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國家圖書館」藏王秉恩《息塵庵詩稿》稿本考述
台北「國家圖書館」藏王秉恩《息塵庵詩稿》稿本考述
陳立軍
摘要
王秉恩是清末民初四川詩人，其唯一傳世詩集《息塵庵詩稿》稿本現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台北「國家圖書館」將之著錄為著者手定底稿本，但通過對《息塵庵詩稿》稿本字跡、浮簽和眉批等的分析研究，可知《息塵庵詩稿》是謄清稿本，也是未完成的修訂稿本。《息塵庵詩稿》以編年體編纂，《養雲館詩存》是其第一取材來源，比較二者的收詩內容，可知《息塵庵詩稿》存在內在性衝突，即詩集編年和文本修訂之間的矛盾。《息塵庵詩稿》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可以彌補現有王秉恩傳記載缺失、考訂王秉恩生平及交遊等。
關鍵詞：王秉恩；《息塵庵詩稿》；《養雲館詩存》；文獻價值
王秉恩（1844-1929），字雪澂、息存，四川華陽人，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政治家和詩人。同治十二年（1873）拔貢，長期仕宦廣東，相繼為廣雅書局提調、肇慶知府、廉欽道、巡警道和提法使，著有《養雲館詩存》《息塵庵詩稿》。其中《養雲館詩存》已為人所知，近代四川文獻如王增祺《詩緣》 《民國華陽縣誌•王秉恩傳》和文守仁《蜀風集•王秉恩傳》都有記載，但我們在整理《王秉恩詩文集》時發現全國各地圖書館的館藏目錄均未著錄，應該是亡佚。王秉恩之子文燾在整理《息塵庵詩稿》時都沒有提及《養雲館詩存》。《息塵庵詩稿》尚存，現藏於台北「國家圖書館」（簡稱「台圖」），然知之者少，近代四川文獻未見有載。陳衍、汪辟疆、朱寄堯 等詩評家很早就注意到王秉恩，把他視為西蜀詩派與楊銳、傅增湘、林思進等比肩的詩人，但由於未見王秉恩詩集，所以他們對王秉恩詩的認識不深。收錄近代巴蜀重要詩人作品的《近代巴蜀詩鈔》也沒有收錄王秉恩的詩。文獻不足影響了學界對王秉恩詩作在近代巴蜀詩史中價值的認識。《息塵庵詩稿》作為王秉恩傳世的唯一詩集，有助於探討王秉恩詩的特點及歷史地位，豐富對近代巴蜀文學的認識。但由於不易獲取，當前對《息塵庵詩稿》的研究仍處於版本介紹階段，《息塵庵詩稿》稿本的性質、編纂和價值等問題尚未進入學人視野。本文擬結合台圖藏本說明這些問題，以深化對王秉恩詩和近代巴蜀文學文獻的認識。
一、《息塵庵詩稿》的稿本性質
通過梳理近現代藏書目錄，我們發現《息塵庵詩稿》流傳的線索：此書曾由陳群的澤存書庫收藏。1943年澤存書庫編《南京澤存書庫圖書目錄》著錄稱：「《息塵庵詩稿》六卷，清王秉恩撰，精抄稿本，六冊。」據此，《清人別集總目》把《息塵庵詩稿》的館藏地著錄為澤存書庫。《清代蜀人著述總目》轉引了此說。但這不是對當前《息塵庵詩稿》館藏地的準確著錄，因為澤存書庫在1949年以後被一分為二。抗戰勝利後，澤存書庫從重慶遷回南京的「國立中央圖書館」。不過屈萬里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初稿》沒有收《息塵庵詩稿》。1949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篩選館藏，把普本留在南京，將善本運抵台灣，《息塵庵詩稿》隨之轉藏台北。1958年2月印行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稱：「《息塵庵詩稿》六卷六冊，清王秉恩撰，民國十五年著者手定底稿本。」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中國古籍總目》皆據此轉錄。由此可見，學界對《息塵庵詩稿》稿本的認識經歷了從精抄本到手定底稿本的轉變。但手定底稿本依然是含糊的說法，因為從稿本的完成度看，手定底稿包括初稿、修改稿和定稿。那麼《息塵庵詩稿》處於稿本的什麼階段？
.webp)
（一）《息塵庵詩稿》是謄清稿本
《息塵庵詩稿》稿本塗乙改削痕跡頗多，且字體變形，與《息塵庵詩稿》正文字跡不同。我們認為這是王秉恩晚年的手跡。王貴忱可居室藏有王秉恩在77歲時手寫的《劉文清書冊跋》底稿、80歲寫的《萬松山房叢書序》兩篇底稿。將此與《息塵庵詩稿》塗乙改削的字跡比對，發現字跡相同。王秉恩年至耄耋，握筆乏力，所以才有此字跡。《息塵庵詩稿》正文以楷體書寫，行筆剛勁有力，它出自何人之手呢？我們推斷這是王文燾的字跡。上海圖書館藏有王文燾著《鈿軸牙箋錄》《圃報賽歌》《家傳初草》《王叔潕叢稿》等手稿。將《息塵庵詩稿》的字跡與《圃報賽歌》《家傳初草》的字跡比對，發現二者字跡也相同。於是我們推測台圖藏《息塵庵詩稿》稿本是謄清稿本。它先由王文燾繕寫，然後王秉恩在繕寫本的基礎上塗乙改削，並鈐「息塵庵主」朱文印。
（二）《息塵庵詩稿》是未完成的修改稿本《息塵庵詩稿》有浮簽一條，書頁之上間有眉批多條。據此可知王文燾不單謄錄《息塵庵詩稿》，還對《息塵庵詩稿》進行輯錄、考訂和校勘。
王文燾，字君覆、叔潕，出自繼室羅氏，王秉恩的獨子，曾留學日本，精於金石碑帖古書校勘考證。王文燾經常協助王秉恩抄錄題跋和整理古籍。這從學者對王秉恩藏書的研究中也可看出端倪。上海圖書館藏有嘉慶十三年長洲陳氏刻本《河南先生文集》。學者研究此本時指出卷末王秉恩跋雖然有名印，但是審其為子文燾過錄。山東大學藏陸澹安藏《涉聞梓舊》本《雲麓漫鈔》是王秉恩手校本，書眉校語即是王文燾過錄。
茲將《息塵庵詩稿》的眉批和浮簽轉錄於次：
（1）「《息塵庵詩稿》第一集自咸豐辛酉至同治辛未，計十有一年，男文燾輯錄。」 見於首冊扉頁，說明第一集是王文燾輯錄而成。
（2）「丙子八月中秋前，得公手稿於故紙堆中，照改正於側。文燾記。」見於第二集《次蔣懷萱留別》天頭。王秉恩於農歷1929年8月1日去世，享年84週歲。王文燾在王秉恩去世後的第七年仍在拾掇「舊手稿」。據此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將《息塵庵詩稿》定為「著者手定」不妥，忽略了王文燾的輯錄。
（3）「此詩得於先公舊手稿，錄於《次蔣丈褱萱留別詩》後，未標詩題，未敢擅擬，故以失題為目。」見於第二集《失題》，說明如何處理從「舊手稿」中找到的無題詩。王文燾以「失題」當作詩題把詩附於《次蔣丈褱萱留別詩》後。
（4）「『雲霾霧塞』一首無題，錄後始疑非大人所作，恐係蘇堪甲子春日消寒第七集示同人之作，大人曾次韻答之，與此詩韻相合也。」見於第五集《黃石蓀觀察夫婦七秩壽》，說明王文燾通過考訂對所輯詩的作者存疑。
綜合可見，王文燾在王秉恩去世後對《息塵庵詩稿》做過輯錄、考訂和校勘，台圖忽略王文燾對《息塵庵詩稿》的貢獻。但《息塵庵詩稿》依然是一部沒有完成的修訂稿。這有三點具體表現：
（1）《息塵庵詩稿目》不完整。《息塵庵詩稿目》只編了第一集、第二集（上下）、第三集和第四集的目錄，缺少第五集、第六集的目錄。第四集目錄也不完整，沒有《倦叟惠詩》和《三疊前韻柬倦叟》，但它們卻見於《息塵庵詩稿》正文。
（2）《息塵庵詩稿》第二集下、第三集末列有「補遺」項，以便王文燾在輯錄舊稿時增補之用，但卷中存有一些有題無文的詩。如「坿原作•易順鼎」即為空文，據易順鼎《琴志樓詩集》卷一四，此詩當為《寄懷粵中諸公和王兄息存元韻八首》；又如「附原作•喬樹枏」亦為空文，由於喬樹枏詩文集散佚，難以補出此詩。
（3）《息塵庵詩稿》第五集和第六集有重複。關於編輯第六集《息塵庵詩錄》的原委，王文燾在《懷舊詩百首》注雲：「己巳六月未及半，病作，遂輟作。今錄於後，另為一卷，仍名百首，紀公之志也。」
《懷舊詩百首》是以詩為史，用詩和注的組合記錄華陽王氏家史和王秉恩自我學術仕宦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但可惜直至去世，王秉恩也沒有完成《懷舊詩百首》。他只寫了34首，而且第34首有詩無注。第五集《懷舊詩百首》錄文至第11首，第六集《息塵庵詩錄》錄文至第34首。據此可知，王文燾謄錄至第五集《懷舊詩百首》第11首時起意編《息塵庵詩錄》，時間即1928年正月，但直至六月才開始謄錄第六集《息塵庵詩錄》。而第六集《息塵庵詩錄》不是從《懷舊詩百首》開始謄寫，而是從《窗外石榴忽放一花》。這造成第五集沒有刪去《懷舊詩百首》，第六集《息塵庵詩錄》又與第五集重複。除《懷舊詩百首》以外，重複詩還有《窗外石榴忽放一花》《題宋蓉塘匡廬懷白樓圖卷》《哭吳寬仲觀察慶燾》《題張菊生侍郎元濟先德涉園圖卷》《贈蔡北崙並引》《壽節孝張白泉德配何宜人六十》《哭陳少石方伯夔麟親家》《庸庵尚書賦春晚花近樓茗話見貽依韻奉答》《題許苓西西湖歸隱圖》《和庸庵尚書韻》《壽吳劍秋提法暨德配徐六旬雙慶兼賀為其二子同日完婚》《枉過未能接見詩以志歉兼問起居》《嘉應朱峻夫觀察崧生七秩》等14首。王文燾最終沒有解決重複的問題，於是有了今天《息塵庵詩稿》的面貌。據此看《息塵庵詩稿目》沒有第五集、第六集的目錄或許與此有大量重復詩有關。
綜上所述，台圖將《息塵庵詩稿》定為著者手定底稿不妥，不能反映《息塵庵詩稿》稿本的全貌。《息塵庵詩稿》是謄清稿本，也是未完成的修訂稿。王文燾謄錄底稿，王秉恩塗乙改削。但王秉恩沒有完成修訂便離世，王文燾繼續輯錄、考訂和校勘，但他也沒有完成修訂，《息塵庵詩稿》依然存在目錄殘缺、內容不完整及大量詩重複的情況。
二、《息塵庵詩稿》的編纂
編年體是清代詩集編纂的常見方式，體現編者對詩歌創作背景準確描述的價值追求，但仍有作偽和改作現象。近年學人對晚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的研究表明，真實性依然是考察編年體詩集的最基本的議題。王秉恩參與了民國七年（1918）劉承幹主持刊刻的《嘉業堂叢書》本《復初齋詩集》覆勘，對詩集編年有方法論的自覺。本文擬通過比較《養雲館詩存》佚文和《息塵庵詩稿》說明王秉恩詩集編纂的相關問題。
（一）《息塵庵詩稿》是編年體詩集
《息塵庵詩稿》六冊，四周單邊，半葉八行，行十四字，白口。卷首有武謙《讀雪丞兄題讀書圖詩書後》《武抑齋謙澂霞閣詩稿題辭》和王增祺《詩緣》卷三「王秉恩」條小傳，之後為《息塵庵詩稿目》和正文。但《息塵庵詩稿》的卷數並非如上述書目文獻所言有「六卷」，而是以「集」的形式區分卷次，準確講《息塵庵詩稿》有六集。
.webp)
據此可見，《息塵庵詩稿》六集收錄王秉恩從16歲至去世前寫的詩，並根據行止斷限，採用編年體編纂。《息塵庵詩稿》中詩題末尾小字注有干支和年月亦說明這點。但《息塵庵詩稿目》的時間斷限為什麼和書冊扉頁的時間斷限不同呢？我們認為《息塵庵詩稿目》的時間斷限是對書冊扉頁時間斷限的修正和補充。咸豐四年（1854），王泰模任衡山巡檢司，王秉恩隨父赴任衡山。由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孫太夫人離世，王泰模帶秉恩回華陽奔喪，於是有「自衡山歸蜀」之說。服除，王泰模沒有再回湖南任職，而是受貴州巡撫曾璧光之邀赴貴陽為東北城保，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十六日，王泰模派人回華陽接秉恩等家眷至貴陽。據此看《息塵庵詩稿目》沒有採納書冊扉頁之說，而是把第一集截止日期定在「同治壬申春暮」，是為與王秉恩從湘歸蜀至由蜀入黔的經歷相合，也與第二集從「同治壬申孟夏由蜀入黔」始相銜接，故《息塵庵詩稿目》修正了書冊扉頁的時間斷限。據此我們推測書冊扉頁的時間要早於《息塵庵詩稿目》的時間，《息塵庵詩稿》應該是先編年然後再編目。第六集卷目《息塵庵詩鈔》附註時間與第六集書冊扉頁標注時間的差異亦說明這一點。
（二）《養雲館詩存》的編纂
從詩集編纂的時間看，《養雲館詩存》是王秉恩最早編纂的詩集，其次才是《息塵庵詩稿》。《養雲山墅日記》載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刪、改、補詩」；二十四日，「詩稿匯完，屬綬荃評點」。可見，詩集在編纂成冊時已經有過修訂。王秉慤，字綬荃，亦字綬泉、漱泉，廩貢生，秉恩族弟，歷任山東掖縣、淄川知縣。《息塵庵詩稿》有《至蘇馬頭紹楓綬荃兩弟始別去》《久不作詩綬荃弟書來新葺小樓顏曰修桐養鳳戲作卻寄》表現兄弟情誼。《養雲山墅日記》又載同治七年七月初九日「過抑齋，余初稿詩抑齋為我細校，多有指政」。武謙字抑齋，成都人，秉恩摯友，著有《澂霞閣詩略》。《息塵庵詩稿》有《冬雪》《春草》等數首武謙與秉恩唱和的詩。
《養雲仙館日記》載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示茂宣疾。茂宣留飲，暢談終日，樂而忘反。茂宣評余《己巳詩草》，因攜歸」；初五日，「茂宣投詩二首，題《己巳稿》。作二首謝之」。喬樹枏字茂宣、損庵，華陽人，秉恩知交。《息塵庵詩稿》有《喬損廠學部樹枏自京以詩見懷疊韻奉答二首》。據此看初稿臨時稱《己巳詩草》或《己巳稿》。己巳為同治八年，蓋《己巳詩草》在同治八年完成修訂。
王增祺與秉恩也來往密切，經常茶話交流學業。同治十年正月廿八日，王增祺把同治九年刻本《詩緣》贈送給王秉恩。此刊本《詩緣》卷三載王秉恩著有《養雲館詩存》一卷；光緒十六年（1890）刊本《詩緣正編》卷二載《養雲館詩存》「皆庚午以前作也」。庚午即同治九年。由此可知王秉恩在王增祺刻《詩緣》前已經把《己巳詩草》改名為《養雲館詩存》。養雲館指華陽縣東郊塔山王氏家祠。王秉恩把家祠當作書齋，將之命名為「養雲館」，自號養雲生，並將此時撰寫的日記、駢散文和印章皆以「養雲」命名，故有《養雲仙館日記》《養雲山墅日記》《養雲仙館儷體文初稿》和「養雲齋主人」「養雲翰墨」「養雲詩館」諸印。
要之，《養雲館詩存》一卷，收錄王秉恩23歲以前的詩，初稿成文於同治七年，經親朋好友指正，於同治八年完成修訂，並改稱《養雲館詩存》。《息塵庵詩稿》第一集收詩範圍與《養雲館詩存》重疊，《養雲館詩存》應是《息塵庵詩稿》的取材來源。
（三）《息塵庵詩稿》的內在性衝突
雖然《養雲館詩存》亡佚，但仍有佚文存世。王增祺在編《詩緣》時從《養雲館詩存》中摘出十餘首詩。王朝正對《詩緣》的版本、編纂和價值有介紹，但仍需指出的是：（1）《詩緣》初刻本並未亡佚，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索書號119869）、上海圖書館有藏；（2）由於王增祺刪補增訂，《詩緣》有四種版本，除同治九年刊本以外，還有光緒十六年韓城刊本《詩緣正編》、光緒二十六年韓城《詩緣》二十八卷本、光緒二十八年成都聊園《詩緣前編續》本。各本轉引《養雲館詩存》的內容有別。
表2 《詩緣》轉引王秉恩詩文的情況
據此可知《息塵庵詩稿》第一集沒有收《養雲館詩存》的全部詩。為什麼選詩範圍相同的《養雲館詩存》和《息塵庵詩稿》第一集沒有收相同的詩呢？
這是由於王秉恩保存詩不當和詩文散佚造成。王秉恩是藏書大家，喜愛在藏書或書畫上題詩，但由於晚年生活窘迫，書畫急於售人，沒有錄下題詩。陳衍從畫冊上輯出兩首，即《題顧景炎晴窗讀畫圖》和《景蘇來緘以噶扎拉參呼圖克圖羅漢圖屬題》，收錄於《石遺室詩話》，《息塵庵詩稿》卻沒有這兩首詩。王秉恩曾以好字韻與蔣文鴻多次唱和，但「‘好’韻詩與次香疊韻三四皆佚」。《王雪澂日記》還提到王秉恩作有《和新蟬》《瓦屋詩》《贈雪堂上人》《贈唐次威詩》《賦木香館》《紅白海棠》等，皆不見於《息塵庵詩稿》。由此我們推知《息塵庵詩稿》不是全集本，而是一部輯錄本。
《息塵庵詩稿》和《養雲館詩存》收有相同詩題的詩，那麼它們的內容也相同嗎？經比較，我們發現並非如此，有的詩文字被調整，有的詩內容已不同。具體表現如下：
1.改訂。《近感》，《養雲館詩存》作「百年興廢憶童謠」，《息塵庵詩稿》作「百年興廢寓童謠」，未見《息塵庵詩稿》有塗乙改削的痕跡。這屬於隱性修訂，若不比較，很難察覺其中變化。一字之改使詩的表現力不同，前者意在見過百年興廢，回憶起與之相關的童謠，而後者指百年興廢就在童謠中，主體換為客體。
《沅江望湖》，《養雲館詩存》作「不盡水連天」，王秉恩在《息塵庵詩稿》中划去「不盡」，在右側改作「彌望」。這屬於顯性修訂，而且意境與《近感》相反，《沅江望湖》是把客體換為主體，渲染感情。類似情況在《息塵庵詩稿》中還有十餘例。
2.刪除。《懷人》，《養雲館詩存》作「白山黑水陣雲涼，碧海黃河走電光。半壁殘軍衝巨寇，一篇諫草泣君王。空余毅魄輝中土，坐使雄才哭大荒。泉路應留平賊憾，秋高萬馬嘯遼陽」。《息塵庵詩稿》雖然與此相同，但王秉恩用墨筆圈住全文在邊欄外書「刪」字。《息塵庵詩稿目》也將《懷人》用墨筆圈住。
3.修補。《秋海棠詞和蔣次香作》「珠宮夜靜紅綃冷，□□新添翠玉屏」，王秉恩在「□」左側書「六幅」；「紅暈猩唇香未□□□早又進胭脂」，王秉恩在「□」左側書「炧開奩」；「若果檀心濃□□□□歲歲遣司香」，王秉恩在「□」左側書「似酒應教」。此現象還見於「附原作•成都蔣文鴻次香」。王文燾按語：「原稿為水剝蛀，每章俱奪落數字，以□代之。」 由此可知，王秉恩是在原稿文字脫落後又重加修補。
4.重作。《輓樊子佔》，《養雲館詩存》作「豪氣當時無等輩，浮名身後署詩人。如斯文字流傳易，從此詩篇愛惜多」。但《息塵庵詩稿》題名作《輓彭縣樊子佔茂才寶恆》，詩雲：「昨讀新詩尚未闌，開函遽作古人看。少年健筆如君少，絕世雄才續命難。舊草十年多感慨，落花三月注荒寒。可憐黃口紅顏淚，望到重圍不忍彈。」 同治八年正月初三日，王秉恩訪樊寶恆，並借閱了寶恆撰寫的《識真白齋詩鈔》稿本，孰料九天後寶恆突然離世，於是王秉恩在十五日為樊寶恆作輓聯輓詩。而從「舊草十年多感慨」看，《輓彭縣樊子佔茂才寶恆》是王秉恩在寶恆去世多年後重作。
綜上所述，將《養雲館詩存》佚文和《息塵庵詩稿》第一集對比，發現王秉恩在《息塵庵詩稿》中改訂、刪除、修補和重作舊作。這造成《息塵庵詩稿》和《養雲館詩存》佚文在詩的文字、內容和情境方面發生重大變化，造成《息塵庵詩稿》收錄的詩產生時間（或詩題標的時間）和詩文字內容的定型時間不一致。這種不一致不單影響我們對詩的理解，無法實現透過歷史背景把握詩人心境和詩的情境，還帶來詩集本身的內在衝突，即詩集編年與文本修訂之間的矛盾。
三、《息塵庵詩稿》的歷史文獻價值
對清代詩集編年的價值，古今學者有不少討論，基本認為詩集編年源於知人論世的文本闡釋傳統，有助於瞭解作者生平履歷、交遊聚散和世運興衰。《息塵庵詩稿》也不例外，其歷史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彌補王秉恩傳的缺失
關於王秉恩生平事跡，現有《民國華陽縣誌•王秉恩傳》《蜀風集•王秉恩傳》和彭華《華陽王秉恩學行考》 可資參考。但這些傳記和研究側重在職官和藏書方面，缺少家世和師承的內容。而家世和師承對理解王秉恩的職官和學術取向都有重要意義。《息塵庵詩稿》能彌補王秉恩傳記載的缺失。
關於家世，《懷舊詩百首》第2首詩小注：「余家原籍河間任邱，與王文靖公熙同族，世居議論堡。逮文靖父子入仕國朝，隸漢軍籍，遷居北京，築怡園於宣外南橫街南北半截衚衕一帶。」 據此可知華陽王氏是從北京遷四川的家族。但它不是「合法遷徙」。第3首詩小注：「伯曾祖容齋公大德隨徵小金川，以成都居處較勝京中，遂棄官，奉韓太夫人兩弟一妹來成都。時逃旗捕甚嚴，不能明移也。道光中，京中族人尚來川，訛索費數千金始已。」 可見王氏是逃旗。清代四川移民大潮中有北方的逃旗人隱匿其中。逃旗不只受法律懲罰，還有家族敲詐勒索。此後王氏定居錦江街。第5首小注：「余家居錦江街，地名諸葛井，街有武侯祠。祠中有古井，上圓下方，水極清冽，街坊中均飲此水。」 因此華陽王氏又稱諸葛井王氏。上海圖書館藏《鈿軸牙簽錄》所用紙右上角書耳題「成都諸葛井王氏」。
《民國華陽縣誌•王秉恩傳》載「自為諸生時，即用能偶儷文高儕輩」。王秉恩著有《養雲仙館儷體文初稿》。王秉恩的駢文師承於誰呢？王秉恩傳沒有說明，《駢文答問》提到衡山陳彪和常州湯成彥教授王秉恩駢文，但它側重在介紹師生授受，《懷舊詩百首》著重說明師承對秉恩學術的影響。《懷舊詩百首》第7首小注：「衡山陳炳南師彪，咸豐己未、庚申，授讀洣水巡司署。師以萬氏《困學紀聞疏證》《文選》親筆平點本肄習。桂林林光甸知黔陽縣，著《字學舉隅》，為應試計，師親寫一部授余。生平作書無一損筆俗體，得師力也。」 說明陳彪影響王秉恩的寫作。第13首小注：「余應社課《陶侃運甓賦》為師首選，因介繆筱珊執贄。師常舉常州學術源流，並假惲、孫、洪諸先生集俾觀。」 說明湯成彥影響了王秉恩對常州學術的認識，據此可見常州學術在晚清成都的傳播。
但王秉恩的受業師不只陳彪和湯成彥，還有父親王泰模和雙流楊靄人。《懷舊詩百首》第5首詩小注：「先嚴定審公未出仕時，咸豐初，在祠中授讀，學徒大小六七十人。去後，四伯父繼之。」 家祠是家族教育的場所。第15首詩小注：「同治甲子、乙醜，從楊靄人師於雙流，學時文，每課師必作一藝為式。」 第18首詩小注：「余素不喜時文，割截諸式，靄人師所授愧無所得，坐是困童試者七年。己巳春，乃從師於五桂橋祠堂肄習，匝月遂獲華陽案首，游泮焉。」 說明楊靄人對王秉恩科舉道路有重要影響。家祠在縣域家族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僅聘族人為師，還會在縣外尋找塾師。
（二）考察王秉恩的詩文交遊網絡
關於王秉恩的交遊，最受矚目的是晚清王秉恩和張之洞的關係。民國以後，王秉恩在上海與陳三立、陳夔龍等遺老交往。《民國華陽縣誌》指出：「秉恩一生從文襄，官閥聲名皆由此起。」 這是著眼於事功而非詩文。朱興和對近代超社逸社的研究也注意到王秉恩，指出王秉恩在早期是客串嘉賓，直至1920年陳夔龍重開逸社才積極參與。但朱興和未見《息塵庵詩稿》，他對王秉恩的認識源於其他遺老詩集。《息塵庵詩稿》不僅能檢驗既有研究對王秉恩交遊的認識，還可說明王秉恩詩文風格的形成和交遊網絡的變化。
之所以關注王秉恩的詩文交遊網絡，是因《息塵庵詩稿》不僅有王秉恩的詩，還以「附原作+縣籍+姓字名」的形式在王秉恩的詩後附原詩或和詩，共56首。
表3 王秉恩唱和詩涉及作者表
據此可知《息塵庵詩稿》的歷史文獻價值表現為：
（1）補充近代詩文集之不足。如梁鼎芬《時事雜感》《息存同叔和均見貽再用杯字韻答之》《送春日自病院貽詩息存》《荷塘感懷》，不見於《節庵先生遺詩》；李詳《贈息存》，不見於《學制齋詩鈔》；陳夔龍《昔游焦山岩灘》《花近樓秋燕》，不見於《花近樓詩存》。《近代巴蜀詩鈔》指出喬樹枏「生平著述散佚，今僅得遺詩四首」 ，《息塵庵詩稿》載《冬雪》《自京以詩見懷》可補其缺。吳德潚、胡嗣瑗的詩集也亡佚，《息塵庵詩稿》所載胡嗣瑗《五月廿四日翰臣冒大風雨集飲酒樓》、吳德潚《衡岳篇》可為佚文。
（2）說明王秉恩詩風的形成。汪辟疆、朱寄堯認為王秉恩的詩能肖蜀山蜀水之秀麗，風格自然澹雅，體在唐宋之間。但這是建立在寥寥數首詩的基礎上。據表3看，王秉恩不只與顧印愚等西蜀派詩人唱和，還與晚唐詩派的代表易順鼎、同光體詩派的領袖陳三立頻繁唱和，單以「西蜀派」概括王秉恩的詩尚不足以反映他詩學的全貌，需要對《息塵庵詩稿》有全面把握，才能做出準確的理解。
（3）展現王秉恩詩文交遊的變化。王秉恩參與逸社最早寫的詩是1921年的《逸社消寒第二集分詠火鍋》，作於陳夔龍重開逸社之後，由此印證朱興和之說的準確性。據表3看，王秉恩除與遺老唱和外，他在華陽和廣州的交遊也值得關注，尤其是華陽交遊，《息塵庵詩稿》有多處記載，可見晚清華陽詩人群體的詩文創作。如武謙題辭：「惜哉楊馬徒，高文但華綺。卑卑況我曹，何以振蜀鄙。曩昔讀君詩，商論數及此。僕愧徒虛言，實陋無足齒。」 武謙認為揚雄和司馬相如的詩過於華綺，於是以詩為媒介與王秉恩商量振興蜀學，反映詩文交遊的旨趣。或由此《息塵庵詩稿》才把《雪城詩題辭》當作序文置於卷首。
（三）考訂近代詩集和詩人生平
《易順鼎詩文集》有《喜晤息存，感賦二首》，系年於戊申。《息塵庵詩稿》也有此詩，但詩題與《易順鼎詩文集》不同，作《光緒戊申三月以事至嶺南，喜晤息廠長兄，感愴之余，輒口佔長句兩首》，可補充《易順鼎詩文集》在時間和詩文創作背景上的不足。
《吳慶燾集•前言》載：「卒年不詳，觀其《陶陶集》自序作於丁卯，則當卒於民國十六年之後。」 《息塵庵詩稿》第四集有《吳寬仲觀察慶燾六十壽》、第五集有《哭吳寬仲觀察慶燾》。《息塵庵詩稿》將《哭吳寬仲觀察慶燾》繫於戊辰年十二月，據此可推知吳慶燾逝世應當在1928年12月，可補《吳慶燾集》吳慶燾卒年之失。
《陳三立年譜長編》將《壽甘翰臣翁七十》繫於1928年正月一日。王秉恩也有《壽甘翰臣七十》，但《息塵庵詩稿》將之繫於1928年4月，可糾《陳三立年譜長編》之誤。《陳三立年譜長編》1920年正月共載陳三立三件史事：收到姚永概信，為陳作霖、賈亦山母撰寫墓誌銘，收王龍文謝函。《息塵庵詩稿》有《庚申元夕，游惠山之梅園，聯句次倦知韻》，由此可知陳三立在1920年正月與王秉恩、余肇康有無錫惠山梅園之游，可補《陳三立年譜長編》之缺。
陳夔龍有《重游徐園，悵觸十年前與夢華諸同年雅集事，並請雪丞、古微題句》。《息塵庵詩稿》有《題徐園雅集圖卷，為庸庵尚書作》，據此可知陳夔龍繪有《徐園雅集圖》，希望王秉恩、朱祖謀題詩。又如台灣愛國詩人蔡伯毅在上海與陳夔龍、陳三立、王乃徵 有詩唱和。陳三立撰《贈北侖先生詩》、陳夔龍有《蔡北侖相士過談。越日，飲於江上酒樓，賦贈》。《息塵庵詩稿》載《贈蔡伯侖》，並注戊辰九月作，為認識各家贈詩提供參照，亦可見蔡伯毅在上海交遊廣泛。
結語
台圖將《息塵庵詩稿》推定為「手定底稿本」，這是個含糊的說法，而不是對稿本完成度的準確表述，要對稿本的性質有準確的定位，就不能只從版本形態入手，還要注意稿本的完成度和同一作者不同詩集之間的比較。這不僅能夠說明詩集之間的承續關係，還能發現詩文編纂的方式和理念，有助於理解清代別集編纂。此外，對《息塵庵詩稿》文獻價值的探討，本文主要側重在歷史文獻價值和王秉恩文學交遊的討論上，缺少對《息塵庵詩稿》文學藝術價值的討論，這是本文的不足。但對王秉恩文學交遊的討論，表明以王秉恩為核心的華陽詩人群體有以詩為媒介振興蜀學的文化自覺，王秉恩的詩風有陳三立、易順鼎等人影響。這為探討近代巴蜀詩詞的地域特徵和時代特徵提供有益參考。
本文原刊於《中華文化論壇》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