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稀之品—北宋寫金粟山大藏經
珍稀之品—北宋寫金粟山大藏經
沈津
1978年10月，我受《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的委託，帶隊前往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圖書館（含大學館）、博物館，檢查善本書編目的情況，在某省某館，除了看善本書外，還看了幾個經卷，多署唐人寫經，其中一個我看年份較晚，不類唐人所書，脫口就說此非唐人所為。次日下午，某省文化廳派人來召開座談會，聽取我們此行的看法。我向領導彙報完，領導也說了感謝的套話後，就詢問我否定那卷唐人寫經的根據。真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沒想到領導是如此的事必躬親。無可奈何之下，只好直言稟報。我說這卷署唐人寫經的卷子實是宋人所書，不僅書風不似唐人筆法，且用紙也是宋紙。我的根據是經卷背後有朱色小印「金粟山藏經紙」六字，我說：凡是有此小印，即是來代藏經紙，所以來人寫經，用的是當時的宋紙。這樣的寫經我見過，上海圖書館有收藏。如果是唐代人書寫的話，那就是前代人用後代人造的紙來寫經，這是不可能的事。於是，領導啞然。
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幾卷《北宋寫金栗山大藏經》殘卷，是我在20世紀60年代經眼的，當年，潘師探鄭先生告訴我。凡經卷中有「金票山藏經紙」朱色小印的就是《金粟山大藏經》，這種卷子極難得。那時的我是個小青年，有點記性，也願意學，腦子也就記住了。顯然，如果將《北宋寫金粟山大藏經》看成唐人寫經，那就會變成明人撰寫《紅樓夢》、元代刻本《洪武正韻》之類的笑柄。
我國來元兩代寺廟名剎萬千，藏經卷帙汗牛充棟，即以明代海鹽縣為例，寺廟祠院庵即達139所。但以一處寺院命名的藏經紙，歷史上似僅有金票寺一處。宋代一些寺廟刻印藏經，印藏經的紙有些就是寺內自己請工匠所造，如海鹽《法喜寺藏經》，流傳絕少，唯曾有背紙幾番，為清張燕昌所藏，光潔如玉，與金粟紙無異。今存北宋熙寧十年（1077）寫海鹽縣法喜寺轉輪大藏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存卷八十九），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也有並無自己的品牌紙來寫大藏的，如江蘇句容縣《崇明寺大藏》中《說一切有部品類足論》（殘存卷十一），今存上海圖書館。
金粟山在浙江省海鹽縣西南三十六里處，位於澉浦西北茶院村，有金粟寺，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初元始改為廣惠禪院。寺中有金粟山藏經紙，此紙大約造於北宋皇祐三年（1051）。以前，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妙法蓮花經》七卷七冊，為宋皇祐三年（1051）刻本，乃用桑皮、楮皮加工而成，專供寺院寫經之用。紙上有朱色小印「金粟山藏經紙」，其內外塗以白蠟並砑光，又以藥水濡染使之發黃，紙厚重，紋理粗，精細瑩滑，久存不朽，書寫效果絕佳。雖經乾年滄桑，紙面墨色如初。
金粟寺之大藏，即用自製藏經紙書寫，故稱之為《北宋寫金粟山大藏經》，又稱《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經為卷軸裝，計六百函，萬餘卷，每紙三十行，行十七字，朱絲欄，以乾字文編號。每幅紙心皆鈐有朱色「金粟山藏經紙」小長方印。卷端下小字題寫「海鹽金粟山廣惠禪院大藏。卷軸裝中經經重新改為經摺裝者也有，但甚少，如《大股若波羅盛多經》（存卷十三）、《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存卷八十七）。
李際寧《佛經版本》於《金粟山大藏經》一節說：「一段認為，自北宋初年刊雕《開寶藏》以來，佛教大藏經完成了從寫本時代向刻本時代的轉變。而《金粟山大藏徑》抄寫於北來中期，說明此時在民間保留下一個寫本與刊本并行的時期。為我們提供了刊本時代有關寫本藏經重要的實物標本。根據文獻零星記載，僅在浙中海鹽一帶，除金粟寺有寫藏外，其餘如法喜寺、精善寺、隆平寺、崇明寺、普照寺、興國寺等俱有寫藏，其中法喜寺藏經，又稱《法喜寺轉輪大藏》，抄寫風格與金粟山極相近，北京圖書館亦有收藏。」
如今，《金粟山大藏》殘存不多，僅二十餘卷而已，國內主要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藏七卷，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六百卷（存卷五百五，巨字號，十六紙，鈐有「秘殿珠林」、「秘殿新編」、「珠林重定」、「乾清宮鑒藏寶」、「乾隆御覽之寶」方印、「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大上皇帝之寶」等藏印）、《菩薩瓔路經》十三卷（存一卷）、《放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二十卷（存卷八，菜字號，十五紙）、《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存卷七，白字號，十九紙）、《中阿含經》六十卷（存卷二，夙字號，十七紙）、《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十六卷（存一卷，十五紙，清梁國治、劉墉、彭元瑞等跋）、《持世經》四卷（存卷一，蓋字號，十紙，北宋熙寧元年吳拱寫）。
上海圖書館藏六卷，為《解脫道論》六卷（存卷一，背字號，十四紙，葉恭綽捐贈）、《二經同卷》二卷（習字號，《轉法輪經論優波提捨》一卷、《無量壽經論》一卷，十六紙）、《二經同卷》二卷（敢字號，《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彌勒來時經》一卷，七紙，葉恭綽捐贈）、《經律異相》五十卷（傍字號，存卷二十七，十三紙）。
此外，南京圖書館有《溫室洗浴眾僧經》一卷；天津圖書館有《佛說寶智經》一卷；故宮博物院有《大毗婆沙論》一卷、《阿含經》（存卷五百五十）；貴州省博物館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存卷十三，地字號，十七紙，有清趙之謙、葉德輝跋）、《阿毗達磨識身足論》（存卷八十七）；安徽省博物館有《阿毗達磨法蘊足論水存卷一，同子號，十五紙》：吉林台間物城有《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存卷三百八十）；遼寧省博物催有《佛說無報寶三味經》一卷：天津藝術博物館有《放光際河服若波羅蜜經水存卷三十國》。
《金粟山大藏經》的零本，中國台北、香港各圖書館、博物館乃至日本、韓國俱無收藏。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入（存港二百五十四，余字號，卷未題「同校勘僧德柄、勾當寫造大藏報願僧惠明、都勸緣往持傳法沙門知禮並校勘」）。2009年11月，北京德寶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拍品中，有一卷《大寂》的琴本，乃蘇州顧氏過雲樓舊藏，為《內典隨函音疏》（存卷二百六十四）。
無論是敦煌文獻，還是宋代各藏之刻本或寫本，署有書者及年月者為數不多。同樣，《金粟山大藏經》存世者，以有年款者為最罕。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持世經》，有「宋熙寧元年吳拱寫」字樣。上海圖書館藏《解脫道論》卷一，後有題記四行：「維皇宋熙寧元年龍集戊申二月甲辰期二十六目己已起首寫造。僧道隆書，校勘僧守仙，勾當寫大藏經僧惠明，都勸緣住持傳法沙門知禮。」熙寧元年為公元1068年，距今已900多年。據《金粟箋說》，有三例：一為清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載有《阿毗達磨法蘊足論》殘卷，後署熙守元年，吳鼎書。二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殘卷，有皇宋熙寧元年云云，嘉禾蔣鑄書。三溈藏經一卷，末署「聖宋治平元年歲次甲辰四月十五日起首。四明馮預敬寫，當寺沙門唯宥校證，住持募緣寫造大藏賜紫沙門守英藏；檀越渤海吳延亮、延宥，耆宿講經沙門昭益，法屬沙門守菜、守寧」。
上述書者 釋道隆、吳拱、吳鼎、蔣鑄及鴻預。前四人或為寫經生。六百函、萬餘卷的大藏，絕不可能由幾位寫經生全力寫竣，必須延請多方名士或寫經生共同完成。
從另一個角度看，一部大藏，並非年內可以寫竣，如果以治平元年（1064）為始，那至熙寧元年（1068），已有四年，如再延至有元豐年號（1078-1085）者，則有十幾二十年之久。因此，《金粟山大藏經》自始至終，寫竣的時間應該在二十年以上。這一點，在時間上也並不算太長，因為從歷史上看，《開寶藏》自開寶四年（971）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用了十二年 《崇寧萬壽大藏》始元豐三年（1080）、至政和二年（112）、費三十二年 」《毗盧大藏》始政和二年（1112），至乾道八年（1172），整一個甲子；《趙城金藏》，始金皇統八年（1148），至大定十三年（1173），用了二十五年；《磧砂藏》，始宋紹定四年（1231），至元至治二年（1322），花了九十一年。
較全面記載《金栗山大藏經》的是《海鹽縣圖經》（明天啓刻本），其卷三云：「寺有藏經千軸，用硬黃繭紙，內外皆蠟磨光瑩，以紅絲闌界之，書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尤勁澤，如髹漆可鑒。紙背每幅有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後好事者剝取為裝潢之用，稱為宋箋，遍行宇內，所存無幾。有言此紙當是唐藏，蓋以其製測之。然據董穀以為紙上間有元豐年號，則其為宋藏無疑矣。」明董穀《續澉水志》又云：「大悲閣內貯大藏經兩函，萬餘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類一手所書，其紙幅幅有小紅印日『金粟山藏經紙』。間有元豐年號，五百年前物也。」
《金粟山大藏經》中的寫經體，也為前人所欣賞，贊之曰「顆顆明珠，行行朗玉，具多寶之莊嚴，發靈飛之冥幻」。然所謂「書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其字卷卷相同，殆類一手所書」者，非是。細諦現存藏經，字體有多種。書法端楷而肥者多，用筆凝重，而骨力騫騰，靈快之氣，自然貫注，墨採晶晶，溢出畫外，一循唐經生遺矱。其餘字體有類楷書者，字形偏長，當非熟寫經體者所寫。甚至如一卷之內有二人所書，其字體絕不相同，如《經律異相》。寫經體不易學，津早年曾有臨習，用筆不易掌握。昔上海博物館承名世先生擅此體，如今的書法愛好者臨池此體的已是非常稀見了。
《金粟山大藏經》之殘卷，散落書肆或藏家，也有被誤為唐人寫經者，除去本文開頭的一段外，沈曾植《海日樓札叢》中之《唐人寫經跋》，有云：「金粟山藏經紙，阮文達言元人多有用之者，意其由來已古，然亦不能定為何代製品。此唐人寫經，即用金粟山紙，則先唐製品無疑，當時所鴻硬放者也。」又上海圖書館藏《二經同卷》二卷（《佛洗彌勒下生成佛經》一卷、《彌勒來時經》一卷），也是一例。卷後北平李恩決跋云：「是經作偽者托為為唐人所寫，後一紙妄列眉山蘇氏兩公二跋，詞鄙劣，書劣，因重裝，亟從芟飭。前一紙妄加唐宋鑒印，不復可去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放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存卷八）的書簽上就書有「唐人書金粟山大藏放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字樣。又清曾恆德《滋惠堂法帖》，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十三，亦散自《金粟山大藏經》者，卻被誤認為唐人寫經，並以為字體可與唐顏真卿、鐘紹京相伯仲。
前人記載金粟山藏經紙者有多則，《金粟箋說》引潘澤民《金粟寺記》云：「寺先有宋藏數千軸，皆硬黃復繭，後人剝取為裝贉用，零落不存，世所傳金粟山藏經紙是也。或云唐藏矣。」贉者，卷首貼綾的地方，古時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貼之曰贉。周嘉胄《裝潢志》又云：「余裝卷以金粟箋、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清儀閣雜詠》有「金粟箋」，雲：「萬杵千硾蠟硬黃，人間玉版出空王。名家翠墨簽頭重，小印紅泥紙背香。曾先御書藏寶閣（大中祥符初元改金粟為廣惠禪院，紹興廿五年七月降下御書法帖一千軸於本院），剩聽戰鼓打空桑（寺中法鼓獨桑刳成，傳是孫吳時戰鼓）。元豐年號難經見，爭怪紛紛說李唐。」
由於金粟山藏經紙黃艷堅韌，雖經千百年滄桑，猶不變色，故用途亦廣，文人名士多喜用之書畫裝潢。張燕昌嘗云其童時見古書面，多以金粟箋為之，間有作書畫標籤者，而吳上裝潢家大半以偽者代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妙法蓮花經》七卷七冊，為北宋皇祐三年（1051）刻本，全經無一補版，所用紙即係金粟山藏經紙。宋元人喜愛藏經紙，故截取之用作書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宋淳祐元年（1241）湯漢自刻本《陶靖節詩集》，其書皮就採用藏經紙，紙上有「金粟山藏經紙」朱色小印。津又曾見某書載《資治通鑒綱目》宋刻本，此書紙背有鈐朱印「金粟山藏經箋」。浙江省博物館藏《敦煌莫高窟藏佛說佛名經卷》前引首紙，長九十四點五釐米，高二十三釐米，為仿金粟箋製成。汪琬的《堯峰文抄》中有詩云：「樗浦錦背元人畫，金栗箋裝宋版書。」又張燕昌《盤鴦湖棹歌》有：「卷軸縹緗皆錦繡，題簽金粟藏經箋。」皆溈補證。
金粟山藏經紙，當年也有不少為民間善男信女出資捐造者。清蔣超伯《南漘楷語》卷一云：「金粟箋有最長印至五十八字者，其印稱『許咸熙妻陳五娘等捨藏經紙七千幅』云云。是物近日已不可」云云得，況澄心堂所制紙乎？」「七千幅」者，當為七千也，數量也可謂多。金粟山藏經紙數量既大，必為所在地多家作坊所製，而非一坊所能包辦，且紙之所制也有數種，但皆鈐有「金粟山藏經紙」朱色小方印。據上海圖書館所藏六卷，就有潢竹寫經紙、潢細麻紙、潢雙層寫經紙三種。據說藏經紙有白色者，但津未之見。
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卷四有《筆墨縑素瑣論》，說到作者對紙的心得，云：「紙之流傳者，愈古則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經紙一種而論，越今已幾千載，不過其色稍改，而完好緊韌，幾不可碎。以此作畫，雖傳之數千年，無難也。今則盈尺數金，安得供我揮灑？下而宋元諸箋，雖不如藏經，猶堪經久，亦何可多得？」
明代重要書畫家在創作時也喜用藏經箋全幅。張燕昌云：「至國初，則查二瞻輩以零星條子裝冊，供善書者揮寫。可知紙在彼時已不易得，宜今之絕跡於市肆，而仿造者且不佳也。」吳湖帆藏有明沈石田作《西山紀游圖》長卷，以金粟箋畫（見《顧廷龍年譜》1941年6月5日）。吳氏還藏有明王谷祥作《玉蘭圖》軸，圖中鈐小印為「金粟山藏經紙」。海鹽縣博物館藏明文徵明畫在金粟箋上的《枯木幽蘭圖》、蘇州市博物館藏文徵明書《和石田先生落花詩》，也是二例。上海博物館藏明祝允明書宋蘇軾前後《赤壁賦》，為明代中期狂草書法的經典之作，其紙即金粟山藏經紙。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董其昌行書《宋之問詩》，紙上也有「金粟山藏經紙」小印。現代畫家如張大千也用金粟箋繪畫。
金票山藏經紙既然如此名貴，且至清代初年已不多見，張燕昌曾於春秋佳日，扁舟訪赤鳥遺跡，探金現寺藏經閣，其時金粟山藏經紙片紙無存。乾隆帝也喜用金票山藏經紙書寫，並用之於內府珍藏古書畫裝潢引首及冊頁題字，故其時有旨仿金粟山藏經紙製作，初以麻料製成，質地敦厚，無絞理，內外皆蠟，有米黃色、白色、虎皮花紋等，合格之仿製品由監製者在紙心上鈐「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小朱印。
據《清代內府刻書檔案》記載，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十四日記事錄有「奉旨將藏經紙五百張，仿明仁殿紙二十五張，用高麗紙抄做。藏經紙十張，交懋勤殿。其餘藏經紙十張，仿明仁殿紙二十五張，筒子側理紙五張，俱交煙波致爽大櫃內收貯」。這些有斑點的藏經紙都是杭州方面送到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初三日活計檔有「奉旨：將藏經紙交懋勤殿寫經用。再傳與杭州織造將有斑點藏經紙再抄做一萬張，其顏色少為黃淺些，得時陸續呈進。欽此」。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初四日活計檔有，從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至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計有九次，杭州方面送到有斑點藏經紙，每次均五百張，並交懋勤殿收訖。又乾隆五十四年（1789），福建巡撫徐嗣曾一次進貢仿金粟山藏經紙五百張。《清稗類鈔》鑒賞類「張芑堂藏金粟箋」云：「乾隆中葉，海宇晏安，高宗留意文翰，凡以佳紙進呈者，皆蒙睿嘉賞，由是金粟箋之名以著，詞館且嘗以為試題。」
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如今雖有流傳，但亦不易得。此可見一些拍賣公司的圖錄。2004年7月2日上海東方拍賣公司推出乾隆仿金粟山藏經紙兩張，價為六千零五十元；2006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的春拍上，有清乾隆仿金粟山藏經紙二十張一帙，估價人民幣十萬到十五萬元。由此可知，天水長物，非一般人所能得見，即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亦非一般人所能得。
金栗寺是東南第一古剎，乃三國孫吳僧人康僧會始建。康僧會為我國佛教史上最負盛名的神僧之一，好學博覽，通曉天文、讖緯之學，尤嫻經律。吳天紀四年（280）秋，圓寂於天禧寺。孫吳赤鳥（238-251）中，康僧會至吳國首都建業，翻譯佛經，並溈吳大帝孫權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孫權為之設塔並建三寺。三寺者，一為南京保寧寺，一為安徽當塗太平萬壽寺，再為海鹽金粟寺。金粟寺的建造，開創了東南沿海建寺之紀元，距今已近1800年歷史，故歷史悠久，較之公元326年杭州西湖最初出現的寺廟，整整早近100多年，而且也早於四大佛教聖地之普陀山普陀寺。全盛時寺院前後七進，依次為山門、天王殿、古山門、大雄寶殿、法堂、藏經閣、方丈，而左右各種附著建築足有數百幢，排列有序，僧侶上千人，其規模之大，甚為壯觀。
可惜的是，明萬曆中寺即久圮，後來被毀，雖屢建屢毀，屢毀屢建，但至清咸豐年間的太平天國戰爭中，寺中大部分建築被毀。抗日戰爭時期，又遭日寇嚴重破壞，所存房屋無幾，僅明正統十四年（1449）胡濙（禮部尚書）撰寫的《重建金粟廣慧禪寺記》石碑，仍立於金粟亭中。
近十多年來，金粟寺的重建受到中國佛教協會和浙江省有關方面的關注和支持。據報道，2008年11月4日，社會各界人士、各方高僧雲集海鹽金粟寺舊址，參加金粟建寺一千七百六十一週年、賜名「廣慧禪寺」一千週年暨修復奠基祈福的法會，不知其數的善男信女紛至沓來，場面熱烈壯觀。相信不久以後，雄偉的殿堂定當成為這悠久的佛教聖地的景點。而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經紙，則不知國內有無製紙專家據乾隆年仿品再複製，而成今之名紙品耶？
寫金粟寺的專書，以張燕昌《金粟箋說》一卷為最。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金粟寺史料》一套五種，內有《金粟山大藏經及藏經紙》一冊，有興趣者當可參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