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的覆刻本
撲朔迷離的覆刻本
姚伯岳
一、覆刻本的概念
近些年來，本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古籍編目工作中，越來越多地發現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同一種書的兩個甚至幾個看似幾乎完全相同的刻本，其實並不是同一個版本，而是底本與翻刻本的關係。但是，過去的編目記錄者很少發現它們之間的差別，而大多將其著錄為同一版本的不同複本。
確實，如果分別來看這一個個本子，甚至將兩個本子放在一起看得不夠認真，都很難發現這些差異；可是如果細細比對，就會發現其間微小的不同之處。可以看出，這些不同之處絕不是由於後來刷印的原因所造成的，而一定是由於使用了不同的書版所致。很自然，人們立刻會想到用一個現成的名稱——「影刻本」，來描述這種版本類型。但是仔細一琢磨，發現又不是那麼回事兒。
通常，影刻本是指那些底本年代久遠、雕印精美、流傳稀少，故而不惜工本，用特殊的方法將其逼真地複製翻刻印刷而成的雕版印本。
古代雕版印刷的第一道工序是用毛筆沾墨在紙上書寫版樣，然後將版樣正面用漿糊粘貼到已修治好的木版上，使版樣上的圖文墨跡滲人木紋裡，待紙稍乾後擦去紙毛，用刻刀按照寧休、欄格的痕跡一絲不苟地雕刻。而是否依照底本原樣進行複製的關鍵也正在這第一道工序上。
要依照底本原樣複製新的刻本，可以選用下面兩種方法中的一種進行版樣的製作，一是「臨」，就是對照底本盡可能原樣抄寫；二是「摹」，就是將半透明的薄紙覆於底本書葉之上，照原樣摹寫，有時甚至採用最能忠實反映底本原貌的先雙鈎後填墨的雙鈎廓填法。用上述方法製版，如果要嚴格區分的話，用「臨」的方法複製而成的刻本可稱之為仿刻本，而用「摹」的方法複製而成的刻本才應稱之為影刻本。
但前面提到的那些刻本顯然不屬於上述兩種類型。因為：
（1）它們的底本一般刻印年代並非久遠，流傳未必稀少，版本面貌也不一定精美，沒有必要花費巨大的精力去逼真地複製。
（2）它們對底本的翻刻複製肯定沒有採用「臨」或「摹」的方法，因為二者的字體太相像了，用「臨」或「摹」的方法都是無法達到這樣的效果的。
根據中國古代的雕版印刷工藝，這種刻本的翻刻複製方法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將原書底本拆成散葉，分別將一葉葉原書紙葉直接粘貼到木版上作為版樣，照原本的版式、字劃原樣雕鐫，製成新的書版，然後刷印。
採用這種翻刻複製方法不必重新書寫版樣，省去了事寫的步驟，同時還可以避免翻刻時容易產生的文字錯誤，因而也簡化了文字校對工作，可以極大地節省圖書出版成本，並保證了圖書的出版質量。
由於越來越多地發現古籍中這種特類型的翻刻現象，我開始考慮給這種版本類型起一個合適的名稱。
前面已經說過，「影刻本」、「仿刻本」都有其特的含義，不適合用來稱呼這種版本類型。在古近的古籍書目或文獻記載中，時常可以看到有一種「覆刻本」的說法，一般都是指模仿某一底木而重新刻印的本了，其實說的就是「影刻本」或「仿刻本」，它們的含義幾乎沒有什麼區別。也就是說，這幾種說法過去是混用的，被看作是同一事物的各種不同名稱。但在當代圖書館古籍編目界，「覆刻本」的說法卻很少見，基本被「影刻本」的規範名稱所取代。
於是我設想，是否可以借用「覆刻本」的說法，賦予其專門的涵義，用來指稱這種利用原書紙葉直接上版刻印而成的特殊類型的翻刻本？
這是因為：
（1）「覆刻本」的說法符合這種翻刻複製方法固有的忠實複製原書底本的本義。例如清張惠言編《七十家賦鈔》一書，最早為清道光元年（1821）合河康紹鏞刻本，後清光緒時成都宏達堂採用將原書直接上版刻印的方式重刻該書時，即在版心下方明確鐫「宏達堂覆刻」五字。
（2）「覆」可以理解為是將原書紙葉直接粘貼覆蓋到木版上進行雕刻的動作和行為，是一個生動形象地反映這種雕版印本複製方法的字眼。
（3）這樣一來，「影刻本」、「仿刻本」、「覆刻本」各有所指、可以很清楚地將雕版印本的三種不同複製翻刻方法區分開來，而使人們有明確的認識。
上述三種複製方法所應用的場合也是有所不同的。
仿刻的方法一般是在對複製效果是否通真方面要求不甚嚴格時採用的，故仿刻本與底本有一定的差距，祝之為一般的翻刻本也是可以的。
採用影刻方法的，大多是因為底本精善珍罕，刻印者欲忠實反映原本面貌，以致不惜工本費時費力而為之。如清中期黃丕烈輯刻《士禮居黃氏叢書》，清末黎庶昌輯刻《古逸叢書》，清末民初貴池劉世珩輯刻《玉海堂影宋叢書》，其中所收錄的影刻本，其底本都是珍貴無比的古籍善本，許多甚至是孤本，當然不可能毀掉原本進行複製，且能採用「影事」甚至「雙鈎」基寫的方法來製作版樣。影刻費神費力，成本不菲，複製效果較仿刻為好，雖然也偶有傳刻失真，或形成缺乏神似的現象存在，但相較而言，確實不失為一種較好的古籍善不複製再造方法。
至於覆刻法，則是在原本既非珍罕難得但又需要大量複本的情況下才予採用的。毀一本書以換得千百本書，在原本價值不是很高的情況下，為了省時省工，也還是合算的。更何況在反映原本的逼真程度方面，與仿刻和影刻二法相比，覆刻法的效果亦為最佳。
事實上，我在199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學》一書中，已經將這類版本稱之為覆刻本，並歸人「影刻本」的範疇。今天看來，這個見解雖有獨到之處，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覆刻本的發現，我感覺有必要將覆刻本作為一種特殊的版本類型單獨提出來，以加深人們對這種圖書翻刻方法的印象，明確對這類版本的認識。
二、覆刻本的源流和種類
覆刻這種圖書翻刻複製方法濫觴於何時，因為缺乏實物的參照，我還不能給出一個準確的說法。但一般說來，同時代的版本因為比較容易得到，所以採用覆刻方法翻刻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再說，覆刻本身是一種簡省取巧的雕版印刷方法，在雕版印刷技術上並無任何特別之處，所以可以比較肯定地說，在雕版印刷術發明應用的早期階段，就會有覆刻本的出現。這一點也可以從宋初《淳化閣帖》的翻刻情況得到印證。
《淳化閣帖》十卷，初刻於北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名雖曰上石，實鐫刻於棗木版上。該帖雖篇幅龐大，但僅在宋代就有數十種翻刻，大都是按原樣翻刻。其他在《淳化閣帖》基礎上增減成帖的《潭帖》、《大迎帖》。《絳帖》、《汝帖》等，相同部分也多是按《淳化閣帖》的原祥翻刻。這些翻刻本中應該不排除有用覆刻方法進行翻刻的。
又如新近收人《中華再造善本》的元大德七年（1303）姚燧刻本《校正劉向說苑》一書，其版式字體面貌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刻殘本《說苑》完全一樣。書後有姚燧弟子雲謙跋云：「憲使牧庵先生暇日出示劉向《說苑》，有益後學，俾繡之梓，以壽其傳，誠盛事也。」大德七年距宋代並非十分久遠，很有可能是採用了覆刻的方法，否則二本不會如此相像。
覆刻的現象在明末就比較多見了。當時覆刻的主要對象是明代人的著作。如明陸楫輯《古今說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雲間陸氏儼山書院刻本，明末有覆刻本，下書口仍鐫「儼山書院」。
明陳深所輯《諸子品節》五十卷，明萬曆十八年（1590）金陵周竹潭初刻，半葉9行20字，小字雙行同，四周雙邊，單魚尾，版框高19.7釐米，寬14釐米，眉上鐫評。明末即有人據之覆刻，線裝14冊2函，版式字體與之毫釐不爽。
明劉侗、于奕正修《帝京景物略》八卷，初刻於明崇禎八年（1635），稍後即有覆刻本。
清代據明本覆刻的現象就少得多了，而且大多發生在清初。如：
明張居正撰《張太岳先生集》四十七卷，該書以明萬曆四十年（1612）金陵唐國達刻本為最有名，清初有據之覆刻著，線裝16冊2函。
宋鮑彪校注，元吳師道重校的《以國策》十卷，明萬曆九年（1581）張一鯤刻本質量較好，清初杭州二餘堂便據之覆刻。線裝8冊，半葉10行21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單黑魚尾，四閱單邊：內封題「高氏原本」、「武林余堂重刊」。書前有序說明覆刻情況，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清代康熙年間刻印的本子質量較高，所以當時以及後世對康期間刻本進行覆刻的現象屢見不鮮。如清王士模撰《居易錄》三十四卷，初刻於康熙四十年（1701），半葉10行20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單魚尾，左右雙邊，康熙間即有據原本覆刻者。北京大學圖書館這兩個本子都有收藏。
清邵長蘅撰《古今韻略》五卷，半葉9行14字，小字雙行28字，細黑口，單魚尾，四周單邊，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商丘宋犖初刻，現已發現2種康照以後的覆刻本。
明唐汝詢選釋、明吳昌棋評《刪訂唐詩解》二十四卷，清康熙四十年（1701）通懿堂本甚佳，半葉9行21字，小字雙行同，單黑魚尾，左右雙邊，我至少發現有3個面貌極為相似的不同版本，均為覆刻本。
清末戰禍不斷，特別是太平天國戰爭，江南糜爛，藏書損失慘重，舊家所藏書版大多毀滅，即使是道光間和咸豐初年的刻本也所存無幾，所以同、光間據道光和威豐初年版本覆刻圖書的現象非常普遍。如：明沈德符撰、清錢枋輯《野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有清道光七年（1827）姚氏扶荔山房廣州刻本。北大圖書館有該刻本的清末覆刻本，線裝24冊。
清方苞撰《望溪先生全集》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集外文補遺二卷，年譜一卷，年譜附錄一卷，清咸豐元年（1851）桐城戴鈞衡刻。但原刻本少見，常見的是清末的覆刻本，線裝16冊。
宋徐鍇傳釋《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有清道光十九年（1939）祁氏重刊本，清末又有該本的覆刻本，線裝12冊2函。
不僅一般的刻本覆刻現象比較普遍，刻本中的套印本也有覆刻現象，如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海錄軒刻印有朱墨套印本。其後大文堂據之覆刻，線裝16冊，內封題「大文堂藏板」，下書口仍鐫「海錄軒」。
還有據活字本覆刻的，如明刻本宋彭叔夏撰《會通館印正文苑英華辯正》十卷，係覆刻明正德元年（1506）華氏會通館活字本。
書畫、地圖的重刻描摹難度比較大，而覆刻的方法比較簡便，所以也喜歡使用覆刻的方法。如：清上官周繪撰《晚笑堂竹莊畫傳》，線裝2冊，書前有清乾隆八年（1743）上官周序言刻書事。該本僅北大圖書館就有3個不同的清代覆刻本。
清馬揭、盛繩粗纂修的《［乾隆］衛藏圖識》一書，線裝4冊，最早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刻本，稍後即有覆刻本行世。
清董方立繪《皇清地理圖》，北大圖書館有藏，線裝3冊1函，係清同治十年（1871）廣州華文堂據清威豐六年（1867）長沙胡氏日知齋本覆刻本。
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自唐代以來一直沒有中斷，明治維新以前，日本仍然大量翻刻中國圖書，其中採用覆刻方法也很多。如據傳是曹操等人所注的《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北大館藏一種刻本，線裝4冊1函，即為日本嘉永六年（1853）據《平津館叢書》本覆刻。
在古籍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改變版式行款的覆刻。這種覆刻的目的，一是可以逃避翻刻的指責，同時又節省了寫工的成本，還可以防止文字的錯誤，也就是節省了文字校對的功夫和成本。
這樣的覆刻本往往在版式方面變化較大，如原本是白口，就改作黑口甚至大黑口，原本是單魚尾，就改作雙魚屋；儘管如此，但由於字體是一樣的，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如清包世采撰《毛詩禮徵》十卷，清道光八年（1828）涇縣包氏小仙遊閣刻本，線裝6冊，半葉9行19字，小字雙行同，版心白口，單魚尾。北大圖書館藏另一清末（1862-1911）刻本，同樣也是線裝6冊，但行款版式改為11行21字，小字雙行同，版心黑口，雙魚尾，「奕」、「淳」等字避諱。二者行款版式不同，但字體完全相同，後者當係將原書紙葉拆散剪開，按新的行款版式重新粘貼描畫上版所致。
此外，明清許多古籍在後來利用原書版重新刷印時，由於有的書版斷爛殘缺，已不能使用，於是常常有將以前印出的原書相應書葉拆下，直接粘貼到木版上刊刻予以替補的情況。如明于成龍撰《河防一覽》十四卷，明萬曆十九年（1591）初刻，清順治十四年（1657）朱之錫利用原書版重印，個別殘缺版片，即以原書葉上版覆刻。北大圖書館藏該書萬曆十九年雕版之明末印本一部，相應書葉上的文字內容反遠不如順治十四年修版重印本清晰準確。
由此可見，覆刻是中國古代雕版印刷業中一種常見的圖書翻刻複製手段。直到清光緒五年（1879）以後，基於照相石版印刷技術的影印本開始大量出現，覆刻方法相較而言，已不具備技術和成本上的優勢，這才越來越少地被使用了。
三、覆刻本的特點
覆刻本的特點可以歸納為三：
（1）或改頭換面，或原樣照搬，與原本的關係撲朔迷離。
覆刻本版式、字劃與原本相同或相近，如果書之前後沒有明確說明的話，很難一眼辨認出其為原本還是覆刻本。所以明清的出版者在覆刻一書時，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做法是換印有自己店鋪名號的內封，使人誤認其為完全不同的版本，如清沈辛田著、鈕大煒增訂之《名法指掌新例增訂》四卷，有清道光四年（1824）及道光五年（1825）寶名齋、道光六年（1826）培蔭軒、咸豐十年（1860）粵東刻本，其實都是覆刻本。
又如清乾隆時安徽無為人汪有典，竭十餘年精力，蒐集明代三百年間抗節死義諸賢事跡，編纂成《史外》三十二卷，初刻於清乾隆十三年（1748）。清同治三年（1864）廬陵尋樂山房本改為八卷，清同治四年（1865）陝甘公所即據此本覆刻，線裝6冊1函，內封後牌記鐫「同治四年乙醜陝甘公所藏板」，原本版刻情況，一毫不載。
一種做法是覆刻時並不添加抽換任何內容，甚至連內封、書牌、避諱缺筆、乃至刻工姓名，也都依原樣刻出，使人難以意識到其為覆刻本。如清萬斯大撰《經學五書》（五書分別是：《學禮質疑》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儀禮商》二卷，附錄一卷；《周官辨非》；《學春秋隨筆》十卷），線裝6冊，內封面鐫「辨志堂藏板」，實為清末據乾隆辨志堂本覆刻本。
又如清初吳偉業撰、清中期吳翌鳳箋注的《梅村詩集箋注》十八卷，清嘉慶十九年（1814）蘇州嚴榮滄浪吟榭初刻，內封面鐫「滄浪吟榭栞板」，書前有嘉慶十九年嚴榮序言刻書事。稍後的覆刻本將嚴榮序和原書內封完全照原樣刊印。
（2）多為暢銷之書，讀者需求量人。
覆刻本的製作者大多是書商，主要出了利的動機。暢銷書社會需求量大，而雕版印刷由於材料和技術的限制，印數有限，當然翻刻就不可避免。而在翻刻的各種方式中，又以覆刻最為簡便，所以覆刻本中，以當時的暢銷書數量為最多。如：清沈德潛輯《明詩別裁集》十二卷，清乾隆四年（1739）初刻，社會反響甚好，稍後即有覆刻本。
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之《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附刊誤二卷，初刻為清道光十四年（1834）嘉定黃氏西溪草廬本，一時頗為流行，清末多有據之覆刻者。
清荊石山民填詞、清黃兆魁訂譜的《紅樓夢散套》十六折，是《紅樓夢》的戲曲改編，所寫均為原書精彩之處，故每折不相連貫，都可以獨立成一劇。初刻為清嘉慶間（1796-1820）蟾波閣本，8行19字，譜6行17字，白口，左右雙邊，版心下鐫「蟾波閣」。該書出版後，在社會上供不應求，遂有覆刻本問世，且完全保留原貌，與原本極為神似。
（3）一般與原本刊印時間比較接近。
由於社會需求量大，而雕版印刷印數有限，一家出版者的印書發行範圍也有限，所以往往是初刻本問世後不久，就有各種覆刻本出現。如清末張之洞撰《勸學篇》二卷，問世後盛行一時，社會上翻刻極多，但封面後均刻「光緒二十四年兩湖書院刊印」牌記，版心下鐫「兩湖書院刊印」，基本上都是採用的覆刻方式，彼此刊印年代都很接近。
又如《聖武記》十四卷，清魏源撰，道光二十二年（1842）初版，頗為世人所重，道光二十四年、道光二十六年連續修訂重刻。其間即有覆刻本出現，我就見到一部道光間古微堂據道光二十四年京都琉璃廠本覆刻本，線裝14冊，內封鐫「新增校對無訛/古微堂藏版」。
覆刻的方法是毀一書而換得千百部書，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原本必然不會是特別珍貴值錢的書，刻印年代相對於當時不會太早，這也是覆刻本一般都與原本刻印年代比較接近的一個主要原因。
四、覆刻本的鑒定
對覆刻本的鑒定有兩個難點：一是容易將重新刻印了內封或牌記的本子誤以為是全新的版本，不能指出其與原本的覆刻關係；二是容易將沒有添加、改換文字內容的本子誤當作原本，不識其為覆刻本。
有鑒於此，古籍版本工作者心中一定要有覆刻本的意識，不能一看兩個本子大體相像，就認為屬同一種版本。由於北大圖書館的古籍版本館藏豐富，加之近年的古籍編目工作增加了掃描書影的流程以及工作中的勤於對書，我們發現了愈來愈多的覆刻本。許多過去看來沒有關聯的古籍一書不同版本，現在看來竟然是底本和覆刻本的關係；許多過去認為是一書相同版本的不同複本，其實也是底本和覆刻本的關係。由此我們開始切實意識到，覆刻其實是古籍翻刻中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必須牢牢樹立覆刻本的意識，才能及時予以指出。
例如北大圖書館藏元陰時夫、陰中夫兄弟編注之《新增說文韻府群玉》二十卷，該書初版為明萬曆十八年（1590）王元貞刻本，線裝5冊1函。卷前有陳文燭序，卷前凡例後題「金陵徐智督刻」。除原刻本外，北大圖書館還藏有該本的兩個覆刻本，一個有內封，印有「康熙五十五年新鐫/文盛 天德堂梓行」字樣，但是從版式、字體格來看，不像康熙時的神氣，而是明版書的面貌。於是編目員將其與館藏明刻本對比，發現其果然係根據明萬曆十八年（1590）王元貞刻本覆刻。
另一版《新增說文韻府群玉》二十卷沒有添加任何文字內容，卷前的陳文燭序、卷前凡例後所題的「金陵徐智督刻」，與明萬曆十八年王元貞刻本完全一樣，如果稍一粗心，就會定其為同一版本。但因為編目員有覆刻本的意識，故也將其與館藏明萬曆十八年王元貞刻本認真比對，發現其實際是王元貞刻本的另一個覆刻本，從紙張、墨色來看，應是明末刻本。
說實話，如果不是與初版本相對照，無人能識其為覆刻本。
由此看來，覆刻本的鑒別確實是比較困難的，除非將各種不同的覆刻本放在一起認真比對，否則孤立地去看一個個單獨的本子，很難發現其為覆刻本。所以，覆刻本的鑒定，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客觀條件，也就是應有較為豐富的館藏，有可以相互比對的本子。
例如《溫卿詩集》九卷，北大圖書館有4個同樣著錄為清康熙顧氏秀野草堂刻本的本子，分開來看，顯然屬同一種版本，但合到一起對比著看，卻發現原來是4個行款、字體非常接近的不同版本。仔細分析，一個是原版本，一個是原版的修版後印本，一個是原版本的覆刻本，一個是修版後印本的覆刻本，其間的關係真是撲朔迷離，如果不是放在一起細細比對，很難發現4個本子的不同，理清其間的關係。
版本的比對必須耐心細緻，才能區分出孰為原刻本，教為覆刻本。因為覆刻本是完全依據原刻本覆倒的，不細心比對，就很容易弄混。另一方面，覆刻本畢竟是轉了一道手，在字體的風格神氣上一般都遜於原刻本，所以只要細心喘摩，還是能分出高下的。
如宋蘇軾撰、宋施元之注、清顧嗣立等刪補之《施注蘇詩》，正文四十二卷，年譜一卷，總目二卷，續補遺二卷，最早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商丘米堂刻本，半葉10行21字，黑口，單魚尾，四周單邊。該書稍後即有覆刻本，與原刻極為相似，北大圖書館藏有該覆刻本的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後印本，因為在內封鐫有出版年，才不太容易使人誤判。但如果有人作偽，將內封撕去，版本鑒定者也應該通過版本的比對，鑒別出其為覆刻本。
覆刻本有時還會露出一些「馬腳」。如唐孫思邈撰《千金翼方》三十卷，宋林億等校正，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華希閎刻本，線裝16冊2函，內封鐫「乾隆癸未新鐫/千金翼方/保元堂藏板」。版本事項說明得很清楚，不細心者不會追究其來歷。但編目員詳閱書中內容，發現卷四第三十二葉背面第四行右側刊一手書「御」字，令人費解，故而起疑，遂與館藏其他版本對較，果然發現該本係據明萬曆間王肯堂本覆刻，刻工不辨內容，故將底本中後人手書的一個「御」也當作正文刻了下來。此本卷端還刻有「內閣提文中書會人加四級金華希閎校刻」字樣，華希閎是清代人，如果不是發現這個「御」字蹊蹺，故與明版相較，誰也想不到它竟然是一個覆刻本。
在古籍編目的實踐中，我深切體會到，對於所謂同一版本的複本的認定一定要特別謹慎，要勤於對書，否則，很容易將覆刻本與原本或原本的其他覆刻本誤認為是同一版本，或者將覆刻木認為是與原本毫無瓜的另一版本。好在覆刻本大多為暢銷書或常見書，底本與覆刻本同時存世的現象比較普遍，這就為覆刻本的認定提供了較為有利的客觀條件。
五、覆刻本的評判
對於覆刻本這一中國古代較為特妹的圖書版本類型，我們有必要從多方面、多角度去認識和評判。
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覆刻本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覆刻本的存在給後世的版本研究者帶來了不少的困惑和麻煩。當人們將覆刻本誤認作原本時，會導致對原本的錯誤認識，對古籍版本源流的認知造成一定的混亂。一些用初刻初印本作為底本翻刻的覆刻本，文字內容比用原版刷印的後印本還要清晰完整，很容易使後世的人們誤將覆刻本認作一書的初刻初印本。例如明末清初的書商陳長卿，曾用覆刻的方法翻刻了許多圖書，現仍存世的有《古今醫統大全》、《薛氏醫按》二十四種一百七卷、《劉氏鴻書》一百八卷，《老莊翼合刻》、《新刻痘疹青囊大全》、《後七國樂田演義》、《古今列女演義》、《增刪卜易》十二卷、《新鍥考數問奇諸家字法五侯鯖》等書。這些古籍，最早的是《古今醫統大全》，原刻於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最晚的是《增畫卜易》，題刻於清康熙三十年（1692）；其他大多原刻於明萬曆、崇禎年間，時間跨度長達136年。但陳長卿在覆刻這些版本時，完全保留原書序跋及其年月落款，僅另增內封或牌記，或題「古吳陳長卿」，或題「書林陳長卿繡梓」等，導致許多藏家都錯誤地將序跋中的年月落款與陳長卿的內封或牌記所題視為一體，誤斷了版刻年代。
再講好的一面。覆刻本的製作動機是出於看重一部圖書的內容價值並迎合當時社會上的廣泛需求，這首先就是對覆刻本圖書在文字內容上的一種肯定。而且值得作為樣本來覆刻的版本，自然不會是特別差的。覆刻本的價值當然不如原本，但覆刻本毫不走樣的翻刻方式，傳神地反映了原本的面貌。不少古籍的原本世上已極少見甚至根本絕跡了，是靠覆刻本才流傳於世。許多覆刻本與原本刊刻年代非常接近，也屬於善本的範圍。所以即使是從單純的版本角度來看，對於覆刻本的價值也不能輕易貶低。
從出版發行的角度來看，覆刻本對於中國古代的圖書流通，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覆刻本主要集中在那些普及性比較強、適用面比較廣、社會需求量比較大的圖書品種上，中國古代的雕版印刷由於木版質地和手工操作的局限，一副書版不能刷印過多的數量，限制了圖書的生產能力。而覆刻毀一書而化身千百部的做法，極大地提高了圖書的復本產量，在當時是一種極為經濟便捷的圖書複製方法。
另一方面，在幅員遼闊而又交通不暢的古代中國，圖書不易廣泛流通。但覆刻行為由於通常都是異地進行，所以實際上擴大了圖書流通的地域範圍。這有點兒像體育比賽中的接力賽跑，又好似水中的連漪，一波一波地擴展開來，一直傳向遙遠的邊際。
從版權保護的角度來看，覆刻在大多數情況下形同盜版。我在對覆刻本製作者的身份進行分析後發現，覆刻本為原出版者或其後人以及親友所為的情況固然也有，但更多的是與作者和原出版者不相干的人所為。這些人大多是書商，覆刻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贏利。但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古代，幾乎看不到人們對覆刻行為的譴責。人們痛恨的，是那些校勘不精、任意刪改原書內容的不負責任的翻刻行為。例如北大圖書館藏有一種《更豈有此理》四卷，完全照原本樣式覆刻，甚至連原本內封所鐫「嘉慶庚中五月新鐫/繡雪草廬藏版」字樣，也毫不更改。該書因內容風格煩近於《豈有此理》而命名。書中另附人《陰間秀才詩稿》一卷，全用陰文刻板，歷詠鬼門關、孟婆莊、剝衣亭、奈何橋等冥間之所，共十二首。《詩稿》之前有凡例云：
「近今坊費善於翻刻書籍，惜費而嗜利，以致宇跡錯謬，大異原板，使閱者以誤傳誤，埋沒作者一片苦心。射利小人，等於盜賊，森羅殿判官深恨若輩所汐，已道幻魂使者，飛天夜叉，及日游、夜遊、水火、瘟疫諸司，密伺群坊叢集之所，稽察巡查。如再有不肖棍徒，翻刻是集者，立時幻魂攝魄，冥法重究，磨粉春商，鋸解鍋烹，拋劍樹，榔刀山，抽筋披舌，下十八層地獄，入畜生道，歷萬劫不能超脫。陰曹律法嚴凜，毋再犯！」
由此可見，作者對坊賈翻刻圖書行為的深惡痛絕，是因其「惜費而嗜利，以致字跡錯謬，大異原板，使閱者以誤傳誤，埋沒作者一片苦心」，並不是由於侵害了作者的經濟利益。
覆刻行為在中國古代不但沒有受到什麼譴責，甚至幾乎沒有任何人、任何文獻談論和記載。即使是精通版本的藏書家、校勘學家、目錄學家，也僅僅只是注意到原本與覆刻本、覆刻本與覆刻本之間的微小差異，將其區分為不同版本而已。分析原因，我認為，這大概是由於中國古代圖書的生產能力和流通地域有限，圖書作者乃至出版者並不希冀太大的經濟效益，覆刻本的存在，不損害作者和原出版者的核心利益，甚至還能幫助其擴大影響，揚名四方。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對覆刻行為採取了一種默許和認同的態度。
總之，對於覆刻本的研究，既有版本學方面的意義，也有圖書印刷史、出版發行史乃至版權保護史等方面的意義。以往對覆刻本現象的忽略是不應該的，現在到了重視和深人研究這種特殊的中國古籍版本現象的時候了。
（2009年3月）
原刊燕北書城困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