佇中樞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談玄覽堂叢書
佇中樞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談玄覽堂叢書
沈津
在抗日戰爭期間，鄭振鐸曾經說過：「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從1940年至1941年的兩年中，鄭振鐸、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張鳳舉等人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並由時在重慶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居中聯絡，捨身忘我地在敵人的魔影下堅持工作，從私家及舊書店為中央圖書館代購善本約3800種，這個數字差不多相當於三四十年代北平圖書館數十年之積累，這使得該館的善本書驟增，有如貧兒暴富，令人刮目相看。
在收購並保存善本書的過程中，鄭振鐸等人考慮到在險惡的環境下，那麼多重要秘籍、孤本積聚在一起，不易保管，而且在戰亂中輾轉運送可能遭受不可抗拒的力量侵襲，因此產生先選擇若干孤本，編成叢書，陸續影印出版，以廣其傳的想法。第一批所選圖書以明代史料為多，故鄭振鐸擬定書名為《晚明史料叢書》，在徵求「同志會」成員意見後，易名為《玄覽堂叢書》。
以「玄覽」作為《叢書》之名，是頗有講究的。蓋「玄覽」者，遠見深察也。《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河上公注云：「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晉陸機《文賦》有「佇中樞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之句，隱喻圖書為中央政府所有之意。所以《叢書》就以「玄覽」為名了。
《叢書》的序，用的是「玄覽居士」的名字，那是鄭振鐸的化名。他在序中將為什麼要印這些得之不易的秘籍說了個一清二楚。有云：「今世變方亟，三災為烈，古書之散供淪亡者多矣，及今不為傳布，而尚以秘惜為藏，誠罪人也。夫唐宋秘本，刊布已多，經史古著，傳本不鮮，尚非急務。獨元明以來之著述，經清室禁焚刪夷，什不存一，芟艾之餘，罕秘獨多，所謂一時怒而百世與之立言。每孤本單傳，若明若味，一旦淪失，便歸澌滅。予究心明史，每憤佚，而數十年而末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若明若味，一旦淪失，便歸漸滅。予究心明史，每憤文獻不足徵，有志搜訪遺佚，而數十年而未已，求之冷肆，假之故家，所得珍秘不下三百餘種，乃不得亟求其化身千百，以期長守，力有未足，先以什之一刊布於世。」
對於影印古籍來說，並非只要是善本書都可影印的，大凡影印的選擇標準不外乎是「稀」和「珍」。流傳罕見者，此為「稀」；有學術價值者，此為「珍」。《叢書》分初集、續集、三集。初集31種，120冊，於1940年在上海精華印刷公司（商務印書館在滬印刷廠之化名）影印。從初集的子目來看，大抵關於邊疆史地、內政、外交、典章制度者居多。從版本來說，凡明刻本24種、清初刻本1種、明抄本4種、抄本2種。除第一種《紀古滇說原集》為元張道宗撰，第31種《馘闖小史》為清葫蘆道人撰以外，其餘29種，都是明人的作品。查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見著錄的即有《漕船志》、《舊京詞林志》、《高科考》、《九十九籌》、《東事書》等八種，皆極難得之書。續集20種，120冊，於1947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計明刻本11種、明抄本3種、清初抄本暨舊抄本6種。而除《大元大一統志》是元李菌盼等撰外，其餘亦皆明人所撰。三集12種，30冊，於1955年由「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筆者未見。
「同志會」代中央圖書館購得的善本上，都鈐有「中樞玄覽」印，蓋「中樞」者，朝內，中央政府。唐劉禹錫《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云：「凌雲羽翻談天才，揚歷中樞與外台」。隱喻中央雖居玄冥之地，仍能遠覽萬物，留意於典冊。此「中樞玄覽」四字印，是「同志會」成員徐森玉先生托請篆刻家王禔（福盒）為之奏刀，鈴蓋每冊之上的。然而在初集，續集的書中卻沒有這方鈐印，想必鈐印是影印複製之後的事了。
《叢書》有提要一卷，為先師顧廷龍先生所撰。查先師《日記》，1945年2月11日，有「錢鐘書來。蔣復瑰屬撰《玄覽堂叢書提要》，許之」。直至3月27日止，先師方將《提要》寫畢，抄寫竟日。而《叢書》第三集的編輯出版事宜，則為鄭振鐸委託顧先生主持。據鄭1949年2月26日致顧信云：「《玄覽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續印下去，則僅此四十冊亦可成書，乞商之慰堂兄為街。」慰堂，是蔣復璁的號。後第三集的出版由於財務上的問題，一直無法上機印刷，而正式出書則是在1955年7月了。今初集、續集、三集之《提要》，皆為《顧廷龍文集》收錄。
1946年11月，王重民先生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做研究，當他看到國會館購來的《叢書》時，認為極有價值。31種中，有5種他曾見有原刻本，舊有記。而其未見者亦多為欲讀之書，他細細閱後，就所得寫了24篇短記，約8000字，發表在《圖書季刊》新第八卷上，題目開門見山：《讀玄覽堂叢書》。
影印孤本秘籍，使之化身千百，為古書延一線之脈而作續命之湯，這是功德無量的事。而據徐森玉、鄭振鐸的估算，他們當時所獲古籍善本中，可影印出版者大約有300餘種，可惜由於多種原因而無法進行下去。而《叢書》只是當時所覓珍貴文獻的一個小小的縮影。如今影印《叢書》之事已過去一個甲子，由於《叢書》的初版傳世不多，大陸所存亦難得見，而在台灣地區，僅存有兩部，所以在1982年，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正中書局合作，重印《叢書》初集，序乃蔣復璁所寫。然而蔣序卻誤「玄覽居士序」為徐森玉主筆，且所云種數也誤作33種。
當年鄭振鐸寫給蔣復璁的所有信件，均珍藏在台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筆者五年前曾全部瀏覽一過，其中即有關於影印《叢書》之便箋數十張。我以為鄭振鐸等人在艱難的歲月中為國家、為民族、為中國傳統文化保存了那麼豐富的珍貴歷史文獻，這等功勳是不能用金錢去衡量的，他們的辛勞昭然在人耳目，這是值得我們永遠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