋承接刊刷的。
但富文齋並不是唯一一家承攬學海堂圖書刻印業務的書坊，廣州的許多書坊都有與學海堂合作的經歷。如清同治九年（1870）學海堂出版的《尚書札記》四卷，內封背面牌記鈔：「同治庚午春仲刊板藏學海堂」，卷末鐫「粵東省城龍藏街萃文堂刊刷」。
清咸豐十一年（1861）學海堂刻本《皇清經解》一千四百零七十八卷書前有夏修恕序云：「道光初，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樣人，以惠士林，委修恕總司其事•…修恕校勘剞劂，四載始竣。計書一百八十餘種，庋板於學海堂側之文瀾閣，以廣印行。」
夏修恕的序說明瞭學海堂的刻書，是由阮元負責選書，夏修恕負責校勘定稿，由書坊實施刻印，所以才能在短短四年間就刻了180餘種書。在這種情況下，官府與書坊的關係可以說是出版者與實際刻印者的關係，書坊的角色相當於現在的印刷廠，而不是出版者。
官刻書中有許多是部頭巨大、卷帙浩繁的，為了爭取時間，常常由幾家書坊共同刊刻。如：清同治七年（1868）廣東書局出版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卷首一卷，書後題「粵東省城富文齋、萃文堂、聚珍堂承刊」；同治三年重刻本阮元修《（道光》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首一卷，書後題「粵東省城西湖街富文齋、龍藏街萃文堂承辦」。
有些私人刻書常將刻印之事交付書坊辦理，但又以自己的室名堂號作為刻書者。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朱墨套印本《蘇文忠公詩集》五十卷，內封題「粵東省城翰墨園藏板」，封後鐫 「同治八年孟秋刊於韞玉山房」。按照現今著錄規則，我們著錄出版者為韞玉山房，而將廣州翰墨園著錄為印刷者。
又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何炳堃著《經義初階》，內封鐫「宣統二年孟冬鐫/每本實價銀壹毫半/學院前翰元樓發售/經義初階/介如石齋藏板」。卷未有宣統二年楊松芬跋，末鐫「粵東省城學院前翰元樓刊刷」。該書的版本著錄為：「出版：（清宣統二年（1910）介如石齋：印刷：廣州翰元樓。）這種處理方法就不會產生混亂了。
過去的各種古籍目錄很少著錄實際的刻印者，學者引用文獻時也是只提出版者而不提刻印者，這就造成許多承辦圖書刻印事務的書坊名稱及其業績被埋沒。在對廣州刻書的著錄和文獻徵引中，這種現象表現得尤為突出。目前作為我國國家標準的《古籍著錄規則》和《漢語文古籍機讀目錄格式》，乃至DC類型的古籍元數據標準，都在抄刻者和抄刻地外，設置了印刷者和印刷地的著錄事項，彌補了這一缺憾，這是古籍著錄法的進步。圖書館古籍編目人員要善於使用這一方法，不要輕易埋沒實際刻印者的名稱和功績。
三、著錄私人出版者的籍貫導致讀者對刻印地點的誤判
公立機構出版圖書的刻印地，主要是地名的別稱、簡稱以及省略等問題，無論怎樣著錄，讀者根據其地理知識還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但如果出版者為私人，傳統的著錄方法習慣於將籍貫和人名一起著錄，就很容易使讀者產生對圖書出版地的誤判。
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董佑誠撰《皇清地理圖》不分卷，卷末鐫「廣東省城西湖街富文齋承辦」，但編目員根據出版者應著錄主持出版者的規定，又加上了出版者的籍貫，將該書版本著錄為「清咸豐六年（1856）長沙胡氏刻本」。讀者如僅看該書的簡單書目記錄，就會誤以為該書是在長沙刻印的。
該館藏清陳坤著《如不及齋詩鈔》一卷，卷末鐫印有「羊城西湖街藝苑樓刊刷」字樣，但版本著錄卻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錢塘陳氏刻本」。也是同樣的問題。
有些情況更複雜一些，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重刻元本草堂詩箋》二十二卷，該條書目記錄著錄出版者為「清光緒二年（1876）巴陵方氏碧琳琅館」。這是因為該書內封後有「光緒紀元歲在乙亥三月巴陵方氏碧琳琅館開雕」牌記，下書口也鐫印有「碧琳琅館開雕」字樣。但該書卷末還有一行木記：「粵東省城西湖街富文齋承接刊印」，說明該書是由廣州書坊富文齋承接刊印的。如果讀者只看該書的簡要書目記錄，就會誤以為該書是巴陵刻本。其實巴陵在湖南省，是刻書主持人的籍貫，刻書主持人方功惠的居住地就在廣州。北大圖書館對出版者的著錄方式是傳統的著錄方式，不能說不對，但今天看來，更合適的著錄方法應該是著錄出版者當時的所在地廣州，而不是出版者的籍貫巴陵，同時還應該著錄該書的印刷者廣州富文齋。
中國歷史上，文字內容套印色數最多的就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盧坤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該書內封題「道光甲午季冬/杜工部集/芸葉盈藏板」；又左上角小字鐫：「五家評本/王世貞 元美 紫筆/王慎中 遵岩藍筆/王士祺 阮亭朱筆，墨筆/邵長醬 子洲 綠筆/術帶 牧仲黃筆。」
盧坤（1772-1835），宇靜之，號厚山，順天府逐州（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選庶吉士。歷任兵部主事、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廣東惠潮嘉道、山東充沂曹濟道、湖北按察使、甘肅布政使、廣西巡撫、陝西巡撫、山東巡撫、山西巡撫、廣東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等職。卒後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謚敏肅。
盧坤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調任兩廣總督的，九月兼署廣東巡撫。道光十五年八月卒於任上，任兩廣總督的時間整整三年。芸葉盦是盧坤的齋名，道光甲午是道光十四年（1834），正是盧坤在任兩廣總督期間。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的刻印只能是在廣州。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恰恰是廣州的翰墨園書坊在清光緒二年（1876）又重新刻印了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
翰墨園刻本內封面題「杜工部集/五家評本/ 王弇州紫筆/王遵岩藍筆/王阮亭朱墨筆/ 宋牧仲黃筆/ 邵子湘綠筆」，內封背面鐫「光緒丙子三月粵東翰墨園刊」。與盧坤刻本極為神似，很有可能盧坤道光十四年的本子就是委託翰墨園代為刻印的。
實際上，盧坤以兩廣節署名義於清道光十三年（1833）刊刻的朱墨套印本《史通削繁》四卷和《文心雕龍》十卷，於道光十四年（1834）刻印的朱墨套印本《蘇文忠公詩集》五十卷，都是廣州翰墨園刻印的。如《文心雕龍》十卷內封背面牌記題「道光十三年冬刊於兩廣節署」，該葉左下鐫「粵東省城翰墨園藏板」。
但過去幾乎所有對該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的著錄都是逐州盧坤刻本，沒有揭示其為廣州刻本。由於各家書目記錄都沒有明確著錄盧坤的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為廣州刻本，導致各種中國書史著作也對其認識不清，連張秀民先生的那部書史名著《中國印刷史》，在敘述盧坤的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時，都沒有說明這部書是在哪裡刊印的，當然更不能指出光緒二年（1876）翰墨園刻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與其之間的淵源關係了。
由此看來，著錄出版者籍貫的做法很不可取，儘管在編目格式上，籍貫是和出版者的姓名一起著錄在出版者項的，但由於在供讀者使用的顯示界面上它恰好位於出版地的位置，導致籍貫地名很容易和出版地相混淆。特別是當出版地和出版者籍貫同時都著錄的時候，就更亂套了。
著錄私人出版者籍貫的做法是古已有之的，現在的許多古籍書目也傳承了這一做法。但事實上籍貫的著錄必要性不大，而出版地的著錄卻相當重要。為了使二者不致發生混淆和衝突，筆者根據多年的古籍編目實踐經驗，建議古籍編目最好徹底取消對私人出版者籍貫的著錄。
四、廣雅書局所刻書不都屬於《廣雅叢書》
古籍版本著錄中過去常有「x×叢書本」的說法，後來的卡片目錄和現在的計算機編目一般也都設置「叢書項」或「叢編項」，指出某書為某部叢書的零種，自然版本情況也大多等同於所屬叢書的刻印年代了。廣州在清末民初刻印了許多書、如《粵雅堂叢書》、《學海堂叢刻》、《廣雅叢書》（又名《廣雅書局叢書》）、《碧琳琅館叢書》、《端溪叢書》、《紫陽叢書》等。這其中。《廣雅叢書》的情況比較特殊，著錄廣雅書局所刻書時需要格外注意。因為現在圖書館古籍編目中有一種錯誤做法，就是凡碰到單種的廣雅書局刻本時，都在「叢書項」（或稱「叢編項」）著錄「廣雅書局叢書」或「廣雅叢書」，意為該書是從《廣雅叢書》中散出的零種。
廣雅書局由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於光緒十三年（1887）十月創辦，第二年即開始刻書出版發售，至光緒三十年《1904》書局停辦，歷時近二十年，期間共刻書215種，其中如《欽定全唐文》一千卷、翻刻《武英殿聚珍版及書》一百四十八種等大部頭書，都各算作其中的一種，可見廣雅書局刻書規模之大。
《廣雅叢書》並非廣雅書局刻書的全部，而是民國九年（1920）廣東圖書館附設之「廣雅版片印行所」據廣雅書局所刻書版選編重印而成的一套大型叢書。廣雅書局刻書之初並未考慮以叢書的形式刻印書籍，但因大多采用統一的稿紙寫樣上版，所以版式非常統一：四周單邊，上下小黑口，單魚尾，中刻書名、卷次和頁碼，版心下方右側刻「廣雅書局刊」五字。版框左上有書耳，記本版字數；絕大多數為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四字，大小字字數相同；版框的規格也基本相同，一般框高21釐米，寬15釐米，各書之同的差別基本上不超過一釐米。這就為後來《廣雅叢書》的彙編出版創造了條件。所以民國九年廣州圖書館成立「廣雅版片印行所」對廣雅書局刻書版片進行整理時，就明確冠以《廣雅叢書》之名彙編印行。民國十六年二月更定的《「廣雅版片印行所」營業書目》中有以下夾注：「以上共一百五十五種，分訂五百六十二冊、板式一律，統名《廣雅叢書》。」《廣雅叢書》諸書刊刻年代，最早為光緒十三年，最遲是光緒二十七年。歷時長達十五年，基本上彙集了廣雅書局刻書的精華。
現在各圖書館所藏各種廣雅書局刻書許多都是當年作為單刻本出版的，各有其授受源流，並不一定屬於後來出版的《廣雅叢書》的零種：有些書甚至根本就不在《廣雅叢書》子目之列。將這類書著 為廣雅叢書本或在從書項著錄「廣雅叢書」或「廣雅書局叢書」字樣，顯然是不合適的。
例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三國志補注續》一卷，內封背面牌記鐫 「光緒辛卯十二月廣雅書局刊」，內封鈴朱色木記「粵省雙門底儒雅堂書坊」，說明該書是在清光緒十七年（1891）刻印出版後，隨即由儒雅堂書坊負責發兌的。但該條書目記錄在叢編項著錄了「廣雅書局叢書」字樣，這就不符合歷史了。
又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史氏族表》三卷，封後鐫「光緒甲午春三月廣雅書局校刻」，卷端鈐「大學堂藏書樓之章」陽文朱印，說明該書是在清未京師大學堂藏書樓時期入藏的，這時還沒有《廣雅叢書》的編纂，但該書目記錄仍在叢編項著錄「廣雅書局叢書」，應該刪去。
其實，古代許多叢書的形成都有類似《廣雅叢書》的這種情況，將單刻本著錄為某種叢書的零種的現象也並不罕見。本文提出《廣雅叢書》零種的著錄問題，不僅是為了糾正對廣雅書局刻書的一些不當著錄，更是為了減少古籍編目中類似錯誤的發生，提高古籍書目記錄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五、結語
古籍抄刻地、印刷地的著錄問題，歷來是圖書館古籍編目中一個難於處理的環節；私人出版者的籍貫是否應該著錄，對此人們也是見仁見智；官、私刻書者和具體實施刻印事務的書坊之間的關係，也絕非今天出版社與印刷廠之間的關係那麼簡單；叢書的版本情況更是多種多樣。古籍版本著錄的這些複雜性在廣州刻書中表現得尤為集中和突出。上述對廣州刻書版本著錄問題的分析，希望能引起古籍編目人員注意到這些問題，妥善處理好相應的著錄事項：同時也提醒學者在利用古籍書目數據庫檢案古籍時，最好是多種思路、多種途徑、多個角度地進行檢索查閱，才能獲得更為全面、完整的數據，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嚴謹而周密。
[1]蕭瓏，蘇品紅，劉大軍《國家圖書館古籍元數據規範與著錄規則》，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第57頁
[2]本文所舉各例及書影，均採白「學死汲古一高校古文獻資源庫」：hutp: //thso.calis.clu.ch: 8086/aopac/jsp/index Xyjp.jspa
本文原刊惜古弗塵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