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辨—兼論董康所刊「改正本《古文舊書考》」
所謂「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辨
—兼論董康所刊「改正本《古文舊書考》」
董岑仕
提要：
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中「《王文公集佚文》一卷」之提要，過去常被截去首句後題作「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然而這一改題，當有誤會。此篇提要前半部分為繆荃孫撰，為島田翰輯本《王文公集佚文》之提要；後半部分則為繆荃孫轉引島田翰跋，島田翰跋，原是為圖書寮藏龍舒本七十卷殘本《王文公文集》而作，亦與島田翰改正本《古文舊書考》關係密切。1906年董康曾允諾島田翰刊刻《古文舊書考》，1907年，島田翰作《重刻〈古文舊書考〉跋》，言董康此年八月刻成《古文舊書考》。通過考察信札往來，可知董康之刊刻，委託琉璃廠墨寶齋進行，1908年農歷三月，董康尚未詳校第一冊紅樣。在後來敘述中，或稱董康刊刻者為「改正本《古文舊書考》」「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其中當收錄有島田翰所輯圖書寮七十卷殘本《王文公文集》之佚文，亦當有島田翰所作書志全文，惜董康刊本《古文舊書考》最終未曾印行，唯羅振玉1918年時曾從董康處借得島田翰所輯佚文，與陸心源《群書校補》中所輯《臨川集》佚篇合刊為《臨川集拾遺》。
關鍵詞：繆荃孫 董康 島田翰 《古文舊書考》 《王文公文集》
《藝風藏書再續記》所收，為繆荃孫（1844-1919）自1913年以後所得之書，其「傳抄本第七」下，著錄了「《王文公集佚文》一卷」，言：
從宋本鈔出今文集所佚。
昔華中父真賞齋有宋百六十卷本《臨川集》，見豐人翁《真賞齋賦》。而義門何焯氏在國初，既言其不可覯，則其為希覯之笈，亦可知也。而說者謂荊公之集，紹興辛未其曾孫王珏所傳刻者最完，其作百六十卷者，徒分析其卷帙耳。珏之刻本，今藏罟里瞿氏。又有元時翻本，今藏錢唐丁氏。嘗與明嘉靖庚申撫州覆紹興詹大和刻本，歷校宋、元二本，其卷帙相同，而異同亦相若，閩、浙二本，皆非其所手定。而《石林燕語》亦稱薛肇明被旨編公集，遍求其所謂「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詩，終莫之得。至宋季，有金陵、麻沙、臨川、淛西數刻，當時蒐羅既難，編訂又粗，竟不能窮其全也。
日本圖書寮有殘宋本《王文公文集》，今存七十卷，佚其末詩集數卷而已。而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陸存齋《群書校補》據《宋文鑒》、《宋文選》、《播芳大全》、《能改齋漫錄》以補明覆詹本之缺，尚不過十餘篇，與此本多寡不侔矣。
昔政和中開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而門下侍郎薛昂肇明實主其事。此書依其異同考之，蓋肇明所編次也。卷一至卷八書，卷九宣詔，卷十至卷十四制誥，卷十五至卷二十一表，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啓，卷二十五傳，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雜著篇，卷三十四、三十五記，卷三十六序，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古詩，卷五十二至卷七十律詩。半板十行，行十七字，「恆」「殷」闕末筆，於「構」字下注雲「御名」，則此書高宗時依薛本所入梓也，並王珏所未見矣。
日本島田翰跋。[1]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出版《臨川先生文集》時，最末刊載島田翰、陸心源、朱孝臧、唐圭璋等所輯佚的王安石詩、文、詞佚篇，彙為《臨川集補遺》，而將此篇收載於《臨川集補遺》最末。然收載時，改題「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未署撰人，刪去首句「從宋本鈔出今文集所佚」，全文未分段，並注「從《藝風藏書再續記》卷七錄」[2]。雖題下未署撰人，因文末為「日本島田翰跋」，其後此段的節引、篇名、作者署名，便被學界承襲—如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在考《王文公文集》時引用參考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3]，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的《臨川先生文集》後附錄「序跋」[4]、劉成國點校《王安石文集》後附錄「文集版本著錄與序跋」[5]，均以「〔日〕島田翰《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為題收錄此文。不過，梳理《藝風藏書再續記》的著錄情況和島田翰經眼此書始末等情況來看，這篇文章的擬名和撰人情況，尚待詳辨。
此篇原收入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傳抄本第七」中，系繆荃孫為所得《王文公集佚文》抄本而作提要。《藝風藏書再續記》燕京大學圖書館出版的鉛印本中，此文分為兩段，首句「從宋本鈔出今文集所佚」獨立成段，下不分段。《藝風藏書再續記》稿本，今藏北京大學（題「藝風堂藏書再續記」，又題「藝風堂新收書目」，NC/9578/2241.2），大多用版框左下有「蕅香簃鈔」字樣的半葉十行格紙，一般每行二十三字。稿本中，此篇首句「從宋本鈔出今文集所佚」下空一字，此外，「而義門何焯氏在國初」一句，「國」字前表敬空一字，其後「國」字恰為換行後第一字，餘則皆無空字、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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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繆荃孫書志中著錄者為「《王文公集佚文》」，而非後來改題的「殘宋本《王文公文集》」，提要尾署「日本島田翰跋」，當與島田翰（1879-1915）從時藏宮內省圖書寮（今日本宮內廳圖書寮）的《王文公文集》卷一至七十的殘本中輯佚詩文有關。惜今遍檢各圖書館藏書目，未見繆氏舊藏此抄本。此部《王文公集佚文》之抄本，是否為島田翰輯本的稿本，還是再傳抄本，因該本今下落不明而無從辨析。唯繆氏歸入「傳抄本」，似所得當為島田翰輯出之本的傳抄本。
從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此篇提要來看，至少前半部分文字，絕非島田翰的口吻，應當是繆荃孫所作。從措辭來看，島田翰絕不會稱「義門何焯氏在國初」，且稿本中的「國初」前的表敬空字更明確地顯示出了繆氏手筆的痕跡。同時，島田翰也很少直呼「日本圖書寮」—在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寫作乃至日常書札中，提及宮內省圖書寮藏書，往往稱「御府」「秘府」等雅稱。提要中，指稱經歷了從「此本」至「此書」的切換，所指不同。前半篇中，如引陸心源《群書校補》所輯，「尚不過十餘篇，與此本多寡不侔矣」，「此本」指稱的是繆氏所得《王文公集佚文》；後半篇「此書依其異同考之，蓋肇明所編次也」、「此書高宗時依薛本所入梓也，並王珏所未見矣」的「此書」，指的則是圖書寮所藏《王文公文集》。
繆荃孫雖曾短暫訪日，但未曾觀覽過圖書寮藏書，從上述指稱的轉換和內容敘述來看，提要後半，「昔政和中開局編書」至「日本島田翰跋」，當屬轉引抄本中島田翰跋語，而島田翰所作跋語，原是為圖書寮的七十卷殘本《王文公文集》而作，附載抄本之末。一般而言，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中，若引他人題跋，往往以「某某跋曰」作開頭，但此篇提要，未明示引用的起訖。然而，若將整段文字的署名權歸諸島田翰，則未免張冠李戴了。從完整收錄題跋的角度來看，若徵引此段，不若完整轉引，署出處為「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為是。
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此處的島田翰題跋是否完整？
關於島田翰輯出之本，另有一條線索，為島田翰所著《古文舊書考》。初編《古文舊書考》時，島田翰原擬編成六輯二十四卷，每輯均分為《舊鈔本考》、《宋槧本考》、《舊刊本考》、《元明清韓刊本考》四卷[6]。明治三十六年（1903），東京民友社排印刊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第一輯，其中未收《王文公文集》，然而，其《元明清韓刊本考》卷末，記錄了之後的寫作計劃：
案，此外予所目擊舊書逸篇，其最精者，如殘舊鈔卷子本《大唐書儀》九卷……《王文公文集》，宋薛昂奉詔所編定，原刻本……其餘秘府所收舊鈔本及宋槧本，猶極眾，而至元明刻本，蓋不遑指舉矣，皆詳具於二輯以下。[7]
其中述「《王文公文集》」為「宋薛昂奉詔所編定，原刻本」，與《藝風藏書再續記》中所引述的「蓋肇明所編次也」「高宗時依薛本所入梓也」的觀點一致。《王文公文集》，據島田翰言，原擬安排在第二輯以後。
1906年，董康（1867-1947）短暫赴日，與島田翰往從交遊，並言島田翰「著有《古文舊書考》三輯及《群書點勘》十六巨冊」，隨後，「歲杪回國，彥楨贈影宋鈔足本《楊誠齋集》，並約余梓其《舊書考》」[8]，此時，島田翰與董康商定，由董康在中國刊印《古文舊書考》。1907年，島田翰作《重刻〈古文舊書考〉跋》，言董康此年八月刻成《古文舊書考》[9]，然而，島田翰雖述「刻成」，至1908年農歷三月，董康尚未詳校第一冊紅樣。留存的董康信札中可知，董康刊刻《古文舊書考》，實委託琉璃廠墨寶齋進行[10]。其後，董康1927年於圖書寮閱《王文公文集》，追記「昔年島田翰曾將溢出詩文錄入改正本之《古文舊書考》中（余曾付梓，未刊行），後羅叔蘊錄出刊行」[11]，知1907年所刻成的，屬1903年版《古文舊書考》的「改正本」，且其中收入了圖書寮所藏《王文公文集》溢出詩文。董康所言「羅叔蘊錄出刊行」，指的是羅振玉（1866-1940）於1918年刊行的《臨川集拾遺》。羅振玉在宣統年間東渡日本，曾於圖書寮觀書，獲睹宋刊《王文公文集》七十卷，因行旅匆忙，僅僅記錄各卷目次。至1918年，時居京都的羅振玉，覓求圖書寮《王文公文集》中佚篇，因島田翰時已去世，遂向董康尋覓線索，言：
計惟東友島田氏翰曾校書秘省，彼或校錄，而數年前已以事自裁，墓草宿矣。彼固有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在武進董氏許，中或載此書，又疑佚文未必備錄，姑移書假之，比至，展觀則諸佚篇咸在焉。為之喜出望外。[12]
羅振玉所稱「增訂本《古文舊書考》」，與董康所稱「改正本之《古文舊書考》」，所指相同。唯不詳羅振玉所借得的，是董康刊本的校樣，抑或是島田翰的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原稿。隨後，羅振玉刊行《臨川集拾遺》，如自序所言：
長夏苦雨，取歸安陸氏所錄荊公佚詩佚文載入《群書校補》者，合以宋槧本所載不見桐廬本《臨川集》者，依其類次，輯為一卷。命兒子福萇錄之，既成，顏之曰《臨川集拾遺》。將寄滬上校印，以償十年未竟之志，以慰禮卿、島田於地下，並弁語簡首，以告讀是書者，俾知此編成之之難有如是也。[13]
羅振玉所刊，合併了從董康處借來的「增訂本《古文舊書考》」中島田翰之輯佚及陸心源《群書校補》卷七二中所載《臨川集》佚篇，依文類編次，由其子羅福萇（1895—1921）手錄，並將書稿寄給時在上海的王國維代為辦理，1918年羅振玉、王國維往還書信中，多言及《臨川集拾遺》排印之事[14]。羅福萇手錄稿本，今藏國家圖書館（善本書號：05284）。從相關人物的敘述來看，島田翰錄入改正本《古文舊書考》的《王文公文集》「溢出詩文」，與繆荃孫所得《王文公集佚文》鈔本當同出一源，繆荃孫所轉錄的島田翰跋語，或即改正本《古文舊書考》中圖書寮藏本《王文公文集》之提要。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中，言「今本所佚之文，多至四十七篇」，知繆氏所藏《王文公集佚文》共收四十七篇，羅振玉刊《臨川集拾遺》中，重新類次了島田翰、陸心源的輯佚成果，據《臨川集拾遺目錄》所載輯佚出處來看，其中有五十篇出自「宋槧本《王文公文集》」，兩者雖稍有參差，然大體仍接近。同時，羅振玉刊《臨川集拾遺》中，並未迻錄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中的《王文公文集》提要，可能是因為該本已重新類次匯編陸心源、島田翰成果，故不便單獨迻錄島田翰提要。
遼寧省圖書館藏有島田翰稿本《吾所睹古文舊書考》[15]，今檢其中書封題「己亥夏五」（按，1899年）的《舊書逸篇（內府御本）》一冊，多有「寫取奉願」的請求，實為島田倩人核查並錄出圖書寮藏書序跋、各類善本行款、鈐印等文字，而《王文公文集》，請求錄出卷一首葉四行，而實際錄出了卷一首葉前六行，並摹錄了鈐蓋於第五行的「金澤文庫」黑印[16]。《吾所睹古文舊書考》卷一《內府御本紅葉山文本宋本（宋本、元本）》中則記有：
《王荊公文集》□卷 十四冊
左右雙邊。半板長六寸九分，長短不一。幅四寸九分五釐。十行十七字。
刻工：胡佑、何卞、吳暉、吳輝〔右側朱圈，天頭朱筆校改「煇」〕、潘明、余表、裴道、徐作礪、江清、張孜〔按，右邊「攵」近「文」，故右側朱圈，天頭朱筆再書「孜」〕、余才、魏達、媤達、林選、余全、陳通、葉明、阮宗、文立、李彪、何荊、余亮、施光、陳伸、魏可、余忠、章旼、徐文、孫右、作利。
〔雙邊〕「金澤文庫」，（寬）六分，（長）二寸五分。
〔單邊〕「顏氏/家藏」，朱文テシ。方一寸七分。初卷末。
〔單邊〕「■■■■」，每卷首尾。（寬）六分，（長）一寸二分。塗抹不可弁。[17]
〔雙邊〕「賜蘆文庫」，〔朱筆〕每冊初。[18]
所著錄的，實即各冊外封題「王荊公集」的圖書寮藏《王文公文集》七十卷十四冊，因所藏非全本，故島田翰卷數留空。在島田翰之前，澀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中，曾著錄過此帙[19]，然未見刻工記載。較早詳記此帙刻工的，當推島田翰[20]。然而，《吾所睹古文舊書考》大多為讀書筆記性質的客觀記錄，此條中，也無島田對該帙《王文公文集》的看法與判斷。比勘而言，繆荃孫所錄島田翰跋中，以為此帙為薛昂本，並記錄了圖書寮藏本《王文公文集》中各卷文體、缺筆避諱的情況，而《吾所睹古文舊書考》中無載，然《吾所睹古文舊書考》中所記的版框樣式、尺寸、刻工、鈐印，在繆荃孫所錄跋語中均闕。繆氏所藏《王文公集佚文》，與附載佚文的島田翰改正/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同出一源，然而，從《吾所睹古文舊書考》的筆記等來看，繆荃孫《藝風堂藏書再續記》中的島田翰跋，恐怕並非全文——一般而言，島田翰無論是作書後題跋，還是撰作《古文舊書考》相關提要時，這些版本的基本情況，都是會詳載備述的。
時至1931年，橋川時雄作《天津、濟南及長江地方學事視察報告書》時，尚記之前聽聞董康擬刊《古文舊書考》一事：
其（引者按：董康氏）刊書事業時緩時急，但至今未嘗停息。如董舜民《蒼梧詞》十二卷，現在正在刊刻中。另外，《古文舊書考》四卷及《鐵琴銅劍樓書目》三十卷也預定刊行。《古文舊書考》四卷，系島田翰氏在宮內省圖書寮看書時在約六百張美濃紙上記錄的筆記，與刊本有異同。我前年聽說，其原稿本現藏於董氏北平宅中。[21]
從橋川時雄所述來看，董康擬刊的《古文舊書考》為島田翰之筆記，則其情形近乎今日之《吾所睹古文舊書考》。然而，《吾所睹古文舊書考》為稿本殘帙，今存卷一、三、四、七、十、十四及《舊書逸篇》第二十九等，已有千葉有餘，且所存各卷既有內府御本（即宮內省圖書寮）觀書筆記，亦有「先大夫遺書 井井先生本 天祿集」等內容，故橋川時雄所述，或亦雜道聽途聞，而有不甚準確之處。然而董康重刻之改正本，最終未曾印行[22]。
從學術史來看，伴隨著內閣大庫舊藏、後歸劉啓瑞食舊德齋的《王文公文集》殘帙的重現[23]，龍舒本《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的全貌得以清楚顯現。傅增湘曾獲睹二帙，並企盼兩者能合印，「余嘗言於東都耆宿，約異時寮本刊行，余當為作緣，俾以目錄及後三十卷增入，以盡珠聯璧合之美，無使盈盈一水，終古相望，使後人撫卷而增嘆也」，並以為「七十卷以下完然具存，正可補寮本之缺，且必有佚文出羅鈔之外者」[24]，且傅增湘也確實曾據劉啓瑞舊藏本作過輯佚[25]。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根據傅增湘從食舊德齋原藏本攝存玻璃片影印，缺卷部分，以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藏圖書寮藏本照片補足[26]，原大影印出版《王文公文集》[27]，由趙萬里作《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對龍舒本的具體情況予以詳考。校核祖出紹興王珏本系統的《臨川先生文集》，比勘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內容，重新審視陸心源、島田翰的輯佚工作，可以發現，當年陸心源、島田翰的工作皆有疏失。其中不少疏失，趙萬里在影印《題記》中已經指出。同時，島田翰以為龍舒本為薛昂本，亦有誤判。然而，當年董康托琉璃廠墨寶齋刊刻的「改正本《古文舊書考》」「增訂本《古文舊書考》」終未刷印行世，島田翰原擬編成的《古文舊書考》六輯二十四卷，亦未完成脫手[28]，其著作終風流雲散，而這篇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中的提要，卻一再被誤題作島田翰之「殘宋本王文公文集跋」而被廣泛徵引，其中雖確有島田翰之部分文辭，卻有不得不釐析之必要。同時，雪泥鴻爪，雖有轉引，仍非全本。今梳理此事前後始末，亦期待島田翰的諸多遺稿，能得到進一步整理研究。
注釋：
[1]繆荃孫：《藝風藏書再續記》卷七，燕京大學圖書館，1940年，葉3b—4a。
[2]王安石撰：《臨川先生文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第1085頁。
[3]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中華書局，1999年，第326、334頁。
[4]王安石撰，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第七冊《臨川先生文集（三）》，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848頁。
[5]劉成國：《王安石文集》，中華書局，2021年，第1984頁。
[6]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發凡》，島田翰撰，杜澤遜、王曉娟點校：《古文舊書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頁。
[7]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第368頁。又，島田翰曾致信繆荃孫，言「《剡源集》則敝邦秘府有元至正刻本……翰已載之於拙著《古文舊書考》第二輯」，亦言《古文舊書考》後續第二輯之事，見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75頁。
[8]董康：《刻皕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收入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第393頁。又參島田翰《訪余錄•重刻〈古文舊書考〉跋》，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第411頁。島田翰所贈《楊誠齋集》抄本，有島田翰手跋，董康1912年售予大倉財團，入藏大倉集古館，今歸北京大學圖書館大倉文庫。
[9]島田翰：《訪余錄•重刻〈古文舊書考〉跋》，《古文舊書考》，第411頁。
[10]董康致修伯仁兄，現藏首都博物館，札言「修伯仁兄大人閣下：都門啓程，承君遠送，銘感無既。十一日午後東航，於十八日抵神戶，十九日至東京。此間書籍異常昂貴。……又琉璃廠墨寶齋傳（岑按，「傳」疑當為「傅」字）掌櫃所刻之《古文舊書考》第一冊，亦催其將紅樣寄來，以便在此詳校也。」見齊玫：《董康書札考略》，《首都博物館叢刊》，1994年，第115頁。此札收件人「修伯」似時居北京而常與董康居中於琉璃廠書肆間之人，然具體名氏俟考。叢札中，又言及「來信寄至松葉館可也」，而董康約同時致信繆荃孫，記「康因延聘商法教師,於月之十一日東航，十九日抵東京，僑寓於松葉旅館，約有月餘留滯。此間舊書價之昂貴，等於廠肆。」信署「三月廿五日」，見錢伯城、郭群一整理，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第549頁。致繆荃孫札中，言及島田翰「茲因岩崎氏物故，被同人傾軋，欲辭職來中國別謀枝棲」，「竊思南中圖書館締造伊始，任事需人，如得此君襄助其間……敬懇長者謀諸午帥」，分別指1908年3月25日（農歷二月二十三日）岩崎彌之助去世、托繆荃孫向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字午橋，故稱「午帥」）謀劃江南圖書館職位。王會豪：《董康日本訪書事新考》（《歷史教學問題》，2018年第1期，第73-77頁）據此二點，推斷董康致繆荃孫札當為1908或1909年三月二十五日作，而「更傾向於認定該信是寫於1909年」。然而，據繆荃孫日記可知，（1908年戊申四月）三日丁巳：「接董綬京信，即答之，由日本郵局去。」（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日記》第二冊，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499頁）廿日甲戌：「接董綬經日本信。」（同上第502頁）廿一日乙亥：「發日本松聲館董壽京信、島田彥楨信。」（同上第502頁）至六月乙卯朔，尚「發日本董授經信，寄詩。」（同上第509頁）1909年繆荃孫日記記與董康書信往來，則未見日本字樣，則可知董康1908年農歷三月至六月停留日本東京，並在致修伯札中催琉璃廠墨寶齋寄其委託刊刻《古文舊書考》紅樣至東京。
[11]董康：《書舶庸譚》卷三，1927年3月7日日記，中華書局，2013年，第69頁。
[12]羅振玉：《臨川集拾遺序》，收入王安石著，羅振玉輯：《臨川集拾遺》，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18年。
[13]羅振玉：《臨川集拾遺序》，收入王安石著，羅振玉輯：《臨川集拾遺》，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18年。
[14]參見王慶祥、蕭文立校注，羅繼祖審訂：《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393頁（羅振玉1918年7月17日寄王國維：「昨寫定《臨川集拾遺》一卷，茲寄奉，俟拙文成後，即接印此書，不過四五十頁，易觀成也」）；第397頁（王國維7月24、25日寄羅振玉「昨接手書並《臨川集拾遺》，敬悉一切。《臨拾》中《夏旼扇》七絕第三句缺一字，此間無《宋詩紀事》及陸氏《群書校補》可檢，請檢示，以便補入」）；第414頁（羅振玉9月23日寄王國維「《臨川集拾遺》是否印成，乞一催，至感至感。若已印成，祈屬緯君裝訂一冊，大小及訂線部位，皆與《雪堂敘錄》一律」）；又參見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7頁（王國維1918年10月4日寄羅振玉「《臨川集拾遺》已排成十四頁，數日內可成」）。
[15]相關介紹，參見金程宇：《遼寧省圖書館藏島田翰〈吾所睹古文舊書考〉稿本殘帙跋》，金程宇：《域外漢籍叢考》，中華書局，2007年，第189-194頁。
[16]島田翰手書文字：「王文公文集十四冊 宋版。卷一の首葉を四行に寫取奉願。」天頭有書手字樣：「寫別紙」。其後，書手錄出六行，天頭記：「宋板。十四冊。十行十七字。『賜蘆文庫』印右欄下部ニアリ。」
[17]此為「心華/藏書」印，相國寺心華院印，因朱筆塗抹，故不可辨認。
[18]按，稿本《吾所睹古文舊書考》中多用圖示印鑒長寬、單邊雙邊等，茲以方括號注出相關形制、朱筆校改等，並以圓括號補出長、寬之義。
[19]澀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杜澤遜、班龍門點校：《經籍訪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8頁。
[20]除了島田翰以外，明治十八年（1885）任內閣書記官長的田中光顯所編《古芸餘香》卷一「楓山本宋版」中，詳記「《王荊文公集》十四冊」（即《王文公文集》）的版式、版框尺寸、刻工姓名、所藏印。
[21]橋川時雄《天津、濟南及長江地方學事視察報告書》：「同氏（引者按：董康氏）の刊書事業の進行は時に緩急あるも未だ嘗て息めず今日に及びたり。董舜民『蒼梧詞』十二卷、現に刊刻中なり。又『古文舊書考』四卷及『鐡琴銅劍樓書目』三十卷も刊行の豫定に在り。『古文舊書考』四卷とは島田翰氏が宮內省圖書寮に在りて閱書の時に美濃紙約六百枚に記したる隨錄にして刊本と異同あり。その原稿本現に北平の董氏宅に藏有すること、余の前年間及べる所なり。」收入橋川時雄著、高田時雄編：《橋川時雄 民國期學術界》，臨川書店，2016年，第15頁。引文由筆者翻譯。此書中文版有樊昕譯《民國時期的學術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惜部分翻譯不甚準確。
[22]董康最終未印行「改正本《古文舊書考》」，可能與之後董康對島田翰的觀點有所轉變有關。董康約於1915年致信繆荃孫，多提及島田翰欺詐一事，如：「客歲東游，晤島田，知《蕘圃所見古書錄》二十四巨冊，存於富商岩崎，當托代鈔。嗣遇文求堂主人田中氏，始悉島田專事詐取，曩游中國江浙，搢紳頗蒙其害。植品如斯，殊有坫篁村之家學鈔書之事。」「曩島田云，岩崎有《全書》，質諸田中，乃島田欺詐之語，不然何以不聞他人言及也。」見茹靜整理：《董康、劉承幹致繆荃孫尺牘》，《歷史文獻》第二十一輯，2019年，第240-241、第252-253頁。
[23]劉氏舊藏，存目錄二卷、正文卷一至三、八至三六、四八至六十、七十至一百；後入藏上博，其中，卷十七至二十散出，卷十七、十八、二十曾現身拍賣會。
[24]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華書局，2009年，第967頁。
[25]傅增湘據劉啓瑞舊藏部分作輯佚，有傅增湘所輯《王文公佚詩文目》（國圖藏，烏絲欄抄本，目211/9094）及傅增湘批校雙鑒樓抄本《王文公佚文詩》一卷（山西博物院藏，參見山西博物院編《山西博物院古籍善本圖目》下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531頁。）
[26]按，趙萬里《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題記》言「北京圖書館從日本東洋文庫得到前七十卷影片」，今國圖藏本《王文公文集》（書號：22274），為宮內省圖書寮攝影本，具體攝影時間不詳，照片尺寸較小，或即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王文公文集》所據。
[27]關於影印始末及相關卷帙的散佚情況，可參見盧康華：《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影印的出版史料》（王水照、朱剛主編《新宋學》第九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4頁）、柳向春：《南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探研》（收入褚曉波主編：《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館藏宋元古籍精粹》，上海書畫出版社，2023年，第29-40頁）。
[28]1914年6月，島田翰《與岩崎男爵書》，尚慨嘆此事，見島田翰：《訪余錄》，《古文舊書考》，第437-438頁。
本文原刊於《天一閣文叢》第21輯（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