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經籍志》在日受容研究*—以《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為例
《隋書•經籍志》在日受容研究*
—以《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為例
龔蛟騰 江婉怡
摘要：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是現存最早的日本敕編漢籍目錄，其內容、體例和思想主要參考了我國唐初時期著錄最全的史志目錄《隋書•經籍志》，體現了多元受容的思想，可供目錄學研究。文章主要從著錄致用性、分類有序性、倫理價值性等方面，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和《隋書•經籍志》進行由淺入深的對比研究，並得出結論：古代日本對中國目錄學的受容策略、經驗與智慧，有助於完善展現中國圖書館學思想和實踐體系及其影響。
關鍵詞：《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隋書•經籍志》；受容；古代目錄學
1引言
「受容」一詞是日語詞彙，有容納、接受以及鑒賞之意，近年來逐漸被應用於漢語中。相比於有著中式大氣和包容的漢語詞「接納」和「容納」，日語詞「受容」則帶有日式的謹慎和感知，更側重於接受的主動性和選擇性。
自古以來，日本善於受容中國文化。中國唐朝經濟昌盛、文獻積累豐富以及政治需求強烈，推動了官府藏書發展。編撰者們以《隋大業正御書目》為底本，增損《五代史志》原稿，再參考《七志》《七錄》分類法，在656年撰成《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現存可見最早的刻本是宋代刻本，以元大德本為底本的百衲本是善本[1]，1973年經過幾版校勘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則是較好的通行本。作為我國現存可見的首部使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目錄，《隋志》的著錄豐贍、分類恰當、體例完備，兼具版本目錄和知見目錄的性質[2]，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有推陳出新的作用。在成書於720年的《日本書紀》的引文中，確有其書的漢籍中包括了《隋書》，說明後者至少在開元八年（720年）以前傳日，並提供了重要借鑒。875年，日本最大的皇家書庫冷然院發生火災，圖書損失慘重。宇多天皇敕令藤原佐世編撰書目，意欲統計整理文獻，以記載一代目錄。很大程度上，藤原佐世仿照了代表唐初目錄學較高成就的《隋志》，在891年撰成日本首部科學系統的圖書總目，名《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以下簡稱《見在目》）。今行世的底本是日本江戶時期重現的室生寺本，於1851年初刊在《續群書類叢》的第八百八十四卷雜部三十四。《見在目》記載了到廢除隋唐使制度為止的時期內，日本關於中國漢籍的保存情況，對中日文化史和圖書館學史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見在目》正史家著錄有「《隋書》八十五卷」。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直言：「開卷第一感覺，此書酷似《隋志》。蓋佐世所在時代，《隋書》乃最新之正史，故仿之也。」[3]學者川口久雄同樣認為《見在目》是依照當時最新的《隋志》來整理編集的。如學者們所言，從整體上看《見在目》，無論是著錄體例，還是思想內涵，主要受容對象都是《隋志》。二者內容和體例的異同表明日本善用智慧的受容態度對待傳入的中國文獻，而非被動、完全複製中國文化。《見在目》受容《隋志》是古代日本圖書館學選擇性學習中國目錄學的盡致體現，值得作進一步研究。
2內容受容：多樣著錄補正闕疑
2.1 豐贍收錄，用作修訂
《見在目》主要依據傳入日本的中國人所撰漢籍及相關目錄進行著錄。遣唐使購求、抄錄大量中國文獻，為日本受容中國文化提供了可信的材料基礎。作為一部記載了日本平安前期傳世的漢籍總目錄，《見在目》的著錄數量十分可觀。至今完整統計室生寺本著錄量的國內外學者僅有三名，其中日本學者矢島玄亮和中國學者孫猛統計總量一致，即著錄量為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但《見在目》中存在影響實際著錄量統計的情況，為求更精准的數據，孫猛重新進行統計，並把附註中提及的其他文本也列入統計範圍，得出實際著錄量為一千五百五十四部。《見在目》記載大量漢籍，蘊含豐富內涵。
基於豐富的著錄數量和較早的成書時間，《見在目》可以為《隋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中國目錄提供補正依據。相比於唐代相近時期的中國史志目錄，記載所缺書目的《見在目》在考察和研究上有明顯的時間優勢。如子部雜家著錄的「《獨斷》一卷，今案蔡邕撰」[4]22，於《後漢書》卷六十下的本傳中被提及，在唐代最早著錄於《見在目》，而後見於宋代《中興館閣書目》等書目。因此，除了其餘佚本，《見在目》是最早的全面詳考補正材料。反之，《隋志》、兩《唐志》也可校正今本《見在目》。見於《隋志》、兩《唐志》的《晉書抄》撰者是梁豫章內史張緬，而《見在目》列雜史家著錄中寫道「司馬綽撰」[4]13，此處糾抄錄撰者錯誤。又見《見在目》易家著錄《歸藏》四卷，曰「晉太尉參軍薩貞注」[4]1，其中「薩」糾為「薛」，皆據《隋志》等書糾魯魚亥豕之訛。同時，因為編者佐世觀念和認知不同，文獻著錄和歸類不同，使《見在目》存有不同於中古目錄的部分書目版本的著錄。如經部禮家著錄的「《新刪投壺經》二卷」[4]4和子部兵家著錄的「《投壺經》二卷」[4]24實是同書異本，以納異本，補闕拾遺。
2.2按需著錄，以資致用
與《隋志》相同，《見在目》的著錄數量豐富、範圍全面，涵蓋了思想、制度等社會科學和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的領域，但後者的著錄書目並非完全沿襲前者，《見在目》著錄有過半《隋志》和兩《唐書》所沒有的書目。佐世選擇性、真實性地抄錄《隋志》，全面收錄當時日本吸收漢籍的情況，注重結合當時社會環境和實際需求，有側重地進行書目選擇和著錄。在此，對內容類別最多的子部著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詳細內容如表1所示。
注：《隋志》的實際著錄量數據來自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5]。因缺乏確切數據，《隋志》實際著錄數中的卷數不計，部分實際著錄數取原本所注著錄量。《見在目》的實際著錄量數據來自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6]2298-2299，部分類別的今本所注著錄量因闕取略鈔本著錄量。二者比較率取四捨五入整數值。
通過分析表1可知，《見在目》受容《隋志》是因需而變的。《隋志》重點收錄儒家經典，注重道家，以聖教傳道，而道經、佛經有序無目，僅「錄其大綱，附於四部之末」[7]134。這是指出道、佛教作為出世宗教，與聖教有一致之處，但世人不通其深意，容易背離原有宗旨以致走入歧路。因而要以儒家中庸之道為指導，抑其弊而不誣其利[8]。受中國聖教觀如此影響，《見在目》也根據本國需求進行了相關調整。比起儒家典籍，《見在目》更重視道家典籍，以此來輔佐天皇統治和調和社會矛盾，道家典籍著錄量甚於《隋志》，有後者將近百分之八十的失載文獻。並積極引入以老、莊思想論述道家思想的著述，道家即收錄《老子》類著述達二十四種、《莊子》類著述達二十種之多。同時《見在目》重點關注經部和子部的漢籍，著眼於重要技術的學習和運用，注重學習子部天文類、歷數類等實用類知識。日本考古成果證實了這點。在日本古時地方官衙遺址出土了木簡，上面寫有學習《九章算術》等漢籍的筆記字跡。據日本學者三上喜孝分析，這是受傳入的中國文化影響，當時多地曾掀起學習潮流。這種潮流使日本存有不少散佚在中國歷史動蕩中的文獻，使《見在目》得以著錄大量《隋志》失載的文獻，以供致用。針對性的著錄和學習使日本成就了獨特的思想文化。
2.3特殊附註，藉此考鏡
《隋志》著錄的每條書目後基本都有補充關於文獻的作者、內容、著錄流傳情況等信息的簡述文字，即附於書目之後的注文，體現了「約文緒義」「各列本條之下」的特徵[9]，起到提要作用。同時採取了「保存今書，考察亡佚之書」的著錄法反映隋代現實藏書，把隋代已散佚、殘缺的本子列在各條目下面，作為注文，以作參考。並以特殊形式標注篇卷的缺失，以「梁有」形式把梁武帝時著錄在劉孝標《文德殿正御四部目錄》和阮孝緒《七錄》內的梁有今亡或今殘，或梁代別本也反映出來[10]。《見在目》在沿襲《隋志》注釋的基礎上，多樣化注釋內容。佐世在部分著錄書處增添了相應注釋，為部分著作提供了借鑒。由於歷史原因，今本《見在目》不是原本，存在不確定著錄書籍出處的問題。比如，史部土地家《山海經》廿一卷，注曰：「見十八卷」[4]17；子部雜家《兼名苑》十五卷，注曰：「今案卅卷」[4]22。因此附註在各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通過補充說明圖書的信息，包括卷帙數、著者、別本等外部信息和著錄根據、內容等內部信息。今存室生寺本是略鈔本，二級類目後標注了「目錄」、卷數和「如本」或「私略之」，以說明所據目錄原本的情況。部分類目的「如本」「私略之」的標注因傳抄過程中脫漏造成缺失。「如本」即「如《目錄》原本」之意，「私略之」即「對《目錄》原本作了刪略」之意。經統計，九家「私略之」的類目，八家的實際卷數少於「目錄原本」卷數。如此特殊附註，起到文獻、版本研究的考證作用。
3體例受容：完善體例部次秩序
3.1四部分類，輔以互著
《隋志》是我國現存最早採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編撰的目錄，《見在目》仿用四部分類法進行著錄文獻的分類。然而四部分類法無法容納所有類別的書目，中國古代目錄學分類存在隨機性，使部分書目強行被附於其他類別，導致形式僵化、分類不合理的缺陷。同時，包括《隋志》在內的古代目錄中存在「互著」之法，即將同樣的一部書重復著錄在相關的類目中。不同於「重出」失誤，「互著」的出現並非如某些研究者所認為的是體例疏略，而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自覺的互著行為[11]。「互著」是一種有意義的方法，可以完善四部分類法的部分缺陷，有助於考察學術。《見在目》襲《隋志》互著之法，將《文心雕龍》互著於子部雜家和總集家，總集家的「《文心雕龍》十卷」條目下著有小注「劉勰，在雜家」[4]37，表明佐世是有意將其屬兩類，在匯集多人作品的總集家中標明其屬雜家，便於查源。「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復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12]若是為了避免重復著錄而不互著，使本來有兩個主題或類目的書僅僅著錄一處，則致體裁不全，乃至相關類別、學問或學派不完備。所以互著是書在互通其理和具備兩用的情況下，在書目兩處進行注釋，以便後人考察學術源流。
3.2闕如類序，調整類目
在類序和類目設置上，《見在目》做了合理調整。《隋志》有比較完備的序文體系，在卷首設有總序，四部各設後序，二級類目也設有小序。編者設序文以闡述文獻聚散歷史，考鏡學術演變源流。作為敕編漢籍目錄的《見在目》，著錄了日本平安前期為止的傳世漢籍，缺乏撰寫各類文獻源流、歷史的背景，也就沒有撰寫序文的條件和必要，因此付之闕如[6]2180。類目名稱上，《見在目》融入自家見解進行修改，沒有將四部大類署「經史子集」之名，二級類目則同《隋志》分四十類，但以「家」命名；將兩類名稱進行了修改，將「緯書」改為「異說」，將「地理」改為「土地」，可能參考了梁阮孝緒《七錄》中「土地」的說法。其中部分二級類目之下又分列細目。《隋志》雖無明確標出細目名稱，但其著錄書實際是按細目排列。比如，五行類的細目排列順序是：佔歷、風角、九宮、太一、式經、遁甲、逆刺、鳥情、元辰、六壬、易佔、雜佔、堪輿、婚嫁、產乳、登壇、占夢、祥瑞、相書等。較之簡易，《見在目》則直接在著錄書內容繁多的類目之首標明細目。在著錄書內容複雜的情況下，今本僅在子部最後三家標明瞭細目，即歷數家、五行家和醫方家。其中歷數家不屬於最繁多的類目，卻標明瞭細目，因此推測眾類目皆有細目，只是已亡佚。上述類序和類目的調整體現了關於完善體例的受容思考。
3.3以人類書，安排敘次
《隋志》著錄體例基本是「以人類書」，「類」指跟隨，以人隸於書，將作者等信息放在小注里，即先著錄書名和卷數，再著錄作者。對於簡介不詳的作者，而只敘其時代官銜[13]。「別集」則「以書類人」，除去在書名下重復說明撰者的繁瑣[14]，以因人結集的方式提高了內容的可識別度[15]。在此，《見在目》取法《隋志》，二本都是依書名、卷數、編撰者的順序著錄。首先，《見在目》著錄條目多與《隋志》相同，如經部的易家著錄《周易》十卷，曰：「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4]1稍為不同的是，《見在目》著錄書注重按數字和事物層次排序，井然有序。若是著錄內容較繁雜的，則大致分為兩個層次。以五行家為例，首先，按書名開頭或書名中的數字順序來排列，後面的再按照太一、易佔、遁甲等邏輯內容順序排列。數字排列法顯得格式整齊，但造成了與後面歸類重疊的情況。部分書因拘於書中的數字，擾亂編序。例如，歸入「四」字類的《四天王識》應屬於識書，歸入「五」字類的《五姓葬圖》應屬於葬書，歸入「六」字類的《六甲左右上符》應屬於符印。其次，《隋志》在二類類目末尾說明瞭該類著錄書的部數和卷數。而《見在目》室生寺本將著錄書的卷數統計放在了每個二級類目之首。據四辻善成（1329— 1402年）《河海抄》卷一三《若菜》摘錄的《見在目》樂家開頭的文字：「樂家，廿三部，二百七卷」可以推斷，《見在目》也記錄二級類目的部數。僧顯真《聖德太子傅古今目錄抄•歷本事》條記錄《見在目》五行家三級類目之一，寫道：「遁甲書，四十八部，六十二卷。」據此推斷，原本《見在目》部數、卷數的統計，不僅限於二級類目，有的三級類目也附有統計數字。故具備注重數字、事物邏輯層次排列的「以人類書」著錄格式。
4思想受容：凸顯倫理維護政教
4.1以意歸類，重視價值
在以《隋志》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獻分類典範中，某種文獻不是「必然」要歸入某類，而是結合了社會人倫和主體體驗「應然」地歸屬於某個類別。中國古代目錄學不講究分門別類的精確而追求融會貫通的全面。中國先賢將文獻定義為價值存在，價值指向書目之「形」背後的語境與各種文化象徵[16]27。這種重視文獻的價值意義，並以之為分類標準的歸類方法被稱為「以意歸類」。眾多書目的歸類是編者主體對文獻內容主觀判斷的結果，即認知主體的認知背景、思維方式等主觀因素皆在文獻分類中有所體現，凸顯了重要的人文意義上的語義和語用。《隋志》中的經、史、子、集的排序實質上體現了古代中國文獻價值觀，重道輕術、維護政教等思想使編者將經部排在首位。同樣地，《見在目》在文獻採集和著錄上的選擇性和側重性體現了日本特有的神儒一體化思想，以神化加強皇權。不同於忽視文獻作者價值意義的知識論，古代文獻推崇的價值論認為文獻價值內涵由作者建構，因此需要回歸文獻生產的語境來探索作者的精神旨趣，即「知人論世」。古代目錄提要重視的「知人論世」即強調文獻的產生背景、思想內涵，關注「人」和「世」，閱讀和理解文獻不能脫離作者和社會背景，需追溯文獻價值產生的由來。如此種種，文獻價值取向的體現和相關體例安排都浸透著古代文化的精神旨趣和道德關懷。
4.2推崇人倫，維護秩序
以《隋志》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目錄沒有局限在「術」的形而下層面，而是密切聯繫社會政治和人倫生活，具有「道」的形而上追求，是入世的傳統文化的一部分[17]。中國目錄學以人倫價值為圭皋，人倫內涵體現在不同的類別、書目中。小學有「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18]的內涵，數學有「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19]的內涵。通過主體介入文獻以伸張人倫彝常的理念，改書名題目，將《隋志》別集著錄的《班婕妤集》，至兩《唐書》改題為《曹大家集》，反映了等級觀念。為推行人倫，《見在目》將思想推至社會層面實施，知行合一。源於儒家典籍的禮儀教育經典，影響和引導日本社會禮儀教育的制定和施行。《見在目》禮家著錄的《禮記》中的「並作不橫肱」見於以後的《小笠原百條》，《諸禮小學》的「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叛矣夫」則引自《論語》。通過引導人的倫理道德的社會教育，養成良好的社會行為習慣。二書編者都注重對文獻的人倫教化內容進行主觀判斷和選擇，使讀者只讀符合社會規範的文獻。讀者通過書目獲得文獻後，汲取書目中的人倫文化知識，領會並踐行人倫價值內涵，進而促進人倫社會的正常運行。通過對天道的體悟和仿擬，推衍相應的人道，從而在文獻活動中安頓人倫，維護社會秩序[17]。因此，古代的社會秩序借助規範文獻中文化的力量，得到由修養個體到熏陶社會的遞進式維護，逐步推進和諧社會的整體構建。其中代表性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尊卑等級觀念，反映了古代社會的森嚴秩序模式，諸如此類的倫理觀念養成了中日相似的循禮守法、溫良恭順的社會風尚。
4.3資助修治，贊助教化
從內容和體例上看，二書編撰的根本目的是為政治和教化服務。圍繞道德教化需求，採集著錄文獻需篩選內容，《隋志》沒有把唐朝初定天下後獲得的八萬多卷的圖書總數一概收入，而是根據教化需求刪除了「辭義淺俗，無益教理」[7]5的部分文獻，並參考其他目錄收入「辭義可採，有所弘益」[7]5的文獻。在分類上，按道德教化、社會治理等文獻功用排列部類。作為中國古代封建專制政府「法定」的儒家書籍，經部典籍排首位，實則是利用儒家思想教化作用，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20]。排列其後的史、子、集部皆根據與經部關係遠近來安排次序，這種以經部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化結構有助於發揮文獻的教化作用。同樣，借以輔治的《見在目》子部前列同樣的儒道家排序，體現天皇借佐世之手，利用思想教化達到加強皇權的目的。《見在目》繼承了「興化致治」思想，認為子部各家思想是聖人施政的工具，利用各家各特點加以中庸原則規範，發揮教化作用。古代日本以「記紀文化」[21]為濫觴的神化皇權思想借由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作進一步發展，將中國儒家思想中的「仁義忠」等要素與皇權神授等本土傳統思想雜糅一起，在整個社會推崇忠的原則，形成神儒一體化思想等特色政治思想。例如，其中收錄的儒家禮儀制度被借以規範天皇、臣下、百姓的言行，《莊子》的辯證法思想則以助維護政治。其文獻中的思想貫徹至社會落實，弘揚道德規範的教化作用，使日本古代社會初步形成了獨特有效的政治和文化規範。
5受容啓示：因地制宜擇善借鑒
5.1道非彼道，融會貫通
由於目錄與文化高度依存，目錄對於文獻的選擇和利用體現了編撰者意圖，滲透著國家社會文化現象[16]30。從《隋志》的文獻分類旨趣所明王道，可明瞭統治階級認可的「經義」，即「聖朝編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為主」[22]。而《見在目》所蘊含的道或許是融合了中國儒家、道家等思想的日本道觀念的濫觴。此日本道非彼中國道，是中國儒道思想、日本社會文化等思想結合的產物。此道滲透在日本社會的各方面，包括非血緣的家業觀念、縱式社會人際關係等。縱觀當時的時代背景，在大規模吸收隋唐文化前的大和時代的日本已經奠定社會與文化的基本格調。日本飛鳥、奈良時期已開始移植中國文化，平安前期以整理和消化已經吸收的中國文化為主。與中國古代文化「仁式」的崇尚道德理性的本質不同，日本古代文化將忠作為最高的德行，體現在重視禮的體系的等級制度中，用來維繫從家庭到社會分級的各階層間的等級關係。傳入日本的儒家思想僅是作為表面化的學問，輔以加強本國的主要思想。日本古代社會文化處於不穩定、複雜的狀態，無法將中國的經義之道直接移植至本土沿用。他們是在皇權衰落、豪族專權、族制統治、身份等級制度的社會基礎上吸收中國傳統文化[23]。對於《見在目》著錄的中國文獻，日本主要作為知識性的吸收，結合本國實際思想文化轉化為本國成果，未內化為他們的深層價值選擇。這種以我為主、融合貫通的態度使之形成獨特的道和文化，支撐未來發展道路。
5.2道術並重，知行合一
《隋志》的「道」引領「術」，圍繞社會政治和人倫彝常運用道術，但若用如今的觀念來判斷道術關係，確實存在偏頗的「重道輕術」現象。從實際採擷道家56部、農家5部書目即可見一斑。重經史、輕子集的觀點在其中明顯體現。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在物理形態和知識論內涵之「術」上的文獻，都必須服務於並統一於價值論內涵之「道」[16]183。相比《隋志》，《見在目》關於道和術的著錄內容較為平衡，對於學說思想和技術運用的重視度和著錄量較為一致。道的學習對人和社會的思想有重要的維繫作用，術的學習助於完善當時社會現實條件。日本注重運用講學傳授等方式吸收知識，將中國文獻中的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道術並重，以道引術，用術念道。通常將包括《見在目》記載的可利用的中國文獻作為講學內容、引用材料，運用抄錄等多種方式靈活融入實踐中。日本將易經定為小經，安排傳授講習課程，「凡正業教授，《周易》，鄭玄、王弼注」，《三代實錄》記載了儒臣為天皇講習《周易》事，隨遣隋使小野妹子赴隋的學問僧回日後也曾跟眾多貴族公子講讀《周易》。《見在目》子部天文家著錄量接近《隋志》，通過學習大量曆法、天文錄等文獻，採用唐朝曆法和仿照建立天文儀器、機構，極大促進本土天文學發展。《見在目》重視道的思想作用和術的社會功能，將二者進行結合，使思想與實踐互相促進和發展，整體上引導了古代日本的整體發展。
5.3兼收並蓄，博採眾長
《隋志》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由唐朝多名有學之士同撰而成，修史水平較高。其三十卷，原名《五代史志》，記錄了梁、陳、齊、周、隋五代制度。於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於641年始撰，649年由令狐德棻監修，652年改由長孫無忌監修，在656年由長孫無忌奏進。這批才學之人或全才，或專才，包括曾參加編寫的孔穎達、許敬宗等人皆名列貞觀時期著名的「十八學士」之列；顏師古是著名經史大師；李淳風是唐代天文學家。《隋書》的修撰，以堅實的學術基礎支持而成。《見在目》同樣博採眾長，除了受容主要對象《隋志》，《見在目》可能還以其他目錄作為輔助參考的對象。從著錄內容看，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佐世能利用的目錄包括了在史部簿錄家著錄的四家目錄：陽階的《諸史目》、阮孝緒的《七錄》、何茂庶的《四部書目錄》和《麟台書目錄》[6]2182。《東觀漢記》條的附註則徵引了「吉備大臣所將來」的《目錄》以及附註中提及的唐《集賢院見在書目錄》。吉備真備憑借這本當時最新最完整的唐代朝廷藏書目錄來搜購漢籍，並撰《將來目錄》。《將來目錄》是當時記載日本漢籍東傳的最早完備目錄，因此很可能是佐世編纂的根據之一。《集賢院見在書目錄》則為《見在目》提供了著錄和體例方面的借鑒，對後者編纂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總之，廣泛汲取各家之長，「有充分智識，且能神明變化之」[24]，對提升目錄的綜合價值有重要意義。
6結語
《隋志》與《見在目》是中日目錄學史上兩顆璀璨明珠，後者對前者的受容表明瞭我國唐代目錄學曾閃耀海外的事實，大唐之所以能創盛世，開放性和包容性基於中華文化的自主性和民族性。古代中日展示的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受容策略，為現代中華文化提供了珍貴的受容價值。如今，在受容國外圖書館學時，中國圖書館學往往過度關注國外相關理論、方法，輕視本國圖書館學的本土價值、特色，處於閉環發展系統中。因此，關於中外圖書館學的關係，以及中國目錄學與現代圖書館學的傳承發展關係，我們應存古開新，洋為中用。通過學習古代日本圖書館學受容智慧，中國圖書館學需要肯定本國目錄學的價值，吸取其中豐富獨特的精神內涵，以價值論和知識論做根基，以國外圖書館學知識為營養，建構可推廣的中國圖書館學思想體系。我們理應重視價值知識，重填精神內涵，以其引領尋找現代社會人倫秩序中的自我定位，去更好地獲得和利用改造外部世界的客觀知識。
本文原刊於《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