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

也說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

沈津


《藏書報》2007年5月28日刊登羅君《略敘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言及「上海書店於1972年在上海郊區嘉定收到一批珍貴的出土文物—刊印於明成化年代的說唱詞話和傳奇,便及時送交上海博物館鑒定收藏」之事。

在羅文之前,已有兩篇文章專門談及此成化本《說唱詞話》事。一為上海書店前經理俞子林在《世紀》2007年第一期上發表了《墳墓中發掘出珍貴古籍》,談到此《說唱詞話》是在1972年即「文革」已進行到第六個年頭時所發現的,「書店把這些出土古書送到上海市文管會,由上海博物館收藏」。二為2007年4月22日、上海《新民晚報》刊發宣稼生的《一輩子收購古舊書》,其中的一段「價值非凡的《說唱詞本》」,說的是1972年7月,他和同事在上海嘉定縣發現此書的經過,並寫道:「此唱本經顧廷龍、趙景深、韓振剛、王兆文、馬棟臣、韓士保等專家鑒定,確認是海內孤本,價值非凡。」「後來,這套珍貴的明版《說唱詞本》全部無償送交給了上海博物館。」此三文讀後,覺得在發現的時間上及某些過程有些出人,由於此書甚為重要,今將我所知道的情況寫出來,或可供參考。


1967年夏天的某日下午,我接到上海古籍書店韓振剛的電話,說是他們最近收到一部書,因為是從棺材裡發現的,所以覺得有點「惡心」,能否請上海圖書館利用設備幫忙消毒。由於上圖善本組和古籍書店的關係一直很好,他們所收到的古籍善本,基本上都先送上圖供我們挑選,以補充館藏。有時潘景鄭、瞿鳳起兩先生也會攜我去古籍書店選一些善本書,所以互相之間很熱。上圖的夾層書庫(普通線裝書庫)辦公室裡面有一小間,有紫外線消毒設備,所以我答應了。

半小時不到,韓振剛、高震川就騎自行車來了,他們帶來一包書,打開後,我發現有的已成餅狀,有的尚可翻閱。韓、高說,這部書是同事從嘉定鄉下收來的,原為農民挖宅基地在一具棺木中發現的,書就在屍體頭部旁,看著這幾百年的古書,有點心理障礙,所以想先消消毒,並請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三先生鑒定一下,是什麼版本,過去見過否,價值如何。消毒後,我即將韓、高二位帶到上圖食堂旁邊的「俱樂部」乒乓桌旁,然後去請顧、潘,瞿三先生。


那時,上海圖書館比較亂,行政工作和對外開放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館內兩派互打「內戰」,而顧、潘、翟三先生都靠邊審查,在「牛棚」學習、勞動。顧先生等來到後,韓、高簡單地介紹了情況,三先生都細細翻看了這包書,皆認為過去從未見過,是極難得的好書。顧先生還讓我去大書庫(基藏書庫)裡調閱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看看鄭先生有無提到這些書。後來我告訴顧先生,鄭著裡沒有涉及。韓、高離開後,顧先生即將我拉到一旁,說此書很重要,是研究中國俗文學史、戲曲史和版畫史的重要材料。他要我盡快打電話給上海博物館老上海組的楊嘉祐先生,告訴他這部書是上海嘉定縣出土的「地下發掘物」,要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出面,將書收歸公家保管。我馬上照辦了。


兩天後,楊嘉祐先生打來電話,說他已持文管會的介紹信去過上海古籍書店,並出示國務院有關部門頒布的有關文物法令,即凡地下發掘物一律歸國家所有,任何個人、集體都不得保存並應上繳有關部門保管,並說,在上海古籍書店領導的配合下,書已帶回文管會。楊又對此事表示感謝之意。這件事,我在1994年所寫的《論新發現的孤本小說出像批評海陵佚史及其他》以及1998年所寫的《學術事功俱隆 文章道德並富—回憶先師顧廷龍先生》中都有過敘述(二文俱收入《書韻悠悠一脈香》),2004年10月出版的《顧延龍年譜》1967年裡也記載了這件事。




上海市文管會收得《說唱詞話》後,一直存放在庫房,那時的形勢不適宜公開這部書,因為不久就是清理階級隊伍,所謂的「革命大批判」等令人十分不安的「觸及人們靈魂」的種種運動。直到七十年代初,業務工作才陸續得到解凍。由於這部《說唱詞話》深埋在地下棺材裡數百年,受到微生物的侵襲,品相大為受損,有的書葉已無法揭開,有的就是一塊硬梆梆的書餅。為了維護這部難得的善本,在1972年7月,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及上海博物館出面,請上海圖書館協助,物色專業修補人員進行修復,最後決定暫借上海圖書館古籍修補組潘美娣女士前去上博,當時參與修復的工作人員還有復旦大學圖書館的兩位專業人員。此項修復工作,前後共三個月之久。在修復工作中,先對這些書做了前期處理,如洗、蒸等必要的工序,處理一部分,即修一部分,直到最後全部修復,並以金鐮玉裝訂成書。

所以說,上海古籍書店的專業收購人員在嘉定縣收得此《說唱詞話》的時間應是1967年的夏天,而不是1972年的夏天。如1972年夏天得到的話,那在修復的時間上就趕得太緊了,於理說不過去。而顧先生在1970年秋,即由上海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借調,前去從事抄家圖書的清理工作,直至1972年10月方回上海圖書館工作。

此書修復完成後,原來不堪人目的「書餅」變得煥然一新,以舊復舊的傳統修補方式又一次得到完美的驗證。次年,也即1973年,上海博物館將此書命名為「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十六種附白兔記傳奇一種」(分別是《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等四種、《新編說唱全相石郎駙馬傳》、《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徵遼故事》、《新刊全相說唱包待制出身傳》等三種、《新編說唱包龍圖公案斷歪烏盆傳》、《新刊說唱包龍圖斷曹國舅公案傳》、《新刊全相說唱張文貴傳》、《新編說唱包龍圖斷白虎精傳》、《全相說唱師官受妻劉都賽上元十五夜看燈傳》、《新刊全相鷲哥孝義傳》、《新刊全相說唱開宗義高費孝義傳》、《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博物館的名義,為「供有關方面專業工作者進一步研究」而內部影印出版,封面題簽以及出版說明,目錄,均由書法家承名世先生用唐人寫經體書寫。在《出版說明》中也明確寫道:「一九六七年上海市嘉定縣出土了一批明成化說唱詞話和傳奇刻本。」

1979年6月又由北京文物出版社據以重新影印出版。因此,此《說唱詞話叢刊》影印本有兩種版本,分別為上博版和文物版。至於《叢刊》學術價值的敘述,在七十年代初期,即由汪慶正及趙景深先生分別以「記文學,戲曲和版面史上的一次重要發現」、「談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為題,先後發表在《文物》雜誌上。

《說唱詞話》也是明初北方地區小說插圖藝術的僅見物證,但羅文說,「這批刊印於明成化年間的說唱詞話和傳奇中的插圖,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戲曲小說的插圖版畫」,則似有不妥。按,我國現存最早的戲曲小說插圖版畫,尚有元代刊印的《新編連相搜神廣記》二集(元至正間建安刻本)、《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三卷(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建安李氏書堂刻本)、《全相平話五種》(元至治間建安虞氏刻本),後二種是上圖下文的形式。由於尚未發現明代成化以前的戲曲小說插圖的佐證,將《說唱詞話》插圖視為明代「現存最早的戲曲小說的插圖版畫」,則是可以說得過去的。

2007/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