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熙泰、張文虎文瀾閣訪書考略—以《錢鱸香先生筆記》為中心
錢熙泰、張文虎文瀾閣訪書考略—以《錢鱸香先生筆記》為中心
謝輝
摘要：
《錢鱸香先生筆記》為錢熙泰所撰杭州行紀，詳細記載了道光年間錢氏與張文虎三次至文瀾閣訪書的情況，並保存了歷次抄書校書的目錄。將該書與張氏所撰杭州行紀合而觀之，可知第一次到杭州時，錢、張等人在文瀾閣司事周獻的幫助下，借出117種閣本，抄錄其中63種，又自備底本取校閣本81種。第二次仍托周獻抄錄閣本65種，第三次托新任司事朱石樵抄書數十種。總計抄書至少128種，其中有56種後被收入《守山閣叢書》等錢氏家族編刻的各種叢書中，成為重要的底本來源，保存了部分文瀾閣本的面貌。所校之書中有69種被收入各種叢書。實踐證明，閣本發揮的校勘作用有限，這也促使錢氏不再迷信閣本，而著力搜求其他版本進行他校，特別是對《墨海金壺》等叢書的利用。
關鍵詞：《錢鱸香先生筆記》、張文虎、錢熙泰、文瀾閣《四庫全書》、《守山閣叢書》
作為晚清上海地區著名的文化家族之一，金山錢氏的刻書事業持續了至少五代人之久。今傳《金山錢氏家刻書目》，列出錢氏家族成員自撰與校訂輯刻的27種書（含叢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錢熙祚輯《守山閣叢書》《珠叢別錄》《指海》與錢熙輔輯《藝海珠塵》壬、癸二集。而這四部規模較大的叢書，均與錢熙泰、張文虎的文瀾閣訪書有密切關係。
清道光十五（1835）、十九、二十年，錢熙泰（1810-1858，字子和，號鱸香，金山人）和張文虎（1808-1885，字孟彪，一字嘯山，號天目山樵，南匯人）曾三次到訪杭州文瀾閣，並撰寫了詳盡的訪書記。其中張氏所撰四種筆記（《湖樓校書記》《餘記》《西泠續記》《蓮龕尋夢記》）於其身後的光緒十五年（1889）刊行，學界久已知之。而錢氏所撰《錢鱸香先生筆記》（以下簡稱「《筆記》」），則知者較少。近年來已有學者注意到錢氏這一著作的價值，如王曉雪即利用該書對張文虎的生平作了不少訂補。但錢氏此書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保存了大量不見於張書的文瀾閣抄書校書細節與書目。此前對文瀾閣進行研究的部分成果，如民國間張崟《文瀾閣四庫全書史稿》（《文瀾學報》1935年第1期）等曾有零星引用，但全面系統的論述似尚未見。本文即以錢氏《筆記》為中心，將其與張文虎所撰諸書參互考訂，力圖還原三次訪書活動的全貌，以助探討金山錢氏家族刻書的有關情況。
一、《錢鱸香先生筆記》概述
《筆記》為錢熙泰所撰杭州行紀，長期未經刊行。民國二十年（1931），金山人白蕉（1907—1969，原名何旭如）從錢氏後裔錢燦若處得到這份遺稿，述其事曰：「先生曾孫錢燦若先生為余丱角交，十年讀書嬉戲，時相過從。近出先生手寫稿，則赫然遺著五種也！」是時白蕉方供職於人文圖書館，因念此稿「無聞者幾近百年」，且「頗關我國文獻」，遂以居家侍疾之暇，費時月余抄校一遍，以《錢鱸香先生筆記》為總名，在《人文月刊》上陸續刊載，共十四期連載完畢。具體的刊期與子目為：
《西泠校書記》，1931年第2卷第7期，1932年第3卷第6-7期；
《餘記》，1932年第3卷第8期；
《文瀾閣校書目錄》《文瀾閣抄書目錄》，1932年第3卷第10期；
《武林續遊記》，1933年第4卷第2—4期；
《文瀾閣抄書目錄》《續抄書目》，1933年第4卷第5期；
《張文虎游杭詩鈔》（原無標題，據內容擬），1933年第4卷第5-7期；
《蓮龕尋夢記》，1933年第4卷第7-8期。
按照白蕉的說法，錢氏此稿共計五種，但實際僅有四種，即記載第一次到杭州的《西泠校書記》與《餘記》，第二次到杭之《武林續遊記》及第三次到杭之《蓮龕尋夢記》。其餘的抄書、校書目錄和張文虎詩作，都屬附錄性質。此外，錢燦若提供的錢熙泰遺稿中，可能還有其他內容。如《人文月刊》1931年第2卷第3期曾登載無名氏《雜記》一種（第1-14頁），謂底本為舊抄本，出松江人手筆，記清初順治時京內事甚悉，也是錢燦若所贈。又《人文月刊》1934年第5卷第4期刊有錢熙泰《吳門遊記》一種（第1-7頁），記錢氏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初七日游蘇州之事，猜測亦應與杭州遊記同出自錢氏遺稿。
白蕉得到的錢熙泰遺稿，保存情況不太好，其在《筆記》之末的跋文中已提到：「原稿系先生手書，蠹蝕破爛，字有剝脫或僅存其半及一二筆者。」白蕉依據錢氏《古松樓剩稿》與張文虎《舒藝室集》，作了不少校補工作，但可能仍有改而未盡之處。此外還有很多錯誤，明顯是在排印環節產生，如全稿之末的白蕉跋文，「文瀾閣鈔書目錄」之「瀾」誤作「欄」。由此而言，經白蕉整理的《筆記》，實際問題頗多，但其所據底本的真實性，則不容懷疑。《筆記》之首，有道光二十二年「倚戟生兄偉」和二十五年張烒、張振翮題詩，以及道光二十三年馬承昭觀款。末有道光二十八年沈曦、二十九年張國梁，以及未署時間的張家鼒題詩。這些題詠皆明言因觀錢稿而作，如張振翮即言「奉讀鱸香五兄先生《西冷〔泠〕記游》一集，拜服之至」，且很多人都與錢氏及張文虎有密切交往。如張烒、張振翮、張家鼒都屬南塘張氏家族，張文虎曾為該家族詩集《南塘張氏詩略》作序，張家鼒又稱錢熙泰為「姻丈」，沈曦在張文虎詩中亦被提及。原稿既有這些題識，說明其即便不是所謂錢氏手書，至少也應是一個謄清的稿本。
《筆記》中還附載了錢熙泰和張文虎的很多詩作，其中相當一部分又見於二人刊行的詩文集中。兩相比較之下，張詩出入不大，而錢詩很多都有明顯差異。如《西泠校書記》載錢詩《冷泉亭》第一首為：「萬山斜抱一亭小，面面曲欄延碧篠。陰崖銜日晝冥冥，無數白雲開洞曉。」而《古松樓剩稿》作：「眾山團團一亭小，泉流無聲只啼鳥。陰崖銜日晝冥冥，萬壑松杉夾叢篠。」僅有一句完全相同。這應是錢氏刊刻其詩集時，請張文虎對其詩進行了修訂（詳見下文），由此也能看出《筆記》所據之稿的原始性。《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和《中國古籍總目》均著錄《西泠紀游稿》稿本藏上海市金山區圖書館，猜測即是《筆記》的底本。但經與金山區圖書館聯繫得知，由於歷史原因，此稿本現已不在該館。故《筆記》儘管有大量訛文誤字，仍是目前唯一可據且可信之本。
《筆記》中《西泠校書記》《武林續遊記》《蓮龕尋夢記》卷首均有錢熙泰識語，《武林續遊記》識語明確題「己亥秋八月熙泰識」，即錢氏第二次到杭州的道光十九年。可見這些行紀的初稿，都應寫於錢氏三次旅杭期間。值得注意的是，將《筆記》與張文虎杭州行紀加以對比，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雷同現象。一方面，二人所撰的行紀皆為四種，且書名都極為類似，第四種《蓮龕尋夢記》甚至同名。其一、三、四均為按日記載三次游杭的情況，區別僅在於，第一次杭州之行，錢氏返程較早，故其所撰《西泠校書記》止於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而張文虎《湖樓校書記》止於同月二十七日。第二種《余記》，二家所撰者皆為記載第一次到杭州時所見西湖之景致、杭人之風俗，以及抄書、校書的情況。另一方面，二人的文字表述也有不少相同之處。如張文虎《西泠續記》載道光十九年八月十日游吳山，登第一峰遠眺，有「萬家闤闠，如紋在掌,江波不動，環帶其外」的描述，錢熙泰《武林續遊記》僅易「動」為「興」。這種情況顯然不能用偶爾暗合來解釋。白蕉說：「錢鱸香先生詩，刻有《古松樓剩稿》一冊，版早毀。其浙游詩與日記，前為余校刊於《人文》。詩多經張嘯山先生改易。原稿現藏余處。鱸香先生應酬之作，嘯山先生時為代筆，書籍中時見零星紙稿，故知之。」可見《筆記》中所收錢熙泰詩作與《古松樓剩稿》頗有不同，是張文虎修訂的結果。此行紀雖然並非應酬之作，錢氏大約也未想刊行，但寫成初稿後仍有可能參考張氏之作加以潤飾。前引《筆記》所載諸家題詠，最早者為道光二十二年，錢氏行紀的定稿，大約寫定在此時。
錢熙泰儘管可能借鑒過張文虎的行紀，卻並非全盤抄襲，二人之書中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有的是因為二人行程不同，如錢氏《蓮龕尋夢記》載其於道光二十年九月九日午後，進錢塘門訪周獻，又到吳山觀劇，及游淨慈寺、淨業庵等；張文虎則因肺疾未出，只記「鱸香挈僕入城，薄暮而回」。也有的是二人行程一致，而紀事側重不同。如張文虎《西泠續記》記載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到汪氏借閒小築拜會胡培翚和陳奐，重點敘述了二人的著作和學術，錢熙泰《武林續遊記》對此並未多著筆墨，但記錄下其從汪家「借《數學九章》全帙。以補閣本之佚」之事，張文虎又未言之。此外，還有些差異是彼此矛盾的，二者當有一誤。如張文虎《蓮龕尋夢記》載道光二十年九月十日，彌勒院僧道生自焦山歸，言焦山、金山崩坼事，而錢熙泰繫於十一日；張文虎於十一日載「鱸香入城訪朱石樵不晤」，而錢熙泰繫於十日。總體而言，二人的記載大都還是能夠彼此印證、相互補充的，合而觀之，足以勾勒出這三次杭州訪書的情形。
二、錢熙泰與張文虎三次文瀾閣訪書的情況
錢熙泰與張文虎的三次杭州之行，雖然皆以訪書為目的，但具體的行程卻不盡相同。總的來看，第一次來杭時以到文瀾閣抄書校書為主，工作較為繁忙，甚至連西湖景色都無暇領略，正如張文虎在《孤麓校書圖記》中所說「群日夜讀書一樓，若未始知有西湖者」。其抄書校書的細節，張文虎《湖樓校書記》與《餘記》已經記載了不少，錢熙泰《西泠校書記》與《余記》又有很多補充，今合二家之作而述之。
道光十五年十月四日，錢、張等一行五人從秦山（今上海市金山區境內）登船出發，同行者還有錢熙泰之兄錢熙祚（雪枝）、顧觀光（尚之）和李長齡（蘭垞），七日到杭州。其時錢熙泰之族兄錢熙咸（即山）恰好在杭州參加鄉試並得中，九日遂定寓於錢熙咸住所附近之「湖樓」。其具體地點，張文虎已經明言「在白堤之東，大閘口南數步。舊為文昌宮，供奉文星，後賣為民房。上下八間，面湖背街」。所謂「大閘口」當為錢塘門外西湖東北岸的「石函三閘」一帶。錢氏記其名為「文昌閣」，謂「樓房八楹，啓窗憑眺，湖山皆在樽俎間」，亦與之合。
住所確定之後，錢、張等人於十月十四日首次到訪文瀾閣，當天即借出一些閣本，故錢氏本日記事，有「是夕同人以閣本分校」之語，校書工作從此開始。十五日，「仁和孫詒堂」也來襄理校書。但此次領出之書數量可能較少，因此至十八日，錢、張二人只校了《古今姓氏書辨證》（此書四十卷，張氏校三十二卷，錢氏校三卷，其餘可能為他人所校）、《文子》和《緯略》三種，錢氏又抄《鄧析子》及《讀書雜誌》，後者乃從靈隱書藏借來。十九日，錢氏等又到文瀾閣借書。張氏僅語焉不詳地記載「偕同人至文瀾閣」，但錢氏則明言「偕周竹所、程秋湖、孫貽堂至文瀾閣，攜書百數十種出」，可見此次借出閣本的數量遠遠多於上一次，這應與錢氏提到的「周竹所」有密切關係。此人在錢、張二人的三次杭州行紀中，都被反復言及，但張氏只稱其為「竹所」，而錢氏則記其名為「周獻」，為文瀾閣司事。文瀾閣書原本管理頗嚴，閣門鑰匙二套，「一在鹽運司衙門，一為總局收管，重門封鎖，出入綦難」。但至道光年間，已漸趨廢弛，閣書且有丟失的情況，僅錢氏目驗者，即有《數學九章》內失一本，《說文系傳考異》內失下卷首頁，尚未登記造冊。而管理文瀾閣的實際權力，大約即在周獻手中。正是因其之通融，錢氏一行才能夠大批借書，而後抄書校書的效率開始顯著提高。二十二日，開始雇傭抄書工人抄錄閣本。二十五日，周獻與孫遠遷居湖樓，司收發書籍。有了抄工和管理書籍的專人，錢、張等人遂可以專心校書。其後錢氏於十月三十日又到文瀾閣，借書十四冊。十一月初五至初六日，錢、張與李長齡等，到西湖西南的三天竺、郎當嶺、五雲山一帶，作二日之游，並在雲棲寺留宿一夜，錢氏謂「屈指至杭已匝月，惟此行稍暢遊興」。其餘的時間，基本都在校書。至十一月十日，錢熙泰先乘船返鄉，十四日抵達，張文虎則留在杭州繼續工作。十一月十九日，抄書事竣。二十日，抄錄的閣本全部覆校完畢。二十一日，張文虎用閣本《類說》校《續世說》。二十二日繳清閣本，二十四日登舟返回，二十七日抵鄉。首次文瀾閣訪書，至此即告一段落。
錢、張二人所撰《餘記》，皆謂參與校書者五人，尚有顧觀光、錢熙咸、孫詒堂。但錢熙咸於十月二十六日即同錢熙祚先行返鄉，十一月一日，孫詒堂亦去蘇州，十五日方回，其參與的工作較少，校書最多者，除顧觀光外仍當屬錢熙泰、張文虎二人。另有專司繪圖之李長齡，負責計字之周憲廷。抄工在寓者三十餘人，在外者十餘人。據錢氏記載，抄書價格為每千字34文，共抄320萬余字，則僅抄工費用一項即在十萬文以上，花費頗為不菲。
道光十九年八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七日、道光二十年九月四日至十月十二日，錢熙泰、張文虎又有兩次杭州之行，皆寓於寶石山彌勒院之十三間樓。這兩次行程，張文虎《十三間樓校書圖記》中也稱為「續文瀾閣校書之役」，但張氏的《西泠續記》與《蓮龕尋夢記》卻很少有相關記載。《西泠續記》載張氏於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十六日，兩次到文瀾閣，但只言在此處見到了胡培翚，相與討論學術，有「意氣甚相得」之感，並未提及文瀾閣書。此外大部分的內容，都是講錢、張二人在杭州遊玩的情況。其中九月三日前，多在杭州城和西湖一帶遊覽。九月四日至十三日，又遠游西天目、九鎖山一帶。返回杭州後，張氏於十五日感覺「苦雨連綿，資斧且竭」，已有歸意，十七日起才開始有校書的記錄，但又未明言書從何而來。在《蓮龕尋夢記》中，張氏除述及在西湖周邊遊歷的情況外，還用很多筆墨講到紹興游禹穴、蘭亭等處的經過，全無校書記載。偶言抄書，也並非借自文瀾閣。如其於道光二十年十月三至五日，從徐橡（問蘧）借抄徐有壬《務民義齋算學》四種中的三種，後來由錢國寶於同治八年（1869）以活字印行。如果僅據張氏所記，則似乎這後兩次杭州之行，與文瀾閣並無太大關聯。而錢熙泰所著《武林續遊記》和《蓮龕尋夢記》則保存了一些很關鍵的信息。
據錢氏記載，道光十九年第二次到杭時，錢氏於八月十二日進錢塘門，經按察司署而東，過岳廟，「訪周竹所托抄文瀾閣書數十種」。錢氏《武林續遊記》末所附《文瀾閣抄書目錄》《續抄書目》，大約就是此次托周獻所抄。道光二十年第三次到杭時，錢氏於九月九日拜訪周獻，得知其已於去年冬天被撤去文瀾閣司事之職，由時任兩浙鹽運使的岳鎮南委官查修，另設訓導一員，總管鎖鑰，以章黼充之。而「司一切曬書事務者，為朱石樵茂才。是以閣中出入，較嚴於疇昔」。當時朱氏居住在佑聖觀巷，館於大學士章煦之婿金韞山（其人未詳）家。與之同館者馮尚謙（腴生），錢、張第二次來杭時，即已結識其人及其父馮焯（醒香）。此次來杭，馮焯已先至，亦寓彌勒院，馮尚謙時來探望，錢氏正是通過馮尚謙的關係「付石樵文瀾閣需寫書目數十種」。此後錢、張二人與朱氏有一些往來，但未再提及抄書事，也無抄書目錄留存。
三、文瀾閣訪書與金山錢氏編刻叢書的關係
錢熙泰和張文虎的三次文瀾閣訪書，與錢熙祚編刻的《守山閣叢書》有直接關聯。據張氏記載，道光十三年其館於錢家，參與《守山閣叢書》的編纂。錢熙祚拘於《墨海金壺》之例，書前必欲冠以《四庫提要》。張氏以為「嘉道以來，書之未登於《四庫》者，先後繼出，不必限此。且既限此例，則宜求《四庫》所收之本，是必請鈔於文瀾閣而後可」。其餘所議亦多有異同，三年始決，方有道光十五年第一次杭州之行。但張氏的行紀中，只記載了首次到杭時從文瀾閣所抄之書及其個人所校之書的情況，並不全面。結合錢熙泰的記載，則可以更為明確地看出文瀾閣訪書與錢氏家族編刻叢書的關係。
錢、張二人的三次訪書活動中，以第一次的規模最大，包括抄書與校書兩個部分。抄書方面，張文虎在《余記》中列出63種書的清單，而錢氏《余記》後所附《文瀾閣抄書目錄》則更加詳盡，共計116種書，還包括有借出而未抄的部分。錢氏在此目錄後附註云：「內自抄三種，以〇別之；不抄計五十種，以△別之；雇抄胥手共抄六十一種。」此三項合計與總數116種不符，且通過與張氏目錄進行核對，可以看出，錢氏的記載也有一些錯誤，具體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張目所載雇抄工所抄之書61種，錢氏誤將《坤輿圖說》一種標注為未抄，又漏江永《儀禮釋例》一種。
第二，張目另列「別抄」二種，即《鄧析子》與《新儀像法要》，應即是錢目所稱「自抄」，並在目錄中將此二種書以「〇」符標出。可見錢目附註中所謂「自抄三種」之「三」應為「二」之誤。
第三，錢目中《史記疑問》《蒙古源流》《朝鮮史略》《禹貢論》四書，未加「△」符，但也不見於張目，應皆未抄。錢、張都提到《禹貢論》通志堂本無圖，而《四庫全書總目》謂據《永樂大典》補圖二十八幅。但借觀文瀾閣本，發現仍然無圖。其主要打算增補的就是圖的部分，既然文瀾閣本無之，當然也沒有抄錄的必要。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此次抄書過程中，雇工所抄者61種，錢氏自抄者2種，借而未抄者54種，合計117種。閣本請工人抄錄完畢後，錢氏與張氏等還要覆校一遍。經初步統計，錢熙泰共校《尚書注考》等19種，張文虎校《詩疑辨證》等24種。所抄的63種書中，有《三家詩拾遺》等24種收入《守山閣叢書》（錢目一般標以「刊」字），《儀禮釋宮增注》等十種收入《指海》（錢目一般標為「刊小」），《左氏釋》等二種收入《藝海珠塵》增補本。這些被收入錢氏家族所輯刻的各種叢書的品種，其底本有不少是文瀾閣本。如《守山閣叢書》所收《近事會元》，末附錢熙祚《近事會元校勘記》，即謂該書是「從文瀾閣本抄出校梓」，後得舊抄本，校勘一過，別作校記。凡《守山閣叢書》中以文瀾閣本為底本者，其卷端一般會題「四庫全書原本」，《近事會元》即如此。但也有例外，如江永《算學》八卷續一卷，《守山閣》本題「數學」，卷端也題「四庫全書原本」。但卷末錢熙祚跋文謂「原本轉寫錯亂，第五六卷七政諸圖尤甚，為詳審訂正，付之梓」，時間題「歲在鶉火景長日」，即道光十四年，在第一次文瀾閣訪書之前。如果本年該書已校訂完畢，則所用的底本就未必是文瀾閣本。
除了抄錄並覆校文瀾閣本外，錢熙泰一行第一次到杭州時還有另一項工作，即自備底本，取閣本校勘。錢熙泰列有《文瀾閣校書目錄》，著錄了79種書籍，其中有18種為張文虎校，19種為錢熙泰校，還有《古今姓氏書辨證》一種為二人共校。所校之書中，有《易象鈎解》等47種收入《守山閣叢書》，《崑崙河源考》等4種收入《指海》，《徵南錄》等2種收入《藝海珠塵》增補本，《中吳紀聞》等14種收入《珠叢別錄》。此外張文虎還記載其曾校《奇器圖說》（附《諸器圖說》）與《續世說》，未見於錢氏目錄，這兩種書後來也被收入了《守山閣叢書》。
通過對比可得知，錢氏校書目錄所載的79種書中，有63種又見於張海鵬輯《墨海金壺》（以下簡稱「《墨海》」）。錢熙祚輯《守山閣叢書》，受《墨海》影響很大，其在全書前《總目》後的識語中即明言：「曩閱昭文張若雲氏海鵬《墨海金壺》，稟依《四庫》，體例整齊，頗多秘帙。刊行無何，遽毀於火。然所採既駁，校讎未精，竊嘗糾其魯魚，幾於累牘，脫文錯簡，不可枚舉，遂擬刊訂，重為更張。」由此推斷，這63種書中，有相當一部分應該就是以《墨海》本為底本，取校閣本。但也有用其他版本的情況，錢氏目錄中已注明兩種，即《太白陰經》以精抄本校，《漢武帝內傳》以《道藏》本校。其餘的16種書，還有3種曾被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匯抄》收錄。另有四種在錢氏目錄中標明瞭底本，如《金漳蘭譜》是用《說郛》本校。這些與閣本校過之本，後來刻印的情況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以下三類：
第一，主要用張海鵬所編叢書的舊板重印。如《張氏可書》，《守山閣》本從卷前四庫提要到正文，全部是《墨海》舊板，只是剜去了其卷端「墨海金壺子部」與卷末「嘉慶十四年張海鵬校梓」字樣，而於卷端改刻「守山閣叢書子部，金山錢熙祚錫之校」。但此種全部皆用舊板的情況相對較少，常見的情況是抽換正文首葉和第二葉。卷中也有補板和剜改的現象，如《守山閣》本《折獄龜鑒》《靖康緗素雜記》《緯略》《余師錄》，《珠叢別錄》本《陣紀》等，都是如此。甚至有些品種，號稱用閣本作底本，實則不然。如《守山閣》本《唐語林》，卷末有道光十九年錢熙祚校勘記，明言「既遵《四庫》本付刊」，實際其中摻雜了大量《墨海》本舊板。這些品種之所以能用舊板重印，顯然是因為用閣本未校出明顯差異。如有採用其他版本或材料進行校勘者，則以在書後補刻校勘記的方法予以補正。
第二，新刻與舊板混合。此類情況中最典型者當屬《太白陰經》。《守山閣》本卷末有道光二十年錢熙祚跋文，謂《墨海》本十卷，稱從影宋本出。道光十二年，錢氏偶得舊抄本六卷，較《墨海》本為佳，惜缺後四卷。其將此書刊入《守山閣》時，「前六卷主舊抄本，七、八卷主文瀾閣本，仍參合異同於下，惟九、十兩卷則仍依張刻付梓」。今取二本對比之，可見《守山閣》本前八卷與《墨海》本差異很大，確為新刻，但仍有少量攙雜舊板處，如卷八末葉即明顯用《墨海》舊板。九、十兩卷，用舊板較多，而有增補挖改，如卷十葉一B面「推三十六禽法」下，《守山閣》本即在《墨海》舊板上補刻了「諸禽頗有訛缺」雲雲兩行小字注文。
第三，基本全部新刻。此類情況又可分為二種：一是簡單翻刻底本。如《守山閣》本《昭忠錄》，全書皆為新刻，但其正文行款與《墨海》本全同，內容也出入不大，推測是以閣本校《墨海》本而未見差異，即直接用《墨海》本翻刻。類似的情況還有《守山閣》本《易說》，其卷末有錢熙祚跋文，完全未提到《墨海》，但從內容與行款來看，仍當是翻刻自《墨海》本。錢跋末題道光十二年，如果可靠，就說明早在第一次文瀾閣校書之前，此書可能已翻刻完成，或至少做好了刊刻的準備。本次以閣本校《墨海》本而未有所得，故不需要再做修訂。此二書之所以未用舊板，大約是《墨海》板片損毀的緣故。二是新刻本的內容與底本有較大差異。如《守山閣》本《樂府雜錄》，錢氏除閣本外，還用《太平御覽》《類說》等材料作了他校，並在正文中用小字校記注明。其中言及「舊訛」「舊脫」者，多與《墨海》本合，應即以其為底本，但改易頗多，故未用舊板，而是全部新刻。又如《守山閣》本《大金吊伐錄》，錢熙祚跋謂「張氏據超然堂吳氏本刊入《墨海》，僅分上下二卷。以文瀾閣本校之」，發現脫漏極多，遂「遵閣本付梓，而吳本義可兩通者，仍分注於下」。可見其先以《墨海》本為底本，校過閣本，見其不佳，刊刻時遂改用閣本，故全書皆為新刻。但值得注意的是，《守山閣》本《樂府雜錄》卷前的四庫提要，仍用《墨海》本舊板，與其情況相同的，還有《羯鼓錄》等書。可見錢氏家族在編刻叢書時，即便是對於需要全部新刻之書，也盡量利用已有的板片。
總的來看，錢熙泰和張文虎的第一次文瀾閣訪書，抄書的收穫較豐，而校書的成果不多。錢氏已明確指出，所校諸書中，「閣本唯《太白陰經》較家藏本增十之三，《大金吊伐錄》校《墨海》本增十之五」，其餘如《戰國策校注》《珩璜新論》等「或增或減，亦多差謬」；《漢武帝內傳》「較《道藏》本少十數條，蓋亦從《廣記》中摘出者」，故在收入《守山閣叢書》時，既未用閣本，也未用《墨海》與《說郛》《漢魏叢書》等本，而用內容較多的《道藏》本。經過此次實踐後，錢、張大約感覺校書的意義不大，後兩次文瀾閣之行，遂放棄校書，而專意抄書。錢氏《武林續遊記》後附《文瀾閣抄書目錄》，共著錄38種書，其中《直隸河渠志》等10種為第一次借出未抄，錢、張二人僅校《春秋胡氏傳辨疑》《汝南遺事》《象台首末》《訥溪奏議》《六藝綱目》5種；《續抄書目》著錄27種書，《玉山紀游》等7種為第一次借出未抄，錢、張二人沒有對其進行覆校的記載。《抄書目錄》中《象台首末》等18種書後來被收入《指海》；《續抄書目》中《書法雅言》收入《藝海珠塵》增補本；《春秋通義》收入《小萬卷樓叢書》。
《守山閣叢書》子目112種，與訪書活動直接相關者至少有73種；《珠叢別錄》28種，相關者14種；《指海》140種，相關者32種；《藝海珠塵》壬、癸集42種，相關者5種。且此統計只據錢、張二人現存的杭州行紀中明確記載的抄校之書而言，實際與之相關者恐不止於此。如《意林》和《歷代建元考》二書，雖無抄校的記錄，但閣本曾在第一次訪書時被錢氏借出。後來這兩種書分別被收入《指海》和《守山閣叢書》。若從廣義的角度而言，也可說其與訪書活動有關。又如《曉庵新法》不見於歷次抄書、校書目錄，但《守山閣》本卷末有錢熙祚跋，明言道光十七年沈眉壽攜該書舊抄諸本見示，乃參合校勘，更據文瀾閣本正之，次年刊成。若其所述為實情，則該書的閣本可能也是在第一次訪書時抄得。
四、結語
錢、張二人三次到訪文瀾閣，至少抄錄了128種閣本，有56種後來被收入錢家輯刻的各種叢書中，其中相當一部分，如《尊孟辨》《京口耆舊傳》《越史略》等，都是罕見傳本，此前鮮有刻本行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錢、張二氏的抄書之舉在文瀾閣被毀之前，其抄錄並刻入叢書的品種，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閣本的原貌。如《指海》本《坤輿圖說》，有研究者已經指出，其卷下《四海總說•海舶》之末「不待指山島為準」雲雲一段文字，四庫本等各種傳本多無之。此書即是第一次訪書時從文瀾閣抄得者，故推測文瀾閣本原與文淵閣等別閣之本有所不同，今傳文瀾閣本為丁丙補抄，已經消弭了這一差異，而《指海》本大約源自文瀾閣原本，保存了此處獨特的異文。即便是那些抄而未刻之書，錢熙泰僅記其書名，也對研究文瀾閣有一定價值。如《續抄書目》中有《國史考異》六卷，此書在《四庫全書》中原編於史部史評類《史糾》之後，後被撤出，其中四部撤出本今存於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包括南三閣本與文津閣本，但錢熙泰既已抄錄此書，可知文瀾閣並未將其撤去。
與抄書相比，錢、張二人到文瀾閣校書，可謂所獲甚少。除了前文已經提到的《大金吊伐錄》《太白陰經》等少數幾種外，閣本大都沒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守山閣》本《樂府雜錄》《羯鼓錄》《唐語林》《文子》《鬻子》等，都曾以閣本校過，但無論是正文中以夾注出校，還是末附校勘記，閣本所佔的比重也都很小。然而，如換一個視角來看，此次校書活動，或許也為錢氏家族的叢書編刻確立了一個新思路，即不再一味迷信閣本，而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對其他版本和他校材料的搜求上。此外可能還促進了錢氏對張海鵬所刊《墨海金壺》態度的轉變。在《墨海》卷前凡例中，張海鵬本來已經明言「諸書係文瀾閣本居多」，錢、張等人不知是未見此凡例，還是對其說不以為然，第一次校書時仍要以之取校閣本。及至未能校出太多異文，才一面在《守山閣叢書》卷前識語中批評《墨海》「所採既駁，校讎未精」，並聲稱其書板已毀於火，一面又以其舊板印《守山閣》等叢書。這種對於《墨海》本的複雜態度，與文瀾閣校書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文寫作過程中，復旦大學鄭凌峰曾代為前往金山區圖書館探訪《西泠紀游稿》下落，並抄錄南京圖書館藏《古松樓剩稿》見示。台灣大學宮瑞龍曾代為查閱傅斯年圖書館藏《坤輿圖說》。謹於此對二位友人的幫助深致謝意。
本文原刊於《文獻》2024年第5期，為省篇幅刪去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