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說文解字韻譜》考
從抄配、借校到石印：徐乃昌刊印《說文解字韻譜》考*
董婧宸
摘要：
徐乃昌1925年自來青閣購得元種善堂本《說文解字韻譜》後，擬覆刻出版。徐乃昌請範兆經據《函海》本、李顯本抄補缺葉缺字，又先後擬請黃侃、劉葆儒撰寫校記，惜校記未能完成。最終，徐乃昌以自藏本《韻譜》為主要底本，又借瞿啓甲所藏同版但較為晚印之《韻譜》配補缺葉，於1927年交鴻寶齋石印出版。徐乃昌的書籍出版，在《說文解字韻譜》之後，逐漸從雕版轉向石印。梳理徐乃昌刊印《說文解字韻譜》的前後始末，也有助於推進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滬上古籍出版情況的認識。
關鍵詞：徐乃昌 《說文解字韻譜》 石印 出版
徐乃昌（1869-1943），字積餘，號隨庵、積學齋，雅好金石，留心小學。從早年刊印《積學齋叢書》《許齋叢書》《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到後來出版《徐公文集》《玉台新詠》《南陵先哲遺書》等書，徐乃昌的一生，和書籍出版有著不解之緣，在徐乃昌出版的諸多書籍中，石印本《說文解字韻譜》（以下簡稱《韻譜》）誕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以元延祐三年（1316）種善堂本為底本，是《說文解字韻譜》五卷本的重要傳本，在「中華再造善本」出版前，徐乃昌印本《韻譜》是元種善堂本唯一可靠的影印本，和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中收錄的《說文解字》及《說文解字系傳》前後呼應，有著重要的學術史意義[1]。關於徐乃昌雕版刊印《隨庵叢書》《徐公文集》《玉台新詠》等書的始末，學界已有不少研究[2]；而就徐乃昌石印出版《說文解字韻譜》的背景和前後始末，學界目前的研究不多。筆者嘗試梳理徐乃昌日記、書札等資料，勾稽徐乃昌購藏、鑒定、借校、抄補、刊印《說文解字韻譜》的始末，也由此管窺徐乃昌刊行《韻譜》背後的學術史和出版史意義[3]。
一、徐乃昌藏本《說文解字韻譜》的購入與鑒定
徐乃昌以宗賢之故，對於徐鉉、徐鍇之著作，一直留意刊行，1919年至1923年，徐乃昌委託陶子麟刻成徐鉉《徐公文集》並附《札記》[4]。1925年4月27日，徐乃昌「閱瞿氏書目，有元刻本徐鍇《說文解字五音韻譜》五卷，可備覆刻」，有意以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韻譜》為底本翻刻，而誤將書名題為李燾之《說文解字五音韻譜》。11月29日，徐乃昌自來青閣楊壽祺處購得《說文解字韻譜》。在當日的日記中，有徐乃昌關於該本購藏情況的詳細記錄，並附徐乃昌摘引書志：
至來青閣，取（議價一百二十元，廿六日付一百元，十二月初一日找付廿元）《說文解字韻譜》五卷（半頁七行，行大十字、小二十字。同《天祿琳琅》宋本、《鐵琴銅劍樓》元本）。
《天祿琳琅續目》三（宋本，五卷。兄鉉序，《騎省集》尚有此書後序，未載。末有丙辰菖節種德堂刻，有萬曆乙未張誠父記。）〔匡缺筆，敬、貞、恆不缺。〕
《鐵琴銅劍樓目》（元本，五卷。卷一後有墨圖記二行雲「丙辰菖節/種德堂刊」，當是元祐三年槧，其佳處有正明李顯刻本之誤，後有陸儼山記。）〔檢元刻本，「種善堂」誤作「種德堂」，《天祿琳琅》亦誤。〕
《海源閣目》（鈔本，五卷。佳處同《天祿琳琅》《鐵琴銅劍樓》本。採錄《四庫書目》，證明寒部五字、豪部五字、麻部十字不錯亂。）
《適園書志》（鈔本。一五卷本，每行五字，有毛晉印、稽瑞樓印，鈔本，精。一十卷本，每行五六字不等，康熙陸湛摹，朱臥庵藏。）
《皕宋樓志》十三（元本。半頁七行，行大九字，小字雙行，每行約十八字。按，行款疑誤。前有徐鍇述，後有徐鉉序，陸雲「以潘氏新刻本校之，無一合者」。）
《四庫書目》（五卷，兩江總督採進，為明巡撫李顯刻本。寒部五字、豪部五字、麻部十字前後錯亂，詳《提要》。）〔徐行可有之，丙寅二月假校。〕
馮桂芬刻本（十卷，行款縮摹。莫子偲云：「馮刻影宋鈔本，無新附字，無後序，無羼入菄、䍶等俗字。」馮云：「此本漏許氏正文九十餘字，內六十餘字《函海》本不漏。」又云：「通行者《函海》本，別有四庫館本，據《提要》所指兩條，則行款、字數相同，疑出一本。洎在揚州見之，果然。」○按，馮力言此本勝於《函海》本。）
《函海》本（五卷，乾隆李調元刻。同治《古經解•小學匯函》本用《函海》本，以馮本校。按，行款悉同元本，前有御題詩，丁氏《書志》有之，咸豐辛酉散，先莫雲行款同明李顯刻本。○按，李本誤處《函海》無之，其行款佳處，同《天祿》《鐵琴鐵劍樓》本及《海源閣》本。）〔《小學匯函》本，用《函海》本，以馮桂芬本校。〕
統考此本，確為元刻，同《鐵琴銅劍樓》之本（審其字體），而以卷一末有「丙辰菖節種德堂刊」牌子（此本兩行為妄人剜去）證之。宋本《春秋經傳集解》有牌子，末雲「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是種德堂為宋阮仲猷。〔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有《楊氏家藏方》二十卷宋槧本，楓山秘府藏，末有淳熙乙巳延璽跋。又秘府有元板，序後有「阮仲猷刊於種德堂」。〕《天祿琳琅》列為宋本（《天祿琳琅》末敘出），較《鐵琴銅劍樓目》，當是元祐三年刻本（以丙辰推之）為有據，然細審刻字，其為元刻無疑，或元覆宋也（阮仲猷本《春秋》審其字體，係明覆宋本）。是書傳本甚稀，《天祿琳琅》（宋本）、《四庫總目》（明李顯刻本）所著二本，《鐵琴銅劍樓》元本（咸豐兵燹散失）、《皕宋樓》元本（今歸日本）亦著錄二本（各家藏書志，宋之明本只此四本）。今天府儲藏未知已為奸人竊取，而《鐵琴銅劍樓》本已散失〔丁卯四月四日，借得瞿氏藏元刻本〕，《皕宋樓》本又歸海外，是此本愈可寶貴矣（楊壽祺得此書於杭州書估，價廿四元。杭估因卷一末牌子割去，以為明刻。今壽祺定價一百二十元，如價收之。）
徐乃昌購書，有查檢各家書志的習慣。此日日記中，徐乃昌認為，他自來青閣購得的《說文解字韻譜》，雖然牌記被割去，但當與《天祿琳琅書目續編》著錄的宋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的元本為同本。關於該本的刊刻年代，徐乃昌根據刻風，認為「細審刻字，其為元刻無疑」。同時，徐乃昌也檢得楊氏《楹書隅錄》、張氏《適園藏書志》著錄的抄本，並陸氏《皕宋樓藏書志》著錄的元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的明本，附帶參考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論及清代刊刻的李調元《函海》本、馮桂芬刻本。需要指出的是，徐乃昌日記抄撮相關書目時，有部分訛誤。如《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七著錄《說文解字韻譜》五卷，言「當是元延祐三年槧本也」，徐乃昌誤作「元祐三年」；又《楹書隅錄》卷一著錄《舊鈔本說文解字韻譜》為「十卷」，徐乃昌誤作五卷。徐乃昌1929年2月8日日記「記《說文解字篆韻譜》刻本源流」及後來撰寫的《積學齋讀書記》[5]，基本承襲了此處的書志著錄。其中，海源閣楊氏抄本，1929年日記卷數改作「十卷」，不誤；瞿氏鐵琴銅劍樓元本，1929年日記和《積學齋讀書記》均作「元祐三年」，同誤。
此後，徐乃昌又多次在此日日記天頭，追記了相關《韻譜》的情況：其一，關於天祿琳琅、鐵琴銅劍樓所記「種德堂」本，徐乃昌先補記《經籍訪古志》著錄的種德堂本《楊氏家藏方》；1927年，徐乃昌自瞿啓甲處借得瞿氏藏本後，又補記「丁卯四月四日，借得瞿氏藏元刻本」，訂正此本牌記實為「種善堂」，並記錄了該本的避諱。其二，1926年徐乃昌自徐恕（行可）處借得李顯本、《小學彙函》本後，徐乃昌在李顯本上補記「徐行可有之，丙寅二月假校」，又在《函海》本上補記了自《函海》本而出的《小學彙函》本的底本和校本情況。
根據日記可知，徐乃昌購得的《韻譜》，原書牌記被割去，楊壽祺以二十四元的價格自杭州書估收得，又以一百二十元的定價出售給徐乃昌。不過徐乃昌並未直接取回此書，至1926年2月12日除夕，徐乃昌始「付來青閣書價六元，取回重修元本《說文解字篆韻譜》」。
二、徐乃昌藏本《說文解字韻譜》的抄配與校勘
在購入《韻譜》後，徐乃昌先後購藏和借得了《韻譜》的相關版本和校本，以抄補藏本上的殘損和缺葉，並覓人校勘《韻譜》。
就《說文解字韻譜》版本的蒐集工作而言，徐乃昌先後通過書店購入、友朋借閱的方式，收集了《韻譜》有關的版本和校本。其一，元種善堂本，1926年1月12日，徐乃昌致書瞿啓甲，「詢元刻《說文篆韻譜》今尚存否」，此後，徐乃昌先於11月19日收到瞿啓甲代為影抄的種善堂本《韻譜》牌記，後於1927年5月4日借得原書。其二，明李顯本和清《小學彙函》本，1926年3月9日，徐乃昌致書徐恕，言及刊刻《韻譜》之打算，3月23日收到徐恕「寄來明李顯刻《說文篆韻譜》五冊（陳仲魚藏本），又《小學彙函》本二冊假校」。1927年1月29日，徐乃昌又以一元的價格，在中國書店購得《小學彙函》本《韻譜》。其三，清《函海》本，1925年11月30日，在購入元刻本《韻譜》後的第二天，徐乃昌以二元的價格，在中國書店購得《函海》本《韻譜》。即便是影印《韻譜》工作告竣，徐乃昌仍留意收集《韻譜》相關版本和校本。1928年1月1日，徐乃昌以三元的價格，在中國書店購得劉家禾刻本《說文韻譜校》，此書為王筠校勘《函海》本《韻譜》的專著。1931年2月22日，徐乃昌在中國書店經眼了羅振玉寄售並索價三百元的種善堂本《韻譜》[6]。6月1日，徐乃昌又在中國書店購得和刻本《韻譜》[7]。這些版本，已基本涵括了《韻譜》五卷本的重要版本及清人校勘著作，可見徐乃昌對《韻譜》一書的重視。
就《說文解字韻譜》缺字缺葉的抄補工作而言，1926年3月至4月間，徐乃昌通過蟫隱廬羅振常（子經），請羅振玉妻弟範兆經（緯君）抄補，事見日記：
3月10日，訪羅子經譚，交元刻《說文篆韻譜》，請範緯君補書殘損各字。
3月23日，訪羅子經譚，交李顯刻《說文篆韻譜》卷三，轉付緯君補摹元刻缺葉（午刻，又續交四卷，共五冊。）〔三月取回〕。
4月14日，訪羅子經譚，取回範緯君補鈔元刻《說文解字篆韻譜》及明李顯刻本、《函海》本（擬送五元六角）。
4月16日，訪羅子經，交元刻本《說文韻譜》，請範緯君補書闕字七葉，並找付鈔貲四元（《四靈集》札記補闕約七元○，補寫《說文韻譜》約五元○，兩共作十四元，已先後付訖）。
3月9日，徐乃昌致書徐恕並商借《韻譜》，故3月10日徐乃昌請範兆經抄補時，當僅有與種善堂本行款基本一致的《函海》本《韻譜》。至3月23日，收到徐恕寄來的李顯本《韻譜》之後，徐乃昌先將卷三之冊交範兆經補摹缺葉，後又將五冊全部交予範兆經，至4月16日將抄資付清。
在徐乃昌購入和借得的《說文解字韻譜》中，徐乃昌、瞿啓甲分別藏有的元種善堂本，和徐恕舊藏明李顯本《韻譜》，是徐乃昌刊印《韻譜》時最為重要的三個版本。徐乃昌舊藏本《說文解字韻譜》，後經沈氏研易樓遞藏，今藏台北「故宮」（贈善003448-003452），五冊，書前有冒廣生戊辰（1928）年題詩一葉，褚德彝題簽一葉，書中鈐徐乃昌「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徐乃昌讀」「積學齋徐乃昌藏書」等印。其中，卷首徐鉉序之3葉、卷二葉三四b之半葉、卷三下葉三三b末2行之半葉，卷三下葉三四至葉三七之4葉，今以石印之葉配補。其中，卷首及卷三的七葉整葉缺葉，當即徐乃昌日記中所記之「請範緯君補書闕字七葉」，最初當為徐乃昌請範兆經據《函海》本和李顯本抄補，徐乃昌借得瞿啓甲本石印後，又以石印的零葉配入（詳下）。另外，徐乃昌藏本《韻譜》中，卷一末葉牌記二行原被割去，今牌記部分以石印配補。又卷三上末葉（版心「廿」）首二行，與卷三下首葉（版心「二十」）後十二行，經人割補後合為一葉，故脫去卷三上「說文解字篆韻譜卷第三（上聲）」一行及卷三下 「說文解字韻譜上聲卷三（下）」「目錄（並見卷上）」 二行。瞿啓甲舊藏本《說文解字韻譜》，今藏國圖（善03785），五冊，卷末有明陸深嘉靖十一年（1532）、陳錫端道光五年（1825）跋文，鈐陸鑨「陸印鑨」及瞿氏「鐵琴銅劍樓」等印。書中缺葉共10葉，其中卷一葉二九、葉三二至三五及卷五葉三二至三五共9葉，為陸深抄補，又卷三上葉廿缺1葉，未抄補。從刷印看，存世的種善堂本《韻譜》共五部，天祿琳琅舊藏（國圖12356）最早，羅振玉舊藏（台圖00924）和趙宧光舊藏（北大SB/8301）稍早，徐乃昌藏本稍後，而瞿氏藏本最晚，裂版、漫漶和缺葉亦多。徐恕舊藏本《說文解字韻譜》，今藏湖北省圖書館（經九/20），五冊，鈐陳鱣「仲魚圖象」、陳寶晉「陳守吾文房印」、徐恕「徐恕讀過」及徐乃昌「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等印。卷首有李顯《重刊篆韻序》，缺徐鉉《說文解字篆韻譜序》。
就《說文解字韻譜》的校勘工作而言，1926年3月9日，徐乃昌日記載，「行可擬校《宋元科舉三錄》，覆以用明本、元本付刻，中有誤字，已略改正，從黃顧刻宋本例也。擬《說文篆韻譜》元刻本覆刻，請作校記」，提及擬依黃丕烈、顧廣圻刻書之例，照底本翻刻，並另外撰寫札記。3月24日覆書徐恕，又提及「將來請黃季剛校訂」，即擬通過徐恕之介紹，請時在武漢且長於《說文》的黃侃（季剛）校勘《韻譜》。不過，這一計劃，或因黃侃此年北上，而並未付諸實施。7月，徐乃昌另請時在上海的劉葆儒（次羽）校勘《韻譜》，事見日記：
1926年7月13日，以明本《說文篆韻譜》，請劉次羽校《函海》本。
1927年1月12日，收回劉次羽校明本《說文篆韻譜》，又《函海》本（次羽僅校至卷二第十葉，亦草率也）。
劉葆儒為劉師培堂侄，自1923年起幫助徐乃昌校勘《南陵縣誌》《宋元科舉三錄》。在校勘《韻譜》時，劉葆儒仍在校辦《南陵縣誌》，故半年之中劉葆儒僅校至卷二，遂告中輟。值是之故，徐乃昌刊印《韻譜》時，未能依《徐公文集》《玉台新詠》《宋元科舉三錄》等書之例，附入校記。
三、徐乃昌印本《說文解字韻譜》的出版始末
（一）徐乃昌印本《韻譜》的底本、承印、篆簽、內封、印價和印數
徐乃昌刊印《韻譜》時，為了配補底本缺葉，借得了瞿啓甲（良士）的種善堂本《韻譜》。徐乃昌早年即與瞿氏鐵琴銅劍樓有合作，1916年徐乃昌刊刻《隨庵叢書續編》，翻刻宋元舊本書籍，其中有多種底本系借自瞿氏鐵琴銅劍樓。1925年，瞿啓甲因避兵至滬，「盡載所藏善本至滬」（徐乃昌《永嘉四靈詩跋》），是年4月7日，徐乃昌「拜瞿良士譚（住愛文義路一百四十號）」，為徐乃昌在滬上首次拜見瞿氏。4月27日，徐乃昌翻閱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見著錄有《韻譜》後，即有「借以覆刻」之願。1925年底，徐乃昌另外自楊壽祺處購入了元刻本《說文解字韻譜》，但因其中有殘損和缺葉，徐乃昌遂於1926年1月12日致書瞿啓甲，詢及《韻譜》是否尚存。當年11月19日，徐乃昌因收到瞿啓甲代為影抄的《韻譜》牌記而覆書答謝[8]。1927年，徐乃昌前往拜訪瞿啓甲，獲睹《說文解字韻譜》，旋即經宗舜年（子戴）轉交，借得瞿啓甲所藏《韻譜》：
4月26日，訪瞿良士譚……觀所藏《說文解字韻譜》，前有徐鉉序，行書（余藏本缺），卷一末牌子（種善堂，《天祿琳琅》及《鐵琴銅劍樓善》均作德，誤，余藏本缺）。
5月2日，訪宗子戴譚，同訪瞿良士，未值。
5月4日，宗子戴來，留借良士元刻《篆韻譜》。
收到瞿氏藏本《韻譜》後，徐乃昌旋即按冊交付印製：
5月11日，至鴻寶印書局，交元本《說文篆韻譜》序三葉、卷一末葉二葉，共五葉影印〔十四日收回〕。
5月14日，至鴻寶書局，交《說文篆韻譜》卷一共卅七葉付印。
5月18日，至鴻寶齋，交元本《說文篆韻譜》卷二共卅四葉，又瞿本五葉，共卅九葉付印。
5月24日，至鴻寶齋，交《說文篆韻譜》卷三計卅八葉。
5月29日，至鴻寶書局，交《說文篆韻譜》卷三計三十八葉（又瞿本六葉），卷四三十五葉。
徐乃昌日記中，個別卷葉記述有誤，如5月29日日記，將卷四誤記作「卷三」，卷五誤記作「卷四」。
徐乃昌出版《說文解字韻譜》時，承印機構為鴻寶齋書局。在徐乃昌日記中，也有「鴻寶齋」「鴻寶書局」「鴻寶印書局」等稱呼。鴻寶齋書局成立於清光緒十三年（1887），是一家開設在上海，並以石印書籍的印刷出版為主業的印刷機構[9]。在承印《韻譜》之前，徐乃昌曾委託鴻寶齋影印《金剛經》及《永嘉四靈詩》[10]。從徐乃昌後來又將元本《韻譜》交來青閣裝訂看，鴻寶齋書局印製《韻譜》時，當是將原書裝訂拆去，按葉製版並印製。
徐乃昌印本《說文解字韻譜》的篆簽，由張金鑒（祝秋）題寫。徐乃昌出版的書籍，從早年的《隨庵叢書》《隨庵叢書續編》到後來的《徐公文集》，多於各卷卷末附篆書題署，著明刊刻底本、刊刻年月等內容。今徐乃昌印本《韻譜》卷二、卷三、卷五末葉的末行，有署丙寅（1926）年的篆書「大歲在柔兆攝提格南陵徐乃昌景印元種善堂本」，字形相同，當即徐乃昌1926年4月14日日記中提及的《韻譜》篆簽一事。《韻譜》篆簽署1926年，早於實際印制的1927年，殆與張金鑒題寫篆簽較早有關。此外，徐乃昌參與出版的書籍中，張金鑒還題寫了《宋元科舉三錄》《永嘉四靈詩》的篆簽，及《南陵縣誌》《一亭考古雜記》的內封。
徐乃昌印本《說文解字韻譜》的內封，由褚德彝（禮堂）題寫。徐乃昌日記記載，1927年6月10日，徐乃昌「訪褚禮堂譚，請題《說文解字韻譜》書衣」，6月13日「褚禮堂已將《說文解字韻譜》書衣題來」。今徐乃昌藏本和印本《韻譜》內封，由褚德彝題寫，篆書「說文解字均普五卷」，楷書署「南陵徐氏藏園種善堂本，褚德彝」，下鈐褚德彝「松窗」朱方。徐乃昌日記中，也有請沈曾植題寫《徐公文集》、羅振玉題寫《玉台新詠》、陳寶琛題寫《宋元科舉三錄》、陳三立題寫《永嘉四靈集》、趙時棢題寫《朱淑真集》書衣的記載，其中「書衣」均指內封。
在完成印製後，徐乃昌日記中，亦有關於《韻譜》印價和印數的記載。1927年7月7日，「至鴻寶齋，先付《說文韻譜》《斷腸集》印價一百元」。至7月19日，「結算鴻寶齋印《說文韻譜》（四十六石）、《朱淑真集注》（二十石），每石一元八角，共壹百十八元八角，除付壹百元，找十八元八角清訖」。徐乃昌印本《說文解字韻譜》正文共182葉，外有內封1葉，共用46石，則石印時大約4葉拼為一石，印價為每石一元八角（紙費及裝訂另計）。1929年2月8日，徐乃昌在日記中「記《說文解字篆韻譜》刻本源流」，言「丙寅春余為影印二百部」，則徐乃昌影印《韻譜》時，共印二百部。
（二）徐乃昌印本《韻譜》的石印拼配與拼接
石印為影印技術的一種，相較於珂羅版，石印的印製成本較為低廉，同時也較為容易拼配、描潤，如商務印書館出版「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叢書，即採用石印，各書間有描潤。結合徐乃昌、瞿啓甲舊藏本《韻譜》，比對徐乃昌石印本《韻譜》，可以還原出《韻譜》在印制過程中的拼接與「製造」情況。
《韻譜》卷首為徐鉉《說文解字韻譜序》，共3葉。此三葉徐乃昌藏本原缺，徐乃昌印本的底本為瞿啓甲藏本，並保留了瞿啓甲藏本「陸印鑨」「鐵琴銅劍樓」二印。
《韻譜》卷一共36葉，徐乃昌印本葉三六b牌記部分以瞿啓甲藏本配補，其餘底本皆為徐乃昌藏本。如徐乃昌藏本葉一、葉二下方有殘損，據李顯本抄補，抄補部分字風承襲李顯本的硬朗風格，與種善堂本圓潤流利的風格不同。徐乃昌印本此2葉，即以經過抄補的徐乃昌藏本為底本，未取瞿啓甲藏本配補。卷一葉三六b，徐乃昌藏本牌記割去，影印時，殆因瞿啓甲藏本漫漶，僅牌記部分據瞿啓甲藏本，並對牌記周圍的欄線稍作塗描，其餘整葉仍以較為早印的徐乃昌藏本影印。由此可知，5月11日日記中的「卷一末二葉」，當指徐氏和瞿啓甲藏本《韻譜》卷一葉三六各一葉，在影印時拼版為一葉。《韻譜》卷二共34葉，徐乃昌印本葉三四b，徐乃昌藏本原缺，影印時以瞿啓甲藏本配補並加篆簽，其餘底本皆為徐乃昌藏本。《韻譜》卷三，種善堂本分作卷三上和卷三下，其中卷三上共20葉，末葉版心作「廿」；卷三下共18葉，首葉版心作「二十」，與卷三上之頁碼重出葉二十，以下頁碼則接排。徐乃昌印本中，卷三下自葉三三末二行「黝部」至卷末葉三七，共四葉又二行的部分，系徐乃昌藏本缺，影印時以瞿啓甲藏本配補並在末葉加篆簽。另外，徐乃昌藏本《韻譜》卷三上末葉與卷三下首葉有割補，而瞿啓甲藏本《韻譜》卷三上末葉缺葉，無從配補，故徐乃昌印本此葉，依經過割補的徐氏藏本影印。《韻譜》卷四共37葉，其中葉三七b末行之「說文解字篆韻譜卷第四」字，徐乃昌藏本有墨筆抄補，影印時此行取瞿啓甲藏本配補，其餘底本皆為徐乃昌藏本。《韻譜》卷五共35葉，其中葉三五b末行之「說文解字篆韻譜卷第五」，徐乃昌藏本、瞿啓甲藏本同為抄補。徐乃昌印本此行，從徐乃昌藏本卷四末葉末行移入有墨筆抄補的「說文解字篆韻譜卷」八字，又從徐乃昌藏本卷五首葉首行移入「第五」二字，並在末行加篆簽。
徐乃昌藏本卷五末葉 徐乃昌印本卷五末葉
（三）徐乃昌歸還借本與《韻譜》的贈送寄售
1927年5月29日，徐乃昌在鴻寶齋完成《說文解字韻譜》正文部分的印制工作，6月13日徐乃昌收到褚德彝題寫的內封，《韻譜》全書的印制工作完成，大約在此後不久。
1927年6月12日，徐乃昌先將種善堂本《韻譜》歸還給瞿啓甲，並附寄了瞿啓甲藏本缺葉的石印零葉八葉：
良士先生大人有道：
前承假印尊藏《說文韻譜》五冊，今已印竣，敬以奉繳，尊處所缺八葉，並為附印，藉供瀏覽。敬請大安。弟徐乃昌頓首。[11]
瞿啓甲藏本中，實有九葉為陸深抄補。次日，徐乃昌又致書瞿啓甲，「聞為公附印《說文韻譜》尚缺一葉，是否卷一第二十九葉？」[12]6月19日，徐乃昌「寄補印《說文韻譜》卷一第廿九葉」。
徐乃昌歸還徐恕之書，則分為兩次。1927年7月4日，徐乃昌致書徐恕，「寄贈新印《說文韻譜》」並「繳還粵刻《說文韻譜》二冊」，且雲「明李顯刻《說文韻譜》及藏鏡搨本，俟妥便送上」，即先寄贈新印《韻譜》並歸還了《小學匯函》本《韻譜》。1928年2月13日，徐乃昌又致書徐恕，「寄還前借明刻《說文篆韻譜》五冊」。
在完成《韻譜》印制後，徐乃昌亦陸續贈出《說文解字韻譜》。7月4日、7月5日，徐乃昌將《韻譜》印本分別贈予褚德彝、陳乃乾。《韻譜》大規模的贈書，則在7月30日之後，其中既包括劉承幹、劉體乾、丁福保、胡樸安等藏書家和學人，也包括羅振常、金興祥、楊壽祺等書店主，以及東方圖書館等藏書機構[13]。另外，7月10日和9月1日的日記中，也有徐乃昌和王富晉交流，托富晉書社代售《韻譜》的記載。不過，徐乃昌日記中贈送和寄售石印本《說文解字韻譜》的記錄，共有二十餘次，而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刻成的《徐公文集》《玉台新詠》，日記中贈送和寄售的記錄，則各有上百次。徐乃昌石印本的贈送和寄售，明顯少於雕版印本，這當與傳統藏書家偏愛雕版有關。
（四）徐乃昌藏本《韻譜》的裝池與題詩
徐乃昌完成《說文解字韻譜》的印制工作後，即請來青閣重新裝池種善堂本。1927年6月22日日記，「以元板《說文篆韻譜》付來青閣裝訂」，7月5日，「至來青閣，取回裝訂元刻《說文篆韻譜》五冊」。據徐乃昌日記記載，徐乃昌1926年曾請範兆經抄補缺葉7葉，並獲贈了瞿啓甲影寫的牌記，而今徐乃昌藏本中，未見整葉抄補，牌記及7整葉和2半葉，系以石印的零葉配補。其中，卷二卷二葉三四b，徐乃昌藏本與徐乃昌印本《韻譜》雖同以瞿本為底本石印補入，但稍有不同：徐乃昌藏本末行鈐有徐乃昌「積學齋徐乃昌藏書」之印，徐乃昌印本末行則在印制時增入篆簽。徐乃昌先據別本抄補，後借得同版石印以配補藏本的例子，亦見於徐乃昌藏本《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台圖10685）。徐乃昌先於1925年3月7日，借商務印書館之何彥升舊藏《朱淑真集》以補抄缺葉，1927年6月，徐乃昌又借得蔣祖詒藏本和商務印書館藏本，以自藏本《朱淑真集》為主要底本，交鴻寶齋書局石印。今徐乃昌藏本《朱淑真集》中，未見抄補之葉，而以石印本的零葉配補缺葉。這些例子均表明，徐乃昌更加珍視依原樣印制的石印本，並在石印出版時，加印零葉以補配原書。
1928年10月31日，徐乃昌又請避居滬上的冒廣生（鶴亭）為《說文解字韻譜》及《新注朱淑真斷腸詩集》二書題詩， 至11月19日，收到冒廣生題詩。今徐乃昌藏本書前，有冒廣生題詩一葉：
刊經西蜀毋昭裔，識字南唐大小徐。差便將軍聯競病，不愁宰相誤犇麤。典型尚見陽冰法，聲韻能求叔重書。二李鐘馮無此玅，英光寶氣夜充閭。
積餘年丈出視元槧《說文解字韻譜》屬題卷後，即請大教。戊辰九月如皋冒廣生。
下鈐冒廣生「㝌齋」朱方印。從重新裝池、配補缺葉到請友人題詩，可見徐乃昌對此本的珍視。
四、從雕版到石印：徐乃昌石印《說文解字韻譜》之後
徐乃昌印本《說文解字韻譜》篆簽署1926年，實際出版於1927年，是繼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靜嘉堂藏宋本《說文解字》、烏程張氏藏述古堂抄本《說文解字系傳》之後，又一部《說文》學重要書籍的影印本。考察徐乃昌本《韻譜》的刊刻始末可知，1925年，徐乃昌翻閱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即擬翻刻《韻譜》。此年，徐乃昌另自來青閣購得脫去序言、牌記並有缺葉的元種善堂本《韻譜》，徐氏準確判斷出該本為元刻本，復自徐恕處借得李顯本《韻譜》等書，又購入《函海》本、《小學匯函》本等清刻本《韻譜》。同時，徐乃昌請範兆經抄補缺字缺葉，另請劉葆儒校勘《韻譜》，惜校記工作，因劉葆儒另外承擔《南陵縣誌》的校勘工作而無暇顧及。1927年，徐乃昌以自藏的《韻譜》為主要底本，以瞿氏所藏種善堂本《韻譜》配補缺葉，交鴻寶齋石印出版《韻譜》。書中內封和篆簽題寫，分別由褚德彝和張金鑒完成。由於徐氏藏本刷印早於瞿氏藏本，故徐乃昌影印時，僅缺葉和牌記部分以瞿氏藏本配補，整體基本依底本面貌，僅個別卷末有石印的「移花接木」。石印本刊印後，徐乃昌據石印零葉補入缺葉並重新裝池，又另請冒廣生題詩，冠於書前。
就出版理念而言，徐乃昌在初獲《韻譜》時，即擬翻印並附校記，這也承襲了徐乃昌一直以來仿刻宋元舊本並附刻校記的出版理念。早在1908年繆荃孫為徐乃昌刻《隨庵叢書》撰序時，即言徐氏刻書，「字畫行款一仍其舊，宋元面目開卷即是，前人題跋收藏圖書無不影摹，訂訛釋舛，另刻札記，不敢徑改本書，亦墨守澗薲校勘舊例」[14]。在出版《韻譜》前，徐乃昌雕版刻印的《隨庵叢書》《隨庵叢書續編》《徐公文集》《玉台新詠》《宋元科舉三錄》《永嘉四靈詩》，多依宋元刻本或影宋元抄本影刻，並請繆荃孫、陳乃乾、劉葆儒等人代撰校記，附於書後。在出版《韻譜》時，徐乃昌曾擬請黃侃、劉葆儒撰寫校記，可惜最終未能完成。
就印刷技術而言，徐乃昌最初提及《說文解字韻譜》的出版計劃，皆用「覆刻」，而實際則未採用影刻，轉而採用石印，這與徐乃昌對木刻和石印不同用途的認識有關。1926年1月1日黃立猷（毅侯）致書徐乃昌，「商匯編金石書，用石印木刻」，徐乃昌在日記中記下了他的答覆：
1月6日，覆黃毅侯書。詢匯印金石書用木刻、影印何者為宜，答傳世能久自宜木刻，若金文、古籀、石文別字，又宜石印。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徐乃昌曾委託姜文卿刻《閨秀詞鈔續補遺》，陶子麟刻《徐公文集》《玉台新詠》《永嘉四靈詩》《宋元科舉三錄》，新昌美術館珂羅版影印《法華經》，大東印書局鉛字排印《南陵縣誌》，鴻寶齋石印出版《金剛經》《說文解字韻譜》等書。可以說，徐乃昌是一位和雕版、珂羅版、鉛印、石印等不同的印刷技術都打過交道，也積極謀劃書籍出版的藏書家和出版人。日記表明，徐乃昌認為雕版「傳世能久」，而石印則更適宜出版金石古籀類的書籍。《韻譜》以石印出版，也當和這一考慮有關。事實上，1927年姜文卿去世，1928年陶子麟去世，徐乃昌的書籍出版，主要都轉向了石印——在1927年相繼印成《韻譜》《朱淑真集》之後，他親自或介紹友朋，與鴻寶齋合作，石印出版了《一亭考古雜記》《小檀欒室鏡影》《南陵先哲遺書》；又委託鴻寶齋代印《周愨慎集》《江蘇金石志》《閨範》《金剛經》《心經》《阿彌陀經》《冥報錄》《金剛經塔》等書。在這一系列出版合作中，《說文解字韻譜》的出版，無疑是徐乃昌從雕版轉向石印出版的關鍵一環。徐乃昌採用石印出版，又和當時在上海以珂羅版影印碑帖的有正書局及以石印影印善本的商務印書館相互呼應。1928年商務印書館擬印「續古逸叢書」和「四部叢刊二編」時，也曾和徐氏溝通，盡可能避免古籍影印的重復出版[15]。今天，梳理徐乃昌刊印《說文解字韻譜》的前後始末，對認識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善本古籍的影印出版情況，仍不失借鑒意義。
注釋：
* 本文系北京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優秀青年創新團隊項目「基於數字人文的《說文》學跨學科研究」（1233300008）的研究成果之一。本文寫作中，得到了董岑仕、南江濤、樊長遠等友人的幫助，並得到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藏書機構的協助，謹致謝忱。
[1]南唐時期，徐鍇參考《切韻》，摘錄《說文解字》篆文和注釋，纂成按韻排列、注釋簡略的《說文解字韻譜》。傳世的《說文解字韻譜》，有十卷本和五卷本之別，其中，五卷本的代表，有元種善堂本、明李顯本、清李調元《函海》本（及其翻刻本）和自種善堂本而出的日本慶長活字本（及其翻刻本）。十卷本的代表，為清馮桂芬刻本。
[2]參常愷銘：《〈隨庵徐氏叢書〉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李弘毅：《關於徐鉉文集所涉及到的宋本問題》，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6屆年會論文集，2005年；傅剛：《〈玉台新詠〉趙氏覆宋本的刻印》，《文獻》2013年第4期；南江濤：《徐乃昌影刻〈玉台新詠〉考》，《文獻》2020年第4期。
[3]徐乃昌日記稿本今藏西南大學圖書館，影印本收入徐乃昌：《徐乃昌日記》，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整理本收入徐乃昌著，南江濤整理：《徐乃昌日記》，鳳凰出版社2020年版。本文所引日記，徑據公曆時間，以圓括號表示原文為雙行小注，以六角括號表示原文為後來追記，或在天頭，或在夾注。整理本中有個別文字和斷句疏失，引用時徑據影印本校改，以下不再逐一說明。
[4]徐乃昌刻《徐公文集》，署「歲在屠維協洽南陵徐乃昌景宋明州刻本重雕」，即己未（1919），然據徐乃昌日記，1920年7月23日致書陶子麟，「收《徐公文集》板片」，11月20日「印新刻《徐公文集》今日開印」，知正文的書版雕成和刷印在1920年。又《徐公文集》所附札記，為1922年至1923年間徐乃昌、陳乃乾商議完成，1923年3月7日致書陶子麟，「寄《玉台新詠札記》《徐公文集校記》寫樣」，8月14日致書陶子麟，「收到《玉台新詠》板片，寄《徐公文集補遺》第二葉刻樣，商重刻。」札記刊竣在1923年。
[5]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濤整理：《積學齋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4頁。
[6]此條見1929年2月8日徐乃昌日記天頭補記。
[7]參徐乃昌撰，柳向春、南江濤整理：《積學齋藏書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頁。
[8]參《徐乃昌致瞿啓甲（一）》，收入裘陳江整理：《徐乃昌往來書札摭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頁。
[9]參許靜波：《鴻寶齋書局與上海近代石印書籍出版》，《新聞大學》2012年第3期。
[10]徐乃昌委託鴻寶齋石印翁方綱書《金剛經》，見徐乃昌1924年7月3日、7月18日、8月30日日記；徐乃昌委託鴻寶齋石印瞿啓甲之《永嘉四靈詩》抄本，僅印二十部，系為校勘《永嘉四靈詩》，見徐乃昌1925年4月24日日記。
[11]《徐乃昌致瞿啓甲（二）》，收入裘陳江整理：《徐乃昌往來書札摭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頁。
[12]《徐乃昌致瞿啓甲（五）》，收入裘陳江整理：《徐乃昌往來書札摭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6頁。札署「十四日」，即農歷五月十四日（1927年6月13日）。
[13]徐乃昌1931年2月1日日記，「商務印書館於二十二日為日寇用炸彈焚毀，今日又為日浪人縱火，將東方圖書館毀盡。」至1934年3月24日日記，「昨贈東方圖書館二十三種，今接復興委員會來書致謝」，日記載贈書書目：「《宋元科舉三錄》《永嘉四靈詩》《江蘇金石志》《讀史記十表》《闡義》《一亭考古雜記》《聖學宗傳》《說文篆韻譜》《朱淑真斷腸集注》，以上連史。」案，此本今藏國圖（字131.5/515.1），書前貼有粘貼，鋼筆書「徐積餘先生惠贈」，蒙國家圖書館樊長遠先生賜告，凡此種貼簽之書，為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舊藏，後轉歸國家圖書館。
[14]繆荃孫光緒三十四年（1908）撰《隨庵叢書序》，收入《隨庵叢書卷首》，清光緒刻本。
[15]見徐乃昌1928年2月28日、3月8日、3月10日日記。