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儈狡詐，詭譎擺出--版本鑑定之一
市儈狡詐，詭譎擺出--版本鑑定之一
沈津
版本鑒定實在是一門學問，必須要有長久的實踐方能掌握，這就是各種版本要看得多，多查工具書、參考書，多請教行家。我在工作中，將書估作偽的例子記錄了不少，將來有機會或可作一小結，留給有興趣的朋友看看，或許有點啓示。但我也知道，寫這些例子，就事說事，容易使人產生枯燥的感覺，寫活潑些的文字反不容易。
先說一個有點趣味的故事吧。2003年歲末，蘇州文物市場上驚現一批西漢簡牘。如果簡牘是真的，那不僅具有珍貴的歷史及藝術價值，還很可能對漢代歷史有所補充，對研究者來說，也不啻是一個好消息。當時南京博物院獲訊後，即指派兩名專家前去蘇州，找到了這批簡牘的主人，並將簡牘帶回南京。經過科學的碳14年代測定，可以肯定這是兩千年前的古物。但是該院的書畫專家總認這批簡牘書法氣息不夠高古，沒有寫出漢代書簡的神采，但為什麼會如此，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所以，「沒問題」和「吃不準」這兩種意見誰也沒有佔上風。得不到統一，怎麼辦呢？總該有個結論才是。於是，南博又派專人將簡牘送到上海博物館求證，他們研究鑒定的結論是，這路東西是盜墓者用不法手段得到漢代棺材板，倒賣後又經人鋸割，再請書法高手製作而成。而且這路東西還被倒到了香港，蒙倒過一大批藏家。您說奇不奇，妙不妙，實在是匪夷所思。所以說，當今社會做假文物字畫（別的行業也一樣）中特有用心者，心計一招比一招強，當然，最終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假的總是假的，總有一天會被揭穿，只是時間而已。
接下來，說一說古籍版本中的作偽之例吧。1986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有時間可以去許多地方看圖書館、博物館。到圖書館當然要看那些珍藏在善本書庫裡的中文善本了，因為那些善本書，多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中國得到的，除了四十年代王重民先生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工作時，寫出了二館的善本書志外（王先生離開後所補充的善本書不算在內），其他很少被專家學者所揭示過。
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當然是美國東亞圖書館中重要館之一了，它所收藏的那些中文善本，我曾寫過一篇《奇探二酉蒐羅富》為之介紹，並收入我的《書城風弦錄》中。然而，總體來說，善本書的質量不錯，但是著錄上卻有不少問題。1989年，崔建英先生等在普大葛館曾對這些善本書中的集部明代別集八十六種作過核查，結果發現王重民先生的《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雖然經過屈萬里先生的校訂，仍然是「版本誤錄三十二種，為誤定刻年十二種、所定刻年無據七種、刻人誤植一種、書名誤定及卷數誤計四種、兩書扭合一種、以殘作全二種、以翻刻為原刻五種」，誤錄率百分之三十七。而在其他各種數據呈現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八十六種善本書，總修訂率為百分之六十點四六，其中屬於硬性錯誤者為二十五種（即不應有的鑒定錯誤）。崔先生生性耿直，是一位對古籍整理、編目非常執著的專家，對於古籍善本的著錄，向以嚴謹著稱，我是贊同他的做法的。
我當年在葛館也翻過不少書，有幾種書著重作了些記錄，都是不在崔先生統計中的。茲錄出二部，一部可窺古籍圖書在流傳過程中，書估為圖射利，在作偽的技巧上無所不用其極。另一部，也可證鑒定者如稍有疏忽，即會犯「低級錯誤」，作出令人難以相信的錯誤判斷，足見版本鑒定實不易之事。
《昌黎文式》四卷，元程端禮撰。《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作「明抄本」，「並有明黃淳耀手跋」。正因為是明抄本，又有黃淳耀跋，所以才引人注意。但是，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發現問題多多。書的內容和作者，倒不必去詳寫，問題在於版本和黃跋。按，此書楷書抄寫，極精，非明抄本，實清末抄手所為，明人抄書絕無是種字體。用紙皆被染色充舊，並有似蟲蝕之洞，然非蟲蛙，乃人工針錐鑽出。明人高濂的《燕閒清賞箋》對書估作偽手法多有揭露，有云：將書「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錐書本子，委屈成眼」。看來，書估真「厲害」，也真下得了手，為了財，什麼事都乾得出。
書有鈐印日「黃勤勉堂」、「陶庵」、「淳耀珍藏」，又有「金氏家藏」「堂」，使人一看，以為是黃氏自藏。版本鑒定，印章當然是輔助因素之一。但黃氏三印似小木所刻，頗為拙劣，且篆法、刀法板滯，印色污濁。最妙的是黃淳耀跋。跋云：「歲在丁酉，吾應試於京都，見友人家藏此書，心雖慕之，殊覺此書甚不易得。越三四年，偶於書肆中遇此書，不惜多金，遂購之，但欲參五色筆耳。蓋元代程公端禮，其文學與先賢共轍，所以得人聖廟，與先賢並列。昌黎古文，用五色筆如此批點，遂使後學觀此，自無慮其難解矣。陶庵黃淳耀謹識。」初看黃跋，只覺得字體有些彆扭，表述呆板做作，圖章也不好。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上海嘉定人。崇禎十六年（1643） 進士。南都亡，嘉定遂破，偕弟淵耀縊於西城僧舍，門人私謚貞文。據清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卷十六云：「弘光立，不謁選人。大兵圍城，佐侯峒曾調兵食。城破，淳耀與淵耀人草庵。庵僧無等，淳耀方外交也，謂曰：君未受職，可以無死。淳耀曰：『大明進士，與城存亡，分也。今托上人，死此清淨足矣。』索筆書曰：『進士黃淳耀死於此。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宜力王朝，退不行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沒，此心而已。』與淵耀分左右就縊，年四十一歲，暴屍七晝夜而無改色。」淳耀弱冠即有志聖賢之學，晚而充養和粹，道詣益深，詩古文卓然名家，有《山左筆談》、《陶庵集》。
《書志》云：「黃跋所稱丁酉，乃萬曆二十五年也。」津按，黃淳耀生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卒於弘光元年（1645），年四十一。萬曆二十五年，淳耀尚未出生，而後一丁酉，則為清順治十四年（1657），其已逝去十二年矣。跋中所云「越三四年」，即指黃淳耀崇禎十六年（1643）中進士後之三四年，而此時淳耀又己棄世三年。書志作者及修訂者皆未細看，也未細查，見黃跋、黃印，即以假為真，書的版本自然也就定為明抄本了。
《昌黎文式》，山東省圖書館藏有一帙，二卷。著錄為唐韓愈撰，宋真德秀輯，元程端禮批點。明弘治秦紘抄本，清張昭潛跋。二十六年前筆者曾去濟南該館閱書，未能於是書摘錄筆記。然疑此秦抄本或為估人覓抄手抄錄之底本，又析二卷為四卷，抄竣後再施小技，以瞞世人。
寫此段例子時，又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讀書筆記上錄得一則，那是當年在滬覆審《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時所寫下的。山西省文物局藏《史記》一百三十卷，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本，有清汪由敦跋。十二冊。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鈐有「汪印由敦」、「謹堂」等印。目錄後有汪由敦跋，署乾隆丁未（五十二年）字樣。
汪由敦，字師苕，號謹堂，雍正進士。乾隆間官至吏部尚書，文章典重有體，直內廷幾三十年。金川用兵，廷諭皆出其手，卒謐文端。但我在查證汪跋真偽時，發現汪卒於乾隆二十三年（1758），如何能在乾隆五十二年的刻本上寫跋？所以汪跋必假無疑。這些都是書估做假。書估一般都不會去做考證，他們只是想收藏家或學者多不會想到會假汪由敦的跋，所以任意去加工。這個例子和上面的黃跋一樣，即「人死了還會復活，還能寫跋」。書估之信手胡編，令人咋舌。
《兵錄》十四卷，明何汝賓撰。《書志》作「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清寫底稿崇禎元年（1628）重訂本」。此著錄極不清楚，看得我糊裡糊塗，分不清究竟是稿本還是抄本。如從字面上看，應該是萬曆三十四年據稿本重新謄寫並經崇禎元年重新修訂，如果真如此，那應屬「謄清稿本」一類，即屬《兵錄》傳世之最早本子。
《兵錄》又名《何大將軍兵錄》，存世最早之本為明崇禎刻本，乾隆間修四庫書，列人「記載違謬，語多觸犯」，而被「禁毀」。《清代禁毀書目補遺二》、《清代禁書知見錄》、《清代各省禁書彙考》皆有著錄。崇禎本經此「打擊」，存世當不會多，所知僅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安徽省博物館、台北「國家圖書館」（二部，其一為原藏北平圖書館者）、美國國會圖書館、日本尊經閣文庫所藏六部而已。除崇禎本外，清代因禁網所礙，未見有翻刻，而以抄本傳世者，也有數部，均見諸於劉申寧《中國兵書總目》。
那麼葛館所藏是否為稿本呢？非也，清抄本也。細察此本，抄寫甚工，字體似多人所為，又墨色較新，無舊氣。卷十四第五十葉、六十七葉「玄」字避諱。據此，是本抄寫的時間，應在康熙或康熙之後。《書志》云，諸家序及自序末「各鈐印記」。據序末所鈐作序者及作者印記，可視作稿本之依據。又見序末有「崇禎元年歲在戊辰仲秋之吉重訂於粵之正氣堂」一句，就把版本項定作了稿本一類的「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清寫底稿崇禎元年（1628）重訂本」。然此書實為清人據明崇禎刻本所抄，序後原刻有鈐印，抄寫者用朱筆細摹，印記共十三方，描繪較為精細。書志作者和修訂者大約是瞄了一眼，見到有作者及作序者的印記，未能仔細辨識，所以只當是鈐上去的，而導致一個低級錯誤的產生。
200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