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版本鑑定的幾個問題（下）
關於版本鑑定的幾個問題（下）
沈津
宋、元刻本到了明代有翻本，明代同時期中也有翻本，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書多是當時讀書人必讀之書，包括經、史、集中的一些較著名的書。書坊刻成後，過了幾十年或一定時間，另一書坊又據以重刻，因此版子就有兩種，下面試舉幾個例子說明一下。
《管子》二十四卷，明萬曆間有兩種版子，一為明萬曆十年趙用賢管韓合刻本；另一明重刻萬曆十年趙用賢管韓合刻本。二者的區別在原本版心下有刻工「顧植」，而翻刻本則無刻工，且卷端第一頁「立政第四」的「立」字變成有點行書的味道了。
又像《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有萬曆本和明翻萬曆本之別，行款都是一樣的，原刻本，即明萬曆二年龍丘舒伯明梁溪刻本，字體小一些，卷一第一頁無圈點，而翻本則有圈點，原本後有牌記，「萬曆二年中秋既望龍丘桐源舒氏伯明新雕梁溪寓舍印行」，而翻本就沒有了。
《鹽鐵論》，大家都知道弘治間的涂禎本，是很著名的，葉德輝過去曾把嘉靖本錯看成弘治本。而嘉靖三十三年張之象猗蘭堂刻本，也容易和萬曆七年朗陵據嘉靖三十三年張之象本重刻的本子搞錯。張氏猗蘭堂刻本序的最後一行刻「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象序」，而萬曆重刻本序的最後一行刻「雲間張之象序」，沒有年號，書的最後有木記「萬曆己卯歲冬朗陵重梓」。有些館和《明代版本圖錄》上將明萬曆卡年的重刻本作為嘉靖三十三年刻本來著錄是不對的。之所以沒有了萬曆時重梓的牌記，那是由於書賈挖去的。要區別嘉靖本和萬曆本，有兩個小地方可以注意的，凡是嘉靖本的魚尾基本上是白魚尾，萬曆本的魚尾則大多數是黑魚尾；又卷一第一頁第六行的「民」字，嘉靖本和萬曆本也有出頭與否的差別，出頭了，這是一種沒有其他本子核對時的方法。
不光是明代刻本有翻刻，就是清代所刻的書，過一段時間也會翻刻，當然像這種情況不是很多，但確是有。著名的《通志堂經解》有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本，到了清同治十二年廣東粵東書局就據以翻刻。而且康熙刻本的版子在乾隆時就已「漫漶殘缺，不經刷印有年」，「板日朽佚，計闕者四百餘頁」，所以江蘇按察使、刑部待郎胡光山請人「取校舊本、殘本補之，漫漶者釐之」。這樣就有三個本子了，一個是原刻，即康熙本，一是乾隆補刻本；一是同治時的翻刻本。翻本完全照原本所刻，書口上的字數，書口下的「通志堂」三字，包括刻工幾乎都一樣。原本和翻本放在一起，則區別就很大，但是光看翻本，而又沒有比對，就很不容易區別是翻本，還是原本。康熙原本的字體是比較典型的寫刻，很漂亮的；翻本則字體呆板一些。這次巡迴檢查中曾發現某館將通志堂經解本的《周易義海撮要》當作宋乾道六年刻本來著錄，是不對的。此本書口下「通志堂」三字已被挖去，這是賈有意作偽，冒充宋刻。
在巡迴檢查的過程中，有一種情況是錯誤地憑序斷年。憑序斷年容易產生不應出現的錯誤。比如《中州集》十卷《樂府》一卷，版本項作明嘉靖十五年毛氏汲古閣刻本；又如《孟子》三卷，版本項作明嘉靖元年閔刻三色套印本；《甲子會記》五卷，陳仁錫評，作明嘉靖三十八年刻本，《性理彙要》二十二卷，陳仁錫訂正，永樂十二年刻本；《傷寒六書》六卷，明陶華撰、吳勉學校，作明正統年敦化堂刻本。類似這樣的書名、版本還可以舉出一些。很多同志一聽，就知道版本項為什麼錯誤。像毛晉這樣出名的藏書家、出版家，從萬曆到順治刻了六百種左右的書，他的時代基本上是應該在頭腦裡有個框框的，毛晉生於萬曆二十七年（1599），卒於順治十六年（1659），年六十一歲。製卡編目的同志只根據書中有「嘉靖丙申九月毛鳳韶書」的字樣來定成嘉靖的汲古閣刻本，這顯然是錯誤的。又像閔齊伋、凌濛初兩家刻書，多套印，這個時期也在萬曆及天啓年間，刻書最多，到了清初就不再續刻了。我們對套印的時期也要有一個初步的瞭解，我國是對印刷術有重大貢獻的國家，在套印方面也較國外要早，除了最早的套印本是元至元六年中興路資福寺刻無聞老和尚註解《金剛經》外，明代以來所能見到的套印本多是萬曆時的，再早一些就目前來說還沒有。當然到了崇被時最有影響的就是胡正言的《十竹齋畫譜》、《十竹齋箋譜》了。凌刻、閔刻都有書目可查，陶湘（蘭泉）1933年時所編。陳仁錫是明末人，主要活動時間也在天啓、崇禎時。吳勉學也是在萬曆間刻的叢書很多。之所以會出現上述錯誤，是因為編目的同志僅看了書中序的年份，這種以序的年份來斷刻書的年代最容易出偏差。關於刊刻的時間在序中往往會說清楚，有的明代翻刻宋本、元本，在後序、跋中也會講清楚，但是如果這種後序、跋一經被人抽去，而相信原來的序年，就會造成錯誤，像《鐵綱珊瑚》，清雍正六年開化紙印，前面有萬曆的序，書賈抽去雍正六年的序，而編目的同志就作為明萬曆刻本了。因此憑序斷年往往會產生錯誤，如果不及時糾正，將會影響善本總目的質量，當然在總目卡片匯總時，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不過那是明顯的，如果不明顯的，就會被認為是一種新發現的刻本，因為版本不同，讀者不看書，只看書目，引用時就會出錯。
在明代刻本中，還有一種情況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即叢書之零本充單刻。叢書尤其是在明代中晚期，已達到了眾多的地步，叢書中有包羅四部的巨編，像《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格致叢書》、《寶顏堂秘笈》等，都是數十種以上的，因此書賈就把一部不全的叢書拆開分成許多種，以充單刻出售。叢書中比較容易搞錯的，大部分是部的一些書，如纂圖互注的五子、六子，什麼《六子全書》、《十二子》、《二十子》等。此外，還有集部的總集等。有些叢書的版片一直保存到清代，像商浚的《稗海》，版片殆至清代猶存，故刷印甚多，流傳頗廣。
要說出如何鑒別單刻和叢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說不清楚，如果要說有什麼竅門的話，只有多看，多實踐，腦子裡記住它們各自的特徵和規律，比如像《格致叢書》，每種的第一頁都有「胡文煥校」等字樣。總之遇到有懷疑是叢書的，就要馬上查考《中國叢書綜錄》，以求解決。
下面我想談談關於抄本中的問題。抄本在一些同志中反映了一種看法，認為很難接觸，因為比較複雜，書賈又易做假。下面我舉些例子先來說明一下。
《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抄本，原題為明嘉靖六年文嘉手抄本，卷末有文嘉款及文嘉印，又有吳寬、董其昌藏印，書後並有道光間姚椿（春木）跋，跋曰：此書「殊不易得也」。紙用雁皮紙，藍格，書口上被墨塗去，粗粗一看覺得墨色甚新，圖章不好，款也係後人所加。稍稍一查則問題就更大了，吳寬卒於弘治十七年，年七十歲（1435-1504），而文嘉則生於弘治十四年，從年份上來說，是吳寬卒時，正是文嘉四歲，吳氏等印顯然是為後人所鈴，且印也是假的。做這種假書的技法非常低劣，作偽者連最起碼的知識也不懂。這種例子還可以再舉一個，也是吳寬的。曾見有一部明嘉靖三十六年新安胡宗憲刻本的《陽明先生文集》，封面上有吳寬跋，吳寬的字根本不真，而且嘉靖時已距吳氏死去一二十年了。之所以要偽造吳寬，是因為他是一個著名的書畫收藏家，鈐上吳的印、添上吳的字，可以提高書的身價。
還有一部書，較典型，是元代鄧文原的《巴西文集》，此書原題清鮑廷博知不足齋抄本，而且是飽廷博校，書中的印記有「知不足齋抄書」，「遺稿天留」等，紙皆用白棉紙，黑格，都是專門製造的。這種《巴西文集》我們去了好幾個館都有，看到不下五六部之多，上海有兩部，南京、浙江、四川、雲南、廣東等地都有，據說北方地區的一些館也有這部書。有的館原作等級藏品人藏，我們看到的五六部，抄手都是一個人，圖章都是一樣的，這是由於書賈在買到一部好書後，秘不示人，雇人據以抄寫，照樣複製多本，然後再鈐上偽印以售高價。像上海的陳立灸設古書流通處，亦嘗偽造「抱經樓」（盧文弨）的印章，且雇抄手三人，每日以舊棉紙等傳抄各書，並鈐印其上，悉售善價。這種書從抄手到圖章都是假的，所以我們要注意，遇到名家抄本，都要認真看看，有條件的還可以比對一下。
封建時代的藏書家，尤其是明清兩代，都非常喜歡抄書，以補己缺，或是從別人處借來手抄，或雇人代抄。像明代的姚咨茶夢齋，范大澈臣雲山房，楊夢羽七檜山房，清代的黃丕烈士禮居，汪間源藝芸書舍等都是抄書中之著名者，而明清兩代最著名的是明末常熟毛晉汲古閣抄本。正因為毛抄太著名了，所以清代和解放前的書賈也在這方面下工夫，他們利用舊紙抄書，鈴上偽印，由於手段較高明，有的確實欺騙了不少藏書家。這次南片巡檢中，在中南區也發現了偽造的毛抄。又如宋米芾撰的《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四冊，潘氏《滂喜齋藏書記》卷三著錄，書中多毛晉、席鑒、惠棟藏印，此書在上圖曾作為毛氏汲古閣抄本而進人善本，這次校片時和其他毛抄比對，則發現圖章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在善本圖書中藏書印記，表示私家所有和鑒別，因此在鑒定版本中，印章就是一個輔助鑒定條件。而舊社會的一些書賈們為了牟取利潤就不擇手段地製造假印，以蒙騙顧客。
一般來說，作偽者掌握的名家收藏印根本不真，都是翻刻的。而且越是著名的收藏家的印，越是有人要翻刻。就像黃丕烈「士禮居」，「百宋一廛」等圖章已不知為書賈們摹刻多少次了。解放前專營古舊書的蘇州文學山房、杭州抱經堂等，就專門偽造一些收藏家的鑒藏印，如黃丕烈、顧千里、莫友芝等人的印章，任意鈐在書上，有的老同志說曾在他們那裡看見一抽屜以上的假印。光緒末年杭州文元堂楊耀松也是做假印的，有一次他收進了勞格、勞權的批校本，但是由於楊姓不知道勞氏弟兄是校勘家，將眾多的批校本全數低價售出，後來知道了勞校本的珍貴，大為悔恨，因此偽刻了勞氏藏印，凡是店裡舊刻本中有批校的皆鈐上勞氏印記，果然很快售出，獲得暴利，而許多主顧都上了他的當。
我曾在好幾個地方見有題為勞格、勞權校的本子，有的一看圖章都是後來做的，如有一部鐵琴銅劍樓藏的《恬裕齋藏書記》抄本十二冊，作勞格校，有「勞格」、「季言」朱文小印，勞的印和字都是假的。
又比如像經常可以見到的著名校勘學家陳鱧的「仲魚圖像」假的特多，我曾見到不同的假印五六方之多，最近在上海古籍書店選書時，在一本近人的印譜中還見到一方，陳鱣的鬍子依稀可數，這是近人翻刻的。有的圖像翻刻得已不成樣子，老者變成了眉清目秀的了。這些假印和真印相比大相徑庭，真印中的陳鱣端莊凝神，鬍子緊密而不亂。
對於藏書印，真的假的都要看，有的假印要多看多比，就能找出規律來，一般的假印，因為是據真印所翻刻，所以較粗、肥一些，如勞格的印，真印「格」字細朱文；假的，「格」字就肥，像勞格的偽印是木刻的，印質不同，也使印文筆畫的效果起了變化。還有一種情況，一部書中有兩個以上的名人印章，如果不同時代的人而印色相同，那就要引起注意。最近看到一部《重雕老杜詩史》有黃丕烈跋，黃跋雖寫得很像，但總覺得不好，跋中個別字也有添改處，印也差，後來經老同志指出，藏印的「印」字篆文錯了，「印」變成了「印」，從而證明瞭黃跋的偽作。
鈐印顏色有新舊之分，舊的沒有火爆氣，新的則有油光，朱色耀目，一般假印又是後人鈐的，看上去，多有一種類似粉紅色，這種印就要注意了。應該說，著名藏書家的印真，書也好，但不排斥另一種情況，即印章也可以為同時代的人竊用，或傳之後人。後人鈐先人之章於書上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如沈樹鏞是個著名的鑒藏家，他的印後為其外孫吳湖帆所得，吳在他所得的碑帖、書上多鈐上沈樹鏞的印章，表示先人的鑒別。又比如毛晉汲古閣的印章，在毛晉死後即為毛扆（斧季）所得，毛扆在所得書上也鈐上毛晉的印章，像毛扆雇人抄寫的《張丘建算經》、《孫子算經》、《周髀算經》、《緝古算經》等。毛扆康熙十五年的跋中說這幾部書是他借別人的本子請人抄的，但書中卻有毛晉之印，此時晉已謝世二十五年了，所以我們見到真印也要看看其他條件。
關於紙張染色的問題我也想附帶提一下，因為在這次看書中，也發現一些明刻本染色充宋元刻的書。紙張染色，有的用茶葉，有的用栗殼，也有用豬石、藤黃並和的。前兩者煮水，紙張有的被染成焦色，看上去呈舊色，這種紙染色容易看，因為不像紙的本色。有一些明朝仿宋刻本的書，因係仿刻，所以不僅有宋刻序文，而且字體式樣也力求不失原貌，對於這類書，書賈即把重刻序文撤掉後，再將紙染黃看上去古色古香，冒充宋刻，鑒別不精，往往受騙。我在上海某處工場看裱畫工人做舊畫，就是用豬石、藤黃和在一起加上一定比例的水調和，再用刷帚均勻地刷上，等乾後再來一次，以後看上去就和舊畫差不多了。
鑒定古籍版本就是要多看、多聽、多讀、多記。只有見得多有比較，多請教老同志，多讀前人著錄和有關書籍、多做筆記，腦子裡才有印象。我們對歷史上的一些事件，明清藏書家、學者的室名別號、藏書情況、藏印、寫的字、藏家互相之間的關係等都要知道一些，有一點線索，就要想辦法去查。有一部明臥雲山房抄本《北堂書鈔》，書口下即有「臥雲山房」四字，臥雲山房是天一閣主人范欽的侄子范大澈藏書處，但此書在某館卻定不下來，主要是沒有去查「臥雲山房」是誰的齋名。又如一本寫經改成經摺裝的，題唐人寫經，書簽為吳大澂所寫，後有趙之謙跋，又有葉德輝三個跋，都說是唐人寫經，但一看，沒有唐人寫經的氣息，且紙張也不對，細細一看原來是金粟山藏經紙，有一個小紅木記，紙質地粗鬆而欠光滑，和唐代寫經紙完全不同。原來這是北宋金粟山大藏的殘卷，後來重裝成冊的，宋金粟山大藏的字體趨於肥厚，唐寫經則筆致秀勁，所以要多比、多查。當然這裡面還有個局限性的問題，沒有工具書，沒有其他東西可查，那就無法進一步獲得印證。
在鑒定工作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錯誤，這是不足怪的。可以說沒有哪一個在鑒定版本中沒有看錯過一部書，像清代的大藏書家黃丕烈自命為「老眼」還是會看錯，因為我們的見識、眼力，不可能都能看到，都能聽到，都能記住，有的只能是雲煙過眼，一瞬間的事，事後，印象深的記得牢一點，印象淺的可能通通忘記了。我們往往在鑒定工作中會受騙上當，這個也有好處，因為一回生兩回熟，有了教訓，可以使上當者總結一下，能夠變得聰明一點，這樣下次就會注意了。過去我聽潘景鄭先生說過，他二十歲左右就到書店買書，買了幾十年，每當買了一部假的，上當後就多看多辨，以後盡可能不至於上當。所以我們只要通過具體工作多多實踐，就一定能夠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
以上講的都是管窺之見，如有錯誤之處請批評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