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隱書藏」與翁方綱復初齋詩集
「靈隱書藏」與翁方綱復初齋詩集
沈津
中國很早就有將文物、文獻資料存儲於佛教聖地或石窟、或古塔、或菩薩塑像、或廟宇之史實。如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經卷文書總數約五萬卷左右，這些經卷的文字包括有古漢文、古藏文、梵文、古于闐文、龜茲文、粟特文和古突厥文等。其內容則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四大類，雖然藏經洞乃是西夏兵革時僧人所藏，壁外加以像飾，但實際上也可以瞭解當時在莫高窟內已收集了不少多方面的文獻。1968年，在山東省莘縣宋塔內發現北宋寫本《陀羅尼經》一部，及北宋刻本《妙法蓮華經》五部。1960年，浙江麗水縣城西碧湖鎮宋代磚塔損毀，也發現了一批宋代刻本佛經。至於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於磚孔中發現千卷左右的《寶篋印經》則是眾所皆知的事。而大陸「文化大革命」時，在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菩薩像身內發現的遼代三十件寫經和六十一件雕板印刷品，更是印證了遼代刻書之史實。1962年，山西省曲沃縣廣福院正殿的一座高約兩火多的佛像腹內，發現一批佛經，計十三卷。
隋代佛典的收藏，主要以寺院為主。當時隋代有寺3,985所，僧尼23萬眾。《隋書•經籍志》云：「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並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秘閣。」唐代的佛寺，則在隋代的基礎上有很大的進步。除了收藏佛經外，還廣收其他內容的書籍，如廬山東林寺為東晉所建，譯事累代不輟。《法苑珠林》卷一百云：「綱維主持，一切諸經以及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革極牢。更相替代，傳授領數，慮後法滅知教全焉。」可見寺院藏書都有人專司其職。
據元和七年（812）李肇「東林寺經藏碑銘」載，浮槎寺僧義彤整理東林寺的藏書，云該寺有書一萬卷。又如龍門香山寺的藏書，乃由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創建，凡5,270卷，分作六藏，保管在寺西藏經堂，日間「啓閉有時，出納有籍」（白居易「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見《全唐文》卷六九六）。白居易的文集，在東林寺、香山寺都有寄藏。此外，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為劉宋初劉司空造，並建立經藏，貞觀十九年（645）焚毀。該寺藏書除佛典外，還收藏道書、俗經史、醫方、圖符等（見《續高僧傳》卷二六）。所以，寺院藏書對中國藏經等文獻的保存，其功尤大。但是，類似以上的藏書史料所載不多，流傳有限，故很少有人作專題研究，本文擬以手中資料，就清代中期浙江杭州靈隱寺的「靈隱書藏」以及第一部人藏的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作一些探討。
靈隱，仙靈隱居之處，坐落在杭州西北的叢山幽谷之中，歷來被譽為「西湖第一名勝」。這裡既有秀麗的山巒、清澈的溪流，以及岩洞、泉水等自然風景，又有寺院廟宇、石刻造像等古老建築和文物古蹟，因而每年四季，都有無數的遊客競相前去朝拜或觀光。靈隱寺，則為禪宗五山之一，面對飛來峰，背靠北高峰，建築雄偉，氣勢非凡，它不僅是西子湖畔最大的佛教寺院，也是中國著名的古剎。東晉咸和元年（326），印度高僧慧理創建的這座佛寺，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現今的靈隱寺殿宇，則是清末重新修建的。
「靈隱書藏」之設，始於清嘉慶十四年（1809），時阮元巡撫浙江。阮元，字伯元，號雲台，儀徵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命直南書房。嘉慶、道光間，歷任戶、兵、工部侍郎，浙江、福建、江西諸省巡撫，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達。阮元鑒於「好學之士，半屬寒酸，購書既苦無力，借書又難。其人坐此孤陋寡聞、無所成就者不知凡幾」的狀況，為推廣教思無窮之意，決定在杭州靈隱寺大悲閣後建立書藏，取名「靈隱書藏」。阮元云：「嘉慶十四年，元在杭州立書藏於靈隱寺，且為之記，蓋謂漢以後藏書之地曰觀、曰閣，而不名藏。藏者，本於周禮宰夫所治史記老子所守，至於開元釋藏乃釋家取儒家所未用之字，以示異也。又因史遷之書，藏之名山，白少傅藏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閒僻之地，能傳久遠，故仿之也」（《揅經室集》卷二）。
「靈隱書藏」設立後，各方均可將自己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贈與「書藏」，以供讀者閱覽；「靈隱書藏」藏書之櫥的編號，取自唐人宋之問「靈隱寺」詩，詩云「鷲嶺郁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求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待人天台路，看余度石橋」。總計預藏七十櫥。為了不致圖書遺失，落實專人管理，阮元又選雲林寺（即靈隱寺，康熙時改名雲林寺）和尚玉峰、偶然二僧人負簿錄管鑰之責。同時，又刻一銅章，遍鈐其書。（重刊者按，文曰「杭州靈隱書藏□部寺僧毋得鬻借外人毋得損竊□字第□號」）再大書閣扁，題為「靈隱書藏」。
「靈隱書藏」的條例共有九條：一、送書人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二、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鷲」字號櫥，再收「嶺」字號櫥，三、印鈐書面，暨書首頁，每本皆然；四、每書或寫書腦，或掛棉紙簽，以便查檢；五、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為修書增櫥之用，不給勿索；六、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翻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𩱳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七、印內及簿內部宇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觖之；八、唐人詩內復「對」、「天」二字，將來編為「後對」、「後天」二字；九、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以上九條，為阮元所擬，詳細之至，言簡意賅，從條例看，「靈隱書藏」已具備公共圖書館之性質，這在當時應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以往，私人藏書樓很少向外人開放，至於明嘉靖間寧波范欽天一閣，雖藏書雄視浙東，但明人無過而問者。其閣立法甚嚴，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范欽歿後，子孫相約為例，凡閣櫥鎖鑰，分房掌之。禁以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如子孫無故開門人閣者，罰不與祭三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廚者，罰不與祭一年；擅將書借出者，罰不與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逐不與祭。康熙初年，大儒黃宗羲始破例登閣閱書。繼而崑山徐乾學也聞而去閣抄書。而一般文人士子則不得其門而人了。由於「靈隱書藏」條例行之有效，嘉慶十九年（1814），阮元又有「焦山書藏」之設，其撰「焦山書藏」云「屬借庵簿錄管鑰之，復刻銅章、書樓扁、訂條例，一如靈隱。」
「靈隱書藏」最先入藏的圖書是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曾任廣東、江西、山東學政，官至內閣學士。精心汲古，閎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摘抉精審，是乾嘉學派中之重要人物。嘉慶十四年（1809），在杭州刊刻的朱珪《知足齋文集》六卷、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六十六卷、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四卷續集二卷將要完成，或刻已一半。翁方綱在得知「靈隱書藏」之事後，即致書於紫陽書院院長石韞玉（琢堂）云，《復初齋詩集》刻成，希望能為之置一部於靈隱。
對於收藏《復初齋詩集》，阮元等人是很慎重的。嘉慶十四年二月十九日，阮元召集顧宗泰（星橋）、陳廷慶（桂堂）、石韞玉（琢堂）、郭麟（頻伽）、何元錫（夢華）、劉春橋、顧翰（簡塘）、趙魏（晉齋）等同至靈隱，議及《復初齋詩集》欲藏靈隱之事。同年四月十日，阮元又召顧宗泰、陳廷慶、石韞玉、蔣詩、朱為弼、華瑞璜、項墉、王豫、何元錫、張鑒自望湖樓至靈隱，研商「靈隱書藏」事，張鑒當時有詩一首，載其《冬青館集》中，詩云，「白傅長慶集，昔置香山寺。平生四五寫，具見無窮思。至宋李公擇，亦復祖其意。少讀匡廬峰，九千卷在笥。藏之白石庵，東坡為作記。寥蜜乾載心，不可得思議。吾師領湖山，望古有深契。維時知足齋，詩文始行世。無慮讀者乖，或恐守之替。會逢法與翁（謂時帆、覃溪兩先生），哦詩具妙諦。千里寄書來，謂宜遵古例。初刻印一編，禪林有法關。花竹滿諸天，要與佛相媚。持書告同人，僉謀實不宜。山寺南屏深，府帖急送遞。十籠既閒敞，架構妙初地。珠林一以開，蟬聯復雁綴。一書立一券，有券必鈴識。相與腰僧約，兼共山靈誓。是日天氣新，練影晴雲曳。勝引為落之，平湖泛蘭枻。龜齡看經樓，風光轉崇蕙。米汁罷午餐，篤言款松桂…….」
阮元也有詩記此事，詩云：「尚書末百篇，春秋疑斷爛。列史志藝文，分卷本億萬。傳之千百年，存世不及半。近代多書樓，難聚易分散。或者古名山，與俗隔崖岸。岩嶢靈隱峰，琳宮敞樓觀。共為藏書來，藏室特修建。學人苦著書，難殺竹青汗。若非見著錄，何必弄柔翰。舟車易遺亡，水火為患難。子孫重田園，棄此等塗炭。朋友諾黃金，文字任失竄。或以經覆瓿，或以詩投溷。當年無副本，供後每長嘆。豈如香山寺，全集不散亂。名家勒巨帙，精神本注貫。逸民老田間，不見亦無悶。雖不待藏傳，得藏亦所願。我今立藏法，似定禪家案。諸友以書來，收藏持一券。他年七十廚，捲軸積無算。或有訪書人，伏閣細披看。古人好事心，試共後人論。既泛西湖舟，旋飽蔬筍飯。出寺夕陽殘，驚嶺風泉渙。」（見《揅經室四集》卷八）。
阮元此舉，足可見賢人君子之用心，中國乃文明古國，遠的不說，自漢至清，幾千年的文化，官府、私家所藏圖書不知凡幾，然留於世者，卻百不存一。對於收藏家來說，實在是鮮有百年長守之局。故阮元的出發點，乃為保存文獻。其歷官所至，以提倡學術自任，撫浙五年，多所建樹，在浙設詁經精捨，在粵立學海堂，撰《十三經校勘記》、主編《經籍籑詁》、彙刻《皇清經解》。所以阮元的門生郭麟雲，「先生勳在竹帛，言成經典」。
方綱年八十六而卒，享年既高，著述也富。其性耽吟詠，隨地隨時，無不有詩。詩則不唐不宋，自成一家，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其有詩作，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詩中。《復初齋詩集》最早的版本是乾隆刻本，為十卷之本，今武漢市圖書館有藏，該本又有柯逢時跋。
繼之則為六十六卷本，為方綱所自定，按年編次，始乾隆壬申（1752），終嘉慶甲戌（1814）。卷一課餘存稿；卷二至九藥洲集；卷十青棠書屋稿；卷十一至十四寶蘇室小草；卷十五至二十二秘閣集，卷二十三石蘭集；卷二十四枝軒集；卷二十五至二十六秘閣直廬集；卷二十七桑梓掄才集；卷二十八至三十二晉觀稿；卷三十三至三十九谷園集、石墨書樓集，卷四十至四十二石墨書樓集、小石帆亭稿；卷四十三至四十四小石帆亭稿；卷四十五至五十二蘇齋小草；卷五十三至五十五嵩緣草；卷五十六至五十七有鄰研齋稿；卷五十八至六十六石畫軒草。
六十六卷本《復初齋詩集》之刊刻，規模非同小可，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無法進行的，翁方綱是一位京官，但僅靠清俸生活，平時也極節儉，如遇重大事故，多需門人、好友接濟。其時，翁子樹培染疾病故，經濟更為困難，故刊刻詩集也並非翁氏所能擔當。實際上，出資幫助翁方綱刊刻《復初齋詩集》的是阮元以及蔣攸鍤。
在阮元任浙江巡撫時，他確實幫助了不少有才學而無力量刊刻自己著作的學者。據《雷塘龕主弟子記》載，嘉慶八年（1803），朱珪嘗以詩寄元，元爰請於珪，得授《知足齋寨》將刊之於板。珪復命元選訂之。元乃與及門陳壽棋等共商刪存。以癸亥年以前編寫為二十卷並刻成。其他如錢大昕《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墉《食物百味》、張惠言《虞氏易》、《儀禮圖》、汪中《述學》、錢塘《廣文述古錄》、劉嘉拱《劉端臨先生遺書》、凌廷堪《禮經釋例》、焦循《雕菰樓集》等不下數十種，都和阮元有關。而翁方綱的詩集刊刻，可以從阮元詩中看出端倪。
阮元有「得復初齋全集，邕中舟中讀之，即寄野雲山人」一首，詩云：「我初聞蘇齋（翁公方綱），是聞凌氏說（凌氏仲子，學於蘇齋，乙已、丙午間在揚州）。乃我入翰林，公秉學使節。山東我代公（大人授山東學政，接公任），石帆亭上別。居杭又數年，公詩自緝綴。寄來前數集，刊校始於浙。刊成度靈隱，書藏由此設。兩家詩卷中，言此頗親切。我重人翰林，此事遂中輟。蔣氏來嶺南，後集續刻鍥（礪堂相國為公門生，又刻其後集）。六十有六卷，十七集臚列。暮年續一集，四卷李所擷（公小門生李彥章，又刻其後集）。去年洛陽紙，棕墨新印刷。於是復初齋，詩乃全無缺。書藏與朝鮮，寄去情勿竭。憶昔庚辛間，袂與野雲挈。紅塵足不到，常向蘇齋謁。談經兼論詩，金石緣亦結。石墨書樓中，摩挲遍碑碣。有時坐詩境，清言落玉屑。有時石墨軒，山雲贈怡悅。東郊古寺游，拈花聽僧偈。壬秋潞水詩，柳向亦園折。丙冬復相見，暖室畏寒雪。爾時公漸衰，則亦嗟大，公速歸峨嵋，遺集今悲閱。集中惠我詩，一一字不滅。十卷金石錄，小印為我。欽州竟無書，詩筆從此絕（大人以宋槧金石錄十卷寄公題識，公作詩並刻寄小印，且雲欽州魚山馮氏家有全帙，可借摹刻之。訪於欽州，無此書。公此詩後只有銅尺詩一首，遂絕筆）。好古久同心，敢比老彭竊。蠻江春夜船，老眼一鐙瞥。」（見《揅經室續集》卷七）。
從阮詩可知，《復初齋詩集》前集為阮元所刻，但具體為若干卷，則未詳。阮元於嘉慶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六日，奉旨補授翰林院侍講。九月二十日，又奉旨充署日講起居注官。自阮調任後，刊刻之事又由蔣攸錯續之而成六十大卷。蔣攸鍤，字穎芳，號礪堂，遼陽人，隸漢軍旗籍，乾隆四十九年（1784）進士，道光間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兩江總督。性聰強，為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所至有聲績，謚文勤。野雲山人，為朱鶴年（1760-1834），字野雲，江蘇泰州人，善畫，與阮元相好，曾為阮繪山水圖，又作「梅石山茶圖」。宋刻《金石錄》十卷，乃阮元屬朱鶴年送翁方綱所題跋。是書今藏上海圖書館，余曾經眼。翁氏題跋，時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十二月十六日，是月，翁又撰「重鐫金石錄十卷印歌」奉贈阮元，阮元是詩作於道光六年（1826），時翁方綱已歸諸道山八年了。
十餘年前，嘗在浙江圖書館獲見清代名人手札《朋舊日尺牘真跡》，中有翁方綱致石韞玉數札，皆為翁氏嘉慶十五年（1810），也即翁氏七十八歲時所作。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吳縣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進士，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旋提督湖南學政。嘉慶初，充日講起居注官，旋人直上書房，官至山東按察使。韞玉詩文頗有雋才，早掇巍科，有文名於當時，翁致石札有關於「靈隱書藏」者，從中也可得窺當年將《復初齋詩集》送藏之故實，茲錄如下：
「昨接阮公札云，雲林經藏，先以拙集為之緣起，此愚初想不到者，念拙詩講得與香廚庋閣，曷勝慚悚，意欲將今歲所寫《金剛經》一部，再求代送寺中，以懺悔劣詩之罪過。此部經寫尚來訖，未知可候阮公之便，托其箱簋奉上。是否如此，亦乞便中先道此慚悚不安之意。」按，此札寫於四月。《金剛經》，即《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古人如蘇軾、董其昌等多寫此經，清代自帝王如聖祖玄燁，高宗弘曆都有寫本傳世。至於大臣如查慎行、張照等人之寫本也都存於世。方綱晚年每年必寫《金剛經》四部，每寫此經一行，即細校一遍；每寫完半扣，即細校一遍；寫完一部，再細校一遍。寫一部訖，即再寫一部。其認為作字甚敬即此，可以養福，可以永年，功益無量，消災積福，不能一言盡也。故方綱也建議錢保「如臨池作字時，何不專寫《金剛經》，如不寫細檔，即裝冊作界格，隨意或一十內外之楷皆可，日寫此經，即日誦此經。」（翁方綱致錢保札，藏北京圖書館）
四月二十五日，又有札致石氏：「昨接阮芸台中丞札，云欲將所刻拙詩送於雲林結構，書櫝名日書藏。阮公自為撰記，欲鄙人楷書鐫石，因思此書藏記，阮公必將托此吳友上石矣。豈有能先借其北上一、兩月之暇乎？然此中又有商者，聞阮中丞今秋恭祝聖壽北來，則此鐫勒雲林寺書藏之記，或可稍俟中丞回杭辦之，亦更有整暇耳。」吳友者，為其時杭州城名刻工，曾勒元趙子昂「壽春堂記」，極為傳神。翁氏曾有請吳友鐫刻《化度寺碑》之想。
五月六日札云，「阮芸台於靈隱辦書藏數十樓，覓愚寫碑記寄杭，未知到否？拙集已刻之三十二卷，如陳桂堂年兄亦應寄之，而無力多刷，容俟再致。」陳桂堂即陳廷慶。《復初齋詩集》六十六卷本，刻成於嘉慶十九年（1814），是書雖在刊刻刷印中，但方綱晚年生活每況愈下，經濟上多依靠舊日日門生或朋友資助，故此札云「無力多刷」。
七月二十三日札云：「接誦手札並刻拙詩，今才校對出前七卷（卅三至卅九），開一清單，凡四紙，俾工人照改之，仍將原開四紙遇便寄回，以便核對。此次刻拙詩，由我友精心督視，實勝從前所刻遠甚，至為銘切，此後尚有數卷，更於費清神也。『靈隱書藏歌』，拙作七古已寫交，阮公云欲刻石，未知刻否？今寫一紙與礪堂年兄，可一觀之也。承惠精心校刻拙集，亦擬作小書奉鑒。或有齋名之類，用多少尺寸，開來即書寄也。杭城康白齋紙，有人至丈許者，未知能覓寄否？淨白色者最佳…前所以寄寫經數次到靈隱者，實因未到西湖，夢想其處，倘有好手畫靈隱前後大局一幅見寄，庶不虛此誠耳。」
十二月二十八日，又有札云，「前所欲寄拙集，度於靈隱書藏者，像此新刻之板，秋杪始到京，而每片皆有訛誤，校勘挖改，至冬月始竣，又一時無力多刷印。此時案頭止剩四部，以一部送阮公，一部送老友，其一部送蔣礪堂，其一部裝函者，仍奉托我友送度於『靈隱書藏』。又將手寫《金剛經》一函送寺，以懺悔拙集之陋劣。又自作「靈隱書藏歌」七言古詩一首，略道私里歉仄不敢即安之意。」
翁方綱的「靈隱書藏歌」，作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俱寫實，清詞麗句，允稱佳作。詩云：「靈隱書藏事孰始，始自杭刻朱翁詩。朱公未及藏記讀，阮公索我書之碑。我詩已愧阮公刻，緣此議藏能毋嗤。同人去夏集湖上，石子鐫我禪壁詞。僉日一集未盈篋，盍仿曹氏書倉為。遂啓佛閣廚七十，以備續度簽裝治。主以二僧編以例，匡廬白石寧聞茲。石子書來趣函寄，正我盥寫金經時。古稱大都俯拾即是，遂深夜潛身詣閣，負而藏之僻地，始避與通邑，名山藏副於京師。名山名剎更增重，豈比家刻傳其私。苟非懸之免指摘，或且倍甚來瑕疵。往者新城王叟集，青藜劉君隸寫之。頭藏嵩少果踐否？林吉人槽名空馳。鳴呼寸心千古事，甚於鏡影公妍嫩。念此徬徨汗浹背，頭緘油素又屢遲。上有靈峰下湖水，鑒我樸拙心無歐。繼有裹函來寺者，何以助我加箴規。寫經寫經微願那足補，日日齋祓勤三思。」
翁氏此詩「始自杭刻朱翁詩」只提朱珪和他自己的詩在杭州刊印，卻不提法式善的詩集，翁和法式善兩人私交甚好。但翁對法詩卻有不恭之語，他反對將法之詩集人「靈隱書藏」。在致石札中有云：「法時帆詩豈可人此？不知刻亦在杭否？是有幾卷幾冊？便中一代訪問之。時帆最相好，然此事不敢面斥之，亦無法代為懺悔，姑欲知之，不知可代為謀一懺悔消災之法否？」於此也可見封建時代文人相輕之一斑。
石韞玉因翁方綱手寫《金剛經》供養靈隱寺中，又以《復初齋詩集》寄貯經藏，並賦詩題壁，故也有詩奉和翁氏「雲林寺題壁詩」，詩云：「手寫縣章付梵天，靈山結集舊因緣。護持法藏真如印，接引迷津大願船。古德莊嚴千劫在，新詩微妙一燈傳：他時同證菩提果，仍約皈依絳帳邊」。石氏又有「觀阮芸台中丞靈隱書藏賦」三首，其第三首云：「罩溪夫子魯靈光，手寫金經貝葉香。學坐蒲團依繡佛，寄將詩卷到雲門。著書同享名山壽，韞櫝無煩汲冢藏。異日湖端徵故實，恍疑天祿睹琳琅。」（見《獨學廬三稿》中之《晚香樓集》卷一、卷二）
嘉慶十四年（1809）十二月，《復初齋詩稿》已刻成三十二卷，即先送至杭州「靈隱書藏」，但此集尚未刻前序目及第三十三卷，以後所刻之卷陸續再為續送（見台灣「中央圖書館」藏《復初齋文稿》手稿本第十五冊，筆者所見為影印本）。
《復初青詩樂》是清人別集中卷數多的「大部頭」，據記戴，在刊刻過程中，嘉慶刻本「復初齋四卷，約共字三萬五千零，計寫價紋銀拾兩零五錢。刻二十一，二卷，約共字一萬六乾零，計刻價銀五十一兩零，板價在內」（同上，第十四冊）。又據記載，《復初齋詩集》前十卷（乾隆刻本），每一部計工價二錢四分」（同上，第十二冊）。
翁之詩集稿本，今尚有所存，但分藏於各圖書館，如湖南省圖書館藏有十二卷本，有何紹基批注並葉啓勳跋。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最為大宗，計有《復初齋小本詩稿》，精裝十六冊，乃翁氏視學粵東八年所作之詩。又《復初齋詩稿》六十七卷，凡三十九巨冊。又《復初齋詩集》十二卷（六冊）。《復初齋詩集》殘稿二十卷（存卷一至二十二、二十四至二十六、二十八至三十六，十八冊）。《翁草溪詩》不分卷（錢載評，稿本，二十九冊）。《翁蘇齋手刪詩稿》不分卷（二冊）。北京圖書館藏有殘稿三十四卷（卷一至二十二、二十四至二十六、二十八至三十六，二十二冊）。又北京圖書館藏《蘇齋存稿》五種之第一種，為《復初齋詩集》，存卷六十六至六十七，該館又藏《蘇齋遺稿》十一種，其第九種為《復初齋詩集》殘稿三卷。又北圖有殘稿卷六十四、上海圖書館有殘稿，為卷六十三。此外，北京圖書館還藏有《復初齋詩稿》不分卷（稿本、二冊）、《翁覃溪詩》不分卷（錢戴評，稿本，二十九冊）、《翁蘇齋手刪詩稿》不分卷（稿本，二）。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復初齋自鈔詩》不分卷（稿本，一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有《翁覃溪先生芸窗改筆》不分卷（稿本，四冊，有試帖詩及時文）。筆者1986年訪美，在著名收藏家翁萬戈先生的紐約寓所裡也曾見到《復初齋詩稿》殘稿二冊，自癸已正月至乙未八月，為何紹基舊藏。據以上之著錄，翁方綱《復初齋詩集》的稿本當不止一部，應有初稿、二稿以及另稿等。翁氏晚年生活頗窘，歿後僅存一子，諸孫幼弱，其門人孫烺，休寧人，為安徽之巨商，僑居在杭，在京師與翁氏最善，賻以五千金，完厥葬事。然翁氏詩文雜著手稿等計四十巨冊均為孫氏所得。後手稿等又歸之魏稼孫績語堂，再歸之繆荃孫藝風堂。繆荃孫又據翁方綱手稿，搜得詩2,151首，分為二十四卷，吳興劉承幹刻人《嘉業堂叢書》，加上七十卷之詩，方綱所作已達7,289首，在明清兩代的學者中，其詩之創作量也可名列前茅了。
翁方綱的《復初齋詩集》，刻本傳世不多，在當時即難得一見。清末常贊春《柞翰吟庵金石談》云：「覃溪詩集，近今已稀如星風，曩歲游京，詢諸書肆，惟譚篤生處有一部，及隆福寺文奎堂有一部，索值頗巨，且云都中書肆無第三部。不佞所藏本，則內缺桑梓掄才集、晉觀稿二種，於是假諸羅氏振玉，錄成完帙。羅氏本無首序，為繕足之，其後數冊，蟲蝕不完者，為修補之。惟其末集尚缺，不及不佞所藏之完足，亦可見集之可貴矣」。（見孫殿起《琉璃廠小志》，321頁）夏孫桐《悔龕詞》拊文存補遺也云：七十卷本為足本，頗罕見，其友人如繆荃、鄧邦述所藏皆六十六卷本，繆氏所藏有缺，曾借夏本鈔配，而夏本也有缺頁，則由繆本補鈔，然夏藏本仍缺兩頁。
《詩集》之末四卷，為方綱門人侯官李彥章續刻，卷七十為墨緣集，今傳本也稀。道光二十五年（1845）漢陽葉志詵又重刻於廣東，其重刻本目錄後刊自記雲：「是集原刻至六十六卷，後四卷侯官李觀察曾經補刻，攜板南歸，今不知所在。道光乙已秋，漢陽葉志詵重刊並記」。此本今也不多見。七十卷本總共古今體詩共5,138首。民國四年（1915）又有錢文卿石印本通行。翁方綱的《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也是李彥章所刻，海內學人共推奉之。
「靈隱書藏」的藏書來源多為私人捐獻，並公開提供讀者閱讀，這在當時來說，雖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那時交通並不發達，靈隱寺雖在西子湖畔不遠，想來讀書士子也是難得去一次的，書的流通量也不會大，則也是可以肯定的。陳文述（也是阮元門生）有「獨游書藏，闃無人蹤，有懷琅嬛師相」，詩云：「等身著作問誰賢，何事年來久閉關，世以琅嬛為福地，人言宛委是名山，春陰高閣游蹤少，斜日迴廊老衲閒。應有千秋金鑒在，墨香春滿五雲間」，可知遊人不多，讀書者更少。但是，「靈隱書藏」的收藏究竟有多少，這對後人或許永遠是一個謎。因為，書藏沒有藏書目錄傳世。但是，可以估計，其時以阮元等人之倡導，翁方綱等著名學者又如此若此者，那後來捐藏者定不在少數。張大昌云：「名流樂為資助，士夫群與輸將，或捐撰述之瑰編，或納雕鐫之珍本。二千冊鳩摩竺典，高皮運燈；四十字鷲嶺詩章，分排楠匭，慎嚴鴟借，懲蕭翼之慊蘭亭，禁戒鴉塗，免韋昭之污稿本，彼箋此楮，居然山不讓塵；朝筒暮函，儼同水之歸壑。」（《重建靈隱書藏募書疏》）。於此也可知當年書藏之盛。今僅知陳文述也將其詩集送至「靈隱書藏」，其有詩云：「萬古江河接混茫，雕蟲小技悔猖狂。不知後世何人識，且付名山古佛藏。愧我聲名壓元白，羨公才力抵蘇黃。一篇寄與東林去，依舊琅嬛禮瓣香。」
據《靈隱寺志》卷八《靈隱著述》，可知歷年來，在靈隱的禪師多有著述刊刻。這些著述雖為佛藏經論、藏外論疏語錄，但也應視作《書藏》之一部分，如《金光明懺儀》（釋慈雲撰）、《宗鏡錄》（釋智覺撰）、《證宗論銀》、《三教論》、《十地歌》（俱釋清覺撰）、《輔教編》、《定祖論》、《止宗記》、《津集》（俱 契嵩撰）、《高僧傳》、《內典集》（釋贊寧撰）、《正訛說》、《弘宗說》（俱釋弘禮撰）、《禪門煉說十三篇》、《現果錄》、《佛法本草》（俱釋戒顯撰）。又如《天竺別集》、《正觀集》、《靈苑集》、《採道集》（釋遵式撰）、《蒲室集》（釋笑隱撰）、《夢觀錄》（釋守仁撰）、《奏對錄》（釋慧遠撰）、《奏對錄》（釋德光撰）、《外來集》（釋贊寧撰）、《鷲峰集》（釋戒顯撰）等，以上所錄僅是佛家之撰著，然也是管中窺豹，以見一斑也。
當時的靈隱寺，除了「靈隱書藏」外，還保存了不少珍貴器物，如宋孝宗所賜的直指堂印、范仲淹遺床、秦檜齋僧鍋、沈周《飛來峰圖》、北宋天聖八年（1030）賜名《靈隱寺景德寺牒》等數十件文物。
「靈隱書藏」從嘉慶十四年（1809）始建，至咸豐九年（1859）止，共經歷了50年之久。但是，有關書藏之紀事卻特別之少。凡書之聚，或文物之藏聚，必在承平之世，及其亂世，則又舉昔日所聚者而盡散之。兵燹，以及水火之災，都是書籍保護的最大敵人，水火等自然災害，在突如其來的狀況下，人們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對於戰爭來說，圖書文物典藏的破壞，卻是大之又大。範曄《後漢書》卷一〇九「儒林傳序」云：「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也雲：「王莽之亂，焚燒無遺。」都是論及公元24年長安之亂，災及文獻之事。
威豐十年（1860）二月，太平軍忠王李秀成部，自江西進陷杭州，因李秀成志不在浙，旋即棄去，曾國藩江南大營既潰，李世賢等軍長驅直人，復於十一年（1861）十一月再陷杭州，即所謂「庚辛之亂」。太平軍攻人杭州城後，對於文獻的焚毀，損失極大。當時除了存放《四庫全書》的文瀾閣外，諸如孫氏振綺堂、壽松堂等均遭厄運。八千卷樓主人丁申、丁丙兄弟即目睹慘劇。孫峻云：「咸豐辛西，杭垣再陷，兩丈（丁氏兄弟）室家遭毀，其與身俱免者，隱者所熟玩之《周易本義》而已。孟仲既出罟眾，亟趣西溪，為觀察公負土，見閣《文瀾閣》書橫棄道側，俯拾即是，遂深夜潛身詣閣，負而藏之僻地，始避居海上，亂定歸里，移庋郡庠尊經閣，依類編目，綜一萬餘冊。」在戰爭中，收藏《四庫全書》的另二閣文宗及文匯則蕩然無存。不少私家藏書全數散佚。在太平天國戰爭後，丁氏兄弟聚書，論斤而貨，至有八百捆之多，言其多，正見受厄之慘慘、受厄之烈也。
對於靈隱寺來說，戰火中僅存天王殿和羅漢堂。貫通和尚為主持後，又重建了聯燈閣、庫房等。光緒十五、十六年（1889-1890），潘衍桐視學兩浙，興廢舉敗，並以當年阮元有功於藝林之舊業為事，有心重建「靈隱書藏」，他「合浙之人士，蒐錄其詩，以續文達《輶軒錄》之作，凡得詩若干首。節廠編修，翩然來游，贊吾修復靈隱之藏。丁君松生，媕雅好事，能成吾議，積書於故藏若干卷，以輶軒詩之餘稿、郡人未領歸者咸附藏焉」（潘衍桐《靈隱書藏後記》）。但是，潘衍桐等人所提倡的重建之事，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不久，又由出家鳳林寺的昔徵禪師接替靈隱寺住持，他銳意整頓擴建佛寺，後因得到盛宜懷的支持，於宣統二年（1910），又重建了大雄寶殿。民國二十五年（1936）冬，羅漢堂不慎毀於火，前代所遺之文物，人多付之祝融，保留下來的宋代文物只有天王殿中木雕韋馱菩薩像而已。次年，日本侵略軍進人杭州，難民麇集靈隱、天竺諸寺，一時成了難民收容所。客堂、伽藍殿、東山門及焚香閣等，都因難民半夜失火而遭焚。
「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這句話出自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如今的靈隱寺，面貌雖煥然一新，佛像也重新貼金，遊人如過江之鯽。然而，「靈隱書藏」它那短暫的歷史，並未像當年阮元之所倡導的使其「藏諸名山，傳之其人」，它在今後的歷史上再也不會重現。那是因為，自清末維新變法後，改良教育已成為中國富強的因素之一，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即大力鼓吹學校、藏書和報紙等，並於歐洲各國圖書館及藏書詳加析介。當時設立的學堂，均注意了圖書館的建置，以啓迪民智。時代的前進，新興的各種圖書館早已取代了阮元的理想。最為可惜的是，由於兵燹之災，「靈隱書藏」所積棄的圖書竟然全數付諸祝融，一部也沒能流傳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