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古籍保護意識與措施
歷史上的古籍保護意識與措施
杜澤遜
摘要：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而古籍蘊含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流。從文獻載體的演變歷程入手，梳理出我國古籍的基本形態和裝幀方式的演變進程，可以深刻感知到先民強烈的古籍保護意識。我國古代為保護古籍而採取的防災措施、管理辦法、原生性保護措施和古籍再生手段，也值得今人借鑒。
關鍵詞：古籍保護；古籍工作；古籍修復
古籍保護是國家大事。2007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正式掛牌成立，負責領導包括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的古籍保護事業，現已公佈了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除公共圖書館外，我國高校也是古籍存藏的重要單位。不少高校所藏古籍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較為可觀，如山東師範大學所藏古籍就有不少入選《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以及《山東省珍貴古籍名錄》。鑒古而知今，當前我國古籍保護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梳理古籍保護髮展史，可看出古代和當代的古籍保護事業不僅一脈相承，且大有發展。
一、古籍與中華傳統文化
我國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比如「穿衣」屬於服飾文化；「大禮堂」屬於建築文化。文化雖有無數種，但是概括起來還有些精義。
（一）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不同視角
由台灣大學主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共八冊，十六開，配套八冊教師用書。該教材對《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原文進行分類、注釋、講解，主要面向中學生，通俗易懂。這部教材主講中國文化，結果內容都是《四書》，說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文化理念。中國傳統文化的解讀還可從其他角度進行闡釋，如仁、義、禮、智、信。但也有一些在今天不好接受的角度，比如「三綱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就是準繩，「君為臣綱」，就是君是臣的標準；「父為子綱」也是這樣，父母是兒女的準繩。這在今天是做不到的。至於「夫為妻綱」，甚至是明確違背法律的。傳統文化需要我們去批判性地看待，不能照單全收。
（二）古籍與文化傳承
目前尼山學堂已招收了十三屆學生，一年一屆，這一國學班專門培養國學拔尖人才，要求讀原典，課程也依據原典設置。《周易》《尚書》《詩經》《左傳》《周禮》《儀禮》《禮記》《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史通》《老子》《莊子》《荀子》《孫子兵法》以及《楚辭》《昭明文選》《文心雕龍》，都是必修課。大量閱讀原典應是我們實現對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基礎工作。
優秀傳統文化首先存在於古書當中。目前部分古書經過專家學者的標點整理，已有容易檢索和閱讀的版本。但是絕大部分的古書都未經整理，還是未經標點的線裝書。如山東師範大學古籍部存有二十多萬冊古書，真正整理出來的可以說是冰山一角，大部分書還處於原始狀態。傳統文化還包括地上文化遺存，比如萬里長城；地下文化遺存，比如兵馬俑、龍山文化。此外，口耳相傳的，我們的生活習慣，我們父母長輩口頭傳授的內容，都是傳統文化萃聚之處。在這些當中，最豐富、最系統、最完整的就是中國古籍，因此要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就必須要讀懂古書。古籍保護，不僅僅是保護古書的物質形式，更重要的是傳承古書中的歷史文脈。近兩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倡導的「古籍保護課程進校園」活動，無非就是提示大家，還有這些蘊含優秀傳統文化主流的典籍，是容易被我們邊緣化甚至遺忘的，我們應該讓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
二、文獻載體的演變歷程
古書的流傳使得其中蘊含的中華傳統文化一脈相承，而從古至今「書」的形態和載體也經歷了漫長的演化過程。我國古代重要的文獻載體有甲骨、金石、竹帛、紙張等，現簡述其中主要的幾種。
（一）甲骨、青銅器
早期有文字的材料被稱為文獻，但這些材料不一定是我們通常意義上的「書」，比如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此外還有金文，是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青銅器上的文字又叫款識，按照古代的解釋，「款」就是「刻」。道光年間（1821-1850年）曾藏於山東濰縣陳介祺家的毛公鼎是目前已知青銅器中刻字最多的，共計499個。該鼎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二）竹木簡
竹木簡的使用時代較早，甲骨文的「冊」字，就是將竹木簡編連成冊的象形文字。[1]（P16）漢代竹木簡發現較多，如漢簡《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孫臏兵法》收藏在山東博物館。孫武、孫臏是先秦時期軍事家的代表，其中孫武有《孫子兵法》傳世。據司馬遷記載，孫臏晚於孫武100年，並且明確也撰著有《兵法》。但學界始終未曾見有人引用該書，因而日本漢學家齋藤拙堂的《孫子辨》與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考辨》提出並不存在孫臏這個人，認為《漢書•司馬遷傳》中「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一句，其中的「孫子」指的是孫武，孫武被臏足，就叫孫臏。然而山東臨沂銀雀山的漢墓，同時出土竹簡《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證明瞭這種猜想不成立，也證明這一時期採用竹簡記錄文獻。在西北地區的敦煌、居延出土的漢簡則說明也有用木簡記錄文獻的。
時間較早的，還可以推至戰國時期，如安徽大學收購的戰國竹簡，內容主要為《詩經》。安徽大學的戰國竹簡寬窄長短類似筷子，兩頭都方，咖啡色，顏色類似紅棗。整理時把竹簡泡在特殊的藥液里，它就呈現出顏色比較淺的底色，文字較黑。在這種情況下，用特殊的相機拍下來，再把藥液濾掉，放在設計好的、特別有利於保存簡的水中，顏色就又恢復成黑色。簡泡在塑料管的水中會飄起來，於是要用兩道白線將簡綁扎在一指寬的玻璃條上，這樣簡就沈入水中了。
（三）石碑、拓片
「書於竹帛，鏤於金石」，古代還多將重要的文字刻在石頭上，以達到傳之久遠的目的。石刻文字極為豐富，主要分碣、摩崖、碑。碣為高石柱，上小下大，形在方圓之間。[1]（P14）我國比較早的是先秦時期的石鼓文，因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屬於碣，側面所刻文字記載秦國國君打獵的四言詩，又稱「獵碣」，原石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石鼓館。摩崖刻於崖壁、天然之石上，簡易速成，於名山中多見。[1]（P14）漢朝的石碑，如《張遷碑》《史晨碑》《石門頌》，存世不多，泰山、曲阜都有。東漢蔡邕是寫碑之名家，曾奉皇上之命，把《五經》刻在石頭上，立在國學的門外作為供世人參考的國家標準本。
現存比較完整的經書石刻是唐朝的《開成石經》，此碑今在西安碑林。該石碑上刻十二部經書，字體較小，需用拓片方易看清。這十二部經書中沒有《孟子》，到清朝康熙年間才補全為十三部經書。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年），西安地區地震，有的石碑因此斷裂。地震過後，西安府學、長安縣學、咸陽縣學三校師生用四角鐵架將斷碑拼接重立，但有部分文字在碑斷時剝落了，於是師生將缺少的字，另刻在小石頭上並立在旁邊，所使用的字體是從現存的碑上集字而來的，所以小石頭上的字和碑上字字形一致。售拓片者因覺拓片中間缺字不夠美觀，就用萬曆時期刻的小石頭拓片，經過剪裁補在整張拓片上，使得唐朝的版本和明朝的版本混在一起，這對我們利用資源非常不利。現在流傳的基本都是這樣鑲嵌割裱的版本，但從版本角度來看，有缺字反而更好。
（四）紙本及其裝幀方式演變
較早的紙本文書，如敦煌卷子，目前主要存藏海外。比較有代表性的紙質文獻如山東圖書館所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明洪武年間（1368-1398年）曾在南京刻一套《大藏經》，稱為《洪武南藏》，該書刻好不久書板失火焚毀，因此傳世極罕，僅四川省圖書館存有一套，非常寶貴。永樂時期，在南京又刻了一部《南藏》，稱《永樂南藏》；北京亦刊刻一部，稱《永樂北藏》。《永樂北藏》為經折裝，是從捲軸的形式演化而來的。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紙本文書的裝幀方式亦不斷推陳出新。以下我們介紹幾種主要的裝幀形式。
1.卷子、經折裝
紙質文獻在早期以卷子的形式出現，畫有仿竹木簡的竪格，後來主要是書法、繪畫作品保持卷子這一裝潢形式，只是紙幅較寬。[1]（P25-26）經折裝就是把卷子改為折疊式，又稱為折本，一反一正交替折疊，然後用紙質夾板夾起來。這種裝潢方式與印度貝葉經的梵夾式應有一定關係：印度當時沒有紙，而是用貝多羅樹的葉子剪成長條形，用針在其上刻字後塗上顏色，再用濕毛巾擦下去，凡是刻過的地方就留有痕跡，沒刻過的地方就被擦除。我國雲南西雙版納也有這些，是傣文的，而印度的應該是梵文。貝葉經多用木夾，流傳到我國後用紙代替木夾，所以有人將這種裝潢稱為梵夾裝，我們一般稱為經折裝、折子。
2.蝴蝶裝
卷子和折子均較長不易攜帶，於是書葉由長卷逐漸轉化為單頁，裝幀方式也由此發生改變。現代的平裝書普遍都是雙面印刷，但是書頁破損後不便重新裝裱。我國古代的書都是一面印字，如有損壞，就可以在背面採取類似裱字畫的方式修補。單面印刷之後，在裝訂時，宋代是將有字的一面朝里折疊，無字的一面朝外，沿外側折疊線刷糨糊，再用封面裹起來，類似現在的平裝書。打開後是一整版，再翻一面無字，為了美觀，有時也會把無字的一面粘住，方便閱讀。因打開以後像蝴蝶的兩個翅膀，這種裝潢方式被稱為蝴蝶裝。
3.包背裝、線裝
明朝在折疊筒子葉時，方向與蝴蝶裝相反，帶字的那一面朝外，不帶字的朝裡，在折疊線的對面開口處裝訂。裝訂的辦法，早期是打孔用紙捻釘上，釘完後再加封面，如《永樂大典》就是包背裝。紙捻易斷，於是裝訂完上加封面，下加鋪面後，再打孔以線縫，就是如今常見的線裝書。一個單頁，如果字朝裡折疊的話，裝訂起來就是蝴蝶裝。字朝外折疊的話，裝訂起來要麼是包背裝，要麼是線裝。
三、我國古代古籍保護措施
歷史上有一種比較迷信的古籍保護方式是祭拜書神，曾有人刻章「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認為書能得以流傳是因為有書神名「長恩」的在保護。這種方式僅是一種精神上的寄託，而從實用角度來看，所謂古籍保護，無非是在於嚴防災難、加強管理、修復破損、避免失傳。
（一）古籍防災措施
1.防火
古代書籍多為易燃材質，防火就顯得格外重要。清代藏書家孫慶增在《藏書記要》里提及石制書庫：「古有石倉，藏書最好，可無火患，而且堅久。」[2]（P46）此外還有設置攔火牆的方式，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內院的牆都很高，這樣可以有效阻止火勢蔓延。在我國的南方地區，特別是福州，屋頂上也都設有攔火牆。故宮藏《四庫全書》處多放置大水缸，近處備水也是一種方式，萬一遇火可及時撲救。
2.防水、防潮
《藏書記要》內論及不可藏書之地：「而卑濕之地，不待言也。」[2]（P46）這一方式主要針對我國南方地區，書頁沾水後很難揭開，遇潮容易發霉腐壞。南方多雨而近海，因此自古南方多將藏書置於樓上，即使是在北方也採用這種方式藏書。也有在書的周圍撒石灰的方式，吸水防潮。現在各地藏書機構採用空調等設備達到恆溫恆濕的效果，但是成本相對較高。
3.防蟲、防鼠
《藏書記要》載：「藏書斷不可用套，常開看則不蛀，櫃頂用皂角炒為末，研細，鋪一層，永無鼠耗。恐有白蟻，用炭屑、石灰、鍋鏽鋪地，則無蟻。」[2]（P46）這裡說的「套」指函套，北方氣候乾燥採用函套可行，而對於潮濕的南方，用糨糊製作的函套容易生蟲。函套密閉，生蟲不易被發現，因而需換成木夾，上下夾板捆起來，四面漏出，且要經常打開看，這樣生蟲就容易看見。此外，孫慶增還給出了進一步防護措施，防鼠用皂角研細鋪櫃頂，防白蟻用炭屑、石灰、鍋鏽鋪地面。古人採用化學方式防蟲，還比如夾芸草。芸草，《齊民要術》《夢溪筆談》都有記載，《夢溪筆談》載：「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汙。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文彥博）家，移植秘閣後。」[3]（P18）也有用夾煙葉、放樟藥丸的方式防蟲，現在圖書館基本上都有樟木板、樟木箱，其中樟木板效果較好。
4.分藏各地
為預防天災人禍，古人產生將書分散保存的想法。七部《四庫全書》分散七處，圓明園的一套被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燒毀；揚州、鎮江的都被太平軍燒毀；杭州的散了大半，幸得丁氏兄弟搶救抄配，從光緒七年（1881年）一直抄配到清末民初，大概有四分之三都是抄配的；承德避暑山莊的尚全；皇宮文淵閣的一套現存我國台灣地區；瀋陽的一套現存甘肅。由此得見，若非七套分散保存，該書早已失傳。章丘戲劇作家李開先也將書分藏五處，《閑居集•藏書萬卷樓記》載：「藏書不啻萬卷，止以萬卷名樓。以四庫臚類不盡，乃仿劉氏《七略》，分而藏之。樓獨藏經學實務，總之不下萬卷，余置別所，凡五。書，文明火象也，又天地精華，多則為祟，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庶不災於火。吾樓書不過萬，以此。」[4]（P826）
5.地下庫和夾壁
為避戰亂，有書庫建在地下，也有放在夾壁中。《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前88年），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5]（P1706）現在曲阜的孔府中還有一個紀念性的牆，上面寫著「魯壁」。西漢初年濟南人伏生也曾在天下大亂時將他傳授的《尚書》藏在牆里，《史記•儒林列傳》載「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6]（P3124-3125）另外，清朝道光、咸豐年間（1821-1861年）歷城藏書家、輯佚家馬國翰去世後，其妻子將書版贈給女婿章丘李廷棨，李家也是將書版藏在家中夾壁，直至改革開放後才取出，後入藏章丘博物館。從秦朝末年（前209-206年）到道光年間，藏書文化的傳承也代代延續。
（二）古籍管理措施
1.立家訓、不外借
藏書界流傳很廣的一則家訓：「鬻及借人為不孝。」意思是賣和借給別人都是不孝。曾有人將這句話鈐印在書上，來告誡自己的孩子，不能把書借給別人，更不能賣，也就是要保證書的安全。強調「書不外借」的記載很多，如《玉府新書》中杜元凱給他兒子的信：「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唐朝段成式的《廬陵官下記》：「據杜荊州書告貺雲：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古代書的生產量低，一般人不願外借，但在中國歷史上，亦不乏把書借人的例子。
2.變為族產
明朝嘉靖年間寧波的範欽建立天一閣，收藏大量的地方誌、明朝的科舉名錄等，規矩森嚴，需家族中各房都到才能打開，因此天一閣藏書依然基本留存。天一閣藏書樓至今屹立，此外還有聊城的海源閣、常熟的鐵琴銅劍樓……大藏書家孫星衍將其藏書放在孫家祠堂，作為祠堂里的公共財產。這樣能夠借助家族力量立條規保護，曾編有《孫氏祠堂書目》。這些藏書樓是一種象徵，站在建築前面能夠感受到千百年中華文化的生生不息，這些紀念物同時也作為地上遺存，是中華傳統文化物質文化的一種。
3.贈送
歷史上贈予藏書的案例很多。漢代的蔡邕也是藏書家，他認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青年有為，於是把他的藏書部分送給王粲。《三國志》卷二十一《王粲傳》：「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7]（P597）南宋初年四川轉運副使井度曾將其藏書送給部下晁公武。明末清初的藏書家錢謙益的藏書部分送給了族侄錢曾，錢曾《寒食夜夢牧翁詩》自注云：「絳雲一燼之後，所存書籍，大半皆趙元度脈望館校藏舊本，公悉舉以相贈。」書籍珍貴，好書更是不易得，因而贈書才顯得愈發高尚。
4.報官、托銀行保管
聊城海源閣的楊保彝為了防止在他逝世後族人私自將書出售，於是把書登記了目錄，報給了聊城縣備案，這一文件至今尚存。王獻唐《〈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整理訂補緣起》中稱：「夫《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乃鳳阿晚年手編底本，呈由聊城縣政府轉詳山東提學使咨部備案者。」到民國時期，托銀號代管成為保存古籍的一種重要方式。因為民國年間土匪比較多，部分海源閣的書被寄存在天津鹽業銀行，後幾經坎坷贖出，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商務印書館也曾在北伐戰爭之前，將書寄存在上海金城銀行地下庫，經過戰亂商務印書館全部化為灰燼，但這批書卻因為藏在金城銀行而保存了下來，現亦存於國家圖書館。
5.近代以來的化私為公
著名的私立合眾圖書館，由葉景葵、張元濟等共同建立，其中藏有不少發起人的私人藏書。1949年後，私立合眾圖書館的董事會決定把圖書館捐給上海市，成為今天上海圖書館豐富館藏的一個重要來源。商務印書館這樣的大出版社，也是董事會決定把它變成公私合營。濟南市有一個很普通的人家，姓丁，是山東巡撫丁寶楨的後人，他家藏有丁寶楨與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文化名家王闓運、薛福成等人的往來信件一千餘件，這些信件沒有副本，他們家的人認為這樣一批東西應該屬於國家，以便一代一代傳下來。2023年冬天，丁先生將這批信件捐贈給國家版本館。私立合眾圖書館、商務印書館，再加上這位丁先生，他們這種化私為公的思想境界和無私精神，特別令人敬佩。
（三）原生性保護措施
1.裝裱、加護葉
裝裱是一種與現在比較接軌的方式。中國的書單面有字，像裱字畫那樣裱，再襯一張宣紙，比原書大一些。這樣裝訂起來，露在外面的是白紙，翻頁時翻新的白紙，這種修復裝幀的形式叫金鑲玉。加護頁就是加空白書頁，裝訂的時候，在書前後多加兩頁宣紙加以保護。古人的卷子很長，前端加上一段沒字的，叫包頭，當把卷子全部捲起，外面留有一至兩層空白頁，以防鼠嚙蟲蛀。廣東人會在書的封面裡頭那一頁加一張紅紙，叫萬年紅，可防蟲，但有時效性，藥效過期後，也不免遭受蟲蛀。
2.配裝具
物理保護的辦法，還有配裝具一法，如加函套、配木夾。對於北方，加函套的方式能夠避免書的磨損，起到一定保護作用。而對於南方而言，配成木夾更有利於防蟲，為起到更好的防蟲效果，也有使用樟木夾。如《四庫全書》在楠木箱子裡面襯上一塊薄薄的樟木板，這樣既有樟木驅蟲的效果，又不至於熏人。對於一些珍貴的古籍，也有藏書家為其裝配匣子。海源閣藏書收入國家圖書館時，絕大部分書都是配的楠木匣，後來又由國家圖書館在楠木匣子外邊配了函套。山東圖書館藏于慎行的《于文定公所著書》，也配有楠木匣子，用隸書在蓋上寫著書名。
（四）古籍再生手段
1.過錄
在印刷、拍照、復印這些技術還未出現之前，只能通過抄錄產生復本。東漢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說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他從老百姓家得好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寫」是照樣抄寫之意，「留其真」，大概是留下最接近真實面貌的抄本。還要「加金帛賜以招之」，這樣才能把好書吸引來。
2.影抄
後來影抄逐漸盛行，其中最有名氣的是毛晉，稱「毛抄」。毛晉家的影宋抄名氣比較大，量也較大。我國數學方面的經典，如《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海島算經》《張丘建算經》，由於歷代科舉考試不再偏重算數科，到了清朝已不易收集。明時李開先曾藏有一批宋朝的算書，後經南方的藏書家徐乾學、毛扆等人影抄，才逐漸得以保留副本。如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的《緝古算經》，皇宮里收藏的就是影抄本。這是康熙甲子年（1664年），汲古後人毛扆在跋文交代的：「刻畫影摹，不爽毫末」。清朝中期黃丕烈也有影宋抄本，以《十三經註疏》為例，其中《儀禮》有唐賈公彥《儀禮疏》，北宋國子監刻的單疏本《儀禮》已失傳，南宋國子監所刻僅流傳了一件在黃丕烈處。黃丕烈知此書重要，於是臨摹一份，並在原書破損處對應的位置蓋了「斷爛」印戳，以表示不是漏抄。此書失傳後，只有黃丕烈臨摹的那一部，現藏國家圖書館。
3.影刻
《附釋音禮記註疏》的刻印人是和珅。和珅發現了這部宋版《禮記》，嘆為人間未有之書，於是照原樣花錢刻出來。如今那部宋版書早已丟失，現在能看到的是和珅刻的這部，流傳也不多。所以影刻，即照原樣把它雕版印刷出來，也是古籍保護的一種手段。
4.影印
大約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借到一部來自皇宮的《孟子》影印，書上有牌記：上海涵芬樓假內府本印行，遠近翻刻必究。而現在這部宋版《孟子》已經消失了，最後一次有記錄是宮里將這部書送到琉璃廠去修理。幸虧商務印書館影印了，現在還能看到宋版的《孟子》。通過影抄、影刻、影印能夠讓珍貴古籍化一為二、化二為三，降低失傳風險。
5.補抄
茅元儀的《武備志》是我國軍事史上很重要的一部書，五十二卷，其中部分由收藏者抄配。印章也照著原書上描繪。文瀾閣《四庫全書》也經由丁氏兄弟抄補，《天祿琳琅書目》上抄配的書估計佔五分之一。越貴重的書，越多抄配的現象。
通過梳理我國古籍的基本形態和裝幀方式的演變，可以深刻感知到先民強烈的古籍保護意識。我國古代為保護古籍而採取的防災措施、管理辦法、原生性保護措施和再生手段，也值得今人借鑒。今天我們遇到了古籍保護事業發展的最好時代，古籍工作者都應該更加努力，為傳承古書中的歷史文脈做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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